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店学区学术内刊《探索》创刊号读札

管季超.

在探索中追寻农村教育的新境界

——杨店学区学术内刊《探索》创刊号读札

孝南区教科所    管季超

    在孝南区所有乡镇中，我对杨店镇的教育状况，较之其他乡镇相对而言更为熟悉一些。
    早在1995年春，应当时的杨店镇教育组领导的邀请，我和程崇敬同志一起，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杨店镇的所有学校，制作完成了反映杨店镇“普九”成果的电视专题片《托起明天的太阳》。
    从那时起，我就对作为“楚天明星乡镇”的杨店镇的一切信息特别留意。从事专业教研工作以后，又先后与三任教育组（学区）教研员亲密合作，以各种形式或深或浅地参与过该镇的一些教学教研活动，与该镇不少学校领导和一线教师朋友慢慢熟识起来，并在纯净的业务合作中建立了君子之谊。
    ——杨店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我区名列前茅。
    杨店镇的党政领导重视教育，杨店镇的人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最近十余年来，杨店教育事业发展速度比较快，改革的步子大。杨店教育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常常为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新经验。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杨店镇基本完成了学校布局的合理调整，教师队伍的有序整合。优化教育软硬件资源方面的举措气魄大，效果好。普教、成职教、幼教，都有可圈可点的亮色。
    ——杨店镇中小学有一大批敬业爱岗，好学上进，热心参与各级教研活动的优秀教师。作为小语、音美、幼教教研员，我对他们中一些深具潜质的青年教师朋友，留有深刻印象。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印象，相信区内教育界同仁也会有同感。
    在又一年桃花含苞待放的季节，杨店学区教研员崔春同志将学区筹办的学术内刊《探索》创刊号清样稿交到我手中，嘱我写点读感文字置于卷末。
    我一向珍视来自一线工作的同志们的文字，重视来自合作伙伴业务工作方面的请托。欣然应命，以诚恳和友善的态度，表达一些阅文时粗浅的感受，与这本学术内刊的作者和杨店镇中小学教师朋友们作一次交流。
    将近30篇文章仔细读完之后，我获得了这样几个印象：
    一、《探索》学术内刊首期内容比较丰厚，汇积了杨店教育界同仁目前在教育教学诸方面的实践与思考的成果．
    作者们探索的领域是较为宽广的．既有教管人员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下农村学校管理工作的新思考；对如何建立立体管理模式，切实推进养成教育的新实践；对培养和保护学生个性的独到见解；对小学生心灵健康教育的深刻感悟。又有一线教师班级管理经验的实践总结，对教师职业生涯中如何克服职业倦怠的对策分析。
    文章切入角度的多元化,多向度,体现了杨店教育界同仁探索与实践的丰富性和精细化。
    二、也许是因为工作角色背景的特殊性，笔者在研读“学科教学研究”这一版块的18篇文章时颇多共鸣，很受启发。
    ——一线青年教师在引导小学生读写结合、乐写悦读中的许多做法，与笔者十多年前在中学语文教学一线时作的若干探索颇为相近，当然也就引为同调，深怀欣慰。
    “雏凤清于老凤声”，欣看新竹蔚成林。教育事业的发展寄望于青年教师承继传统，守正创新。
    ——农村教育受到生源条件、教学设施、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一些制约，现实的困难着实不少。但如果转换思维，重新发现，也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本期中即有作者对发掘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资源运用于教学的问题，作了颇有新意的阐发。
    ——一线教师工作繁重，能用于系统理论学习和教育写作的时间不可能很多，开展教学科研有许多困难。但一线教师植根于真实的教育情境之中，每天面对许多需要应对的具体任务，每天都会被迫（当然更好的是“自觉”）去思考一些问题。
这样一来，与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相比，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研究意识。
    一线教师既是研究的主体，又常常是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面对所谓“理论”有了一种本能的“反省”。这种“反省”性的研究意识几乎是本能的，不需要特别发动的。事实上，我们一线教师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这种“研究”，自觉的或为了应对工作的，可系统言说的或以“潜述说”状态存在的。
    教学研究的核心是“问题”。所谓“问题”，就是需要研讨的矛盾、疑难。
这种矛盾、疑难，都是与一定的教育教学情境联系在一起的。矛盾总是具体的矛盾，疑难也都是具体的疑难。缺失情境，就没有所谓的矛盾和疑难，也就失去了体验的真切性和研究的针对性，稍不留神就会落入空泛。
    正是在研究的鲜明的“问题解决”的特点上，在研究成果一旦产生即刻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上，一线教师较之专业研究人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让实践与思考双翼齐飞，让探索与言说相伴偕行，我们一线教师一定能够常有发现，常获创意，一定可以积累起丰沛的教育实践智慧，成为问题解决的能手，学科教学的专家。
    本期“学科教学研究”专栏的文章很有几篇比较好地呈现出“应对真实情境，寻求问题解决”的“草根教研”特征，展现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成理、贴近教学实际的朴质风格。
    笔者在教学一线工作多年，深知一线教师的甘苦，能体谅作者们在选择论题、斟酌文辞上付出的艰苦，对本集文章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不拟在此过多评说。相信会有机会与作者们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再作更充分的交流。
    一位优秀的教师，必然会不断审视自己的教育思想，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教育家进行思想对话；必然会踏实工作，不断反思，不断积累，凝聚起独具个性的教育实践智慧；必然会不断让自己的专业精神在教育实践中淬火，常放光彩；必然会树立起学高身正，儒雅淳厚的专业人格。
    而这一切，正是杨店镇一线教师朋友们已经努力在做，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出色的。
    教海探航，是勇敢与智慧者的事业。既然《探索》之门已经开启，春花已然在古驿的田畴绿野中绽放，秋实在握的丰收图景，就是可以满怀信心去期待的了。

