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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空人 ■ 要力石 要力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华出版社总编辑。曾著有散文集《单独行走》《四十回眸》及专著《实用图书策划学》等。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合适的称呼送给他，除了这个奇怪的名字——悬空人。 概括地说，他年过六旬——因为要搞对象，他对外宣称的年龄永远比实际年龄小10岁，没有职业和收入，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各种保险，也没有老婆儿女，甚至没有兄弟姐妹（传说有一个远房哥哥）。他真实存在于我们日益繁华的现实生活中，又好像有绝缘体阻碍了他与现实的联系。 他与我非亲非故，也无其他任何瓜葛，我365天中有364天是忆不起他的。或许是哪天，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才让我想起与他的点滴交往罢了。那天我去看望岳父母大人，该聊的话题也聊得差不多了，忽然听岳母对岳父说了一句：“也不知道马新在哪？可有好几年没来家了。”这没什么来由的一句，顿时勾起我一段回忆。 20多年前仲夏的一天，我与马新在岳父家相逢，他作为岳父同村的乡邻，是来看望我夫人的爷爷的。那时他不到40岁，长得瘦瘦高高，梳着少见的分头，倒显出几分清秀。没读过几年书，但家长理短、人情世故了然于心，给人的印象是能说会道，社会经验丰富。他每次来，会多少带来一点果菜算是礼品，然后会被挽留下吃饭，饭后抹抹嘴离开。 第二次见面时，他热情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出于好奇，跟他走街串巷，七拐八拐，来到了他在城郊结合部租住的小平房。几平方米的屋内，堆满杂物，床下塞着几纸箱推销用的洗衣粉肥皂之类。床上的被子没叠。主人的凌乱、困顿可见一斑。因为外面没有专用厨房，他的蜂窝煤炉子竟然放在屋内。正值盛夏，屋内俨然桑拿房。我不好马上离开，只得忍着满身臭汗，看着马新为我做饭。 他从屋地上的纸袋中挖出两碗白面，倒上一碗水，开始和面。看着他和面的手，我不知道一会儿能否下咽。那天吃的是西红市鸡蛋面。在以粗粮为主的年月，他舍得让我吃顿细粮，并且变戏法般地从床底掏出一瓶不知年代的啤酒给我喝，我想，他是倾其所有了吧？脑中不由浮出孔夫子赞扬颜回的那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以推想，家有一桶舍得一瓢予人，和家有一瓢而舍得一瓢予人，是有天壤区别的。以后，多少顿豪宴我没记住，马新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让我记了20多年。 听岳母说，马新之后来家几次，每次会主动张口要些米面背走，可见他的境遇一天不如一天。多少年过去了，说起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岳母会提到他的另一件事。我夫人的爷爷去世时，马新不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乡亲，竟然连着几天彻夜守灵。爷爷生前是高干级别，在官场很有威望，但没听说他有什么事求助于爷爷的。 马新一生未婚，但并非没有恋爱，相反，他的恋爱次数居高不下，上百次相亲是有的。如果说任何职业以至任何爱好都没有贯穿始终的话，搞对象是他一生的主旋律。年轻时相亲，多由于家境贫寒，身无长物，屡遭败北。真是辜负了他一米八几的身材、流利的口才和略显清秀的面宠。到他接近30岁的大龄时，传媒业发达，报刊杂志报角报缝充斥征婚广告。他开始花钱征婚，并通过信件联系女方。我在他家吃西红柿鸡蛋面那次，他拿出一摞各地姑娘们夹带一寸彩照的来信给我翻阅，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马新告诉我，当下有四位可以作为候选人，不仅相貌姣好，职业也理想，有两位大学学历，一位中专，一位高中。他指着其中的一封信说，“你看这位乌鲁木齐的姑娘，模样好，有工作，家庭条件也不错，已和我通过几封信了。”我问：“你会写情书？”“有人会呀。我请人帮忙写，也有的是抄书。”我还有疑问，“新疆离咱这么远，能成吗？“不是有句老话吗，千里姻缘一线牵，实在不行，我倒插门。” 我在北京工作，平日见不到他，偶尔从亲戚处略知他的一些行踪。他有好一阵子在全国各地漫游，四处相亲。当然，花了不少冤枉钱。姑娘们的情况有真有假，他倒是以诚相待，实实在在，吃饭、送礼、车船费，据说把他的积蓄都花光了。当时我听了，付之一笑，搞不成对象，也算是旅游吧！从30岁到50岁，只听说他一直忙着搞对象，但只开花，未结果，到了仍孑然一身。 尽管我只是偶尔想到他，他却视我为知己，会主动打听我的联系方式，直接和我通话。上一次是5年前，他说正在与辞职前的单位打官司，希望得到补偿款，以补交各种保险费。他语气轻松而乐观，“这官司如果打成了，可以拿到好几万。”“有胜算吗？”“咱有理呀！”他天真地以为，有理就成。 最近一次联系我是几个月前。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马新的电话，他大声问：“你猜我在哪？我在北京呢！”怎么突然跑到北京了？这里可是世界消费排名靠前的城市呀。“我现在北二环的劳务市场等着活儿呢！”我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在南城租了小房子。”我突然想起20年前他请我吃面的那间盛夏生着火炉的小屋。“说起来也气人，前几天有个老板先让我交押金，后来跑掉了，白让他骗了600多！唉！” 他一声叹息，让我猛然意识到，他已不是当年那个“火气壮，睡凉炕”的小伙子。想他诺大年纪还在北京劳务市场上游荡，刨食儿，一丝悲凉掠过我心头。 一生的同窗 母亲一天天老去。走路靠拄拐已支撑不稳，需要扶着轮椅才能行走；听力大不如前，孩子们的来电她听不清，除了打，就是自顾自地说；记忆力衰退，据她讲，每次看电视剧《西游记》，都和首次观看一样新鲜有趣……于是，我回家乡探望她的频率大为增加。 上次在家时，她对我说了一则新闻。她有一位家在外地、名叫敏英的女同学来过电话了，要来看望她。我问：“您还记得几十年前的她吗？”她笑笑说，“记得，是在任县培训班上同班同桌同宿舍的。”母亲八十有五，她说的敏英应该是她60多年前的同学了。