管季超网读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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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男，当代实力派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中华工尚时报》工作多年，现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


邱华栋，父母系支边青年。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少年时期在新疆度过。1988年被保送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并被分配至北京工作，现为《中华工商时报》文艺部主任助理。
邱华栋


　　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就已经开始了文学活动，担任了所在中学“蓝星”文学社的社长。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中学生文学》上，后一发不可收。高中毕业时已经发表了10万字的小说，并因出版小说集《别了，十七岁》而被免试保送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高校期间担任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珞珈”诗社社长，并担任《大学生学刊》(铅印)主编，在武汉地区多次主办武汉各高校诗人参加的“珞珈”诗会，并出版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和诗集《从火到水》。三次获得武汉大学“纪念闻一多文学奖”和两次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研成果创作”一等奖。

　　大学毕业以后，继续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93年以来，勤勉写作，迄今已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刺客行》等4部，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黑暗河流上的闪光》等11部，诗集《岩石与花朵》、随笔集《私人笔记本》、《城市漫步》等7部，合计300余万字。此外，还发表了30万字的新闻作品，获过《中华工商时报》“时报人敬业奖”，还发表了有关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建筑、电影的评论和对话20余万字。被誉为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代表作家之一，和“活跃的实力派作家”之一。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德、韩等多种文字。获过《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等期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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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学的误解　　文学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非得批判现实，不批判现实就不是文学。
　　文学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或许是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有误。
　　文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邱华栋说：“文学的形式很多，它可以是投枪匕首，批判社会，也可以是表现社会、记录社会，有的作品是单纯的记录，而不评论，有的是建立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与现实有关，但不完全表达现实。文学功能也不一，有的教化人心，有的提高审美，有的则是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我十几岁读小说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书里可以写我身边的生活，这可能也是我最初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文学不一定非得批判现实生活，某种意义上，它也会有超脱现实的一面，邱华栋说：“社会上发生一件事，立刻就记录下来，或者加以评价，那不是文学，是新闻，是评论。所以，不是文学的功能在丧失，有时是记者、媒体的功能在丧失。”
　　文学在靠近世界
　　中国文学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好作家，放在世界范围内同比，也并不差。
　　略萨的作品最早进入中国时，也是世界文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代。而今天，有评论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主流创作联系最紧密，三十年后，这种联系已经日趋疏远，远远落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后面了。最先进的创作理念、创作方式不再被人们所关心。
　　邱华栋则认为恰恰相反，他说：“国外新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速度显然要比过去更快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翻译的，大多是‘一战’‘二战’前后的作品，九十年代翻译的大约是六十年代的作品，到现在已经逐渐同步了。有观念的变化，也有技术的原因，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国文学进来，当下引进的外版书越来越多；一个是中国文学出去的方面，比如王安忆和苏童获得布克奖的提名，这说明中国文学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的好作家，放在世界范围内同比，也并不差。”（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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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来访引起的思考：邱华栋谈文学的“没落”

【时间： 2011年06月21日 】【来源： 北京晨报 】【作者： 周怀宗 】【编辑： 蒙卫芝 】

邱华栋：当代实力派作家。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现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略萨此次来中国，在引起文学的关注之外，有评论认为这更像一场追星，里面有了商业的影子。 　　三十年前，略萨进入中国，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那时候，略萨还不是诺奖的获得者，人们喜欢他是因为文学。 　　三十年后，略萨得了诺奖，再一次来到中国，中国的媒体、年轻的读者们为之欢呼，但是有批评者发现，人们追捧略萨，已经不仅仅是为文学，更像追星，里面有了商业影子。 　　略萨还能再一次影响年轻人吗？ 　　作家邱华栋说：“是否商业无关紧要，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仍旧会喜欢略萨的作品，略萨的理想是让秘鲁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我们有同样的追求，为什么不会喜欢呢？” 　　人比文学先没落 　　在我看来文学从没没落，说没落的人，可能是他们自己先没落了。 　　这个时代，有人说文学没落了，也有人说文学成了商业的附庸，在邱华栋看来，这全不对，他说：“说文学没落的人，可能他自己已经没落了。” 　　在今天，每年出版两三千部长篇小说，其中总有十来部是值得看的，很多年轻的作者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作协有上万名作家在创作，文学网站上无数作品供人阅读。邱华栋说：“如果说今天没落了，那几时不没落呢？民国时代，鲁迅、沈从文、郁达夫他们的书，一部就印几百册，今天知名作家的书，怎么也得印个上万册吧。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觉得那个时代是繁荣的，我却不这么认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文学之外的因素，算不上是真繁荣。” 　　邱华栋是作家，也是文学工作者，因为工作关系，能够接触到大量优秀的作品，他说：“我觉得当下优秀的长篇越来越多，光我们杂志一年发表的优秀作品就有七八部，这只是一本杂志。文学没落更多是一种媒体语言，这与媒体的规律有关。当然，也存在一些作者，长期写作但成绩不好，他们或许会觉得文学没落了。” 　　商业不等于堕落 　　西方的作家一直有巡回宣传的惯例，这很正常，不能说略萨被商业化了。 　　最近，略萨来到中国，引起诸多媒体和读者的追捧。这是略萨第二次来中国，较之前不同的是，这次他在作家这个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身份——诺奖获得者，同时这次略萨在引起文学关注之外，有评论认为这更像一场追星。 　　邱华栋说：“略萨来中国首先是很好的事情，世界上还在世的诺奖作者有十几位，略萨则是中国读者很熟悉的一位，略萨本人也表示过喜欢中国，因此，近距离地接触这样一位世界级的，而且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很好，也很难得。” 　　略萨曾经影响过无数中国人，但是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还会对年轻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人们追捧略萨究竟是追星还是因为文学的魅力？ 　　邱华栋说：“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依旧会喜欢他的作品的，略萨的理想是在秘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也有同样的追求，为什么不会喜欢呢？一代一代的人在成长，但同样在追求公平正义。” 　　诺奖每年都有，然而像略萨这样在得奖之前就被中国读者熟悉的作者并不多，更多的是得奖之后才被人们熟知，这也是其被批评为商业化的原因，邱华栋说：“人是势利动物，其实全世界都如此，非独中国，这就要求作家本身要自信，也要求评论家要努力发现和挖掘好的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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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印象- 邱华栋

