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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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张海瀛  030006









    摘要：北宋以来以血缘世系为纽带编修的家谱，是“尊祖收族”、联络宗支和族人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族人特别是徙居他乡和国外的族人“寻根谒祖”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国谱牒学会的成立，揭开了家谱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的新篇章。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南开大学以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图书馆，都为家谱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家谱  收集整理  谱牒学会  研究利用   贡献








    家谱亦称族谱，现存的族谱，主要是北宋以来民间编修的，是以特殊形式记载一姓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由于时代、地域或记载范围的不同，又有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宗世谱、房谱、支谱等称谓。家之有谱，犹县之有志、国之有史。家谱、方志和正史，构成了史籍大厦的三大支柱，就数量而言，家谱独占鳌头。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废除，科举取仕成为选用官员的基本途径。这样就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由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格局，清除了笼罩在血缘宗族关系上的政治阴影，从而唤醒了人们的骨肉之情。自北宋起，许多文人学士挺身而出带头修谱。诸如，欧阳修有《欧阳氏谱图》、苏洵有《苏氏族谱》，曾肇有《曾氏谱图》，朱熹有《茶院朱氏族谱》等等，其中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编修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史称“欧苏谱例”。欧苏谱例，重在图表之创新，都是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其实，早在宋代许多家谱的编修就突破了这种五世一图的格式。到了明代，不受“欧苏谱例”束缚的大宗谱日益流行，随着修谱规模的扩大和宗族人口的繁衍，这种大宗谱越修规模越大、覆盖范围越广。这种以血缘世系为纽带编修的家谱，就成了“尊祖收族”、联络宗支和族人的主要形式，由同一家谱联络起来的宗支和族人，就成了枝相连、气相投、血脉相贯的一家人。这样一来，族谱也就成了族人特别是徙居他乡和国外的族人“寻根谒祖”的基本依据，并且世代相传，沿袭至今，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调查统计与家谱目录、提要和集成的编修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 年初国家档案局对23个省( 市 )、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家谱情况作了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四千多部。1983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对北京几家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收藏家谱情况进行了统计，其数量亦相当可观。所以 1984 年春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通力合作, 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调查统计、联合编纂覆盖全国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此, 国家档案局会同文化部、教育部联名向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化馆、档案馆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下达后,有400多个单位报送了他们收藏的家谱目录或本地区个人收藏的家谱目录，共有一万余条。再加上台湾以及日本、美国出版的家谱目录中的有关部分，总共收录家谱条目14719条。每个条目下依次著录：顺序号、书名、卷数、编纂时代、编纂者、版本、收藏单位、备注等项，书后附有“地区索引”和“报送目录单位名单”，①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本来定稿很早，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延到1997年9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因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从1984年起，就围绕整理点校《山西通志》收集复制了一批家谱。中国谱牒学会成立后，收集复制更加顺利，成效十分显著。截止到1991年底，收集复制家谱已达2000余部，引起外界重视，被邀请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中华族谱特展》。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为准备参加《中华族谱特展》，于1992年2月将已收集复制的家谱，整理编目，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修出版《中国家谱目录》之由来。该《目录》收录姓氏251个，收录家谱2565部。按家谱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王氏，255部；陈氏，126部；张氏，114部；李氏，85部；吴氏，77部；刘氏，75部；黄氏，69部；徐氏，63部；朱氏，60部。就分布地域而言，除台属、西藏、新疆、吉林外，其它省、市、自治区，均有收藏。收藏量在200种以上者计有：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安徽。该《目录》完全按姓氏笔划排列，每条目录下著有：谱名、卷数、编纂时代、编纂者、版本、册数、页数、所属省份、缩微胶卷编号、备注等项，书后附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家谱目录统计表”，对所藏家谱的分布情况以及部数、册数、页数，都作了统计。②该《目录》虽说收录姓氏很不完全、收录家谱数量也不算多，还是一个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但它却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而且所收目录全部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一个单位收藏的。所以，1992年4月17日在香港《中华族谱特展》会上一经展出，就引起了轰动，再加上现场复制品的陈列和演示，自然就成了关注的热点和议论的中心。因为香港许多专家学者都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和“文化革命”，大陆家谱早已荡然无存，没想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竟然收藏有这么多的家谱，而且很多都是大部头、高质量的。对此，香港《快报》、《华侨日报》都作了报道。上海《社会科学报》1992年6月11日，刊登了题为“大陆家谱展令港人大吃一惊”的通讯，报道了这次展出。
当然，就家谱的收藏与抢救而言，上海图书馆是闻名全国的龙头老大。早在30 年代，上海图书馆以顾廷龙先生为首的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就为抢救与收藏家谱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是他们从造纸厂的废纸堆里抢救出大批家谱奠定了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之基础的。其后又陆续收购了许多，再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 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达 10000 余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批珍贵文化遗产长期被封存一隅, 从来没有进行过整理，亦无准确数据。所以，1984 年国家档案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统计家谱收藏情况时，上海仅报了562部。直到1997 年，上海图书馆成立“谱牒研究中心”后，整理、开发与研究馆藏家谱才被列入议事日程。上海图书馆虽说起步较晚，但他们却是按照开发与研究的实际需要，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古籍所、安徽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十馀位专家学者与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人员一起，按照统一体例要求, 编写了目录提要。提要内容包括：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卷次内容以及有价值的资料等项，书后还附有“分省地名索引”、“堂号索引”、“人名索引”、“常见古今地名对照表”。可以说，他们对于馆藏家谱的整理是高起点、高品位、高档次的。经过两年的努力，《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终于脱稿，于2000年5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提要》收录 1949 年前编印的旧家谱约 11700 种、近 10 万册。家谱分布，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收录姓氏达 328 个；明代刊本及稿本、纂修底本有200 馀部，《提要》总计200余万字③。该《提要》的出版，为查阅和研究家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000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该《总目提要》收录浙江家谱12000余种。其中有一半收藏於省内 ,另外一半为省外及海外收藏。从修谱时间跨度来看，上自明代下迄21世纪初，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印的家谱1300余种。从版本形态来看, 有木刻本、木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电脑打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收录姓氏总计为299个, 除汉族外, 还有回族、畬族等少数民族的姓氏。该《总目提要》针对家谱特点, 对宗族堂号、始修时间、修谱次数、卷目内容、始祖及始迁祖、字辈排行、名人业绩、珍贵史料等，均作了著录。书末附有“浙江家谱存目”、“堂号索引”、“谱籍索引”和“收藏单位名称对照表”，④查阅起来非常方便。