稍顷，母亲又叹了一口气，“不过，我走不动，耳背，没法儿去看她。听说她半瘫，也耳背，估计想来也来不了。就是见了面，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呀！” 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母亲，年轻时生活圈儿就窄，朋友有限，退休特别是步入高龄后，生活日渐单一，除了我们兄妹和她娘家东南张村的外甥儿，便没有其他对外的联系了。 离开家乡后，我没有把母亲说的这则“新闻”放在心上，想来，她与敏英同学跨越半个世纪的相会，只能是人生的憾事，不会变为现实。然而，正如一个知名品牌的广告语所说，一切皆有可能。事情过去大半年后，还真有了着落。春末夏初的一天，敏英阿姨在子女陪同下，专程从外地赶来了。本来大老远来了，必定要到我们家做客，喝喝茶，吃顿饭。此乃人之常情。 遗憾的是，两位同窗的相会遇到难以逾越的双重障碍。母亲居住在4楼，这种老式住宅楼并无电梯可乘，再加上敏英阿姨早在70年代中期因患脊髓炎而半瘫，请她上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办呢？经过双边现场蹉商，决定请我85岁高龄的老母亲下楼。即使我在不在现场，即使我的想像力超级贫乏，这“楼下相会”的一幕都会使我浮想联翩，心潮澎湃！我深知母亲多年来患老年哮喘病，下楼时又无法使用拐杖，她必定是全身倚着楼栏杆，喘着粗气，一步步往下挪，要挪过36级台阶后，才能走出楼门口。 两位“80后”老人，60多年前的同窗，一对昔日好姐妹，就这样相会了，一个车内，一个车外，泪眼凝咽，牵手相拥。世事沧桑、岁月迷濛，都因为“同窗”二字而一下子消弥了。由于双方均耳背，只能如新闻联播中常见的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的那般情景，宾主虽面对面用中文叙旧，仍然需要他们的后辈“同声传译”，译为更响亮的中文。确切地说，母亲说的是一口南和话，和她的同乡、当今影视红星王宝强的南和县方言一样纯正。我恰是在几年前，坐在北京佟麟阁路的民国国会礼堂欣赏《天下无贼》时，第一时间发觉王宝强说的也是南和话。 “云霞！总算见到你了！”敏英同学大声唤着我母亲的名字。 “敏英！我们总算见面了！” “我经过多方联系，想方设法才找到你的。我这一生，是一定要找你到的！” “找到了，找到了。”母亲老泪纵横。 “我还记得咱们在任县师范轮训时，是同桌，又是同宿舍呀。有一年放秋假，路过你们东大街的家，小孩他爹连着往外跑了两趟才借回两床被褥，回家时累得满头大汗。那会儿，你们家孩子多，经济不宽裕，还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 会面也只能是短暂的，而且差不多是两位老人此生最后一次相会。敏英阿姨临走时，给我母亲留下一封长信。我后来看到了这封信，字迹工整、娟秀，一字一句饱蘸同窗情谊。信中记述了30多年前，她在我家做客一两天内发生的事。她竟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家里穷，被褥不够，我父亲往外跑了两趟才借到被子。甚至她还记着第二天的早餐是油条豆浆。能真切记着几十年前在同窗好友家吃过一顿什么样的早餐，和几十年后执着与同窗相会一样，都缘于敏英阿姨心中仍然保留着几十年前朝夕相处时建立起的同窗情！ 敏英阿姨在信中还顺便介绍了全家的情况，包括她的丈夫，当年刘邓大军38军55师164团3营9连的一名作战勇敢的战士，参加过著名的安阳战役和活捉敌师长孙殿英的汤阴战役。阿姨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离开丈夫已有两年，“我时常沉浸在回忆之中。每想至此，不由潸然泪下。”亲情、友情、同窗情，在敏英阿姨晚年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同窗之谊，历久弥新。两位八旬老人，在僻静夏日的短暂一会，让我在功利和世俗的社会氛围中，又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 哦，同窗！ 我的N次生命 ■ 徐家骏 徐家骏，浙江台州人，1964年出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文学报》《华夏散文》《散文选刊》《辽宁散文》《深圳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和小说多篇。现任台州市冰心散文研究会秘书长，《台州少儿文苑》编辑。 用“命运多舛”来形容我的上半生，我觉得十分贴切。据母亲说，我二岁半时出麻疹，出到腰部，那红红的疹子死活不肯再往下走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可当时母亲年纪尚轻，并不知我已经并发了肺炎。就在那天中午，我父亲要出差远行。他看了看帐子里的我，还是走了。 当时我们都随父亲在一个叫“文成”的农机修造厂当家属，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山区，我们举目无亲，而我的二弟才五个月大。 那个晚上我发高烧，抽搐，鼻翼一扇一扇的。母亲抱着我去挂急诊，见我抽得那样，医生叫所有排在我面前的急诊病人让开，给我先看。医院很快就下了病危通知单。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二弟，在医院那张狭窄的病床上住院一个星期，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七岁的事情就有记忆了。那次，我和一位伙伴们玩“窗台跳”，我们轮流着一个从一个高高的窗台上跳下，另一个在下面拿背垫着。轮到我往下跳时，那家伙却恶作剧地突然闪开了，结果我摔了个仰面朝天，后脑狠狠地磕在石板上，顿时昏了过去。也不知躺了多少时辰，我苏醒了，发现自己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我摸摸后脑勺，有个大包。母亲问我，痛得怎样？我好强地说，不太疼。母亲说，还不太痛，你把妈的魂都吓掉了。 十岁时一场大病，那可是烙进我的脑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年，父亲已调回台州，我也在海门红旗小学（现在的椒江实验小学）上三年级。那天上完体育课，我觉得全身乏力，人都快虚脱了，便向老师告了假，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学校离家很近，只要穿过一条五六十米的茅坑弄堂就到，可是我却走得很艰辛。