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黄万里！！----》管季超今年暑期将着手撰写批判近年目睹之孝南教育怪现状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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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黄万里丁东 http://dingdong1951.blog.sohu.com/152974048.html 近日央视开始播放电视连续剧《黄炎培》。黄炎培不应当被历史遗忘，他的儿子黄万里更不应当被历史遗忘。 黄万里这一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早在1932年，他就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成为桥梁工程师，参加江山铁桥建议。当时，长江、黄河连发水患，数十万生灵葬身于洪水之中，在父亲黄炎培支持下，他放弃工程师职位，负笈美国，改学水利，1937年获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毕生献给了中国的水利事业。黄先生的工程实绩和学术思想，不是我这个外行几句话能够概括的。但他与三门峡水库的关系，却体现了一种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精神。 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以后，中央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本来看法并不一致，但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厦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这真应了那句古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 当时，黄万里先是挨批，又被罚做清洁工、下放务农。他对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没有后悔。他说：“父亲有句名言，‘中国有历史以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让我一辈子为服务。我谨记着父亲的教诲，我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所以我不能看着要祸及农民不说话。”只有遗憾：“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直到90年代，三峡工程上马，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央发出诤谏。力陈三峡工程不可行的科学依据。张承甫、鲍慧荪两位老人曾有七律概括黄老的一生：“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 为《老照片》组稿，我有幸和赵诚、冯克力、张杰一起到清华拜访黄老，听他回忆平生。后来还曾建议黄老与赵诚合作口述史。黄老说，他还想写自传。当时他精力很好。谈了两个小时，毫无倦意。不想突然一病不起，驾鹤西去。 如今中国人知道黄炎培先生名字的还比较多，知道黄万里先生名字的却很少。但我以为，中华民族实在应当记住黄万里的名字，永远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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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是一本怎样被念歪的经

魏忠  邝红军

　从2005年开始杜朗口中学创造了一个连续7年的神话：

　　学生当演员、学校收门票，全国各地的教师当听众

　　如果不是因为杜朗口中学，哪怕是中学地理老师，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山东省茌平县；同样，如果不是因为这所学校，也不会给位于聊城西面并不富裕的茌平县的正泰东方大酒店些年这么好的客源；如果打开这个酒店的某推广网页，你会看到这个酒店最大的宣传口号就是：“参观杜朗口中学，入住四星水准宾馆”。有理由相信，这个中学毫不逊色于一个4A级景区的号召力：学校参观门票从最初50元涨到2012年 的160元，还不包含资料费，高峰时期，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高达有数百人。

　　在教育政绩的取向之下，拔高或者提升某种教育模式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之下，此种现象尤其显著。这些年，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诟病，渴望见到既不用付出多大代价，又能快速提高升学率，还可能让孩子快乐学习的模式。杜朗口模式就“应景而生”了。包装漂亮一点，宣传大力一点，一旦变成神话，大量的学习和复制就可能展开，财源和收入就可以预期了。一些宣传和介绍杜朗口模式的文章堆砌了大量的术语，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和排比句。在科学研究和教育学术领域，大量出现形容词和排比句，就难免遭致警觉甚至反感，国外的这类文章几乎没有这样写的。