    家谱目录，只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情况。家谱目录提要，虽说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况，但要了解其具体内容或研究或引用，就必须阅读原文。因此，即或是非常详细的目录提要，也远远不能满足查阅和研究的需要。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在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深深感到编辑出版家谱集成是当务之急。所以，1992年初，遂与四川巴蜀书社联合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呈送了编纂出版《中华族谱集成》申请报告。经专家评审，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给予专项补贴。《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任主编，首批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共93部家谱。在每个姓氏前，均有编选说明，对每部家谱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华族谱集成》终于脱稿。1995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集成》为16开双栏影印精装本，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每册900页,限量印制，编号发行，装帧典雅，印制精美，百册并立，异常宏伟。每套定价89000元，主要销售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⑤该《集成》问世后，成为巴蜀书社陈列部、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北京中国书店门市部等部门陈列的门面书。2003年2月，中央电视台10台播出的百家姓系列专题片，在介绍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时，陈列的门面书也是这部《中华族谱集成》。可以说，《中华族谱集成》是上世纪90年代族谱整理出版的集中代表。
二，谱牒学会的成立与家谱研究的开展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的成立，揭开了家谱研究的新篇章。然而，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却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成立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国家档案局虽说会同有关方面对全国家谱收藏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家机关牵头开展家谱研究是否妥当，依然存有疑虑；其二是山西从省政府到社会科学院领导，对家谱研究都特别重视。引起山西重视家谱的直接原因是两封海外来信。1985年6月,“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王茂林市长，要求查找开族始祖王子乔的资料；1986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说他们的始祖有南京和太原两说（其实是始祖与始迁祖的区别而已），要求帮助查证那一说可靠。这两封来信引起了山西省和太原市领导的重视，为回复这两封来信，组织了专门班子，收集资料，调查研究。这样，收集与研究家谱遂被列入议事日程。其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已经收集了一批家谱，而且与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都取得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代表于1988年3月在太原举行了筹备会，会议商定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中国谱牒学研讨会。经过酝酿准备，首届中国谱牒学研讨会于1988年7月11至14日，在五台山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成都、沈阳、保定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山西省白清才副省长，出席了开幕式。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会长斯考特先生、亚太地区负责人沙其敏先生，有澳门学者赵文房先生等海外贵宾，台湾学者陈大络教授还为大会发来了贺词。会议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贯文院长当选为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副院长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当选为副会长，武新立当选为常务理事并兼任《谱牒学研究》主编。其后，按程序办理了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手续，并呈报民政部审批。1991年8月19日，民政部颁发了有部长崔乃夫签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证》，199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公告》第4号，正式向社会公布，编号为“0473”。⑥《光明日报》1988年9月21日刊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后，在国内外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澳大利亚侨胞马纪行致函中国谱牒学会说：“于9月21日《光明日报》上看到‘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的报道，不胜欢耀！家谱对于我们华裔来说，非常重要。……考我华族移民澳洲已有百多年之历史。最高峰时期，华人曾占居民总数四分之一。今日之澳洲人其实许多人是有我中国人血统的，可惜多不自知。有些知道自己有中国血统的人，对我华裔特别好感，亦反对种族歧视。” 1990年7月29日，泰国的“泰华研究会”致函中国谱牒学会说：“我们成立‘泰华研究会’的目的是深入研究泰华族谱，增强泰华人民的亲密友谊。”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后，1989 年 12 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第1辑，刊登文章 19 篇，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国内外发行。《光明日报》（1991年1 月 2 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 (1992年 2 月 13 日 ) 先后发表了张锡禄和方冶的评介文章, 认为，《谱牒学研究》的编辑出版，把国内外的谱牒研究者和爱好者联络了起来, 有力地推动了谱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1 年 8 月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 40 多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第一届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突出的特点是把谱牒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开了研究。会后，将这些论文编入《谱牒学研究》第2辑，出版后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在当时国内图书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1992 年 12 月及1995 年5月，又分别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第3辑、第4辑，对谱牒学的形成发展，按历史顺序进行了深入研究。进入新世纪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论丛》第1辑；2007年12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论丛》第2辑,又为国内外谱牒爱好者和研究者，增添了一个切磋和交流学术成果的阵地。