到爷爷家的老屋时，几乎连跨门槛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浑身疼痛，尤其是右腿。我一瘸一拐地终于挪进那十几平米的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我是被母亲的叫声弄醒的，她抱起了我，用自己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一直来都是这样给我们试体温的。只听到她说，滚烫！我睁开眼，发现我那三个月大的小弟躺在我身边，不住地蹬着一双小腿。这时我父亲也下班回家了，母亲告诉他，说我病了，得赶快背着我去人民医院（现在的台州市立医院）。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医生。我虽然烧得迷迷糊糊的，却记得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熟人在闲聊，对我们的到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父亲赶紧递过烟去，他老大不情愿地转过头来，接过烟看看，扔在桌上。他问我：怎么啦？我艰难地开合着嘴巴，说，难受，腿痛，肚皮也痛。父亲补充说，还发烧。这位医生从一个瓶里抽出一支体温计，一下子杵到我嘴里，又和那个熟人聊天去了。他聊得太专注了，以至父亲给我拔出体温计看了，紧张地喊，医生，高烧四十一度！他才回过神来。 那个和他聊天的人说，陈医生你忙；起身走了。于是我们知道他姓陈。陈医生在我嘴巴里、脖子上鼓捣了几下，断定说，重感冒。父亲怀疑地问，那腿疼肚皮疼呢？医生说，重感冒浑身都痛。 于是开了药方，让我连挂三天大瓶。父母亲天天背我去医院，天天挂好几个大瓶，把小弟留在家里让二弟照看。我很不好意思，我是大哥，不但不能帮父母的忙，还老让他们背来背去。可是我的腿上的肿块越来越大，疼得根本无法下地。三天的针都挂完了，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 接下来是个星期天，母亲把我背出门时，说，今天人民医院休息，我们到了中医院去吧。一进中医院那个老式四合院的大门，一位和我母亲熟悉的、高个子护士就喊着我母亲的名字，她指着背上的我，问，怎么了？母亲就把我的病情说了。那位姓周的护士让我们进了她的外科工作室，让我躺下。她在我的腿上，肚皮上摸捏了几下，说：“脓毒败血症吧？”母亲的脸一下子吓得煞白。周护士说，我也说不准，明天找个好医生仔细看看吧。 那个星期天，我又在中医院挂了两个大瓶。 第二天，我又被背到人民医院，接诊的还是那位姓陈的医生，母亲提到了“脓毒败血症”五个字，陈医生犹豫了一下，开了许多化验单，一圈下来，我被确诊为脓毒败血症。陈医生当着我的面说，这病十分凶险，尤其是儿童和老人，病死率百分之九十！——他晃着脑袋，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住院医医看吧。 我虽然小，也知道这“医医看吧”不是什么好事儿。却因为小，对“死”的概念很淡薄。现在想来，这说法对当时我的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赶紧为我办了住院手续。父亲跑出去买了本医学的书，成天翻看。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病的病因，一般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循环，引起全身感染而起。于是我记起了前几天匆匆跑过茅坑弄堂时，被一块石头蹭破了一块皮，肯定是那个伤口惹的祸。 隔壁病房住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陈医生指了指说，他也是脓毒败血症。我看了看那孩子，一刹那明白什么叫“同病相怜”。 这病很是难治，试用了几种抗生素效果都不理想，那些肿块像不安分的幽灵，在我身上到处游走，今天在肚皮上，明天就到了胸口，后天又到脖子上；它们就像雨后春笋，防不胜防地会从某个部位冒出来。有一天我呼吸困难，气喘如牛，肺好像就要炸了，护士赶忙推来氧气瓶让我吸氧，医生说，那是可恶的脓毒们跑到我肺里去了。 后来改用了红霉素。那红霉素的反应我至今想起都后怕，瓶子挂上去才一会儿，肠胃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接着，仿佛有几十只老鼠在我体内奔突，啮噬着我的心肝，教我坐也不对，卧也不行，难受使我都吼出声来，好几次都想把针头拔掉，但知道这是治病，拔不得的，接着我又恶心又呕吐，吐了一地，吐得眼泪鼻涕的，很是狼狈。就这样上午吊针下午吊针，病情却没有起色，我经常神志不清，说胡话，身体多处出现了脓肿。轮到那位陈医生值住院病房的班，他断言我活不下去了，劝父母亲把我背回家去。 那天，隔壁那个男孩被一条白单子盖得严严实实的，推了出去。多年后母亲跟我说，那天她见到那个孩子走了，她自己差不多已经崩溃了。 然而父母俩绝不放弃。有一回陈医生摊着双手，对我父母说，药物对你儿子来说无效，我是治不了了——要么你们自己说，用什么药吧。爸妈就根据医书，真的说出些药名来。陈医生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记了下来。从那开始，医院就用我自己父母拟的药方给我吊针。 父母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找有名望的老中医，开了中药煎了给我喝。又到处寻求民间偏方，母亲还听从邻居女人的劝说，请来道士巫婆作法，来个中、西、巫、道综合治疗。后来他们听说南山殿附近有个土郎中能治疑难杂症，于是每天晚上把我从医院背出，背到南山殿，看了病又背回去。那阵子东方红大街（现在的中山路）正在拓宽，路面全被挖开了，只剩下边沿的一条羊肠小道供人行走，小道上还全是泥巴和石块。父母亲背着我，小心翼翼地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 有一次父亲背我的路上，老天突降大雨，瞬间我和爸爸都被淋成个落汤鸡。我趴在父亲的背上，从后面看过去，只见雨水沿着他的两鬓像断线的珠子般的往下乱坠，那镶在棕色镜框里的眼镜片上，一条条雨水细流像虫子般乱扭，濡湿的眼镜顺着他的鼻梁一次次地往下滑，都快掉下来了。他便一手托住我，一手快速地扶一下镜框。我突然感到特别的心痛，忍不住抽泣起来，泪水和着雨水，淌在父亲本已湿透的背上。 