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得空读哈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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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散文家：徐晓

授奖辞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她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徐晓获奖演说：写作给我生活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一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向往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首先，设立这一奖项的《南方都市报》的从业者们，以最大的可能遵循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因而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尊敬。 　　其次，虽然这一奖项的历史短暂，但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另一些看起来更有权威性的奖项相比，它更加强调文学的文学性。我试图用“文学性”这个词区别于“纯文学”。后者更加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前者更加强调文学本质的属性。有人注意到这个奖所具有的倾向性。但是，仅就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我甚至认为仅仅有“倾向”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仅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来说，有倾向已经是难能可贵。技巧永远不是文学的全部。 　　另外，这个奖的名单中已经有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默默追随的史铁生；恰好是我的散文中所记述的那个群体中的诗人多多；曾经与我同事多年的林白，以及在出版业的合作伙伴李亚伟：我的名字排在他们后面，就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突然遇上了一群老朋友，让我既兴奋又深感安慰。 　　是的，文学始终既是我热爱的也是我特别陌生的。时至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意外甚至惭愧。我写得那么少，《半生为人》是我十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散文合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早在七十年代，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很偶然地闯入了一片令我着迷的天地，后来，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当亲历者沉默的时候，神话便应运而生。而事实上，事件对历史的意义与对个人的意义常常完全不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并非事件，不管那事件是否被载入史册，或者是否真正成为历史的财富。在事件中活动着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历史脉管里流动的血液。这些人经历时间的波浪，有的成为历史的符号被反复地提起，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从来不为人知。 　　我记录下这些人，我的亲人，我的难友，我的同道，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只是我描述的对象，也许我真正要表达的是我自己，我的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中展开，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 　　我回忆过去，过去的遭遇，过去的理想，过去的人与事。正如人不可能蹚过同一条河一样，人也不可能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健忘常常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说我的回忆是怀理想主义之旧，是对遗忘的拒绝和反抗，那么，不管我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仍然要说：越是拒绝，越是反抗，就越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论者和读者在谈论我的散文时，常常提到“真实”二字。我并不试图书写历史，虽然有不少读者谈到，这些文字把他们带回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氛围。准确、条理与全面不是我的写作标准。相反，我的书写是零星的，无序的，极为个人化的。我想，真实在文学中并不等同于真相，在写作之前，你也许并不知道真实的边际在哪里。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穿过幽暗，抵达灵魂，触摸疼痛——此前，伤也在那里，但你感受不到那疼痛，同时也不能真正懂得幸福、绝望、遗憾这些词汇的含义，反而会抱怨生活的无聊与平庸。而此刻，你拥有了一片精神的天空。通向精神之路需要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学识，而是真诚的态度，然后才是还原与呈现真实的勇气与能力。 　　所以，写作对我来说不只是兴趣，或爱好，而是一种需要，它给我生活的力量！ 　　谢谢主办方！谢谢评委！谢谢在座的所有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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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了轻飘飘甜腻腻说事

文／王尧（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将“2005年度散文家”颁给了《半生为人》的作者徐晓女士。作为终审评委，我对当下散文创作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散文写作的不死不活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状况与散文文体本身并无大的关系，让散文文体蒙垢的是散文的写作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预言散文解体，这些年又有人放言小说死亡，这其实都是说错了对象，散文如同小说一样并不会死亡，死亡的是散文的一些写作者。如果文学有危机，那么这种危机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作者之“死”——我长时间放弃以前从事的散文研究工作，和我对目前散文写作状况的这一判断有关。     因此，当读到徐晓的《半生为人》这部散文集时，我为之震惊。我曾经零星地读过徐晓的一些散文，感觉她始终生存在一段历史之中，和当下的语境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凭吊历史的勇气和能力之后，徐晓仍然如此执著，不能不让我动容。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徐晓的价值取向，甚至认为她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笔墨，她的文体可能更漂亮。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徐晓的散文是久违了的一种文字，那种穿心而过的文字。她在对一代人的精神史的叙述、倾诉、透析和追问中，传递了生命的疼痛感。当她在张扬个体时，她并未将个体拔出脚下的大地。这使她的疼痛感扩大而成为一种始终和历史息息相关的精神震颤。所以，我在读这本书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心理张力。