    此外， 1991 年 12 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了“中国谢氏源流首次学术讨论会”，对谢氏的起源进行了研讨, 会后到南阳县金华乡东谢营村进行了实地考察。⑦此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先后召开了谱牒学或姓氏学研讨会，家谱、姓氏研究逐渐升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
    1998 年 11 月 18——20 日 ,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谱牒学家对家谱的开发与研究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并交流了各地收集整理与研究家谱的情况。会后，从提交大会的论文中遴选出36篇，集为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谱牒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于1999年10月出版，国内外发行。
     2000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 上海图书馆发起并主办了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省市和台湾、香港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越南等国的专家学者，就迈入新世纪后关于家谱的开发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会议议定，由上海图书馆牵头，在已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基础上，联合国内外家谱收藏单位，规定统一体例，编修一部收罗宏富的特大型《中国家谱总目提要》。这样，一项囊括国内外中国家谱收藏单位的浩大工程，便拉开了帷幕。
    迈入新世纪后，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04年和2007年，分别召开的两次“地方文献国际研讨会”都将谱牒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从地方文献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有力地推动了谱牒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寻根谒祖与家谱的开发利用
    山西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始终是与开发利用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进行的。1987年底根据家谱记载和研究结果向泰国王氏宗亲会复函后，1988年11月26日，泰国王氏宗亲会以王济达为团长的19人考察团，就回到太原“寻根谒祖”。这样，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从而进一步引起省、市领导的重视。接着，为回答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提出的关于开闽王氏的问题，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海瀛又依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记载，撰写了《试述开闽王及其源流》一文，1989年4月在香港 “亚太地方文献研讨会”上宣讲后，在与会代表特别是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王姓代表中引起很大反响，进一步扩大了太原王氏的影响。会后，台湾学者特意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全文复制了《开闽忠懿王氏族谱》，共计11册，并视为珍宝，潜心研究。《试述开闽王及其源流》一文，亦被全文收入林天蔚主编的《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⑧
     1988年泰国王氏宗亲代表团回到太原王氏发祥地“寻根谒祖”时，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到哪里祭祖？由谁来接待？为解决这两大难题，太原市领导决定，将座落在晋祠内的王琼读书处——“晋溪书院”改造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成立“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负责接待“寻根谒祖”的宗亲代表及其团体。在改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过程中，“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决定邀请海外太原王氏宗亲代表举行一次“海外太原王氏联谊筹备会”。为开好这次筹备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又承担了编写《太原王氏源流》和《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两本小册子以及拍摄《太原王氏》电视专题片的任务。1992年8月6日至8日，“海外太原王氏联谊筹备会”如期举行。当海外太原王氏宗亲代表，聚集一堂，一边观看《太原王氏》电视片，一边翻阅《太原王氏源流》和《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时，显得格外满意。其后，他们又参观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这次筹备会议的召开，保证了1993年6月 “世界王氏懇亲联谊暨经贸洽谈会”的顺利举行。通过这两次会议，引进外资达250万美元，⑨有力地推动了太原市和山西省的改革开放。
     1991年8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又接受了为新加坡郭氏公会查寻汾阳王郭子仪遗迹的任务。1992年12月，当我们向新加坡通报了进展情况后，郭氏公会会长郭明星、秘书长郭祖荫立刻赶到太原，要求同我们一起到汾阳进行考察。当他们在汾阳亲眼看到明万历年间修建的“汾阳王庙”遗址并通过访问明白了1942年日本兵为修炮台撤毁“汾阳王庙”时，心情十分沉重。次日，他们又在山西社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查到了他们的先祖“郭仲远”的名字，高兴地跳了起来，并说：“你们的资料太珍贵了，真棒！”随后，他们要求把有关资料汇编成册，寄给郭氏公会。我们与汾阳县合作，录制了《汾阳与汾阳王》录相带，编印了《汾阳与汾阳王考证资料汇编》,并于1993年春寄给新加坡郭氏公会。新加坡郭氏公会收到这些资料后，又将这些资料转交给海外郭氏宗亲社团传阅，最后他们议定：1993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特邀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组团赴会报告查证情况。1993年12月18日, 代表团长张海瀛在新加坡“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上的论证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和赞许，他们议定：以“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的名义，组织世界各国郭氏宗亲社团于1994年10月回山西“寻根谒祖”。
    当马来西亚富豪华裔郭鹤年先生得知山西有汾阳王郭子仪的遗迹后，十分兴奋。1994年5月13日，亲自回山西“寻根谒祖”，他还以香港嘉里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与西山矿务局合资经营太原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签字仪式。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在山西投资时，他说：“我的祖先在山西，我的心在山西”。⑩他父亲是1911年才从福州郭宅乡徙居到马来西亚的，所以当他事业有成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向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这次在山西太原创建公司，是顺理成章的。
    1994年秋,为迎接世界各国郭氏宗亲团体的到来, 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将三年来的研究成果编写成《汾阳王郭子仪谱传》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赠送各国郭氏宗亲社团后，深受他们欢迎。他们反映该书中有三件珍品吸引力极大。其一是故宫南薰殿珍藏的“唐郭子仪像” 影印件，这是唐代宗赐绘、凌烟阁所珍藏的故物，到了清代为南薰殿所珍藏；其二是郭子仪的墨宝——“唐郭汾阳书诸葛亮后出师表” 影印件；其三是唐朝宰相杨绾为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撰写的神道碑全文。这三件珍品，海外郭氏都是第一次见到，因而倍感珍贵。《汾阳王郭子仪谱传》的馈赠，极大地增强了海外郭氏与山西的深厚感情。1997年是汾阳王郭子仪诞辰1300周年，为迎接汾阳王郭子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由李吉和马志超执笔，综合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撰写了《郭氏史略》一书，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发行，赠送与会代表后，受到他们的赞赏和好评。
    进入21世纪后，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亦回山西“寻根谒祖”。据家谱记载，郭台铭先生是山西晋城南岭乡人，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2003年10月，郭台铭先生回到故乡山西，在太原创办了富士康科技工业园暨鸿富精密工业有限公司。2005年5月，他又在故乡晋城创建了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据晋城南岭乡郭台铭的家谱记载，郭台铭先辈中的“德”字辈，恰好与阳曲县保存的《郭氏族谱》中的“德”字辈相对应。这样一来，又极大地拉近了郭台铭与阳曲县的距离、增进了与阳曲县的感情。2006年10月19日，郭台铭到阳曲考察后提出拟在阳曲创建镁合金基地，作为对得姓之地的一种回报，目前正在策划与落实之中。