为了给我治病，母亲什么方法都用上了，听说太和山的香火很是灵验，还说山上的佛祖原本就是医生出身。母亲觉得这下子有救了，于是天色微曦就出了门，去登太和山顶，祈求神灵保佑。那阵子，因为担惊受怕，母亲吃不下饭，而我的小弟弟又不放弃吃奶——我们兄弟仨都是专吃母乳长大的，那些年月，家里甚至连斤白糖都没买过。惊吓和饥饿让母亲双腿发软，膝盖摇晃，可是她咬着牙关，天天坚持登山拜佛，相信心诚则灵。就是远在福州的舅公妗婆都被发动起来了，寄来了一大包中西药。 一天晚上，父母正带我在戚继光庙旁的一个土医生那里看病，外面突然骚动起来，接着听得人喊：着火啦着火啦！母亲背着我出门一看，只见西南角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把半边夜空都照红了。母亲喊道，不好，那可是我们家的方向啊，可别把我那两个孩子给烧死了！母亲把我扔在土医生家里，自己拔腿就跑。正在修建的东方红大街坑坑洼洼的，又没有路灯。她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的顺着火光的方向赶，摔倒了爬起，爬起又摔倒，她气喘吁吁地赶到老工会门口，才看出火灾现场并不是我们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接着我被父亲背回了家，我看到母亲正坐在床沿，她的腿上，膝盖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鞋上全是泥。我掩住脸，泪水无声地从指缝溢出。 由于父母的执着，他们的永不言弃，羸弱的我经过综合治疗后，神志变得清爽起来，潜伏在我体内的病魔竟然一点点地退缩了，那些脓包也慢慢地偃旗息鼓了。四十五天后，我像婴儿一样慢慢的重新学习走路了，胃口也渐渐地好起来了。 这一场和死神的拉锯战，父母亲胜利了，他们紧锁的眉宇终于舒开了，憔悴的脸上绽开了久违的笑容。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债台高筑；为了给我治病，父母的背都累弯了，腿都跑细了；这期间，他们没有吃过一顿正常的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母亲竟得了胃溃疡，一下子像老了十岁。 父母像一棵参天的大树，荫护着我，他们的脊背是坚硬的盾牌，抵挡着妖魔鬼怪的魔爪；他们给我的生命，远远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我很幸运。 我的吸烟情史 ■ 哲 夫 哲夫，原名孙志坚，1955年生，籍贯北京丰台。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太原市作协名誉主席。太原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太原市文学院院长、《都市》主编。 常被人笑话说，身为一位常写环保题材的作家，却偏生是一位烟民，是不是很好笑？而吸烟危害健康的说法，深入人心且愈演愈烈。许多公共场所都开始禁止吸烟，尴尬若过街小鼠，虽然尚且没有沦为人人喊打的局面，却也自知离那天已经没有多远。许多朋友迫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之天下大势，为背叛和抛弃多年的烟侣良伴，堂而皇之地找了一个爱惜生命的下台阶，毅然放下烟卷，立地成佛。更多烟民如我者却心存侥幸，偏安一隅，仍在一切场所不失时机地寻找地方吞云吐雾。 何以如此？似乎很值得细细玩味。 人性天然潜在的反叛意识或曰逆反心理兴风作浪，以反感对待所有对吸烟反感的人，由衷地讨厌开会并在中途不断增加溜出去抽烟的频率，且得出一个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弹簧理论，正常情况下总是忘了抽烟，禁止吸烟的牌牌频繁提醒，越是不许抽烟，越是异乎寻常地想抽烟。 套用托氏的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吸烟的人是相似的，而烟民的吸烟情史却各有各的不同。记得上小学六年级的我家老二，那时他已有半年烟龄，他那时住校，时常躲在学校里的房间和同学们一起抽烟。有一回他将一个烟屁股拿给我，我吸了一口，即刻被呛了个七晕八素，打心眼里钦佩我家老二吸烟时的那种娴熟从容，吐烟圈如金鱼吐泡泡。 1969年12月一家工厂招收学徒工，那时中学基本没什么可学的，倒是有时会把学校里做饭的大师傅拿来批斗一番，淘气学生会跑上去按头，甚至用烟头烫人家的手。有一回大师傅被烫痛了手，就呀的大叫一声，直起弯下的腰身和脖子，冲老师红着脸吼喊：“这个闹法，老子不干了，你花钱顾雇别人去哇！”说完气昂昂地起身，丢下愣了的老师和雾水满头的学生们，一溜烟似的走了。 过后知道花钱雇人来上阶级斗争课是那时县城中学的发明创造。 这样的学自然没什么上头。所以那年还不到十五岁的我，面对学徒工须满十六周岁的规定，为自己选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新生日，十月一日，国庆节，那时的孩子们谁不想出生在这个日子啊！只是过后，新生日只能静静地躺在档案里，而且很快就被我遗忘在脑后。我依旧过属于自己的生日，国庆节还是要留给全国人民去过，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占为己有的，这是从小的家教。 那年，初中还没有毕业，去厂里之前只是暂定，还要厂里见面后特批，心里很是忐忑。 进厂那天，我便被带去见厂里的人事科长，科长姓马，生得人大马大，见我时样子很是严肃，相马一样瞅了我半天，明显有不满意的神情，冲招工的康师傅摇头说：“你是怎么搞的？弄这么个毛孩子，能干活么？”没等神情尴尬的康师傅回答，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捉住马科长的大手，说：“小看人，我可不是毛孩子，不信咱掰个腕子，你个子大未必是我的对手！”马科长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哈哈大笑，挽起袖子真的和我掰了个手腕，不知是他让我还是我力气真的很大，反正是我赢了。我记得他大笑着放开我的手，对康师傅马上就改了口吻说，“不错，这孩子年纪小，人挺机灵，也有一把子力气，让他去酒精车间，那里的活本来就轻省！”捏一把汗的康师傅也眉开眼笑。过后知道，康师傅只是厂里理发馆一名理发师，是临时抽调给厂里招工的，难为他了。 这样，我就成了大同糖厂酒精车间发酵组一名正式学徒工。 