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名字，可說是人和動物的區別的一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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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名字，一個人有一個區別於他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作為一個符號是我的代稱，而不是代表你，代表他，也不代表我以外的任何人，這便使一個名字有了個性化的色彩那麼，人從動物進化而來，人有名字，也可說是人和動物的區別的一個標誌。原始時代，人處在從動物到人的進化階段，直到直立行走，人從動物中“走”出來，在他們的群居時代，也曾經是沒有名字的，人名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隨著原始社會人類生活的進步，人們需要有相互的交流，需要有勞作、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分配，於是需要有相互識別的稱謂，當文字產生以後，用不同的文字作為代稱這是自然的社會發展的進程。   

       什麼是名字，人名是怎麼產生的？東漢時的許慎在他的《說文解字》一書中有他的說法：“ 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這個意思是說，在人類的早期年代，人們本來沒有名字，只是到了晚上，天一黑下來，人們彼此看不見對方，無法相互識別，只好用口來打招呼，相互有了一個什麼稱謂來稱呼特定的人，由此便出現了人的名字。

       這種解釋說明，“名”字本身就是一個會意字，當然也不能排除許慎自己的“望文生義”，這種說法也許並不完全正確，但它也認同人名的來歷、人名的產生是人類生活相互識別的需要。至於許慎說是晚上需要，而白天似乎不需要識別，也許指的是人類更早期時候的事。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這種區別和識別的需要，無論在白天或晚上，是今天的人類不會懷疑的。

       在當代社會中，人名作為一個符號，具有人類個體的個性化意義。當你有了一個特定的名字，它便傳達著一個特定的資訊，這個人是你，而不是別的任何人，這個符號首先把你和別人區別開來，也使別人在人群中識別出特定的你。同樣，這個特定的名字作為一個符號，被人稱呼，它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的簡單代稱，而包括了許多你的本質的東西。比如你的性格、你的職業、你的出身、文化程度、社會地位和思想品格等等。生活中，當你提起一個人，你會想到：“啊，他是一個博士生，學電腦的，那小子長得很帥，但脾氣太暴躁，經營網站很有一手，可怎麼就對老婆愛瞪眼睛發脾氣呢？”這個名字便與他的這些個人特色緊密地聯繫著出現在你的腦海裏可見一個名字就不僅是一個個體生命，而且是一個特定的個性特徵的代號和象徵。正如說陳景潤，我們知道他是我們中國一個證明艱深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家；說拿破崙，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小個子的法蘭西大軍事家；說戴笠，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國民黨統治時期“軍統”大特務；說胡長清，我們知道他是原江西省副省長、一個因索賄受賄而被槍斃的大腐敗分子。一個人的名字，在自我的認定性中，在社會的認定性中，跟許多事物的名字相區別，又是同個體特性與社會特性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在當代社會中，人名作為一個符號，因為其社會性，同時就又具有其法律意義。一個人的名字，經公安機關登記，有你的戶籍、國籍，你是特定國家的公民和特定社區的居民，同時你的名字成為你的人身內容的一部分，你的名字代表著你所有的權利，包括你的公民權、名譽權等，不容許任何人侵犯、禁止他人盜用、假冒，它證實著、肯定著你這特定個體的尊嚴。當然，同時你的名字也代表著你的義務，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你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你是某個學校的學生或某個職業的從業人員，你必須遵守學校的教學秩序或從事某種職業的法規政策等等。否則，你將為社會所不齒，你的名字和你的個體生命就會一起遭到人們的唾棄。

       名字負載著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

      一個人的名字，既是個體生命的代稱，又是個體的個性特徵和社會特徵的象徵。反過來說，一個人的名字必然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因為人都是社會的，文字既然是屬於社會，借助於文字的人的名字，它的意義的好壞，就必然與社會文化的影響分不開。一定時期的社會和一定民族的社會，都有屬於它的特定文化，人的名字體現出一種與當時社會的文化和當地民族的文化難以隔離的聯繫。首先，從人的命名談起，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行為，中國人的命名體現出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文化。

       一方面，中國人的人名是由姓氏和名字組合在一起的。姓氏是屬於家族的、先天的，只有你的名字是後天的，是你的父母或其他親屬，或你自己為你特定的。從姓氏而言，我們每個人一生下來一般從父姓，當然也有從母姓的，它揭示一種血緣關係、一種家族關係。中國人傳統上注重傳宗接代，家族興旺，希望子孫繁衍、光宗耀祖。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家庭的“香火”傳承，以姓氏繼承的方式，表示家族的血脈相連。