    徐晓对今天的散文写作充满了启示：散文的艺术问题与写作者的思想、精神、生命状况密切相关，它的成熟与发达总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胸襟和人格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一旦进入散文领域便捉襟见肘。散文实在是一种无法遮拦的文体，如果反其道而偏要去遮拦或者搪塞，那么势必和散文越走越远。现在的问题是，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技巧已经足以承担散文的功能，但在实际的写作中恰恰相反，过度的技巧和能力缓解了生命的疼痛和精神的紧张，作者在文体中消失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我前两年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一些朋友曾经认为我所说的“文化大散文”的终结有些危言耸听。其实，我是比较早的维护这一文体的读者之一，但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大散文的式微，恰恰是因为这种文体的逐渐膨胀转化为散文写作中的“文化决定论”。当学问、知识成为散文的叙述主体时，它可能丢失写作者的情怀、胸襟和人格以及知识叙述中的文化关怀，冷淡写作者的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散文的知识性论述和文化的考古，而是强调不应当放弃用自己的灵魂去穿透论述与考古背后的东西。另外一层意思是，知识或者文化的力量在散文中应当是学养的蕴藉和价值的取舍。许多人看中张中行的散文，应当与此有关。在当代散文史上，张中行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但我同时觉得他的意义被夸大了，也被误读了。我们不必老是用国学大师的名分来评判一个写作者，在放大的历史框架论述，张中行的学问虽然很大，但并无特别强调的必要。不必说今天，知识者的几代中，上世纪30年代的看20年代的，40年代的看30年代的，50年代的看40年代的，大概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这是教育背景的差异。张中行的重要与他是不是国学大师并无关系，而在于他的情怀，一种伤逝般的情怀。在他的笔下始终呈现的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文化传统和一代文人的心迹。他在追忆之中流淌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张中行式的“疼痛”。这种难以再现和复制的情怀正在逐渐消失，反映了当下文化生态的某些征候。     闲云野鹤式的文字当然好，但名士有真假之分。即便如梁实秋写出了《雅舍小品》这样的文字，但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     我们的散文实在缺少大痛苦的东西。无病呻吟自然与我说的大痛苦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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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徐晓作品——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一
　　　　
　　　　你去世后的第一个周年祭日，我和朋友们把你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山的这座墓园。每年我都来为你扫墓，也许是清明，也许是祭日，或者只是心情使然。总之，这条山路我已经走了九年。
　　　　老人们常说，入土为安。指的应该是死者，在我看来，也包括生者。把死者安顿好，感觉到他的灵魂安息了，生者也才能够安宁。常在电影里或图片里看到西方的陵园，那种静谧、优雅和素朴让人生出感动。在墓碑上随便地放一把鲜花，一个人，在你身边，安静地坐一坐。或者与儿子或者与亲密的朋友，在草地上随处走一走，从容地聊聊记忆中有关你的往事和我们琐碎的生活，那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常常感叹，如果不能按照你的遗愿葬在一棵树下，能葬在那样的墓园里，也算是知足。
　　　　然而，你的墓园在山上。从山脚走上去，大约有三四里长的路。记得是第二年，我和儿子两个人去扫墓。我们从城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已经接近中午。北京五月的中午已经有点热。那时儿子才八岁，我牵着他的小手，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躲闪身后开过来的汽车。那是一条高低起伏很大的柏油路，常有也是到陵园去的车子经过。大约走到一半，一辆白色的吉普在我们身边停下来。司机把后窗玻璃摇下来，连头都没回，用手势示意我们上车。我迟疑着，还是上了车。不知怎么，眼泪忍不住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打在怀抱着的鲜花上。
　　　　我相信，这个人，这个懂得用距离来表达理解和同情的人，他知道我感激他，虽然一直到上了山，一直到下了车，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但是，我没把握，他是否知道，最值得我感激的，不是他载了我们母子一程，而是他从始至终的沉默。说不出我当时为什么连看都没看那司机一眼，不知道他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是苍桑的中年人。我想象不出，如果他问为谁去扫墓，儿子会怎样回答？我会怎么回答？说不定我会撒个谎，为了逃避一个陌生人的安慰，也为了掩饰一个女人的伤痛。
　　　　短短的一段路，长长的一段沉默。几年来，山每次去那陵园，我都会重温那段带着伤感与美好的诗意的沉默。
　　　　位于山上的墓园不可能开阔，没有余地坐得安稳，更没有能够随意散步的草地。三年前，我们搬了家，和儿子去墓地，他问：我们家的房子大了，爸爸的墓地这么小，能不能换一个大的？我说，如果那是你的心愿，等你长大了，有了经济能力，这事应该由你来做。儿子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为他终于能想到给爸爸做点什么而得意。
　　　　年年复年年，每一次，我们都带去鲜花，有时候我还会买来鲜花和花泥，自己动手插一个花篮。我们还会带上你生前喜欢喝的酒，大家轮留着喝，再洒在碑前，于是，醇醇的酒香便在墓园飘散开来。一些平时难得见面的老朋友，在你离去的日子聚在一起，到了都真的要变老的年纪，大家反而不再感叹岁月的无情。只是留下来的照片，见证着你和我与这些朋友们经得起年月的感情。
　　　　如果你能看见能听见这一切，该是多么高兴啊！当然，你会遗憾老鄂和王捷都已经戒了烟酒，会庆幸晓青和志伟的大难不死，会心疼徐杰和徐勇经受了太多坎坷。你也一定想和老范杀一盘围棋，想和黑大春干一杯白酒。你会和铁生聊聊五月里刚嫩着的香椿，说说夜市的味道不再正宗的炒肝和爆肚，你会扶着铁生的轮椅，说，“伙计，真是好样的！”他说过，活过三十岁，以后的日子都算是赚的。你离开我们时，铁生已经赚了一个十年，如今，又赚了一个十年。
　　　　你会径直走向我们的儿子。十年前，他那么干净而且安静，白嫩的小脸上戴一副黑色的圆眼镜，总是一副好奇的表情。如今他已长得和你一样高了，但你还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血缘是多么神奇呀，他的眉眼长得并不像你，但是，当他远远地走来，那走路的姿势，眉宇间的神态，紧闭嘴唇的表情，会让我把他想象成少年时的你。还有他酷似你的大脑壳，这是一个男孩子先天的优越之处。有一次你说，娃娃最让你放心的是他的宠辱不惊，那也正是你的品性。我心疼儿子没有得到过你的爱，但我想象不出，对于一个已经长得和父亲一样高的男孩儿，“父爱”究竟是怎样的。也许你会问儿子：“换一个大点的墓？有必要吗？”儿子反问：“那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不用为我，为你妈做点什么吧。”儿子一定会向你说出自己的“计划”：将来为妈妈买一套房子，在城里，吃饭，看病，锻炼身体都方便的房子。儿子正是这样对我说的。于是，你满意了，你放心，你自己就是个母亲第一的大孝子。
　　　　你肯定最后一个走向我。十年了，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吗？这一切你真的都能看到，都能懂吗？如果能够起死回生，你将怎样与我分享这十年来的悲喜愁欢呢？
　　　　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独自一个人去过山上。夏天，那里枝叶繁茂，虫鸣鸟叫，显得有几分浮躁。秋天就不一样了。墓园的秋天落叶纷纷，阳光穿过已经不那么浓密的枝叶，恬静地洒满整个园子。那色调不尖锐，却也不乏苍桑之感。没有了夏天的喧闹，也还没有冬天的萧瑟。那正是你喜欢的季节。
　　　　想念你，有时候是因为无助，有时候是因为寂寞，有时候是因为自我欣赏或者被欣赏。诚实地说，我哭泣，不是你失去了本来可能享有的美好生活，而是我们失去了因为你的存在而可能获得的完满。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感情，但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自私，也没有人会谴责这种自私，你也不会。所以，心情会大大偏离我的初衷，思绪常常会游荡到毫不相干的琐事上去，而我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你生前我们的恩恩怨怨。这使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在记忆中留驻和欣赏你的品性，但记忆却又无法替代我在现实中把握和触摸你的品性。于是我问自己：这是生活无可救药的堕落，还是人性不可避免的软弱？
　　　　新的生活，带来新的激情，也带来新的烦恼。常常，生活中一件美丽的东西，一种我从少女时代就命中注定了的偏爱，从身边悄悄滑过。我是该为它的稍纵即逝而悲悼呢，还是该为它毕竟出现过而欣慰？这情形一次次地重复，使我很不情愿地承认：没有什么能阻挡我，把对一个你曾经深爱过的人的思念，从具体的感觉变为抽象的理念。于是我又问自己：这是理性的力量，还是情感的虚妄？
　　
　　二
　　　　
　　　　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我是他的妻子，我必须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
　　　　还记得那个张护士长，一个长得很秀气看起来很幸福的小女人。有一次她神秘地问我：“是不是结婚之前他瞒了你？” 我吃惊地问：“瞒了什么？” “他的病呀。”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想，会认为身体不好是爱情的障碍，更是婚姻的障碍。
　　　　他病的第一年我几乎没上班，有一次偶然回单位，校对科的一个女同事塞给我一百元钱，她哭着告诉我她弟弟的故事：弟弟一年前患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三个月后妻子就丢下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出走外地娘家，弟弟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便去世了。她说：“如果我弟妹有你的四分之一，我弟弟就不会死，起码不会死得这样快。”她赞赏我，也是在激励我。我触景生情，流着泪收下了她的钱。我想，我不会像她的弟妹一样，丢下丈夫出走。可是，为什么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是多少？我只知道我会尽全力，不会偷一点懒，我不会放弃哪怕一点点希望。我不知道，我的全力一定比别人的四分之一更有价值吗?
