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学术思想类图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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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讲堂142期

时间：2011年12月9日（周五）晚上19：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主持人：李国盛

嘉宾：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

主题：2011学术思想类图书观察

　　要点一：【学术思想类图书（原创类TOP10，不分先后）】《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全三册）》、《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革命》、《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
　　要点二：【学术思想类图书（翻译类TOP10，不分先后）】《批评官员的尺度》、《马/为什么是对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未来》、《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全二册)》、《非洲国》、《法权现象学纲要》、《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
　　要点三：【2011学术思想类图书热点】第一是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升温。第二是传统文化热。第三是宗教读物热。民国热、传统文化热、宗教类图书热都是表面的，就我观察，这也是人们求变的一个非常隐晦、隐蔽的表达，乃至于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公开的求变，大家对眼下的生活状态和眼下的存在状态不满意，不满足。
　　要点四：【今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2011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5月推出来的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想表述的是自己的思想：一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二是只有新民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
　　要点五：【宪政话题】今年年初蔡定剑教授《论道宪法》出版。11月份出了一本书也跟蔡定剑教授有关——《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蔡定剑论民主、法治、维权，很干净干脆。
　　要点六：【启蒙话题】资先生自选集当中的《士人风骨》、《坐观天下》、《感时忧伤》甚至《不尽之思》都跟启蒙有关。还有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尊敬的学者许纪霖先生写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10月份时我们又看到了同样话题的书《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刘苏里：大家好，很高兴来燕山大讲堂与各位交流。为准备这场交流，我做了三个表，第一个表有3000多种书。今年万圣经营的学术思想类“新书”有15000到16000多种，这张表是从中筛选出来的3000多种。第二个表有670多种书，是从3000多种书中筛选出来的。第三个表有35种书，是从670多种书中筛选而来的。最后讲的第三部分会涉及TOP20，是从35种书中选出来的，——其中翻译图书10种，原创图书10种，严格讲，它们参考了万圣读者的投票。大家先有一个基本概念：1.5－1.6万种——3000多种——600多种——35种——20种。
　　我主要讲三部分：第一部分，对今年学术思想类图书总的评价。第二部分讲“热点”，我想很多人对此会有兴趣。第三部分讲TOP20，它们多少反映了今年全国600家左右出版社，两、三千家民营出版策划公司，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的一个侧面。这个缩影既不是我本人的，也不是万圣的主张和偏好，这主要是万圣成千上万读者投票的结果。在筛选TOP20过程中，我充分尊重销量。当然，这个销量剔除了一些意外因素。
第一部分
对今年学术思想图书总的评价
首先：基本情况
　　从去年统计数据看，出版机构包括民营的策划机构，生产的新书一共35万种。35万种是什么概念？据我所知全世界去年生产的图书是165万种，中国所占比例超过了人口在世界所占的比例。说明中国是一个超级出版大国，但出什么东西下面我会说到。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新书”？它由两类书构成：初版和重刷、再版或者修订再版。这两类书我们称之为新书。去年万圣经营的学术思想类新书有1.5万种，客观讲，万圣学术思想类图书采购的满足率不低于80%，可能更高。换句话说，去年新书中，学术思想类的初版和再版图书约1.8万种，最高不可能超过2万种，在35万种图书中占5%左右。
　　从公营和私营这两块来看，民营机构生产的学术思想类图书不会超过10%，1800种左右，其余90%是公营出版社生产的。在600个公营出版社中，筛选出1.6或1.7万种学术思想类图书，平均每个社将近30种，说起来也不少。至少我个人很知足。