那时大同糖厂属于国营企业，秋冬用甜菜生产白砂糖，春夏要么检修机械设备，要么加工从国外进口的甘蔗糖，把红的加工成白的。酒精车站便是把生产和加工剩下的废蜜经发酵蒸馏工艺变成酒精，是循环经济的雏形。酒精车间的现代化程度当时相对较高，射流控制，无非是看看仪表，拧拧阀门，量量酒精锤度，写写当班纪录等等。只是三班倒，轮流上夜班，上半夜还好，下半夜瞌睡袭来势如山倒，便要强打精神。当时举凡男性师傅几乎人人都吸着一枝小烟。原因之一是，车间易燃，吸烟只能去远离车间提供原料的废蜜室。太过单调的劳动操作使暂时离开车间调剂枯燥成为一个最大的诱惑，而只有吸烟的人才是唯一享有这个特权的人，所以我正式开始认真学习吸烟。 于是，便买了一包《恒大》，在当时是相当的好烟，如今少见了。现在想来，当时烟的质量实在是叹为观止，柔和且蜜也似的醇香回甜，让我至今难忘，现在再也找不回那种陶醉的感觉。一盒烟除了敬师傅和师兄弟之外，其实也没有抽几枝。随着烟量增大，区区19元学徒工资，远远不够开销好烟，于是便抽《骆驼》《金钟》之类，甚至《绿叶》《经济》也抽，渐渐就抽大发了。 抽烟的好处，那时是提神、解困，十分的实用和功利。 后来发现，与三五朋友小酌之时，一边聊天，一边抽烟，一边喝酒，是只有烟民和酒民才会有的特种人生享受，空间因烟望雾视而温馨，时间香烟也似被一寸一寸充分燃烧，生活因此变得香辣适口余味三日绕梁，连咳嗽也来得风流倜傥，生发出无限的满足和惬意，当是我此生的最爱。 抽烟似乎有助于思考，烟如迷雾，旋转开来，会出现许多超越时空的联想。抽烟的不断拿起和放下的动作，以及不断掸去烟灰，扬弃烟蒂的举止，颇类似生命的系列行为和系列过程。隐含生命的独白。生命的过程在于不断地拿起和放下，优胜者属于那些拿起时经过深思熟虑，从不犹豫和轻言放弃的人。拿起的尽量不要放下，放下的尽量不要回头，无论长短重在坚持。生命的成功或终极之目标是逐渐看轻自己，并最终能放下自己，让一切过程继续。你只须悄悄离开，在未来一角默默注视世界，心中充满悲悯。不绝如缕的感觉和充分燃烧过释放过的喜悦属于香烟也属于生命。 认真说，迄今为止，我仍离一个优秀或曰合格的烟民有距离，不会吐烟圈，更来不了吞云吐雾的花样。入口太深了仍会发呛，浅出浅入而已。对那些口不离香烟的人内心充满钦佩和艳羡，他们叼着香烟，眯起眼睛，一边不停地干活，一边潇洒地从口鼻处喷云吐雾，那种帅与酷，是我此生学不来的。我只会按规定动作吸烟，过去干活，后来写字，现在击键，倘若衔一枝香烟在唇上，眼睛立马会流泪，朋友们戏说是因为你眼大还不住往里吸气的缘故。所以，只能是一码归一码。 烟瘾却是出奇的大，倒不是抽得多，而是喜欢劲大的，除抽混合型香烟，《万宝路》《三五》之类，偶尔还会买几枝雪茄以补劲道之不足。国产香烟除《中华》偶尔抽抽，无论千元一条还是几元一包，统统寡淡，抽不出牌子更抽不出好坏。包装千差万别好坏在内容。若论形式最赞《登喜路》的烟盒设计，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内盒，防潮防燥一流，开启后每每还可以完美粘合如初。 也有歪论，认为吸烟与烟瘾并无太大关系，多半只是一种长久的习惯。 类似纹身，来自后天却植根皮肤，改起来便有些难。也有林妹妹的那种感觉，见花落泪、多愁善感、顾影自怜之类，皆因打小儿生活环境文化习染所致，若出生在焦大家断不会如此矫情。恰到好处的矫情，便如同是纹身，会溶入天性，不离不弃伴以终生。见花落泪与见烟想吸多相类似，也是一个后天纹身，只是更外在，更微不足道，无非一粒长在体表的小瘊子，碍眼时，你就点除它，不费吹灰之力，不碍眼时，理它又作甚？当然了，吸烟的危害确乎不应低估，尽可能不吸为好。 但也要提请大家注意，如下这个貌似的歪论，却无妨当正论来看。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免不了谈虎色变，杯弓蛇影，风声鹤唳，香烟的危害免不了被过度放大。每人每天每时每刻从污染空气中被动吸入体内的又何止一枝二手烟。欲望引领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被它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工业，近些年不失时机地迅猛发展，人体已经开放成超微型潜艇游弋的血海。这些潜艇的基地是雾霾。雾霾由气态污染物和PM2.5可吸入性细小污染物颗粒组成。这些细小可吸入性颗粒，本身既是污染物，又是集结吸附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形同一艘艘载满毒物的超微型潜舰，通过举凡动物的呼吸（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不仅是人类，也包括所以靠呼吸空气活命的动物，都是受害者。）这些潜艇进入肺胞并通过血液进入器管游弋全身，危害最是巨大。与抽烟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吸烟是要花钱的，而吸入雾霾无须花钱还很方便。吸了暂时不会有事，不吸即刻就会窒息。二者相权取其轻，被动吸入，不如选择性吸入。 这不仅只是几句玩笑话。近年来天空和大气已经失守，地球上的海洋、江河、草泽、地下水、山川、森林、田野、土壤以及所有的万物万类，也正在逐步被污染、破坏、癍秃、干涸、消失、灭绝或是已经全面沦陷。最终轮到人类自己，先是PM2.5潜艇大队的偷袭入侵顺利达成，接下来它们会做什么？它们会在人体遍布水雷建起封锁线，然后发射鱼雷、导弹、核弹，攻击人体各个要塞，或曰各个器官。还击它们的只有人体的免疫系统。悲摧的是，这场短兵相接的反侵略战争从伊始就注定了不公平和败多胜少，因为PM2.5潜艇的制造者，不是别人而是人类自己。如果不能根除污染源，一切努力都将枉然。所以，任何一种过度渲染都意味着在有意无意地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推而广之这个担忧适合当下一切领域。是否如此，如同吸烟危害大小也似，需要自己去感觉。 对乌鸦和喜鹊的另类思考 ■ 陈有仓 陈有仓，西宁市湟源县人。作品散见《华夏散文》《中国散文家》《西部散文家》《西部散文选刊》《青海湖》《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协会、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西宁市文联委员，西宁市作协副主席，湟源县《日月》文学杂志主编。 城南广场几乎所有的树上筑有大小一样的鸟巢，起初看见时我以为这是喜鹊的巢，然而喜鹊的巢分明有大有小，即便筑在一棵树上，一层一层，或大或小有明显区分，喜鹊不像人不会重住一个巢。