• 　　邱华栋
  
  　　1993年，我受一家杂志的委托，去采访刘心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此前，我已经读过了他发表的大量作品，深受其影响，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作为一个大学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记者，去采访他的。他的家在安定门外护城河边的一幢塔楼里。进门之后，我看到客厅不大，但是屋子里盆栽植物生机盎然，三只大花猫在跳上跳下地警觉地观察我。我记得那次采访很成功，因为我对他的作品耳熟能详，所以，我们聊得很愉快。第一次的印象里面，刘心武非常和蔼可亲，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观点犀利但又待人宽厚。
  
  　　那个时候我20多岁，在一家报社工作，精力旺盛，白天写新闻，晚上写小说，一年能够发表20多篇小说。一年后的某一天，他出其不意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很多文学杂志上那个和我同名的写小说的，是不是我？我告诉他就是我。他很高兴，说，他正给华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城市斑马丛书”，希望我把那些小说编辑整理好给他，可以出一本小说集，就放到丛书里。他还告诉我，这套丛书还有朱文一本，张小波一本，都是第一次出版的小说集。并且，他主动说，你的小说集的序言，我来写！
  
  　　我很高兴，确实有受宠若惊之感，也非常激动，于是赶紧整理好了一本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交给了他和出版社。我18岁的时候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可是，毕竟那是少年写作，不值一提。而这本书，才是我迈上文坛真正意义的第一本书。可以说我迈上文坛，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刘心武的“第一推动”。
  
  　　从此，我们就经常联系了。10年间，我们还作了多次对话，对当下的文学和文化问题，对城市建筑和规划发表了看法。过去，我听一些作家说，他的脾气有些怪，可是，10多年的交往，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脾气古怪过。而且，他属于那种一旦接受了你，和你成了好朋友，关系就一直很好，很不容易改变的人。
  
  　　记得刘心武曾经给我讲过，十多年前的一天，他读到王小波的一些作品，非常喜欢，就想尽办法找到了王小波，请他吃饭聊天，写评论文章。本人也记得曾在刘先生组织的聚会上与王小波两次见面。都是刘老师做东，谈天说地，大家聊到很多与文学、文化有关的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席间，王小波有些话说得非常尖锐且很有意思。大家喝了不少酒，王小波很能喝酒，每当他轻微地醉了的时候，脸红红的，说了很多有趣的话。深夜，我们散场走出去，他曾问王小波，“你做自由撰稿人，稿费不够养活自己怎么办？”王小波笑了，说：“我还有个大货的车本，我当货运司机肯定没有问题！”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在电话里，刘老师和我叙谈起他，叹息和惋惜了很长时间。
  
  　　刘心武总是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非常关注。我还记得，在王朔的小说遭到各种批评的时候，他能够写文章支持王朔，对王朔大为赞赏。我记得还有一年，作家协会开大会，他听说王朔、余华这些人既不是会员也不参加那个大会，就对我说，“一个作家代表大会，连王朔和余华都不参加，还叫什么作家代表大会！”
  
  　　作家王刚也是一个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前些时候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刘心武很喜欢，立即撰写了书评，还请王刚一起吃饭聊天。后来我见到王刚，他给我说起来这件事情，忽然就有些哽咽了。王刚是一个新疆出生的刚强汉子，他一直很少和文坛人士来往，因此，当一个前辈作家十分真诚地、充满了激情和喜悦地欣赏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推荐他的作品，从来都觉得自己是边缘化的王刚，当然会很感动，我很理解他的哽咽。
  
  　　一晃1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月，我们一些年轻的作家借着给他过生日的由头，喝了好几次酒，每一次场面都非常热闹，也非常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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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sina.com.cn/p/book/v/author/authorana/2010-09-03/103961133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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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的六十个城市生活样本