管季超.

                                                                           乡村教育：为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

　　——访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

　　本报记者 张以瑾

　　对我们这个浸润了数千年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乡村不仅是生存之根，也是精神之源。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怀着对乡土的温情和敬意，潜心研究中国乡村教育。在新著《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中，他探讨了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以及乡土价值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等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教育重建的可能与可为。

　　乡村教育的出发点是乡土价值的激活与重建，而乡村教育的中心，甚至也可以说乡村社会发展的中心，则是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与乡村社会健全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培育。

　　记者：在当前的教育结构中，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表现为什么样的关系样态？

　　刘铁芳：当前人们所谈的乡村教育，往往是指发生在作为地域的乡村之中的教育。这种教育只是以乡村的条件迎合现代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内源于乡村的教育。换言之，乡村教育基本被排斥在教育整体设计之外，体现为一种“逃离乡土”式的教育设计。乡村只是作为城市的参照和补充，作为被城市观看和俯视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究竟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本身就是个问题。

　　在谈论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关系的时候，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从城市化的角度看乡村教育，还是就乡村本身来看乡村教育，深入思考和把握以乡村为场域所展开的乡村少年如何成长、何以成长的过程？在以城市化取向的教育模式下，乡村少年缺少乡村社会的真实滋养，生存自信无法建立，无法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他们生长在乡村，要排斥的恰恰是他们脚下的土地。

　　记者：你所理解或者所期待的乡村教育是什么样的？

　　刘铁芳：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教育，应该是以乡村少年成长为中心。离开这个中心谈乡村教育，必然将其外在化，这是乡村教育的基本问题。任何人都不是在真空中被设计的，必然有着自己生命的根。乡村无疑是乡村少年成长的根。乡村教育要为乡村少年寻求置身乡土社会的精神之根，让他们把生命之根牢牢地植入乡土社会之中，让他们从小就拥有健全的精神生活。不管他们今后置身何方，都有健康的生命姿态，都有更完全的人生，不管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都能不自卑、不自弃，脚踏实地。当然，乡村少年也必然要适应现代社会和城市文化，必然会进入他乡和他者的文化世界，但人与自然的亲缘性、朴素的乡村情感、求知的意向，将始终作为他们生命的内在基本结构，贯穿于他们的人生历程。乡村教育要能够促进乡村少年生命的健康成长，而并不仅仅是培养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适应。

　　可以说，乡村教育的出发点是乡土价值的激活与重建，而乡村教育的中心，甚至也可以说乡村社会发展的中心，则是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与乡村社会健全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培育。

