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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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

    作者:徐贲     

  
　　在互联网的时代，公民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校的课堂或纸媒的报刊了。网络正在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互联网公民教育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利、迅速而不断更新的充足信息、多种多样的教育和参与项目，以及为网民提供的互动机会。从事公民教育的网站往往与新闻网站不同，它们有专门的宗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纸媒文字思考和讨论的传统，也承担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后续职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小学逐渐普及，成为公民教育的大学。十九世纪工业化时代，中学开始普及，也代替小学成为公民教育的大学。如今，互联网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手段和方式，可以说，互联网也正在成为公民教育的大学。

　　然而，互联网不可能代替学校，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也不能代替学校里的公民教育。杜威把教育分成偶然的（非正式）和有意的（正式）两种，它们是有区别的。公民教育可以是非正式的，是在“和别人共同生活中得到的教育”；它也可以是正式的，是在学校里接受的。非正式的教育是偶然发生的，它有身历其境的好处，能将“知识用来应付迫切的日常事务，所以具有深刻的意义”。正式教育的好处是比较系统，但“容易变得脱离现实和呆板”。教育要有切实成效，“就是要在非正式的与正式的，偶然和有意的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找到保持恰当平衡的办法”。（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46-148页。）互联网的公民教育不是要代替学校的公民教育，而是要在生活中偶然的公民教育和学校里有意的公民教育之间建立一种恰当平衡的可能。

　　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大增加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和信息量，但是，速度和信息量并不等于信息的质量，更不等于信息就能提高公民参与的素质与能力。以当前的情况来看，网络存在严重弊端，充斥着大量不可靠的信息，娱乐代替了求知，成为阅读的时尚，甚至根本令许多读者失去了阅读的兴趣，既没有耐心去细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能力去察辩事理的是非对错。这样的民众不可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的，有知识，有根据的判断。从博客到微博，信息越来越多，但字数越来越少，内容越来越贫乏。网络上充满了浮躁与不安，蔓延到现实社会中，扭曲着人们的认识方式和公共行为。

　　相比之下，网络上的公民教育则呈现出严肃、认真、深入的思考方式，然而，公民教育的网站并不是专家、学者发表高见的地方。网络上的公民教育是面对普通民众的，其任务不是提供关于民主或公民的学术研究知识，而是起到公民社会中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育作用，让尽量多的人有机会获得与公民权利、责任、参与技能和机会有关的实用性知识。这类网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普通民众变成民主学识的渊博人士，而是帮助他们成为能够胜任民主政治的精明的公民。

　　学做精明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坚持公民自我治理和公民能力自我优化原则，并努力具备与之一致的知识与素质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有效地进行民主参与，真正成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诞生和存在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一种生活方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开端时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长环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种新型公民。

　　在当今世界里，特别需要“精明的公民”的是一些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许多在那里身为“国民”的公民还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公民教育，更没有机会在民主的历史传统、社会规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从小潜移默化地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他们要成为“精明的公民”，特别需要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包括自由的公民言论、公共新闻、民主知识的传播、历史真相的公开和澄清。有了这样的求知基础和条件，公民才能争取提高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机会。

　　而且，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的不仅是参与，而且是在知情条件下参与。知情的公民是积极获取、研究、消化信息，并用它来为增进社会共同福祉而进行参与的公民。不知情的参与不仅没有质量，而且还可能被专制权力蛊惑、操纵和利用，成为非理性的，暴力盲从的群众运动。在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有见识的公民对此有特别深切的认识。21世纪初的智利便是一个例子。智利在经过了皮诺切特·乌加特的军事独裁和恐怖统治之后，艰难地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时候，大多数的智利人都还缺乏如何进行民主参与的启蒙。2009年12月，在智利出现了一个叫“精明公民基金会”（Fundación CiudadanoInteligente，英文名Smart Citizen Foundation，网站：http://www.ciudadanointeligente.org/)的组织，这正是智利在为即将来临的民主选举积极准备的一年。“精明公民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公民组织，总部设立在首都圣地亚哥。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与扩散有关民主政治的信息，推动知情的公民行动（informedcitizen action），监督政府为其行为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同时进行好几种与民主公民政治有关的活动，包括“精明地投票”（Vota Inteligente, Vote Smartly），对公共信息的“精明地获得”（AccesoInteligente, Smart Access）。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是缩小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别、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和控制、提高政府权力的公开化和透明度、鼓励公民们进行知情的独立思考并积极参与、帮助公民们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保护公众利益不受少数权贵阶层的侵犯。成为精明的公民，公民们因知情而变得精明、能干、积极参与，这符合智利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世共识的民主潮流和人权价值标准。“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和以此为原则的种种活动都很快获得了智利国内和国际间的认可和赞赏。