         中國人的姓名不但在姓氏上，而且在為他起的特定的名字上也反映出很強的傳統文化色彩。比如除姓氏外，中國人長期有按“字輩譜”命名的方式。在一些家庭中，至今存在有一本本的家譜、族譜。從這些家譜、族譜中，不但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家族世系繁衍的情況，而且每一代人的人名中都有嚴格的字輩規定，形成序列明晰的字輩譜。例如江西九江某地的吳姓家族字輩譜排列極為明確：“倫常呈瑞家，敦厚作英雄，孝友禎祥集，熙康治理通。書香延祖澤，華耀正興豐，信義胡欽敬，親愛東鹹雍。”這種序列由家族的祖先預先排定，然後一輩一字，世代相傳，任何家族後代不得隨意更改，每一代人起名的時候不但按姓氏，而且按字輩規定的要求來考慮，表達祖祖輩輩對子孫後代的期望。據此，我們中國人，尤其是長年居住海外的華夏子孫更熱中於尋根問祖，他們往往就是依據家族譜和字輩譜來尋找自己的根脈。這種濃厚的宗族觀念和文化特色，表達著人們幾代、甚至數十代之間的血緣親合關係，把人的個體生命延續的意識和家族親緣關係傳承的意識統一起來，保留下去，成為家庭乃至民族堅不可摧的親和力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名字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是很深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講究道德、操行的社會，所謂“三綱五常”，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要求。傳統的中國人的名字多“仁”（如劉仁、高修仁等）、“義”（如盧俊義、蔡義）、“禮”（如周學禮、王恭禮）、“智”（如王智、賀智慧）、“信”（如李信、李信義）等字來起名，類似用“德”字的人名如於謙、龔自珍、張自忠、沈德潛等都體現了中國人的某種道德嚮往和追求，而女人的名字又多含有“貞”、“端”、“惠”、“芳”等屬於“女德”一類的字。中國傳統道德在人名上的反映，體現出中國人的傳統的道德文化心理。

       另外，中國一些老字型大小的商鋪的命名，也很難脫離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北京有悠久歷史的中藥店“同仁堂”，還有如“居仁堂”、“安仁堂”等店鋪名字，一個“仁”字，不同的藥店，反映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藥店經營者心目中的分量。以經營烤鴨為特色的北京著名的飯店“全聚德”，不但在北京開了許多分店，甚至發展到了京外、海外，老字型大小的“全聚德”取“以德聚全，以德取財”的意思，作為一個飯店，信奉道德在經營中的至上作用，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可見一斑。

      其次，中國人起名直接用一些漢語辭彙或者典故作為自己的名字，反映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的又一鮮明特點。

       漢語辭彙，特別是一些典故成語，經過歷史的發展演進，有了廣泛的引申義和豐富的象徵意義，體現出中國語言文字文化的特色。於是中國人，尤其是當代中國人有了一種根據自己的姓氏，或者直用其字，或者諧用其音，借詞意、典意起名的傾向，它使中國人名文化與中國語言文字文化的聯繫更多了一道有趣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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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借用詞語起名：
劉暢（諧音“流暢”) 　劉洋（諧音“留洋”）
姚望（諧音“遙望”) 　潘峰（諧音“攀峰”）
唐正（諧音“堂正”) 　姚遠（諧音“遙遠”）
如直用詞語起名：
高峰、高興、高遠 萬裏、萬千、萬山紅
遠征、遠方、遠近 康泰、康健、康樂
田野、田間、田中禾 成功、成城、成方圓
如精練成語起名：
周而複（周而復始）　華而實（華而不實）
馬識途（老馬識途）　葉知秋（一葉知秋）
黃騰達（飛黃騰達）　鄭清源（正本清源）
冀開來（繼往開來）　邢成思（行成於思）
還有如借用典故起名：
吳三省（出自《荀子‧勸學篇》：“吾日三省我身”）
李德鄰（出自《論語》：“德不孤，必有鄰”）
王朝聞（出自《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
孟浩然（出自《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張中行（出自《論語》：“汪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平！”）
朱自清（出自《楚辭‧卜居》：“寧靜潔正直以自清乎？”）
鄭板橋（出自《楊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
周樹人（出自《管子‧權修》：“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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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文化，是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 由於漢語言文字在表意、象形、諧音、隱喻等方面的廣泛性和深刻性，使得中國人的漢語名字在傳意、抒懷、寄情等方面有了豐富的空間，也使得中國人的名字更多了一些情趣、品位。一個人的名字，往往體現出一種文化修養的高低，寄寓了人們追求的志趣方向。所以中國人的起名頗有學問，中國人起名也就難怪頗愛有講究，頗多想像，頗費周折。

       第三，名字成為表達一定意義的語詞、典故，成為一種文化，又反過來豐富了中國的語言文化。

      一個人起名，借用漢語成語、典故起名，使名字具有了文化內容，而名字作為某個人的特定代稱，隨著社會生活中，這個人名的特定意義的引申，被賦予廣泛的社會文化內涵，因而又具有了一般語詞的廣泛文化意義，這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另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

       走進中國的語言文化寶庫，這種由人名形成的典故或成語幾乎俯拾皆是。比如說“毛遂自薦”，毛遂是春秋戰國時期趙國平原君門下的一個食客，當國家有難時，他挺身而出，自告奮勇地擔當大任，為國分憂。後來“毛遂自薦”便成為一個人名典故，毛遂成為在社會需要時那些能夠自薦勇為、脫穎而出的人的總的代稱。還有如“華佗再世”，華佗是漢朝末年一個著名的神醫，曾發明瞭麻醉治療法，當年由於醫術高超，治癒了很多疑難病症，在歷史上很有名氣，隨著社會的流傳，後來人們把具有高超醫術的人都讚譽為“華佗再世”，華佗的名字也就成為許多有精湛醫術的人的代稱。此類人名典故，對人或褒或貶，在漢語詞典中確實不少，比如“再作馮婦”、“員下阿蒙”、“項莊舞劍”、“柳毅傳書”、“管寧制度”、“蘇武牧羊”、“韓信點兵”、“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慶文不死，魯難來已”……這些人名典故，都是一個人名，一個故事，本來這個特定的故事為特定的這個人所為，後來因為社會的流傳，慢慢地被引申，被賦予社會特定的文化意義，使這個人的名字成為社會上具有此類特性的人的代稱，因而人名作為某個特有的人的代稱，被社會作為一類人的泛稱。