　　凡是有神话的地方就可能充满愚昧和欺骗。神话越大，愚昧越强，欺骗越甚。早先的“黄冈模式”，后来的“衡水模式”，无论包装得如何巧妙，都没能掩盖摧残学生从而提高升学率的本质。孩子读高三时自杀，其父母直到现在还在为了弥补创伤和缺憾，坚持不懈地努力做试管婴儿，这样的悲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郑州二中的王瑞校长说：“与其办这样两所学校，不如办两所监狱。”著名作家周国平说：“我认识一个中学校长，他任职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他这个学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多了，考上北师大的算差的。怎么做到的？全封闭管理，两周休息一天。在应试体制下，不这样做，他的学校就会出局。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周老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将来是要受历史的审判的。”早些年的少年班一哄而上，确实出现过不少少年提前所谓“学习成功”的例子，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可是，神话的背后是什么呢？一个孩子提前一年上学，平均下来，家长必须放弃两年的工作时间，这哪有什么神话可言？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这是教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怎么认识“教育效率”，也就也了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胎教、早教、少年班、高效课堂、“抬头率”管理，都是试图延长孩子的学习时间或者压缩孩子的成长期来达到“效率”目标。在基础教育的12年里，如何学得比别人多，学得比别人快，在45分钟的堂课里，如何学得比别人效率高，就成了学校和教师的重要目标。美国20世纪中前叶，也有教育的“效率崇拜”，那时教育领域跟管理学的“泰勒原理”的追求有着相同的背景和取向。即便像当时的美国那样讲究“科学性”，其实践及其效应都很成问题，今日中国的“高效课堂”的追求，却可能偏离科学而只强化时间的效率，“补课”和“课外辅导”的盛行便见怪不怪了。王瑞校长说：“我从教这么多年，发现在应试环境下，应试成绩好的答案是，学生智力中上，愿意配合应试，比别人学得多，比别人学得早，除此别无办法。”是否真的没有办法？假如杜朗口中学找到了办法，那不是很令人期待吗？

　　来看一下杜朗口中学的办法是什么。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学生自主学习、三面布置黑板、探究学习、老师不讲学生讲、学生随便不拘一格、上课时甚至随意走动、教育超市、把课堂拆分成大约十分钟的若干部分，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网友用考察和证据指出“高效课堂”模式造假和造神，这种质疑甚至使得杜朗口中学改革的某些合理的东西也一并被忽略或否定。

　　在全球范围内，诸如“自主学习”、“探究学习”、“三面黑板”和“随意走动”等，并不是杜朗口中学的首创和发明。例如，从1999年开始，印度裔英国教育学家苏迦特便进行了一项长达10多年的实验，他以“墙上的电脑”资助边远地区的学习。实验表明，学生的学习是一种自组织行动，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和实践。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环境艺术学家亚历山大非常强调学习环境的变化，在《建筑模式语言》一书中，他说：“课堂就如市场，来者不拒，学生可以随时出入，小便以后不回来。”显然，比杜朗口模式还出格。早在19世纪中叶，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朗克教授便采用“研讨班”（Seminar，西明纳尔制）组织教学，极其活跃和成功。至于每十分钟一段，这种是目前在线课程的主流模式（微课程），可汗教育和UDICITY就是这样做的；学生为主讨论和解题，我们分明看到了王则柯教授写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的影子。国际教育改革的各种成果，从小学得到大学的，从贫民的到精英的，如“超市搬地”体现在杜朗口这个乡镇中学身上，背后的“经”并不简单，也不是杜朗口自己发明的 “瞎折腾”，那么杜朗口中学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经到底哪里念歪了呢？

　　与中国相似，印度的教育也极不均衡。1999年，英国纽卡斯特大学的教育学专家苏迦特在一项基金的支持下来到了印度的偏远山村。他的教育实验有很多做法和杜朗口中学相似，然而，仔细对比起来，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首先，不同于“杜朗口神化话”发端于一个教育报的记者的研究成果，印度实验的实践者本人就是教师，本身是教育研究者和大学教授，其实验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苏迦特不仅是英国教授，还在美国知名大学进行长期研究访问；其次，苏迦特的实验针对的是互联网环境下的学习变化，他研究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生活水平之下互联网对于学习行为的支撑作用，他的实验并是不为“应试”，具有充分的技术条件和探究性；三是苏迦特的实验具有严格的验证性，他为实验装了很多摄像头，记录和考察学生的行为，然后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比较，并找出学生自组织学习的条件和过程要素；更重要的是，苏迦特充分考虑到了实验的“无关变量”，对教育过程基本做到“无干扰”，既不影响原本的教育流程，更没有参观学习者的侵扰；最后，苏迦特的教育实验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推广，而是为了找到在互联网学习中的行为规律，为互联网自组织学习设计提供依据。苏迦特的后期实验在英国和意大利进行，他把印度的经验和一般规律应用于网络学习中。

　　古今中外，在教育效率的问题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不过，早期的教育思想者关心的问题与现当代的教育学者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偏重。“学什么”和“怎么学”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教育，“怎么学”的问题是考虑的重点，“学什么”并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加上印刷术的广泛使用，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怎么学”的问题逐渐让位于“学什么”的问题，后者成了研究的重点。

