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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人 前 言 这个前言，并不是指在写这本书之前就言说出来了的，不是写下这段话的时间在前。 这个前言是位置意义上的，把格外想说的几句话摆在这本书的最前面，故曰前言。若论时间，恰是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才说的，因此，时间上是“后言”。 我从事过数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从事过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某些研究与教学。对于体育学，则既没有过教学，也没有过系统的研究，因此算一个外行。 一个外行也有胆量写体育？ 这是因为，我几乎从小到大，从大到老都喜欢体育，一辈子喜欢体育。 这是因为，我几乎喜欢所有的体育项目，且因喜欢而观摩，而欣赏，进而还评论。 这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的孔孟圣哲很看重体育，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也很看重体育，并把体育摆在他的十门课程之首。我也要像古人一样看重体育。 这是因为，我充分意识到，体育在任何一级学校都具有重要地位，体育不只是配配相的。体育在教学中，体育学在教育学中，都有崇高的地位。 这是因为，体育是一门既深且广的学问，内行们研究，我们这些外行也可以说上一些的，只要经常思考过，只要深入思考过；我还相信我多少能说出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来。 以上所说的是我写这本书的基础和动机。至于我是否能实际上写出一本书来的问题，现在也有了答案：我已经写出来了，可能失于肤浅，也可能有一些差错，敬请各位批评了。我写这本书，可能是一种冒险，但我想，中国人还是多一些冒险精神为好。 这本书涉及数十种体育项目，涉及数百位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人物，也提到了我在体育界的众多朋友。 涉及如此众多的项目和人物，好处是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体育，问题则可能是不易准确无误，不易深入分析。为了扬长避短，我就尽量设法弄准确，尽量有所分析。比如说，书中论述到了体育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以及体育哲学。既然有美学、哲学这样一些内容，就很有可能避免肤浅了。 内行的人们，不妨看看一些外行是怎样看待体育的。 非常感谢我在体育界的一些朋友，非常感谢那些我们在运动场上一起欢乐过的朋友和同事。 感谢莫艳提供的许多帮助。也由衷地感谢那些对本书进行审读的学者，我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一、为何写这本书 湖南大学体育学院张子沙院长曾经邀我去做过专场的体育理论的演讲。 首都体育学院也请我去做过关于体育的专场演讲，历时两小时三十分钟。 全国田径协会的文超会长请我在他主持的全国田径理论研讨会上作专题报告。 我还以体育为主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体育，大学宝贵的教育资源》。 如果我所讲的，全是陈词滥调，相信他们不会有兴趣邀请我前去演说。从事实到观念都没有新东西，有必要请你去吗？以上所提到的那三场报告都历时两个钟头以上，没什么新意，会让你去浪费他们的时光吗？ 前面提到的那篇论文是有广泛学术影响的杂志《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帮我发表的，且作为当期的首篇刊登出来的。 以上事例能不能说明外界的一种认可？他们认可我在体育问题上是可能讲出一点新名堂来的。从根本上讲，还是看自己的感觉，我喜爱众多的体育项目，这是一个基础。 我自己也有那种自信吗？能自信可以对体育做许多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吗？如果有的话，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呢？这应当是仅靠喜爱所不可能做到的。 眼下，我将写一本书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与体育有关的经历 以上已谈到了一些经历，现在还具体说一说。 读中学时，学校有一个篮球队，叫“小海军”。我虽然喜欢打，但水平不高，所以也进不了“小海军”。 中学时，碰上有横渡长江。我报名参加了，游了一半就不行了。平时，只是在汉阳鹦鹉洲那些竹排附近游一游。竹排附近切忌潜游，万一潜到竹排下面，就不知方向，不一定钻得出来了。 读大学时，游泳就在湘江了，也横渡过湘江。一方面，湘江江面没长江那么宽；另一方面，人也长大了一些，所以渡湘江没问题了。 读大学时，当然也有篮球队，但我只是班队成员，在数学系的系队里，我只能打替补。校队就望尘莫及了，只有当啦啦队的份。每逢有比赛，还是很喜欢看的。 读大学时，有一个来自海南岛的同学，李家齐，他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乒乓球，打的人很少，我还没入门，但李家齐有时也拖着我去打，不过我长进不大。 虽然水平不高，但最喜欢的还是篮球。那时，班上的文教任、马伯准，都是篮球迷，每个周日的上午我们都在球场上。人不多，就打半场，三对三。 对于体育，我几乎样样都参与，但样样都不精。球类如此，游泳、田径也如此。跳高，我跳不过1.4米；百米，我14.2秒，都不达标。我的大儿子还好，他的百米可跑到12秒左右；他的弹跳能力也比我强很多。在武大、北大，都是足球队的。羽毛球之类的也行，有很多种的体育爱好。小儿子体质稍差一点，主要打乒乓，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水平。我爱人是武大垒球队的。一家人都还跟体育有缘。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时期，体育跟其他事业一样处于停滞阶段。一天到晚搞运动，体育也就基本上没有了。 1978年之后，百废待兴，需要抓紧时间做学问了。加之，不久之后我又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几乎无暇顾及体育了。 1990年，我上中央党校。在那期间，我做了两件事，一是读了《马列著作选读》的哲学卷、经济学卷、科学社会主义卷，还有一本是专讲方法论。第二件事是自学了英语，在大学里，我们学的是俄语，但英语用途大得多，我就自学了，但学的是哑巴英语，没有听和说的训练。 在中央党校，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对中国流行哲学有了一些了解。那时，党校哲学教员讲课，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我差不多总是在挑毛病，并且，这成为我后来深入研究哲学的一个开端。如果他们讲的很好，可能还不至于引导我走向哲学。 当然，真正走向哲学，还是后来我念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经典之后。只有这时，才让我明白什么是哲学。 在中央党校，还有一个十分意外的变化。自跟李家齐打乒乓球之后长期没有再摸过球皮了，到了党校，碰到一位班主任，黄老师，他酷爱乒乓球，总找人打。那个班上，他正找着了我；我不是他对手，但还是可以接上一两板。我不进步，他也没味道；为了扶持我，他还专门送了我一块球板。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专用的球拍。 从那时以来，我与乒乓球就一直相伴相随了。 有人问我：“一周打几天乒乓球？”我回答：“七天。”除了生病或出差，我一天也没中断过。 也有人问我：“谁陪你打乒乓球？”我答：“我陪别人打。”实在说，我们是球友，没有谁陪谁的问题，都不是陪衬。打球时，与人的其他身份无关。 至于有人问我打了多少年球，这可以有很精确的回答：22年。这是连续计算的，若从李家齐那时算起，就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事了。实打实，只是22年。 三、对体育的兴趣 我天天打乒乓球，于是，人们见我时就说：“你坚持得好。”其实，主要不是坚持，而是喜爱，而是觉得好玩。如果不是感到有兴趣，很难坚持的。 对体育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兴趣，一看兴趣的浓度，看有否摆弄摆弄的兴趣；二看是否有持久的兴趣。这两方面又是相关联的，因为有很浓的兴趣，所以容易坚持；又因为长久坚持，兴趣就可能越来越浓。 我对体育的兴趣确实是浓浓的，持久的，对于我这一生，可能会是永久的了。并且，我对体育的兴趣还是十分广泛的。从蓝排足三大球，到乒羽网三小球；从水上运动，到冰上运动；从田赛，到径赛；从武术，到拳击；从中国象棋，到其它棋类、牌类；从牌类，到麻将；……我真的都有兴趣。 当然，也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例如，时间问题。一场球，时间拉得太长也够呛。这不只是我的问题。以前，乒乓球团体赛，一场球九打五胜，一盘球七打四胜，一局21分，拉得时间很长。记得按这种赛制，中国和瑞典曾打了三个多小时。后来，尤其是经过沙拉拉，有了许多改革。 说来也怪，加拿大的乒乓球实在不怎么样，但国际乒联居然是由加拿大人沙拉拉领导的，而且他居然领导得还可以。 真正的乒乓球大国主要在亚洲和北欧，在东西欧，有德国、法国、罗马尼亚以及曾经的匈牙利、波兰。乒乓球源于英国，而英国的乒乓球地位不高。至于北美，乒乓球更是没有什么地位的。然而，最高地位的国际乒联负责人居然是北美的。 我对足球曾经是很有兴趣的。中国男足曾经有容志行这样的中场名将。足球的中场组织者，有如排球的二传，是队中的灵魂，容志行就属于这样优秀的灵魂人物。 中国男足还有过像古广铭、左树生这样的悍将。那时的中国男足堪称亚洲一流。可是，如今的中国男足太令人失望了，乃至于让人叹息：13亿中国人怎么就挑不出11个会踢球的？到巴西，曾搞了一个0：8！输可能正常，但0：8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中国女足亦曾有过辉煌，曾经是跟美国女足争雄的。如今，在亚洲也算不上一流了。整个足球界让人扼腕叹息：足球怎么这样了？发生什么事了？ 很遗憾，足球毕竟是第一大体育项目，且拥有最多的观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项目上，我们落后。贺龙曾专为足球下过功夫，多少代人为之奋斗，今天这个样子岂能不令人感叹。 实际上，人们大都看得出问题的症结。根子还在体制上。足协应完全退出，实行真正的市场化，如网球那样实行“单飞”，如乒乓球那样企业化，俱乐部即企业。 中国的大球，从女排开始进入世界水平。后来也出现过起伏曲折，但总体上还算可以。历史上，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女排都有过骄人的战绩。这是其他任何一项大球所没有的。 对于足球，女足曾有过以孙雯为代表的黄金一代。其实，中国足球人才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哪里呢？ 西方许多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国家，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中国是主张集体主义的国家，在大球项目上，恰好最缺团队意识。这似乎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可是哲学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 四、体育无国界 当然，我首先是关注中国体育。现在，中国堪称体育大国，却称不上体育强国。真正的体育强国，仍然是美国、德国。 我曾琢磨过什么叫做体育强国，可能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体育的相对人口与体育设施；二是主要项目上的运动水平；三是体育科学研究成果。 