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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　　
　　1944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无党派人士，文艺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评论家。曾先后任教于郑州铁路师范学校、郑州大学、海南大学，并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河南大学客座教授。现任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带头人。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自80年代以来，鲁枢元致力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先后召集并主持了中国第一届、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主持了中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丛书的编译出版及《文艺心理学大词典》的编写，他参与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材被国内广泛推广使用，他关于文学创作心理规律、文学言语心理发生的理论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被学术界认作“我国文艺心理学的主要代表”(《文艺争鸣》1991)，“中国文艺心理学界的新潮象征”(《文学评论》1989)。1992年以来，鲁枢元开始把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对现代社会精神生态的研究中来。他主张必须把人的精神因素引进地球生态系统中来，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学术成果

　　《创作心理研究》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5版；1987增订版《文艺心理阐释》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版 《超越语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版；1993重印《精神守望》 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1998版《猞猁言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2000版《生态文艺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版《生态批评的空间》（论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版）《心中的旷野》（随笔集） （学林出版社，2007.6版）《文学心理学教程》（与钱谷融共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版，多次重印；2003年修订版。台湾新学识出版社，1990版）《文艺心理学大词典》（与童庆炳、程克夷、张皓共同主编，鲁枢元为第一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4出版）《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下册）（学林出版社2006.12）

　　获奖情况

　　论著：《超越语言》 1994年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论文：《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 2001年获海南省第3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专著：《生态文艺学》 2002年度中国图书奖；论文：《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2007年获《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

　　在研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号：03BZW007 项目类别一般 学科类别文艺学

　　项目名称： 自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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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生命与书