      除了人名成語、人名典故之外，這類人名詞語以各種形式的漢語語詞出現，反映了人名詞語的豐富多彩，如人名俗語有：

      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因為《紅樓夢》中的劉姥姥作為鄉下老嫗，沒見過多少世面，頭一次進了賈府大觀園，鬧出不少笑話，於是此語把劉姥姥這個形象引申為見識很少的那些人的代稱。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此語出於對三國時期蜀國軍師諸葛亮的智慧的肯定，形容很多人在一起，只要善於集思廣益，有了集體的智慧，就能夠有諸葛亮的才智，能成就大事。這裏用集體群眾的力量來作為有智有謀的諸葛亮這個智慧化身的代稱。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呂布的人名和赤兔一起成為人中才俊的代稱。

       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在這裏韓信這個人名，成為那些做什麼事情總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人一種總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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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許多人名歇後語，更直接地表達了由人名引申出來的社會文化意義，如：
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劉備借荊州——只借不還；
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夠不著；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張飛拿耗子——大眼瞪小眼……
      另外，還有好多的名字，或由於其人本身確有的故事，或由於人們的傳說被某種特定的 個性定型，成為具有豐富文化內含的語彙，如：
阿斗：劉備的兒子，三國時蜀漢後主，降魏後樂不思蜀，個性定型為“扶不起的阿斗”，其名也就被用作無能無知的人的代稱。

張飛：三國時蜀漢名將，人稱“猛張飛”，被用作烈性、勇猛一類人的代稱。

蔣幹：《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形象，他勸降周瑜，反中周瑜“反間計”；到曹營獻“連環計”，又致曹軍大敗，所謂“蔣幹獻計”，被指為那些遇什麼事總喜歡自作聰明的一類人的的代稱。

柳下惠：春秋時期魯國的大夫。所謂“柳下惠坐懷不亂”，世傳他不好女色，人們尊稱嚴守道法規範的那些人為“柳下惠”，也是對這些人用柳氏之名代作一種美譽……綜上所述，人名作為一種人的特定稱呼，一個人區別於他人的符號，從一個非常個性化的稱謂成為一個社會化的具有特定文化意義的語彙，它體現了中國語言文化的特色和豐富性。同時從另一個意義上說，人名之所以能有這種文化性的演變，總是與特定人名所代指的特定的人，不論他是歷史中的人，還是文學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不管他是褒是貶，總是與他特定的個性、特定的行為所具有的廣泛社會意義或典型的社會代表性有關。一種美德、一種高尚的品行通過一個人的人名固定在一定的人名文化中，同樣，一個人的人名也能成為一種醜惡、虛假、罪孽的代稱。每個人都想有一個好的名字，一個人總想讓自己的名字能流芳百世，那麼就看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用自己的言行賦予我們自己的名字什麼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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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一種心理暗示

       一個名字的好壞到底對我們有什麼作用、有什麼影響？以至於我們對自己的人名、對自己的公司、店鋪的名字那麼在意。從某種實質的意義上說，名字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少必然的關聯。比如，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你的名字只不過是你參與社會活動的一個代號，就像一個運動員參加體育競賽的一個號碼一樣。能否有所作為，有所成就，這主要決定於你有無崇高的理想目標，有多大的決心 和毅力去為之奮鬥，有多少知識、能力和創造的欲 望去為達到你的目標提供可能。這與你的名字是否好聽並無關係。一個企業，一件商品的名字再美，可你生產的東西品質上不去，甚至總是經營一些假冒偽劣商品，你也照樣會在市場競爭中打敗仗，甚至落得聲名狼藉。

        但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讓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1987年 2月18日《參考消息》報轉載了來自香港（當年中國還未恢復對其行使主權）的一條消息，醒目的標題是《為討吉利，港督正名》：“港府與倫敦方面同時宣佈，香港第27任總督魏德巍爵士改名為衛奕信，他會在 4月19日下午抵港履新，陪同他赴港的包括夫人及18歲幼子。在情人節即滿52歲的新港督根據普通話讀音改名為‘魏德巍’，被不少港人批評改錯名，象徵不吉利等。新港督於是根據港府提供的意見，決定採納改名建議。而港府發言人解釋采用上述新名字，主要是粵語發音與他的英文名字更為接近。而衛奕信這個名字代表了信任與保衛，而奕又指神采奕奕。”英國的最後一任港督還未到香港赴任，遇到的就是這種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迫使他改名的尷尬。從中可見一個名字的影響又是不可忽視的。