每年孵出小生命之前，总是经过一番辛勤的劳作重新构筑鸟巢，让新的生命在新的巢里孵化出生。因果推理，可以断定这不是喜鹊筑的巢。之前，我没见过其它飞鸟在树上筑的巢，也不知除了喜鹊以外还有什么鸟会在树上筑巢？更不会去想，乌鸦也在树上会筑巢。细细观察后发现，上百只乌黑的鸟飞进飞出，足以证明这就是乌鸦的巢。 说真的，对于人人讨厌的乌鸦，我是压根就不想见到它，见到它就好像会沾上晦气。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乌鸦汇聚在这里，难免有些好奇。 再次见到时，我是壮着胆子去的。只见乌黑的身影几乎占据了这里所有的空间，树丛、广场、屋顶、草地、地埂、垃圾箱、人群中无处不在，还不时发出“呱，呱呱”的叫声。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有些惊讶和纳闷。尤其猛乍乍听到单调、苍白、冷酷、凄凉的叫声，浑身惊秫，好像遇到了不祥之物，感觉阴森恐怖。 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要想纵深了解需要亲自去感受和体验。比如人与乌鸦能相近接触，以前打死我也不相信，也不敢相信。可这是存在的事实。你要在这里生活，这里活动，你就的适应人与乌鸦和谐相处的这种环境。如果真的适应不了，你就的为乌鸦让步。我一次又一次的走近乌鸦，近距离接触，听那阴森的鸣叫，久而久之有了些许的适应，心理上的恐惧感且有所消除。有道是环境能改变人。 是的，时间长了，我还掌握了乌鸦的出行规律。 乌鸦是在清晨倾巢出动的，一群群，一片片散落在广场、田野间觅食。黄昏时成群结队而来，树枝上成了密密麻麻的斑点，在一片“呱呱”声中，群鸟飞旋，气势极为壮观。乌鸦的聒噪似乎压倒了傍晚人们跳舞时美妙动听的旋律。也许在这种场合我已经听惯了乌鸦的鸣叫，见到它，听到它的声音感觉习以为常，但实质上并没有彻底根除从小灌输在心底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对乌鸦憎恨厌恶的思想。换了另一个场合，依然如故的可怕。一次，我独自一人在公园散步时，一只乌鸦在我头顶的树上来来回回地飞着，鸣叫着，那种阴森恐怖的局面像谍战片中惊险的一幕出现在眼前，让人毛骨悚然。解决的惟一办法，只有加快步伐离开那个“鬼地方”。 儿时，最怕的就是清晨还在熟睡中被一声声凄厉寒凉的乌鸦的叫声惊醒，每次听到乌鸦的声音，惊吓的我瞬间把头藏在被窝，瑟瑟发抖。黄昏，乌鸦盘旋在村庄的上空，抑或是躲藏在树枝中，幽灵般地发出一声鸣叫，让人感到苍白凄厉、阴森恐怖，连声鸣叫似一个即将死亡的人，在痛苦中与死神纠缠挣扎，哀叹声渗入五脏六腑，不由浑身颤栗。 乌鸦，俗称“老鸹”，我们继承传统的叫法叫“鸹老板”。它全身乌黑，在地下觅食或站着时耷拉着翅膀，样子可恶，叫声粗厉。喜食腐烂食物，尤其腐肉。感官灵敏，哪有腐烂变质的味就飞往那儿。 一次，我在回老家的半路上，突然听到“呱”的叫声，寻思着庄子里莫非是谁在生病？回去跟母亲提起，母亲说，邻村的马家爷病得严重，可能快不行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要抓紧时间去看看。马家爷是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吃饭不便时第一时间给我送水送饭送温暖的人，老人在弥留之际该要得到点我的回报。事后不久，老人离开了人世。我感慨，是乌鸦让我在马家爷有生之时见上了一面，了却了我的心愿。 乌鸦生性报忧，即将死亡的人发出的气味让嗅觉灵敏的乌鸦闻到后，把消息及时传达给人们，于是，飞过上空“呱，呱呱”的鸣叫，告诫人们这个地方要死人了。人们便会猜测出某生病的老人的生还是没希望了。可是明明白白知道病人是不好医治了，赶快准备后事才对。但是乌鸦把这一噩耗传达给人类时，喜欢听好话、奉承话的人类反而会憎恨起乌鸦来，你这个“报丧鸟”不得好死。 生老病死是人类乃至万物的自然规律，任何人都逃不过这种厄运。人的生死存亡并非是一只小小的乌鸦所决定的，这是天意，没有谁能躲避，谁能改变。种种迹象表明，乌鸦是敢于说真话的飞鸟，理应得到人类的尊敬和崇拜。但就是他敢于说真话，就会得到人们的憎恨，甚至厌恶。试想，如果那个地方不会死人，乌鸦还会来报信吗？乌鸦的本能决定了乌鸦的生存。要不乌鸦有何存在的价值？这无疑暴露了人类的虚荣心。任何人在事实面前不是面对现实，不听好言相劝，谆谆告诫，反而听信于他人恭维的话语，高高在上，最终换取人们的唾弃谩骂，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一面。 据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乌鸦是飞禽中最聪明的动物。它的特异功能是其它飞禽无法相比的。小学课本中的“乌鸦喝水”，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们习惯于喜爱喜鹊，这是缘于喜鹊是“报喜鸟”。它长相小巧，一身蓝黑的羽毛中胸腔、翅膀上点缀着一大块弧形的白，黑白分明，叫声悦耳动听，而被得到人类的喜爱和呵护。 小时候期盼着家里的院墙上，门前的柳树上能有喜鹊来光顾。能听到“喳、喳喳”的叫声，我的心里真有说不清的高兴。那时候我们村庄里很少有树，喜鹊没处安家，一年里来光顾的次数极为稀少，有时，一大早，太阳光刚暖暖地照到房屋和大半个院落时，突然间飞来一只花喜鹊落在院墙上“喳、喳喳”的叫上几声，又匆匆地离开村庄，或是到别人家的院墙上去报信。这一天，我们就不停地眼看亲戚来的方向，巴望着亲戚的到来。亲戚的到来我们可以吃上亲戚给的花糖，吃上母亲做的狗浇尿油饼和拉条。山村的穷孩子们的这种期盼心情就像盼过年一样。 花喜鹊的报信果真灵验，这天总会有亲戚到来。正因如此，人们就把喜鹊迷信为吉祥的鸟儿，报喜的鸟儿。小时候学的“喜鹊儿喜鹊儿喳喳喳，我们家里来亲家，亲家亲家你坐下，吃甁烟了再说话……”的儿歌依旧记忆犹新。 可见，喜鹊是受人喜爱的，以至于喜鹊随意在路旁，村庄里的树上构筑巢，没人去捣，也没人去打。据说，喜鹊还会算计，随意打不着它。 由此看来，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把乌鸦的鸣叫想象成令人憎恨厌恶的聒噪，把喜鹊的叫声想象成报喜的喜讯，只不过是人类凭个人的喜好来对事物做出的判断。所谓“乌鸦嘴”“报喜鸟”，不过完全是人类单一的虚构和幻化！ 我经过细心的观察后发现，成片的乌鸦队伍中也不时夹杂着无数的喜鹊，它们会在一个地方争食吃，而且争抢时互不相让，这说明它们之间有着存在的共性。可是人类为何把两种接近的鸟，划分出吉与凶，祥与恶的界限来？ 