　　　　他去世以后，有人曾说，我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他病情最初恶化的时候，我不应该全力主张使用价格昂贵的静脉高营养，不应该说服医院最好的医生做了两次最终失败的手术。我挽留了他的生命，但是却让他承受了痛苦！
　　　　如今我已经不能问他，如果当初就清楚，长达几年的治疗只是一个缓刑判决，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也不能假设，如果我没有跑到协和医院，带回一个静脉高营养的方案，恶性肿瘤的诊断也没有被推翻，我会不会因为没有信心就接受了那个判决？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可怕的六月的夜晚。他在急诊室的楼道里已经躺了三天两夜，但是医院武断地认定他是晚期癌症，仍然拒绝收他住院。周末的下午，医院行政大楼的门锁了，我疲弱得两只手抓着铁门，真是走投无路。而病人发着39度高烧，血压降到了40mmHg。打了许多电话，傍晚，救护车终于把他送进了当时北京设备最好的医院，终于把他安顿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不记得我曾经有过那么深的睡眠，凌晨，电话响了十几分钟我居然一点没听见。老范从二十一层楼上跑到一楼，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医院，看到他因为肠瘘而把肚皮烂穿的惨状。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姓刘的医生。仅仅十天，因为营养流失并且无法通过静脉补充他已经虚弱不堪，我缠着医生问：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医生反问我：你都看到了，还用问我吗？好像我偷偷放在他家茶几上的钱和墙角的一大包进口烟酒真的被他扔进垃圾箱里了似的。第二天，我从协和医院的专家那里，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静脉高营养”这个医学术语，然后躲过主治医生，请出了副院长，安排了单人病房和静脉高营养治疗。又几经辗转，神奇地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的病理切片，经过三个医院的会诊，推翻了晚期肿瘤的诊断。我像一个侦探，在病房，在电梯间，在办公室门口，一次次与副院长“巧遇”，递上一封封长长的信，说服他为我们操刀手术。但是，我没想到，手术之前必须先尝试保守治疗，看看那个瘘有没有可能自动愈合。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忙，需要等着他从欧洲、从美国出访归来，等着一个个国际的、国内的会议散场，等着他从外国的、中国的重要人物的手术的间隙抽出时间。
　　　　我们以怎样的耐心捱过了那漫长的五个月啊！、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们开始盼望第二次手术。我们都看好那个一谈手术眼睛就发亮的陈大夫。为了摆脱姓刘的主治医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办了出院手续，那意味着必须交齐全部费用，还得筹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我会泪流满面，但是当时我却从不为这种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难题太多了，我习惯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没有时间来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地给自己洗洗脸。有一次为了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认真地用肥皂和热水洗过之后，火辣辣地烧得疼，才知道原来脸已经皴了。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没时间自哀自憐，甚至没有时间感觉疼痛。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开始恢复，腿已经不是每天疼了，偶尔疼时反倒觉出痛苦。看着别人跑几步就能赶上进站的汽车，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的腿不疼！回过头来想，原来我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疼曾经是我的常态，疼得寸步难行，疼得无法从沙发挪到床边才是我的偶尔。
　　　　一个为我打抱不平的熟人说：你丈夫太自私了，知道你这么难，他应该主动提出安乐死。这话让我震惊！中国人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安乐死”这个绝妙的词汇是件好事，但以为安乐死就是推卸责任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钱治病的，生了病没有人照顾的，家属或者单位不愿意出钱的，都以“安乐死”的名义置于死地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善恶冷暖可言？除了死是实在的，病人的安乐又从何而来？
　　　　 但是，“本来可以不做” 的说法还是和我纠缠。
　　　　 我是在为自己受过的苦而后悔吗？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都是极其自然的。世上没有一杆称得出感情斤两的秤。法律、舆论、海誓山盟，规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为谁或者不为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里，它的法码始终只可能在心里。
　　　　那么，我是在为他所受过的苦而惋惜？
　　　　我一直以为，我天经地义地有权为他做生的选择，而无权为他做死的决定。多少人都曾经说过这话：与其这么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样的苦才值得与生命做交换来免除它呢？苦的尽头又在哪里？我没办法设身处地地想。在《永远的五月》里我写过，他发着高烧一声不吭，毛衣针般粗细的针头插进前胸他还是一声不吭……如果能够预见到结果，他还会情愿受这份苦吗？还是在那篇文章里我写过，因为我扔掉了一只气球惹他生了气。我当时说：“扔了吧，明年春节还不知在哪过呢。”能不能说，因为想活，才不怕苦？或者，能不能反过来说，连死都不怕，还怕受苦？而事实上，生命有生命的尊严，死亡有死亡的尊严。它们并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尊严，人还有别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第二天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惟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他病的时候，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那时的事情他现在大多都不记得了。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抚，他总是没有精神，还总是插着管子，这让小孩子觉得害怕。但他记得：每次到医院去，爸爸总是把随身听的耳机给他戴上，耳机总是太大，从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孩子，并且开始搜集父亲当年喜爱的音乐。他还记得：他为爸爸推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去晒太阳，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爸爸说：“娃娃，你看，那儿有一条鱼，等爸爸病好了，给你捞了放在小瓶里带回家……”他也记得，在告别会上，有一个叔叔把他抱起来，抱得那么紧，他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在死的延迟中，我们的儿子从三岁长到了六岁。他感觉到了父亲的注视，虽然记忆有限，但那成为他能够和我谈论他的父亲的仅有的话题，也是今后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谈论父亲的仅有的话题。我相信，这对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三
　　　　
　　　　然而，不放弃，是一回事；坚持，却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这几年里，我们的困境始终是钱。我不是特别节俭的人，我知道好东西要用多的钱买，你喜欢吃涮羊肉，我总是买最贵的，有时候价钱能够相差一倍，我也从来不算计。朋友们来做客，我总是把酒和菜准备得过量还总怕不够。你比我节俭，但比我更不在乎钱，你会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学，然后再把平日节省下来的借给朋友。但是这些都是小钱，我们需要的是大钱，而且是计算不出数目的大钱。
　　　　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相当于全厂其他人医药费的总合，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二十四小时分成三班，一班八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八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我通过朋友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递信，反反复复好几次批示，上级公司拨了五万元。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后怎么办？我不敢想。可还是想：如果工厂、公司、市里都不再给钱，写信、登报甚至上访都没人再理你了，那时我可怎么办？我就又不敢再想。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五十万。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一直能维持你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至今我还记得那医生姓黄，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病人的电话和地址。她真是一个幸福的病人，医药公司用出厂价的百分之五十向她供应药品，而且费用都有单位负担。最让我羡慕的是，她不必二十四小时被拴在床上，插进颈内静脉的管子有一个泵，血液不会回流，可以随时把输液管拔出来，白天能够自由地活动，晚上用从瑞典空运来的大消毒袋，把三千毫升液体一次放进去，她的丈夫不必一整夜不睡觉一瓶一瓶地换。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后很多次，他们用衡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衡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的字样。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消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低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他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菌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生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单位里几乎要不到一分钱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经受够了。我还能坚持多久？