　　很多年前我跟出版社的朋友讲，有一天我这个店开不下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不再生产这类图书了，到时我关门。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到今天为止，书店还有这类书可卖。最近四、五年，学术思想类图书无论是生产的数量上还是质量，都要好于五年以前，这个基本估计很重要。我们还有书看。几年前有一个知名的媒体做的一个封面文章《无书可读》，有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我"怎么看那一期的主题"？我说"扯淡"。如果不对这样的基本形势有一个充分估计，我觉得不仅对不起最上游的生产者（作者译者），也对不起出版机构。我这个基本估计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潜台词：一个大国、一个想有作为的人群，如果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减弱乃至于消失，那必然会遭遇一个黑暗时代。这样一个看起来还知足的局面，在我看来，并非主流意见讲的“出版繁荣”，恰好反映了整个生产环节各个链条上的工作者，从思考、写作者到出版、编辑、发行，最后到零售以及末端广大读者，他们对学术和思想的渴求，为避免黑暗时代到来而做努力、甚至挣扎的可歌可泣局面。看到这一点很关键。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结尾讲到一个带有隐喻的故事：巨轮侧面有一小舢板，划小舢板的人说巨轮在走，是因为自己的引导。它看不到巨轮本身有一种前行的动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也相仿这个故事的隐喻，很多人讲经济发展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什么都看到了，只是看不到人民。所以两方面都要估计到，一方面看到成绩，一方面要看到成绩是怎么来的。
　　第二，谁在为这件事努力？大约有3类出版机构，一类是传统的、老牌的出版“帝国主义者”，像中华、商务、北京三联、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江苏人民、北京大学、社科出版社等；一类是是最近十年左右崛起的还没有进入壮年的出版社：比如人大出版社、华夏、江苏译林、复旦大学等；一类是最近几年崛起的新秀，包括法律出版社、广西师大、南京大学、华东师大，清华大学、大象、新星出版社等等，还包括非常重要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它基本在上述两者之间，不足十年，但比五年多。还有一些有待观察，现在还不能说构成第四类的出版机构，即最近一两年非常努力、非常使劲出版学术思想类图书的机构，比如中信，民主与法制、浙江大学、吉林出版集团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浏览一下书架，学术思想类图书多是上述25-30家出版社出版的，它们占公营出版机构的5%，出版了大约70－80%的学术思想类图书。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出版社不生产学术思想类图书，——我指的是大社科大人文，不含科技类。今天有书可读，像我们这样的书店有书可卖，跟这5%的出版机构有很大关系，由于它们的存在以及努力，使得我们避免迅速滑向黑暗时代。所以怎么感谢它们都不为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出版机构，不能说很零星但也不是非常成规模，出版学术类思想图书，偶尔还能够看到它们出彩的表现，比如武汉大学、北师大、上海社科院、世界知识、中央文献、上海东方等等。
　　民营机构很让人惋惜。如果我们这场讲座搁在三年前，它们生产学术思想类图书的表现，要比今天好得多。今天所剩无几，这本身是个问题。我马上能想到就几家：上海的三辉、北京的汉唐阳光和后浪公司，或许还应该包括成都的以诺公司。可能还有几家，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第三，对今年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态势的基本估计。1、跟去年、前年比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包括数量和质量。
　　2.原创和翻译作品，从我们的统计和观察看，数量上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一点，但质量上完全不成比例。随便看哪家书店的学术思想类图书排行榜，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从这个小的角度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学术思想生产能力，与国家的体量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规模，乃至最近几年甚嚣尘上的“大国雄心”极不对称。远的不说，我们就看民国，民国很弱，至少宣传教育给我们是这样的印象：很弱。但就我所知，那个时代，同样是在大陆的中国人，学术思想类图书或学术思想类产品的生产能力，无论写作还是出版，质量要高得多，在整个世界中所占的位置，比今天重要得多。换句话说，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思考力、创造力，不是进步了，而是在退化，而且退化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大家不要觉得耸人听闻，也许每个人听到这个话都不高兴，至少我自己这么说时都不怎么高兴，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个退步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总结，各有各的看法。
　　3.学科分类不平均：大社科少，大人文多。大社科指的是法律、社会学、政治科学等（政治哲学类的图书还不少）。大人文指的是历史、哲学这一类图书。反映学科前沿的书籍少，传统科目研究的多。不要小看这个侧面，这也反映一个民族，一群人对前沿问题的感受能力和敏感程度，也包括对它的理解程度，——你根本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怎么可能翻译过来？更别说研究、写作了。