　　在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也有一个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组织（网站：http://www.smartcitizens.org/news/7/Kenya_Ni_Wajibu_Wangu）。肯尼亚是非洲一个政治比较稳定，民主制度比较有共识的国家。1890年，英、德瓜分东非，肯尼亚被划归英国，英政府于1895年宣布肯为其“东非保护地”，1920年改为其殖民地。1960年3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简称“肯盟”）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成立。1962年2月伦敦制宪会议决定由上述两党组成联合政府。1963年5月肯举行大选，肯盟获胜。同年6月1日成立自治政府，12月12日宣告独立。

　　独立以来，肯盟长期一党执政，1991年12月肯尼亚改行多党制后，肯盟又连获1992年和1997年两次多党选举胜利。2002年12月，由14个反对党组成的全国彩虹同盟（简称“全盟”）在第三次多党选举中击败肯盟上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是一种民主的转变，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一党制统治下，肯尼亚人很少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机会。“精明的公民”这个公民组织便成为肯尼亚人为民主政治努力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象征。这个组织在“自我介绍”中说，“精明的公民”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旨在推动肯尼亚和整个非洲的改革。……为了让所有阶层的公民能够享有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资源，必须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如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听天由命和麻痹冷漠，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不可能发生。公民们站起来，承担自由参与治理的时刻已经来到。”

　　肯尼亚“精明的公民”组织的宗旨主要也是有关公共信息的，“创造和创地新收集、核对、传播客观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公民们以一种知情的、非暴力的积极方式参与到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治理程序中去。”这个组织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四点“核心价值”：一、创新，增强符合肯尼亚国情的解决问题能力；二、正直，言行一致；三、知识，掌握客观信息；四、参与，了解协同行动的益处。它在网站上写道，“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成千上万的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形成的压力，想象一下它的威力吧。……做一个精明的公民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争取客观的信息，了解真情，为争取进步发展而积极行动。”面对这样的任务人民没有别的选择，“选择当精明的公民吧！”

　　知情权是公民的知的权利， 包括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权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领域（公法和私法）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政府对公民思想、结社、知识传播是否拥有合法控制权力的概念。没有知情权便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徒有其名的“公民”被强制分割为相互孤立的，不能相互联系的散沙个体和群氓。正如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这样的民众“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粘合起来”。（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这样的群氓没有办法结合成为有机的公民群体，这样的个体也没有办法成为精明而有效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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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明的公民” 与“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智利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识和素养的公民有一个历史更悠久，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号：“受过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奥巴马来访中国时，在给《南方周末》及其读者的题辞中写道，“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过教育”（因有知识而聪明和精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论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建国时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麻萨诸塞州宪法中就这么写道，“与德性一样，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的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知情的公民是唯一靠得住的民意储藏”。19、20世纪，随着新闻、传媒、各种知识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不断增强，知情权已经强化为公民的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公民自己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政府也没有权力限制或剥夺他的这项权利。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普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基石。智利和肯尼亚的那些有见识的公民不仅要捍卫这个权利，而且还把知情确立为他们民主参与的首要条件和任务。

　　优秀的民主离不开素质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奥巴马所说，“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An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government），这也令人想起杰弗逊的另一句名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a vital requisite forour survival as a free people）。奥巴马和杰弗逊之间隔着200多年，但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传统，对公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强调却是一如既往地传承下来。杰弗逊和奥巴马所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并不是指那些仅仅拥有学历和文凭的人们，而是指那些懂得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有效发挥参与能力的“精明的公民”。

　　杰弗逊是一位以强调民主公民教育著称的总统。他把公民教育确定为“公民的政治教育”。这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民众启蒙”：第一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让他们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政府滥用权力的野心是人民的自然权利经常遭受的威胁。

　　所以，民众获取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便成为必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让民众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有知识的警觉，也就是成为精明的公民。与许多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不同，杰斐逊认为，民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对政府保持警觉，因此必须向民众提供启蒙教育，公民的政治精明不是天生的“智商”所致，也不存在于他们的文化基因（具有某国特色）之中。它完全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果，精明的公民因此必须是“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美国的“受过教育的公民”相比，智利和肯尼亚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含义。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政治、社会制度、公民社会文化，学校公民教育也为美国人成长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相比，智利和肯尼亚的制度教育条件就要逊色得多。在这些国家里，精明的公民更有必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变得聪明的人。学做精明的公民因此也成为更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事情。