　　　　无数次，我在黑暗中清点可以变卖的家当。最值钱的也许就是那台健伍牌音响了，那是一个从澳洲回来的老朋友刚刚送的，老鄂知道那是你钟爱的东西，急忙开了箱安装好，可你还没来得及听就住进了医院。算来算去，连同我自己惟一的一串金项链，整整一个家，一个经营了好几年的家，居然值不了两万元。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两万元也行！自然灾害时期不是有人用一条金项链换一个馒头吃吗？到了要死要活的时候，值与不值都有另外的算法。
　　　　无数次，在黑暗中，像是看一个电影的画面，我看着我搂着我们的儿子，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的表情是安详的，内心充满宁静。在那儿，我看见了尽头。那种绝境让我激动，甚至让我陶醉。我向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证明，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因为没钱你衰弱而死，我也不用内疚不用后悔了。我终于可以说：我已经竭尽全力……
　　
　　四
　　　　
　　　　中央电视台曾经为一个资助贫困地区大学生的专题节目来采访我，记者说，被资助的孩子普遍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有的甚至对资助者怀恨在心，记者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理解更不可能赞同这种仇恨的情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知恩图报都既是人之常情又是美德，否则不是成了白眼狼嘛！可是，我却非常理解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态。就是那次上海－无锡之行，不仅让我获得了意外惊喜，还让我经历了一段独特而又难得的心理历程。
　　　　在医院告别了姓黄的医生，我去拜访了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症。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拒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这种感觉常常困扰我。一场场在高档酒店里上演的招待会上，记者们个个风度翩翩，谈笑风生；酒席上名片飞来递去，应酬没完没了。我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新鲜的话题可以吸引视线；我不修饰，不打扮，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挥洒。我的时间是以分钟而不是以小时计算的，我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总是不能从容地把一个会从头到尾开完。我为此沮丧得抬不起头来。但同时，又为自己如此肤浅的虚荣和自尊而无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饰着，不敢让他感觉到，我知道那会灼伤他的尊严。
　　　　以后脱离了记者这个职业，我没有丝毫留恋之意，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从那时起，这身份就不再属于我，这氛围也不再属于我。我的天地在医院里，在病房里，在濒临死亡的丈夫身边。那是我虚荣心的栖息地，自尊心的避难所。几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样去医院，大夫护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来清洗伤口，等我送来饭菜，送来书和磁带，等我领着儿子来给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病友和家属，我们聊病情，聊医生护士，聊医药费不断上涨，聊公费医疗制度的形同虚设。文学，职场，事业，离我越来越远。我只是一个病人家属，我得是一个好的病人家属。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还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备而来的，穿着它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酒店而不失体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书，消磨掉去无锡之前的那几个小时，给自己积畜一点从容一点镇定，来应付我不曾经历过的局面。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里，这是临行前精心挑选的。我不需要一间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个座椅。上火车之前我就想好了，在火车上又反复地想过：那不是我应该出入的地方，可单枪匹马闯上海闯无锡也不是该我干的呀？也不是我附庸风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附庸风雅没有意义。那只是我给自己此行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和犒劳。
　　　　 当我终于走进那家星级酒店，又终于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创意”。考究的价目表上，价格最低的咖啡是二十五元，还要加收百分之十五服务费。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等着我点单，我甚至都没想到可以撒一个谎，编一个逃跑的理由，我告诉她：价格太贵，我什么也不要了。然后站起来，离开了那家酒店。事后我想，在那个姑娘不长的职业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遇到像我这样没有见识的客人。
　　　　 如今，我常常很自然、很轻意地在某一个酒店的咖啡厅与别人约会，谈工作或者闲聊。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失魂落魄地从酒店里出来的情景。出现那尴尬的一幕，并不仅仅因为钱，而是自己内心的底线，我是去寻求资助的，我没有资格奢侈。当然，我有理由为自己寻找一份好心情，哪怕花钱去买。问题是，事后看穿了这是自欺其人的把戏，又会自责，最终把好心情抵消掉。丈夫还躺在病床上，为他去寻医问药的妻子，没有理由得到好心情。
　　　　 去之前我就写了几份材料，有对当年误诊的那家医院的起诉书，有对那个药品疗效的赞美，有我们经济上面临的窘况。没想到，千里迢迢来了，却被挡在了大门外。我说我是记者，回答说，记者一律不接待。又说我是病人家属，回答说，总经理在上海开会。董事长呢，正在接待外宾。公司坐落在无锡的城郊，白色的围墙，白色的栅栏门，一色雪白的建筑很是气派，就是里里外外看不见一个人进出。是返回上海去找总经理呢，还是在这里死等董事长接见？正徘徊着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大门开了，一辆骄车正往外开。如果车里坐的是董事长，他一走，这一趟我可就白来了。还没顾上想清楚，手臂就下意识地伸出来，拦住了那辆车。车门打开，车里坐的都是老外……几个小时过去，接待室的老头看我执着，又打电话进去。终于董事长的秘书出来了。先请我到餐厅吃工作餐。已经过了吃饭时间，诺大的餐厅，一边坐着我一个人，另一边坐着董事长和他的高级职员，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传看我的资料，然后是议论。
　　　　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情，大约与我在餐厅里一边吃饭一边流泪的时候心情一样。对方不想对你居高临下，但他事实就是居高，怎么能不临下？你说你不是乞求，是要求，是请求，是恳求，但终究还是没离开“求”字。没有人侮辱你，但你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没有人欺负你，但你觉得无比委屈。更糟的是，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你还必须感谢。素不相识的人肯帮你，你没有理由不谢得真诚。帮你的人要的肯定不是几句感谢的话，但你一定不能试着不说那几句感谢的话。不说你就太不通情理了。谁愿意帮助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呢？我们从小接受的，和我们教育孩子的，都是对他人要有同情心。如果你不首先承认你是卑微的，你是贫弱的，你是无助的，又怎么能够接受同情呢？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本能的冲动，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互相纠缠，互相冲撞，互相折磨。你东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几百瓶，每瓶一百元，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可以想像我会多么珍惜。但是，有一天我居然会把它们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往医院赶，去照顾他的洗漱和早餐。医院不允许放很多东西，只能把药一点点分批带去。五瓶脂肪乳放在自行车后座的篮子里，拐过楼角有一个大坑，自行车一颠，篮子掉了下来，玻璃瓶摔碎了，药液流了一地。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当意识到留在瓶子里的那部分也不可能再用时，我用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什么是绝望？看着洒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体，你无法用手捧起来，或用任何办法重新装进瓶子里，再用来输入亲人的血管，那就是绝望。就是我的绝望，失而不能复得的绝望，错而无法纠正的绝望。我曾经丢过上万元钱，也着急，但没有像那样心疼得弪挛。虽然疏忽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打碎东西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不用绳子把篮子捆牢呢？