　　装帧或书籍的物理状态，比五年前有了很大变化，用纸、印刷的技术、设计等方面还是有所进步。
　　第二部分
热点
　　分几个方面来谈。一是跟以往接近或者类似的“热点”。第一是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升温。今年与去年、前年相比有一些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升级，而不是升温，升温指的是数量上，升级指的是深度上。其实升级在去年就开始了。台湾有一个出版界朋友到万圣来，看了曹汝霖的《回忆录》和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等书大为吃惊，他说大陆出的比台湾出的版本还全。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事？他说不上来。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年比去年在这方面又进了一步，比如《蒋介石传》出的不是一种，《蒋经国传》也在不断印，还有宋美龄的书，陈诚的《回忆录》，副标题干脆就叫“台湾建设”。民国热演化为台湾热，——白领或是小资、中资人群中的很多人日常读的一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台湾作者，有些人喜欢林文月，有人喜欢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再深一点有张大春、唐诺，再严肃一点读龙应台、杨照，等等。学术图书从台湾引进的也不少，今年比较抢眼的，是史学家邢义田的多部作品。
　　深化的第二个方面是话题丰富，比如今年既畅销也受到追捧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刚好赶上清华百年校庆。这书好像是写一个人，写一个校长，背后的话题指向的是民国。梅贻琦这样的人对许多读者（不止年轻的）来说闻所未闻。很多人议论，为什么80年前有这样的校长，之后没有这样的校长？问题或许不是清华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校长问题（北大也没有蔡元培这样的校长），而是没有产生这样校长的土壤问题。前不久我在国家大剧院参加一个活动，中美双方纪念乔布斯，去了很多大人物，说着说着，大家问同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难道中国人笨到几代人产生不了一个乔布斯？"最后大家得出同样的结论，无论在商界还是什么界，跟没有产生80年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一样，也没有产生乔布斯的土壤。极而言之，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止产生不了梅贻琦和乔布斯，任何意义上，产生不了世界级的精彩人物，甚至不如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后者还有一位世界级的左翼思想家齐泽克。
　　今年很热的《南渡北归》系列，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人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命运。书的结尾话锋一转，特别讲“离别”那一章，谈到很多人在50年代以后的命运，不忍卒读。他们中的三拨人：一拨留在大陆，一拨去了台湾，一拨飘向海外，命运何其不同。
　　最好玩的是师永刚编的《蒋介石：1887-1975》，一册图文并茂的传记，本书从制作到整个调门，如果我们大脑是空白的（没有受过教科书的污染），会发现传主完全是个正面人物，至少不是“罪大恶极”（他的罪大恶极远远超过东条英机、希特勒）。我用这些例子讲今年民国热的深化或升级。此外，还有《齐世英口述自传》，它的被广泛注意，跟《巨流河》去年大热有关，一本被删节的书去年热到那个程度，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最重要的，我认为该书热，与它的话题有关，那一代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是怎么想问题、怎么选择，以及他们最后的命运是怎样的，类似的书，这两年还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等。学术思想类图书是一样热，我就不再举例了。
　　这些话题热的背后，说明我们常期以来接受的历史教育非常可疑，其中没有鲜活的个人，基本是脸谱化、标签化、僵化的人，包括我们宣传的正面人物也是僵化的，搞不清楚张三李四王五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无趣无聊的时代，所以我们真以为所有时代的人、所有时代的生活跟我们当下的处境一样，其实大谬。《口述自传》提供了一个观察那个时代的视角，包括一代人的血性，血性意味着勇敢、牺牲，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很难理解。
　　二是传统文化热，从经典的解读、注释到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文体的作品，满眼都是。今年没什么特别的，前年、大前年还有一些精彩的，今年没有。略去不谈了。
　　三是宗教读物，热了很多年。宗教读物热当中还有一个小支流，即所谓的修行、养心（这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养生），这样的书很多，证严法师的啊，宗萨仁波切的啊，等等。纯学术类图书，以基督教为对象的研究、阐释作品，似乎比往年都要多，精品也不少。