喜鹊被认为是吉祥的鸟儿得以生存和繁衍，似乎活得自在，而乌鸦尽管自身对人类有许多实用价值（乌鸦可以医治五劳七伤、暗风疾、经脉不通、虚劳瘵疾、老人头风、头晕目黒、小儿癫狂等），却被人类憎恨、厌恶。我想，假如每一个人天天说好话、吉祥话，尽管口蜜腹剑，说的对方满面笑容，春风得意，这时他就会感激你，你就成了喜鹊被受到他人的称赞。如果对方天天沉迷于灯红酒绿、香车美女中，你还在那里喜鹊一样的赞美他，恭维他，这时，你是不是还算是一只喜鹊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你也许会直指对方的缺点，警告他，提醒他，在关键时刻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他是否还会对你说你是个乌鸦嘴呢？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乌鸦与喜鹊之间，未必分好坏、吉凶、美丑。这是人类的恶作剧。由于人的处世之道、思维定式、做人原则不同，决定着人的价值取向。我们不能把人类活动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美丑归纳到乌鸦和喜鹊的身上。其实，这两种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鸟类，却在国外得到了同样的爱戴。国人能否也改变一下这种态度？ 有时恶意会变为善意，善意也会变为恶意。我觉得乌鸦和喜鹊都可爱！也都可恨！ 某日微雨：之前，之后 ■ 张乃光 张乃光，白族，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协常务理事，曾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大理州作家协会主席、《大理文化》主编等职，出版散文集《秋天的湖》《走进视野》等，有各类文学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民族文学》《中华散文》《华夏散文》等百余家报刊。 狗年某日，微雨。突接一短信：雨脚乱纷纷，山中蕨儿肥，相约采薇去，斜风不需归！速到感通寺下集中。 短信是朋友逢湘发来的。瞅一眼窗前斜飘的细雨，一愣神，便直奔门外。 之前，刚完成一起接待任务，这样的事在“之前”的之前经常发生。每次来的，据说都是著名作家，一介绍名字却总让我浑身出汗。不是因为对方名气太大，而是报出的名字不知道的居多——或许是对方无名，或许是我的无知，有时名单上出现的著名作家还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来（猜想也许是不屑来），这次也不例外。面对一批又一批叫不出名字的大师们从眼前走过，对知名度的鉴别能力也就很不幸地江河日下，久而久之，便也养成习惯，一见面照例殷勤地笑，照例一一握手，照例“久仰久仰！”。既然“久仰”，接下来的事情，便照例要尽好地主之谊。 之后，便与友人们，在微雨中登上苍山。大家都是洱海边天天见面的泳友，有退休职工、普通职员、下岗者、个体户、离异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见面时无须一一握手，无须“久仰久仰”，脸上也不必辛苦地笑，更不必字斟句酌掂量着讲一些酸不拉几的话，这样的行走要自然随意得多，它让我平淡无奇的生活充满快活。一次一次的行走中，彼此间记住的是一个个温暖的名字。有时，山道拐弯处冷不丁递来的一颗水果糖，也会让脚下的路从头甜到尾……当我们沿着一条苍山溪涧旁混凝土铺成的公路，在微雨中乘中巴车来到了感通山庄，山溪蓦然间肥厚起来，丰盈的水声就像快活的心情。人到齐后，便朝感通寺一侧的山间便道迤逦而上。脚下的山路，逶迤如蛇，路两边藏着无数风景。细雨歇了，空气清新得可以装进罐头出售，自然而然地，便想起了“浮生偷得半日闲”的诗句。 之前，与客人们逛苍山、游洱海，脚步匆匆，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一路说着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应景的话，感觉自己就像一部疲惫的留声机。眼里自然也看不到一处真切的景致。游崇圣寺圣三塔，一进大门，正想尽主人之责介绍一下三塔的历史，据说对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作家X却连声问：“有电瓶车吗?有电瓶车吗?”竭力陪个笑脸，耐心向他解释，电瓶车在崇圣寺围墙外，坐车就不能看三塔和寺内的景点，看三塔和景点就不能坐车。X回答得很干脆：“我对假古董不感兴趣的，那我就去坐车好了。”说完就飘移开去。风吹云移塔动，默默仰望沐浴过唐风宋雨的三塔，心头便有几分失落，直怀疑身边飘浮着的是一群影子。 之后，与友人在山间一路行来，一路上慢慢看石，看云，看路旁小花小草，景致一处一处真切动人——“这是酸浆草，酸中带甜！”“瞧，好大一篷羊奶果，味道一定不错。让我去采。”“这是灯盏花，清脑降压去火，我每年都要来采去给我妈。”“看，山崖下那片红，杜鹃开得好猛，像山火在烧！”正说话，脚下的路突然钻入松树林中，有黄鹂在林中东一声西一声地叫。走到一处隆起的山道旁，泳友阿昆指着不远处的一棵松树，说：多好看的一对鸟。嘴里还各衔一根草。注意看，果然看见树枝在轻微晃动。再要仔细看时阿昆却说，飞了。 从“之前”的游离状态中走出，走入“之后”的融入状态，感到生活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在生活身边，亲密如鱼和水，须臾不可分离。走了五六公里，眼前一石头砌成的小桥，名“忏悔桥”。在桥边脱去身上的马甲，穿了一件T恤，斜依在草坪上一抹阳光中休息，正想着如何忏悔，冷不防一声喊，手和脚立即被人捉住——我知道泳友们经常玩的一种名为“舂酱油”的游戏落在我身上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女提着我的手脚，在呐喊声中一前一后荡起了秋千。觉着脊背触到了潮湿的地面，连声求饶请求住手，听见的只是一阵一阵笑。直等到大家兴尽住手被撂下地，翻身站起脱衣一看，背脊早留下一块块草渍和泥痕。虽然狼狈，但却愠不起来恼不起来，连连笑着自我解嘲：“哈哈，正好松松筋骨，哈哈哈哈，正好松松筋骨！” 想起“之前”，与西装革履的客人们在苍山洱海间行走，一抬手一举足都恰到好处地体现着两个字：矜持。来的虽是作家，却又多是作家的领导，官气重于文气，叫人活泼不得。整个行程，只有两次集体性的发笑。一次是刚见面，那位据说很著名的作家C对我穿着的价值不过几十元的衬衣大感兴趣：“一定是名牌?”