      人在社會中生活，我們看不見的一種濃厚的文化傳統時刻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地區的特有的文化傳統，它是一種環境，也是一種精神使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表現出濃厚的文化色彩。一個“魏德巍”的人名遭到香港人的拒絕，即說明這個人名與這裏的文化環境以及這裏的人們的文化心理的格格不入。如此說來，一個名字的好壞，確實對人生命運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樣可以相信，一家企業、店鋪的名字，對一個經營者的事業命運也會產生一些我們難以想像到的影響。這種影響來自于文化的環境，歸根結底來自於人們的文化心理。儒家理論的創始人孔子有所謂“名不正、言不順”的理論，名正不正，實際上就是人們接不接受它，與人們的文化心理能不能對上號。一個人、一家企業或店鋪的名字一旦確定下來，必然對人們的心理產生刺激和影響，這種刺激和影響，實際上是通過文化的潛在暗示無形地表現出來。

       生活中，我們大概都沒少聽說這樣的事例：一個年輕人名叫劉二牛，在省城的某機關工作，28歲了一直未找到物件。他長得並不難看，又大學畢業，如今成了部門裏的副處級幹部，自身條件很好，所以要求也高，但談的物件不少，卻總難成功，他自己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這天，有人給他介紹省歌舞團的一個女孩，他高興得了不得，就等著第二天約會，甚至將見面的情景、戀愛的美好未來美美地憧憬了一番。可沒想到，第二天介紹人傳過話來，女孩子不願見了。原因很簡單，一聽他這名字就“土老冒”似的，沒有一點文化修養。他悵然若失，想了許多，也似乎知道了一些他看得上的真正素質較高的女孩子為什麼總是不願接受他的原因。他有點委屈，甚至為自己憤憤不平：我父母是農民，沒文化，為我起了這麼個土氣的名字，我有什麼錯？為什麼連見都不願見？對方為什麼就不能瞭解瞭解我自身的情況……可是事實就這樣，因為這個土氣的名字，讓他認為很有希望的一次戀愛擦肩而過。

       無獨有偶，從南方千里迢迢考入北京，上了研究生的一個女孩子，畢業後在一家報社做編輯工作。少年時期，她立志將來要有所作為，要比男性們更有出息，她在上中學時把自己“畢如蘭”的名字改為“畢勝男”。她有南方女孩白淨、水靈的模樣，性格文靜。可找起物件來，好多男性一聽她的名字，就正如她自己所說，“如同遇到了瘟神”。有的男孩說，她是個“克夫”命，不敢交；有的男孩也說，好像男人在她面前就該矮一截似的，誰跟她？也有一個男子，都已經跟她相處一年多了，似乎什麼都很滿意，也幾次承認從心裏很喜歡她。可他最後還是跟她分手了，其理由是：“一聽她的名字，作為男人就叫我覺得彆扭，覺得晦氣。”

       因為名字，給自己的生活帶來這種遭遇，也許是有一些人，至少是當事者沒有想到的。這種命運的打擊不能不使我們深刻認識名字的重要性。對一個人是這樣，對一個企業公司也是這樣。有一家房地產公司經營了一個項目，承建了一個相當規模的商品房住宅社區。社區應該說是建設得相當不錯，歐式風格，公寓式和別墅式住宅很有特點，社區裏面還規劃了人工湖和周圍的綠色公園，無論從地段和社區其他配套設施來說，它的價格也並不比附近相關項目差。可奇怪的是從經營效益來看，卻比周圍許多社區明顯地落後。不出 3公里的另一個社區在銷售期房，而這裏的現房推銷起來都似乎很困難。幾次社會問卷調查和大量的訪問都使他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 90%以上的原因，就在於他們為社區起的名字“太平苑”犯了人們消費心理上的一個大忌。“太平”二字在原詞意上是很吉利的字眼，可是經過長期文化心理積澱，在人們的心裏它成了一個與“死亡”相聯繫的詞。一個客戶跟他們講：“我一看見這名字，馬上想起的就是醫院裏的太平間，你讓我怎麼買這房子？”也有一個資料，說到在香港曾發生過法國的“白蘭地”和英國的“威士卡”兩種酒的銷售大戰。結果，在那裏“白蘭地”售出了 400多萬瓶，而“威士卡”在同樣時間裏只賣出10萬餘瓶，要從品質上說，兩種酒實在難分伯仲，在世界別的地方，“威士卡”也並不比“白蘭地”銷售差，而“威士卡”的知名度比“白蘭地”也差不到哪里去。為什麼偏偏在香港的競爭，會敗得這麼一塌糊塗呢？原來問題就出在“威士卡”這個中文譯名上。“威士卡”這個譯名讓中國人看起來，連“威士”都忌怕，哪能買來喝呢？相反，“白蘭地”的名字，讓人們想到的是“白蘭花”，讓人覺得是一個清新而富有詩意的名字，銷售情況自然要好得多。

      以上的例子都是在反復地證明一個值得人們引起重視的道理：名字，包括人的名字、企業公司和商家店鋪的名字，甚至專案名稱、產品名稱實在馬虎不得。這個道理或許會讓一些人覺得難以接受：你找物件是去找一個你喜歡的人，何必在意他（她）叫什麼名字？同樣，你買一套房子，適合你的居住要求；你買一瓶酒，很對你的口味，一般情況下人們又何必想到去計較它的名稱？但是讓我們想一想，任何名稱既是一個人、一個企業或一件商品的符號，同時又是一種文化的體現。我們的年輕人找物件，要找一個素質較高的人、有點文化品位的人，這是當代人擇偶經常要考慮到的一個條件。一個姑娘找一個小夥子，覺得你的名字很“土氣”，顯得沒有文化素質，由此她也許聯想到很多，在對你別的方面不是深入瞭解的情況下，這種憑簡單介紹的聯姻忽然遭遇失敗也是並非意外的。這樣的事實說明，一個人的名字它不只是簡單的一個符號，人的社會交往很多的時候都是以你的名字為載體，代表著你整個的人，包括你的優點、缺點，你的品格、形象在進行著人與人的交流，在傳遞著你的各種資訊。就像你的一張名片，當你把它遞給別人的時候，你甚至把名片上沒有介紹到的某些玄妙的資訊都傳遞給了對方。何況你的名字從文字上說比一張名片更簡單，傳遞給人的資訊也許更微妙，所以一個人起什麼名字就顯得愈加重要。