        我与书结缘，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在英雄人物焦裕禄也拿它没有办法的兰考县东北乡的沙荒盐碱地上，有 一个小小的村子叫盆窑，村人烧得一手红釉粗陶，也许是仰韶文化遗风。那 村子的北边，有一个更小的村子，叫绳庄。顾名思义，搓绳，该是这里的专 业。究其渊流，自然可以追溯到“结绳记事”的先民之先了，而且总算和文 字有些关系，甚至比长了四只眼睛、制造了中国汉字的仓颉历史还要悠久一 些。就在这个搓绳子的村庄里，聚居着一个以“鲁”为姓氏的群落，这便是 敝人的祖籍。此地与山东鲁西毗邻，因而我怀疑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种姓。 据鲁氏家族老年人传说，先前鲁家也出过读书做官的人，因为官场纠葛 被满门抄斩，老祖宗临刑前留下话来，子孙辈再莫走仕途。从此，鲁氏家族 竟再也不曾出过读书人。我们家从祖父年轻时流落进东京汴梁城后，到我的父亲，也只是靠卖力气吃饭，斗大的字，不识一石。
　　我在5 岁以前，只知道家中有一本深蓝土布封面、手工制作的厚厚的大 本“书”。那其实不是书，而是老祖母当年出嫁时，她的娘家陪送的一个“针 线包”，是用旧账本翻拆后缝制的，一页一页，很象是书。我从小就把它当 作书看，里面是些若有若无的字，书页之间，除了夹着一些鞋样、袜底样以 外，还夹有各种剪花，如“莲年有鱼”、“枣得桂子”、“蝠鹿双全”、“喜 上梅梢”，以及“刘海戏蟾”、“麻姑献寿”之类，间或还夹有一缕缕五颜 六色的丝线和花花绿绿的绸缎的碎片。祖母早已去世，她如果活着，已经 100 多岁了，而这本“大书”，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它是祖母告别青春少女时代 的一个证物，也是我在鸿蒙之初最早亲近过的一本“书”，一本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的书。
见到真正的书，是在我 5 岁半上小学的时候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不知读破了多少课本，课本里的内容全都漶漫不清，但每到学期开始，发放 新书时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却至今不忘。说不清是油墨的气息还是纸张里透 露的木材的气息，那是一种很别致的芬芳，是我真切嗅到的“书香”。可惜 的是，后来翻过的书多了，书的芬芳再也不能轻易闻到了。
        在小学认得一些字后，便迷上了“小人书”，我们那里叫“连环图”。
        一位高大而又衰弱的老人，就把他的书摊摆在我们家西边不远的石桥口上， 我是他最靠常的顾客。这老人据说是前清的一位武官，脾气古怪，然而对我 却极为照顾。那时物价低，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一分钱会让我挑选两本稍薄 些的书。我最初读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的故事，便是得 之于和这位老人做下的半分钱的生意。赁图书的老人早已作古，而那位纯朴 敦厚的打渔人与那位仁义而又善良的水鬼至今给我留下绵绵的回味。也许就 是《王六郎》给我幼年的心灵播下的种子，使我体验到善良也是一种内在的 价值，一种近乎审美的享受。不管后来的学问家们多么严谨地论证“恶”也 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以恶抗恶”又是多么值得推崇的革命斗争哲 学，而“善”有时也会异化蜕变为一种统治人、剥夺人的力量，但我内心深 处始终固守着的一块生命的基石，那就是善良。
　　我念高中的时候，开封高中的校址还在东司门。出了校门往西走，路北 有一家书店，专卖古旧图书，价钱都是打了折扣的。我的第一批藏书，就得之于这家古旧书店。店面不大，四周全是书架，中间一张极大的案子，全是 书，可以自由自在地翻捡。事过 30 年后，从现在尚且留吞下来的一些书看， 我那时买书是很杂的，有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中国小说史略》， 有常任侠的《中国古典艺术》、吕凤子的《中国画法研究》、欧阳予倩的《一 得余抄》，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亚历山大·勃洛克死了》，还有侯外庐、杜 国庠、赵纪彬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曾买过几部残缺不主的线装书， 如《今古奇观》、《醒世恒言》，文革时被母亲认作“四旧”偷偷烧掉了。 书虽然杂，主旨仍在文学艺术。破例的是，还有一本科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中央农业部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的讲义和苏联专家 老大姐杜伯罗维娜在中国的讲稿：《达尔文主义》，也被我搜罗过来，而且 居然能够读得魂不守舍。这本宽型 32 开本、厚约 400 页的书，原价 12000 元（旧币），八成新，折价 0.15 元售出，真是便宜极了。这是一本讲生命进 化的书，许多术语和概念我并不懂，但书中讲的某些道理我还是领悟了。比如，书中讲到物种的“人工选择”，讲到家猪和野猪。养猪场的育种专家从 营利的立场出发，认为“猪腿是赚钱最少的部分，猪腿的长度只要不使肚子 拖到地上就行了，许多良种猪在育肥期肥胖得四肢几乎难以支持体重。”讲 到野鸡和家鸡，野生的印度鸡每年只产 6～7 个蛋，而经过人工培育后的来杭 鸡每年能下 360 个蛋，几乎天天都在下蛋。这本书的用意，当然是在向技术 人员传授培育良种的方法，原则是“优胜劣汰”，下蛋少的被杀掉，下蛋多 的继续努力下蛋。我却从中感到惊心动魄的残酷，心中充满了对家猪和来杭 鸡们的同情，也为野猪、野鸡们感到庆幸。这全然不是杜伯罗维娜同志书中 的原意，30 年后读了《阐释学》、《接受美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场“阅 读的岐误”。
        上大学期间倒是没有能够读很多的书。经过“反右派”“拔白旗”，教授们都成了惊弓之鸟，课堂教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避开的就避开，实在 绕不过去的，就敲几声顺风锣。学生当中整天批“白专”道路，大家一脑门 心思用在如何把自己染得更红一些。学雷锋，为了争着打扫公厕几乎打起架 来，班里头光是钉鞋补袜子小组就成立了三四个。4 年大学生活，一年农村 社教，半年下连队当兵，三年没到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大风浪里折腾了 两年，又被下放到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一拖又是 3 年。“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就这样过去了。早知如今，先辈们不如不走出乡村，依旧在我们那个 “盆窑”或者“绳庄”烧陶或者搓绳去，不但可以免去“再教育”的麻烦， 说不定还能当当贫协代表教育教育有文化的人。
　　人其实是很难超越时代的。领导者其实尽可以放心，绝大多数人在绝大 多数时候，都是跟着时代走，或者说跟着领导者走的。1970 年我被下放到沉 湖军垦农场劳动，随身携带的既不是《唐诗三百首》也不是《老子五千言》， 而是带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志在广阔天地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努力迎合当时的“主旋律”“主潮流”。那书我 读得很认真，做了密密麻麻一本子笔记，“物质”“意识”“现象”“本质” “外因”“内因”“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一切都清楚明白。那时的生活也很单纯，很有规律：早请示，晚汇报、出操、 上工、唱样板戏、开讲用会。生活与书本和谐同一，时时感到自己沐浴在真 理的阳光中，感觉到自己已经把握了经纬世界的大道理。直到“永远健康的 林副统帅”一下子摔死在温都尔罕，才突然感到书本之外还有着令人大惑不解的东西。那时候，流行着一句十分豪迈的话，叫做“读生活这本大书”。 这话其买并不错，生活确是一本存在的大书，但这本“大书”是要靠自己独 立的头脑和通体投入的生命活动去解读的，而不能只靠某些“小书”提供的 概念和语录。
　　到了“新时期”，我自己竟也开始了写书。五六年内写了三四本关于文 艺心理学研究的书，还主编了一套文艺心理学的丛书。
　　我怎么研究起文艺心理学来？对我自己来说，也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勉 强分析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天性中对于艺术的敏感和对于文学的热爱。这也许从幼儿时代对祖 母那件“大针线包”的兴趣中已初露端倪。但准确些讲，这并不是我个人独 具的天性。我倾向于认为，对艺术的渴求，与人的食欲、性欲一样，是人类 的本能，或者说是人类独具的本能。如果说食欲和牲欲是人类的一种物质性 本能的话，艺术创造和宙美的需求，是人类精神论的本能。我占了些便宜的 是，在后天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我并没有把这种精神本能流失殆尽。在青年 时代，我曾经狂热地迷恋过一阵子美术，对色彩和构成的敏感常使我振奋不 已。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搞文学理论而云从事绘画或雕塑，我也许会是一 个不太平庸的艺术家。
        二是性格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起过：具有自卑心理的孩子，个性倾于内向，生活于他，常常是一种沉重的压抑。面对 强大的外部世界，他耽于构筑自己内心的优势，不着边际的联想和不切实际 的幻想，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多。由于自卑，心理上的自我反省意识就更浓重， 事到临头，他不敢寻咎于人，总习惯性地反责诸己。自卑，是我个性上的一 个弱点，但它也给我带来个性上的某些好处。我的自卑感使我较容易体验到 别人的苦乐爱恶，较敏锐地感应到别人心灵深处的律动，这也就是“同情心”， 即对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认同能力。我想，大约就是这种潜意识中强烈的自 卑感，以及因自卑而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内向性，因自卑而强化了的情绪体验 能力和心灵问通能力，在冥冥之中牵引我走进了文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三是读书的偏好与机缘。对于书籍，不管它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知识理论著述，我感兴趣的是书中那些葆有鲜活生命的东西，我相信一本好书是一 个生命有机体，比如：一株生气勃勃的树。我特别注意到康德的《判断力批 判》中的一段话：“一首诗，可以写得十分漂亮而又优雅，但却没有灵魂。 一篇叙事作品，可以写得精确而又井然有序，但却没有灵魂。一篇节日的演 说，可以内容充实而又极尽雕琢的能事，但却没有灵魂。甚至一个女人，可 以说长得漂亮、温雅而又优美动人，但却没有灵魂。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 所说的‘灵魂’呢？从美学的意义来看，所谓‘灵魂’，是指心灵中起灌注 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后来，歌德和黑格尔都反复讲过，一部真正的文学 艺术作品，一件真正的精神创作，其中部分与整体都是从精神的熔炉中熔铸 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这种生命气息，在我看来就是著作 者“丰富而充实的心胸”，就是蕴含着著作者人格、气质、情怀、信仰的“有 机天性”，就是创作主体的主观创造精神。我读书，与其说是读书中的文字、 读书中的知识，读书中的理论与学问，不如说我是在感应书中的气氛、情调 和神韵、律动。我曾经给别人开玩笑说，对于一本我喜欢的书，我不要一字 一句地读，我只要翻一翻，拿在鼻子前边闻一闻，就能够拥有它，从此以后， 它就会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不会刻意辨析书中的概念和逻辑，而更偏爱书中蕴含的暗示和情绪， 更珍视读书中的感悟和直觉，更迷恋文字构架间和书页空白处弥漫的那些被 称作“天使的微尘”和“恍若一片神光”的东西。我认为那才是生命的创造、 生命的更新、生命的邅进，是书籍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书籍屹立于天、地、 人之间的真谛。
　　我读书很杂，而记忆力又很差。说起来，除了文艺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 之外，禅宗、道教、气功、武术方面的书我也读。一段时间，同时热上《黄 帝内经》与《量子物理学》，还曾浏览过科学哲学、模糊数学、混沌学。爱 因斯坦、海森堡、尼采、甘地、马尔库塞、邓肯、卓别林、达赖喇嘛、朱元 璋、德拉克罗瓦和菲那尔阿本德，都曾经请教过；唯独没有结识文学泰斗莎 士比亚。说到记忆能力，刚刚读过去的书，书名和作者姓名就已经不能再说 囫囵。在我的记忆的库房里，只能贮留下与我的情绪、与我的体验相关的那 些东西，只能贮留下那些曾经震撼过我、照亮过我的东西。
　　中国是低稿酬，严肃的出版物更卖不上价钱。搞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 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大多穷酸。随着商品经济的拓展，贫富悬殊将越来 越大，文学事业还能维继下去吗？对此，我并不是很担心。“文人憎命达”、 文章“穷而后工”，这些古训对于文学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李白、杜甫都不 曾大富大贵，曹雪芹更是穷得要砸锅卖铁。即使鲁迅、郁达夫们，比起今天 我们的文学教授要富有一些。但和当时上海滩上的“大款”、“大腕”如吴 荪甫、赵怕韬者流相比，也只能算个穷人。
        以上说的贫富，其标准仍然只是物质和金钱。除却物质和金钱以外，人类不能没有另一方面的需求，那就是精神和情感。真正的文学家、文化人、 知识者，应当是精神和情感、信仰和良心的拥有者。从这个意义上，屈原、 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又应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上帝往往 是公平的，给了你这个，就不再给那个，问题是你需要什么，做出你自己的 选择。人各有忘，不能强勉。写作，也可以成癖，可以上瘾，可以成为一种 近平病态的习性，一种类乎“吸毒”的嗜好。心灵能够在写作中体验到生存 的意义、体验到生命深处的极大欢乐。对于有些人来说，写作，在写作中的 精神创造，就是他生命唯一的支撑和依托。
        人类即将跨向一个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幕进一步拉开，每个人似乎都面临一种重新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我已经在人世度过 46 个春 秋，回顾前半辈子后，决计不改初衷，决计一意孤行，希望自己永远在生命 进化的阶梯上，做一个不辞辛苦，不计成败的跋涉者，用自己的心，也用自 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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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枢元：“业余”文学人士振聋发聩的真言

鲁枢元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读叶景贤先生《我的小木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瓦尔登湖畔梭罗的那座小木屋。它们都远离市嚣，远离人群，处于茫茫荒野之中，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木屋的主人都怀着一颗和善质朴的心，与树木为伍，与鸟雀共鸣，与泉水共游，与山间的大气共呼吸，将整个身心同化于山川自然之中。读《庄子》，我曾读出一点心得，私下常以为与庄子有灵犀之通：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能够化身于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人。观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意溢于水。他就是水，故入水而不溺；他就是火，故临火而不焚；他就是天地日月，故而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光。这样的人还不是神仙吗？中国古代的陶渊明，美国近代的梭罗都是这样的神仙。我想，深山小屋里的叶景贤先生也是希望要做这样的神仙的。

    不过，叶先生似乎凡心未了，又只能做半个神仙。他总是不时走出他的小木屋，面对世风、士风、官场、商场做金刚怒目状，隐忍不住要发上一顿脾气，说出一番愤疾之言。这也难怪，当年的陶靖节先生，不也是作“金刚怒目”吗？在尘世间做一个读书人，总不能忘却黎民苍生，总不能忘却世上的不义与不平，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依我看，叶景贤先生的这本集子中既有对尘寰的逃遁，又有对社会的深入。这并不矛盾，我全都欣赏。或许，正是由于他对天真、自然的热爱，才会有对丑恶、卑污的如许恼恨！叶先生的梗直倔犟，在河南的文学界也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初，只因当地领导同志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偏离了政策，他竟一怒将御状告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那里。那次运动，其实我也在清理之列，说实话比起文革的“横扫一切”来，那只能算是龙卷风过后的小小余绪。然而叶先生认“死理”，既然与理不合，他就要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那位打官司的“秋菊”一样，一定要争个说法。说法倒是争来了，当地领导被迫改正错误，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叶先生从那时以后，文联主席做不成了，调到林业局当了副局长，真的“下野”了。