中国的体育人口，绝对数字尚可，相对数字就很差了，与此同时，中国的体育设施也相对落后。 什么是主要项目呢？田径是一切运动之母，而在田径上，我们拿得出手的径赛项目，只有刘翔，还有竞走项目；至于田赛，则主要是女子投掷项目。 水上项目，最主要的是游泳。曾经在女子项目上中国有过五朵金花，现在有刘诗文、刘子歌等出色运动员；男子项目则只有孙杨等极个别运动员能站在前列，且主要在中远距离上。 就整体而言，中国体育仍是“阴盛阳衰”。中国女子的智慧与吃苦耐劳，真能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每每想到女子的表现时，还是能够获得很大宽慰。 我所关注的，远非中国体育。说起世界上的体育，不能不提到NBA。中国有些可爱的爱国主义者认为，不要使用“NBA”，而要使用“美职篮”，这样，似乎更中国化了。其实，即使不懂英语的人，一点也不难知道NBA是什么，反倒是回头来再说“美职篮”，有些人就疑惑了。 说NBA有什么呢？在中国词语里，逻辑，苏维埃，法西斯，斯诺克，沙龙，罗曼蒂克，不都是外来语吗？ 其实，中国人有的是能力和智慧，他们能理解众多的外来语的含义。难道让中国人更具有世界眼光不更好吗？ 现在，人们不仅知道NBA是什么，也知道CBA是什么。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还好，他们没那么激进，CBA和中职篮、NBA和美职篮，这些名称都用。 人们还直接使用MVP，ATP等众多称呼。那些可爱的先生们不觉得让中国人更多更直接了解世界更好吗？这些术语在中国的大量流行，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 江青的“觉悟”更高，她说，资产阶级没有资格跟我们无产阶级比赛，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两码事，不能到一个球场上去。她觉得中国封闭得还不够。真是偏见比无知走得更远。这些偏见害苦了中国，也害苦了中国体育。 其实，体育既没有什么阶级之分，甚至也没有什么国界之分。体育可以让世界更紧密的连通起来，体育有人类共同的语言，表现共同的价值观念。更高、更快、更强，是世界体育的共同心声。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有了这一次北京奥运，中国更是大步走向世界了，中国向世界展示，世界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睁大眼睛看中国。 中国人在2001年申办奥运取得成功时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激动与兴奋，可以说明很多很多。这也是申奥几经失败后的成功，若不是改革开放，奥运也到不了中国。中国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体育了，世界也就以体育的精神来看待中国了。 体育，成了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体育，也成了中华文明复兴的一部分。 五、为何还喜欢拳击 当我对彭英说“拳击很好看”的时候，她立即说“打的鼻青脸肿的，有什么好看？” 拳击，从形式上，似乎是很粗野的，实际上，它是很文明的。拳击中有许多规定，比如说，拳击规定要戴手套；又比如，不得击打后脑；不得击打其他要害部位；比赛完毕要相互握手或拥抱；…… 如果论危险性，拳击并不比足球、赛车、越野滑雪更严重。体操似是很安全的，受重伤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排球没有身体接触，受伤乃至致残的情形也有。 拳击的意义还在于，它体现了人类对体育最初的质朴的理解，它几乎不借助于任何器械。径赛穿跑鞋，网球要球拍，滑冰穿冰鞋，台球拿球杆，拳击基本上是赤手空拳。戴手套出现在1747年。 其实，拳击既需要体能，有需要智慧。有直拳、摆拳、勾拳，以及各种拳式的组合拳。这事实上是人本身的一种展示，人的生命力的展现。换言之，拳击包含许多的学问。 拳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1904年的第三届奥运会上即被列为正式的项目。后来也有了女子拳击。阿里是世界著名的拳王，而泰森在拳击中的不文明行为也成为一种永久耻辱。 CCTV5，一般在星期天直播或录播拳击。同时，那也是我常看的节目。这个节目的权威评说员有王国钧教练，还有一位更年轻一点的杜文杰先生。 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都是由选手隔网相对，没有身体接触。篮球、足球就不一样了。然而，拳击不仅是身体接触，而且是直接的身体对抗。 还有摔跤、散打，都是直接的身体对抗项目。 中国的武术是个人展现而没有身体对抗的体育项目。这一类也进入到了竞技体育的项目，所表现的是美学要素（含动作难度）。关于体育美学，显然是值得专题讨论的。可以立刻指出的是，拳击也包含了美学，它也有许多可供欣赏的内容。当然，这也是我喜欢拳击的基本原因之一。为什么一场拳击，那么高的门票，也有许多人观看？原因也在此。 我很不喜欢斗争哲学，这与我喜欢拳击有矛盾吗？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斗争哲学是建立在伤害人、整人基础上的，它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哲学，这种哲学给大众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根本之点在于，这种哲学预设了敌人的存在，它是人为地扩大着仇恨与迫害。同时，这种哲学已经为现代文明所抛弃。 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合理的规则下竞争，并通过这种合理竞争更好的发展文明，提升文明。例如，在经济领域里，这种竞争中就有反垄断法。垄断恰好是有损于合理竞争的。又例如，贸易中是反对保护主义的。 体育中的竞争也越来越走向合理。合理，就需要有适当的平衡。例如，拳击中就分了许多级别，从重量到次重量，到中量、次中量级，再到轻量级。一百公斤体重的跟五十公斤的对抗显然是不合理的。平衡合理同在，而结果却是平衡的打破。 跟很多体育项目一样，拳击也需要有裁判。裁判员的基本职能因项目而异，但所有项目的裁判共同的职责是维护竞赛的公正性、合理性。美学是项目存在的基础，而公正与合理，则是项目存在的必要条件。 六、关于象棋的故事 这里说的是中国象棋。我想，这可能是在中国民间最为普及的一个体育项目。 在我童年的时候，家乡那个小镇上就有一群人士经常下棋的。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位，还有一位给我的印象很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应是胡翔。他有一个外号与他的头上的特征有关。 我正是小时候（十岁以前）在父亲身边学会了象棋，并且成为父亲的参谋。人们甚至认为我是一位高参，那些对手因此而不太喜欢我“插嘴”。 小时候所学的象棋，到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工作后一段时候，都没有摸过象棋，至少有15年以上的时间与象棋无缘了。 1982年，我开始担任学校行政管理工作。那时，学校里常有象棋比赛，但我全部没有参加。 我没有再去下棋。也有两个很明确的想法。一是，下棋太费时间，而我却是想多集中精力于专业发展。另一个原因是，我本是靠动脑在工作，下棋又很花脑子，这样，对于身体部位的合理运用就不是很恰当了。学术工作上动脑的时间每天已很多，业余时间最好就去多运用肢体部位。于是，主要业余时间就大多用于球类和音乐了。 所以，我不仅没有参加象棋比赛，而且干脆就不去下象棋了，平时好玩的，也不参与。可是，偶然的下棋还是有过那么几次，是竭力避免下发生的几次。 在大学毕业后，还未成家之时，大约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业余活动几乎没有。同住在教工二舍的刘兴渺老师是象棋高手，在学校里也名列前茅。我们偶然下棋，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总共下了八盘。结果是6：2。这很可能是他不小心，同时，也可能是不知我的底细，下得随意了。6：2，他当然不甘心，于是，继续找我下，但我不干了。本不想再下棋了的那些理由当时就已存在了。我对刘老师说：“那将是永久的6：2。”这让他很失望。 从跟刘老师下了八盘棋之后，又间隔了30年，完全没有与象棋打过交道了。 大约在1991年元旦，我们几位学校负责人去工会俱乐部看望正在娱乐着的教职工。同行的人之中包括李维琦副校长。他在学校象棋比赛中是前三名的成绩，是否拿过冠军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是高手。他提出要跟我来一盘，虽然他和我彼此并不知底细，但我知道他是高手，他对我则完全不了解。 我知道李维琦下棋很慢，在动手下之前，我提出：“你不能太慢。”他同意了。我出手比他快，常是以攻为守的。真的没有好久，他就败下阵来了。他提出“再来。”我说“一盘为定。”后来，他多次向我挑战，我都说：“那是永远的1：0了。”我估计，我们的实际水平可能是1：1，我不会比他强。也可能，慢棋他强一点，快棋我强一点。 还有一件可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李长发是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球友。曾经，在乒乓球室旁边就有一间棋室，在里面打牌、下棋的人不少。李长发既打球又下棋。记不清楚是谁先提出，我和他就在棋盘上较量了两盘，2：0。他曾是全校正式比赛的冠军，是很厉害的。他可能也不清楚我的棋术如何，很快他就输了一盘。这一盘他认为是不小心，于是要求再下一盘，又输了，2：0。从此，他要求与我再下我也不干了，还是不愿多花时间的问题。 没有谁愿意服输的，他对2：0肯定不罢休，正像李维琦1：0输后不甘心一样。 有一次，到云南玉溪师范学院，那里的院长请我去做两场报告。那一次，彭英也随我一同前往了。讲完第一场的当晚，半夜里，晾着衣服的竹竿掉下来了，从未经历过地震的我，立即意识到是发生了地震，我催彭英赶紧下楼到室外。当时是住四楼。 下楼后，院长已派了一辆车来，让我们在车内度过了这一晚。第二场报告也就取消了。这样，我们就乘车去了丽江。在去丽江的路上，中间停歇时，司机和我，不知是谁先提出，要下盘棋。现在估计，是司机先提出的。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时候贸然提出跟司机下棋的可能性不大，何况，这与旅行不太相干。 结果是下了两盘，我也2：0领先。下棋也就终止了。司机又找机会想下，我也不干了。 这么一说，似乎我是战无不胜的了。有一年，大约是岳林（我的内弟）从北大毕业不久，跟我下了一盘。我输了，而且，我感到他的水平真比我高，我不是不小心输的。 我虽然是自信的，却也知天外有天。 因为毕竟有过不少胜绩，于是有人问：“你看过下棋书没有？”我哪看什么棋书啊！ 对于业余爱好，也不是不可以精益求精的。但是，我只能把精力集中于做本行的学问上。 打乒乓球也是一项业余活动，对其之喜好远胜于下棋。但对乒乓球我也没有看过相关的“球书”。凭感悟打一打就够了。更何况下象棋，那就只是凭小时候在父亲身边学的一点点东西对付了。 业余的事，凭悟性做一点就够了。正正式式做学问，也要悟性，但仅凭悟性就不够了。需要持久的悟性，也需要持久的理性，两者相伴相随到永远。 对于我的哲学、教育哲学，曾有人说“你的这些很像西方的。”我立即纠正说：“不对吧，最多是西方像我的。”事实上，我并不十分赞成在学术上划分东方和西方。而我做学问，绝对是立足于自己，靠自己的感悟与理性。 棋类，牌类，主要耗费的是脑力，为何也属于体育项目呢？其实，下棋也花体力，只不过所耗费的是脑体力。下棋也是很辛苦的事，这项运动所消耗的体力甚至是超过球类运动的，只不过运动部位有所不同罢了。 球类等运动带来的是四肢疲劳，棋类运动带来的则是脑疲劳；球类、田径等可能带来肌肉或骨骼的损伤，而棋类等运动则可能带来的是脑损伤。 话说回来，下棋并不完全是白花了时间的。下棋也训练了思维，可以是增强预判能力，推理能力。看一步走一步，也可以努力做到看两步、三步走一步。 打乒乓球也如此，它也是可以很花费脑筋的，一个球，有旋度、力度、速度、角度和落点的多种考虑。