　　梳理中国教育的源与流，对比苏联教育与美国教育，对于我们分析“高效课堂”或许会有帮助。受苏联的影响，“学什么”的问题由国家和中央计划者决定，因此，苏联和中国的教师更多地只能在“怎么学”的问题上作有限的发挥。中国的制度包括中考和高考制度，也基本上规定了在“学什么”的问题上，教师没有多少操作的权力和空间，因而，琳琅满目的各种教育实验和改革，大多只在“怎么学”的问题上下功夫，凸出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的探索和运用。就此而言，“杜朗口模式”和 “高效课堂”也不例外。

　　美国的理论和实践则刚好相反：都实行分权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即便是“普通教师”，也共享着较多的教育权力，包括选择“教什么”的权力。所以，美国的 “课程论”非常发达，教育理念精彩纷呈，教材市场十分活跃。美国没有强大的教育部。即便是全国性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也只能在语言和数学上评估简单的东西，因此，课程的弹性化和多样化成为美国教育的显著特征。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几乎是无法像中国的高考那样准备的，各州和各校的教材以及课程非常复杂。有的高中毕业时，学的数学还极其简单，有的高中毕业时，却把微积分都学完了。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通过评估来追求教育效率，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2012年美国教育最关注的13件事情，中间有3件和教育评估相关。在田纳西州一个教育评估的试点中，教育评估也只用在帮助落后教师的改进上，而不是评估先进。教育学者查有梁研究美国和中国最近十年的教育改革，有三个结论很值得重视：

　　“自上而下行政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育体系，使得所有学生都不会掉队，不可能。”

　　“自上而下行政地推行一种课程理念和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不可能。”

　　“自下而上经验地建构一种最好的教学方法，使得所有学生都达到优良，不可能。”

　　为了解释上述理由，查先生用了一个例子，2010年，来自上海的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中拿下了数学与科学的最高分，而美国学生却正好居于中游水平，但恰恰上海是不同于国内其它省市，独立制定课程标准的地区。如果教育仅仅是考试成绩，那么无疑有些成果是非常突出的：新东方的英语培训、李阳的疯狂英语、衡水中学的高考状元……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种表面的效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中国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有一次一个关键的翻译错误，让领导人指示要做一本新的《英美法大辞典》，然而，受应试教育和标准化考试束缚的年轻一代，却编不出这样一本新辞典。最后是一批平均年龄80岁左右的东吴大学法学院老校友们合著完成了这部词典。60年前的英语培训不过只有几年，怎么会有如此的功底？有人引述当时的英语学习情况道出了秘密：“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答案是：“只有通过３年的学习，才能够体会莎士比亚语言的魅力啊”。经过１３年的在校英语学习，托福考满分的人，能够体会莎士比亚的美吗？

　　仅学习三年英语,如果让民国的这帮才子考今天托福照样不灵,他们也许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歌最大动力是吸引异性。朱生豪32岁去世前翻译了今天广为流传的31部莎士比亚的戏剧。

　　让我们再从课程理论的角度来看高效课堂吧。大致说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课程理念和模式：一种是目标预设的模式，或者叫“泰勒模式”，它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熟悉的，在这种模式之下，所谓的“教学效率”，就是单位时间里实现预设课程目标的程度，花的时间越少，达成目标的程度越高，效率也就越大。另一种模式，其实是没有模式，或者可以称作“目标游离模式”。课堂效率这一概念，与第一种课程模式关系更直接更紧密。就目标模式来说，要看目标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其着眼点在哪里。还有就是设定的目标否可行。举例来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加涅把人的智慧技能分为五种，达成每一种智慧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写的书的书名就叫《学习的条件》，后来又出版了《学习的条件与教学论》。这是教育科学化的一种追求。讲学习效率，就不能不考虑科学及科学成果表明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假如“高效课堂”或别的什么课堂只讲求效率，而脱离这些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科学成果来搞，就容易出问题，达不成目标，也不可能有什么效率，还可能把学生搞残搞废。