    尽管离开了“文坛”，叶景贤却并没有离开他始终心仪的文学艺术，他依然不停地写，甚至比先前更勤奋。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杂文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选进各种文集，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就是人”，他的文章也如他的为人一样：敏感而质朴，尖刻而友善，快人快语，疾恶如仇。即使那些访古记游类的文字，也总忘不了借古讽今、忧国忧民。
遗憾的是，尽管“忧民”、尽管“疾恶”，二十世纪过去了，新世纪也已经过去八年，人间可忧之事，世上可疾之恶似乎并未减少。庸俗、丑恶、贪婪、腐败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蓬勃发展”，包括先前被人们视为清高、典雅的医药界、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也都在迅速地“下流化”，让人忧不胜忧，疾不胜疾！然而叶景贤先生似乎并未气馁，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宝刀不老，躲在他的小木屋中静观默察，不时地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古人云：“众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家、作品，总是要发出一些现实批判声音的。没有这样的声音，社会生态就要失衡；杜绝这些声音，时代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

    叶景贤先生的《我的小木屋》一书即将面世，一定让我说几句话。我想说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大半辈子混迹于文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我身边不少的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文学教授、文学专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执著、忠贞、热爱、珍惜，比一比，却不如叶景贤先生这样一位“业余”文学人士。说起来只有惭愧而已。

    对于叶景贤先生来说，文学就是他的小木屋，那山林深处的小木屋和文学一道，就是他生命的栖息地。如今，这样的小木屋，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此，我们还不应当更加珍惜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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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精神与濒危的自然  
鲁枢元　

　那将是逝去的英格兰
　　那些树影、草坪、小巷、
　　会馆、雕花的唱诗台。
　　还会有书籍；英格兰将继续
　　在画廊里逗留；但是给我们
　　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
　　这是著名英国当代诗人菲立浦·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在1977年写在《逝去了，逝去了》一诗中的句子。诗人叹息的30年前在英格兰逝去的东西，如今也正在中国的国土上急遽逝去：森林、草地、溪流、湿地，还有那旧时街巷民居、传统市井风情。以往的场景只能作为某种文化遗产保存在博物馆的图片里，现代人的生活中“剩下的只是混凝土和轮胎”。那可不仅仅是混凝土和轮胎，“轮胎”隐喻着气吞万里的汽车工业，“混凝土”表征着步步为营的房地产开发。“轮胎”的横行霸道荼毒了清新的大气，“混凝土”的四下倾注瘐毙了大地的生机。拉金的寥寥数行诗句已经再明了不过地揭示：地球生态已经严重失调，天地自然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
　　“自然之死”，是20世纪中期提出的一种说法，以后便不断得到论证与确认，代表性的专著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记者瑞秋·卡森(R.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70年代末美国生态哲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 Merchant)的《自然之死》，8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B.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人们突然发现，原先的自然已不存在，天也不是原来的天，地也不是原来的地，风雨也不再是原来的风雨，江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江河，鸡鸭牛马也不再是原来的鸡鸭牛马，甚至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日之中的昼夜也开始发生颠倒、紊乱。正如麦克基本所指出的：“风的意义、太阳的意义、雨的意义，以至于自然的意义都已经与以往不同”， “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于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伪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意义。”
　　失去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类外部世界的自然，还有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都沦落为“车房奴”，如若用拉金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我们已将自己的身心全卖给了“轮胎”和“混凝土”！或者说，“混凝土”已迅速地凝结了中国大众原本质朴的心灵，“轮胎”则以更快的速度取代了人们身体的自然运动。在“轮胎”与“混凝土”的双重作用下，人的内在的自然天性也已经大大改观。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 Scheler)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揭示：“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已经拥有数百万年发展进步历史的人类，说起来仍然显得幼稚可笑：费尽劳苦、费尽心机、突飞猛进的结果，在貌似空前鼎盛的这个现代社会中，不但把“自然”送进了“死胡同”，也把自己关闭到了这个“死胡同”中——一条用“轮胎”与“混凝土”营造的死胡同。
　　是谁谋害了“自然”，把“自然”送进了死地？显然，人类难辞其咎。对于发生在人类文字记载的这段历史来说，似乎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惟一的“嫌疑犯”是人类，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尤其是近300年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
　　面对濒死的自然，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反思？文学是否应当进行反思？文学究竟应当如何面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在西方，在那些现代工业社会的策源地，或者说在那些率先“发达、进步”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当那里的工业化运动刚刚启动之际，就同时有一批诗人作家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卢梭、施莱格尔、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挺身而出，为自然抗争，为过往的节俭、宁静、质朴、悠雅生活的丧失大鸣不平，为人性的异化、物化大唱反调。他们的抗争曾经遭受到“主流社会”的厌恶与嘲讽，甚至被扣上“开历史倒车”，“反人类文明”的罪名。然而，他们却以文学家近乎本能的真诚与良知一再揭示人类文明的偏颇、时代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进步中为多数人疏忽的漏洞。比起政治与经济，文学的力量毕竟是柔弱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并没有按照诗人们的文学想像实施，随着自然的濒危，甚至文学也面临终结。但这决不是“最后的斗争”，人们渐渐发现与自然的濒危接踵而来的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是为了拯救这一危机而迅速崛起的生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那些历来在自然中安身立命的诗人、作家正在成为新的时代——生态时代的先知。卢梭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是：在一个被人类文明败坏的堕落的社会中，如何守护人的天性，如何过上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也就是如何摆脱那些人为的牢笼，如何走出那些自设的死胡同。在我看来，这也是文学应当恪守的精神，一种坚持着理想、超越了现实的文学精神，一种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同化的精神。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够代表这种精神的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正是拥有了这种精神，才被称作“诗人中的诗人”，“诗界的传灯之祖”，陶渊明的精神几乎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受到历代诗人的推崇。遗憾的是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随着人们对于权力与物欲的热情日益高涨，“陶令不知何处去”，陶渊明以及由他代表的文学精神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死去，甚至也已经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死去。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还没有产生像卡森、梭罗、荷尔德林那样一心守护自然的诗人、文学家。在当前的中国，在这块后进的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国土上，文学界很少听到发自本土的守护自然的声音。曾经有过的海子、苇岸都已经在郁闷中死去。精神的扼杀是无形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问世，只不过对回归田园、融入山水表达了些无奈又无望的向往之情，轻佻、刻薄的刁难声便不绝于耳，甚至捎带上美国的那位梭罗，要一齐加以“解构”。夏虫不可言冰，对于那些一心向往现代物质消费、一心迎合时尚潮流、一心竞取个人进身之阶、已经不知简朴、散淡、清贫、旷放、自然、真率为何物的“时代娇(不是骄)子”来说，自然的天性反而成了“矫情”，朴素的理想反而成了“神话”。几篇唱反调的批评文章本不值得在意，但这种在濒危的自然面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态倒是值得让人忧虑。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百年文学史、思想史中， 20年代曾丑化过一个辜鸿铭，50年代曾“毙掉”一个沈从文，但愿此类精神领域的浅薄与无知，不要在21世纪重复上演。
　　从生态学的系统理论看，天地自然与人的生存、与作为人的精神表征的文学艺术，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甚至，面对自然危机，人的精神取向负有更大的责任。
　　舍勒在讲到“人是自然的死胡同”时，曾提醒人们还有一线希望：人类作为“精神生物”，作为能够“神化自身的生物”，“人就不仅仅是死胡同；人同时还是走出这条死胡同的光明和壮丽的出口，是原始存在能通过他开始了解、把握、理解和拯救自身的生物。因此，人同时具有双重特性：死胡同和出口！” 在人类文明史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有一些人在这道死胡同中徘徊摸索，寻觅着走向本真澄明之境的出口。这些人多半是一些“素朴的人”，是诗人或富于诗性的人。
　　面对自然濒危，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重新评估。海德格尔曾把这个自然濒死、人性沦落的时代称作“贫乏的时代”，有时也把它称作“危险的时代”。他坚信“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拯救”，而拯救的希望正在“贫乏时代的诗人”。“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按照金岳霖先生在《道、人与自然》一书中的解释，汉语文化中的“自然”，既是天地自然，也包括人性中的自然，几类于西方的“神”。诗人们吟唱着去寻觅远逝的诸神的踪迹，就是在寻觅自然、呼唤自然、守护自然，为濒死的自然招回远逝的灵魂。
　　面对自然濒危，我建议我们的文学家读一读金岳霖和冯友兰，他们既懂中国，又懂西方，既有思想，又有诗情。他们的书中常常流露出关于人与自然的大智慧。金岳霖先生提出三种不同的人生观：素朴人生观，英雄人生观，圣人人生观。三种人生观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素朴人生观是一种顺从自然的人生观，“就他的环境和同胞的方面来说，他对于他们要求甚少，因此他也不可能为他们所牵累。”它是素朴的、混沌未开的、天人未分的，人与自然合而一体的，更接近于童真、童趣、人类的童年。英雄人生观则是一种“内与外”“物与我”高度分化了的人生观，人已将自己游离于自然之外，将外部世界看作自己的对立面，自己要征服的对象。这样的人胸怀大志、能力高强、富于心计、意志坚定，有时近乎冷酷无情，为了事业的成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样的人勇于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在人类社会进程中，英雄人生观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毕竟不过只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圣人人生观类似素朴人生观，却又超越了素朴人生观，那是人们以“高级的沉思和冥想”获致的结果。拥有圣人人生观的人不但摆脱了自我中心，也摆脱了人类中心，重新与天地合契，与自然和谐，他们可能拥有权利，却不误用权利；可能拥有财富，却不误用财富，拥有知识但不误用知识；拥有智慧，更不滥用、误用智慧。他们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追慕的是心灵的宁静、洁净，社会的安定、和谐。他们的生活可能是清贫的，但并不缺乏幸福与诗意。说是圣人，其实并不处处炫耀圣人的光环，看上去却和你平凡的邻居张大爷、李二婶一样。冯友兰先生则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划分的原则，也是看其对待自然的态度。最高的是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的人，除了了解人类社会，还了解宇宙自然，深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然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冯、金二位哲人全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人与自然的。
　　回望人类走过的历史进程，在即将来临的“生态时代”，那些崇尚自然、吟唱自然的诗人，那些崇尚自然同时又在对抗、批判着人类文明的诗人，那些批判着人类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悖逆历史发展向往着退隐、回归的诗人，已经获得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获得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决不仅是一种闲情逸致，那还是人类渴望在精神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是一种在诗意中栖居的生命存在方式；梭罗在瓦尔登湖上的守望也不只是对湖光山色的迷恋沉醉，那还是发自人类天性幽微之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是对于人类前途、人类最高幸福的憧憬。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那些写诗的人，而是一种诗意，一种清淳的文学精神。是否可以这样期待：到了葱茏的诗意滋润了人类中大多数心灵的时候，人类文明或许将获得新生，人类社会或许走上一条更为和谐的发展之路，自然也就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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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鲁枢元