一个球打出去，也要有预判，还要把对手的许多要素考虑进去。 然而，无论如何，这是辅助性的，甚至是必要的辅助。人的多方面活动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但也要有主次之分，轻重缓急之分。选择了以做学问为业，自然要把更多的精力放进去，把悟性之类的也放进去。 所以，回想起来，我并不是对象棋一直采取消极回避态度的。它给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尤其，小时候在父亲身边的那些日子，是永远可以留念的。 在南方，曾有过中国象棋手胡荣华，北方有过围棋高手聂卫平。陈祖德在北京还建立了中国棋院。 中国象棋也走出了中国，也成了一项具体国际性的体育项目。一些人就终身与棋类相伴了。对于我，在更大的意义下是多了一个曾经相伴的好朋友——象棋。 七、再说乒乓球 我还要继续说乒乓球，并不只是因为乒乓成了我们的国球。实际上，乒乓球源于英国。在亚洲，最初乒乓球是由日本人称霸的。最早拉弧旋的，也是日本人。 虽然乒乓球是国球，但世界上特别看重乒乓球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也不特别多。在亚洲，就是中日韩，还有朝鲜、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选手，很多还是从大陆出去的。 在欧洲，也就是瑞典、德国、俄罗斯，偶有丹麦、法国、奥地利的选手。在南北美洲，非洲，澳洲，基本上无声无息。体育大国，如美国，基本上没有乒乓的地位；在德国，因偶有波尔等选手而稍有起色。如足球这样的运动，几乎遍布全世界，其广泛性、普及性，乒乓球无法与之相比。 还要再说说乒乓球是因为我与之有特别的缘分。打乒乓球，比起打篮球、排球、足球来，对年龄的限制小得多。很难设想，到了60岁、70岁还能打篮球或足球。 足球、篮球都有身体接触与对抗，乒乓球隔台相望，只要自己注意一点，就不容易受伤。现在，60几，70几，80几，还在打球的人，到处都有。 乒乓球所要求的场地、设备等条件也相对没有那么高。足球、篮球、排球对场地的要求高得多。足球很难在室内，除非是五人制足球一类。 还有，篮、排、足很难不需要裁判。乒乓球自己打打时，无需裁判而很少争议。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50岁上下的教师常聚集在一起打乒乓。有罗维治、陈钧、易仲良、马寅初、董绍裘、梁宋平，其中，梁不到50，我的岁数最大，50好几了。当时，我们举行比赛，叫做天命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杯的天命也是从孔老夫子那里来的。 天命杯的第一届是在专家楼的三楼乒乓球室举行。那一届，我只输给罗维治一局。罗维治的球没有进攻性，但是，格外稳定，他主要是挡，推还算不上，没有多少推。 乒乓球是能抽的，不拉；能拉的，不推；能推的，不挡。罗维治主要是挡，却能打过许多人。 陈钧恰是另一种风格，他总是拉球，正反手都拉，几乎不能拉的球他也拉。 陈钧、罗维治和我组成一个“校长队”，到各个院系去比赛。这样，既增加了运动机会，又增加了与各院系接触的机会。 第二届“天命杯”是在校体育馆举行的，打起来观众就多得多了，很热闹。决赛时，我和马寅初碰面，观众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弱者”那边，都希望马寅初能打败我。 那时还是21分制。决胜局他以19：16领先，场上的呼喊达到了顶点，眼看马寅初就会拿下了。想不到我连拿五分。全场安静下来了，仍然是高兴万分。 两届天命杯我都是冠军。估计，继续打下去还会是冠军。这样打下去也就意义不大了。于是，“天命杯”只有两届的历史。现在，我已70多岁了，仍然每天打七八十分钟的乒乓球。只有出差和生病时例外。 曾经，我出差也带着球拍，后来没带了。一般情况下是在校外做学术报告，这本身已很紧张，再插上乒乓球项目，更辛苦了。 2010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连续作了十场演讲。期间，别敦荣找我打球。他以为我不怎么样，结果，我一出手他就感到不一般了。随后，一些他们认为是高手的，一个一个上场。没发现有人能敌过我。但听说还有一位厉害的，却未曾与之谋面。 我们也打团体赛。在团体赛中，我们的主要对手就是外国语学院。团体赛中，我们校长队是一个参赛单位。决赛时多半是跟外国语学院碰面。 那时，曾是每场九打五胜，每盘三打两胜，每局则是21分制。 我们校长队上场的人就这么三名。外国语学院打球的人多，选择余地也大得多。他们有马寅初、易仲良、莫兴奇、熊建国、董绍裘、谢艳梅（这个名字似是女性的）。 在我们对决时，一般情况下，我能拿三分，如果罗维治能拿两分，问题就解决了。在没能拿下时，关键的场次就是熊建国对陈钧了。 客观地说，论水平，熊建国在上；论心理素质，陈钧远比熊建国强。陈钧是表演型的，比赛型的，打起比赛来有超水平发挥；熊建国正相反，平时打得好玩，什么动作都做得出，一旦正式比赛，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打不出动作来。所以，结果我们是胜多负少。但就真实水平而言，应该是旗鼓相当。 由于我们几位学校负责人喜欢乒乓球，这多少带来一些影响，乒乓球运动更为普及了，业余生活也丰富了。打牌啦，洗脚啦，这一类事就少了。 体育本是教育中正正式式的一部分，对其之重视并不完全出于我个人的爱好。同时，我也绝不会只局限于乒乓球这一个项目。事实上，我们湖南师范大学在田径、体操、球类等众多项目上，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有较高的运动水平。在湖南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八、怎样请来了国家队 1996年，我把乒乓球的国手请来了。当时，男队来的丁松、王励勤；女队有王晨、邬娜等。 湖南大学的校领导曾问我：“你怎么把国家队也请来了？”他们不只是想问问，显然也想请他们到湖南大学一显身手。我对刘光栋（党委书记）说：“不好意思，我会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但你可能学不到。”我以友好的语气说了不太友好的话。 那一年9月，在北京召开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京西宾馆对面就是中央电视台。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央电视台五频道负责人之一的岑传理得知我来了。 有一天，下午六点已过，岑传理邀我去电视台吃晚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他道：“吃过了再吃。”我想，无非是聊天，“吃”就“吃”吧，就走到对面去了。 我去电视台时，意想不到的是，迎接我的竟是韩乔生。我一见面就直说：“对不起，前一回，我写了一封信，告你的状。”韩乔生可能早有准备，立即回应道：“观众是上帝嘛。”还好，我也是一位上帝了。可能的尴尬局面并没有出现。 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真有点令人吃惊。那时，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还有导播哈国英，几个人就挤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那么大的一栋电视台大楼，他们竟聚集于这么小的一块地方，而他们工作的意义是如此重要。 进到中央电视台，岑传理领我参观了除中央一台所在区域以外的所有地方。记得当时是罗海涛正在主持一个节目。她做评论已有很多年，直到现在。 后来，又出现了一批体育节目主持人。我更看好的是张斌，还有黄建强、刘建宏。黄、刘主要是从事足球评论的；篮球有于嘉；乒乓球又有了杨影、蔡猛；还有马昕。黄建强后来离开了中央台。 杨影本人是国家队的主力，直板、正胶，是中国女队中直板的代表人物。在横板成为世界的一种普遍潮流时，中国保留了直板。男队中，马琳、王皓、刘国梁都是著名的直板选手。中国乒乓球把传统与现代更好地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多样化打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还没有后来才出现的联赛，而只有所谓擂台赛。基本上在北京打，偶然有一次到兰州打过，那也许是对西部地区作出的某种特殊表示。 在岑传理请我吃饭的席间，我没有忘记抓住机会为学校办点事。我提出：“你们的擂台赛能不能拉到我的大学去打一场？”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突如其来。而对于我来说，他们的片刻沉默是预料之中的。 还是岑传理先开口：“张校长，你们那里有场地条件吗？”“我们的体育设施不比北大、清华差。”我应道。当时的北大、清华尚无室内体育馆，而我们已有了。 一般情况下，他们会组织对现场的考察，于是，我主动地说：“请派员实地考察。”他们见我如此自信，就说：“那就免了吧。” 免了现场考察之后，话锋一转，到了另一话题：“张校长，那可是要出场费的呀！”我立即答道：“我知道，不过，你们总得优待我一点吧？”半问半请地说。 岑传理说：“一般要出40万，您就出20万吧。”我听后觉得，即使40万是被夸大了的数字，减到20万也算不错了。我没说二话，立即同意出20万。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定下来了。但我仍补充了一句：“你们要派顶尖的运动员来。”这个话就再没有用疑问句了。接着，岑传理也说：“当然。” 后来，他们还提醒我“这项赛事是要向全国直播的，转播车就请你们找湖南电视台了。”据当时的价格，需要付15万元转播费。后来，我们找湖南台商量到此事，他们却说：“我们想向全国转播也找不到机会，这次你们给了我们机会，我们还会要钱吗？”这样，15万就全免了。 那20万出场费，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我们不会从学校正常的事业费中来开支的。办法就是打广告，场地周边一块广告牌就是一万。很快，20万元就没问题了。后来，吉首有一家公司说他们出25万元包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多少商业头脑，没有体育产业观念，哪里还会想到去赚钱？只求不赔就够了。于是，我们就说：“你们只出20万吧。”广告投入就打进学校账上了。不仅不花学校事业费，还增加收入了。 那场球，基本上没发免费入场券。后来，我们确定，本校学生5元一张，教师10元，外校20元。即使这样，还得限额。这样，门票收入也有三万多元。我们拿这笔钱的一部分招待了运动员、教练员、领队、裁判、解说员，剩余的交学校。 来到现场的解说员有蔡猛，韩乔生没来。 说到这里，再把那件可能引起尴尬的事说一下。当年，韩乔生做过多种项目的转播评论。在一次足球比赛的转播中，我听韩乔生的转播评论，实在是一种痛苦。有时，场面已过去，他还在那里找词汇；有时，他又离开场面自说自话；还有更多词不达意的情形。对于那场球，我就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马国力和岑传理。这就是所谓“告状”了，其实，这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的反应而已。按韩乔生的说法，我也就是做了一回“上帝”。 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被称为那时的三大名嘴。其实，宋世雄的地位高得多，他的水平也高得多。宋世雄语速很快，但是，吐词清晰，表达准确，且富于激情，正符合体育这种项目的解说。他的解说，伴随了中国体育在近三十几年的崛起，他美妙的解说也伴随了这一进程。 孙正平与宋世雄相比，起码有一个档次的差距。他的音色没有问题，但缺乏激情，也没有宋世雄那样反应敏捷。韩乔生则可能只是表面上模仿宋世雄的语速，实际上，根本的方面他没能学到。到现在，他只是在娱乐圈里搞一些杂耍性的动作，充当配角。三大名嘴中，实质上可能充其量只有一个半。 回想一下这样一个过程，湖南大学的领导一琢磨，就明白了，不是想请就一定能请来的。 九、那些解说员 体育节目的现场直播，解说员的作用是很大的。一场精彩的比赛，可能因播送时解说员解说不当而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甚至觉得无解说员更好。 