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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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穆济波（1895——1978）

        早期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四川合江县人。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活跃于中学语文教育界的知名学者。长期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对我国早期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
        在１９２２年新学制确立后的课程标准起草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高中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就是由穆氏拟定的。所谓“必修科国文科”，就是针对高中学生中国文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特为设置的，学制１年，每周授课４小时，占８个学分。《纲要》阐明其内容含２项：甲为文字学，乙为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如此精深的内容，拟订者非有深厚的学养很难胜任此项工作。
       在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早期文、白分编的革新尝试中，穆氏曾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和《高级文言读本》，分别供初中、高中使用。穆氏是主张文言、白话分教的，即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他试编的文、白分编本，就是从教材建设上体现自己主张的实际步骤。
        在东南大学附中，主持了道尔顿制的实验研究。东南大学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廖世承是心理学家、实验教育家，在校力主教育科学实验。因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来华指导，确定的课题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比较研究”。穆氏参与了此课题的研究。实验后初步认定：道尔顿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的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能养成学生初步的“治学方法和能力”；但程度难得一致，学生精神容易涣散，练习考订的机会较少。最终的结论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比较，在国文科，前者并不占优势。
       穆氏在１９２４年发表的《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着重探讨了３个重要问题：第一，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何价值？第二，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第三，国文国语教学的目的何在？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他又专门公布了他在东大附中任教时重新修订的《初高中必修国文课程纲要草案》，作为改革实践的方案。这篇论文，可以认为是代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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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西方文化译介家、博学的文史学家和资深导师；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至1894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1894年入京会试，因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康有为邀集在京18省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要求。1896年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1897年赴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百日维新”时期，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事务并参与机要。1898年底，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在那里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维新改良，译介西方文化。1920年后，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同时兼任南开、东南等几所大学教授。有关国文读写教学的论著（讲演），都发表在这个时期。1929年病逝。其有关国文教学的见解主要如下：        首先是更改学科名称。清末的两个重要的“学堂章程”中，“钦定”（1902）规定为“词章”，“奏定”（1904）规定为“中国文学”。梁氏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湖南女子学堂时，第一次正式改学科名称为“国文”。这一名称，在大陆一直沿用到1949年；在台湾省，则一直沿用至今。        其次是认定国文科设科目的在“育人”。这同他“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学；变法必先变人，变人必先变科举制为学校制”的主张完全一致。这一语文教育观提出后，为后世学科教育研究者悉所遵从。        就国文科的讲读教学而言，梁氏主张三“分”：分期、分类、分组。分期：记述文和论辩文分期讲授，即一学年分两学期，一学期讲记述文，一学期讲论辩文，使之既互不纠缠，又便于循环加深。分类：根据教学需要和文章特点，把古今文章分成三类：一是记述文（记载文），一是论辩文，一是情感文。这是大类，分别再细分出若干小类。学校国文科当以讲读记述文和论辩文为主。分组：主张分组选文，分组编文（教材），分组讲文（教法）。这就是梁氏的三“分”教学体系，即后世“单元教学法”的滥觞。        作文教学要遵循四个原则。一是重在“应用”。“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学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二是要先明“规矩”。梁氏认为师生双方都得明白作文的“规矩”，即作文法。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怎样的结构构成一篇妥当的文章的规矩”；第二个层次是各类不同体裁文章的不同作法，即不同体裁文章的“特殊规矩”。三是作文篇数宁可“少”些，务使每个学生写一篇有一篇的收获。四是要重视取材方法（实际是做学问的方法）的指导，力戒学生凭空瞎想、瞎编。         梁氏有关国文教学的见解，除了分散在政治、哲学、史学、教育、语言学等论著中外，较为集中的则在1922年后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教授法》《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等论文（讲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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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夏丏尊（1886——1946）        著名语文教育家。浙江上虞人。字勉旃，号闷庵；1912年改字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习八股，16岁中秀才，第二年进上海中西学院，18岁入绍兴府学堂。以后，赴日留学，先在宏文书院习读，后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染织工业。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院为日籍教员当翻译，并任舍监，不久担任国文教员。五四运动时，因提倡思想自由而遭旧派攻击。曾去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旋又回上虞，在春晖中学执教。1925年，与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在上海联络胡愈之、叶圣陶等组织立达学会，创办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       1926年后，兼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开明书店《一般》（后改名为《中学生》）杂志主编，编译所所长。1936年创办《新少年》，任杂志社社长。“8·13”战事发生后，夏氏在“孤岛”一边为开明编字典，一边在私立南屏女中任教。1943年曾被日本宪兵部无故拘禁。1946年在贫病忧愤中去世，终年60岁。         夏氏在长沙和浙江执教时，曾自编文章作法讲义，后因同事刘薰宇借去试用并修改，便以二人合编的名义由开明书店于1926年出版。1933年，与叶圣陶合著《文心》，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语文教学中的各种问题。1935年，与叶圣陶合编初中用《国文百八课》，在教材编制方面迈出了革新的步伐。1938年，与叶圣陶再度合作，写出《阅读与写作》和《文章讲话》两部文章学杰作，由开明书店出版。1926年和1930年，夏氏先后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和孟德格查《续爱的教育》，两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全国，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夏氏主编的《中学生》，以“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面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为使命，成为上世纪30年代全国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夏氏认为，语文教学对待文章的阅读和写作，都应尊重文章学的系统。他又是提倡“语感”培养的第一人，把“传染语感于学生”说成是他“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他还主张写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为了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6个“Ｗ”：为什么要做这文（Ｗｈｙ）？