    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是面向国内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到“中心”查阅资料，一律免费；复制资料，酌情收费。该“中心” 为海外宗亲团体“寻根谒祖”卓有成效的咨询服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2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联系海外侨胞的一条纽带”为题，发表了记者采访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报道。美国侨胞李极冰看了报道后来信说：“昨天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得知成立了‘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特致此函。”又说：“我是山西人，祖籍大同县嘛峪口村。”要求查证始祖资料。当我们将查证的始祖资料寄给他后，他特别高兴。从此与“中心”书信不断，1996年8月12日，李极冰终于回到大同县嘛峪口村，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寻根祭祖的宿愿。1993年4月27日，法国侨胞时波来信说：“我是旅法华人，去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贵‘中心’备有大量资料供华人寻根，甚幸。” 他要求查证时姓起源及其分布，并希望与时姓族人建立联系。当我们将查证情况及时姓分布复信后，法国侨胞时波与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时新先生，建立了书信往来。此外，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1995年第9期,还刊登了题为“华胄归宗，寻根有路”访问记，用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五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家谱收藏整理以及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服务等情况。从此，“家谱资料研究中心”遂扬名海外，并与美国、法国、泰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的侨胞以及专家学者，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注：
①《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前言》，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
②《中国家谱目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发行
③《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发行
④《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发行
⑤《中华族谱集成》，巴蜀书社1995年12月出版发行
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5日第7版
⑦《光明日报》， 1991 年 12 月8 日
⑧《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1年出版
⑨《太原日报》，1993年6月9日
⑩《山西日报》，1994年5月16日
作者简介，张海瀛（1933——），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116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联系电话 :0351—7041210         邮编 :030006
电子信箱  zhanghy33@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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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纪念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情况说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张海瀛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是由山西社科院发起成立的，1988年揭开了家谱收集整理与研究利用的新篇章。2008年是中国谱牒学研究会20周年，山西社科院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兹简述入下：
一，发起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成立的。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国家档案局虽说会同有关方面对全国家谱收藏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家机关牵头开展家谱研究是否妥当，依然存有疑虑；其二是山西从省政府到社会科学院领导，对家谱研究都特别重视。引起山西重视家谱的直接原因是两封海外来信。1985年6月,“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王茂林市长，要求查找开族始祖王子乔的资料；1986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说他们的始祖有南京和太原两说（其实是始祖与始迁祖的区别而已），要求帮助查证那一说可靠。这两封来信引起了山西省和太原市领导的重视，为回复这两封来信，组织了专门班子，收集资料，调查研究。这样，收集与研究家谱遂被列入议事日程。其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已经收集了一批家谱，而且与国家档案局、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都取得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代表于1988年3月在太原举行了筹备会，会议商定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中国谱牒学研讨会。经过酝酿准备，首届中国谱牒学研讨会于1988年7月11至14日，在五台山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成都、沈阳、保定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山西省白清才副省长，出席了开幕式。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会长斯考特先生、亚太地区负责人沙其敏先生，有澳门学者赵文房先生等海外贵宾，台湾学者陈大络教授还为大会发来了贺词。会议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贯文院长当选为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副院长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当选为副会长，武新立当选为常务理事并兼任《谱牒学研究》主编。其后，按程序办理了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手续，并呈报民政部审批。1991年8月19日，民政部颁发了有部长崔乃夫签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证》，199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公告》第4号，正式向社会公布，编号为“0473”。⑥《光明日报》1988年9月21日刊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后，在国内外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澳大利亚侨胞马纪行致函中国谱牒学会说：“于9月21日《光明日报》上看到‘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的报道，不胜欢耀！家谱对于我们华裔来说，非常重要。……考我华族移民澳洲已有百多年之历史。最高峰时期，华人曾占居民总数四分之一。今日之澳洲人其实许多人是有我中国人血统的，可惜多不自知。有些知道自己有中国血统的人，对我华裔特别好感，亦反对种族歧视。” 1990年7月29日，泰国的“泰华研究会”致函中国谱牒学会说：“我们成立‘泰华研究会’的目的是深入研究泰华族谱，增强泰华人民的亲密友谊。”