什么叫做比较好的解说，我想有这样几条：一，对于比赛双方，虽可能有点倾向性，但无论如何要客观公正；二，应紧贴电视画面，不宜有过多远离现场的旁白，可以穿插一点历史的比较，也不宜过长，可以作一些知识性的补白，有利于观众提高欣赏水平，也不能离题太远；三，语言清晰流畅，修辞上避免同一词汇的过多使用，偶有出错的情形，应当场或随后就纠正，这与导播有关。 于嘉解说篮球是很不错的，还有杨健，但他们也常有专家相陪，例如，常请张卫平、徐继存、苏群、杨毅等参与解说。这使得对NBA、CBA的解说都能保证很高水平。 田径的解说有杨健等人，也是表现很不错的。 现在对乒乓球赛的解说，很多时候是由蔡猛、杨影等主持的。蔡猛也有过打乒乓的经历，但远不如曾拿过世界冠军的杨影。杨影的解说是真正的内行解说。 对乒乓球，有时也有一位体育大学的教授参与，那种解说就充满了学者的味道，虽不及年轻解说员那样激情四射，但沉稳的解说中不乏理论与智慧。 对于蔡猛的解说，实在不敢太多恭维。他也有宋世雄那样的语速，却常常出错。例如，他对场、盘、局的区分就很成问题，一局与一盘常打混。还有，他习惯性的使用“因为”、“所以”，比如说，“因为已经打了两局，所以现在是第三局”，实际上，这中间只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顺序数来就是了，哪有值得使用“因为”、“所以”的必要。有时他也说“因为现在已经是2：2了，所以现在是决胜局”，此时，也完全没必要说“因为”、“所以”。 有一次，张继科和王皓决赛，王皓打过了一个不旋球，张继科拉丢了。蔡猛说：“这是个机会球”。刘国梁立即纠正他：“这个球不好打，不是机会球。”在打到第七局时，蔡猛说：“打了七局了”，刘国梁又立即纠正他：“不，只打了六局。” 蔡猛的解说中，太多说“暂时领先”了，几乎总是在说“暂时领先”。其实，在结束比赛之前的任何领先都是暂时领先，完全没有必要加“暂时”二字。例如，打了三局，2：1领先，就没有必要说“2：1暂时领先”。 很多情形下是语言修养，修辞学的修养。不知是他们原有的语言文字水平问题，还是导播们对他们的要求或指导尚有欠缺。 宁辛似乎是与韩乔生一代的节目主持人。但相比而言，宁辛要强一些。可是，论体育知识，我想韩乔生的面要广一些。 韩乔生曾做过足球解说，还做过拳击的解说，游泳的解说，知识面还是相当宽的。 但是，自宋世雄之后，当家解说就轮到孙正平了。重大赛事的解说常常就是孙正平了。例如，奥运会一类的比赛。女生则可能是宁辛等人出面了。 做一名像样的体育解说员很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比如解说NBA，就需要知道NBA的相关历史，相关的球队和人物，众多的球星；知道公牛王朝，知道从现在的科比、詹姆斯、邓肯、加索尔、罗斯、保罗，到曾经的乔丹、罗德曼、皮蓬的三驾马车；知道从东部的热队、凯尔特人、76人、骑士，到西部的湖人、快船、雷霆、太阳、马刺、……以及这些球队的队史和他们现有的、史上的球星；更要知道NBA的赛制和规则。 球星重要，团队更重要。目前的湖人，有科比、加索尔、霍华德、纳什，众星云集，但战绩并不很好，马刺的邓肯、帕克、吉诺比利，三人加起来过百岁了，但配合默契，战绩相当不错。 美国人有许多可以令他们自豪的东西，NBA就是其中一项。其实，除了NBA，他们还有更热的冰球、橄榄球。但NBA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虽然还不及橄榄球、冰球。 在NBA中，首先登陆的是王治郅，还有姚明、易建联、孙悦、巴特尔。其中，姚明的水平最高，影响最大，为人也堪称典范，在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极好的口碑。现在的NBA已没有中国籍球员。华裔后代林书豪成了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今，他在火箭，而这正是当年姚明为之效力过的球队。 还是说到解说员，他们通常都兼播音员。在体育播音员中，有一位叫马昕，她原是清华大学的播音员，后来参与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而今，她也成了中央台体育节目的正式主持人之一。在“体育快讯”栏目中常可看到她。 在中央电视台5台节目中，在我看来，体育晨报，体坛快讯，体育新闻，体育世界，是最重要的栏目。他们及时的把国内外各种体育消息传递出来。 在直播的节目中，国内外都很多。在黄金时间，通常是转播我们自己的CBA，或者足球、排球及其他球类，有时也直播其他比赛，如田径一类节目。 由于时差，美洲的比赛直播时间恰是中国的上午。在美国或美洲东部的比赛，直播时间稍早，大半在八九点钟开始；若在西部，通常就在十点以后了。都还是比较好的时间。这对于那些上班族来说不很理想，而对于我们教师这类自由职业者来说就问题不大。 美国的足球水平不高，普及程度也远不及篮球、冰球、橄榄球。足球特别值得看的是欧洲和南美洲的，后者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委内瑞拉。欧洲足球，论国家实力，那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了。匈牙利曾经是世界顶尖的足球强国。 若论俱乐部，人们会首推巴萨。其次才有皇马、曼联、阿贾克斯、尤文图斯、…… 说到巴萨，人们立即会想起梅西。彭英不看足球，很可惜。我曾对她建议，“别的不看，就先看看梅西如何踢球吧。”我想，如果对梅西也没兴趣，那就永远与足球无缘了。果然，她对梅西也不愿看，只看音乐节目和影视里的故事片。人各有志，人各有好。于是，我们两台电视，各看各的了。看到特别精彩的场面，也只是我一个人的笑声和喊声。 目前，虽然中国男足、女足都已处在低谷，但最多观众的体育项目还是足球。就在前天，国足去打西班牙的一个丙级球队，结果还是0：2. 有人说，中国并不缺足球高人，但凑在一起就不行了。说是缺乏集体意识。个人主义的西方，不乏团队意识；集体主义的中国，却缺失团队意识。这似乎说明了更深刻的原因，并且好像由哲学来解释更恰当一些。 不过，无论怎么，体育也大大的国际化了。梅西在西班牙踢球，但他是阿根廷人。欧洲的繁荣是一个因素，从南美到欧洲去踢球的，比欧洲去南美踢球的多得多。 现在，来中国打球的，篮、排、足都有了。中国出去的也有，那主要是自己的强项，乒、羽之类的。至于派人到海外学习和训练的，就更多了。到巴西学足球，到澳大利亚学游泳，到美国学篮球，等等。当然也有到中国来学的。这都成了世界体育的一部分。 恐怕，虽然体育的解说员极为重要，但若要互派就很难了。语言就是一道大难关。名嘴在世界上都有，然而，互学有可能，互派就难了。解说员没见过有“外员”而只能是“全华班”。 十、话说张燮林 那次国乒来湖南师范大学时，领队是张燮林。我去专家楼看望他，竟然是一见如故。好像早有准备，他把从北京带来的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的七座冠军奖杯的复制品送给了我。 乒乓球曾总共有七个项目，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团体，还有一项混合双打。后来，混双被取消，单打和团体隔年开打。这都是后来在改革的名义下发生的变化。 一见如故的原因与年龄有关，他是与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同时代的人，是最早一批让中国乒乓球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人。当然与我的年龄也就不相上下了。 张燮林是继姜永宁之后的著名削球手。现在的削球手，如朱世赫，都是拿横板的，而张燮林是握直板的削球手。打起来特别好看。 张燮林曾经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的“秘密武器”。很可能，在国外是让他少露面，国内可以陪练的人多的是，也不必常到国外去露脸。这可能也有技术上的考虑。兵不厌诈，秘密也好，佯攻也好，都是可以运用的战术。 谈话间，他主动讲起了一次在欧洲打比赛的故事。在获胜之后，一位欧洲记者采访他，问：“你是怎样训练的？为何能打出这么好的球？”他立即答道：“这是xxx思想的伟大胜利。”记者觉得答非所问，又重复道：“我是问，你为何能打得这么好？”又答：“这是xxx思想的伟大胜利。” 把这个故事讲完，他自己也笑了，并告诉我：“这都是事前领队早已布置好了的，无论记者怎样问，都说是‘伟大胜利’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再说个人，不再说我，一切都归功于那么一个人及其思想，都是那个万能的思想。可是，像乒乓球这样能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事项，实在是少之又少。实际上，对于封闭之中的中国平民来说，可能真的也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世界来说，其落后与封闭，人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后来，到了巴塞罗拉奥运会上，刘翔在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取得了110米栏冠军之后，确实铿锵有力地说出了：“亚洲有我，中国有我。”这个喊出了“我”的嘹亮声音，久久在中国人心中涌动。时代变了，人真正获得了解放，于是，才高声喊出了“我”。这是1978年之后才出现的中国新世纪。 如果我们现在再看到张继科那样张扬的表现，就一点也不惊讶了，而且也为之振奋。这就是变革中的中国，这就是开放着的中国。当然，对于获胜后忘记了跟王皓握手这一点，张继科也表示了道歉。这就是在成熟着的中国。 当王濛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她首先感谢的是她的父母。可是，“觉悟更高”的记者提醒她首先要感谢国家。这样的记者，其意识可能还停留在过去30多年。不知道孝敬父母、感恩父母的人，会感恩国家、效忠国家吗？ 先有家，还是先有国？ 在有了哈佛大学之后140年，才有美国国家。在那里，是先有大学，后有国家。在那里，是国家感谢大学，感谢那里的人，那里的“我”。在有一位总统试图建立国立大学时，美国的议会（或国会）否决了总统的意见。原因就在于担心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来控制大学。正是这种大学、个人优先于国家的观念，大大促进和保证了美国社会的文明和持久的繁荣。 还有，在以色列，也是先有希伯来大学，后有国家。1924年先有希伯来大学，1945年后有以色列国家。 中国作为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若以语言文字，以汉语言文字的出现为标志，也有几千年历史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可是，她也拖着一个长长的封建尾巴。在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之后的两三百年，中国还处在封建体制之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叩拜呼喊直到1976年才基本上终止。所以，1984年刘翔高呼“亚洲有我、中国有我”时，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解放，人的解放，“我”的解放。 由此，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体育战线不只是成就斐然，而且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之一。体育在中国划时代的变革之中，成了当之无愧的先进者。 人们常说庄则栋率队访美，打破了中美两国30多年隔绝的坚冰。这也显示了体育超越意识形态的力量。这绝非什么思想的“伟大胜利”，而是体育的胜利，平民的胜利，良知的胜利。 后来，庄则栋又正因为被意识形态拖累而栽了跟斗。然而，权衡庄则栋前后的得意与失意，人们更多记得的，还是他的成就，他的得意。唯有平民的、人间的善良与良知，才是庄则栋可靠的大山。 张燮林的那席话引起我许多的浮想。我由此而设想，很可能是张燮林的忠厚、善良和他精湛的球艺，才使得他有很好的人缘，成了长久担任领队和女队主教练的原因之一。他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一道，所开辟的，不只是一个乒乓王朝，而且是开先河，开新风，为体育、为文明作出了令后人难以忘怀的贡献。 