　　如果对西方现代文学现象稍作考查，便不难发现，二十世纪的文学较之十九世纪的文学，在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明显的调整，文学呈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内向性”。文学的“向内转”，成了整个西方文艺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的一个主导趋势，而令人讨厌的“现代派”们，却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中打了先锋。

　　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坛稍微做一些认真的考查，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我们差不多可以从近年来任何一种较为新鲜、因而也必然是存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中找到它的存在。

　　首先是小说创作方面。粉碎“四人帮”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悖谬于传统写法的小说作品，例如所谓“三无小说”。这些小说，其实并不就是没有情节”、“人物”和“主题”，而只是在割舍了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实在性、主题的明晰性之后，换来了基调的饱满性、氛围的充沛性、情绪的复杂性、感受的真切性。这类小说，成就高下不一，但共同的特点是：它们的作者都在试图转变自己的艺术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小说写得不怎么像小说了，小说却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了。新的小说，在牺牲了某些外在的东西的同时，换来了更多的内在的自由。

　　其次，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还更早一些、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向的思考，诗歌的重心转向了内在情绪的动态刻画，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正如谢冕同志指出的，新时期的诗歌，由对外在客观事物的铺叙描摹变为对于具有复杂意念的现代人心灵对应物的构建。也正如一位青年诗人的自述，新时期的诗歌，发生了由“客体真实”向“主体真实”的位移，发生了由“被动反映”向“主动创造”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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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无小说”和“朦胧诗”，应该说都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些极端的现象。极端的当然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然而却是当代文学整体动势中最显眼、最活跃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作品表现出较强烈的“向内转”倾向之外，一些选材和写法都倾向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受新时期文学这一总体趋势的牵动，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某些“向内转”的倾斜和位移。比如，一贯以“炮火连天”、“杀声动地”为特定风格的我国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开始由传统的写敌我对垒、生死角逐之类的外部冲突，转为写生死关头人与人之间的“内心冲突”。又如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是一部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很有分量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倾向，张洁同志在答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时曾作过如此剖白：“我的小说实际上不讲究情节，不在意对人物的外部描写，我更重视的是着力描写人物的感情世界，渲染一种特定的气氛，描述人物所处的环境，以期引起读者的感情上的共鸣，这样的叙述方法可以比作音乐。”张洁小说创作追求的显然是一种内向的小说美学。可以见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

　　“内向化”的文学艺术观念已经成了新时期中国人民审美意识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一个相当敏感而且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前，确实存在着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的“向内转”的问题。于是，中国当代“向内转”的文学是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后尘，是拾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余唾，是西方现代派腐朽没落文学观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回光返照，几乎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然而，我觉得这只能是一个简单化的、错误的结论。

　　文学领域中的任何界限其实都是不容易划得很清的，应当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具有世界的整体性。“向内转”的文学成了人类指向自身的“内探索”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深厚广阔的地层，而内转的文学却已经显示出一种强劲有力的发展趋势。它像春日初融的冰川，在和煦灿烂的阳光下，裹挟着峻嶒的山石和冻土，冲刷着文学的古老峡谷。这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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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质疑还是精神的扑杀

○　鲁枢元

经朋友指点，读到了闰泉先生发表在《粤海风》2004年第4期的《精神的疾病还是精神的良药》一文，第一感觉便是莫名的惊诧，文章作者竟然把我与钱中文、童庆炳、许明诸位先生捆绑在一起，列入“新理性精神论者”的名单，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梦到的。
对于钱中文、童庆炳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我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只知道他们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提出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主张，并且在国内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讲文学的“向内转”、文学的“模糊性”，讲“超越语言”、“反人类中心”，常常被人当作“非理性”批评，故而自惭形秽，从没有向“新理性”主动靠拢过。钱先生主持的所有关于“新理性”的会议，也从不邀我参加。直到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也从未对“新理性”发表过片言只语。闰泉先生把我当作“新理性精神论者”，说明他连自己要批判的对象目标也没有弄清。
细读该文，又让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文章开口便说对方的理论是“极不成器的理论”、“不是理论”，闭口又说对方是一些杞人忧天的“伪道学家”，轻蔑、武断的用语比比皆是。文章作者不像是一个学术领域的质疑者、商榷者，更像一个法庭上的“判官”，而且是一个动辄就要人性命的判官。至于我的“案情”的原由，由于再不见后文，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只是最近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说过一些惹他不高兴的话，令他一时性起，便把我当作“异己分子”临时牵来“陪斩”。
活到这把年纪，死，早已经不再害怕。即使到了“刑场”，有些话还是要申辩一番的。关于“新理性精神论”，我没有资格多讲，我只是想说一说闰文中与我自己某些看法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文艺理论的先进与落后