　　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和信息

　　尽管美国有着长期稳定的民主传统，民主的公民教育仍然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的网络公民教育并不是要替代学校的公民教育，而是在不同学校，不同州的公民教育之间建立一个交流、参考、相互学习的公共平台。“公民教育中心”（The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网址：http://www.civiced.org/index.php）便是一个例子。这个中心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全与互联网有关。1964年加大洛杉矶分校设立了一个跨学科的“公民教育委员会”，其宗旨是推动大学前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公民教育。

　　1969年，该委员会受加州律师公会（State Bar of California）委托，着手制定一个全加州范围内的公民教育课程，称作为“自由社会中的法律”，着重于向学生介绍宪政民主的基本概念，如正义（公正）、权威、隐私、责任。这个学习跨度超过12年的公民教育计划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Humanities）资助的。1981年，公民教育中心成为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的独立组织，但仍附属于加州律师公会。它的总部设在加州的卡拉巴撒市（Calabasas），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也设有办公室。自1969年创立以来，美国的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运用过这个中心的公民教育材料。

　　公民教育中心的宗旨是: “致力于公民坚持民主的原则，积极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而推动启蒙和有责任的公民精神。”它的工作着重在与法治有关的公民和公民素质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教育有交换计划。公民教育内容包括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在联邦、州和地方这三个层次上的政治传统和制度、公民参与、公民权利与责任。

　　公民教育中心采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方式，将杰弗逊的一句名言定为自己的目标：“把社会的最高权力存放在人民自己那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安全的。如果我们觉得人民在谨慎控制权力方面还不够有知识，那么补救的办法是，给他们知识，而不是把权力从他们那里夺去。”该公民教育中心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有三个现实的目标：1. 不断增强对美国宪政民主及其基本原则、价值的认识。2. 提高作为有效和负责任的公民参与的技能。3.服从决策和解决冲突的民主程序。

　　公民教育中心的内容非常丰富、实际、有趣，方式也与时俱进。它形成的正是杜威所期待的那种在非正式的与正式的，偶然和有意的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找到平衡的教育方式。它生动而不呆板，联系现实而不只是书本知识。例如，打开它的网页，就能看到一个每日更新的民主知识小测验。例如，2102年8月20日的测验题是“下列选择中哪一个是民主制度中的共好所必不可少的”，四项选择分别为，1、个人的基本权利；2、国家变得更伟大；3、令人激动的爱国歌曲；4、所有公民的绝对经济平等。这样的小测验就像猜谜语和脑筋急转弯，对青少年有知识和智性上的挑战，符合他们的学习心理。它也照顾到视觉传媒时代青少年“注意力”（attentionspan）不足的特征，每次只有一题。它不以善小而不为，而是聚沙成塔，持之以恒。它完全不同于那种政治应试教育的强记硬背，临时抱佛脚。突击性的知识填塞看上去量大，但考试以后就算不忘个精光，也都抛到了脑后。相比之下，每天一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做一题明白一个道理，哪一天做都可以，其实是个讲究实效的教育方法。

　　公民教育中心的内容还照顾到青少年所喜欢使用的娱乐和交际电子产品。例如，现在的学生几乎人人都使用ipod（大容量MP3播放器），公民教育中心的网页上有一个叫“60秒公民学”（60 Second Civics）的音频节目（称作为podcast，“pod 播送”）节目，可以在电脑上收听，也可以下载到ipod上。每次都是一篇只有1分钟时间的小文章，向听众介绍一些关于政府、宪法、历史的信息和知识。每天这个节目的内容与民主知识小测验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答对了小测验，得到的回答是，“棒极了，你答对了！”如果答错了，回答是，“对不起，你没答对。请听一下'pod播送'，并再做一次。” pod 播送是为了帮助答题者能够有理解地答题，而不是猜对答案。