　　民国热、传统文化热、宗教类图书热都是表面的，背后自有文章。几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出版物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什么叫社会心理脉动？就是那些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大家想到一块去但还未形成共振的那些情绪、态度和看法，“脉动”是“热”的前导和基础。几类图书持续热，很能反映社会心理脉动的情形。
　　就我观察，这也是人们求变的一个非常隐晦、隐蔽的表达。这两年求变的心理，更直接和显白了。人们想找到一个坐标，原来好像钟情宋代，太远。于是有趣的民国成了人们心仪的对象，虽然它的方方面面被夸大了，甚至掺合进许多想象。以我观察，夸大也好，追慕也好，各有道理，——与其说我们曾经存在一个令人向往的真实时代，不如说每一个夸大者、追慕者追求那样一个时代哪怕是编出来的特质、生活样式和精神面貌。走的更远的，则到宗教哪儿找避风港和理想国去了。
　　四是中/共/党/史的研究。



我就谈这4个方面，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关于热点，我主要谈两个方面。先给大家念一段文字——“主义之争。多年来，官方尝试对意识形态作重新梳理和表述，力图获得绝大多数公众共识，但成效不彰，尚有所期。



　　一开年，106岁的老人周有光出版了《拾贝集》。凡读过《朝闻道集》的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它的姊妹篇，但反思更锋利也更直接。篇幅小，题目大，非常好读。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建国历史进行批评和反思。
　　

去年是阐述“中国模式”作品的出版年，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比如潘维的《中国模式》，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跟着起哄，比如奈斯比特和马丁。今年风向有所转变，虽然还有同题书出版，但影响远不及去年，倒是对中国模式反思甚至批评的书大行其道，这背后也是主义之争。代表作品是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书的思想含量、学术价值可放一边不谈，论战性很强，很有些力量。
　　

启蒙话题也很热，也有一些大将亮举起“义旗”，一是从年头热到年尾广受关注的资中筠先生。她在年头发表了两篇文章，网上传得很厉害，九月出版的“自选集”中，我看到了那篇文章。资先生自选集中的《士人风骨》、《坐观天下》、《感时忧伤》，甚至《不尽之思》都跟启蒙有关。在资中筠先生作品发表会上，我说资先生是“夫唱妇随”。因为陈乐民先生在1992年以后，直到去世以前，几乎就讲一个话题：启蒙。他的潜台词很清楚，我们整体处在蒙昧状态，整体需要启蒙。资先生原来不谈这个话题，她是美国问题专家，她关心的重点不是这些。但陈先生去世后，她关心的重点变了，转向呼吁启蒙。她的这一转变，很值得注意。还有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学者许纪霖先生，他出版了《启蒙如何起死回生》，意思是启蒙死了，但今天怎么样让它死马当活马医，让启蒙“起死回生”。10月份我们看到许教授同样话题的书出版——《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起死回生》这本书还有一点无奈，破釜沉舟地喊一嗓子，到了《启蒙与反启蒙》，他已经有了“站起来”的冲动，有把头昂起来的姿态了，正符合他几个月前在人大社出版的一本书——《读书人站起来》的精神状态。
　　第二个方面，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念一段文字：“中国经济急速扩展，资源需求猛增，与政治社会法治改进之间造成的差距已引起全世界的共同关注。2010年周边关系空前紧张（后来我发现2011年更紧张），不仅是表征或预示后续更大的风暴（又让我猜中了）。换句话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迅速上升为公共话题，随之将带动出版阅读热潮，其实2010年出版的作品此题已见端倪，比如《海洋史研究》（我所见的第一本关于海洋史出版物）、《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中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国外交》、《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如何与美国共处》等作品，但还没有成为风气，远未进入公众阅读视野。2011年所有重要的周边关系都将为公众所关心，美国、欧盟关系的出版物会大行其道，南美、中亚和非洲各资源国的概况也势必吸引公众眼球"。这也是我在《第一财经》同一篇文中的三个猜测之一。很不好意思，从今年情况看，我又猜得八九不离十。
　　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已经出了18种，有《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世界尽头的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水手》、《哈里发国家的沉浮》等，——以哈里发国家为主题的书，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该套丛书接续出版的数量，远多于已出版的。大套丛书当中，还有“世界历史文库”，不仅出版了《波兰史》、《瑞典史》，甚至还有《苏丹史》、《马来西亚史》，稍加留意，你会惊奇地发现，该套丛书还出版了《地中海史》、《太平洋史》和《大西洋史》，——这是我们从前闻所未闻的出版物。上段文字中，我还提到了南美，今年就有一本《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写的非常之好，非常全面，给人新奇之感。刚才我还点到了非洲，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非洲故事仅是电视小屏幕的画面，仅此而已，无论是卢旺达大屠杀还是索马里海盗、南非的种族隔离对我们来说都只具有符号意义，很抽象，说到底，我们怎么可能真的关心那些个地方？