    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后，1989 年 12 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第1辑，刊登文章 19 篇，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国内外发行。《光明日报》（1991年1 月 2 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 (1992年 2 月 13 日 ) 先后发表了张锡禄和方冶的评介文章, 认为，《谱牒学研究》的编辑出版，把国内外的谱牒研究者和爱好者联络了起来, 有力地推动了谱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1 年 8 月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又在太原召开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 40 多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第一届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突出的特点是把谱牒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开了研究。会后，将这些论文编入《谱牒学研究》第2辑，出版后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在当时国内图书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1992 年 12 月及1995 年5月，又分别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第3辑、第4辑，对谱牒学的形成发展，按历史顺序进行了深入研究。进入新世纪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论丛》第1辑；2007年12月，编辑出版了《谱牒学论丛》第2辑,又为国内外谱牒爱好者和研究者，增添了一个切磋和交流学术成果的阵地。
二，编修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 年初国家档案局对23个省( 市 )、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收藏家谱情况作了调查，从而引起人们对家谱的重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从1984年起，就围绕整理点校《山西通志》收集复制了一批家谱。中国谱牒学会成立后，收集复制更加顺利，成效十分显著。截止到1991年底，收集复制家谱已达2000余部，引起外界重视，被邀请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中华族谱特展》。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为准备参加《中华族谱特展》，于1992年2月将已收集复制的家谱，整理编目，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编修出版《中国家谱目录》之由来。该《目录》收录姓氏251个，收录家谱2565部。按家谱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王氏，255部；陈氏，126部；张氏，114部；李氏，85部；吴氏，77部；刘氏，75部；黄氏，69部；徐氏，63部；朱氏，60部。就分布地域而言，除台属、西藏、新疆、吉林外，其它省、市、自治区，均有收藏。收藏量在200种以上者计有：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安徽。该《目录》完全按姓氏笔划排列，每条目录下著有：谱名、卷数、编纂时代、编纂者、版本、册数、页数、所属省份、缩微胶卷编号、备注等项，书后附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家谱目录统计表”，对所藏家谱的分布情况以及部数、册数、页数，都作了统计。②该《目录》虽说收录姓氏很不完全、收录家谱数量也不算多，还是一个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但它却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家谱目录，而且所收目录全部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一个单位收藏的。所以，1992年4月17日在香港《中华族谱特展》会上一经展出，就引起了轰动，再加上现场复制品的陈列和演示，自然就成了关注的热点和议论的中心。因为香港许多专家学者都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和“文化革命”，大陆家谱早已荡然无存，没想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竟然收藏有这么多的家谱，而且很多都是大部头、高质量的。对此，香港《快报》、《华侨日报》都作了报道。上海《社会科学报》1992年6月11日，刊登了题为“大陆家谱展令港人大吃一惊”的通讯，报道了这次展出。
三，编纂出版了《中华族谱集成》
    家谱目录，只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情况。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在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深深感到编辑出版家谱集成是当务之急。所以，1992年初，遂与四川巴蜀书社联合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呈送了编纂出版《中华族谱集成》申请报告。经专家评审，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给予专项补贴。《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任主编，首批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共93部家谱。在每个姓氏前，均有编选说明，对每部家谱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华族谱集成》终于脱稿。1995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该《集成》为16开双栏影印精装本，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每册900页,限量印制，编号发行，装帧典雅，印制精美，百册并立，异常宏伟。每套定价89000元，主要销售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⑤该《集成》问世后，成为巴蜀书社陈列部、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北京中国书店门市部等部门陈列的门面书。2003年2月，中央电视台10台播出的百家姓系列专题片，在介绍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时，陈列的门面书也是这部《中华族谱集成》。可以说，《中华族谱集成》是上世纪90年代族谱整理出版的集中代表。
四，为海外王氏与郭氏“寻根谒祖”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咨询服务
    山西关于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始终是与开发利用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进行的。1987年底根据家谱记载和研究结果向泰国王氏宗亲会复函后，1988年11月26日，泰国王氏宗亲会以王济达为团长的19人考察团，就回到太原“寻根谒祖”。这样，家谱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从而进一步引起省、市领导的重视。接着，为回答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提出的关于开闽王氏的问题，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海瀛又依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记载，撰写了《试述开闽王及其源流》一文，1989年4月在香港 “亚太地方文献研讨会”上宣讲后，在与会代表特别是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王姓代表中引起很大反响，进一步扩大了太原王氏的影响。会后，台湾学者特意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全文复制了《开闽忠懿王氏族谱》，共计11册，并视为珍宝，潜心研究。《试述开闽王及其源流》一文，亦被全文收入林天蔚主编的《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⑧
    1988年泰国王氏宗亲代表团回到太原王氏发祥地“寻根谒祖”时，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到哪里祭祖？由谁来接待？为解决这两大难题，太原市领导决定，将座落在晋祠内的王琼读书处——“晋溪书院”改造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成立“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负责接待“寻根谒祖”的宗亲代表及其团体。在改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过程中，“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决定邀请海外太原王氏宗亲代表举行一次“海外太原王氏联谊筹备会”。为开好这次筹备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又承担了编写《太原王氏源流》和《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两本小册子以及拍摄《太原王氏》电视专题片的任务。1992年8月6日至8日，“海外太原王氏联谊筹备会”如期举行。当海外太原王氏宗亲代表，聚集一堂，一边观看《太原王氏》电视片，一边翻阅《太原王氏源流》和《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时，显得格外满意。其后，他们又参观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这次筹备会议的召开，保证了1993年6月 “世界王氏懇亲联谊暨经贸洽谈会”的顺利举行。通过这两次会议，引进外资达250万美元，⑨有力地推动了太原市和山西省的改革开放。