　　“60秒公民学”的宗旨是，“探讨与公民学和政府，媒体重大事件背后的宪政议题、改变我们国家历史和政府的人物和观念等等有关的问题，由公民教育中心制作，内容主要来自本中心的民主课程，包括'我们人民：公民与宪法'，'公民项目'、'民主基础'和'民主面面观'”。音频和答题节目充分利用的是互联网的传播和互动功能，但是，公民咨询和公民学却是延续了美国200多年的民主教育传统。早在1788年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就说过，“全民政府却没有普及的资讯，或者未有获取普及资讯的方法，则不过只是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甚或两者皆是。”1826年杰弗逊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公民学，他说，公民学的第一要义和“指北星”是，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

　　公民教育中心网站的互联网传媒还为学校的活动提供交流和示范的平台，这类活动还从社会上邀请来专家和有关人员参与评定和褒奖。例如，2012年7月24日，罗得岛州的一位名叫葛玛（James Gemma）的教师，他的五年级班学生们获得了“公民项目”的“全国示范”（National Showcase）奖。这些学生们花 了8个星期进行了一项关于二手烟的调查，并提出了一个在有未成年人的车内吸烟处罚的提案。许多医学界和政界的来宾访问了这个班并教学生们有关二手烟的知识和如何提出法律提案。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专门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到如何把知识运用到公共事务中去，并在法治的框架中采取行动，影响他人。这项研究被评定为“杰出”，是公民项目最不容易获得的高等评定。代表罗德岛的美国众议员汉迪（ArtHandy）还亲自为教师葛玛颁发了奖励证书。

　　公民教育当然不只是在小、中学里才需要，成年公民同样需要有继续接受公民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不是由什么知识或政府人士代替公民形成关于具体公共事务的想法，而是为他们提供独立思考，自由、理性判断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信息。这样的信息必须是公开、透明，而不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宣传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 Center，网址http://pewresearch.org/）。这是一个非营利，非党派的独立信息中心，2004年成为独立组织，附属于皮尤慈善基金，主要由该基金资助。皮尤中心的定位是为民主公民服务的“事实库”（facttank），而不是为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服务的“智库”（thinktank）。它的宗旨是“提供关于影响美国和世界的事件、态度和趋势的信息”。这个中心尤其以民意调查、人口研究、媒体内容分析和其他实证社会研究著称，提供客观结果和数据，但不对政策问题作是非评价，也不发表可能左右读者观点的评论文章。

　　皮尤研究中心本身是一个无倾向性（non-advocacy）的机构，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既资助无倾向性项目，也资助倡议性项目。该中心的工作所致力的研究项目包括，优秀新闻、互联网和美国生活新闻、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西班牙语族裔中心、全球民调、社会与人口趋势。皮尤研究中心网页提供的材料非常翔实、客观、及时，经常被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的各类学者、新闻记者和决策者引用，也是公民政治所需要的档次较高的资料信息来源。

　　结语

　　优秀的社会和良好的政治都需要高素质的，积极参与的公民。公民光有高素质而不积极参与，仍然不可能有好的公共政治，美国作家和评论家乔治·吉恩·内森（George JeanNathan）上个世纪初的一句名言“坏官员是不投票的好公民选出来的”常被今天的美国人换成这样的说法，“坏政客是不投票的好人民保送到华盛顿去的”。内森所说的“好公民”不等于有效的公民，有效的公民是精明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们是康德所说的那种由启蒙而变成熟的公民，而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公民尽可能快地变得成熟起来。康德说，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的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我们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但启蒙可以改变这种状态。这个启蒙是发生在公民社会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是公民的自我启蒙，而不是什么圣人领袖对民众的启蒙。

　　民众因为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信息而愚昧，因为缺乏启蒙而麻木，因为价值不明而迷茫，因为信仰匮乏而迷信。这些都是群众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的特征。一方面，互联网公民教育是公民社会自我优化，帮助公民变聪明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聪明的公民积极利用网络技术，通过自我教育来获取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他们因为摆脱了政治愚昧而变得聪明和精明起来。政治上的精明使得他们了解民主的价值观是什么，懂得什么是政府、为什么政府是必须的、为什么限制政府的权力是必须的、如何才能限制政府的权力等等。政治上的精明也使得他们不那么容易被权力操纵，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或被愚弄。他们能够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判断，不会像群众社会中的群氓那样，轻易就相信蛊惑家们的动听言辞和信仰表白，或是对领袖的魅力或魔力充满迷恋、敬畏和奴性。他们会自己选择值得认同和忠诚的对象，拒绝向那些自称是代表他们的政客无条件地献上自己的奉承和效忠。无论是学校里，还是互联网上，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具有这种素质与能力的广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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