　　回归乡土，亲近乡土，其根本意义是激活乡土本身的价值，激活乡土中国与置身现代社会的我们的精神和生命的联系。

　　记者：置身于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乡村教育以及乡村社会？

　　刘铁芳：这其实是我们如何超越对乡村教育平面化认识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认识乡村教育：一是就乡村教育本身来看乡村教育，切实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教育与乡村少年的成长。二是站在现代教育的立场看乡村教育，既看乡村教育对现代教育的不适应和差异，也理解乡村教育对现代教育的补充作用，充分发掘乡村教育的可能资源。在现有条件下，更好地引领乡村少年的健康成长，并且对身处现代化中心的城市少年进行必要的精神补充，让他们在理解乡土中国的同时，也能获得乡土精神的滋养。三是从现代人精神发展的背景下看乡村教育。现代教育强调个体，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而乡村具有一种接近生命底色的守成性，其宽厚、朴素、坚韧的情感，能够带给现代人以温润的包容性，这恰恰符合现代人的精神发展诉求。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家园既是形而下的存在，也是形而上的存在。她有着宗教的抚慰功能，能够给心灵以呵护和温补。可以说，乡土中国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哲学。由此，中国人才会有浓厚的望乡情怀，才会有那么多乡愁。回归乡土，亲近乡土，其根本意义是激活乡土本身的价值，激活乡土中国与置身现代社会的我们的精神和生命的联系。

　　记者：如何认识乡村教育重建的意义？

　　刘铁芳：近年来，社会对乡村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是有一点值得反思，即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乡村和乡村教育的。这种关照与“我”的生命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他者化的关注。

　　相对而言，乡村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开阔、自由的空间，这能够弥补城市教育的不足。站在现代教育的整体高度来看，乡村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起始点，也是现代教育的母体，它能赋予现代教育以生命活力。乡村教育绝不仅仅是现代教育中落后的他者，它首先作为现代教育的母体与前身，现代教育形式原本就有着乡村社会的根基。与此同时，乡村教育又直接进入现代教育内部结构之中，促进现代教育自身目标、内容和结构的调整与改善。乡村教育还是一种期待，即我们可以用想象中乡村教育的内涵来甄定当下教育的问题，调整其走向。这样的乡村教育不仅是面向乡村社会的，也是面向城市社会的，并能使乡村社会逐步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美化现实的乡村教育，这里所言的乡村教育的优势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需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尽量变成现实。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着眼于“公德”，一个关注“私德”，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精神发展来说，他们“一个也不能少”，如此才能使教育成为全面滋养个体生命发展的事业。

　　记者：你在书中比较了鲁迅和沈从文对于乡土中国的不同情感和认识，读来有趣而有味。这种比较是你的首创吗？为何要对他们进行比较？

　　刘铁芳：应该说，对鲁迅和沈从文的比较早已有之，但基本限于文学领域，从教育的角度对这两位进行比较应该还属首次。比较两者的意义在于：一是从两人的生命轨迹与思想脉络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教育的母体是乡土中国，乡土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根和背景。离开乡土中国这个根，我们就是在空谈现代教育。即使搬来西方现代的名词，也难以使我们免于一种陌生和紧张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教育可以与西方教育有着形式上的共通，但是内容上应该有自我生长的部分。只有这样，传统和现代才能连为一体。其二，我发现我们对教育的现代化诉求，正好是抛弃了乡土中国的背景而出现的改造型教育理论。乡村仅仅作为一个被俯视的概念，而不是作为背景和基础进入现代教育视野的。从这一点上讲，理解沈从文不是将其作为保守的对象，而是理解中国人民族精神的起始姿态。

　　我们不是要美化乡土精神，乡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中的精神乐土，但不可否认，我们必须具有新的观察视角和思想维度。现代教育一方面继承了现代化的精神脉络，同时也保留了民族的生命底色。今天人们的精神虚空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缺少足够的生命滋养。我们上面顶了天，下面却没有立地，并没有根植于乡土中国的大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颇受重视的心理健康教育只是事后追补，在缺少了生命底色的情况下，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注点不同，一个着眼于“公德”，一个关注“私德”，但他们互补互成。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精神发展来说，他们“一个也不能少”，如此才能使教育成为全面滋养个体生命发展的事业。

　　乡村教育需要那种真正能够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

　　记者：当前，发展乡村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铁芳：改善乡村教育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乡村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评价体系、教学方法改革，这些问题要一下子解决非常困难，我们只能从小处着手，立足现实，切实地解决乡村教育的核心与关键问题。