在这文中所要叙述的是什么（Ｗｈａｔ）？谁在做这文（Ｗｈｏ）？在什么地方做这文（Ｗｈｅｒｅ）？在什么时候做这文（Ｗｈｅｎ）？怎样做这文（Ｈｏｗ）？真正每做一文都能明确回答这6个“Ｗ”，文风就正了。夏氏在语文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他终身为基础教育事业奋斗和刚正不阿的品格，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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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艾　伟（1890——1955）       现代心理学家、对国文国语教学进行心理实验研究的首创者。字险舟，湖北沙市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21年秋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应邀任国立东南大学心理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1933年又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同年起，受聘为教育部首届“部聘教授”。1934年在南京创办万青试验学校，对优秀儿童进行各种教育心理的实验，成绩卓著。抗日战争期间，专任中央大学师范科研究部主任和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主任，首创教育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创办大型学术刊物《教育心理研究》，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开设心理实验班，对儿童学习汉语和英语的心理进行比较研究。重要论著和译著有《高级统计学》《教育心理》《中学学科心理》以及作为语文心理学研究重要成果的《汉字之心理研究》《阅读心理·汉字问题》《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中学国文教学心理学》等。       艾氏对学科心理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1947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曾说，在中国“关于教育的实验研究并不是没有人在埋头的做……在国外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实验了40年以上；就是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实验达25年。国外所研究的结果可以作我们的参考，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引用，况且许多基本教育的问题是我国的特殊问题，必须我们自己从事实验，而无法可以借鉴的呢！”艾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一生倾注全部心血，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获取符合汉语汉文特点及其教学规律的结论。作为一个长期留学国外的学者，能有这样的卓越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早在1923年，艾氏在华盛顿佐治城大学时就对汉字的形、音、义三大元素与阅读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吾人宜用简体字”的结论。自清末乃至五四，王照、劳乃宣、钱玄同等人早已奔走呼号，倡导汉字的简化；可是用汉字心理研究的成果肯定简化汉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以科学实验为根据提出一系列简化汉字的原则，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当推艾伟为第一人。        对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心理，艾氏曾历时20余年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其成果就记录在《阅读心理·汉语问题》一书中。艾氏认为，小学国语教学的阅读训练，首先要正确认识朗读与默读的功能问题。旧式学塾要求“书声琅琅”，即重视朗读，而艾氏通过实验研究提出要随着年级的递升，逐步加强默读的训练，以便有效地提高学生阅读的速度和阅读理解的程度。对于人们的阅读理解的水平，艾氏认为有三种理解能力事实上反映出三个等级水平：一是过目即理解（习惯和经验的条件都具备）；二是细读始能理解（习惯条件尚未形成）；三是再读三读始能理解（经验条件皆欠缺）。可见，这三种理解能力，实际上都关系到“经验背景”的厚实与否和“联想习惯”的养成与否。这些研究成果，至今还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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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周予同（1898——1981）       现代经史学家和教育家周予同。１９２０年大学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１９２１年后，历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辞海》副主编，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氏早年研究教育学，并运用新的教育理论，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史功底，观察、研究、指导语文教育工作，高屋建瓴，屡有卓见。       一是关于国文课程的设置问题。周氏在１９２２年的《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除了对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制定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中确定的五项学目提出商榷意见外，还亲自为当时的四年制中学草拟了一份国文课程支配表。表中提出的学目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扩充了原有的“文法要略”的内容，使语言基础知识的内涵扩展为现代汉语（“国语法”）、古代汉语（“国文法”）、修辞（“修辞要略”）、应用文法式、论理学（即逻辑学）大意，内部构成因素相对完备。其二是同意胡适重视“读书”的观点，却又婉拒胡适忽视“讲书”的偏颇，认为“讲书”仍有存在的价值，但光 “讲书”而不注重“看书”，弊害也大，所以专门提出了一个名为“阅书质疑”的学目，使“阅读——见疑——质疑——释疑”这一合理的阅读流程得以在学目中落实。１９２２年，中学学制改为“三三制”，并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即所谓“新学制”。这一学制的确立，对中学语文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学习年限由四年延长至六年，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师范科、职业科；在各科内部又要实行选科制，这就势必要求语文课程提高程度，增添学目，以应需要。为此，周氏提出了新的课程设置建议。        二是对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和排列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教材的选材标准，周氏提出了五个“一概不录”，如“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等等。又提出两个“主张入选”：一是“诗歌中如古风及白话诗”；二是“生存人的文章”，即现代人的优秀诗文。至于选文如何列序，周氏说：“排列国文教材的方法，有讨论价值的，只有四种：一，按文体来分类；二，以问题为主纲；三，用程度作标准；四，依时代而逆溯。”对于国语文的排列，周氏主张取第二种方法；对于文言文的排列，他主张取第四种方法，不是按时代先后列序，而是按时代逆溯，即由近及古。这些观点对后世文、白分编教材的编制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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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圣陶（1894——1988）
        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语文教育家。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１９１２年开始在小学任教。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１９２０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３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１９３０年去开明书店任编辑。这期间，他编过《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等期刊，并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指导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文章；同时他还先后在几所中学、大学兼任教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继续为开明书店主持编务，先后编辑出版了《国文杂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国文月刊》和《开明少年》等刊物。１９４５年后，任开明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９年初，应邀辗转自香港抵达北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先任人民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主持全国大、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工作。１９７６年后任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１９８８年因病逝世，终年９４岁。