但今年不同了，不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这在我看来还是很表象，我更愿意积极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图书升温更深远的背景，这跟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国民是一个大国国民或至少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大国国民有关，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简单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任何问题几乎都是世界问题这一认识有关，因此了解自己还不够，还要了解他人，了解周边还不够，我们要了解更远的地方。今年有两本书非常特别，一是姆贝基《贫穷的设计师：为什么非洲的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个是《非洲国》，讲的都是非洲问题。《贫穷的设计师》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关键话题，1994年以后，南非去工业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从莫列齐·姆贝基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对南非的挤压，就是个因素，虽然这个话题他没深入展开。《非洲国》作者在非洲呆了15年，他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的人物、事件、地点，岁数大一点的人耳熟能详，但对我们来说，是太久远以前的符号，对这些符号构成的故事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看法。但这本书对你的看法构成强烈冲击和震动甚至是粉碎。关于非洲独立的故事，独立之后的故事，殖民时代的故事，他的讲法与我们曾经接受的，完全不同。我们要了解非洲，这样的书不能不读。
　　第三部分 TOP20
　　很抱歉，我不能详细讲这个部分，按照实现约定的时间，已超时太多，我就罗列一下，有机会再详细说说。
　　十部原创作品（排名不分先后）：
　　1.《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作者高全喜。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前人未发之覆，从“故纸堆”里挖出“清帝逊位诏书”，论证了它的宪法含义。对中国未来变革方向，有重要启示意义。
　　2.《“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作者应星，是个很年轻的学者，他出过一本《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书是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尝试，它将我们非常熟悉的“气”的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获得突破。
　　3.《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作者汪丁丁。我曾经讲过，汪教授除非不写长篇大论的东西，一旦写了，就会打死人。果然这本书就能打死人，打不死也能打个半死。本书第二章尤其重要。
　　4.《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我们知道，美国制宪会议有一个麦迪逊的详细记录，叫《辩论》，前些年翻译出版。当我看到这本“实录”，大为惊骇，原来，我们的先辈们也就中国的国体、未来的国家建设等重大话题，做过如此认真的辩论。它是我们真贵的遗产，后人不该忘记。
　　5.《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全三册）》——这本书出得比较早，年终盘点时完全被忘掉了，它的重要性到现在大概也只有个别人认识得到。
　　6.《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我们研究别的国家水平通常比较低，不要说和别人对话了。但这本书似乎打破了这个惯例，我认为它不仅可以和土耳其人对话，也可以和西方同题学者对话，对我们未来国家建设有很大启发。
　　7.《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革命》（黄道炫）
　　8.《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这也是年轻人写的，解决了重大问题。大家一直认为自由和权威之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不见面可以，见面就打架。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最后在美国立宪会议和会议之后关于宪法通过的辩论过程中，杰出的思想家兼政治家们给出了问题答案。
　　9.《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这本书很有意思，是一个躲在小黑屋里的学者经年思考的成果。这本书非常理论化，并不易懂。但我相信，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种非常哲学化的思考。
　　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徐贲），这本书引起的注意已经很多了。
　　十大翻译作品（排名不分先后）：
　　1.《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今年受到太多注意，大家都熟悉，我不多讲。