2011-11-04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9月推出的新书《来自生活的威胁》、《可供消费的人生》收录了作家邱华栋的60余篇“社区人”系列短篇小说。在这个系列中，邱华栋锁住了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的人，描写了发生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居住的社区人的系列故事。 60个片断和短章，给读者描绘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社区人生活的真相以及他们的感情和精神困境。近日，邱华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他是如何将社区人生活的系列剧，一出出地、没有重复地表演给人看。 剥开城市生活的外衣 1988年，已有少年作家之称的邱华栋因出版了小说集《别了，十七岁》而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北京。 一开始，他就为北京这座巨型城市的外在所震动。不过，后来他发现，无论高楼大厦多么现代，无论一个人怎么修饰自己伪装自己，如果剥开了他们生活的外衣，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事，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于是，他从初开始关注城市地理学，转到关注城市病理学，研究城市人的病态、隐疾与暗伤。2000年，邱华栋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社区人”主题小说系列。“写这个系列的小说，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出来，这是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但却因不断地遭到各种挫折而无所适从。” 中产阶层人群的情感痛点 邱华栋的系列小说反映了中产阶层人群的家庭问题和情感痛点：有单亲母亲面对自己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女儿的慌乱；有网络爱情的悲惨结局；有令人羡慕的成功夫妻之间生活的阴暗面；有心理学家逼疯了自己的舞蹈演员妻子；有飞行员和蛙人的完满爱情；有艺术家和他的马的生死离别；有弱智儿童的纯洁短暂的生命…… 有评论家说，邱华栋提示我们，中国的中产阶层文化并不消极，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最佳表征，但这种文化不应该忘掉中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和自我反思的紧迫性。邱华栋坦言，“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在逐步的扩大和成型中。美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用了五十年，我们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本报记者 卢欢 “社区人”就是广义的中产阶层 锐读：据您的观察，“社区人”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概念？与我们常说的“新兴中产阶层”是何关系？ 邱华栋：2000年之后，一个个新社区出现在北京，开始取代过去的大院和胡同的那种居住格局。大院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方式，工作、居住，生老病死都是在一个大院里面完成的。最近十多年，新老北京人大都搬到了各类新社区去居住了。很多社区的居民成分非常复杂，根据地产的价格，分成了富人社区（以高级公寓和郊区别墅为主）、中产阶层（管理比较好的公寓，比如亚运村的一些公寓楼和望京地区的公寓楼，还有一些郊外低密度住宅，TOWNHOUSR等），以及一些新的市民阶层居住的社区，如回龙观和天通苑安置了旧城改造迁出来的市民，形成了新的普通社区。社区人就是广义的中产阶层，于是，新的中产阶层社区文化就此开始形成。 锐读：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去描述这样的人群？他们的群体认同感是怎样的？主要靠什么来互动交流？ 邱华栋：在今天的城市中，中产阶层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结构。同时，作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稳固的、逐渐扩大的群体，中产阶层一般有着丰厚的收入，受过很好的教育，大都有房有车，有进取心，他们的生活品位和生活乐趣也逐渐地趋同，是城市中消费和引领时尚的主体。他们往往选择环境和人文气氛都比较好的社区居住，这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社区文化。但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比较脆弱，比如眼下的通货膨胀，受影响的除了贫民，就是中产阶层了。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准下降了，有些忐忑和惴惴。中产阶层主要是通过一些社区活动、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来互相交流的。 人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远大于消费性 锐读：“来自生活的威胁”中的“威胁”具体讲来是何意？这个说法是在强调现代生活赋予社区人、中产阶层的一切考验，以及它对人的异化么？ 邱华栋：生活中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类似达摩克里斯剑那样悬在我们的头顶。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无常和突然的灾祸临头，是很容易发生的：破产、失去亲人、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各类意外事故和各类无法预测的灾祸，说不定哪天就是灭顶之灾。对于在生活中奋斗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很害怕自己努力奋斗得到的东西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不光是人的异化，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威压，是从心理到生理的综合的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可能的。 锐读：城市的存在、发展以及城市人的生活与现在这个消费时代关系密切。可以说，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彻底由“生产”转向了“消费”。“可供消费的人生”又透露着您什么样的观点？ 邱华栋：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消费的过程。人的生命正在被商品代码化，商业社会使一切都具有了价格，人的生命在投入社会中的时候，就具有了消费性，这是今天这个商业社会的特性。我对人的消费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人之所以为人，是人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要远大于人的消费特征。但现代社会里人的指向被过于强烈地导引到消费的符号化里，这是可悲的、必须要批判的现象。我的小说起那么一个题目，就是为了提示我们今天的处境。 锐读：在您笔下，社区人是流动的，有些人春风得意，不断买别墅；有些人事业走下坡路，最后两手空空离开了社区；还有的顿悟后去西藏追求清净的生活。在安排他们的命运变化和出路时，您对于有些人物会带着怜悯之心么？ 邱华栋：我过去不大信命运，现在，我觉得人的财富、寿命、成功、机会、考验，都是有定数的。我观察周围的人，无论你怎么努力，定数还是在约束着你。最后，一个人总是按照某个他那基因般的命运在生活和变化。现在，大都市已经有着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人的碎片化和无序的命运纠葛，常常让我惊叹。因此，我再也不对有些人的厄运而幸灾乐祸了，我总是抱着悲悯之心看待别人，因为，人人都不容易。 小说都是我周围人的生活表现 锐读：20多年来，您一直在写作以都市为背景、以中产阶层为描述对象的小说系列。这种写作多大程度上是依据您的生活经验的？ 邱华栋：观察、经验和想象是写作的三大法宝。很多小说的确都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生活的观察。比如，小说《流水席》的完成，就得益于一个叫黄柯的朋友。据说，他是经历了一次车祸而生存下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关照。后来，他就在北京望京自己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流水席——整天接待朋友和朋友带来的任何人吃饭，成了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他家白吃白喝的地方。某年过年，十多天里，他招待了三千人。我就去过好多次，曾经建议老黄把来过的各种艺术家按照门类，组织他们以流水席为题材创作不同门类的作品，一定好玩。我还答应自己也写一篇，于是，这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当时是怎么遭遇车祸的，因此，那篇小说就完全是我本人的虚构和想象了。 再比如《威胁总来自黑夜》的写作，来自于两个触发点，一个是在我家附近，去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有警察抓那些建筑工地上看黄片的民工，结果，几个民工逃跑的时候，掉到粪池里淹死了几个。这使我想到了民工的性生活压抑问题。还有就是一天晚上，在机场附近我乘坐的班车坏了，冒雨步行穿越一片黑暗的空地时，一个黑影企图抢劫我，被我给打跑了。于是，我就写了《威胁总来自黑夜》，主要就是涉及到了现在贫富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别的小说，还涉及到代孕、婚姻危机、未婚先孕、师生恋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周围人的生活表现。 