       叶氏是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开拓者和指导者之一，对祖国汉语文教育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现代语文教育新课程标准的创制者之一。１９２３年实行新学制，同时要制定新学制的各学科课程纲要，叶氏是新学制初中国语课程纲要的拟制者。１９４９年春，新中国成立 前夕，为了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新教材，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责成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中小学各科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叶氏作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率先建议把过去“国文”或“国语”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之后，又亲自起草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具体规定了中学语文科的教学目标和初中、高中两个学段的教学要求。
      其次是亲自编制了多种语文教材，主要有：初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８册，１９３２年版）、高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４册，１９３４年版）、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６册，与顾颉刚合编，１９２４年商务版）、《开明国文讲义》（３册，与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１９３４年开明函授版）、初中用《国文百八课》（６册，与夏丏尊合编，１９３５年开明版）、《初中国文教本》（６册，１９３７年开明版）、《中学精读文选》（与胡翰先同署名，１９４２年桂林文化版）、《新编国文读本·甲种》（６册，与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６年开明版）、《新编国文读本·乙种》（３册，与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７年开明版）、《新编高级国文读本》（６册，与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文言读本》（３册，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等。其中，有全部自撰的小学国语课本；有以写作训练为中心，以单元组合为形式的初中语文课本；也有文、白分编和文、白合编的种种实验课本。
      再次是给中小学生提供了学习语文、学习百科知识、培养良好品质的各种课外读物和各种期刊。其语言，风格淳朴，简明平实，能用极其浅显的语言说出极其深刻的道理，这种“叶氏文风”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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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在图书馆过夜的人

　　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县人，古典文学学者。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修西洋文学，成为吴宓的学生。1926年被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教授的助教。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助教、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潜心研究中国古籍，致力于文史考证。1933年，与冯友兰一起到意大利、法国、英国游学，曾在伦敦博物馆抄录敦煌手卷。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与朱自清等创办了《国文月刊》。1946年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等，主编有《朱自清全集》等。
　　一大早晨，管理员揉着睡眼，和往常一样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门开后，书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对方只淡淡一笑，说：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员也开始认得他了。
　　略谙掌故的人们，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清华双清”。“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已知者不多。
　　然而，如果说有谁能真正与老清华文科共始终，有谁能最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朱自清、闻一多，不是陈寅恪、冯友兰，也不是吴宓、潘光旦，当然更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负文才。大学时期，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聪慧脱颖而出。他那令人惊艳的国文、外文和诗文，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吴宓的器重。毕业后，因着吴宓的引荐，他来到了清华国学院，与陈寅恪对门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纪轻轻的后生，要胜任一代大师的助教，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既要协助陈寅恪教学研究，又要研习东方学，还要辅佐吴宓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务。浦江清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于后来他与冯友兰赴欧游学时，一路与西人谈笑自如；这不曾留洋的小讲师那娴熟的英文法文，令留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自叹弗如。
　　那些年，北院9号的那盏灯，总是与14号的灯光隐然呼应，每每要在凌晨二三点才停歇。这正好就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猫和飞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时照亮的还有灯的主人那特别的成才之路：他初则从吴宓治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习东方学，后又转入王国维所倾力的中国文史研究。几年悠游涵泳后，浦江清功力大进，终于将三巨头的心法集于一身。
　　浦江清虽用功极勤，下笔有神，治学却极谨严，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在12年里，他的论文只有两篇。数量虽少，质量却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特地跑来祝贺。此文开始奠定了浦江清的学界地位。很快，他那“文史并进、博览无涯”的名气，便在学界不胫而走。其实，他不仅国文好、洋文好，而且诗词俱佳，棋牌在行，曲艺精工，甚至数理天文也无所不通。日后，浦江清久经酝酿，又推出了著名长文《词的讲解》。文章一出，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仅此一文，就奠定了他作为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清华双清”这两个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清华三荪”（金龙荪、陈岱孙、叶企孙）相映成趣，各擅胜场。

　1933年春，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案、郑振铎。
　　却说那时清华教师待遇极高，生活清闲，过的是“活神仙”的日子，故极受异性青睐。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国内仅见的日文泰斗，又是浦江清的老师。钱公对浦才华极是欣赏，不时邀其赴宴，好茶好酒款待。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钱氏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写信促成好事，说：“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吴宓对自家情事可谓“浪漫”得到家了，可是对弟子的婚事毫不糊涂，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和当年吴宓一般无二：万事聪敏，单单是在情事上拎不清。气得吴大骂。众人再三催促，浦再四推脱。其实他心里早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的一位才女。可惜浦江清几经追求，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其已有所属，请勿考虑。浦江清听了，沉默了半分钟，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她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后来有一次相亲时，女方只小谈了一会儿，就借故告辞了。理由是对方无长寿之相。不料，没几年，这女士自己却病倒先行了。直到欧游回国后，浦江清才在松江老家结识了一位女子，与之携手。而这时，北国已经烽烟渐起。
　　抗战胜利，联大解体。浦江清这才回到老家。他敲开门后，女儿立即急匆匆地向母亲汇报：“又来了一个姨夫！”原来他离家多年，女儿早已不识这“陌生人”了。这时的浦江清，已然憔悴瘦削，神采尽失，与先前判若两人。
　　浦江清家累已深，身体每况愈下；南方气候养人，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他终于决意留在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不幸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家人反复挽留，他终是拒绝道：“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立即北上，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在那熟悉的北院，他的邻居将有朱自清、刘崇鋐、曹靖华，有吕叔湘、杨业治、王瑶，还有王竹溪、华罗庚、余瑞璜和张青莲等。
　　是时，饱经蹂躏的清华园已经满目疮痍，万物萧条，杂花遍地，野兔横行。秋风徐来，落叶飘零。在金灿灿的落叶中，浦江清带着女儿寂然前行。前边早已有人相迎了。“来，快叫这位朱伯伯！”他说。女儿看到的是一位与父亲一样瘦小的男子。“就是《背影》的作者朱自清朱伯伯吗？”她惊问。“是的，你也知道？”浦江清也吃了一惊。

　　1946年返回清华园后，与友人作“桥戏”。右一为浦江清

　　可惜一年多后，这位《背影》的作者匆匆离去。几十年的刻苦用功，也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渐掏空了。他的课越讲越漂亮，他的学问越做越深湛，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枯瘦。至1957年，浦江清也遽然倒下，匆匆离去。早年的“清华双清”，终于成了一段学苑佳话。（刘超）

　　来源：文汇报 2009-3-22

（http://new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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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奇才今寂寥”——浦江清其人其事  