　　2.《马/为什么是对的？》——伊格尔顿是左翼思想家。英国左翼学者跟我们的新左派不一样，他们很少胡扯，胡说八道。虽然我对作者的结论并不赞成，但我很尊敬他的研究。
　　3.《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本书太重要了，我在不只一个场合里奋力推荐，但还是没有获得广泛青睐。传主对普通读者来说有点陌生，在思想界、学术界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果大家读几十万字的东西觉得费时间，好好体会“天才之为责任”这几个字就够了。书中围绕一个意思讲，上帝赋予一些人（可以称这些人为“天才”）某种使命，他就要不顾一切地负起责任来，时时刻刻记着这个使命，真诚地对待这个使命。中国的知识人都该读读这本书。
　　4.《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未来》——作者对西方一万多年以来，为什么多数时间处于领先位置，有非常详尽的论证，我个人觉得有说服力。
　　5.《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原的兴盛治乱，跟北部有密切关系，这也是本书主题。西方对中原和北部游牧民族，从最早的匈奴到后来的蒙古关系的研究，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拉铁摩尔有过专著，费正清也编过类似题目的书。我们自己这方面的研究，最近这些年也越来越多，今年出版的就不止一种。
　　6.《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这本书也被大家忽视了，而且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被忽视了，没人重视这本书。
　　7.《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作者卡根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研究家，曾出版过一本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天堂与实力》，讲欧美关系。
　　8、《非洲国》——作者梅雷迪斯。上面讲过了。
　　9.《法权现象学纲要》——作者科耶夫，一位法籍俄国人，思想与介入实际政治两不误。比这本书名声不差的，是他的《法国国是论纲》。这本书非常重要，读书界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年以来大家都期盼这本书能够被翻译过来，但当这本书真被翻译过来，注意的人却很少。
　　10.《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有些朋友问，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吗？怎么放到思想类图书中？在我看来这本书主要是一本思想作品，但却是以文学方式呈现的。这本书谈的话题对处在当下的中国人太重要，太关键，它教导我们如果保持记忆。这本书的翻译也非常精彩。
　　非常抱歉已经超时甚多，希望有一点时间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从一万多种书中选出20多种。我有一个问题，在美国很知名的安·兰德，她的作品销量据说仅次于《圣经》，国内有一批出版人也在推动她的作品引进，但为什么在国内反响很小？
　　刘苏里：出版商愿意这么大规模出版她的作品，不只是因为重要，还因为能卖。安·兰德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多说她，她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宣扬达到了“极端”程度，很多读者可能因为政治正确不敢过分赞扬她，但可以肯定，她对许多人的思想造成影响。很多人读她，但不能多说她。
　　主持人：就像《君主论》一样，大家都在读，但没有什么人去说。
　　

　　网友2：现在的书店，第三极以及光合作用都面临着一些问题，三联书店也面临一些新情况，对民营书店的经营下一步定位您怎么看，另外有什么发展？另外，网络阅读是否大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在将来会是一个什么关系？谢谢。
　　刘苏里：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所有罗列出的那些案例，包括光合作用的案例，其实都只有个案的意义。我不认为它们具有某种趋势的隐喻，如果非要说代表某种趋势，也只是代表一种存在类型的趋势。换句话说，物理状态的书籍在面临网络阅读大潮冲击下，可能是一种更脆弱或更容易受到打击的事物。今天的纸质图书（媒介），我个人预测在未来七、八年将开启一个迅速消失的进程，最后留下15%左右。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一部分人以网络阅读为主，一部分人以纸质为主，只是这部分人越来越来少，但不会绝迹，即使这一代人死光了，下一代人还会记忆起阅读传统读书籍的喜悦。
　　网友3：有关文革类的读书，您估计在什么时候可以有大量的出版并可以看到？
　　刘苏里：有关文革的书，今年还真出了一些。刚刚出版了一本《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下册），作者萧冬连。我认为，对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的回答，要远远重要于对文革过程的研究。还有一本是关于文革时期上海日常生活的书，叫《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关于文革的研究或者文革研究的出版物，现在管得还比较死，审查得比较严，但也不能说一点缝隙都没有，回忆的作品也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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