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们在《语文报》的旗帜下集合 左春和
——应《语文报》创刊30周年纪念而作 与今天中学生心中的偶像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语文报》在我们的心中是一块绝对的高地，它的魅力胜过了周杰伦和超级女生。在那时课外读物贫乏的中学校园，《语文报》以它的丰富性、趣味性、文学性、知识性和互动性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文学少年的心。每一次相遇都会难以割舍，因为找到了理想的家园。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潮澎湃，因为有同龄人的习作在向我们进行文学勾引。如果中学校园里有谁的作品被它打中，马上会成为校园里光辉四射的名星，幸好那是一个对影视偶像还未热捧的年代。文学还是人们理想中的皇冠。在有幸成为《语文报》的读者之后，更为有幸的是我的文字也开始在上面出现。之后便成为校园里的名人，同学们指指点点，更多的是羡慕和惊讶。最为有幸的是1985年我创办的松阳文学社荣获《语文报》举办的全国奖，并应邀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 收到参加夏令营的邀请函，那份激动远远胜过今天领到官职任命书。看着提前发来的日程安排：黄河笔会、篝火晚会、攀登北岳恒山、文学讲座……，我便展开了关于每一细节的想象，开始盼望启程的日子早一天到来。盼望着见到夏令营的营旗，盼望着见到那些著名作家，也盼望着与同龄的文友们进行交流。 终于，在那年的8月上旬，我与我的指导老师赵志翔“从县城出发”（毕晓华语），经过一天多的火车旅行到达了夏令营的集合地——山西大同。一下火车便看到接站的营友和舞动的营旗，我们被一辆面包车接到了大同二中，住在一学生宿舍。同宿舍里住进了黑龙江、长春、上海的几位指导老师和营友，很快与同室的上海杨浦中学的胡劲军成为好友。胡劲军当时已是全国中学生里的名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学生记者团，专为上海《青年报》采写报道。胡劲军后来果然走上新闻之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后任过东方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广集团总裁，现任上海文汇新民集团总裁。那年夏令营结束后，我们分别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校园，相隔21年后的2006年春天，我们在深圳文博会上意外见面。在文博会开幕式前一天晚餐时，我在餐厅的房间翻看《深圳特区报》，突然看到了对他的采访，心想，说不定能碰见这小子。第二天到达主会场之后，最先看见上海展台，并一眼认出了他，他也甚感惊讶，他说刚下飞机来到这里还不到5分钟。真是天地巧合，只是当年的中学生模样没有了，叙旧间他还拿出手机让我看他三岁女儿的照片。 这次夏令营期间的另一位朋友便是颜卫东，他当时已是武汉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的。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精力过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后来嗓子都哑了。攀登北岳恒山时，我们俩没有沿着人群而上，而是专门寻找无人走过的地方，几次差点遇险，使同行的指导老师十分紧张。由于在登山期间与颜卫东同行，回来还惹得胡劲军不满，他在宿舍的门口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把你新的朋友介绍给我呀”。现在想起来，那时少年的心情没有多少阴云，一切都那样透明。后来颜卫东到教育部高教司任职，1987年冬天，我与女友从天津去北大参加活动时顺便到教育部找他，不巧的是他因事出差。与他再次见面已是十几年之后，他因公务来河北经贸大学，短短的会晤中只谈了关于当前的人文学术情况，他向我推荐董桥，我向他推荐哈耶克。 这次夏令营除了同龄的文朋诗友，还与几位指导老师结下了浓厚的友谊。同室的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齐钢三中的刘学老师带着他上初中的儿子刘洋，刘学老师年轻时搞过剧本还与田汉有过交往。1988年春节前我还去富拉尔基参加过他组织的文学冬令营，并与当地的一些文学青年又结下了新的友谊。近年来我们一直有电话联系，他的儿子刘洋已定居澳大利亚，说经常在网上读到我的文字。 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夏令营。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营员高举着文学的大旗，把营旗插到了恒山之巅，又挥舞在汾河之畔。火车上一路笑语、朗诵、歌声，汽车上一片青春、活力、风采。浩浩荡荡的少年文学大军在刘胡兰的墓前驻足，又在悬空寺前聆听了语文报社社长徐同的演讲。