谙熟掌故的人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双清”者，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个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而今，前者依然声名煊赫，后者却已门庭寥落。目今不少号称渊博的人物，也对其不甚了了。     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老清华文科确乎名手如云，但真正能够与其共始终、能够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者，除了陈达，除了Winter和金岳霖，大概就只有浦江清了。 击节舵楼君莫负，当年豪气傲神州                                       ——浦江清     自古江南颇富庶。只是，在富甲天下的江南，也不乏清寒之家。著名的江左才子浦江清（1904-1957）就生在江苏松江（今上海）一个极端清寒的家庭。     家境清寒的浦江清，一直在免学费的条件念完了小学和中学。此间，无论是英文、古文还是数学物理，他都是一等一的。后来，直到晚年的施蛰存还记得：“浦江清是我的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今。”     浦江清自幼聪颖非常，当多数同伴在为功课焦头烂额时，他却嫌功课太浅。于是，乃父特另延名师，为其打下了超凡的国文和外文功底。1922年，行将中学毕业的浦江清，开始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以成绩论，他足以考入任何学府；但以家况论，这实已是梦想。绝望中的浦江清，得到了乡人襄助，才得以走进考场。揭榜下来，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三所名校。由于得到了本县的“清寒子弟助学金”，浦江清终于如愿升学，选择了当时最具活力的东南大学。     其时，堪与北大比肩的东大正当极盛，名手如云。其中梅光迪、吴宓、吴梅、胡小石、柳诒徵和杨杏佛等，尤其令浦江清受益匪浅。在此期间，东大也才俊辈出，单是文科方面，短短几年中就涌现出了吕叔湘、陆维钊、王庸、赵万里、王驾吾、王季思、任半塘、唐圭章、卢前、向达、徐声越、郑鹤声、郭廷以、钱南扬等众多名流。浦江清以其罕见的国文和外文修养，成为内中当之无愧的翘楚。     在实行学分制的东大，浦江清主修西文，副修国文和哲学。他深知求学机遇来之不易，因此发奋刻苦。四年写作全为英语，还翻译不少作品；无论是外文，还是诗词国文，都令人惊羡。这个羸弱的小个子以江南人特有的聪颖出类拔萃，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等人的青目。为此，东大有人特地出了一个对子，曰：“浦江清到清江浦”。      一俟浦江清大学毕业，已在清华国学院主事的吴宓立即邀爱徒北上。从此，浦江清开始了自己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也开始与清华文科荣辱与共。 未是平原入洛才，京华万里傍人来                                                    ——浦江清，1926      战前的清华园，一直是顶尖的学术重镇；其中的国学院，更是汇聚了众多名流。浦江清便在此任陈寅恪的助教，并与之对门而居。 但，一个本科毕业生要给一代大师做助教，又谈何容易！于是，在这些年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既要协助陈寅恪讲课，又要随其研读东方学，还要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一度每周写一篇稿子），也要从事自己的研究。几经努力，他在短短二三年内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在时常帮陈寅恪英译信函之外，他还帮其编了一部梵文文法。那些年，清华北院九号的那盏灯往往到凌晨二三点才停熄。这恰好为那些来来往往的飞禽、野兔照亮了道路。     浦江清的治学之路丰富多姿：初则从吴宓研修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治东方学，后则回归到王国维所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几年下来，他便中西并举，古今兼擅，文史俱进，文理贯通，自成气象，成为唯一深得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三巨头之心法的学人。王国维故世后，浦江清特撰《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指出：“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时期，二为黄金时期，三位衰败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时期真而率，黄金时期真而工。衰败时期工而不真……先生夺第三期文学的价值，而与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其实，这是王的卓识，也是浦的洞见。     1929年，国学院解散，浦江清转入国文系。系内名手济济，如陈寅恪、刘文典、杨树达、杨振声、郑振铎、唐兰（兼）等等；但在杨振声离开之后，真正与身系务的，除朱自清闻一多，就只有浦江清了。      自来治国文者，外文都相对较弱。浦江清则不然，他外文出身而治国文，自然势如破竹。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他能够从上古先秦贯通到明清，从楚辞汉赋，到散文、笔记，到唐诗宋词，到元曲杂剧，到明清小说，一路讲下来；无论是文论、诗话，还是词话、曲学、小说，他都融会贯通，称雄当世。——学术研究是讲究家学的。而他在几乎毫无家学的条件下，能和众多家学渊源的才俊比肩，完全是靠罕见的天赋和过人的勤奋。     浦江清不仅学养渊深，而且眼界极高，极富诗才，出口成诗；古文、诗文、外文和学问均属上乘。其博雅宏通，绝不在闻一多、朱自清诸人之下。在他看来，吴宓诗才一般；朱自清的文章有时也“意平平”，诗才更远不及俞平伯。但他却对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的诗文由衷推服。浦江清深得诗文三味，不为则已，出手必佳；与朱自清适成对照。其诗清俊灵达，自成高格，完全可与当世名家一争高下。旧时能诗善文者实在是多了去，但娴于作曲、奏乐者，则寥若晨星。浦江清算一个。其昆曲和书法的修养，更是不可多得。这鲜以示人的一面，相对于公开的学术论著，无疑彰显着一代才俊更本真、更罕见的才情魅力。只不过，这一切，并不为人熟知罢了。      然而，他从不以己之长度人之短，对同侪都颇为敬重，毫无“文人相轻”习气。      那时候清华校“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员是狗”。作为清华名流，浦江清过的是名副其实的“活神仙”的日子。这就确保了他在学术上精进无已。     浦江清虽治学极勤，下笔有神，在诗文方面极勤奋，但在治学上却极谨慎，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可谓“博览群籍，不轻著述”，“为文放荡，治学谨严”；饶有东大前辈“述而不作”之风。在这十余年间，他仅写了两篇论文《八仙考》（1936）《<逍遥游>之话》（1937），和两篇书评《评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6）和《评王著<元词觏律>》（1937）。数量虽少，质量却奇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极为倾服，以至于浦在日记中都不由记上一笔：张荫麟来，“谓《八仙考》文字尚好，文字混合，彼亦有此种倾向。”此文正式奠定了浦江清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不过，浦江清任教十余年才“熬”成教授，相对于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步登顶做教授来说，熬的时间实在是够长了。可他对此淡然置之。     老清华仿行美国制度，教师每工作五年便可带薪休假一年。浦江清得此良机，于1933欧游访学；同行的清华教授有冯友兰、浦薛凤、蔡可选三人。这次欧洲之行，使浦江清深厚的西学修养大有用武之地。在与冯友兰同游各国时，他一路用外文与人畅谈。这位不曾留学的小讲师娴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极为钦服。     浦江清在清华时期的另一收获，是新结识了一批名流。如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王力、郭绍虞、钱穆、顾颉刚、贺昌群和林庚等，皆属萧散朴厚的性情中人。内中多东南人氏。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也。尤其是朱自清，与浦江清最为相得，他对浦江清的终生大事和日常小事，都颇为关注。有次，他特地致函梅贻琦、冯友兰说：“浦江清先生颇用功……教书亦颇认真……拟请于下年度为浦先生加薪贰拾元”。那一阵，“双清”和王国维并为校内三位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三荪”（金龙荪、叶企孙、陈岱孙）相映成趣。 关于此间的生活，浦江清有《清华园日记》为证。近七十年后，有位著名学者读到此书，大为感慨地说：“书虽然薄薄一本，却好似富矿一座……芸芸人物既栩栩如生，小小故事也腾挪跌宕……我当年在北大因文、理不通，仙缘隔绝，浦先生只闻大名，无缘拜识，读到这里，不禁热泪潸潸。”      此时唯一的美中不足，大概是在感情方面。其时清华教授待遇极好，地位高，又清闲，颇受女性青目。浦江清才华卓拔，声名渐起，却专心治学，守身如玉。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学界大佬，对浦极是上心，不时邀他相谈，且都好茶好饭相待。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促成好事：“弟甚盼兄有结婚之期……如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乃师吴宓对自家情事“浪漫”得到家了，活生生把一女子逼成了熊希龄老人家的娇妻；可对弟子的婚事却毫不糊涂。他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却和当年的吴宓一样，万事聪敏，偏偏在情事上拎不清。众人再三催促，他再四推脱，一个劲地说：我家境不好，不便高攀。其实浦江清心里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才女蔡芳贞。可惜他用情太深，深为所苦，几经追逐，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她已许他人。闻之，他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才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他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正是为着这密丝蔡，浦江清不知错过了多少女子。直迄欧游后，经人介绍，他才在老家结识了生活的伴侣。而这时，北国已烽烟四起。 芳草独因边地绿，晚花更比早春红                                                ——浦江清，1938     七七事变后，浦江清立即护送妻子回故乡。而后奔赴迳赴长沙、昆明，加盟联大。