    1991年8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又接受了为新加坡郭氏公会查寻汾阳王郭子仪遗迹的任务。1992年12月，当我们向新加坡通报了进展情况后，郭氏公会会长郭明星、秘书长郭祖荫立刻赶到太原，要求同我们一起到汾阳进行考察。当他们在汾阳亲眼看到明万历年间修建的“汾阳王庙”遗址并通过访问明白了1942年日本兵为修炮台撤毁“汾阳王庙”时，心情十分沉重。次日，他们又在山西社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查到了他们的先祖“郭仲远”的名字，高兴地跳了起来，并说：“你们的资料太珍贵了，真棒！”随后，他们要求把有关资料汇编成册，寄给郭氏公会。我们与汾阳县合作，录制了《汾阳与汾阳王》录相带，编印了《汾阳与汾阳王考证资料汇编》,并于1993年春寄给新加坡郭氏公会。新加坡郭氏公会收到这些资料后，又将这些资料转交给海外郭氏宗亲社团传阅，最后他们议定：1993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特邀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组团赴会报告查证情况。1993年12月18日, 代表团长张海瀛在新加坡“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上的论证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和赞许，他们议定：以“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的名义，组织世界各国郭氏宗亲社团于1994年10月回山西“寻根谒祖”。
     当马来西亚富豪华裔郭鹤年先生得知山西有汾阳王郭子仪的遗迹后，十分兴奋。1994年5月13日，亲自回山西“寻根谒祖”，他还以香港嘉里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与西山矿务局合资经营太原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签字仪式。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在山西投资时，他说：“我的祖先在山西，我的心在山西”。⑩他父亲是1911年才从福州郭宅乡徙居到马来西亚的，所以当他事业有成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向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这次在山西太原创建公司，是顺理成章的。
    1994年秋,为迎接世界各国郭氏宗亲团体的到来, 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将三年来的研究成果编写成《汾阳王郭子仪谱传》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赠送各国郭氏宗亲社团后，深受他们欢迎。他们反映该书中有三件珍品吸引力极大。其一是故宫南薰殿珍藏的“唐郭子仪像” 影印件，这是唐代宗赐绘、凌烟阁所珍藏的故物，到了清代为南薰殿所珍藏；其二是郭子仪的墨宝——“唐郭汾阳书诸葛亮后出师表” 影印件；其三是唐朝宰相杨绾为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撰写的神道碑全文。这三件珍品，海外郭氏都是第一次见到，因而倍感珍贵。《汾阳王郭子仪谱传》的馈赠，极大地增强了海外郭氏与山西的深厚感情。1997年是汾阳王郭子仪诞辰1300周年，为迎接汾阳王郭子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由李吉和马志超执笔，综合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撰写了《郭氏史略》一书，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发行，赠送与会代表后，受到他们的赞赏和好评。
     进入21世纪后，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亦回山西“寻根谒祖”。据家谱记载，郭台铭先生是山西晋城南岭乡人，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2003年10月，郭台铭先生回到故乡山西，在太原创办了富士康科技工业园暨鸿富精密工业有限公司。2005年5月，他又在故乡晋城创建了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据晋城南岭乡郭台铭的家谱记载，郭台铭先辈中的“德”字辈，恰好与阳曲县保存的《郭氏族谱》中的“德”字辈相对应。这样一来，又极大地拉近了郭台铭与阳曲县的距离、增进了与阳曲县的感情。2006年10月19日，郭台铭到阳曲考察后提出拟在阳曲创建镁合金基地，作为对得姓之地的一种回报，目前正在策划与落实之中。
    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是面向国内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到“中心”查阅资料，一律免费；复制资料，酌情收费。该“中心” 为海外宗亲团体“寻根谒祖”卓有成效的咨询服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2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联系海外侨胞的一条纽带”为题，发表了记者采访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报道。美国侨胞李极冰看了报道后来信说：“昨天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得知成立了‘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特致此函。”又说：“我是山西人，祖籍大同县嘛峪口村。”要求查证始祖资料。当我们将查证的始祖资料寄给他后，他特别高兴。从此与“中心”书信不断，1996年8月12日，李极冰终于回到大同县嘛峪口村，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寻根祭祖的宿愿。1993年4月27日，法国侨胞时波来信说：“我是旅法华人，去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贵‘中心’备有大量资料供华人寻根，甚幸。” 他要求查证时姓起源及其分布，并希望与时姓族人建立联系。当我们将查证情况及时姓分布复信后，法国侨胞时波与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时新先生，建立了书信往来。此外，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1995年第9期,还刊登了题为“华胄归宗，寻根有路”访问记，用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五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家谱收藏整理以及为海外侨胞“寻根谒祖”提供服务等情况。从此，“家谱资料研究中心”遂扬名海外，并与美国、法国、泰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的侨胞以及专家学者，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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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瀛   男，汉族，1933 年 12 月出生 , 山西盂县人，教授。1959年毕业于首都师大历史系。吴晗研究生。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选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吴晗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任副院长期间 , 主持创建了九十年代我国最大的家谱资料中心并兼任该“中心”主任。l991 年 2 月 23 日《人民日报》 ( 海外版)报道称 :“我国最大的中国家谱资料中心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成。收集整理出拍摄家谱的缩微胶卷 708盘 ,每盘三千个画幅 , 六千页码 , 总字数达八亿。” 从此揭开了与海外交往的新篇章。 l986 年 9 月 , 应邀赴法国进行了学术交流。 1991 年 3月 ,应邀赴美国参加亚洲学年会 , 并访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局、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犹他家谱学会、西新英格兰家谱学会等；1989年4月 , 应邀赴香港参加亚太地区文献研讨会 ；1992 年 4 月 , 应邀率团赴香港参加《中华族特展》并发表“关于大陆家谱收藏及研究状况”与 “关于张氏起源”的演讲。 1993 年 12 月 , 应邀率团赴新加坡参加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 , 并发表 “关于郭氏起源及郭子仪与山西”的演讲，引起海外郭氏宗亲团体的极大关注，并组团回山西“寻根谒祖”。主要著述 : 代表专著《张居正改革与山两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 , 全书 90 余万字。该书综合了 80 年代研究张居正改革的最新成果 , 也是作者研究张居正改革的总集成。该书首次论述了张居正改革由军事入手的观点 , 进而又从皇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高度阐述了张居正改革的成败之道。该书以目前国内仅有的明朝万历十年二月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为依据 , 阐述了山西万历清丈田亩的概况，是以行省为单位研究明代万历清丈的最新成果。书末附有《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影印件 , 资料极为珍贵。《光明日报》 (1993 年 9 月 26日 )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9 年第 10 期)均刊有对该书之评价。 1999 年被评为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另一代表作是《中华姓氏谱 * 张姓卷》 , 全书 24 万字 , 由现代出版社于 2002 年出版发行。《中国图书评论》 2003 年第6期 , 《沧桑》杂志 2003 年第 4 期，均刊有对该书之评价。 