　　就当下而言，关键问题一是教师培训与新教师的引入，即建立长效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二是做好以图书资料为核心的优秀文化资源的引进工作，建立必要的阅读资源补充机制。有了好的教师，有了好的文化产品，乡村教育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是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两大支柱，两个方面的建设，缺一不可。

　　记者：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你认为，乡村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铁芳：由于乡村社会的功利化倾向以及乡村文化的荒漠化状态，精神文化不再是乡村生活的中心，这使得村民大大降低了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期待，因而教师在乡村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下降了不少。当然，这里也有乡村教师自身的问题。在工业化文明的冲击下，许多教师自身也在蜕变，缺少职业信念和教育理想情怀。

　　乡村教师必须具备一种“乡村素养”，包括对乡土文学、乡风民俗、乡土伦理以及现代乡村发展的理解，只有热爱并理解乡村的教师才能切实地给乡村孩子以价值引导。换言之，乡村教育需要那种真正能够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他们在开启乡村少年知识视野的同时，能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吸收乡村社会的教育资源，从而引领乡村少年的乡村情感与意识的全面孕育，让他们真实地生活在他们所栖居的乡村环境中，让他们不仅仅生活在对未来走出农门的想象之中，而且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并且亲近他们当下生活的世界。乡村教师的素质要求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多少与学历的高低，更是对乡村社会的亲近与广博的爱。

　　重建乡村文化，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起码的自信，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育乡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识与能力。

　　记者：谈到乡村教育，不能忽视的是乡村文化，你认为当前的乡村文化处于一种空心化、荒漠化状态。那么，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面临哪些危机？

　　刘铁芳：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面临诸多问题：一是乡村自然面貌的衰竭，环境破坏现象严重；二是乡村文化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整体贬值，乡村民俗文化逐渐边缘化乃至部分消亡；三是乡村知识人与村民结合而成的乡村社会结构解体，稍有知识的乡村人整体性地逃离乡土，这使得乡村失去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乡村实质上处于一种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放任状态；四是乡村社会对精英文化接受能力的欠缺以及社会文化的产业化，致使精英文化在乡村社会中整体性缺席，乡村社会得不到有效的文化引导；五是传统的乡村伦理价值近于崩溃，等等。一句话，在当下的乡村，既有的文化已经退却，而优秀的文化却难以进入。

　　乡村文化对乡村教育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滋养与补充。乡村文化的荒漠化使得乡村学校成为一种孤岛状的存在。少了乡村文化作为背景和资源，乡村教育只剩下知识技能的简单授受，而缺少了生命的深度滋养。

　　记者：这样说来，改善乡村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同步性工作，就是重建能够滋养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

　　刘铁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起码的自信，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发育乡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识与能力。

　　我一直认为图书完全市场化对于乡村社会是贻害无穷的，因为乡村缺少购买力，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优秀图书难以进入乡村世界，大量劣质图书趁虚而入，这大大降低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品位。因此，政府需要确保优质图书进入乡村社会，此举也许只会改变乡村社会的极少数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能够激励乡村少年精神成长的“火种”。我们不仅要培植火种，还要留住火种。具体而言，政府需要重视乡村图书室建设，植入以文学名著代表的优秀人文作品；二是要净化社区图书环境，减少低劣出版物对乡村社会的污染；三是要扶持图书市场，支持公益性的图书出版和发行，像“家电下乡”一样，做好图书和文化下乡工作。其实，乡村社会不仅需要“路路通”，更需要畅通精神发展的道路，这是乡村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真正基础。

　　《乡土的逃离与回归》，刘铁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出版

管季超.

农村教育，要培养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2009-02-28

　　2月27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再次召开座谈会，就“加强农村教育”征求意见。诚如《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调研组组长韩进所言：“农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质量的问题，也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协调的问题。” 农村教育，不是城市教育的跟随者，它关乎国家未来的竞争力——

农村教育到底教育谁

　　牛振，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制造部工程师。他在山东农村生活了12年后考入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在家乡，像他这样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都已在城市工作。
　　“这么多人在农村长大，都在外地工作。我在想，真正的农村教育是教育谁?”连他自己都在怀疑。“农村教育不是通往城市的跳板，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它应该培养新农村建设的新型人才。”他这样思考。
　　金民卿，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农村的中小学生占很大的比例，要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不看到这些人的教育是不行的。”他与牛振有着对农村教育相似的考量：“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什么，主力是谁?它不是政府，政府只是启动者、推动者，农民是主体、是核心力量。新农村建设有一个长远的隐性指标，就是农民的素质指标。现在的这批孩子不能成为主力，他们的素质上不来，新农村建设再着急也没有用。”

农村学子的求学现实怎样呢?