在昆明，浦江清不意间遇见了老同学施蛰存。睽违多年之后，老友相见，已有些生分。施见浦江清能够与众鸿儒朝夕相处，自是无限歆慕。但他还是批评浦耽于下棋唱曲而懒于下笔。浦江清并不分辨，只说：“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施蛰存无可奈何，只是遗憾他大才不用，实在可惜。 1940年，浦江清回沪度夏。因战事迟滞，他请假一年。郑振铎遂邀其在暨南大学任教。      回昆明时，因到处是沦陷区，浦江清一路艰辛，“面目憔悴，全身寒战”。途中，暨南大学和东南联大的何炳松、许杰等人再三挽留他，厦门大学的萨本栋、林庚和施蛰存等也一再邀他加盟。但浦江清还是决意西行。一到昆明，他就打问新学年的课程安排，“急于知本学期之功课如何”。这次西行，浦江清留下了《西行日记》。      联大时期，浦江清与吴宓、汤用彤、贺麟、俄人葛邦福合住，常与钱穆、朱自清、闻一多、容肇祖、杨业治、柳无忌、叶公超、罗皑岚等相过从。即便是在艰苦环境中，浦江清还是和众人一样苦中作乐，或谈诗论艺，或吟诗作赋，或进行联句。曾有一度，他常年蛰居于文科研究所，潜心研究和写作，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他还和大学时期一样，经常带一两个饼到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闭馆时不知出来，于是常常被人锁在里面。在此期间，浦江清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完成了长文《词的讲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此文奠定了浦江清继王国维之后又一位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物价飞涨，联大教授都穷得肚皮贴脊背，连名教授闻一多也被迫卖艺求生。他的绝活是书画、篆刻治印。可不管怎么说，大学者街头卖艺总还是脸上挂不住，也开不了口。所幸不日一张《小启》应运而生，为闻一多解了围。《小启》乃是骈文，云： 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      此文的作者便是浦江清。小启草成，闻一多极为激赏；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名家也同声叫好，为此签名助兴。于是闻一多就开始正式挂牌治印。 十年辛苦天涯泪，万里归还劫外身                                                   ——浦江清，1946     战后，联大复员。浦江清回到松江，这才与回到东南老家与家人团聚，结束了多年的孤身生活。         此时，浦江清家累已深，自己胃病也日甚一日，南方气候无疑与其更相宜，左近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浦江清遂决意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闻先生遇害，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说。浦江清只得北还，立即接替了闻一多的工作，讲授“楚辞”。不巧的是，不久，朱自清本人也因病身亡，使国文系再受打击。这样一来，短短几年间，系里饱经变故，大将凋零：先是刘文典、王力他就，再是闻一多、朱自清物故，而后陈寅恪南下，接着是许骏斋去世，这就连折几位大将。系里虽有陈梦家、余冠英、吴祖缃、王瑶、季镇淮、朱德熙等人，但群龙无首。作为硕果仅存的元老，浦江清开始出马，独撑危局。往后几年，也正是他和李广田、吕叔湘等人的努力下，国文系才得以维持。      当时，他不顾自己胃病加重，身体极弱，毅然承担了主持编辑《朱自清全集》的重任。抗美援朝时，该系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便集体编写《祖国十二诗人》。浦江清承担的《屈原》部分的工作，牵涉到多种学科，本需各科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但浦江清以其兼通文理的超凡造诣，独力完成了一系列攻坚任务。这令群侪叹为观止。      关于此间心境，浦江清在1948年9月15致陆维钊信中说得很明白：      朱佩弦休假，托弟暂代系务。彼原定不离校，所居甚近，一切可商。正阅卷忙中，佩公胃病剧痛进城诊治开到，竟不救而殁，使系中诸人大受打击，痛悼之余复忙丧葬。邓叔存先生虽不甚熟，最近却谈过数次，彼挽佩公一联云：举目伤心，此去安知非幸事；一寒彻骨，来生不做教书人。沉痛诙谐。      此间尚得偷安，不如南方想像之危难，改制后收入稍增，然而进城及买书颇不易。弟实非甚安于北方，因迁动安家不易。已属中秋，清华、燕大、颐和园秋景堪赏，惜南中诸老同学均不来北方玩，怅怅。      为了维系系务，为了学子，为了自身的研究，也为了跟上形势、掌握俄文，浦江清仍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甚至在吃饭时，家人在热热闹闹地说笑着，他却总是心不在焉，眼睛不看饭菜，只是机械地用筷子往嘴里送饭食。妻子见状，很是不悦，说：“又要想心思了！”几经努力，才把他的注意力慢慢唤回到饭桌上来。吃饭时伤脑筋会影响消化，这对他这样的老胃病患者尤其忌讳。浦江清并非不知，但他早已习惯于专注无休止地思考，也就难以自控了。 清华园里秋光明，未名湖畔风萧骚                                                 ——浦江清，1950    1952年，清华文、法、理科撤销，开始了长达27年无文科的局面。清华、燕京与辅仁的中文系并入北大，组成新的北大中文系。北大迁入原燕京所在的燕园。浦江清因此移居燕园。      作为教师，在他心中，教学是第一位的。这时，浦江清重点讲授中国文学史。他对此曾讲过二十余年，自是轻车熟路，但他却有意避熟就生，另辟蹊径，因此只能争分夺秒地备课、做研究。这就让他身体更其劳累。这时的浦江清，上课前在病床上无力动弹，一到上课却精神抖擞，忘记下课时间。1955年4月，在致陆维钊的信中，他说：“弟胃病略愈，一冬无恙，借可告慰。惟课务颇重，宋以后文学史一段，多小说戏曲大部，阅读既费时间，分析批判能力不足，因此备课时间所费最多。《红楼梦》讨论即胡适批判展开后，开会亦忙，虽积极参加，而写作论文却尝试失败，终于曳白，极为惭汗。”      多年清苦的生活，早已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次掏空。尤其是抗战时期清苦、流离的单孤生活，更是蚕食了他的健康。病魔业已缠上了他。胃病频发，在他已成家常便饭。但为了学生和学术，他还是带病工作，甘之如饴。辛勤的教学工作，繁重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在众多学术领域的巨大投入，更是他文弱之躯所不能承受之重。      1954年秋，有关方面将为《杜甫诗选》做注的工作转交到浦江清头上。那时正是多事岁月，尤其是在《红楼梦》讨论、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期间，白天多半要开会，他全靠熬夜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浦江清只好长夜操劳，操劳了整整一年。诗注交稿后，浦江清胃病大发。卧病旬日后，他仍上课如常。不久再次发病，为不致误课，他仍勉力支持。后来，由于过度劳累，浦江清宿疾大作，终于病倒。      正是这样繁巨的工作和频繁的运动，彻底摧毁了他健康。一九五六年三月，终致其十二指肠穿孔，并发腹膜炎。但他身体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而不能手术。出院后按医嘱应休息两个月，但他怕耽误功课，只休息了二十天就开始上课。上课后，他又立即赶课，以求赶上进度。他身体越发虚弱，只能靠流质半流质维持，体重不足四十五公斤。期末考试时，因身体不好，他只能让学生挨个到其病榻前，一个个轮流口试。次年，正当浦江清准备再返京城开课时，其十二指肠溃疡再次穿孔。他终于和老友朱自清一样，因为胃肠痼疾而倒下去，再没有起来。     而今，浦江清早已被健忘的历史所淡忘。这一切，正应了他那句“一代英才今寂寥”。所幸，他的弟子吴祖缃、林庚、王瑶和季镇淮却成为北大“中文四老”，继承了他和闻、朱等众多师友所开创的事业。至于其它门生吴小如、傅璇琮、白化文和程毅中等，日后也各有成就。这也许可以让他含笑九泉吧？                            ——来自《读者》作者刘超（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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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文学教育

发表日期：2011年8月1日   出处：《当代文坛》2011年02期    作者：傅宇斌

摘要：西南联大文学教育的成功与其国文教学的课程体系密切相关，在这一课程体系下，西南联大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同时也重视写作的实践与学习，各系的学生都由此受惠。而西南联大课程体系的背后是其鲜明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他们创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国文月刊》的教学理念体现为三点，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一方面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同时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     关键词：西南联大；文学教育；课程体系；《国文月刊》；教学理念     西南联大对现代学术、教育以及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学术界更深层次的肯定。以西南联大的文学影响而言，西南联大时期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诗人、学者，也培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如穆旦、袁可嘉、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等人。很多学者认为西南联大培养了这么多的文学家或学者在于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追究其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尤其重要。查阅当时的资料，我们发现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对于推动国文教学极具影响，而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刊物《国文月刊》就是当时国文教学理念宣传与实践的重要基地。     一　西南联大的国文教学课程体系     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基本分成三类：各院系一年级共同科目、院系必修课、院系选修课。在各院系共同科目里面，《国文读本》和《国文作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共计10个学分，而当时的专业必修课程最多的也就6个学分，选修课则2-4个学分不等。讲授《国文读本》的教师有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许维通、余冠英、陈梦家，讲授《国文作文》除以上诸人外，还有陶光、吴晓铃、李嘉言。