闰文始而断言“西方人已经否认存在先进诗学与落后诗学之分”，继而却又一反常态地与“西方人”叫起板来，说自己仍然“顽固地相信，先进与落后之分仍然是有效的”。观其上下文，方才明白他的用心是要以此确立他的这一判断：（一）对于中国的文艺理论来说，西方的文艺理论是一种先进的文艺理论；（二）相对于“当今西方文化研究主流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文艺理论，“文化保守主义”的文艺理论则是一种“早已过时的”理论；（三）钱中文、童庆炳的理论作为一种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诗学”，因而注定是一种更加“落后的文艺理论”。他实际要说的是：最最“先进的”文艺理论就是“当今的”、“西方的”、“激进的”、“文化研究理论”。
如此可笑的推论，如果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幼稚天真，那就真是蛮横的强词夺理了。
闰文中谈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多年来没能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能够创立下自己的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我大体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但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我们学西方学得仍然不够，似乎如果抛开了西方文论，中国的文论就更加寸步难行，就只会“徒增混乱”。在闰泉先生看来，钱、童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希望越过或抛开西方理论进行自己的原创。文章中，闰泉先生辛辣地嘲弄了钱、童对于西方文论的无知，同时尽情地显摆自己丰厚的西学涵养。文章中罗列起西方文论家来如数家珍：他不但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还知道福柯、列奥塔、伽达默尔、德里达、哈贝马斯、杰姆逊、斯特劳斯、德勒兹、伊格尔顿、吉登斯，他还知道他断定钱中文、童庆炳们决不知道的加塔里、霍加特、阿诺德、威廉斯、利维斯以及斯坦利•费什……钱、童的“新理性精神论”究竟有多少“原创”是一回事，离开了西方文论，中国人能不能“原创”则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与闰泉先生的判断恰恰相反，当代中国文论之所以缺乏原创的精神与原创的成果，不是少读了外国人的理论，而是过多地依赖外国人的理论，一头扎在外国人的怀里。那个外国人庞德似懂非懂地读了一点中国书，便据此创立了现代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意象派”，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外国书，至今还只能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走，如果没有一个外国人在前边领路，我们自己就一步也不敢往前迈。若要创新,这样的“西崽心态”，这样的“奴性定势”是否应当首先革除一下呢？

二、健全的学术界要有“九斤老太”的位置

首先声明，我这里要讲的问题与钱中文、童庆炳、许明诸先生的“新理性论”无关。
我倒是觉得我自己有点像一个“九斤老太”的嫌疑犯。因为我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做过类似的招供：
我想，我真的已经老了。当代的一个流行口号是：“与时俱进”，一家报纸上的标题更形象：“坐在汽车里，奔向现代化”。而我近年来写下的那些东西，从海德格尔到舍勒、齐美尔，到庄子、老子，差不多总是向后看，像一个“倒骑在毛驴上的张果老”，实在不合时宜。（见《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现在细想起来，“九斤老太”的原意是“上了年纪的糊涂人”，后来被人们引申为“保守”、“落后”、“不满现状”、“怀念往昔”的象征。单就鲁迅小说中的形象而言，“九斤老太”虽然有些啰嗦，有些主观，有些片面，说一些“天气比以前热了”、“豆子比以前硬了”的话，虽然说得并不准确，倒也是自己真诚的感受，不但没有大恶，反而显见天真，况且老人家决没有动辄扑杀别人的雄心。进一步来说，若是论起“保守”、“怀旧”、“复古”、“回归”的学理方面的意义，就更不能把“九斤老太”当作一个反面的典型加以嘲弄与否定了，在文学艺术的领域更是如此。这应当是中外文学史、艺术史中显而易见的事实，我想，我不必再拿上《粤海风》两个页码的版面去罗列这些常识了吧？
当代哲学思潮史上的事实也是如此。最近，我一字一句拜读了尚杰先生综述20世纪法国哲学的一部力作《归隐之路》。书中指出：“现象学的态度是老庄的。”从胡塞尔到德里达，法国哲学（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走的是一条“归隐之路”，即“现象学还原”。哲学必须“回到隐而未见的事物本身”、“返回纯粹的原始状态”、“返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之前”、“返回逻辑学、伦理学诞生之前的思的本真状态”。由此看来，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利奥塔、德里达，加上德国的海德格尔，该是最高档次的“九斤老太”了！当然，闰泉先生仍然可以对此做出自己的批判，但你不能不给这些“九斤老太”们一个应有的学术地位。简单地断定“保守”就是落后，“激进”就是进步，激进的一定打败保守的，年轻的一定胜过年老的，“九斤老太”统统都在扫荡之列，那就与闰泉先生自诩已经获得的“博士”头衔太不相称了。

三、现在还能否谈论“守望精神”

从闰泉先生文章的标题看，他似乎是要围绕着“精神”问题展开一番论争，其实并没有。因为在他看来，要么所谓“守望精神”的诗学早就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得体无完肤”；要么“真正的精神论者”又是不谈论精神的，热中于谈论精神的如果不是一些“过时”的理论家，就是一些“伪道学家”。因此，闰泉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论者”和一个“西方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追慕者，自然也就不必于、不屑于谈论精神了。这样的判断如同快刀斩西瓜，倒是干脆利落，然而也仍然太武断了。
先说“真正的精神论者不谈精神”。柏拉图谈过“精神迷狂”，而且是当作精神的反常与堕落来谈的，黑格尔写过关于“精神现象学”的书，痛惜过艺术精神在市民社会的衰落，这两位不知算不算“真正的精神论者”；狄尔泰认定生命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思“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他的研究因而被人称作“精神科学”；舍勒坚信精神是一种引领人类向上的意向，“精神为生命的本能指明方向”，精神的地位被工业文明颠覆使他痛心不已；西美尔由对“货币”的思考发现“我们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已经深深地陷入“算计”与“投机”之中；而雅斯贝斯则以“时代的精神状况”作为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的标题；施宾格勒更是以历史哲学的眼光通过东西方“精神时代”的对照，揭示了西方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没落。说尼采不轻易谈精神，那只要翻一翻他的《人性，太人性了》一书，便会看到他不但讲精神，也讲人性、讲灵魂、讲灵感。由弗洛伊德、荣格乃至弗洛姆、拉康推动的精神分析运动，断断续续几乎影响到20世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决不乏对于现代人精神堕落的剖析。至于这些“守望精神”的哲学或诗学是否真如闰文所说的已经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批得体无完肤”了，我想，人类的精神进化史大约不会像以往教科书中宣讲的：“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那样的简单明白。
不谈精神谈什么呢，谈日常生活，谈大众文化，谈时装、模特、歌星、摇滚、轿车、广告、健身房、夜总会……其实，若要把这些东西深谈下去，也仍然是可以谈出精神的。那又怎么办呢？
这些常识，博学的闰泉先生不会不知道，他之所以做出如此的判断，看来也只是为了封堵他瞧不上眼的那些中国学者谈论精神，这不是一种善意的论辩态度。“精神的良药”也罢，“精神的疾病”也罢，总得让人们说一说吧。罪名定下来后，又立马扑杀别人谈论精神的自由，不留一点“对话”的余地，“协商”的余地，这似乎也不像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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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走出与回归

作者:杨泽文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在文学界，文学批评一向处于尴尬地位。一方面，从事文学批评的一部分学者，热衷于将西方的大量文学理论移植到国内，以期赢得创作者的刮目相看，结果事与愿违，许多创作者并不买账；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有意无意
地放弃了文学批评使命，转而一味与“写作精英”亲密接触，在对作家和作品的不断炒作中力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结果遭致广大读者的摒弃。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评论家并没有放弃批评的使命与角色，甘愿偏居一隅，努力构筑起一种扎根本土而又能兼收并蓄和圆融贯通的学术思想。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鲁枢元就是一个代表。他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读之为快。
　　在文学批评领域，鲁枢元教授是“生态批评”的积极倡导者，并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主动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在他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乃至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和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阐释与权衡。而这一文学批评范式的转移与嬗变，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不然以人为中心的日益委顿的文学将无法获得新生。

　　鲁枢元教授大胆提出将“生态批评”纳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必然会改变文学批评的传统范式，自然少不了要在文学界引发争议与恐慌。毕竟这就意味着要对已有定论的许多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其结果会出现“减值”与“增值”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些文学作品将会被否定或削减其“原有价值”，而一些文学作品则被发现还具有“新价值”。如此一来，整个文学史就必须重新书写，这种“无奈”与“无情”，显然会让许多人惊愕乃至抵触。

　　然而，惊愕也好，抵触也罢，最终还得接受。毕竟用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和探讨文学艺术现象与规律，表明我们是在醒悟，是在真正选择更有希望的前行之路。现在，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也正因如此，生态学终将要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数百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而在这一伟大变迁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挽救生态危机和弘扬生态文明这两个方面，承担起应有的重任。