　　　　不只是这几瓶药，在内心深处，还有许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他病情恶化的那天深夜，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有多少个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会不在场呢？医院填写的死亡通知书写着，死亡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分，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医院，那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坐在家里，等候来修理沙窗的工人。阳台上的沙窗已经坏了两年，我要在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把它修理好。这是一个多么充分而又无可挑剔的理由呀！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责怪你；这又是一个多么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看起来我是个性格爽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的，却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反复犹豫。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对孩子对别人说：人一生会犯大大小小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允许犯的，另一些错误是不允许犯的。如果犯了，无论你怎么认错，怎么悔恨，都是没有用的。错误永远是错误，坏事永远是坏事。我被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理教训过，变得越来越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转年春节，我给那个质检科经理寄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想表达一点心意。但他很快寄回两百元钱，我只好无言地收下，我不能给别人的好打折扣。几个月后，看到报纸报道，南京军区总医院首例肠移植手术成功，我带着病历资料赶往南京。行前，我带了两件别致的小礼物，心想，南京离无锡很近，该绕道去看望那位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药的质检科经理，我想去真诚地说几句感激的话。最终我还是没有去，不是因为觉得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而是觉得，语言的份量实在太轻，太轻……我在南京市一个邮电局给他打了长途，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告诉他南京之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然后，把礼品打了个小包裹寄往无锡。做完这一切我轻松了许多，不再觉得人心是牢笼，也没有困兽，而是像一片宁静的湖水，装得下友爱与慈悲，同情与理解，也装得下自爱之心与爱人之心。
　　
　　五
　　　　
　　　　做这一切，是因为爱情或者不是，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千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必贻言。但是，惟有爱情——不是与爱情相近，也不是与爱情相似——依旧不变。所以，相思依旧是苦的，眼泪依旧是咸的。所以，遗憾依旧，悔恨依旧。这是上帝为心灵的路途准备的驿站。
　　　　我常常在这驿站休憩。每当遗憾和悔恨从心底的深处浮上来，日常生活便像退了潮似地离我远去。我在那个时刻与你相遇，面对你，倾听你，也向你倾诉……
　　　　我永远没有机会告诉你，对于你，我真正在意和计较的到底是什么。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把菜做好了高兴地提着赶到医院。你的口味苛刻是出了名的，但你很少提要求，我常常为不能讨好你的口味而发愁。有一次你说想吃自己家蒸的包子，我发面，剁陷，赶皮，上锅。可是你胃口不好，我用了三个小时蒸出来的包子你只吃了一个。我看着你吃，但是你吃得很少，我等着你的评价，但是你什么都不说。我忍不住问，你犹豫着：“和我妈做的味道不一样，没有她做的好吃。” 我默默地收拾，默默地直出病房。在水房我哭了，哭了很久。也许你事后发现我哭过了，你已经后悔不该如此地“诚实”， 我多么希望你只是不好意思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我让机会告诉你，一个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的女人，她真正想得到的回报到底是什么。
　　　　我还想起那件让我至今耿耿于怀的事情。我的那辆自行车已经骑了二十多年，它总是坏，用它拖着拖斗送娃娃去托儿所，让觉得我怕。每次坏了我都会告诉你，你总是拿了工具去修。最初我的感觉很好，私自感受一种“你种田来我织布”小女人的情调。次数多了我心里期待的已经不是你一如既往地修它，而是在某一天，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见到一辆你为我买的暂新的自行车。我无数次地这样想像，但我的期待总是落空。直到有一天，那是你住院之前，我正为你的诊断四处奔波，骑着那辆破车我从北京城西南的301医院，跑到北京城东南的肿瘤医院，再回到北京城东北角去接儿子。就在离娃娃幼儿园不到两公里的地方，那车终于瘫痪了，前轮脱离车身飞得老远。我在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轮子串起来，推着走。现在回想起来，我没当场把它扔在路边真是太奇怪了！我不会为几年不买一条新裙子而冤，也不会为不曾使用过洗面奶而怨。我哭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钱买一辆自行车。那么，眼泪为什么而流呢？我为什么故意地渲染甚至是唠叨而不把要求提出来呢？况且咱们家的钱都是我管，我为什么就不能干脆自己跑到商店推回一辆呢？这听起来有点可笑。是呀，我自己不说可又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个千古冤案，对我来说却是个公开的谜语。它如此简单，以至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哭，只是因为女人渴望而没能得到的领会。那领会才是女人的体面、满足和骄傲，虽然那只是一辆自行车，不是一部汽车，不是一所豪宅。那是物质的世界里没有的物，那是形式的逻辑里没有的形。然而！荒诞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语言里，它最终仍然还是一辆自行车！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自己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儿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但眼睛不肯看着你。你是如此敏感的人，一定知道我并不想说；你又是如此磊落的人，一定不会对我的不解释胡思乱想。
　　　　我自认为是缺乏灵性的人，宁愿面对今生，不愿寄希望于来世，更不烧香拜佛乞求实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的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佛像前敬上几柱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我乞求佛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
　　　　我坦白我的罪，罪名是自我亵渎，它将抹煞我所做过的一切。
　　　　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这样愿望过。所以，我发誓，你少受点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它们变成了一个问题。
　　　　好的，与不好的，甚至是坏的，都在一起，它们成为了一个整体。
　　　　善与恶，本能与理性，简单与复杂，都是一个整体。
　　　　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当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引起的；当这两个相互因果的事物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结果；当你清楚地知道，成全了一个另一个也同时得到成全，你怎么能保证，不把你真的想要的，当成是你顺便得到的？边界如此模糊，本质也变得不那么纯粹和绝对。
　　　　其实，我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坚强，甚至怀疑根本不存在所谓坚强。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嫁给一个健康的男人。然而，我被一种自己无法把握的力量操控着，我决定不了不嫁给你，也决定不了不后悔嫁给了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作信念。坚强或者软弱，不是由性格决定的，是由信念决定的。而信念早已超越了自我，像一驾马车，拖着渺小虚弱的我飞快地奔跑。虽然我已经不堪其颠簸，不堪其辛劳，但我无力让那马车停下来。我不能不对你好，我只能祈祷让你解脱，好让那驾不停地奔跑着的马车停下来。
　　　　这次手术的彻底失败，是证明了佛的无用，还是证明了我的不够虔诚？总之，我庆幸祈祷没有真的灵验。我累了，但马还没累，它拖着我，一直又跑了三年……
　　　　世上原本没有孤伶伶的“你”，只有当“我”还有“他（她）”存在的时候，才把你称作为“你”，也才有所谓“我们”。
　　　　我们的留恋是千丝万缕的，我们的胶着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瓜葛是没有穷尽的……我的坚强在你的忍耐里，你的尊严在我的执着里，你的生命在我余生的记忆里，我的余生在你死亡的阴影里……
　　　　你住院期间，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曾经问你：如果我有了别人，你能不能接受？你想了想，回答说，能。
　　　　我不知道她何以谈起这个话题。也许是对夫妻伦理理想主义向往，也许是对情爱观念的形而上探讨，甚至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善意。否则她不会在事后向我描述这番对话。
　　　　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我是说，如果你不是重病缠身，也许我会把这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大度。这样想非常矫情。但我不允许自己从相反的角度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该怎样回答，才更能表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对于我的尊重？如果你说“不能”，我会感到满足呢，还是会指责你自私？在反映最激烈的时候，我甚至堵气地想，要让你真实地宽容一次，大度一次。
　　　　我更加痛恨这个问题。你会敏感地误认为，这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更槽糕的是，我无法解释。解释是庸俗而可笑的，也是我的自尊和你的自尊不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在我看来，解释就是承诺。　　
　　　　那个朋友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如此在意她的问题和她向我转述的你的回答，她至今不会想到，无意间的伤害，像刺进肉体的一根芒刺，不偏不倚地嵌在心里，持续地隐隐作痛。
　　　　说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对同一种理想与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就像接受命运一样，好像我是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个命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纠缠着我。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它也许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却实实在在是关于你和我，关于你们和我们的永远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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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今天》与我一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20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二