从这些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即使教授国文公共课程，所任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     西南联大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各院系学生可以互选或者旁听各科专业课程。只要对文学有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聆听大师的讲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从二年级开始上，在1938-1939年度计有专业必修课18门，专业选修课8门，至1945年度共有专业必修选修课38门。现以1938-1939年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例加以说明。     1938-1939年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共开设课程26门，其中必修课18门，计为：国文读本、国文作文、文字学概要、音韵学概要、语言学、声韵学史、尔雅、左传、中国文法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汉魏六朝诗、楚辞、庄子、文选、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毕业论文指导、铜器铭文研究。选修课则有卜辞研究、中国语文专题研究、韵书研究、现代方言、印支语研究、校勘实习、现代中国文学、文学专家研究。相应的教师队伍则有陈梦家、魏建功、王力、罗常培、闻一多、郑奠、闻宥、许维通、浦江清、罗庸、刘文典、朱自清、杨振声、陈寅恪等人。     从西南联大初期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安排和教师队伍可以看出，西南联大仍然是重视传统学术的教授与培养的。这一年度所涉及的现代文学课程仅有一门，而且还是选修课。即使有不少现代著名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人，但他们所开设的课程仍是以古代文学和学术为主。     西南联大不但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对于写作同样重视，在一年级就开设了国文写作，并作为全校共修主干课程。1940年后，学校的规模和师资都渐有扩大，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成为西南联大教授，如沈从文、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钱钟书、林庚、潘家洵、叶公超、陈铨、吴宓、燕卜荪等。因此，西南联大国文系进一步开设了诸多文体写作课，如浦江清先后开设了历代诗选(附习作指导)、词选(附习作指导)、曲选(附度曲指导)等课程；李广田和沈从文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语体文之写作训练；游国恩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文言文写作；杨振声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与试译，训练学生翻译能力。这都表明随着师资的完备和教学理念的更进，西南联大的国文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国文系的学生深感受益，其他各系的学生也都从这些文学大师那里得到充足的滋养。如当时历史系的学生方龄贵对大一上国文课时国文系教授讲课的风采历历在目：     老师们学术上根底深厚，备课认真，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且各有自己的学者风度。刘文典先生讲课时不断吸纸烟，罗常培和罗庸先生满口讲的标准的北京话，时或出语幽默，妙趣横生，闻一多先生蓄须明志，以待抗战胜利之日，大义凛然，朱自清先生冬日来上课时，披一领云南赶马人所用的披毡，显得分外超脱潇洒，许维通先生讲《左传·鞍之战》时，故意把交战的齐人叫做“老山东”，把晋人叫做“老山西”。听他一口山东口音(许先生是山东荣成县人)而把旁人叫做“老山东”，实在觉得有点滑稽，想笑又笑不出来。余冠英先生上课时，每进教室，必先向在座的同学深深一躬致意，初时令同学们很不过意。浦江清先生兼指导并批阅我们的作文，记得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我的故乡”。     这是大一国文课时学生的感受，方龄贵先生感慨颇深，他说：“一个刚从中学步入大学门槛的青年学子，一旦面对如许慕名已久的专家学者近在咫尺的教诲，自然不胜‘高山仰止’之思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仰慕大师风采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人一定很多，现当代作家穆旦、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周定一、林蒲等人，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赵瑞蕻先后在《梅雨潭的新绿——怀念朱自清先生》、《红烛颂——纪念闻一多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等几篇文章中回忆了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影响。此外，当时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大公报》自1938年以来就陆续刊登联大师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由沈从文指导和推荐。李光荣曾统计1938－1940年《大公报》所刊登联大师生稿件，转引如下：     马文珍，1939年发表《平儿这孩子》。     流金，1939年2月至12月间发表《从×营夺得的同志》、《乡思》、《新别离》、《江轮上》、《母亲》、《枣》等文。     辛代，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发表《旅伴——湘西道上所见》、《野店》、《家长》、《酒仙》、《弟弟》、《九月的风》、《八年》、《高原散记》、《野老》、《孩子的悲哀》等文。     林蒲，1939年3月至1940年6月发表《湘江上》、《下益阳》、《桃源行》、《某城小记》、《儿童团——五台下的小豪杰们》、《兄弟间谍》、《人》、《羽之歌》、《山居》、《湘西行》等作品。     向薏，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发表《小客店》、《日阵里》、《在南岳》等文。     祖文。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发表《端午节——沦陷区里的“笼中鸟”》、《老瘸子》、《荒村里的小店——“山国”杂记之一》等文。     周定一，1939年发表《菩提纱与古城梦——西行杂记之一》。     姜桂农，1939年至1940年发表《歌声》、《飞》等文。     穆旦，1939年10月至1940年7月发表《CHORUS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他死在第二次》、《从空虚到充实》、《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漫漫长夜》等作品。     刘雷，1939年至1940年发表《长途》、《流浪》、《昆明城中的那个湖》等文。     方敬，1939年发表《棉花机》。     董庶，1939年发表《守望者》。     王佐良，1939年发表《老》。     杜运燮，1940年发表诗五首。     这仅是沈从文指导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创作情况。实际上，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等先生的文学影响已扩大到学校之外，当时就有昆明其他高校的青年学子加入西南联大的创作队伍，他们也组成了另一文学社团“南荒社”，邀请了联大教师作为指导老师。同样，他们的作品也由沈从文等人推荐到了《大公报》，主要的作者有庄瑞源、陆嘉、曹卣、吴风等人。     从以上所列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在文学教育上的成就是丰硕的，其中不少作者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有些竟是大家。如穆旦的诗，被学术界广泛地认为是现代诗歌的优秀之作。而林蒲、周定一、方敬、董庶、王佐良、杜运燮等人都是现代著名作家。     以上所举仅是两年间联大学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作品，此后《大公报》仍然不断地刊登联大师生的文章。而且其他有名的报刊也纷纷刊载联大师生稿件，如《贵州日报》、《文聚》等等。这一方面说明联大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大的国文教学和联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　《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     探究西南联大文学教育如此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西南联大在建校伊始就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理念，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另一方面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这种理念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合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有明确的体现。     《国文月刊》1940年刊行，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协办。发刊辞述及了办刊的动机、宗旨和主要内容：     国文一科，在中学及大学的课程表里，都占重要的地位。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屡屡表示注重这基本科目的意思，可是学生的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原因很多，但是全没有一种专致力于推进本国语文教育的刊物，确实是一个遗憾。我们愿意抽出教书及研究的余暇来办这刊物，以为提倡。     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根据这一个宗旨，我们的刊物，完全在语文教育的立场上，性质与专门的国学杂志及普通的文艺刊物有别。所以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本刊虽然不能登载文艺创作，却可选登学生的作文成绩及教师的范作，同时也欢迎作家为本刊写些指示写作各体文的学习方法的文章。照我们现在拟定的计划，本刊要登载的文章可分数类。一是通论，凡讨论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栏，作为教学同人交换意见的园地，同时可备办教育者的参考。     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均附以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备学子自修研究。