　　创作与批评如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文学批评在给予作品以实事求是评判的同时，更应开阔创作者的视野乃至做到可能的点拨与积极的导向。鲁枢元教授在进行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就“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内涵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解读。即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生态批评，决不应仅仅研究以生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而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到一切文艺现象上，运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的既有法则，生态批评的空间才会得到真正拓展。

　　在文学界，正是由于对“文学是人学”这个著名命题长期狭窄的理解，才严重局限了创作与批评的视野，以至于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只关注“人”而缺少关注“自然”。鲁枢元教授因此提出“要走出，也要回归”。“走出”是走出文艺学与生态学的分离和对立；“回归”是文学艺术走进生态学领域、走进自然、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唯如此，当代文学艺术才能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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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时代中国文艺学的勃勃生机

作者：金元浦

春风又绿，烟雨江南。今日文艺理论园地里一派繁荣与热烈。《文艺争鸣》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就文艺学的前沿论题集中做了( 个专辑，文章计约五十余篇，洋洋洒洒，蔚成大观。前辈学人不断创为新说，后进学子时见惊世之论。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当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所处的现实语境、各自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并以关注现实的高涨热情，探讨文艺学的未来发展。他们或高屋建瓴，或简笔驭繁，或曲径通幽，或直捣黄龙；其间有前沿论题的激扬蹈厉，也有文本修辞探讨的细致婉曲，有博弈的精彩，也有和合的通脱。多样共生，话语丛集，正应了多元对话时代文艺发展现实的呼唤，也显示了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勃勃生机。 问题意识激荡下的中国文艺学 我们的文学研究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怎样的语境之中？什么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学的现实？它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什么？它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的当下语境是一个稳定的遵守既定规范的相对稳定的常规时期，还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中的特定的变革转型时期？它是要回到一种一统的范式来统贯创作、欣赏、批评和教育的文学的时代，还是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在多样化的文化现实中共生并在的新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边界确定无疑无可移易，必须保卫其纯洁性既成性的学科，还是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正在模糊甚至不断移动的学科，需要重新思考其既往范式在当下的合法性的学科？ 现实向我们提出了问题，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关注当下，关注视觉图像文化，关注媒介革命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流行文化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而文艺学自然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全球化条件下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后殖民时代的少数族裔文化以及消费时代的身体文化。 文学也必须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如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西方“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的转向的关系，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与提问的首要性，文学批评的范式及范式与话语的关系，批评话语创造的多样性，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的文本间性、主体间性与文学交流中的理论批评共同体及共同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间性，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的本土变异与重建文学新理性，文学的全息性构成与历史语境中的主导形态，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场域和网络文学的虚拟建构等。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杜书瀛的《文艺学向何处去》，王一川的《理论的批评化》，张法的《语言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转型》，高小康的《从意识形态到群落意象》，蒋述卓、涂昊的《不断走向现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张杰的《文化转型背景下文学审美价值的凸显》，张荣翼的《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当前都市通俗文学中汉语形象的蕴含》，马大康的《从“鉴赏”到“消费”———消费文化与文艺学研究范式变革》，胡继华的《批评话语的新近走向》，陈太胜的《走向综合的批评理论与实践》，赵勇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李勇的《大众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等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无庸讳言，此次讨论的论题设计，仍有很大不足，就总体而言，缺乏前沿性，敏锐性，有不少话题是人云亦云，老生畅谈，明显缺乏问题意识。相信这些问题将会在今后的《文艺争鸣》中继续得到争鸣。 多种范式背景下的话语丛集 此次讨论展开了多种不同层次、不同指向的文学理论话语。9个专辑中包括新世纪文艺理论的审美泛化理论话题、情感论话题、语言论话题、生活论话题、社会论话题、文体论话题、批评论话题等，可说是范式多元，话语丛集，各具特色，共展并陈。在每一话题中，又进一步探讨了细部论题。如审美生活论话题讨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认知文化的式微，文学性的扩张，新的美学原则、大众文化研究、消费社会的文学等一系列问题。批评论话题探讨了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批评化、当代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批评的当代策略、批评话语的走向等一系列问题。社会论话题讨论了文学与意识形态、市场特征、大众传媒、文学与社会、现实转型、文学反映论等一系列问题。语言论话题讨论了语言与全球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色、语言的时代特征等一系列问题。情感论话题则讨论了情感主义与后情感主义、情感修辞学、情感多元化、情感指标、情感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文体论话题探讨了跨文体现象、散文、新诗、小说、电影等文体的互借。同时，此次讨论还发表了一部分个案分析，如周志强的《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郭宝亮的《并置式语言：多样的统一———王蒙小说语言论纲之二》，陈雪虎的《情感指标起源的反思———章太炎、鲁迅“文学”争议的当代启示》等，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展示了多样的形态。总之，当线形的历史观被立体、多元、复合的历史观所代替，文学的独断论绝对论被多元范式和话语丛集所代替，多元批评便成为一种当下的现实。 多元批评是历史地形成的，是随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化，本体研究的细化，社会、历史的发展，政治和文化的变异，甚至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变革而显现、生成和构建的。多元批评是文学批评的本然状态。它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它既源于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多样性，又源于个体主体因精神娱乐需要而作出的文学范式选择的多样性。这种批评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 对话与争鸣中的学术创新 学术民主的一个标志是学术讨论的广泛的参与度。此次讨论涉及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三代学人，五十余位专家，参与者十分广泛。而在每一话题的讨论中，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比如批评论话题，六位学者均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当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所处的现实语境、各自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并以关注现实，谋求发展，推进学术的思路提出了各自的对学术发展的构想。六位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批评理论是当前文学理论与批评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现实选择。但由于研究方式的差异、理论着重点的不同等多种因素，他们对批评理论特点的概括、涵盖范围的大小以及批评理论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见解。 百家争鸣，对话创新，这是当前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发展的总体态势。在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话题中，陶东风、王德胜、鲁枢元等学者展开了有益的对话与争鸣。鲁枢元的《“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赵勇的《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王德胜的《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陶东风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郑渺渺的《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学审美走向》均严肃地探讨了问题，展开了对话，深化了认识，也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对话与争鸣中，文艺学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与争鸣中，文艺学激发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是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生命线。在此次讨论中，每位学者都尽力提出自己的创新主张，如“新的美学原则”、“兴辞诗学”等新主张新理论的提出，就给予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以新的活力。 我们赞同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并在对话交往的基础上依据现实的要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文化理论。建构的前提是对话沟通，而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只能在竞争的张力关系中实现，建构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文学范式与话语的多样化引发对话与竞争，对话与竞争又进一步催生了创造的多样性。没有对话，就没有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就没有了张力关系或张力结构；没有张力，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创新的动力，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创新。 求同存异，学术文化通过竞争发展，竞争是优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创新———筹划、设计、投射，则是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因此，在多样化现实中，当对话建立了同一性基础时，竞争就会倏然莅临。 站在最前列的探索前行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我们经历了也许是世界历史上人数最为众多，参与最为广泛，影响极为深远的文艺学、美学运动。它对于解放全民族的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就一直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列，超载地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二十年来，曾一再地引领最新的社会思潮，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和理论资源。世纪之交，文学理论界又一次为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提供了新鲜的问题和新鲜的资源，并以对本土现实的高度关注提供多种新的阐释。它敏锐地发现或提出新的问题，不断地开拓新的论域，形成了文艺学几代学人与时俱进、不断进取、创新探索的基本品格，使文艺学一直保持着与当代社会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始终保持着社会批判者和作为理论先锋的开拓者姿态。这是我们几代学人努力奋斗的光荣和传统。而我们今天的努力，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展开的论争，正是文艺学学科富于生命力的表征。这是改革开放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即使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我国的文艺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也是堪令世界惊叹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个清晨，当你推开窗户，就发现了一树新绿，你将会多么欣喜。每一个月，当你打开眼前的杂志，你又发现了思想与文字的创新，看到争鸣的交戟，看到批判的犀利，看到后学的锋锐。有思萦于目前，不亦乐乎？ 作者简介： 金元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接受反应文论》、《大美无言》、《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间性”的凸现》、《叩问仿真年代》、《范式与阐释》、《影视艺术鉴赏》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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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早期研究述评