　　1973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18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20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才只有17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行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四时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5年以后的12月23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15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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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27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1979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扩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魁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六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年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人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迈平1986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魁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谬、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七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桔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八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写作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人《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分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1988年，晓青的系列长诗《闲暇》的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80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晓青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经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二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湖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人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后跳楼自杀。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在批斗自立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刺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年的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的，是“文革”独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想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如果不能，只好承认我百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但我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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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我在这里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民主墙，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似乎成了马氏品牌标识。在80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80年代中他到了法国，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他原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这不等于说现在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个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76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架着双拐到坐上轮椅？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温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来，他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80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当“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同时，“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写道：“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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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今天》一共发行了9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这在民办刊物中是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因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获诺贝尔文学奖，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其次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民办刊物《今天》，它出自共产国际仅存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被西方世界涂抹上持不同政见的色彩。但这终究还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无法想像，在一个不准许选择的社会做出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作为诗人，他们有长于常人的想像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烈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像不到日后的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鄂复明、周郿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们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属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与政治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郿英邂逅。周郿英是在民主墙上看到《今天》的，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民主墙的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讯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名和地址写在上面。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们从边缘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1994年他死于疾病，振开以今天杂志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个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杂志在经费极少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给他三十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1989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圈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也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命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薰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十一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已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板，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魏京生被审判，在中央电视台搞摄像的曲磊磊将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录音，民刊组织人把录音整理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小英和黑大春等人都到民主墙前去卖，他俩同时被公安局抓走，大约一个星期后，因刘青“自投罗网”才被释放，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清了一个进过公安局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199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个人？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惊之馀，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做。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章。