　　“高效课堂”的操持者可能带来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人的成长和教育的复杂性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窄。这种被窄化的目标和通道如果恰好又是众多学子参与竞争胜出或被淘汰的唯一标准，结果就只可能是悲剧：一方面制造众多的升学方面的失败者，另一方面，即便升学成功的人，也成了机体、心理、和学习能力不正常的人，同样是教育的牺牲品和失败者。

　　实际上，有效的培训，应该是以教师的自主学习为基础的，而不只是听听什么讲座或者报告就行的。一个自主学习习惯和能力比较好的老师，他平时就会坚持阅读、思考、写作和实践性反思。如果他的学习目标、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是自己决定的，一些外在的规则和规范不过是他决策的参照点，他参加培训或者听报告就会更积极主动，收获也会更大一些。像罗伯特·加涅那样思考，你要学生具有何种智慧，你就要考虑“学习的条件”。这样的老师把学习当作是探索的过程，在他那里，学习就是探索，学习就是发现。这样的“会学习”的老师还会把学习的方法传授给学生。然而，当听什么时候听报告，听什么人的报告，在哪里听报告等都被由外在的力量比如教育行政官员决定并且整齐划一时，教师的积极性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就会被伤害和破坏。

　　在教育经济学里，有“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争辩。前者认为学校的作用是把人按不同的标准区分和筛选出来，这些被区分和筛选的人与工作岗位匹配；后者则强调教育对于提高人的健康、知识、技能、创造力等方面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要上学？按照筛选理论来说，你到学校受教育，目标就是升级，把别人筛选下去，把自己提拔上去，“学而优则仕”。怎么判定你“学优”呢？你上了重点中学，211工程重点大学，有了这些身份和标签，似乎你就“优”了。在人力资本理论之下说，你上学是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能力的提升。

　　美国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仅以没有考上某著名大学的人和考上这个大学的人，根据其分数的微小差距，看“进入社会”之后在事业和收入上会相差多少倍，似乎能证明上名牌大学的教育重要性。有趣的是，那些考上了这所名牌大学却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正式上这所大学学习的人，其成就是上了这所大学的人的两倍。这似乎证明教育的筛选确实有效，也证明在一般情况下，人的心理因素的作用更大。让我们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假如有50个弱智的孩子去争取特殊学校的25个名额，其中，智商排前24名的孩子因为某些原因没能进到学校接受教育，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情形呢？一个合理的猜想是，那25个“最笨”的孩子，由于受到了教育而能够自食其力，而那24名智商更高的孩子，很可能笨到还不会自己独立自主地进食。教育对于弱者和能力低下的学生所起的作用更大。

　　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尽管受到很大争议，但是，它充分考虑到了教育的“可为”和“不可为”，所有的评估都只针对不及格的学生才排名，学校工作的重点是“差生”，而不是优秀学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及其评估，恰好相反，为了升学率，为了“重点率”，有限的资源和和关怀都过多地倾注在“优生” 上。

　　有效的学习是情境化的，是启发式的。在封闭、单调、僵化的学校环境中，因为缺乏有效学习赖以依托的情境，缺乏启发式的教学，这样的学校教育就只可能是一批批地制造学习上的失败者。“会者不必教，不会者难教”，看来，教育的确是一个难题。教育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因此可以说，教育是“教育者的难题”。正视这个难题，破解这个难题，一直是教育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从上述“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二分的框架来看“高效课堂”及其追求，令人担心的是，所谓的“高效”及其课堂，极有可能变得不过是对“学而优则仕”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学校的目标就是学生“步步高”的升迁，学生的健康和自我完善并不是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学校和教师追求的不是学生的发展和自己的专业成长，而是“上等级”：教师争恐后地要变成“骨干教师”、“模范教师”、“特级教师”；学校要想方设法地变成“重点学校”、“等级学校”、“示范学校”。学校和教师都“异化”了，本末倒置。

　　美国，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教师的自主性都是很强。教育是复杂的，没有标准答案的。它不可能短期见效，也不应该只追求“效率”目标，或者让“高效”的追求遮蔽其它的可能性，急功近利不是教育的应有状态。

　　（本文还是与华南师范大学附小吴向东老师多次讨论的结果，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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