       當然有的名字、名稱也許並不缺少文化色彩，或者僅僅就因為人們的文化心理上難以接受，比如名叫“畢勝男”的女孩名字讓一些男性感到壓抑，一個叫“太平苑”的商品房社區讓人感到晦氣等等，是因為相關對方對這些名字或名稱感到不吉利而產生的抵觸心理。一個人的名字或一種事物名稱既然是一種文化的象徵，文化作為社會歷史的積澱，它有吉祥、喜氣和凶煞、晦氣的區別，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或者在商品買賣中，自然地產生趨吉避凶的心理。如果一個人找物件不僅僅是在找一個異性伴侶，還在找的是他(她)的事業的、情趣的夥伴不足為怪；那麼一個人買一件東西，不是單純在購物，還在購買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如一種吉利的文化等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個人的名字能給人一生的命運帶來影響，一個企業、產品的名稱甚至給他的經營帶來決定性的命運，從上面的例子就不難看出，都是與人們的心理暗示有關。文化的影響積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人們做什麼事情，通過心靈的語言和文化，對自己產生強大的內心暗示力，從而決定你對它的好惡和選擇。我們不要忽視名字的心理暗示作用。有時候，這種暗示作用，不僅僅對別人，甚至對自己的影響都是很大的。有人認為，這種自我的心理暗示作用，體現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常使一些人因為名字的好壞，產生絕然不同的心理狀態：給一個人取一個好名字，事關他的終生；青少年、成年人覺得自己名字不好，給自己改一個名字，於是就給他帶來了好的人生運道；公司和企業有個好的名字，就相信財源滾滾。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也確實存在。清代的大學者、文學家紀昀，字曉嵐，官至大學士，曾任《四庫全書》主編。他的名字有什麼意思呢？一個“昀”字，日光的意思。班固的《幽通賦》有“昀而仰思兮，心濛濛猶未察”之語。“昀昕”指天未明之時，故其字稱“曉嵐”，與名相應，意即指黎明將在濛濛晨霧中破曉，喻其人如一日之晨，初升之陽。紀曉嵐自小聰明好學，當然明白自己名字的意義，後來果然他的詩文大放異彩，成為一代風流才子。

      “金利來”是香港著名企業家曾憲梓先生創辦的一家譽滿全球的生產服飾的公司。“金利來”三個字用中國人的文化眼光來看，不但名字吉利，而且念起來聲調好聽，確實可以說是一個好的品牌名稱。同時起這麼一個名字，既是經營者的希望，也顯示一種決心和信念。通過企業的努力開拓，它也確實發展成為一個世界名牌。

        相反，一些平庸的名字，也總是反映著一些平庸者的心態。比如有的人的名字確實“土氣” 十足，俗不可耐，根本談不上什麼文化的意蘊，也甚至沒什麼積極的生活狀態可言，例如二牛、二狗、阿太等等之類，給人無聊、滑稽之感，對其本人來說，也可能因為自己的名字的影響，使他變得懶散、惰性，無所上進，無所事事。這樣一類人在我們周圍，大概也都是可以見到的。當然，同樣起這類名字的人，也不乏兢兢業業、事業有成者。不是一概而論，關鍵在於個人努力，事在人為。一個人的名字，將伴隨一個人的一生，一個企業、一種品牌的經營，一個名字也將伴隨著它的命運。甚至當一個人不在了的時候，他們的名字還將在這個世界上，至少在他的子孫後代那裏存在下去。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說，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名字，重視起名的學問。

        一個人的名字，既是一個個性化符號，又是具有社會特性和個體特性的文化象徵。一個企業、一種品牌的名字不僅是這個企業、這種品牌的代稱，而且代表著經營者的某種追求和信念。我的名字屬於我一個人的，我的企業品牌，也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此我的名字、 我的公司企業的名字是我獨享的權利，也是我的創造。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的名字，願你的名字能給你帶來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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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姓名與文化

         中國人的姓和氏
        在我們見到的一些社會公文裏，一連串人名的排列，常常有“按姓氏筆劃為序”的說法。這種說法把“姓氏”當作了一個統一的概念。然而在我們中國傳統的姓氏文化中，姓和氏是有嚴格區別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下面我們簡單敘述一下姓和氏的發展和演變。

       在家庭、氏族未產生以前的遠古時代，人類生活在一種遊獵與原始群居狀態中。沒有確定的婚姻關係，也沒有真正的組織。經過長期發展，原始的游群發展成為一種較高組織的形態，即母系氏族社會。在這種社會組織中，男子外出遊獵，漂泊不定；而女子則往往定居一方（與現代的定居概念應有不同），從事採集生產。