十一、从国球到校球 虽然，从握有某种权力的人那里，尤其是喜欢揽权的人那里，常常以集体、社会或国家的名义说话，从而，置个人、“我”于次位或末位，但是，在某些地方也有例外。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从“我”做起，再到家，再到国。不过，这并不是就权利的享有来说的。这与人权高于一切的思想还不是一回事。 还是回来再说乒乓球。我不会只说乒乓球而不说其他的，在言及乒乓时，也涉及其他了。后面，还会进一步说到其他方面。但是，把乒乓说个够也有好处。 比如说，我想发展学校体育，不可能全面开花，总得从某个或某些项目开始。发展乒乓球的成本相对较低，相关的条件与设备也比较容易满足和添置。我并不是因为乒乓是国球而与国家概念连在一起来开展这个项目的，也不是因为我个人爱好而优先想到的，而是自然地将“国球”变成了“校球”。 我为学校争取到了招收“高水平运动”的权利。这使得我可以采取一些特别的对策来发展学校体育。 首先，我就招收了司徒皓、王宜文、莫华、桂娟这样一批优秀选手。同时，还必须有优秀的教练。为此，我不计学历，选聘了宋慧明为教练，后来又从湘潭工学院选聘了蒋炳长。这样，男女队都有了很高水平的教练。教练的作用有二，一是指导训练和比赛，二是物色优秀人选。 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后，我也没法让它们留在学校了。司徒皓去了化学系，化学系也很欢迎他。莫华和王宜文去了出版社，桂娟则去了历史系。 这样，他们在发展学校体育中长久地发挥了作用。快20多年了，师大的乒乓球从个人到团体，男女队都雄居湖南高校之首。在全国高校，女队居前三，男队居前五。 我对体育的看重，可能首先始于直觉：哪有校长不重视体育的？重视学生，能不重视体育吗？重视学校文化建设，能不重视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吗？ 随后，我知道了：在苏格拉底的十门课之中，体育课居首。我还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六艺”，其中，射与御，都属于体育。 由此，我也看到，在古代教育中对人本身的关注。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但一切的基础，都在于有强壮的体魄的人。并且，古代教育家们早已意识到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体育绝不只是蹦蹦跳跳、说说笑笑，绝不只是伸伸胳膊、踢踢腿。 我还希望，学生们能够通过体育看得更远、更深。从体育，我们不仅想到历史，想到文化，想到健身，而且通过体育看到国家，看到世界，看到我们民族。 教育学中有一个“三S”，科学（Science）、故事（Story）、精神（Spirit）。体育本身也是科学，体育科学或体育学，体育中有无数的故事，体育更是充满了人类精神。 当我意识到体育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含义时，我进一步思考了体育的社会学意义、伦理学意义、文化学意义、经济学意义。这使我由直觉发展到自觉，更自觉到体育非同凡响的多方面意义与作用。在我作为校长而感悟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进一步明白了它的教育学意义，乃至它的哲学意义。 我为什么请来了国家乒乓球队？这是国家水平的，也是世界水平的。让学生看到、感受到国家，看到世界，我就需要通过种种的办法把国家和世界“搬”到学校来。 我不仅请来了国家运动队，还请来了我们国家顶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艺术家、…… 不只是从外面请来，还要自己培养出来，要自己也拥有“国”字号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冰川学家、伦理学家、文学评论家。 在我任职湖南师范大学的18年过程中，还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众多杰出人才聚集在这里。 生物学有梁宋平、刘筠、尹长民。 化学有姚守拙。 数学有陈传淼、井竹君、杨向群、郭晋云。 物理学有颜家壬、王永久、匡乐满、靳集良。 语言文学有蒋冀骋、陈戎国、罗成琰。 外国语言文学有蒋洪新、宁春岩、蒋坚松。 伦理学有唐凯麟、王泽应、张怀承。 哲学有舒远招、杨君武、卢风。 我在众多的学科中有这样的想法，我能在体育学、音乐学、美术学中没有这样的追求吗？我能在教育科学中没有这样的向往吗？ 说到教育学，有我亲身的一些经历。为了发展我们的教育学，我直接由数学转身，投入到了教育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之中。我们是师范院校，尤其要关注教育科学。同时，据我所知，在世界上，高水平的教育科学存在于高水平的综合大学里面。我们虽然在名称上不是综合大学，但是，“师范”二字又有何妨？谁都明白，我是真真切切的在努力把湖南师范大学引向高水平的综合大学。 我投身教育科学，既有偶然，又有必然因素。我站在校长岗位全面思考学校的发展，这就是导致必然的客观背景。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它正包含了体育学。体育学能不是我特别关注的学科之一吗？体育在我任职期间所得到的发展纯系偶然吗？ 十二、国手师大行 1996年11月2日是乒乓球国手们在湖南师大正式开打的日子。11月1日，一切都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领队、教练、球员、记者，该到的都到了。 1996年11月1日上午，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副主任岑传理、东方视博的曾静平抵达学校，是他们两位促成了CCTV乒乓球擂台赛第32场第二天在我们体育馆举行。 当天先后抵达的还有许绍发、蔡猛及四名运动员：世界冠军丁松，当年最年轻的男子国手王励勤，女子世界排名第五的王晨和排名第20的邬娜，邬娜是在擂台赛过程中唯一打败了邓亚萍的选手。 我曾对张燮林说：“为何不派邓亚萍来？”他说：“张校长，你的胃口太大了，男女都是世界冠军呀？” 按照预定的程序，晚餐正式请中央电视台一行及运动员。我和岑传理在北京见过面，他很文雅，人们说他有学者风度，他也正在攻博，很愿意谈论有关学校的事。 吃完饭，大家一起在二楼新布置的会议室照相，丁松、王晨、王励勤都到了，邬娜走得好快，一下子就回宿舍去了。吃饭之中，我还对邬娜说，你的名字发音在俄语里是“万岁”，她连连点头。 席间，我们给客人们每人一本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几十年来的美术作品集，至少我觉得这算是精品。出乎客人们意料之外的是，我们还送给他们每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陆元盛写的，发表在《中国体育报》，文章名叫《我给丁松当教练》。我读了这篇文章，觉得它写得特别好，居然以党委的名义下发给各分党委、总支、直属支部。下发时我拟写了以下按语：陆元盛教练的这篇文章转发给各分党委、总支、直属支部，显然，并不是因为谁特别喜欢乒乓球而格外重视这篇文章，确实因为这篇文章很有教育意义。它涉及到了教育思想、教学目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心理学上的许多有启发意义的内容。而且，转发给大家也只是一个建议，建议大家研读一下，也许与我们目前思考的素质教育问题也有一些关系。 我问丁松：陆指导写的这篇文章内容都与事实相符吗？丁松答：这篇文章我还未看过哩。后来，荆雨德教练告诉我：回宿舍后丁松就看了，文章很实在，很感人。 今年我是第五次陪人吃饭，第一次是陪作家水运宪、谭谈（谭谈好久以前说要写一篇关于师大的报告文学，我以为也无妨，后来他们变成想写我个人，我说那不可以，有害无益）；第二次是陪韩乔生；第三次是陪北师大阎金铎等六位教授（这次本是由罗维治副校长陪的，后因他去张家界参加一个有关的30多所大学出版社的会议而由我替代）；第四次是陪吕唐清同志，每人饭菜一盘，约30元，很便宜，也实惠；今天是第五次，五次中竟有两次是陪体育界的人士。 1996年11月2日去体育馆观看丁松他们练球，练得很认真，马王堆、桔子洲头等他们都不想去，专心练球，为下午作准备。丁松他们走后，荆雨德教练陪我打了十几分钟，他是在西班牙做教练后回国的。 体育馆为迎接今天下午的擂台赛装修一新，今天上午也是翻修之后我第一次来看，室内变得非常漂亮了。花3800元从广州买了一个双鱼牌的球台。一切开支除外，我们主办这场赛事还有五万元收入，是张家界旅游公司赞助。 主要的效果还在于：这种世界级水平的比赛能从一个视角把师生的眼光引向国家、引向更宽阔的世界。学校文化浓度会因为这一个又一个高水平的活动而增大。 下午两点开始，丁松与王励勤首场比赛，前两局丁松2：0领先。我问许绍发，2：0领先后被连掉三局的情形多不多？许答：多。但是许说：丁今天发挥得很好，第二局丁松松下来了，2：1；此时谁也还未认为丁松会输掉，果然，第四局一开始5：0，16：9，20：16，丁松必胜了，不料，王励勤竟连拿5分，20：21，最后丁松以21：23输第4局，2：2平；即使要打第五局，也还没有人相信丁松会出问题，第3局、第4局大家都积极为王励勤加油，主要还是希望他俩能多打一下，打得真精彩，真好看，3：0就没多少可看的。等到最后丁松以19：21输掉决胜局时，反而都为他惋惜：丁松本该赢的！ 中间是群众参与，这也是为着让国球跟普通人更接近。根据导演的事先安排，由陈钧、罗维治和我三人上场，平时我们三人即组成校长代表队，常跟各系师生赛球，后来陈钧因有心脏病而不成其队了。陈、罗两人不肯上场，要我一个人上；我说，那就都不上了。这样他俩就同意上场，但只能有一人去跟丁松打，论实力自然还是由我去打，三人到场，一人去打。上去后，我先跟丁松握手，然后我跟蔡猛说：第一，丁松的球只能打在我的右半台；还有一点，丁松不用正胶面击球，这是预先我想好了的。蔡猛也大声宣布了这两条。只打4分。 全由我发球，我预料丁松想不到我会发近台不旋，结果第一个球他竟吃了发球；第二个球，我未变化，以为接过来后很不好打，过于认真反而打飞了；第三个球相持了三板，他打到我的左半台，2：1，我领先；第四个球相持十板，我连续扣球，至十板，丁松稍不小心便出界了，3：1；第五个发出后，丁松打过来好冲，我轻碰网下；第六个球，还是那样冲，发力也未控制住，我明白，丁松是容许我在比分上靠近他，而不容许我赢，现在是3：3；第七个球，我平时动脑的习惯没丢，心想，只能发不出台的短球，下旋，果然丁松只好挑起球来，我按预计的想法往反手突然打去，4：3，我竟“打败”世界冠军了。 我跟丁松，相差5个级别还是9个级别，说不清，不是一回事。 擂台赛从湖南师大体育馆直播向全省、全国，师大能直播全国，这种机会恐怕是很难有的。蔡猛把湖南师大进“211”也播向全国了。 丁松当年世界排名第四，有人跟我开玩笑：“你打败世界第四了，你也世界第四。”那就把玩笑还开大一点吧，我说：“不对吧，我打败世界第四了，我就该是世界第三了。” 体育活动，除了健身外，就是技术上的讲究，而贯穿始终的是快乐。尽管为了提高水平也需要付出，需要吃点苦，但苦中亦有乐。快乐的内容之一就是吹牛，说大话。谁不想赢球？赢不了嘴上也不会服，即使碰上高手，也多少想拿到几分。 十三、筹办大田赛 1997年8月2日，我去了清华，从那里接过1998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赛主办权。8月3日是闭幕式，我参加了颁奖仪式，并从王大中校长手中接过了会旗。陈钧与我同行，他是大力开展学校体育运动的主将。 我看过了清华的田径场。当年，清华那个田径场实在是寒酸，连塑胶跑道也没有，我们一定要搞塑胶跑道。 后来我们打听到，这大约需要300万元。我和陈钧一起去找王克英市长，陈钧跟他的关系不错。当我们开口要钱时，他几乎不做任何回应，力图把话题岔开。我们也是来者不善，不弄到点钱不会甘心的。期间，他突然问道：“修一条塑胶跑道要多少钱？”这一问，我们就知道转机来了。当我们说到300万这个数字时，他竟说：“你们别蒙我，从长沙市那里我就知道300万拿不下来”。我们应道：“这个好办，我们就只要300万。”于是，他就动笔批条子了。 有了这笔钱垫底，就没有大问题了。转而，我们开始策划开幕式。我们确定会旗、会歌都由我们学校自己制作。会歌由我们音乐系的学生演唱。