　　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教研员丁庆红说出了他的所见所闻，“对农村大部分的学生来说，依然面临接受教育的困难。目前高中阶段收费水平偏高，很多农村初中生觉得上高中不合算，还不如拿一张初中文凭打工算了。高中、中专和技校的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脱离农村实际的情况，难以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需要。”要改变农村教育的话，他建议，建立适合农村的学生评价方式以及教师的评价机制。农村应该有农村的特点，农村学生的评价不应该和城市一条线。比如现在的高考试题，有时候命题的情景就是适合城市孩子的，城市孩子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农村孩子往往就不清楚。(下转3版)
　　湖南省教科高教所所长欧阳河建议农村职业教育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应该比城市更加多样一些。职业教育本身要联系一些高校和科技部门，得到技术的支援和指导，横向来讲，和企业应该加强联系，下面和农村的村、户、农民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效果。

农村教师该如何留住

　　丁庆红算了这样一笔账：在他的老家湖北宜昌农村，泥瓦匠的工资大概一天是80块钱，而一个山区的教师工资一个月大概2000块钱，如果这样算下来，还不如一个泥瓦匠。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学区校长毛向军说：“我们原来把农村叫做培养基地，只要获得教学一、二、三等奖的教师就流失走了。另外，优秀教师进不来，也不愿意来，包括应届毕业生也都不愿意来。留下来的老师出不去，有的学校就形成了一潭死水。”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放在了农村教师流失、待遇低等问题上。河北威县教育局局长张宏担心的是另一方面：这两年投入1.8亿，改进和扩建160所学校，还投资一千多万元，完成了微机室、电子备课室、远程教育网和校园网建设。“现在影响农村教育的关键是什么?基础建设已经不是问题，就是师资这个瓶颈，”张宏显得特别激动。“教师缺编现象比较严重。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很难充实到农村学校来，尤其是近两年来，我们也招了200余名本科生，他们全部充实到城里的几所学校，没有往农村去。但是农村现代老师非常缺，很多小学看不到50岁以下的老师，都是50岁以上的爷爷级、奶奶级的教学生。”
　　现在农村这几年生活条件提高了，条件好了，农村也需要优质教育。张宏说，“农村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教师严重缺乏，专职老师不多，多是半路出家的，如果不是合校并点，老师更缺”。
　　张宏建议，提升义务教育的财政重心，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支付体制，使农村教师的工资收入更加有切实的保障，尽快做到城乡教师执行统一工资标准，以此带动农村教育工作积极性。
　　大家认为，要建立农村中小学补充新机制，在职培训机制，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年龄结构梯度补充新举措，切实解决教师队伍结构性断裂现象。要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教育资源优厚的地区和学生对口支援帮扶偏远地区农村。

资源配置如何保持均衡

　　毛向军说，山后地区有很多规模小的学校，戏称“小土豆”学校，6个年级6个班，大概不到200人，十多个教师。这样小学校会产生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的难度加大，没有办法开展教研活动，教师专业发展受到了局限。还产生了一个问题，人员比较少，数量不够，一人多岗、多职，比如像语文，整个一至六年级，都是班主任包班。像科任老师还要管德育、思品这样的学科，不利于老师的发展。
　　“我们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解决偏远贫困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是搞好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如果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不发达、解决不好，我们国家即便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也不能算是强国。”清华大学教师王传利在谈道资源配置问题时指出，主要有三个方面。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薄弱，本质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科学发展来解决。他建议纲要要强化政府为农村偏远地区配置资源的作用。他说：“如果教育方面过分强调市场化，把包袱甩给社会，那么农村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过度市场化只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更加不均衡。”（记者 靳晓燕 姚晓丹）

摘自：《光明日报》2009年2月28日

教师之友网

教师之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