锐读：那么，作为城市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者”，您近年来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邱华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的道德瓦解、崩溃和最后如何重建起来的这个景象。这个过程正在痛苦而漫长地发展着。你看我们今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中国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冷漠和缺乏信任，可是，我想，物极必反，我们民族的道德，一定会触底反弹的。 城市于王朔是“内脏”，于我是“外在空间” 锐读：在好些篇小说里，爱情是主题。社区人虽然物质丰裕，但在爱情方面几乎都有痛点和隐疾。您对社区人爱情生活的态度是悲观还是乐观的？ 邱华栋：我想我还是乐观的，感情是金钱买不来的。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是需要时间来逐步建设的，爱情更是如此，金钱的力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但是爱情这东西，是很难被金钱腐蚀的——虽然相反的例子也很多，但我确信，人的情感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氧气一样帮助我们艰难存活在世界上的宝贵东西。谁拥有了爱情、亲情和友情，请一定珍惜。 锐读：您对说您是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代言人的评价怎么看？ 邱华栋：王朔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对于当代城市文学来说，是开山者。有评论家说，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我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我觉得肯定是这样。不过我们有区别：王朔生长于北京，他天然就是一个城市公民，我则从湖北到北京，城市一开始对我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像我，实则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城市，追问、质疑、拥抱、逃离。王朔对城市的书写，就是对他自己的大院经验和记忆的书写。城市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空间，城市就是他的内脏，就是他贴身的服装。而对于我来说，城市永远是一个外在场所，一个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的“他者”和异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使得我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也使我成为全力书写城市的作家。 锐读：您看重国内外哪些擅写城市题材的作家，可否对其特色给予评价？ 邱华栋：美国很多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索尔·贝娄、菲里普·罗斯、唐·德里罗、保罗·奥斯特、巴塞尔姆，我都很喜欢。这些作家都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杰出的、出身于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作家，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批判和分析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作家的榜样。我自己当编辑，看到百分之七十的稿子，依旧是农村题材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大作家更是农民。 本报记者 卢欢 简介》》》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南阳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文化部主任助理、《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助理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教授》、《中国屏风》（系列长篇小说）等十部，另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发表，创作六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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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出发
邱华栋
来源：文艺报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基本上是写农村生活的，即便偶尔有人涉猎都市生活，也不过是写进了城的农民而已。这个发现的潜在意思是说，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城市现代化和都市精神；农业生活和小农意识仍是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随着近年网络的发达，以及女性文学和小资文学的盛行，中国的都市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作家所摹写。这些人的作品几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面貌：青春叙事、情欲主题、半自传性质。它们吸引读者的基本策略是性、反叛和另类生活，所谓“堕落并快乐着”。很显然，这一切只有在大都市里进行，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和充分的卖点。
　　相比于这种激越和狂野，我算最早自觉成为都市文学写作者之一。我遵循着人性追问的原则，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夸张地使用大量的都市符号(酒吧、商厦、网聊、吸毒、性开放等等)，来突出人物言行的乖张和另类——这样的作品如同蝴蝶的一声尖叫，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别人，他(她)是生活在都市最前沿的。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更具有一种具体而实在的效果。
　　我的新作“社区人系列”之《来自生活的威胁》《可供消费的人生》，一共收录了我最近十年里写下的60个短篇小说。我笔下的人物不一定生活在都市时尚的前沿，他们更多的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都市中，经历着都市里的一切现实，当然，也会面临一般人所经常面临的快乐和不安、希望和绝望。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有着更为诚实的面貌。我的这个系列的小说不少都取材于新闻。我觉得，新闻结束的地方，恰恰是文学出发的地方。因为，新闻关心的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而文学则要直指人心，描绘事件带给人内心的长久影响。比如，你可以从这部小说集中看到不少新闻的影子：清华一个研究生泼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被学生杀死、某大学女教授被劫杀、某著名女主持大闹老公男主持新闻发布会、网络第一声优案、代孕生意事件、“借种”导致的法律问题案件等等，这些新闻都涉及到了眼下中产阶层的道德的困境和问题，涉及到价值观的解体和重建。从新闻到文学，我的这个系列的不少小说，提供了一种巧妙的孕育和转化的现成文本。
　　我的这个“社区人系列”以60个短章，描绘了北京中产阶层的感情和精神困境，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时代性的困境。而婚姻的现实则是这本小说着力探讨的重点。我笔下的人物似乎都忘记了蒙田的著名警告：“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他们不切实际并胡思乱想。问题正是出在这里：为什么爱情一旦走向具体实在的生活，马上就会显露出它脆弱而不堪一击的面貌？难道爱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不能付诸现实？人经过了漫长的苦熬、受难之后积攒起来的宝贵瞬间，是平庸生活中残存的欢乐的痕迹，因而，也就显得格外弥足珍贵。我想通过重聚这些欢乐、希望和信心的碎片，来抵抗生存的寒冷、孤独和溃败对人物内心的侵蚀，以期把人物从沉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所以，小说中总是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我在十年的时间里，写作这个“社区人系列”，采取了相对简洁的手法，叙述艺术的纯粹和精到是我的追求，因此，具有很强的形式感。我师从于几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的技法，比如约翰·厄普代克、约翰·契佛，这两个作家的短篇小说的加法和减法做得非常好，骨架和血肉在他们的小说中比例适当。不像才华逊色的雷蒙德·卡佛，减法做得过于生硬，因此显得小气和没有血肉。短篇小说的控制力是我着迷的，不多也不少是我追求的目标。看这60篇短篇小说，我感觉有三分之一达到了我的目标。
　　我用了60个断片，构成了小说橘瓣式的结构。可能看上去过于碎片化，而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说：“碎片是我信赖的惟一形式。”谁都能听得出来，这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今天，我也在“社区人系列”中小心翼翼地收集生活和人性中温暖的碎片，来缓解浮躁、喧嚣的生活，并为个人艰难的生存去寻找新的空间和可能性。(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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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北京的显性和隐性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04/01/29    soho小报