会旗的旗杆9.211米，那个“211”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我们对入场时也做了别出心裁的安排。开幕式期间，江南机器厂派了40辆摩托车来参加入场式，颇为壮观，事后，他们把40辆摩托全送给了我们，我们又分送给了各院系。 我们还安排了两个团体操。一个是体育学院的400名学生组成的方队，其体操动作的精美和难度，不是专业的体育院校是拿不出来的。有些兄弟院校看后，感到望尘莫及。湖南原准备再申办的一些大学不愿再申办了。除了体育学院的方队外，还有一个是附小学生组成的方队，所显示的是朝气和天真烂漫，美不胜收。 参加大田赛的共有105所高校，千多名运动员。相应的组织工作，迎接与招待，我们基本上让学生会独立承办。让大田赛真正成为大学生们自己的事。 也许清华并不特别在意这类活动。但是，我们的这些做法未必对于学生是没有意义的。 说到体育运动会，如乒乓球赛，大学生田径赛会，这都还是单项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我们也举办过。大约是1995年，戴海在衡阳开会，那个会有一项任务就是确定第五届大运会的举办权。我们的方针是全力争取。 当时，工大、湖大都在争取。然而，戴海顺利的完成了申办工作。这项运动会必然安排在夏季。记得那是安排在8月18和19两天。 这两天，我正发高烧，38到39度之间。但开幕式我还是去了。好像是这一次，校宣传部的肖翼为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在许多场合用过。 那时，主管高校工作的副省长是郑培民。我们请他出席开幕式。去发邀请书时，他不在办公室，就只是把邀请书放在他办公桌上了。他竟然因不是当面呈交的而拒绝出席开幕式。这下子就急坏了我们所有参与组织的人。临时，我们再三请求，甚至可以说是央求了。等到他到达会场时，据开幕式的时间只有两三分钟了。算是度过了一次险情。 那一年，他突然猝世，并于当年被列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罗维治、陈钧和我，对这种“感动”也有几分感慨。毕竟，还是多看看长处会好一些。 省大运会虽然是省级的，但因为是综合性的，项目很多，所以，组织工作也相当复杂。实在说，我们是善于做这种组织工作的，我们有把握做得有条不紊，做得紧张、热烈、高效、有序。 当这次大运会结束后，曾与我们同时争办权的中南工业大学（后改为中南大学）表示：“以后我们都不举办了，这种水平，我们无论如何搞不出来。”但是我想，可能是相隔较久之后再办，不可能永远不办的。湖南省内首屈一指的大学还愁没有这种举办能力、组织能力吗？ 其实，他们已经感觉到，还不只是一个组织水平问题，那样专业的演唱会，那样精湛的团体操，还有众多项目的高水平，确实不容易达到。承办这样一个运动会，自己的水平太差也是一个问题。 那时，在我们专业的体育学院学生不参加的情况下，我们的田径和球类水平，都处在很高的档次。 大学里，学生是流动的，长时间保持较高的运动水平，需有一些特别的对策。如果学校的校长四年一换，八年一换，很难建立传统的优势项目。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从1982年到2000年，共18年的任职。如果我上一任就给予认真对待，就会有较好的持久工作条件。不仅运动水平，相关体育设施的建设、配套，也不容易。 实际上，这种持续去做的工作，本是大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是校长应当认真去做的。在这个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肯定也不会少。资金问题，场地问题，师资问题，传统文化的形成问题，以及相关的配套政策制定的问题。 举办了这么多的专项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会，谁还会怀疑我们的组织能力，谁还会怀疑我们集资的能力，谁还会怀疑我们对于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看重呢？ 十四、体育馆的建设 那是1986年到1987年的事了，我想建一座体育馆。那时，在长沙的、湘潭的、株洲的大学都没有室内体育馆，大都是由十分简陋的田径棚或单一的篮球馆，实际上就只是训练馆，没有看台，没有正式比赛所需要的配套设施。 我提出要建体育馆，在湖南当然是开先例了。我在乎的不是别人有没有或别人有什么，而是我想到了什么，我需要做些什么。有想法，随时有想法，这是最重要的。 1987年，是周忠尚担任厅长。教育厅有时又被称为教育委员会或教委，于是，厅长就被称为教委主任，跟着北京变。北京叫教育部，这里就叫教育厅；北京叫国家教委，这里就叫省教委，翻来覆去。周忠尚当时是厅长还是主任，记不很清了，反正是那么回事。 我要建体育馆当然得找周厅长或周主任了。最初，他回应说：“现在不是禁止建楼堂馆所吗？”我说：“这是两码事，学校体育馆属教学设施，与社会上的楼堂馆所性质上不一样。” 周忠尚来自中南工大，并没有过全面管理学校的经历，对体育的方方面面不太熟悉。我进一步对他说：南方在春夏之交，雨水很多，许许多多体育科目就无法正常开展。体育理论课在室内，但是，哪有那么多理论课？体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后来他派了一位计财处的科长到学校做调研。我反复地向他阐明建馆的必要性。还好，他很愿意听取意见。 “建多大面积？”开始讨论实质问题了。 我说：“五千平米吧。”他立即回应：“一般都只要两千就够了。”我解释道：长沙所在的大学都还没有体育馆，如果师大体育馆稍大一点，对于自身，对于加强对外的体育交流都有好处。能不能从长远、从大处考虑一下。 科长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但心里并不赞同，觉得还是小一点好。并且他还在造价上做文章了。在谈到五千平米多少钱时，他好像早有准备：234万！ 这个数字很好记，2，3，4，等差数列。我立即明白，这是用压价的方式迫使我后退。其实，对这一类事情我早有对策。我只是轻轻地说：“这么点钱够吗？”他明知不够，却也坚持。 姚立成副校长曾管基建多年。在争取基建项目时，要解决三个问题：立项，确定规格规模，落实经费。姚副校长的先后顺序是：定经费，定规模，最后立项。其结果是很少成功，虽然费了不小力气。 我琢磨，这个顺序需要倒过来：立项，定规模，再落实经费投入。这是针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拨款体制所思考的对策。 关键在立项。在立项时，我只和官方讨论立项的必要性，在这种问题的讨论上，我肯定占上风，我能讲出立项的更多道理。严格地说，这还不算立项，还只是定项，把项目定下来。 只要定下来了，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就必然去确定规格规模，必定要拿钱来。并且，既然已立项，在规模上就可进一步讨价还价了；至于多少钱的问题，更不必操心了。那时的概念是，学校需要花的钱，全从政府来，学校不必另外再去谋钱的，没有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那种创收。 在确定了体育馆的项目之后，我才开始讨论是两千多还是五千多平米；至于到了论价的时候，你说234万元，我也不再吭声。他明知这个钱是不够的，于是，见我居然没提出异议而感到奇怪。 最后结算时，234万变成了432万元。不还是由政府买单吗？面对432万，科长倒是没说什么了，他早知道会如此。 体育馆比起宿舍，甚至比起教学楼来，造价都更高，因为它需有较大的跨度，层高也很特别。记得体育馆的跨度达到了76米。当年在长沙，每平米800元拿下了。到现在，这个数字可能要翻很多番。 我还想到了隔热层的问题，但那样一来，造价就更高了。毕竟是学校体育馆，稍微降低一点要求问题不很大。主要是六、七、八这三个月够呛。 1987年体育馆建成时，据说是当时国内大学中唯一的室内大型体育馆。随后出现的似乎是深圳大学体育馆。到现在，有更高档体育馆的大学就多起来了。 对于这个体育馆，我坚持修看台，最后落实的是3000个座位，也坚持修了一个主看台。 后来，由于我的这些考虑，体育馆的非体育项目用途大大增加，大大提高了使用率。在这里举行过新生开学典礼，举行过大型艺术表演会，举行过大型学术报告会，各种体育赛事就更不用说了。 按我的初衷，首要的还是加强体育教学。 体育馆的主体部分，最后是5300平米，分主要比赛馆和两侧各一个练习馆。如果是篮球或排球，可以同时进行三场比赛。如果天气好，再加室外，那就更多了。如果打乒乓球，则可同时摆16副球台。 我把体育馆建在离学生宿舍较近而距教学楼较远的地方。那里曾是由一口塘填起来的，在下基脚时，我刻意请施工设计单位把桩子下伸，亦是上升到与地平面等高。这种考虑包含了一个预想：等到体育馆主体建好之后，很容易将下面挖空，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地下层建筑。后来，测算下层面积为4300平米。上下层总共为9600平米。大数字也勉强可以说一万平米了。 地下层后来开辟了四条80米长的跑道，还有健身房，乒乓球室等场所。 这个地下层的建筑很适用，但几乎不花多少钱，除了基脚桩子要伸长一些之外。 整个体育馆的建筑过程，我似乎跟教育行政部门都使了一些小心眼。我觉得，这可以叫做计谋，而不是耍手腕。何况，这都是正正式式的体育设施。 并且，我一贯认为，大学校长不要跟政府进行无谓的对抗，但一定要有自己独立于政府的想法。毕竟，我们比他们更理解大学，更懂得教育，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期待。 十五、田径场的变迁 对于体育馆，其上层或主体部分相当于是悬空的，所以我一直担心其承受力。尤其是当观众特别多，又是远超出3000人时，更是担忧。为此，我常询问设计单位，并请他们做仔细的检查。 他们在检查中竟发现了一个设计数据上的错误。这并不在我的预料中，却歪打正着了。否则，不及时发现会出大问题，酿成重大事故的危险是存在的。 后来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在主体建筑的正下方添加了粗大的铁链，使得安全系数充分满足。这相当于用粗大的铁链加固了主体。此外，我还请施工和设计部门进行过多次检查，以确保万无一失。在我卸任后，还叮嘱刘华安注意。他是否继续叮嘱后来者，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设计部门更会关心。 体育馆的建成，距今已26年了。其设计寿命至少在50年以上。它应当是安全可靠的了。 其实，不只是体育馆，其他各种建筑物的状况也在我的关注之列。我们这所大学的建筑物，基本上是近50年内修建起来的，超过这个年限的只有两层楼的校办公楼。其中，有一部分是“大跃进”时期修建的，这些房子更值得注意。有很大一部分已拆除另建，其余少部分都采取了加固措施。 我是1982年至2000年任职的，这个18年中，对于学校所有建筑的质量与安全，我是给予了应有注意的。大量的新建筑物更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学校老的田径场的所在地所发生的变迁已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事情首先是由新的图书馆修建选址而引起的。 老的图书馆在学校北面的一个山坡上，面积为6000平米。设计的藏书量为60万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图书早超过100万册，连厕所都挤压了一些，挪出来摆书；书架与书架之间再搭天桥放书。我生怕由此而超重引起事故。为此，还刻意请了王向天副省长现场考察过，意思是：赶紧为我们修建新图书馆。 正好，1990年，邵逸夫先生向大陆大学有一笔一亿元的捐赠，并明确资助图书馆项目。还确定共资助20所大学。由于王向天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在湖南就选定了我们。 我们从邵先生那里获得了500万港元。这笔钱显然不够修建一所大型图书馆。但是，有了这一笔被称为“外资”的经费，“内资”几乎必然会到来。随后，省府配套，共计达1100万元的投入。 这里着重说的是田径场，但是，图书馆的选址涉及到了田径场。 新的图书馆建在哪里？对此，不是完全由我们说了算，最后定笃的还是教委。 有一种意见是定在当时的学生第三宿舍和第四宿舍之间的篮球场上。为了说明这个方案的不可行，我们请了龙禹贤主任，那位主管高教的副主任也随同来了。因为这位副主任不太好商量事情，所以我们尽量避开她。