四是写作谬误示例，专指摘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略同以前别的杂志上有过的“文章病院”一栏。以上四类定为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还可以加上学生习作选录，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等。     西南联大之所以重视国文教育，在于当时的中学和大学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因而《国文月刊》的主要栏目就包括“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从这栏来看，《国文月刊》共收文章63篇，今按主题分为四类：     “中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26篇，计有朱自清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罗庸的《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浦江清的《论中学国文》，和克强的《中学生作文成绩低劣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余冠英的《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吴有容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革新刍议》，庞翔勋的《谈初中生错字之矫正》、《我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吴奔星的《中学国文教学的“分工合作制”》，胡时先的《纠正一般中学生对于学习国文的错误观念》，罗常培的《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李广田的《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学术文》、《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应用文》，张清常的《对于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叶绍钧的《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承宗绪的《国文教学一得》，萧涤非的《谈中学读诗》，孙秋方的《中学生眼中的国文课》、《改进国文教学的实际困难》，张世禄的《读了(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出路)以后》，刘永溍的《闽教厅“提高中等学校学生国文程度实施方案”商榷》，田葆瑛的《三年国文教学记》等文章。     “大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15篇，计有朱自清《国文教学自序》，余冠英《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介绍(精读指导举隅)》，于在春《国文成绩考查述例》，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平议》、《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陈梦家《释“国”，“文”》，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项因杰《研读和写作的关系》，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叶兢耕《对于师范学院国文系专业训练的一点感想与意见》，季镇淮《教书杂记》，丁易《论大学国文系》等文章。     “国文学习方法”，收文章18篇，计有罗庸《读杜举隅》、《论读专书》，浦江清《词的讲解——李白(菩萨蛮)》、《词的讲解——李白(忆秦娥)》、《词的讲解——温庭筠(菩萨蛮)》，余冠英《比较的读文法示例》，闻一多《怎样读(九歌>》，罗常培《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王力《文言的学习》，张清常《阅读古文的一种方法》，林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君子于役》、《谈曹操(短歌行)》、《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山有木兮木有枝》，易熙吾《读(说文）是识字的快捷方式吗》，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词》，陶光《怎样读曲》等文。     “语体文的提倡”，收文章4篇，计有罗庸《战后的国语与国文》，李广田《活的语言》，杨振声《文言文与语体文》，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从以上罗列可知，在讨论国文教学的文章中，尤以国文教学改革的文章最多。这种关注与整个社会对传统逐渐沦落的担心密切相关。“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这种社会共识无疑影响了联大的国文教学。针对国文教育的退步，联大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罗庸先生认为“现在一般的中学生，对学国文所犯的毛病不外两种：一种是已经读了很多的书，(知)，但做起文章来，不能通顺，(不能)；另一种是书虽读的不多，(不多知)，而提笔为文，能够顺理成章，(能)。两者一经比较，总觉后一种的较优于前一种。这怎么说呢?就是后一种他虽然‘知’的不多，但他已‘能’……以后慢慢地再由‘知’的方面去加以充实，不难升堂入室。所以我觉得中学生对文学史的知虽稍薄，不足为病。”具体的补救措施罗庸先生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根据上面这一个意思，我们做教师的，责任非常重大。那就是：学生可以‘能而少知’，但是教师不能不‘知能具备’……所以我觉得中学国文教师自己对于文学史如有一点把握，则在国文教学上可有许多益处。粗略讲来，可分两方面：(甲)有形的方面：教师于文学史有研究，则学生对一篇文章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可有明确的认识，足以提起其研究阅读之兴趣，而对课文之印象更加深刻；(乙)无形的方面：我们常常看到，两个教师同样教一课书，而在事前预备参考之数据相同，然教的结果，则乙教师远不如甲教师的收效大。这是什么道理?那就是由于甲教师在平时对参考材料有所准备外，而同时对教材之认识有自信，有见解，则在讲解时即有一中心目标。依此目标而精辟阐述，使学生之心神无形中被诱导而走上正确的道途上去。”     罗庸先生讨论的仅是中学国文教学中的问题，对于大学国文，联大老师一方面在刊物上抒发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加以补充丰富，如对大一国文教学的重视，对文学史的重视，对写作的重视等。例如“国文学习方法”一栏，既有识字的方法，也有读诗读词读曲的方法，还有文学欣赏和文言文学习的方法。     对白话文写作的重视也体现在《国文月刊》的编排上。从它的发刊辞我们可以看到，刊物第三栏是诗文选读，第四栏是写作谬误示例，既有对传统文学的解读，也有对现代名篇的解读，同时教学中发现的学生写作上的错误也予以指出分析。对传统文体的解读分析暂不置论，对现代文体的介绍、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的写作。今一并将刊物中所涉文章汇列如下：     第一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一)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施蛰存：鲁迅的《明天》——文艺作品解说之一；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二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郑临川：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姚芳：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李婉容：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     第三期：沈从文：习作举例     第四期：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五期：陈西滢：《明天》解说的商榷     第十期：汪曾祺：灯     第十一期：老舍：知难而进；吴组缃：介绍短篇小说四篇；施蛰存：关于《明天》     第十三期：郭绍虞：作文谬实例存     第十四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     第十五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二)     第十六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     第十七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二)     第十八期：沈从文：短篇小说     第二十六期：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叶绍钧：写作漫谈     从上面的这些篇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1930年前后大学里的国文教育以文言文为主，但在西南联大，已经率先鼓吹白话文和现代文学创作。现代文学不仅进入了研究性的大学课堂，而且现代写作也在联大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沈从文的教学中不仅有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课程，同时也有各体文习作这样的课程，并且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指导写作实践，如《国文月刊》中就有四期刊登了沈从文对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分析、研究，这无疑对联大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具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我们至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大一方面重视传统的文学和学术，一方面加强对现代文学的教育，这也许就是联大的文学何以独出时流之上的原因吧。     三　研究和创作——西南联大文学发展的趋动力     当代的文学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往往在写作实践上捉襟见肘；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又往往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对文学的深刻批评。所以我们往往认为研究和写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码事。