       相比而言，女子的食、宿反倒有所保證；而男子則是饑一頓、飽一頓，成為“投宿者”。由於男女沒有一定的配偶，其子、女只知有母，母親便成為後嗣惟一確認的尊親。“古元時，未有三綱六紀，人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白虎通義？三綱六紀》）。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以女媧為人類始祖之一。女媧人首蛇身，且曾因“四極度，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而“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子》）。這一神話傳說，反映了原始社會母權制時期的影響；人首蛇身，可能是蛇圖騰的反映。這種經母系為中心的氏族，子孫從母而為母系所屬。我國最古老的姓氏姬、媯、姒、姚、薑等，或從女旁，或含女字，絕非偶然。這種姓，是母系社會共同血緣關係的標記和表證。

       在原始氏族的某一時期，有一氏族（或部落）從穴居和洞居中走出來，構木為巢。巢居是人工的產物，不同于利用自然天成物的穴居和洞居，應該算做一種“發明”。且巢居的環境比穴居和洞居的環境要舒適多了，自然會引起其他氏族的關注、羡慕和摹仿。這一首先發明巢居的氏族，便自稱或被稱為“有巢氏”。而第一個發明鑽木取火的氏族，則自稱或被稱為“燧人氏”。

       由此可見，原始氏族中的“氏”，與先秦時代的“氏”的概念有所不同。當然，圖騰氏族中的圖騰標記，有時可能被傳遞下來，成為後來某一家族的姓氏；但更多的圖騰標記沒有被傳遞下來，其氏族後裔並沒有將圖騰標記引為姓氏。

       上古的姓，源於母系，該是沒有大疑問的。即便黃帝和炎帝是由於出生在姬水和姜水，從而得“姬”和“薑”姓，又從“女”旁和含有“女”字，那麼姬水流域和姜水流域可能就是姬姓母系氏族和薑姓母系氏族繁衍生活的場所。

       黃帝以“姬”為姓，但卻不稱“少典氏”或“有蟲喬氏”，而稱“有熊氏”和“軒轅氏”。這是由於黃帝所率領的部落群在戰勝炎帝所率領的部落群以後，又打敗蚩尤率領的九黎族部落群，然後駐在“有熊”這個地方（相當於後來的建都）。黃帝的氏族部落，以駐在地而得“有熊氏”。至於“軒轅氏”，一說“軒轅”也是地名，《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軒轅之立，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螺祖。”還有一說，黃帝（氏族）因發明瞭以馬拉車，而得“軒轅氏”（古代一種有帷幕而前頂較高的車為“軒”，車前駕牲畜的兩根直木為“轅”）。這與“有巢氏”、“燧人氏”的來源類同。

        炎帝以“薑”為姓，又稱神農氏。《白虎通義》：“古之人，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 6”SS目，教民農作。”發明農業的氏族，被稱為“神農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原始遊群時代、母系氏族時代乃至上古五帝時代（父系氏族）的姓與氏，不同於先秦和現代的姓氏觀念。那時不僅可分支，可以重新命名，就是姓也並非全由其後人承繼、續傳。

       上古至五帝至西周的帝、王以及其姓、氏如下：

        黃帝，姬姓，有熊氏，高旭氏。

       顓頊，姬姓，名頊，高陽氏。堯，祁姓，名放勳，陶唐氏。

        舜，姚姓，名文命，又稱大禹、夏禹、戎禹，夏後氏。

       湯，子姓，又稱武湯、武王、天乙、成湯。
       姬發，姬姓，名發，即周武王，為文王姬昌之子。

        從以上帝、王姓氏中可見，以姓名合一而稱，是從西周開始的。姬昌（周文王）傳子姬發（武王），姬發以下為成王姬誦、康王姬釗、昭王姬瑕……東周最後一個王為報王姬延。

       姓、氏合一，是舊中國時代逐漸而成的。到了漢代，大多的人便只稱姓而不稱氏了。這與家庭的宗法制度的確立有關。

      宗法，本是古代立宗的法，為古代氏族系統的一種制度。其淵源於祭祀。當時，每個氏族或部族，都有他們自身所祀的神，並認定此神為本氏族的先祖和保護神。祭神，也是祖先之祭。宗是祖廟之名，主祭的人稱為宗子，主祭人所轄的族人，稱小宗、群宗或宗人。

       周代利用宗法輔助分封制度。周把諸侯分為同姓、異姓兩類。周，姬姓，凡姬姓諸侯，奉周王為宗主。諸侯在自己的封國內為大宗，規定嫡長子繼承，庶子另給土地，稱為別子。別子的嫡子為大宗，別子的庶子為小宗，周以宗法團結同姓，以婚姻聯合異姓。