黄河笔会期间又见到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金光耀眼的作家、诗人：杜鹏程、肖复兴、韩少华、张平、韩石山、鲍昌、王汶石、余易木、潞潞……。尤其是韩少华和韩石山给我们作的报告使我们热血沸腾。大意是鼓舞我们要敢于超越他们、批判他们、把文学的枪口对准他们，只有把他们这些所谓的权威轰下台，文学才能发展和进步。可见，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胸怀的，因此在我们心中播下了挑战权威的种子。多少年来，我的文化批评的勇气是否来自这次机缘，或许是一次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鼓励吧。韩少华当时在中学生中是影响极大的作家，他的女儿韩晓征更是名满天下的中学生作家。后来，面临中学毕业时，我与韩晓征通过一封信，主要是告诉她我不准备上大学了，因为大学中文系的书都看完了，再上是耽误时间，准备到部队过过火热的生活。当时正在北京二中也面临毕业的韩晓征回信要求我必须上大学，她说大学里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碰撞，那样对一个人的发展更有利。现在看来，她的观点是对的，幸亏是她的话当时让我相信，如果是家长和老师这么讲，我是十分逆反的。 那次夏令营回来，我给全校近2000名师生作了一个报告，详细报告了夏令营的过程。这一下更成了学校里的名星，紧接着《中学生文学》创刊，夏令营期间写的《纪念碑前》又荣登刊首，并被著名诗评家吴思敬评论。这一下，文学的马力开足了，心中有了无限的想象，甚至把人生的一切困难都蔑视在脚下，因为心中升腾着文学的火焰。由于文学的鼓舞，形成了一种不畏任何险途的性格，也从不把世俗的利益考虑。后来在河北某大学办理破格录取时，去拜访这所大学一位著名的外国文学理论家，他在床上翻开的英文字典有枕头般大小，我当时想，这就是在做学问吧。他问我想教书吗？我说不想，只想写诗，他说那你上师大干什么，这里只培养教书匠，看你的诗在这里就委屈了。我好象恍然大悟，原来师大是教书的，那我来这里干什么，于是去校部招生处索要我的档案资料，最后未能要回，还与一位姓张的处长吵了一架。因为未能要回那些对我来说比命还重要的发有作品的《语文报》、《中学生文学》等报刊，当时对这所学校恨透了，发誓永远与它不再打交道。但没过几年被邀请给这里的中文系学生进行了讲座。转了一大圈后，又在这所学校读了法学研究生，还是未能与之脱离干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相念那次盛会。因为那次盛会第一次把我的视野从一个普通的县城拉到了全国，也因此奠定了文学的精神基础。现在有空儿也在网上搜索当年几位营友的近况，并经常有惊喜出现，董建瑾已是北京著名的大律师，张东钢成了著名编剧、胡劲军成就斐然，许多营友已是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与那个理想主义时代有关，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那个年代人们刚刚从左的牢笼里挣脱，幸亏还没有出现大的社会事件和物化大潮。中学诗友姜红伟一直想编《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档案》，我多次告诉他我们的意义在中学阶段，因为这批人的大学阶段正好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八十年代末的大学校园里几乎停止了文学活动，后来的商品大潮又迅猛而来，文学之火被淹没了。 多少年来，《语文报》一直是隐藏在我心中的秘密，那次夏令营则成为第一次与文学的约会。是《语文报》在那个年代让我看到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文学作品，给了我更多的文学冲动。它不像当时的其它学生刊物那样扳着面孔，而是用它的亲切和开放引领了文学风尚。我们实在是幸运的，如果当时没有与它相遇，我真不敢想象日后的道路还有多少文学花香，人生的记忆中会落满多少干枯。因为在少年的心中，有这份知音的陪伴，使我们较早地发现了文字的光芒，并用这光芒穿透着事物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山西对我一直有着特殊的吸引，因为它诞生了《语文报》、《中学生文学》这样的旗帜。在我们的记忆中，这面旗帜永远是鼓励、鞭策，随着岁月推移，只是更加怀念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创办者们。
2008年4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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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3 08: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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