返观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我们发现，大部分作家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穆旦和王佐良，毕业后留校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赵瑞蕻后来成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创立人，林蒲后来留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而且这些作家虽然成为了著名学者，他们的创作却从不停步，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通观联大的文学教育，《国文月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目了然。《国文月刊》不仅是联大文学教育的舞台，同时，研究和创作并重的理念是造就一批杰出文学家的趋动力。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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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一 人们不是为着观看赛事，而能如痴如醉地在大型体育馆内挥霍感情，当下好像多为着亲睹演艺巨星的风采。在我的印象中，刘德华、郭富城、理查德·克莱德曼等，还有那个冷艳的王菲，都在上海体育馆弥散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光华。复旦大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管事的日子里，每年倒也有几度假座江湾体育馆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的大头目，包括它的一些从属要员曾经“闪亮”过场。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就得算上批张世禄和严北溟了。复旦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当时上海滩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声名爆矣。至于张世禄和严北溟，就没有如许显赫了，两个老翁，一个是音韵学权威，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名家，却一律精瘦，张世禄面如土色，严北溟倒阳阳如平常。无论怎么说，没有场内革命群众排山倒海的声讨呼声，没有大幅标语“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血淋淋的烘衬，终究是谈不上风采之类的。当时场内除革命师生外，还来了不少“反革命嫌疑”或“尚有问题者”的家属，他她们倒是我们平日里很难识得的。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一群，而我等与他们参伍席地，随某些永远正确的革命教师中的通人一一指点，我们好奇万般地分辨着这批来客的子丑寅卯。同在阳光普照下，同在春风抚拂下，人的心境竟各各有别颇难同一，这类经验在那些日子里即便最为粗心潦草的人也是不难体味一二的。 这也是一次名曰“落实宽严政策”的大会，事情起因于为了挖尽复旦大学所有的反革命，“宜将剩勇追究寇”嘛，对象指定为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凡在建国前已经享有一定地位的教授，差不多都已上了年纪，有些人来历也难免曲折。张世禄先生的政历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已交代清楚，态度据说向来不坏，此番要挖反革命，他再三再四认罪，甚至还认定自己“没有资格当教师”。严北溟却面目殊异，小小个头，依然犟头倔脑，搞得上海机床厂来的那位工宣队领导相当难堪。于是张世禄被定为“从宽”的典型，严北溟则落得“从严”的出路。当天在用几张乒乓桌拼成的主席台上，那位工宣队领导装束非常摩登，的确凉白衬衫外挎着个红布包，一顶半新不旧的黄军帽遮掩着他那颗似癞非癞的脑袋。他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似乎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听清。而随他手上的小红书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严北溟似乎想说什么，却硬被两条汉子死死地扳下了头；张世禄嘴唇哆哆嗦嗦，一如秋风中的叶片……大会照例在革命歌声中收场，策划者费尽了心力，与会的人们却只顾乱哄哄地夺门而出。在某些人自以为爆发了一颗原子弹，不料谁也不愿关心，差不多像是放了一枚哑炮仗。当然，日后类似“严北溟胆大如斗，张世禄没得胆”的话题，私下还挂在大伙的嘴边，不过终究无关痛痒。人们还是在一阵风一阵雨中打发着日子。说严北溟先生“胆大如斗”未必是誉扬，视之“不识相”的看法毕竟居多；说张世禄先生“没得胆”也未必有多少轻蔑的意味儿，显得真切的大半倒是“可以理解”，说到底，个中滋味，一切的一切，欲说还休。 说人们对张世禄先生的行状“可以理解”，实在并非诓话，这位教授先生的胆小怕事早已享有颇高的知名度。唯张先生所说的“没有资格当教师”，留给我们这班同学的，似乎更多是苦涩和同情，甚至是愤怒。 二 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以及某几种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我们在进大学不久便记住了北京大学高名凯教授的大名，他在１９６５年年初的英年早逝，特别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正是高先生谢世那年的秋天，我们有《古代汉语》课，系里通知授课教师是张世禄，据传还是高名凯的老师呢。张先生是声名显赫的音韵学家，他的《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古韵学》和《音韵学》著述名重一时，说来惭愧，当时我们谁都懵然无知，但是藉重“高名凯的老师”，我们这帮那个时代的“追星族”预先给了张先生一份不算轻的尊敬。 中等身材，一袭藏青旧西服，自然没有领带领结，此外，一张瓦爿样稍稍内凹的脸庞，颜面是青黑还是黄黑难以分辨，不太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差不多随时可以滑落下来的深度眼镜。我们有些失望，多少有了些相仿鲁迅先生最初见到藤野先生时的感受。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仿佛也是“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张世禄的”。说的当然不是藤野先生的日本话，一口字正腔圆的浙江官话。他接着说明教材，倒使我们大大地振奋了一番———“你们手上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这本书很有特点。但是我以为它更像是一种古代语文读本，作为《古代汉语》的教本好像杂芜了些，课程性质不够突出，将它作为你们课后的主要参考书是相宜的。上课我们另发由我编写的讲义。”那几句话，所以至今还记得，因为相当的满足了我们当时的情绪，表面批判而内里激扬的“大复旦主义”。不过，到底是远不若张先生达于学术的见识的。 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不止惊异于张先生学识的渊博，更被他废弃满堂灌讲究基本概念的分明而叹服得目瞪口呆。每次他讲得那样少，可又结结实实，夹缠不清与他无缘，同多数大学教授的矜才炫学相去更远，全是些基本之基本，可供我们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他还拎着一只敞口人造革袋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住处，算来是当时难得到学生宿舍辅导的教授。他也许识不得我们班上的所有人，然而我们班上几乎人人得到过他细微而精警的教诲。我们班大半是工农子弟，就当时的风气，他固然不敢怠慢，但在学问上好像从来没有迁就过，从来不敢姑息。虽说他会不时为我们的浅陋叹息皱眉，但最终不会使我们任何同学难堪得交不了差。 好像就在那个学期，陈望道校长邀请叶籁士和倪海曙来复旦讲学，题目是《关于普通话》。大批教师和比我们高些班次的同学都去乡下搞“四清”了，可以凑凑热闹参加听讲的就算我们这些人了。叶倪两位都有不低的学术职务，荣誉在我们当时的趣味上是远胜于张世禄先生的，望老德高望重，简单的开场白过后，就端坐在讲台左侧的皮沙发上，叶倪都是极有风度的人物，很是令人肃然起敬。叶籁士是主讲，一开口便是“陈望老和福崇先生”。哪来的“福崇先生”听讲者在场内四处搜寻，终于发现张世禄先生在末排座位上躬身而起，一脸的谦恭。随后是倪海曙氏回答问题，他在“尊敬的望老”之后，“我的老师张世禄教授”竟然说了两遍。我再次回过头去，张世禄先生再一次从座位上躬身起来，依然一脸谦恭。我记得，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在将讲台上的陈望道校长的望之俨然、叶倪两位的飞扬神采同忝列末座的张先生的一脸谦恭相较之后，我发现自己长大了许多，算是第一度酸楚地体味到学术地位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我同时也真切领略了学界优秀传统又是怎么回事，除岸然的道德原则和学术良心之外，我实在为我们的张先生骄傲。 三 “四人帮”倒台后，听说“没有资格当教师”的张世禄先生终于重新手执教鞭，甚至还终于被他的复旦大学的老少同事们公认为“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的导师。时隔十年，当我重进复旦读研究生时，张先生居然还叫得上我的姓名。原因恐怕我是班上最早知道画家张书旗是张先生的胞兄，曾在老人家面前说起过张书旗的《中国风格的绘画》，好像还能说出他的老哥的《雄鹰》，曾获得国际画家名作展览会水彩首奖。说实话，我心里是很有些滋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撰写一本关于朱光潜的书稿向张先生求教，拿着他建国前发表于《国文月刊》上的《评朱光潜〈诗论〉》复印件到他的寓所。老人家眉开眼笑，“你今天还能找出这篇文章，一定辛苦啊，我都有些糊里糊涂了。”他的这番话让我相当受用，这远不是因为老师表扬了我，而是在这番话后老师又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忠告：做学问得有规矩，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基本概念上不能放任自由。比如他说，讨论古代诗歌的节奏和声韵，要有音韵学的知识准备，得深入到音韵学的传统中间去。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自有其专长。但他对专门性的古代音韵问题毕竟尚有不周。他好像把古音与今音的系统搞混了，所谓“诗的习惯，平不分阴阳”是依据中古时期的四声系统，而所谓“阴阳平已有悬殊”，根据却又是近代语言学上的习惯。“笼统不行啊，学问有它普适性的规范啊” １９９１年，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张世禄先生去了，我喜欢也多次说过，天国里也需要教师。当今大概谁都不会怀疑张先生是个好教师，也许有更多的人会真正咂摸出他在那个全面践踏规范以至于荒诞的年代里为什么自况“没有资格当教师”。他生前经历过学术生命是如何粗暴地被糟蹋的，然而，他已经无法看到，学术前途在他身后又在经受新的考验。他似乎能够洞察在某些以“学术”谋名利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无须胆怯的世界，面对学术的生命与前途正日渐被某些人“炒作”得近于失范，他也许会对我大喝一声：“我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大堆跳蚤！”

许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