       西周以前，沒有完整的宗法。春秋以後，氏族制度變為家族制度。家族制講究血統，從夫居、父權，實行繼承制和族外婚制。

       血統：男女結婚，女子便成為夫族的一員，其所生子女屬於父親，叫做父系血統。

      從夫居：夫婦成婚，婦隨夫居。

      父權：男人為一家之長，握有一切支配權。父親的身份及權力，概傳於子。

      繼承：家中的一切產業，都是父親傳給兒子。

       族外婚制即為父系制下的婚姻，是外姓通婚。既然某氏是一氏族或公族的名號，那麼當氏族制度變為家族制度的時候，氏的傳遞就發生了問題。由於嫡、庶之分和涉及父權的繼承和產業的繼承，氏族首領或家庭之長的嫡長子在整個氏族或本家庭中的名分和地位，有必要與他人（包括本家族以外的人和本家族內部的親兄 弟等)加以區別和加以強調。這種區別在於強調，最明顯最確切也最“名正言順”的則是父姓、父名的承繼（經父姓為姓，或以父名為姓，或以父的封國、封邑為姓）。因為父輩無論屬於何氏族，其本人總會有自己的名或姓。由於宗法制下的父系血統、產業、權力繼承，家庭的重要性便遠遠地超過了氏族（原始氏族的人離開了氏族便難以生存）；家庭的人可以脫離氏族而獨立生存，而且只有獨立才可體現其繼承優勢。因此家族便替代了氏族；氏族已成為一種虛泛的東西，已經不甚重要。於是，姓氏逐漸合一。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女子幾乎失去了所有的權力（更不要說特權）。這樣，就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因為男子結婚，婦隨夫居，女子便成為夫族的一員；由此，已婚女子的姓名也發生了特別的變化。首先是在本身的父姓前加夫姓，表示已屬夫族的一員，然後在父姓之後加“氏”，表明自身原屬何家族，至於本名，就完全被忽略了。如：趙王氏、夫姓趙，父姓王，後附綴“氏”就是“已屬趙家的原為王家的女人”之意。

       幾千年來，姓與氏的概念，內涵及源出，都發生了變化，甚至是“質”的變化。其間反映了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和觀念、習俗的變化過程。即使到了現代，姓氏合一，“姓”有了明確的概念，“氏”依舊表現出它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比如以舊俗中（有的延續至今），氏有時與姓完全相同——“張氏兄弟”和“李氏昆仲”，都是“姓張的兄弟”和“姓李的兄弟”之意。但有時它又放於已婚婦女的姓後（前邊已提到），有時為婦女的自稱（多用於書面）；有時它用在親屬關係字的後邊稱自己的親屬，如舅氏（母舅）、母氏等；有時它又對名家、專家、學者的稱呼，如清代文字詁學家、經學家段玉裁，被稱為“段氏”。氏在社會中的忽“ 貶”忽“尊”，是不同時期社會形態變化的反映和遺痕。

       由此看來，時至今日，姓與氏並沒有完全合一。

       第四種，以職業或官職為姓氏。

      司徒：上古時代名，傳說堯、舜時已設，一直延續到秦漢。有以此官職為姓的，便是複姓“ 司徒”。

       司空：據說為上古時所設官職，專管天下水利土木工程建設。帝堯時大禹的官職就是司空。大禹的子孫中，有人以此為姓氏。

       司馬：上古時所設官職，為軍事長官。曾為官司馬的人的後代，有的以此官為姓氏。

       第五種，以山名、河名為姓氏。

       喬：出於有熊氏。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的子孫中有守陵的人，就以陵山之名“橋” 為姓氏，後人去木為“喬”。

        薑：出於神農氏。炎帝神農氏居住在姜水（渭河支流之濱，因此以河名為姓）。春秋時代的齊、申、呂、許等封國都是“薑”姓。

       第六種，以住地的方位為姓氏。

      東郭：出於薑姓。郭，為古代時人們在城的週邊加築的一道城牆，東郭，為城的東牆附近。齊桓公的後裔中有住在臨淄城東外一帶的，被稱為東郭大夫，後人便以“東郭”為姓氏。

      東門：出於姬姓。魯莊公有子叫公子遂，字襄仲，家住曲阜城東門旁，人稱東門襄仲。其後以“東門”為姓氏。

       西門：春秋時，齊國和鄭國都有公族大夫住在都城的西門附近，人稱西門氏，有的後人便以“西門”為姓氏。

        第七種，以部落的名稱為姓氏。

        呼延：東晉時，匈奴呼延部進入中原；後來，其漢化後裔以原部落名稱再加以“漢化”的“ 呼延”為姓氏。

        慕容：三國時，鮮卑族首領莫護跋率族人遷居遼西，後在棘城以北（河北昌黎縣境內）建國，莫護跋以“慕容”為自己部落的名稱。後慕容部落的人便以“慕容”為姓氏。

        宇文：鮮卑族呼天為“宇”，宇文為“天之子”之意。宇文氏為鮮卑部落。東晉時，宇文部落進據中原便以“宇文”為姓氏。

         尉遲：尉遲部也是鮮卑族的一個部落，尉遲部的人後來以部落名為姓氏。

        萬俟：萬俟本為鮮卑族部落名。東晉時，萬俟部落進入中原，後以部落名為姓氏。

        第八種，以出生時的異象為姓氏。

         武：周平王之子出生時，掌紋呈篆文“武”。由此，周平王賜其姓為武。

         第九種，以諡號為姓氏。

         所謂“諡”為帝王、貴族、大臣等死後，依其生前事蹟所給予的稱號。

        穆：出於子姓。春秋時有宋穆公，其後子孫中有以其諡號“穆”為姓氏。

        文：一出姬姓。商末，周族首領姬曆死後，其子姬昌繼位，後被尊為西伯。西伯患病死後，其子周武王繼位，並完成滅商大業，建立周朝。武王追諡其父為周文王。文王的庶子中有以其諡號為姓的。一出媯姓。齊威王之孫田文，號孟嘗君。孟嘗君避亂到魏國，死後諡號文子，其後人以其諡號“文”為姓氏。康：周公旦之弟叔封地于衛，其死後諡號為“康”，因此又稱衛康叔。衛康有庶子以其諡 號為姓氏。