赵薇     欧美生态批评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渐次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至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显学。中国的相关研究基本与之同步，至90年代末，生态批评无疑已成为文艺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生态批评早期研究的学术成果     在欧美生态批评浪潮的推拥下，“生态批评”的波峰于2001年前后漫过国内文论界。除学院集体奋斗与学者各自为营以外，“生态批评”的浪涌还表现在专题讨论会的召开以及对各种文艺研讨会的渗透上;《文艺研究》于2002年第5期集中刊发了5篇有关生态批评的重要论文，将研究热潮推向了巅峰。经过10多年尤其近5年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摸索，生态批评的早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全面考察了生态批评的思想渊源与发展历程。     这一成果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生态批评的“译介式”研究，其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介绍给中国学界，使中国学者保持对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宏观了解;二是将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成果引人中国学者的学术资源库，形成中国学者研究的参照系。〔1〕早期致力于译介工作的，主要为海外华人学者或访问学者以及国内从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是王诺教授有关生态批评研究最重要的一篇论文。[2]这篇文章是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一年研究成果的精髓，稍后的论著《欧美生态文学》实际上是对这篇论文的详细展开和补充。王诺的研究价值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确证了欧美有关“生态批评”的定位。欧美生态批评研究者格罗特费尔蒂、克洛伯尔、乔纳森?莱文等均就生态批评的定义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据此，王诺将生态文学定位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以这一较能准确反映欧美学界对生态批评理解的定位为参照，我们会发现中西生态批评视域的差异。     其次，详述了生态批评在欧美的发展历程。自1974美国学者密克尔提出“文学的生态学”后，克洛伯尔、鲁克尔特、贝特、布伊尔、格罗特费尔蒂、默菲等欧美生态批评大家相继跨人这一研究领域，并以实绩推动了生态批评的发展。王诺在其论著中详述了欧美生态批评由萌生到崛起的历程，为我们勾勒了这新生儿的最初轮廓。然后，爬梳了生态批评在西方的思想渊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征服自然的主流话语中总是掺杂着亲和自然的不同声音。18一19世纪是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弊端渐现、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推至高峰的时期，因而也是一个生态思想的繁荣时期。此期，文学、美学、哲学、生物学各领域都为生态批评的思想奠基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积淀了供后世学者不断探索的大量资源。王诺对这些思想资源爬梳得深人而细致，以致某些后来者的重复言说似乎成了一种多余。     在致力于译介工作的学者中，值得另书一笔的是韦清琦博士。韦清琦关注的重点是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的共同点，即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3]且不论其研究成果，她那种深人具体问题的学术态度，可谓早期生态批评浅尝辄止风气中的一股清流，这种态度也正是今后生态批评理论推进的要求之一。     第二，宏观思考了生态批评的建构原则和发展走向。     较早跨入生态批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学者，首推鲁枢元教授，他也是第一个致力于将“生态文艺学”作为文艺学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分支学科来建设的学者。在《生态文艺学》系列论稿中，鲁枢元提出了“生态文艺学”学科创立的一些重大问题[4]:     首先，对“生态文艺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界定。鲁枢元强调:“文艺生态学”是在哲学的、美学的、生态学的诸多学科共同影响与作用下，产生的一门具有丰盈内涵的前沿性独立学科;在关注环境问题之外，它更瞩目的是人和人的精神。他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涵括了三个层级:“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传统生态学上这一概念的比喻性延展，使得文艺学与生态学进行学科交叉进而生成一门新的学科有了对象上的可能，也使这一学科在理论上不至成为追赶世界范围“绿色潮流”的时髦术语而具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正是这种延展，以及国内生态批评学界的认同，使早期中国式生态批评的外延远远大于西方生态批评的范围。     其次，对“生态文艺学”的学科精神进行了张扬。反思“擅理智、役自然”，反话“人类中心主义”;重审“文学是人学”，重构“人的价值”;高扬“生态精神、宇宙精神、艺术精神”，倡导“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鲁枢元教授在其论著中所张扬的学科精神代言了热心于生态批评的众多学者之共识。在这些颇具诗性气质的哲理思索、心灵探寻、艺术追问之中，贯穿着他对古今中外文明与文化的考察与审理。诚如人所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的社会一文化批判理论、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自然主义诗学、女性主义到有机整体论的科学思想、普遍联系的宇宙观等，这些知识元素与文艺学、生态学理论较为自如的结合，显示了作者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风格。”[3]     再次，对“生态文艺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索。作为一门学科，特定研究方法的缺失一直是为“生态文艺学”怀疑论者所垢病的。对“自然主义”观念与方法之悖谬的研究，是鲁著中充实而精彩的一笔。由此，鲁教授提示，在看待与研究自然时，不要过于强调其物性与实在的方面，也不要仅仅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此外，他还以实践示范了生态批评“生态论文艺学”的具体批评方式。     与鲁枢元教授高屋建板的潇洒学术风度不同，曾永成教授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虽然视野不及鲁著开阔、反响不及鲁著强烈，但却细致详尽而深人填密。[5]他认为，“文艺生态学”是“把文艺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既在两门学科边缘上对文学的人学内涵进行探究，又在人与文艺的生态关联这个边缘地带对文艺的生态本性和功能进行思考”。曾著以“文艺生态学”作为核心概念，以“生成本体论”、“人本生态观”、“感应论美学”作为基本理论，用生态世界观来重新审视文艺的本体、人性内涵、功能与生成规律等等实质性问题。这部论著从美学角度出发，着眼于生态论文艺学整体框架的建构，又工笔于细部，层层推进，绵密而周详，显示出作者严谨的学术风范。     第三，充分发掘了中国的古典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     涉足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生态批评的崛起，对于久患“失语症”的中国文论而言，是一个凭自己的生态话语赢取发言权，平等同步地参与世界文论建构的大好契机。这一契机的生发点，在于古中国人“天人合一”传统思维模式，在于注重人与自然间亲和关系的审美态度，在于融人了日常生活的生态立场，甚至在于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古老的东方生态智慧业己吸引了众多的西方学者，本土的学者更不会放弃这天然的有利条件。这一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国内的美学家和古典文论学者来完成的，他们可称为生态批评的“发掘式”研究者。     “生态存在论美学”是著名美学家曾繁仁近年来正在探索中的重大命题，[6]而中国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理论形态、尤其老庄道家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正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对道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和命题的理论内涵和当代价值的研究阐发则是其重心。湖南工业大学邓绍秋副教授《道禅生态美学智慧》一书亦是对中国古典禅宗与道家生态智慧的集中阐发，[7]还有多位学者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出发，以个案研究方式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凭借早期研究者们的智慧与热情，生态批评异军突起，成为文论新贵;这种普遍关注度上的高起点一方面必将使随后的研究难以为继，但另一方面也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难能可贵的群众基础。 二、生态批评早期研究的学术瓶颈     从众声齐呼生态批评“方兴未艾”到如今理论界声音寥寥的短短几年里，生态批评尽尝了“绚烂之极”的辉煌与“归于平淡”的尴尬;但去除学术泡沫后暂时的沉寂也可视为一个从喧嚣走向沉着的过渡。尘埃落定之日，也是问题浮出水面之时，我们正好借机剖析一下生态批评深人拓展的瓶颈所在。     第一，学科定位的盲目性。     由于研究者所在视域的差异和遵循的学术范式不同，早期生态批评并非在统一的体系化理论预设下进行的;如果我们仅仅依赖既有理论试图把握它的发展脉络，那么在“定位”这个最原初的问题上就将举步维艰。只有先辨析两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找准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体系中作为批评方法一种的坐标。     首先是“文化生态批评”与“文学生态批评”的混同。     “批评”是一个富于文化意味的词语;如果说“生态批评”瞩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对生态的保护，那么它就可以定位为广义的批评即“文化批评”，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都可以是它的切人角度。然而，这一逻辑暗含了一个前提:“文化”是一个大的学科综合场，各学科之间互为交叉又独立存在。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文学，其领域内生态批评的鲜明印记应体现于一个标志性的方面，即对生态关注与保护的“文学方式”。因而，文学生态批评若无限拓展其话语权力的范围，必将因疆界的消饵最终消饵了它自身存在的独特依据，甚至合理依据。此外，文化批评总是暗含了“热点追踪、时尚品评”的意味;文学生态批评的最高境界，则是对“人的存在”这样一个本源性问题的思考，期望出现的是影响深远的传世佳作。因而，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格局中的坐标，应为“文学”的“生态”批评。     