作者：邱华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988年被免试保送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并分配至北京工作，现为《中华工商时报》文艺部编辑，中国作协会员。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诗集《从火到水》、《岩石与花朵》，随笔集《 城市的面具》、《私人笔记本》等二十余部、三百余万字作品，作品多次获奖，并被译为英，日，德文，是较有影响的90年代“新生代”作家群代表作家之一，也是如今活跃的实力派青年作家之一。　　确实，作为北京的缩影，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简直就是两重天地。 　　北京的生活有没有两重天地？当然有了，比如说沿着三元桥，向首都机场方向去的道路两边，就有着两重的生活。 　　在三元桥向东北方向延伸的道路两边，右边分布着亮马河国际商务区以及燕莎附近的第三使馆区，左边是西坝河一带的第四使馆区和望京地区。现在这个区域，已经被称为是“上东区”了——我们的房地产商人真是特别会炒做概念。 　　确实，这个地区，是仅次于国贸中心和现代城那边的中央商务区的国际化地区。正在这样的地方，北京生活中的两重天地，表现得特别明显。 　　比如，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亮马河地区，也是北京国贸桥一带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使使馆区可以一直延伸到三里屯和建国门一带。这里还有一些空地上，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 　　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有真正美女如云的天上人间娱乐城，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骛。至少有50000个左右的德国人在这一片地方生活，有专门给德国人提供食品的纯粹德式的面包房和香肠店，如果你不会说德语，可能人家都不和你做生意。而从三元桥到望京的扇面地区，已经居住了3万左右的韩国人了。在望京地区，朝鲜语已经成了第一外语，韩国学校、店美发店到处都是，显示了北京的国际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在北京长期定居--他们今后也是北京人了。 　　和这些显形的国际化生活相比，在同一个地区，还有另外的一种生活。在这个地区，“野鸡”、乞丐、卖花女、贩夫走卒成群地出没着。比如，外地的站街女郎来了，一定会在这里先落脚。这里一度被称为“停鸡坪”，虽然警察经常扫荡，但是她们仍旧在打游击战。我曾经采访过从东北来的几对男女，他们就租住在这个光鲜地区夹缝中的一些平房里，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女人站街挣钱，男人或者男友，就当“鸡头”。有时候，男人因为这样吃软，会心理变态、歇斯底里，把自己的女人暴揍一顿。我还看见了一个卖红薯的，被好几个城管人员围起来，把他的烤红薯的烤炉车子给掀翻，把杆秤给扔到亮马河里面去。然后把人抓到车上带走——后来我们才知道还有一个收容站，正在等待着这些人的填空。很多贩夫走卒之流，也像是一种衍生物一样，在这个地区找饭吃。别人吃肉，他们喝汤。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从来都不会聚焦于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处于一种隐性状态下。像办假证件、倒黑市外汇的、卖盗版光盘的、卖假文物瓷器的等等，我们谁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有时候，你在这里还能碰见一些外国子，假装和你换人民币，然后偷梁换柱转眼之间，就弄走了你的人民币。 　　而亮马河经过了一次河底的清淤治理，水质好了两年，但是最近又变成了长绿毛的河流了。确实，作为北京的缩影，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简直就是两重天地。除了下层的贩夫走卒、站街女郎和办假证件的等等。还有一种常态的生活，就是居于中间层的市民阶层。更多的市民在出入中档的京源商场和佳亿时尚广场，出入各种副食菜市场，也在忙忙碌碌地生活着。 　　我觉得三元桥及其延伸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郎以及中级市民，到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两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这两个甚至是多个层面之间都是不互相沟通和流动的，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共存共荣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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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 写作是一项神秘的职业