        第十種，因避禍、避仇、避諱、避嫌所改的姓氏。

       桂：出於炅氏。漢代炅橫有四個兒子。家中有難，四子逃避，其中一子避居到幽州，改 姓為“桂”。

       田：出於媯姓。春秋時，陳厲公子陳完避禍外逃，不願以國名為氏，改姓為“田”。明代燕王朱棣以討黃子澄等為名起兵，推翻建文帝。黃子澄的後人因避禍而改姓“田”。

       第十一種，帝王賜姓氏。

       金：被尊為西方大帝的少吳，因五行說中的西方屬金而稱金天氏，其後有人以“金”為姓的。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之子歸順漢朝，漢武帝賜其姓“金”，取名金日禪。

       劉：出於陶唐氏。堯之後有劉累，到了周代成為唐杜氏。杜隰在晉做官，為士師，又稱士氏，後來又從士氏改名為劉氏。由於劉邦建立漢朝，劉姓成為中國的大姓。漢高祖因項伯有昔日相助之功，便賜項伯改為“劉”。

      鄭：出於姬姓。周厲王的小兒子友誼封于鄭，其後人有的以國名為姓。明代太監馬三寶有功，被永樂帝賜姓為“鄭”，馬三寶因此改姓換名為“鄭和”。

      第十二種，以數量詞、排行次序及天干地支為姓氏。

       萬：出於姬姓。周文王的兒子畢公高有後叫畢萬，畢萬後代中有人以其祖先的名字中的“萬”字為姓氏。

      丙：又寫作邴。春秋時，晉國大夫邴豫，受封于邴（河南成武縣東），其後以邴（丙）為姓氏。

      第十三種，少數民族改漢姓氏。

       元：春秋時，衛國大夫元亙之後以元為姓。另北魏孝文帝推行鮮卑族的漢化，令鮮卑族改穿漢服，改說漢話，並改換“拓跋氏”為“元氏”。

        少數民族以漢姓的人物中，還有著名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李克用系沙陀族首領朱耶赤心之子，曾率沙陀聞助唐擊敗黃巢長安，任河東節度使，又進封為晉王。唐末，李存勖“李”姓起兵，建後唐王朝。

       第十四種，漢族人改為少數民族姓氏。

        遼、夏、金、元時代，漢族人改換為少數民族姓的為數也不少。

        第十五種，部分少數民族的姓氏。

       滿族有穆昆組織，產生於姓氏社會，是構成滿族社會的基層血緣組織。穆昆由一個或數個家庭組成。同一個穆昆中，只有一個姓氏；同宗的幾個穆昆，則冠以幾個漢姓。如烏雅氏的五個穆昆，分別以吳、穆、包、黃、邵為姓氏；甯古塔氏的四個穆昆，以劉、寧為姓；喜喇氏的一支穆昆(居今新賓縣永陵鎮)以圖為姓，居盛京的穆昆以祝為姓。

        壯族經父系計算世系，子女隨父姓。女兒出嫁後，須加雙姓，即夫姓在前、父姓在後。如：其夫姓莫，其父姓羅，她便稱為“莫羅氏”。此稱習俗與漢族舊習俗（張王氏、李揚氏等）相同。

        第十六種，容易讀錯的姓氏。

        由於漢字有許許多破音字及古音有變等，所以一些姓氏很容易被我們讀錯。如：

        萬俟，音為Mò qí(莫其)，常有人誤讀為“萬寺”。

        區，音為ōu(歐)，常有人讀為“區”(qū。

       黑，音為Hè(賀)，常有人誤讀為“黑”(hēi)。

        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到今天，每個姓氏的人毫無疑問都大大增加了，他們彼此之間的人口比例也有了很大變化。以1998年中國大陸人口的統計為例，在當代“百家姓”中，全國人口各姓比例次序如下：

李、王、張、劉、陳、楊、趙、黃、周、吳、徐、孫、胡、朱、高、林、何、郭、馬、
羅、梁、宋、鄭、謝、韓、唐、馮、于、董、肖、程、曹、于、魏、薛、葉、閻、余、
潘、杜、戴、夏、鐘、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譚、廖、鄒、熊、金、陸、
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顧、候、邵、孟、龍、萬、段、雷、錢、
湯、尹、黎、易、常、武、喬、賀、賴、龔、文。

       跟舊時的“百家姓”不同，再無所謂“趙、錢、孫、李”的局限，完全以人口數來排列前 100名。

       前10位的姓，曾居“天下第一姓”的有：劉、陳、楊、李、趙。其中漢高祖劉邦，開漢朝 400餘年基業；陳武帝陳霸先建陳，先後有32年；隋文帝楊堅建隋朝，壽命37年；唐朝自唐高祖李淵起共 290年基業為李家王朝；宋太祖趙匡胤大宋 300餘年基業。其他以國號為姓的有：周、黃、吳；為帝王子孫後裔的有“張、王”二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