2004 年被评为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牵头主编《中华族谱集成》， 16 开双栏影印本 , 首批 100 册 ,每册900页，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 93 种 , 是列入国务院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 , 由巴蜀书社于 1995 年编号出版、限量发行。主持主编《太原王氏》，全书25万余字，由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 这是在为海外王氏“寻根谒祖” 提供咨询服务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主持主编《汾阳王郭子仪谱传》全书24万余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发行，该书是在为新加坡郭氏“寻根谒祖”提供咨询服务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这两部编著为引深山西的改革开放、扩大山西的对外文化交流以及引进外资，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主持主编了《傅山全书》七册 550 余万字 ,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发行 ,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报道称：“《傅山全书》的整理出版确为我国学术界一件盛事 , 它为我国文化遗产宝库又增添了一部巨著 , 是对我国学术事业的一大贡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l987 年第 183 期 ）。合作主编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 年出版 , 获中国商业史学会优秀著作奖 , 香港中华书局 于1995 年又出版了繁体汉字分装10册的增订本，后又由台北万象股份有限公司再版；《三晋历史人物》四册 ,100于万字，由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中国名书大观》 300 余万字 , 山西人民山版社 1996年出版，等等。此外，还是萧克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中《晋文化志》的撰稿人。代表论文有《略论明代流民问题的社会性质》、《明代谱学概说》、《中华族谱述略》等数十篇。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116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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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管姓家谱、宗祠记载

天下管姓，以江浙、山东为多，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东北、陕西亦有之。现存世之管氏家谱，从上海图书馆存书目录及网上查询，可知有如下数种： （一）、《如皋管氏宗谱》始迁祖管重和，元至正十七年自常州迁如皋之掘港场。谱为丛育才等主修，民国十五年（1926年）铅印，共二十册，现存上海图书馆。 （二）、《如皋管氏宗谱》二十八卷。民国时管惟一主修。民国十五年（1926年）铅印二十册，存南通图书馆。疑与前同。 （三）、《云阳管氏宗谱》，一世祖管御，北宋仁宗时自山东青州渡淮，先寓维扬，后徙洪州。元丰二年，其子管炬卜居丹阳永济乡之管山，后世遂奉其为始迁祖。管亨裕主修，现存上海图书馆。 （四）、《云阳管氏宗谱》六卷。明万历五年（1577年）邵南公始修，此为第十二修，清管贞茂主修，道光七年（1881年）永思堂活字本六册。现存历史研究所。 （五）、《吴县管氏家谱》，旧籍山阳（江苏淮安），宋靖康之乱徙苏州城东之东河。一世祖管进，始迁祖为进之五世孙管文正。明成化间迁邑之平江里龙潭上，又治宅于管家园。管礼秉纂修，有明陈鹤撰序，吴昌硕题书名页，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二册，现存上海图书馆。 （六）、《吴县管氏家谱》，光绪十八年抄本，一册，管廷奎纂修，现存上海图书馆。 （七）、《吴县管氏家谱》，不分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管鸿始修，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本二册，存苏州市博物馆、苏州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等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历史研究所亦有存书。 （八）、《西溪管氏宗谱》（江苏溧阳）一世祖管天龙，北宋时居浙江，五世祖管思舜迁溧阳。思舜子文绰，号西溪，南宋绍定间再徙邑之奉安黄雀花墩下，是为本支始迁祖，光绪九年孝恩堂活字本七册，存上海图书馆。 （九）、《武进华波里管氏族谱》，民国时管凤和等修，民国五年（1916年）活字本，现存美国。 （十）、《管氏宗谱》附管氏分谱**卷。清咸丰年间修，光绪年间补钞本，四册。全书原题四册，内容有重复。现存北京图书馆。 （十一）、《管氏重修宗谱》三十一卷，末一卷，民国管启韶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年）昭格堂活字本三十二册，现存北京图书馆。 （十二）、《浙江萧山管氏宗谱》四卷，清管廷元修，清光绪元年（1875年）活字本四卷，现存日本、美国。 （十三）、浙江常山《平昌管氏宗谱》三卷，民国三年（1914年）木刻本。浙江常山县辉镇高峰村。 （十四）、《黄岩新桥管氏宗谱》，民国间活字本，浙江临海县博物馆存十三卷。 （十五）、《黄岩管氏宗谱》，始迁祖管新涵，元末自括苍龙泉州前东浦迁至黄岩新桥。管庆桂纂修，清咸丰八年木活字印刷本八册。疑与十四相同，只时间早而已。 （十六）、安徽《泾川浙南都管氏续修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管贤书、管国培修。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木刻本十三册。该谱创修于明天顺年间，该族散居安徽泾县、旌德等地。谱存河北大学图书馆。 （十七）、湖北黄岗《管氏宗谱》九卷，清管应起经理创修。同治八年（1869年）管氏新镌木活字本八册，存武汉图书馆。 （十八）、湖北黄岗《管氏宗谱》，民国元年管承喜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管氏绍仲堂刊木活字本，此谱始修於清同治八年（即前种）此为二修，有缺页，武汉图书馆存其1—3卷。 （十九）、黄岗《管氏宗谱》，同前，存卷首及1—7卷。 （二十）、武陵（今湖南常德）管氏宗谱，清末活字本。迁益阳、桃源、龙阳世系。该谱存上海图书馆。 （二十一）、《齐川管氏宗谱》今江西广丰。始迁祖管葵，宋末元初自浙江龙泉石马岗迁来，为管师复之后，谱十七卷，现存上海图书馆。 （二十二）、《高密管氏家谱》二卷，清管延芳、管延选等修（按：延疑为廷字），清同治十年（1871年）木刻本二册，现存日本、美国。（注：高密只存同治三年本，同治十年本未见过。） （二十三）、《高密管氏家谱》二卷，同治三年（1864年）管万选等主修，现散存于各股长房家中，下同。 （二十四）、《高密管氏家谱》四卷，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管晖吉、管恩覃等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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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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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孙氏族谱序
                                              孙绍振

族谱之修撰，非仅为族人之盛事，且为政事兴旺之征兆。当国运式微，民无噍类，则家世支离，民忘其祖，族失其源，长幼无序，废礼乐之教，则气不能继，灵不能统，如古木之腐于本，血脉之梗于心矣。
考吾连江孙氏入闽，远自唐末敏公自河南固始，更有上溯孙武、叔敖，乃至虞舜者。远古绵藐，非白云黄鹤之幻，支派繁衍，乃长江黄河之流。乾隆时，已拥二千六百余丁，及至《八闽祠堂大全》传有二万之众。然岁月不居，族脉绵延，根深叶茂，枝密花繁，非再修族谱，不得其详。幸逢改革开放之世，物阜民丰之日，饮水者思其源，坐荫者仰其先，言孝者莫若叙其宗，寻其族，理其源，乃有不辞劳怨，重修族谱之盛举。奔走四方者有之，投身故纸者有之，捐资奉献者有之，四出调查者有之。如此乃知吾孙仅居福州一邑者，竟达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四人。吾乡物华天宝，吾族人杰地灵，于此方见一斑。
族之盛者，祖必贤焉，然时序代谢，文或湮灭。此谱收罗文献，考证源流，字斟句酌，皆有所本。举凡列传、宗祠、楹联、考辩、文献，非呕心沥血，不敢望其成，无敦厚诚毅之志者，不能总其事。
如此之时，如此之事，握笔有情，功德无量。家藏一卷，得百代衣冠，千年俎豆，星汉灿烂，熠熠在胸；历朝台阁，当代世泽，逶迤眼底。
    呜呼，世世后裔，览此宗族源流，读此七察院、二十四进士、历朝官职名录，能不披风当襟，雄视千秋，奋发蹈励，立志无愧忝列孙门者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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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记录中华历史文化的又一宝藏