邱华栋 男，1969年生于新疆。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目前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　　著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教授》《单筒望远镜》等多部；中短篇小说140多篇，诗歌700多首，小说集《黑暗河流上的闪光》《都市新人类》《把我捆住》散文集《绝色咯纳斯�� 邱华栋： 写作是一项神秘的职业 三十岁以后，他开始以研究者的姿态，把社会看作一个课题，而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门技艺。他觉得一个中国文化人应该本能地喜欢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登上大舞台了，没有真材实料不能服人。   到后来，写作成了一门技艺   两年前，邱华栋在《青年文学》当主编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他是一个随和有趣的人，对一切未知的，新鲜的事物保持着极高的热情。我读过邱华栋的不少小说，在中国作家中，他是不多的几位能让我喜欢的作家。   邱华栋与生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喜欢出入各种各样的场所，接触各种类型的人。他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这个阶段喜欢听摇滚乐、蹦迪，高兴了还去领舞、领唱。不过现在的他胖了，八十多公斤，蹦不动了。   三十岁是一个告别，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邱华栋说：“追寻、迷茫，想要点什么东西，但是找来找去，不知道在哪里，却还在努力地追寻着。三十岁以前，我的作品主要写年轻人所处的境况。”   他的长篇小说《白昼的躁动》写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一些流浪艺术家在北京的生活。早期的长篇《夜晚的诺言》，他十九岁写的小说《夏天的禁忌》，都是写自我的成长。   “成长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之一，作家一开始写作最容易的就是先内视自我生命的成长，还有周围的环境。”邱华栋说，“有时候视角是自己的，但故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写过很多流浪艺术家，实际上感情还是他们的，我跟他们一起生活、成长，我看到他们在折腾，仿佛寄托了我所有的梦想，但实际上故事已经不是我的了。”   邱华栋的小说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书写，但是在形式上，写了大量具有现代意识、后现代意识的小说，比如他的《时装人》、《蜘蛛人》等等。他受最近一百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眼下的无国界作家的影响，已经无法用十分传统的手法来写作了。因此，他会在结构上变化每一部作品，使之具有某种新鲜的东西，也使他自己保持写作的热情和兴趣。在写作技巧上，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文体，受到很多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意识流、结构现实主义，还有一些后现代的拼贴手法，基本上呈现了他的写作才能。他觉得形式也是有意义的内容，如果连形式都不先进，没有什么想法，小说就缺少看头。   三十岁以后，他开始以研究者的姿态，把社会看作一个课题，而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门技艺。他形容自己是个技艺精巧的木匠，说自己现在每写个东西，都觉得仿佛像一个工匠在打磨一个东西。这和一开始写作时的那种自发、喷泄的状态不一样了，现在写作时自觉多了，整天琢磨，确定怎么写，找什么样的语调，越来越谨慎。   在中国，他是读书最多的作家   邱华栋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的变化，符号化的这种写作，特别敏感，各种各样的符号都进入了他的作品。他喜欢逛博物馆、纪念馆，喜欢参加拍卖会、逛古玩市场，喜欢书法、绘画，收藏线装书籍，一切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东西，他都喜欢。他觉得一个中国文化人应该本能地喜欢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各种表现样式。   今天我们生活在信息化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每天和信息密切相关，报纸、杂志、书、网络、电视。每天被信息包围着，大量的信息都消化不了。但对于邱华栋来说，似乎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他接收的信息量极其巨大，很多朋友都很佩服他。包括电影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看了两三千部电影，还写过一部关于电影的书《影响世界电影的一百个人》。邱华栋博览群书，就连写过《我叫刘跃进》、《一地鸡毛》等作品的作家刘震云也说他是自己阅读上的指导老师，也可以说，称他为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一点也不过分。   在谈到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时，邱华栋说：“法国当代作家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他说，我生下来家里就很富有，有大古堡，根本不用考虑物质的事情，所以我写新小说；今天年轻的法国作家，整天想着如何在巴黎市中心买一套房子，不用再租房子，因此不得不写畅销的东西；托尔斯泰有巨大的庄园，他整天想着把钱分给老百姓；巴尔扎克很穷，整天就是为了还债写作，狄更斯也是；美国有几个当代作家，托马斯·品钦，他是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作家，他们家族是发明各种枪支的，钱很多，他也写得非常好；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中部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一开始也没有什么钱，开辆破车，然后靠写作为生，越写越好。如果你是大师，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能成为大师。写作是一项神秘的职业，光靠努力是不行的。一个作家，天赋肯定得有，那就是你语言的敏感，想象力的敏感，但是你后天必须要努力。”   邱华栋说自己写了二十多年，出了几十本书，以后能被提到一、两部就可以了，其它的都是阶段性的副产品——这也是一个铺垫，为了更好的东西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哪一部会更好，只能不断地写。语感只有在不断地写的过程中才能保持。 “马原隔了好长时间不写，再一写就找不着感觉了。余华也有这个危险。必须保持和时代的语言与想象合拍的语感与节奏，才能持久。”邱华栋说，“因为读了很多，尤其是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看到人家今天达到这样的水平了，而我能不能也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这是我所关注的。你看莫言的很多书在国外就卖得很好，有四十多个译本。像余华也已经进入国际出版市场了，只要写好就行。除了有人文精神，关于民族的一些片段性的东西，如心灵的、精神性的、世俗生活的描绘，写得好就会出版。”   在世界，没有真材实料不能服人   一个作家能否走得更远些，要看他的功底和学养，光有聪明不够。对于中国青年作家来讲，文化对接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邱华栋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登上世界的大舞台了，没有真材实料不能服人。   现在翻译的速度很快，当代作家，无论在出版市场，写作水平和文化底蕴上，都要和世界上其他语种的当代作家短兵相接。邱华栋说：“20年前我们要补课，读西方大师的觉得距离大师很远，可是现在那些西方著名的当代作家就在眼前，我们不得不正面应对。中国作家的资源是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生活，如今无论读者还是作家的视野都要更加开阔才行。”   2007年，邱华栋一次推出“中国屏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和《骑飞鱼的人》。很快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和国外汉学家的兴趣。写这个系列，他说自己是为了开拓写作资源。在对都市生活的多年关注和写作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历史，投向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的活动，和他们对剧烈变化中的中国的记录。从更加宏大的历史维度上看，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百多年了。写作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处理小说的想象和真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对他的启发很大。这样的小说写作带给他一种很新鲜的体验，那就是进入历史的现场，进行生命和历史场面相遇的体验。   “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   “我觉得还是跟时代发生密切关系的、有想象力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读诗吗？”   “几乎每天都阅读诗歌，是为了保持语言的鲜活。”   “在我看来，你算得上是对中国文学有贡献的作家了，你怎么评价今天的中国作家？”   “在小说上有贡献的作家很多，比如莫言、刘震云等，这样的作家还有十几个。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是很幸福的，中国当代的现实是极其丰富的，就看你个人的才能了，看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视野，有没有才能去处理和消化这个丰富的现实。此外，我们的历史也是多么的丰富啊，确实要求你有丰富的人类文学知识和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判断力，还需要你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   ■本报见习记者 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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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评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创作孟繁华