我随口开玩笑：“这是自然的啦，礼仪之邦嘛，接待名牌作家当然要穿名牌服装的。”说完便听到笑声——但真正在笑的好像是我。另一次，是山东作家L讲了某著名作家去某地参加一个文化节的故事：当地政府为他报销了来回的飞机票，他却嫌对方招待不好，突然提出要对方给他出场费。理由很简单，你们请来的歌星舞星都有出场费，为什么不给我出场费?大家听了于是一阵哄笑，这回笑不起来的却是我。 回到“之后”，与洱海边的泳友花自己的钱，流自己的汗，说自己想说的话，在山雨中奔跑，在山道上打闹。AA制，使欢乐人人有份。一路上阵阵敞怀的笑声，把我，他，她融合在了一起，比起“之前”的笑，这笑声似乎要真诚了许多，开心了许多，丰满了许多，率尔了许多。同行者虽然都不事写作，但却是真正读懂了苍山洱海的人，毫不做作的谈话，让我真切地感到每句话中所具有的实在意味。 来到波罗寺，在寺后用山溪洗去弄脏的T恤，在寺里吃过各人带来的中午饭，便沿着寺后山坳间一条小路向山上走。青草地绿得亮眼，松针一根一根像被洗过，清新的空气间一声一声鸟叫让人莫名感动，想起前人“空山新雨后”的诗句。眼前突然出现东一片西一片的蕨菜，但大多已长出羽状的叶片，看来季节已过。渐渐往上走，却又不时见到了东一棵西一棵刚冒出地表的蕨菜，如一个个举着的小拳头。几畦被松林围住的菜地，显然是波罗寺的僧人开垦。绕过菜地再往上走，松林间的空地上，终于找到了幼嫩的蕨菜，带来的背包里渐渐装了许多。 之前，在为作家送行的酒会上，也有蕨菜。但它自然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桌上菜肴太过丰盛，充分体现着古城人民的礼仪。一路上委靡不堪的X，在宴席上来了兴致，主动要求服务小姐来一道素菜。之后又环顾餐桌：“你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开发出能弘扬自己文化的菜系呀，这桌上的菜有些杂乱呀！”言语间颇有大家风范。我无话可说，只好指着桌上被冷落的炒蕨菜：“这可是最古老的一道菜啊。伯夷、叔齐在武王灭周后义不食周粟，跑到首阳山食的就是这菜。”X挟了一箸蕨，送到嘴里嚼了嚼，脸上的表情却很茫然，让我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不晓得他是否听懂我的话。 之后，在山道上走着，耳朵边便响起了伯夷、叔齐兄弟俩的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古老的蕨菜依然是当年的样子，只是采蕨者已非当年的伯夷、叔齐，吃薇的人中更少了古之君子。心情正有些忽忽然，突然起了雾，迷迷茫茫在身边飘移。有人大声喊，要下雨了。折身往回走，雾渐渐大了，路两边的松林变成模模糊糊的影子。走在前面的同伴也只听得到声音。 在雾中一路走，想起了苍山、洱海间的许多景物，它们无不与我日常的行走有关。村头挺立的大青树，石墙后无声无息的炊烟，鹭鸶翅膀间无垠的蓝天，白色刺花里嗡嗡营营的丁丁虫，以及松荫间隐隐的雪痕和悄然跳跃的松鼠……它们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之前，与来客匆匆忙忙走过苍山、洱海。像游客却又不是游客的他们，对于这样的行走方式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中国的大地上，每天都有这样一些神态矜持的行走者——官员、准官员，文人（帮闲的）、准文人（尚未取得帮闲资格的）。不花自己腰包里一分钱的缘故，使得他们的行走与一般游客相比，总有点轻飘飘的味道。面对他们傲慢的神色和冷漠的表情，我总有一种沮丧感，不是源于自卑，而是因为无聊。在天龙八部影视城呆了不过半个小时，作家L便煞有介事地说，他要写一篇关于天龙八部影视城的散文。见我惊诧，L又连忙补充说得需要给他提供天龙八部影视城的资料，并神秘兮兮地说：“作家最可贵的是一种感觉方式哦！”他的话，更加强了我对这样匆匆行走后所产生的文字的深深怀疑。 之后，在蒙蒙大雾中行走。泳友阿昆又说起了他的几次苍山黄龙潭之行。“几次去都有雾。最后一次，我终于看到黄龙潭了，而且，就在我的身边——亮晃晃一片，整座山都晃动了。我激动得要命，抖脚抖手拿出相机，它却不见了。它躲起来了，躲进大雾里去了。但我记得那水的样子，清清的，亮亮的，就像要飘起来——它就在大雾的后面！我还准备再去一次，一定要找到它……”眼里便仿佛看到在雾中闪闪烁烁的黄龙潭，感到阿昆的讲述胜过一篇最好的散文。 正这样走着走着，雾变成了雨，纷纷扬扬洒了下来。刚才洗了T恤晾在寺里，只穿着一件摄影马甲上山采蕨。幸好逢湘把他的小马甲借我，与大马甲套着穿，又借了雨衣给我。但寒意却是有的了——刚才还咏叹“空山新雨后”，现在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天气晚来秋”了。 之前的事，转眼变得模模糊糊，就像眼前的烟雨。特别是在后来见到记者采写的一则报道：“作家们兴致勃勃游览了苍山洱海，考察了白族风情。所到之处无不盛赞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边地绚丽的山水风情。”记忆便越发模糊，想不起作家们“盛赞”了些什么，疑心记忆出了问题，不由得蹙眉，不由得苦笑：往事确实如烟！往事确实如烟！！ 之后的很多细节，却一直保存在心里，丰富了山行的记忆。在波罗寺前，芹采了一大兜一种植物的嫩尖，说回家可以凉拌了吃。返回的途中莲不时蹲下，一面用一把小刀细心挖着开黄花的灯盏草，一面说“不能连根拔的——要留下种，明年再来！”梅也一路帮着她用小刀挖，背上的背袋装得鼓鼓囊囊。阿昆还採来了羊奶果，送我一把，味道酸中带甜。到得一座长着龙女花的寺庙前，梅突然发现了几畦僧人种的菜地前水沟边上，长满了水芹菜，于是又手忙脚乱一阵猛摘。 之前吃到的蕨菜，印象中似乎淡而无味，就像X先生脸上茫然的表情。 之后即将吃到的蕨菜，味道想必鲜美。妻素有炒蕨菜的绝招：炒时切上从她的家乡鹤庆县带来的火腿丝，还要配以青豆米，味道胜过宾馆席上的素炒蕨菜。 “之前”与“之后”，前者漫不经心，后者身心投入，前者是在完成一种形式，后者却深入一种内容，前者扮演的是一种过客身份，后者充当着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角色。 我早已厌倦了之前的行走方式。我向往着之后日常状态方式的行走。 瞻“前”而顾“后”，思绪涌动，心潮起伏，不由喟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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