《腴川程氏宗谱》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栾成显研究员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作了题为“谱牒：记录中华历史文化的又一宝藏”的演讲。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栾成显认为:“谱牒，就是家族档案，进而成为民族的记忆，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历史文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曾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谱牒是人类对自身繁衍谱系的理性认知，是人类进步文明的基本体现。” “今天，如果研究古代婚姻家庭，诸如出生率与死亡率、平均寿命等许多专题，除了族谱所载，很难找到其他系统性资料。如台湾学者刘翠溶教授利用族谱所载资料，进行人口史研究，卓有成就,在中外学界影响很大。此外,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的戏曲》，主要的资料来源也是中国的谱牒。” 谱牒，从夏商周三代延续至今，修撰范围广泛，从皇室贵族到普通百姓都修有谱牒。据栾成显介绍，现在皖南和江西以及云贵少数民族地区仍有相当遗存,保存在许多家庭之中，私人手中也有不少,总数在数万种以上。在全国范围内，遗存的家谱总数估计达十万种以上。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存，价值不可估量。他以徽州《茗洲吴氏家记》和《茗洲吴氏家典》为例，对族谱所载内容作了具体介绍。 茗洲，位于安徽休宁县的西部，处于万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但环境极佳，到处是翠竹绿茶。茗洲被水环绕，是新安江的源头，现今只有百余户人家，吴姓居多，但如今的人们对过去吴姓之事知之甚少，甚至找不到一座像样的古建筑。明清文化遗存很少，栾成显先生对此十分感慨，赋小诗一首： 青山绵延万顷林， 绿水环绕一乡村。 茗洲名族今何在， 家记家典有遗存。 《茗洲吴氏家记》，明代吴子玉撰，是吴子玉父子花了两代人数十年修撰的，共十二卷，其中谱系记载仅为六分之一，谱系是谱牒的核心，但不是全部。其他六分之五为各种家族历史文献，其中《社会记》内容尤为丰富，从气候灾情到时政大事，乃至即时物价，都有翔实记载，实为一部家族历史的全面记录。 《茗洲吴氏家典》，共八卷，作者吴翟，字青羽，号介石，清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人。《茗洲吴氏家典》是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的情况，规定了冠婚丧祭的礼节，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 谱牒修纂亦存在欠缺和流弊。他说：“谱牒的最大缺欠是女性资料很少登载。有的家谱在谱系中登录男性的配偶，载有相关女性资料；而有的家谱谱系则是清一色的男性，连配偶女性的资料也没有。至于未成年女性，在一般家谱的谱系中是很少看到的。谱牒修纂最常见的流弊是，在追溯远祖世系时多攀附名贵。比如刘邦从泗水亭长到帝尧后裔、李世民从陇西狄道到老子皋陶，凡刘姓者皆长沙定王之后，张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没有一个家族没有来头的。” 然而，并非所有修纂的谱牒都是如此。比如，宋代苏洵和欧阳修创立了新的修谱体例——欧苏谱例。欧阳修说：“断自可见之世”，苏洵曾言：高祖以上不清楚就不写。更重要的是修谱的态度，不援古，不攀附，重考证，重事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宗旨。栾成显认为：“这是中国古代谱牒史上的主要流派，代表了谱牒修纂的优良传统。” 现代人续编的家谱，已多注意汲取历史上编撰家谱的精华，将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记载下来，还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尤其是网络时代“数字家谱”、“姓氏网站”的出现，家谱在网上的动态更新和在网上浏览家谱已成为新时尚。 今天，炎黄子孙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批华人不辞艰辛，来到国内祭拜祖先。中国人的这种寻根追祖情结，不能不说与延续数千年的谱牒有关。 谱牒所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 （计亚男）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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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史册 说说修家谱的那点事

南方修谱胜北方 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2000年以前，常州地区也就三五家修过家谱，且规模不大。2003年，修家谱有所升温，常州地区共有十多家修了家谱，2005年，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修家谱一下子兴盛起来。 “常州地区修新谱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武进人羊宗达回乡出资发起修了羊氏家谱，但当时修谱的人还很少。到今年底，常州大约有400个家族修了家谱，其中80%都是近5年修撰的，还有更多家正跃跃欲试。”当记者辗转打通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长朱炳国的电话时，他刚刚接受完中央电视台关于卞氏文化的采访，他热心地向记者介绍起了常州地区民间修谱的情况。 “中国人历来有修家谱、族谱的习惯，按传统应当是30年到60年修一次，民国时还有人在坚持编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族文化当作四大封建权力之一被政府破除，记载家族文化的家谱也被打倒，便没有人再修家谱。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家谱作为记录家族活动的重要载体，有其社会价值，政府也不会过多干涉，特别南方地区，修家谱尤其兴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萧放对记者说。 相比徽浙闽粤等地，中国北方是“文革”中谱牒资料损毁最严重的区域。而今，这些地方的修谱热情同样在增长。 20多年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致力于家谱的收集、整理、研究，发表了多篇、多部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各地、各姓氏修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该中心主任王岳红对记者说，近10年，一群以农村教师、医生、村书记、回乡干部等农村知识分子，加之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批农村文化人集中退休，构成了一个修谱的庞大群体，近年来，中心收集的山西本地新修的家谱有几十部。 修谱动辄几十万元 修家谱之风，以江浙一带最盛，常州著名文史专家、武进谱牒文化研究会会长吴之光认为，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是最根本的原因。“修个家谱花个几十万元很正常。随着经济逐渐富裕，人们开始愿意追寻自己的祖先，特别有些年纪大的人，不希望后世子孙连自己名字都记不住，便支持修谱。” 朱炳国熟悉家谱的修撰过程。他介绍说，当某个家族决定修家谱时，首先要有一个发起人，找三四个同家族的志愿者，先找老谱作为范本，然后建个班子，里面有会长、副会长、委员等，再组织一个编撰委员会，还有的建立了筹资委员会，通过这个班子组织修谱。其中的主编一般是曾做过老师的人，负责文字工作。时间上少则修1年，多则三四年，视家族大小和资金、人力情况而异。至于花费，修一个谱，一般情况下印刷费用就要花十几万元，还有这么多人的调查、交通、餐饮费，谱修好了还要举行一个发布仪式，办上几十桌酒，每个家庭至少来一个代表吃饭，全部加起来花二三十万元算少的。资金一般是家族成员自愿捐赠，剩下的钱有的还会成立家族的基金会，资助贫困子弟上学等，加强了家族成员的联系，体现了家族文化与温暖。 水平高下如何判定呢？朱炳国说，过去，江南的家谱有一个特色，请地方上的名人写序、写传，要把当时家族的地方特色、宗族特色写到里面去，出了多少名人、做了多少好事以及艺文志，都要收纳进去，才是一本有血有肉的谱。应该说，80%以上的老谱都达到了这个水平。现在文化水平高了，但人们的古文基础差，修谱的质量与以前没法比，有的成为简单记载家族成员的身世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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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修家谱竟为攀比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出钱出力兴修家谱呢？兴修家谱的意义何在？
朱炳国分析说，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思想观念不断改变，许多热心企业主支持家谱重修工作，出现了“盛世修谱”景象，而一些家族成员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联络族内或族外的亲戚朋友，以扩大圈子和人脉。此外，一些家谱的重修与一些人的攀比跟风心理也有关。有一些企业老板，看到别的家族在轰轰烈烈修家谱，觉得自己家族也不能示弱，“不能给祖上丢脸”，遂产生修谱之念，有的还在投入上试比高低。
王岳红指出，家谱是市井小民、村夫野老唯一可以留名后世、昭示子孙的传统典籍；是广大民众最为关注，并积极主动、自愿参与的文化工程，这也是谱牒文化植根民间，历经浩劫而从不殒灭的生命之源。
新修家谱为活人立传
记者发现，新修家谱普遍体现出时代进步后的新观念：妇女填名入谱。对兼祧、入继、入赘、改嫁、非婚生子嗣等现象基本全部放弃了传统“义例”中的严厉规定，普遍宽容，基本不再有各宗之间因大小宗、因外姓子嗣而产生的“名分”之别。
由于印刷条件改善，出版成本降低，人物小传内容较旧时丰富，然而新谱的写作水平普遍大不如古代。改变了古时“生不立传”的传统，给活人也开始写简历，不及古人审慎。
萧放指出，过去的谱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记录了族产的变迁，随着现在大家族财产的消失，这一块的内容也随之消亡了。此外，还有一些家族成员因为捐资修谱，便要求加大自己的篇幅，这也对家谱的庸俗化和公正性造成了不良影响。（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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