对被称为“新生代”一代作家的邱华栋的最初了解，并不是他的小说创作，而是他与刘心武发表在《上海文学》1995年8期上的一篇对话，这篇对话的部分文字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议论，在某种程度上，这段文字表达了刘心武对邱华栋小说的看法以及邱华栋和他的小说人物对物欲都市的部分期待，他们的这段对话如下：“刘心武：像你的作品表现一种对现实非常难能可贵的认同，同时又有一种青年人对在当前剧烈变革社会中的焦虑感，你的焦虑是因为城市中有那么多汽车、大饭店、别墅、豪华场所，而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拥有或没有全部拥有。邱华栋：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就不好说了。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对这段对话我除了听到私下的一些议论外，也读到了余开伟先生的批评文字，他认为：“这是一段坦率得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悲的内心独白，真实反映了崇尚世俗化的晚生代作家及其支持者典型的心理状态。”余开伟的批评应该说是相当尖锐的。

起初，我对刘心武和邱华栋的对话颇不以为然，在这个时代，危言耸听和自以为是比比皆是，人们不过是率性表达想法而已。而这个时代又充分提供了这种表达的可能，但对它的可靠性持有必要的警惕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诗人王家新家里的小型聚会上，我认识了年轻的邱华栋，后来，他送来了他的主要作品，我们有过两次有关当前文学和他个人创作的交谈，当我阅读了他的主要作品之后，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并非僭往。邱华栋对现实并非有“难能可贵的认同”；而邱华栋个人的表述也不完全等同于他的小说。

邱华栋的小说写的基本是都市青年，或者是栖居北京的外省青年群体，小说人物的这一身份定位，使邱华栋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北京传统和当下的地域小说，他没有承传老舍，也没有延续王朔，而是以自己独特的人物和方式表达着他对北京当下部分生活的感受和看法。这不仅使作为小说作家的邱华栋有了明确的个性特征，也使我们有机会在他的叙事中领略了北京另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当下生活，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对这种生活既兴致盎然又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对充满物欲的都市，既想占有自己的份额，又想保持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份向往，既有“青春赌明天”的自信，又有一试身手后的失望与感伤，这种“既／又”的矛盾，便构成了邱华栋小说的内在紧张和张力，从而也使他的小说在一个层面上生动地传达了这个大变动时代边缘青年的欲望与心态。

邱华栋的小说大多以“我”作为叙事者，他以全知的叙事方式讲述着他的北京边缘青年的故事，这些青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时代的变迁也使北京和人们对北京的认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邱华栋笔下的主角们作为后来者，已失去了父兄们的冲动与庄重，拥挤的北京对这些外省青年也早已熟视无睹，他们既不可能占据重要位置从而真正进入北京的生活，同时他们又不甘心命运的随意安排，听凭自己被悬置于喧嚣的时代大潮之外，然而他们又一时无力改变自己艰难的生存和压抑的精神处境，于是这些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便首先以感伤的情调怀念和重寻校园的理想主义。《环境戏剧人》中，作者深情地写出了他的怀念：“我和我的伙伴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母校，前几年我们从这里离开，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不太爱怀旧，但一看到那幢爬满了爬山虎的，诞生了无数个明星的宿舍楼，我们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他们诅咒讨厌城市，在《城市中的马群》中，叙事者愤然地说：

城市是什么？城市是一个盲目自信的大胖子。城市永远都糊里糊涂而且睡眼惺忪。城市就象是一块肿瘤一样地膨胀着，可是他们包括我为什么都要冲到这该死的城市中消失呢？

年轻人在城市中迷失了自己，“生活在这座乱烘烘的城市里，他没有一天感到过幸福。”于是，他要回到自己的“马群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主人公乘着夏力车寻找着他的“马群”，旧梦在后，而他驱车向前，他掠过城市的许多经典场景，与各式城市人不期而遇，诚实的汽车司机、年轻的妓女、上访的乡村妇女、摇滚青年以及退休的政治家，马群的寻找者虽然找到了他的“马群”，然而，他们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马，他们都怀着各种疯狂的想法。”然后上路了。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不可能在城市寻找到他校园的理想和浪漫，于是，他也陡然变成了一匹城市的“骏马”。在《所有的骏马》中，一个被命名为林格的喜欢夸夸其谈的青年，说出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他说，巴尔扎克时代与现代的中国有某种相似性，其中有一个叫拉斯蒂涅的人物，他原来什么也不是，后来他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下，终于爬到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地位，乔可，咱们要向他学习，在北京那样该死的可怕的地方站住脚。”这几乎成了邱华栋小说中北京外省青年的行动宣言。在一个没有理想的物欲都市，年轻人在校园培育起来的脆弱而浪漫的想象，几乎不战自溃。为了生存也为了欲望，他们迅速地调整了思维和方向，其目标简洁而明确，这就是《环境戏剧人》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分层的时期，我必须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我想这是我和许多年轻人的想法。可每一次出入大饭店，我心中总是有更强烈的失落感，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一件东西会真正属于我。”于是，在邱华栋的小说中，迅速出现了各种平面人，《公关人》、《时装人》、《钟表人》、《别墅推销员》等作品中的人物，即表达了邱华栋对他所熟知的青年迈向目标的行动。物质占有欲成了最强烈的支配力量。如果邱华栋对这种行动仅仅作了合理性的辩护亦或仅仅作了中性的表达，那么，邱华栋所表达的意向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然而，正如前所述，这只是他表意策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邱华栋对缺乏必要节制的物质占有欲的反省与批判。或者说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拯救，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当满足了物质欲望的同时，却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矛盾与悖论，被生活无情地证实。

应该承认，都市青年的生存处境，使他们无可避免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自身窘迫的经济地位，同时也来自家庭与社会的精神歧视和刺激。这是那些身怀校园理想主义的青年成为城市平面人重要的外部原因。《别墅推销员》中的沈方，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妻子，但他只是一个会花言巧语的穷光蛋，沈方自卑无比，而妻子的话则像剥了他的皮一样让他无地自容：“你真的很无能，和你在一起，连一条澳大利亚纯羊毛围巾都不敢买，你还象个男人吗？”沈方辞去了工作，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别墅推销员，并且最后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当他买了妻子喜欢的满天星鲜花，兴高采烈地告知她的时候，妻子却下落不明不知去向。沈方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妻子。男性的这一压力，在《生活之恶》里同样得到了揭示和表达。尚西林和未婚妻眉宁走在赛特现代化的购物现场，内心感到极其紧张，“他们走过那色彩华美的一个个精品廊时，他的脸色却渐渐暗了下来。”这就是贫困使男人尴尬的经典场面。邱华栋对男性物的占有欲望揭示的背后，同时又隐含了他们对女性的争夺与占有。