　　《今天》曾以与官方文学抗衡的形象，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主流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和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为此而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情结和执着的思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的《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这十多年里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S君，比如W君，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1985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他的父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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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走出五月結咀嚼《半生為人》

徐曉的散文集終於在解璽璋的幫助下，由同心出版社出版，這是她的第一本書，遺憾的是沒有用《永遠的五月》作書名。也許徐曉是想從她的五月哀結裡走出來，抑或是太想讓讀者體會自己對《半生為人》的咀嚼。她這不到半生中，最在意的詞，大約就是這“為人”。 　　我1979年時就見過徐曉，那年夏天，《中國青年》雜志與《今天》編輯部對話，我是《中國青年》文藝部的編輯。但應該說，真正從內心認識她，就因為那篇《永遠的五月》，那已經是15年后的1994年。那年我已經離開《人民文學》，在三聯書店編《愛樂》，但創造一本一流文學刊物的心還是不死。這一年我與李陀在一起策劃，想編一本《藝術》，拓展關於藝術的內延外延。除小說與詩，我們想到了民俗研究、社會學報告、類似花布圖案的實用藝術設計，更重要的是要有感人的紀實或回憶。在與史鐵生聊這本刊物設想時，他說徐曉想寫對她故去丈夫老周的記憶。我沒有見過周英，但曾不知多少次聽鐵生敘述這個人平凡中的肅然起敬，他死於那一年5月，當時他去世剛半年多。 　　於是我第一次走進徐曉家，記得那是個刮大風、陽光孱弱的冬日。那時她住在西壩河一座塔樓的底層，屋裡暗而不暖和。周英好像還留在這家裡，徐曉不斷提醒我的是那台音響，他說老周最喜歡古典音樂，但自從買回這音響，他就住了院。我覺得她的情感就凝固在與他在一起的那些追憶與追悔裡，憑我直覺，她想以她的文字，把她的心刻成那樣一塊足以凝固成堅硬的墓志銘。 　　之后打過幾次電話，無非就是催稿。她的稿子寫成，是送到我家裡來的，我流著眼淚讀完那些密集纏繞著要強加予我的悲傷，那是一種被攪拌成濃厚得無法撕裂又無法排遣的傷情，一個女人對她職責無休止的追究使我震顫，我無法穿透那竭盡心力淤積在那裡的懺悔，那絕對是一種沉重到使脆弱者無法承受的壓迫。我想我當時是在這無法掙脫中才給她打了一個電話，我說，謝謝你寫了一篇好稿子。我當時沒說的是，謝謝你讓我觸摸到了一種崇高，這崇高其實就自然在那撕心裂肺、肝膽相撞之間。 　　為此我專門又去了一趟她家裡，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就為表達對這樣一個逝者、這樣一個為那生命曾堅毅過的女人，抑或對這樣一個家庭的一種朴素的敬意？那天他留下的音響裡播放著巴赫的《馬太受難曲》，那是一種將黑色苦難都轉化為玫瑰色溫暖的音樂，那音樂綿延不絕。她就把自己包裹在這音樂裡，她說，那是他最喜歡的音樂，通過這音樂，她好像就深情地在緩緩撫摸著他的苦難。 　　現在回頭再讀這篇《永遠的五月》，我才明白了它為什麼如此揪心：她敘述的是一種生死間無能為力的悲壯——這死的緣起就因為一次誤診，一次誤診引發一場長達30年的苦難。讓一個不願麻煩別人的人越來越喪失自理能力，讓一個最節儉的人承擔必須每天耗費幾百元維持生命的折磨，更要命的是這一切連環著全是悲劇因果——不僅是他自己浸泡在煉獄中，他妻子越是以自己的意志要去衛護這生命，就越是降臨給他一次次失敗和一次次更深的痛苦。她以她的意志要求他的生，他的生是他無法擺脫的對痛苦抗爭的折磨。要活著還是要痛苦？她必須以犧牲她自己來拯救那生命，她說她天經地義隻有為他選擇生的權力，所以無從選擇，一種善良與另一種善良之間永遠是沖突的。這一切實在太過殘酷：好像真就變成了兩顆善良心靈的受難過程，在受難中才有了真實而催人淚下的崇高。 　　這是徐曉擠出她的血濃濃的傾訴，遺憾的是它沒能經我的手發表——《藝術》編成后，經過兩個出版社而流產——他們都不看好它的商業前景。於是，稿子隻能作鳥獸散，《北京文學》和《天涯》同時搶到了它的發表權。 　　后來，前年冬天，我為顧城去世10周年寫一篇文章而打電話給徐曉，她告訴我，在《永遠的五月》后，她又寫了一篇續，一直沒有自信，忐忑而不敢拿出來給朋友們看。我們約定下班后在三聯書店對面的一家食府見面，她答應將寫好的文字發給我，前提是隻能我自己閱讀，不能傳播。這就是《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這是徐曉在“五月”后深一步對自己的拷問。在我讀到的這篇文字，記敘那悲劇中一個更真實的女人——感人的不僅是為了讓他能活下去，她那種甘願泯滅自己的瘋狂。一個人活著的價值在這個人所維系的尊嚴，尊嚴究竟是什麼？他被病痛摧殘的瘦弱與丑陋后是一種尊嚴，她為獲得那脂肪乳因一杯咖啡的價格離開那酒店、在廠門口像上訪者一樣攔截轎車，那般蓬頭垢面、忍辱負重當然也是一種尊嚴。她以她全部的力抵抗在他的生死之間，這種意志力，用最簡單的回答，就是愛。那麼除了愛還有什麼？還有懺悔。除了懺悔還有什麼？她說是他成全了她，使她能擁擠出所有女性的能量，而她所有被榨出來的力變成一種她的意志壓倒他的意志，在這意志關系中，他又變成了一個被動而被她意志控制而強加的弱者。更折磨人的是，她守護他3年，他最痛苦的時候她卻恰恰缺失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不能追問的，追問的結果隻能是越來越給自己強加痛苦，可徐曉偏偏就是要追問。她追問自己最冷酷的問題是：愛一個人能有多久？在她給我看的那個原稿中，最痛苦的自責是她面對他病體時曾產生過那種本能的抗拒，心理排斥與他睡在一起。我以世俗觀點理解她的痛苦，這可能完全否決她對他愛的所有努力，她無法躲避這追問中對她自己的傷害。因為這追問，她更恐懼她對他的情感所凝鑄成的思戀究竟能有多久－－她期望他永遠是她精神的全部，寄托的全部。 　　冷靜下來想，這樣執拗的拷問為什麼不是一種更真實的崇高？有朋友哀嘆說徐曉執拗在那五月中活得不好，我卻覺得，正因為有了那樣沉重的過去，或許她隻能活在那已經過去了的溫馨中。那就像是一堆溫暖的篝火，在這篝火的感覺中，享有這一份凝固了的財富是幸福的。因為被凝固后，一切都變成了鏡子，她與他在記憶中依然無悔無恨地生活在一起，那樣一種寧靜不會被任何污濁的東西所侵擾，擁有這樣無窮無盡的回味本身也值得人羨慕。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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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把遗憾延续下去,直到死亡

时间：2006年04月10日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黎】 [url=http://post.pic.sohu.com/view/picrecommend.do?abc=check&picurls=http://photocdn.sohu.com/20060410/Img242727277.jpg;&topicSubject=%D0%EC%CF%FE%A3%BA%B0%D1%D2%C5%BA%B6%D1%D3%D0%F8%CF%C2%C8%A5%2C%D6%B1%B5%BD%CB%C0%CD%F6&domainName=book.sohu.com&keyWord=%D2%B5%BD%E7%B6%AF%CC%AC%3B%D4%C3%B6%C1%B7%BB&sourcePageUrl=http://book.sohu.com/20060410/n242727276.shtml&media=%C4%CF%B7%BD%C8%D5%B1%A8%B1%A8%D2%B5%BC%AF%CD%C5-%C4%CF%B7%BD%B6%BC%CA%D0%B1%A8&author=%B3%C2%C0%E8][/url] 徐晓 [url=http://post.pic.sohu.com/view/picrecommend.do?abc=check&picurls=http://photocdn.sohu.com/20060410/Img242727277.jpg;&topicSubject=%D0%EC%CF%FE%A3%BA%B0%D1%D2%C5%BA%B6%D1%D3%D0%F8%CF%C2%C8%A5%2C%D6%B1%B5%BD%CB%C0%CD%F6&domainName=book.sohu.com&keyWord=%D2%B5%BD%E7%B6%AF%CC%AC%3B%D4%C3%B6%C1%B7%BB&sourcePageUrl=http://book.sohu.com/20060410/n242727276.shtml&media=%C4%CF%B7%BD%C8%D5%B1%A8%B1%A8%D2%B5%BC%AF%CD%C5-%C4%CF%B7%BD%B6%BC%CA%D0%B1%A8&author=%B3%C2%C0%E8][/url] 《半生为人》 　　真实是一种能力 　　南方都市报：首先祝贺你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的称号。对于这个结果，你自己有什么感言吗？ 　　徐晓：谢有顺给我发了EMAIL，我才知道这件事，提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原来以为这个奖已经停了。谢谢你的祝贺。《半生为人》曾经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好书，我自己挺吃惊的，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吧。我以为它是一本小众的读物，不是特别会被注目的。我自己平时写作时不考虑发表不发表，或者在哪里发表。 以前我常常写完一篇东西，就放到一边。我关注过前两年的获奖者，比如史铁生得过，去年多多也得了诗歌奖。林白也是我的朋友。很多我熟悉或我尊重的作者都得过这个奖，能和他们并列在一块，我挺高兴的。现在有些奖并不一定会让你自豪。 　　南方都市报：评委王尧说，“我们今天的散文缺少像徐晓这样有生命疼痛感的文字。徐晓的《半生为人》是把文字与为人、信仰、生命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文体，让我们看到历史转型期一群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虽然是个人化的写作，却表现了社会的精神史。”你自己如何看待他所说的生命疼痛感？ 　　徐晓：这些年散文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且人们对散文的界定也越来越宽泛，现在散文承载的东西非常多。散文首先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散文要求感情的充沛和文笔的优美。我比较认同王尧的说法，特别是他提到的社会精神史。虽然书中的每个人都和我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但他们承载的是一个时代。 　　他说的疼痛感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比较特别。但是，我觉得有没有疼痛感不在于你经历的事情多么惨烈和悲伤，而是你表达的角度。一切都是痛的。如果一个人活着，你似乎觉得所有的遗憾都可以弥补；但事实，我们面对活着的人时，我们常常把遗憾不断地延续下去，直到死亡。 　　