其次是“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的滥用。     在早期生态批评中，“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这两个概念的运用是颇为混乱的，研究者多视“生态批评”为“生态文艺学”的实践形态，二者似乎并行不悖，作为关键词的出场率几近相同。细究起来，“生态文艺学”的倡导者倾向于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建构，主张采用“生态批评”提法的学者，则偏向于将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视角来看待。而今，研究者们似已取得了共识:所谓“生态文艺学”尚未能构成为一个与传统文艺学相对的学科，“生态批评”也只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视角;与其大张旗鼓进行学科体系的建构，不如先在批评实践中积累充足的经验。生态批评由最初的命名论争、学科独立论争，渐次默契地转向了“生态文学批评”与“生态论文艺学”，在事实上否定了早期生态批评对自身的盲目定位。     生态批评对“文化批评”身份的刻意求证，以及对学科独立的盲目追求，是它从研究波峰迅速跌人波谷的直接原因。     第二，哲理基础的矛盾性。     “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生态批评哲理基础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甚至否定之上的。一方面，生态整体主义具有理论的前沿性。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及其规约下的行为方式，的确积累了生态危机的重重隐患;“自然价值论”的广泛认同，也使人对自然的“他者”态度暴露出自私专横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生态整体主义又具有实践的滞后性:即人类作为解构者与解构对象的同一性，使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自我惩罚式的解构显得苍白无力。同时，人类作为自然产物本身难以摆脱的自然性，使生态中心主义的原则必将在实践中被不时架空。此外，“人类”作为生命进化链最后一环区别于其它生物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于用思考着的大脑对世界进行理性认识与目的式观照。人类中心主义鼓励与支撑下诞生的科技文明带给了人类自我意识，在这一前提下武断地否认甚至推翻它显然是不切实际也无法操作的。     生态危机表征出的人对自然的暴力性驾驭，缘自于人类对自身高贵性认识太少，而不是太多。对人类高贵性的肯定，即是强调人要把自己与一般生物区别开来，以人类特有的理性在维护自然生态的过程中作出应有贡献。排除策略性的因素，在生态批评视野里，我们只能说地球母亲在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召唤一种更优化的人类文明，至少是一种更合理的人类存在;出发点是“人”而绝不是生物，方向是前进而绝不是倒退。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差，不仅使生态批评与日常实践各说自话，而且架空了它进一步拓展的可能。生态批评的成长与成熟，必然召唤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依据。也许，暂时悬置反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人的出发点与归宿，对生态批评可操作性的加强将有着巨大的意义。     第三，切人角度的混乱性。     2001年前后，各大小期刊上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如雨后春笋;但就研究内容来看，早期生态批评存在一哄而上、角度混乱的缺陷。     西方文化与文学生态批评均将“生态”局囿于“自然生态”，有关“文学”与“环境”、“自然”、“生态”间关系的研究，被统称为“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环境文学”、“自然书写”等概念也总是紧扣“自然”这一中心。俯察国内生态批评，我们却能发现两个切入点，即“生态文学批评”与“生态论文艺学”，“生态”一词的内涵也由“自然”延伸至“精神”高度。     作为国内早期生态批评研究的代表，鲁枢元的表述是这样的:“生态文艺学将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地球生态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虽然鲁教授学科建构的宏伟设想在事实上被悬置，但这个定义性表述对研究国内生态批评的最初理念是有很大价值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涵盖了“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论文艺学”两个层面，其研究也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切人的:他一方面着眼于生态文学批评的精神定位，倡导“高扬真正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着眼于生态论文艺学的技术模式，如示范性地运用“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文艺的地域色彩与多样化问题，以系统、生命观点重审文艺的本质，指出文艺的“生物性暗示”。     其他生态批评的早期研究者基本上也从这两个角度切人进行探讨。如王先需教授认为:“建设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思考的重点要放在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要放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上面。’〔8〕还有人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审现当代甚至古代的文学作品，发掘其中蕴藏的生态或反生态思想，如《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中重新检视中国知青小说》、[9]《中国诗人杜甫的生态观》、[10]《生态变相老残游记>艺术观照方式解读》[11]等等。生态批评无疑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使文学作品内容有了更多被诊释的可能。《文艺生态运动与中国当代戏剧》、[12](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13]等等都是以“生态论文艺学”的身份出现的，但这种文艺研究方法实际上早已有之，如潘定智80年代中期开始的有关贵州民间文艺生态的研究，[14]再如苏洪亮有关“电影生态学’，[15]的表述等等，生态批评掀起热潮后，这一方法似乎找到了为自己正式命名的契机。研究者们也许意在视之为中国式生态批评视域拓展的方向之一，但这个命名实际上是对“生态”一词的比喻性应用，其学理价值远逊于“生态文学批评”，也逊于鲁枢元“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的研究。生态批评对这种研究策略的包容，只会削弱自身的意义。生态批评的继续发展，必然要求从混乱中提炼学理的纯度。     第四，研究活动的浅表性。     生态批评早期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生态批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探讨，二是对生态批评形式特点与外部规律的解析。很多文章以俯瞰姿态不厌其烦地搜索猎取古今中外与“生态”有关的思想与言论，将生态批评怎样在现实中应运而生、如何在历史上潮起潮落等极度易于理解的问题重复言说。相反，对“生态文艺学”的内部规律、质的规定性这样一些本质性问题，则多取回避态度。     事实上，生态批评重要研究范畴(如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论)的最初提出，并非在文学领域，而是哲学尤其伦理学领域。早已在其它领域得到充分探讨的问题，却被新世纪的文论反复言说与探讨。尽管要庆幸“学科交叉”的热潮为文论提供了一个介人的舞台，我们却不得不正视一点:仅仅依托事实上已然明晰的一些理论，那种声势浩大的研讨是缺乏价值支撑的。对于文学的生态批评来说，研究如何取一种文学的特有方式来致力于自然生态的改良和发展，如何在“生态时代”的大背景下观照文学自身的特质与功能，才是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方面。     这是就研究内容而言的;就研究态度来看，同样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波浪状起伏，论者们初创的激情与如今的冷眼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破土萌芽的混乱中，人人皆可分一杯羹，举著之时且不论它的成长前景如何;而一旦需要潜心“修行”时，却“退步抽身早”。这种机权多变、折冲尊姐的学术风度，虽可使研究高屋建扳气魄有余，却不免空疏寥落丰厚不足。生态批评早期研究活动被刘锋杰教授不幸言中:“概论多于专著，描述多于深人的解析，跟潮多于长久的研究”。[16]难怪有人不无挪榆地说:“目前的生态批评当中最值得我们推敲的，并不是批评家们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和真实的吁求，而是巧妙的老调重弹背后的话语技巧，是对新学科的利用，和文学批评家们之间永远没完没了且必然要出现的相互争论。”[17]很多时候，“浅尝辄止’，并未为理论的推进作出多少贡献，却带来对学术价值的损害;所幸，生态批评研究领域中，仍有不少潜心耕耘者默默存在。     相对于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来说，认识角度、学术风气等操作层面的缺陷，仅仅是一种可以通过反思与调整得以改进的技术性问题;因而，生态批评发展成熟的真正障碍，其实只在于哲理基础的调整。就其理念来看，生态批评的确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的文学批评类型;在摸索前行的路程中对它的初创时期进行回顾与审理，有利于清理我们的思路，更有利于它在明天的成长。 参考文献: [1]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于文秀.生态文艺学[J].文学研究，2002,(5). [4]香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邓绍秋.道禅生态美学智慈[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 [8〕王先需.陶渊明的人文生态观[J].文艺研究，2002,(2). [9]王喜绒，杨励轩.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中重新检视中国知青小说[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5) [10〕张皓.中国诗人杜甫的生态观[J]. 江汉大学学报，2002(1). [1l]彭松乔.生态变相:<老残游记>艺术观照方式解读[J].成都大学学报，2003(3). [12]吴济时.文艺生态运动与中国当代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131张皓.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J].文艺研究,2002(1). [14]潘定智.民间文艺生态学导论〔J].贵州社会科学，1997(4). [15〕苏洪亮.电影生态学[J].电影评介，1994(1). [16」刘锋杰.“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6). [17〕匡钊.生态批评，http//; www. cass. net. cn/Chi-nese/s15we wxs/s15_ wxs.htm 2004/10/8. (责任编辑:陈卫华) 原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