直接请龙主任来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是很通情达理的，我们主要是跟他谈。 我们就站在学生三舍与四舍之间，我先指向西边，那是一排学生食堂，油烟不断；后指向东边，那是飞沙走石的田径场，跑道上铺的是煤渣，操场中央是沙石地面，学生在跑道上跑和在场中央踢足球时，尘土飞扬。图书馆能够夹在这中间吗？ 如此直观的感觉，使龙主任迅速意识到，这是不适合的选择方案，很快就否了。 这样，许多的思路跟着出来了。方案之一是建在老图书馆的前方；方案二是建到湘江边上去。 关于第二方案，我提出了异议。图书馆是学校综合性很强的建筑物，学校里师生员工、男女老少都要与它打交道。所以，不宜建在处于边缘地带的河边。 关于第一方案，除了同样具有第二方案的缺点外，还过于拥挤，因此也不适宜。 还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呢？无人想到建在那块尘土飞扬的田径场上，但是，我早想到了，却不宜过早提出。还是采用穷举法，等到大家都感觉到没什么合适的地方之后再说。 这里，潜存着另一问题：如果建在那时的田径场上，就得另建田径场，显然是要增加成本的。 于是，我需要做出有力的论证，说明即使增加成本，建在那时的田径场上也是必须的。理由之一是，那时的田径场正处在学校中心地带；理由之二是，这个田径场本身没有了任何发展余地，周围都被锁死了。 实际上还有一条不宜说出来的理由：以田径场的名义可以再增加学校土地。我想，仅田径场本身就需要再争购50亩土地。这样就可把学校扩展开去。 我不可能不把体育的发展与整个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当时，学校主校区的土地总共只有974亩。我的目标是让学生达到两万人，这样，最好拥有2000亩土地。最后，我达到了约1800亩土地的规模，相差不多了。 无疑，田径场的外移起了很大作用，有了比较充分的理由增加学校土地。我的进一步预想是，学生增加，学生宿舍就需要增加，我们没有条件大量招收走读生。 另外，教职工也会增加。我当时十分明确的方针是，紧靠教学区的教职工宿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买的。因此，需要另增土地以修建教职工宿舍，并作为经济适用房全部出售。想购买房屋的教职工，都可以去购买。 可惜，我的这一方针被后继者丢弃了。这将带来严重后果。这种严重性，在我卸任十年之后日益显现。长久之后，主校区内将有大量的人员不再是学校员工；校园的管理将会出现严重问题。本来，这是稍有远见的人都能想到的。可是，这种严重后果居然不被考虑。我只有自叹：各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历史责任。 田径场移向了新征土地上，移向了更宽阔的地方。此刻，我不可能不对新田径场有许多新的想法。我留下了足够的面积来修建周围的看台。我预计，修建能容纳两万人座位的看台。当然难以修成有遮阳挡雨的大型阳台。 借助举行省大学生运动会之机，我们修建了塑胶跑道，跑道中央买来了似乎叫做台湾草的草皮，铺垫其上。人们说，这种塑胶可用十年，现在十年早已过去，好像还是当年的塑胶跑道。我十分注意了雨水的疏导，需雨后很快排出且无坑坑洼洼的积水。这在当时是都做到了的，如今怎样了，我没到现场去看过。 在修建看台时，西北角上出了一点问题。本已在修建之前完成土地征购的，等到已开始修建了，那里的一小块地方征购手续尚未完成。土地所有者乘机要高价。我对刘华安说：“宁可缺那一块，也不被敲诈。”还留下一个“残缺美”。 这个田径场在修成后，我希望再加修一个主看台，此时，据省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只有一周左右时间了。于是，有人说：“给你钱你用纸扎也扎不出来了吧。”修这样一个主看台也要一点点钱，我在向省教委要钱时他们这样说。于是，我说：“有了钱，我一定扎出来给你看。”就这样，我们三班倒，硬是“扎”出来了。也有一点令人目瞪口呆。 在修建这个主看台时，其恰当的位置右侧正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无法挪动的。于是，我建议顺势为这棵樟树在遮阳顶盖上开一个天窗，樟树就从这个天窗上高高升起。这样，反而构成了一道特别的景观。这使得主看台更显得与大自然相融，更体现了在对大自然尊重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精神。树，也是生命，人不能只为了自己而伤害它们。 这个主看台，前排足以坐20人以上，整个台上可以坐百人以上。足以满足各种大型运动会之所需。在长沙，当时除了贺龙体育场外，我们学校这个运动场就是功能最大、最齐的了。 在废除原有田径场到修建新的田径场之间有一段时间学生没有室外运动场所了。这段间隔时间，我预计最长有两年，力争缩短，也会有一年多。 因为预料到这一点，所以我事前召开了学生新闻发布会。本应对教师也应有所说明，但先跟学生通气更重要。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平时也定期举行，大约两周一次，最长一月一次。为了说明这一变化，就专门开了发布会，并请同学们理解和谅解。 毕竟，很难让所有学生都知晓这种情况。我曾直接看到学生一边往湖南大学田径场那边走，一边很有怨气地说：“这么大一个学校，连田径场也没有。”听后，我自然很理解，体育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突然有这么大的不便，怎能没有怨言。明白了，理解了，除作必要的说明外，只有抓紧把新的田径场建好了。 十六、体育学院 曾有一个独立的“湖南体育学院”，后来合并到了湖南师范大学，成为湖南师大下属的一个二级院校——体育学院。其地点与主校区并不连在一起。大约相隔了三公里。那里被称为南院，主校区就被称为北院了。 南院还有一个音乐学院，一个美术学院，这两个学院与体育学院之间只是一路之隔。 我很看重这三个学院，这些学院在当时的湖南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三个学院拥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湖南省最优秀的国画家、水彩画家都在我们的美术学院；湖南省最高水平的音乐理论和歌手在我们这里；湖南省最高水平的体育研究与教学当然也在我们这里。 美术中，有聂南溪、曾晓浒、殷保康以及稍后一点的朱训德、曾正明、郑林生等。 画家常常有自己特殊的风格，甚至是有常人看来有点古怪的性格。曾正明曾一人住到山上去，不知是为了独省，还是为了体验生活。我曾上山去看过他。那种不拘一格、凌乱万分的场景，至今我还记得。我对此似乎特别能理解，并且欣赏。有个性，不一定有艺术；无个性，就一定无艺术。 从事水彩画的朱辉温文尔雅，同时，也颇具艺术家风度。李儒光的画也很有特色。 说到音乐，我可能有更直接的体会。我们的音乐学院，有赵小平这样的男高音，也有一位男中音韩老师不幸早逝。 王如湘是非常漂亮的女中音。在南方，女中音很难找。男中音也不多。 我属于男中音，曾参加过省大学生合唱团，并担任中音领唱。音乐学院的老院长储声虹曾专门指导我发声。储声虹、梁镜如，这是为音乐学院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说来，他俩还是连襟。 我的爱人可能是女高音，我常说：“你唱的真好。”实际上，我也唱的不错，但她从未说我唱得好。 音乐学院常举行音乐会，这是他们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也常请他们到院本部来演出。我希望学生能听到真正的音乐，因此希望必有美声，还希望有交响乐。不能只有民歌、民乐，更不能只有通俗或流行。 说到交响乐，音乐学院说有困难。比如说要有几把小号，这很难。又比如说，要有几把小提琴手，一套敲击乐。还比如说，要有几个声部的组合。光靠教师不行，学生又是流动的。我知道这种情况，我就还希望他们与其他高校联合起来组成交响乐队。至于本校，则力争有一个小型交响乐队，连声乐在内，80人左右。 我们音乐理论，特别是和声理论，有较高的水平，也有了一定的传统。 最早有王安国，后来有王青，再后还有熊伟，吴春富。他们都很有才华。王安国、王青都是贵州人。而熊伟、吴青富等都来自湖南常德桃园。似乎桃园这个地方很能出艺术人才、体育人才。人杰地灵，是因为人杰而显示地灵，还是因为地灵而总有杰出人才？是用“人乃万物的尺度”的观念来理解，还是用“天人合一”的观念来解释？这都可以是让人思索不绝的问题。 本是讨论体育问题，却不小心谈论到音乐问题了。不过，无论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六艺”，还是古希腊教育的“七艺”，都对体育和音乐同时特别看重。 我对体育的看重，是自然地与古中国和古希腊的哲人们相通了。人与所有其他生命不同的方面可以用很多方式来阐说，但基本的一条是人不仅可以发展，还可把握和掌控自己的发展。于是，有了教育，有了作为教育的重要部分的体育。 我对体育学院就必然有特别的感情。有人说，搞体育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很荒唐的说法，这不仅是对他们的不敬，也是对人自身的不敬。 我为体育学院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体育学院地处南院，许多的体育设施都需要单独建设。那里，曾经只有一个篮球练习馆，后来就修建了综合体育馆。田径场也扩建并提高了档次。还修建了游泳馆。这是北院所没有的设施。 田径是一切运动之母，游泳则是水上一切运动的基础。对于体育学院的这两方面也就是我考虑的重点。 在田径项目中，跳高与100米又是重中之重。跳高这个项目中的教师有王元，他本人能跳过两米。至于100米，则很少听到有跑进11秒的教师。 在体育学院的历任院长中，则以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田径运动的教授为多。这与这两类学科的地位有关。 在湖南省内，最高运动水平的运动员不一定在我们学校，但是，最高体育理论水平的人一定在我们这里。否则，我们怎么叫做体育学院呢？ 说到这里，也联想到一件事。湖南的几位作家，谭谈，水运宪，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想办一个“湖南文学院”。我直言，“你们不可能办好文学院。”他们不信，并说：“李铁映也支持这个项目。”我又直言：“李铁映怎么可能懂得文学院意味着什么。” 由于他们的背景，“湖南文学院”的牌子还是挂起来了。但始终就只是一块牌子。 我进一步对他们说，作家是写小说，搞创作的，但不是办文学院的。这就好比，演员是演戏的，他们不可能办戏剧学院；唱歌家是唱歌的，他们一般都不可能会办音乐学院；每个人都会吃饭，可是，有多少人懂得营养学、烹饪学？能蹦能跳就能办体育学院吗？ 我们学院没有作家，小说家，戏剧家，却完全可以办文学院。文学院的骨干在于，有文学理论教授、语言学教授、文学史教授、外国文学教授、……文学院靠的是教授。他们不是写小说、写剧本的，而是评论这些作品，而是站在“形而上”讲话的。如果有人写点小说之类的，那只是业余活。 当然，事实上的文学院只能是在湖南师范大学。不听劝阻的结果是，花了纳税人的钱，修了几栋“湖南文学院”的房子，却全然起不到文学院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中文系一位老教师找我，说要办一份《诗刊》杂志，我迅速而有力地回应他：大学可以办《文学评论》杂志，包括诗词评论，但不能办《小说月报》，不能办《诗刊》之类。写小说、写诗歌，不是教授们的主要任务。 后来，我支持了办《文学评论》，却不可能支持主要供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因为，这不是大学的事。 尽管我也希望我们的音乐教师中有很会唱歌的，很会拉二胡的，甚至希望有郎朗那样的钢琴演奏家，但我首先需要的是音乐教授，声乐教授，器乐教授。 尽管我也希望我们的体育教师中有跳得很高的，跑得很快的，甚至希望有刘翔那样的世界顶尖选手，但我首先需要的是体育教授，理论的，术科的各类教授。 对于体育学院那些搞理论的、搞田径的，我当然很熟悉。在游泳方面有一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黄老师，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也是印尼归侨。我的两个小孩都跟他学过游泳。 