当你失去了精神中特别重要的东西时，你才感觉到，过去你把绝望使用得太轻率了。我写这些文章时，常常有这种感觉。当你在生活中失去了一样珍贵的东西，无法替代，那个疼痛感，也可以说是绝望感，就是从这种体验中而来。另外就是你怎么写？很多人喜欢我这个东西，都谈到了真实的问题。真实不应该和真相联系在一起。真实是你既不能夸张，也不能减略。真实不只是一种态度，更重要的，真实是一种能力。 　　你有没有能力还原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你经历过的东西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证明这个东西不存在。这种能力不是技巧，而是能不能面对自己的心灵？如果换一个词，我会说这是一种精神质量。人是否能面对自己的心灵，是衡量一个人精神质量的标准。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记者和图书编辑，你心里的好散文是怎样的？你自己平时爱看什么样的散文？ 　　徐晓：我觉得好的散文，你是能看出作者的心灵积淀的。比如说高尔泰的散文，很多人写了“反右”，写了“文革”，但都没有达到高尔泰的深度。这个深度，其实在于它的文学性。高尔泰的文字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炼出来的。虽然散文看起来是谁都可以写的，但是散文依然对文学性要求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散文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另外，还有史铁生的散文。史铁生不断地在精神的隧道里开掘，他从来不写泛泛的东西。章诒和的散文也是好散文，因为它有历史感，好看。再加上她本人是学戏曲的，画面感和塑造人物的能力特别强。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年青一代，如果写散文，会不会有问题？ 　　徐晓：那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我写的是回忆录，所以我会比较关注回忆类的散文。我觉得不在年龄。也有老人散文写得不好。也许，散文的文体最适合回忆？我不知道。 　　所有的坚持都在日常生活里 　　南方都市报：记得去年四月我曾写过一封信给你，“在网上看了你的《半生为人》(一部分)，写得真好，特别特别感动，转给了好几个朋友看。现在看东西很少有感觉的，没想到还有东西能打动我。”你自己也说过，“书出版了以后，每天都有短信和EMAIL给我。”能说说你都收到过什么样的短信和反馈吗？ 　　徐晓：我收到很多陌生人的信。都是说，“特别感动，特别想和你交朋友。”“很多人都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但你这个文章能把人带回到那个时代。”我觉得挺安慰的。我这本书似乎变成了一种怀旧。但从我个人来讲，它不仅仅是怀旧。实际上，任何一种怀旧，怀的都不是真正的旧。它都包含着对当下的思考吧。这些写作给我一种力量，给了我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 　　南方都市报：《半生为人》的责编解玺璋评价道：“对于徐晓的文字，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她很朴实，觉得她这个散文写得非常好，散就表现在不做作，是自然流动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是人为的雕琢，这是散文的最高境界。我还要说为什么极力赞扬徐老师的文笔，她不是矫揉造作的，极力表现自己的思想等等很多，你能看到很多大散文的流行，徐晓跟他们不一样，她就是写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强迫出来的，是自己水到渠成流动出来的。”解玺璋的看法应该代表了很多人，你的朋友，尤其是你书中提到的朋友，看了《半生为人》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徐晓：解玺璋认为，不做作是散文最高的境界。我写这本书时，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我没有按照一般的对逝者赞美的态度来写，我是时时把自己放进去的，这对我是一种挑战。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我写到了我与赵一凡的分歧，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我对他的感情。很多朋友看了《永远的五月》，说这么写老周，老周会死不瞑目。我写到我们之间的问题和他性格上的弱点，这样他就是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人。 　　我的朋友都特别感慨。因为大家的生活都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半生为人》重新唤起了他们的记忆。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就像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精神的东西不应该改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开始读书，思考，写作，那时是一种坚持，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坚持。我们当时参与那些事件时，我们并没有觉得参与了重要的历史。所有的坚持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北岛最近有一个发言，他讲道：在物质盛行的当代社会，我们需要精神的天空。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一种底线，这种底线有高有低，每个人的底线可以不同，但你一定要给自己设底线。 　　南方都市报：我好奇，你和北岛、芒克这批诗人有如此亲密的友谊，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写过诗？ 　　徐晓：我写过诗。我没发表过诗。我的诗没有被我认可的诗人称赞，我就放弃了。我刚从监狱出来，看到了北岛的诗，然后我就写诗，写完了还给北岛看了，他也没理我(的诗)。挺有挫折感的。写过几篇小说，有一点现代派倾向，在我上大学时写的。后来我参与《今天》，有那么多人都写得比我好，我应该多干点事务性的事。 　　毕业后，我生了一场大病，有四年时间，我面临找工作的问题。那个单位本来就不愿意要我，我生病后，就把我退回到北师大了。再后来，结婚了，有小孩了，写作没那么重要了，生活更重要。这一下子，多少年就过去了。我有十几年时间没有动过笔。再提起笔，就是感情的需要。 　　我每写一篇东西，都不知道够不够发表水平。看起来我挺开朗的，其实内心对自己的评价一直是比较低的。我的写作不是那么自觉，不想在写作上怎么样。我是一个自我感觉不好的人。我看到很多自我感觉好的人，我很不舒服。 　　比绝望更绝望的词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半生为人》的开篇是你回忆已逝丈夫老周的文章《永远的五月》，里面有那么多的怀念，哀伤，甚至有对老周不体贴的指责和你的自责。时隔多年，重新审视这一切，有什么新的感悟吗？《永远的五月》里有很多复杂和密集的情绪，关于生命，关于爱情，关于女人，关于死亡。写下这样的文字，你自己是否感到痛苦？ 　　徐晓：《永远的五月》反响很大，1995年初最早发表在邵燕祥和林贤治合编的一个期刊《散文与人》上，后来《天涯》和《北京文学》同时发表了，《新华文摘》也转过。 　　我每写一篇文章，都挺难过的。我每次重读这些文章，都特别震动。我这次来美国，见到很多老朋友。说起这些人，当然不止老周一个人，心里还是觉得绝望。我不知道比绝望更绝望的词是什么。这些记忆会伴随你的一生。我也觉得自己有点自虐倾向。我挺能折磨自己的。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一直背着，我带着它，因为我觉得它好，我愿意带着它走。 　　南方都市报：你的儿子看过《半生为人》吗？这本书对他有特殊的意义。他看到父亲经历过的病痛，他的心灵是否可以承受？ 　　徐晓：他看了。老周去世时，他才六岁，很多事情没有记住，或者没有感受。但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包括我的朋友们也经常在他面前谈起爸爸，他越来越了解了。这本身也是我写作的目的。人都是要有传承的。我不主张他过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了解我们的生活。精神的传统也是这样形成的吧。儿子上初一时，我特别郑重地把《永远的五月》交给他。我记得当时他在房间里看，过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听到他在里面哭。我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作为老周的儿子，如果你连了解都不了解父亲，是更加可怜的事。虽然他现在没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在他的生活中。 　　包括我坐过牢的事，他慢慢长大后，都能明白了。这并没有让他变得抑郁，反而越来越开朗，成熟。 　　南方都市报：《半生为人》的写作时间跨度有多大？ 　　徐晓：十年。有人总说我写得太少。我从来不想把写作当成职业，我没想成为一个作家。“年度散文家”的称号对我有点压力吧。我写完《永远的五月》和《无题往事》时，就有人说，这人是从哪冒出来的？可能觉得不写到几十万字，几百万字，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最近有很多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讨论。对于八十年代的精神气氛，你应该是最有资格发言的一个人。说说你眼中的八十年代吧。 　　徐晓：八十年代对我很重要，我是在那个时代成长的。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在那时认识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既保持过去好的东西，又不在时代的发展中成为落伍者。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你写狱中生活的视角和男人明显不同。你会写吃，比如北京辣菜，烤窝头片；你会写日用品，肥皂、卫生纸……你还写过一个美丽的女孩，至今让你震颤。这些细节，是不是你记忆中最深刻的？你的牢狱生活，对你日后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呢？ 　　徐晓：也不能说是印象最深的。只能说我写的时候选择了一种态度。我不想用控诉的方式。这篇《监狱中的日常生活》是2001年写的。出狱后我也曾想过要写，但我想不出我能写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当时可能会控诉“四人帮”，控诉“文革”的荒谬。所以我需要个人的沉淀。 　　监狱的生活对我一直有影响，那时出来后不太会说话，语速很慢，这种东西已经完全没有了。它可能留下了另外的东西，比如你的忍耐力，你的甘于寂寞。现在看来，任何经历都没有绝对的获得或者失去。我为什么能接受生活中那么多挫折呢？就因为生活怎么都是过，好也是过，坏也是过，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全看你怎么对待。 　　南方都市报：你擅长烹饪，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徐晓：行，这可以给我未来开餐馆做个广告。其实就是南方口味的家常菜。擅长黄鱼羹和红烧肉。 　　南方都市报：你的家中经常有读书聚会？最近在讨论些什么话题？ 　　徐晓：最近有两个月都没活动了。读书会一般一个月一次，有两年多了。他们说了，参加读书会主要是为了来吃一顿红烧肉。讨论的话题，比如说吧，章诒和的书出来后，我们讨论如何写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我们也讨论过一次，因为我们都对中国的文学状况感到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