与男性比较起来，邱华栋小说中女性对物的占有欲望更为强烈，而她们的占有形式也简单得多，她们只是以自身作为筹码直接换取。因此，这些风月场上周旋的女人们，大都被处理得相当悲惨，这使邱华栋的小说很不女性主义，然而这却与性别歧视无关。《手上的星光》是一篇相当感伤的小说，林薇只身闯荡北京，甚至一文不名连房费都交纳不起，后来她成了红极一时的明星，娱乐圈里的奢华生活使她快乐无比，然而一场官司在转眼之间又使她成了都市的逃亡者。她因与无数个男人有过性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无法再混下去。《环境戏剧人》有极强的戏剧性，简单说来，它就是主人公“我”寻找情人龙天米的故事。它的有趣之处就在于：男人痴情地寻找一个情人，却意外地找出了情人的无数个情人。龙天米最终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它的戏剧性效果进一步强化了龙天米的悲剧人生。那出《回到爱达荷》的。关于追寻理想的戏剧，龙天米终于再也没有机会出演，她将自己葬在了现实生活的戏剧里。而《生活之恶》里的眉宇，为了换取一套住房，竟不惜用与大款睡觉的方式，她拥有了房子，却只能独自空守。这些女人原本并不是这样，但她们的欲望之火一旦越过自尊的最后门栏，便会一泻千里，从而成为巴尔扎克笔下的妓女埃赛尔一样的风流女人。这一点很有意思，不知为什么，邱华栋对笔下的女性毫无怜香惜玉之情，他的小说被谋杀的女性已不止一人。

在叙事策略上，邱华栋对神秘的气氛似乎情有独钟。我发现，他经常设置悬念，经常在情节弱如游丝时突然柳暗花明。但是，作者显然不是故弄玄虚，无论是《环境戏剧人》中神秘消失的龙天米，还是《直销人》中直销人对个人生活空间旁若无人的强行介入，事实上它所隐含的恰恰是个人对生活无力把握的茫然感，那神秘的气息宿命般的让人在劫难逃。另一方面，它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让人在水落石出的过程中体验刺激和快感。直销人任意闯入个人生活空间的行为，虽然不免夸张，但它却更深刻地表达了物的强权统治，表达了人在这一统治面前的脆弱与无力。因此，邱华栋的小说在表达都市边缘青年面对物欲诱惑深感迷乱的同时，更表达了他对这一迷乱的批判与反省。他多次提到过“平面人”及其相关概念：

在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面的。——《城市中的马群》

我发现我正在沦为平面人，没有深度的人。——《所有的骏马》

你看这座城市，它已越来越使人在欲望之海中变成平面人。——《环境戏剧人》

我本人也已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人，假设人。——《公关人》

单面人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批判意识，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再也没有否定原则，商品体现出了他们全部的幸福意识，他们“最流行的需求”，就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所以马尔库塞指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对个人开放的选择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和单面人作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认为，一种虚假的需求支配了人的意识，是它把民众束缚起来，人变成了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本质和自主性。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也走进了顺从主义的轨道，对现在秩序的无条件认同，就是它的文化价值的表达。我固执地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后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揭示于我们说来，是极具启示意味的。

无可怀疑，邱华栋显然深受这一批判理论的影响，他对物欲都市的警觉几乎随处可见，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物关系及命运的处理上，同时也体现在他时时不可抑制的议论中，我们时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段落：

这个城市叫我们经历了太多，也叫我们付出了很多。生活中有一种迅速流变和沉闷的东西毁坏着我们年轻的心。有些东西，是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之外并无法去把握的。比如这个轮盘城市转动的节奏。我们对很多东西已失去了兴趣。生活变得简单了，也更麻木了。我甚至都变成了不读书的平面人。——《手上的星光》。

城市已经彻底地改变与毁坏了我们，让我们在城市中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持证人、娼妓，幽闭症病人，杀人犯，窥视狂，嗜恋金钱者，自恋的人和在路上的人。我们进入都市就回不去故乡。——《环境戏剧人》

在批判意识日渐稀薄，远离当下成为时尚的文学处境中，邱华栋确实体出了年轻一代的勇武和良知，体现了一个作家坚持的勇气。他也不免焦虑与迷乱，但他更焦虑的则是如下的表达：那是“一种文学的侏儒行为”，是不见了的对“终极的叩问与言说”，“是文化通奸，是复印与波普写作，是信息拼贴与文化垃圾意义上的话语覆盖。”是“争取成为中国后现代派的文学鼻祖。”邱华栋的这一理论表达，更证实了他批判意志的不可换取。

当然，也勿庸讳言，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同样存在着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在具体的写作技艺上，他明显地存在着理念大于形象的问题，这在他“人”字系列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被述对象的平面行为，而难以看到他们内心的矛盾、犹疑，或哪怕是短暂的自我搏斗，这种单一的叙事方式也使小说缺乏多样和变化，而当作者的感受难以被准确地艺术化处理时，他也只能选择议论的形式，而这恰恰进一步恶化了小说的单调感。同时，由于阅历的限制，使他小说的场景和意象也多有重复，人物原形常有似曾相识之感，即便有了性别变化也不难识别，这些问题显然是邱华栋在今后的创作中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