十七、三大类体育 我把体育分为三大类：学校体育，社会体育（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这三大类分别的英文表达是： Physical Education； Athleties； Sports。 学校体育似乎主要是Physical Education，但是，Sports和Athleties都可容纳。 体育课程当然主要是Physical Education，但另外两类也能以不同形式进入学校，大大丰富学校文化生活，同样也是学生健康成长所需要的。 但是，我一直主张不要搞千篇一律，尽量让学生根据其兴趣爱好和身体特点来进行选择。学校则提供尽可能多的科目让学生有选择余地。 有一些有生理缺陷的学生，往往被拒于大学门外。每遇到这种情形，我都会维护这种有生理缺陷学生的权益。记得化学系曾拒收一名右腿残疾的学生，我就极力主张招收。后来他学得很好，本科毕业后即考上了化学专业很强的吉林大学的研究生。 即使像晨跑和广播体操这样的体育活动，我也认为不能强行一律。愿意做广播操的或课间操的就做，不愿做的就可以不做，学校可以放放广播。至于晨跑，我更不赞成规定早上六点一定要起来，起床后一定要去跑步。 每个人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我在读书时，早上若去跑步了，那一上午就无精打采了。我的较好的体育锻炼时间是在下午四五点钟之后。除非是星期日，整上午就不打算做什么事的，那就一上午就困在篮球场上了。 陈景润无任何体育爱好，如果因为体育不合格而被终止了学习，那就不会有日后的陈景润了。 笛卡尔每天凌晨醒了也不起床，他的父亲知道他不是睡懒觉，就到了学校去跟老师商量，结果老师也很理解，并且认定笛卡尔什么时候来上课都不算迟到。如果像我们某些学校某些时候的那些强行晨操，也就不会有笛卡尔了。 体育运动可以制定某种达标水平指数，但一定要应人而异。每个人都做一些基本的训练，比较全面的生理运动，是必要的。同时又必须因人而异。 我读书时，百米跑不进14秒，跳高跳不到1米4.但我后来乒乓球打得还可以，到现在，人人都认为我步伐灵活，全身合理用力，技术水平也还勉强。 我始终觉得，所谓全面发展，是适合于每个人自己的发展，是自己发展，个性发展。要姚明去举重合理吗？要王哲林去踢球合理吗？要邓亚萍去跳高合理吗？ 实际上，我认为，全面发展并不是谁的恩赐，谁对谁的要求，而首先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而且，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是相对全面，是基本方面的全面，是属于自己的全面，而不是面面俱到，更不是无所不能。 在体育之中，其全面发展，也可以作如上的那些理解。选择权是最重要的。学校教育在于，在尊重学生选择权的前提下，指导学生选择，并为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让每个人自己成为他自己”，是一个不错的教育目标。可以补充的是，那后一个自己是更高大的自己，更充实的自己，更智慧、更高尚的自己。 我所认定的是，体育应当更明白这些道理，体育应更好地体现这种自由发展、自由选择的精神，体育应当是教育之中对此有更合理更深刻的感悟的部分。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不可能不影响甚至决定了我对体育及其教学的看法。 在我看来，自由对于人是最神圣的，因而，我的基本信念可以表示为一个公式： 人=自由 在思想上，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在行为上，也有绝对性，唯一的前提是不损害他人。 例如，不可能没有纪律，但纪律是从属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自由，包括限制对他人自由的侵犯。所以，纪律并不是与自由半斤八两的。当然，纪律只对行为而言，思想范围内无纪律可言。 有诗人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与我那个公式表达的情感和意愿是一致的。 自由的反面是奴役。自由战士即为反对奴役而战斗的人。 体育活动的人应享有自由，同时，体育也帮助人更好的拥有自由。 把体育当作休闲，当作娱乐，当作教育，当作发展，当作健康，这都是可以的。同时，这也说明了体育的广泛意义。因此，在我看来，三大类体育饱含着丰富的内容。学校可以容纳着一切。这是大学包容性的一个方面。 把体育作为课程之首的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的新篇章，他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归结为“认识你自己”，也可以说是“认识人自己”。“人是什么”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 后来，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则在《形而上学》中明言：人本自由。 体育是如此紧密地把人与自由并列在一起。 十八、体育教学部 在体育学院之外再搞一个体育教学部。这种分割式的机构设置，来源于分割式的思维方式。 从稍大一些的方面来说，还有专门的、独立于大学的体育学院，如北京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还有一些省也拥有体育学院。这就是那种分割式思维方式的产物。 何只是体育，单科院校林立的情形，人们记忆犹新。什么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煤炭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纺织学院、地质学院、矿冶学院、土木学院、交通学院、水利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商学院、外国语学院、……众多的政府部门办了众多的单科院校。大学的这种单科林立现象后来有了变化，然而，政府管理大学的体制却一直沿袭下来了；应在改革之列，却始终未见改革。 还是说到体育教学部的设置上来。不都是从事体育教学与研究吗，为何要分设呢？尽管功能上有某些区别，难道有区别就要分割、分设吗？ 这种分割式的组织与思想，据说来源于苏联。苏联号称讲究辨证法的国家，可是，它实际上离辩证法很远。我们这里曾全面学习苏联，于是，也就学不到辩证法。 实际上，事物都是以合的形式存在的，并且这种合不是简单的相加。合不只是形式，也是实质。 分，多半是在思辨中存在。人是血肉之躯，血与肉有机的合在一起；血与肉一分离，生命就结束了。事物是多元素构成的，单一的元素在周期表上。 体育教学与研究本在一块，却把它分割，既有体育学院，又有体育教学部。英语教学与科研也应在一块的，然而，除了英语或外国语学院，还单独建立一个英语教学部；还有一种被称为公共课部的机构，其实，他的教学内容都分别可在法学院、理学院之列，因而也分别可有法学院、理学院之类的学院来承担有关教学任务。 由于这种分割，不仅机构设置不合理，而且不利于学校的有效安排教育资源，不利于教师的成长。那些长期担任单一的教学部工作和活动的教师，常常与相对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无缘，从而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作为一种实际行动，我在任校长期间，就把那些单一的教学部合并到相关的学院里面去了。我按照合与分的辩证哲学来理解这些，来处理相关的行政事务。 孙洪涛所主持的体育教学部与体育学院合并而成为体育学院的一部分。罗德芬所主持的英语教学部合并到外国语学院而成其一部分。其他亦然。 传统的力量是顽强的，这种实质上的合并，非貌合神不合的合并，并不容易。然而，改革本身就需要意志与顽强。认准了的，就坚持做，想方设法做。 合的结果应当是机构精简，人员精干，效率提高。相应地，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也应调整、精干。学校行政部门越来越多也是曾有的发展趋势。我任校长时亦曾大力精简 。 在最少的时候，我们校领导成员，党政加在一起才四个人。机构也曾合并到只有四个：教务处、总务处、科研处、办公室。我有办学的理念，也有坚定的践行。在这个过程中，刘志辉、陈钧、罗维治、戴海是我先后的合作伙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培养完人仍然是教育的理想。体育在培养完人中承担重要的使命。 人本身就是有血有肉的，有生理有心理的，有物性也有神性的。人先天是完整的，后天却可能被片面化。教育本是为着人实现自己的完整性，有时却背道而驰了。这是教育的异化，并在人的异化中起了推波逐澜的作用。 先进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注意到了工业革命以来更容易出现的人的畸形发展。那种越来越细的分工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教育因此而应承担更神圣的捍卫人的完整性的使命。 体育本身就需要充分体现完人教育思想。它不仅构成了完整教育的一部分，而且，它本身就应体现完整性。尽管体育必须关注每个人的特点，同时，在此前提下，也尽可能让学生能从事多项体育活动。既练耐力，也练爆发力；既练灵敏，又练基本功；既让肌肉发达，又让骨骼更健壮；既发展生理，又发展心理；…… 有人说搞体育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至少，我所认识的体育界的很多朋友，都是很有头脑的。 事实上，搞体育的人，无论是搞体育教学，体育研究，还是从事竞技体育的人，都需要智慧。这种智慧也许跟其他学术领域里的人的智慧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也属智慧之列。这种活动需要智慧，也就可能给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以智慧。 当希腊人，当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也特别看重体育的时候，我们能认为体育与智慧无关吗？如果与智慧无关，当今能吸引全球最大比例人口眼光的，会是奥运会吗？如今人类的最大盛会，有什么可与奥运会相比？ 十九、从事体育理论研究的马卫平 我说到过张燮林，我们几乎一见如故，然而，接触的机会也仅限于那么一两次，相识了，但还说不上朋友，充其量只是可能的朋友，一面之交的朋友。 岑传理也如此。那样温文尔雅的体育界的新闻工作者，与我也属于一面之交，没有很深的交往。 这些人还比不上我与文超先生的交往，它是全国田径协会的负责人之一，曾在我的办公室长谈过体育，他还邀请我在全国田径理论研讨会做过一次演讲。 对于我，更多的朋友还是在校内，当然，如湖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张子沙这一类朋友还有一些，但我将要叙述的，仍主要还是与我同事的一些朋友。这不仅是因为工作关系，而且我们确实可以超越体育而谈论更多的主题。 说到体育与智慧，它至少与其他不少领域一样存在践行和理论的部分，在理论部分也有形而上的体育哲学。尽管体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科目，但他同样需要形而上，并实际上拥有了体育的形上学说。难道这还会与智慧无关吗？ 我首先说到与我相处时间特别长的马卫平。他是从事体育理论研究的，却系统的学习了教育学，并取得了教育学中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博士学位。 教育学在中国目录上是个学科类，在它之下又包含三个一级学科：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 教育学既是学科类，又是一级学科，这比较好理解。心理学划归在教育学门下，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体育学归属教育学之中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 这样，马卫平研习了教育学，就使得他能在更宽阔的视野下来探讨体育理论问题。 马卫平从师于张传燧教授，但也在很长时间里听我的课，前后连续六年。他觉得，这六年中，他所听到的一直还是新东西，不然，何必听这么久呢？ 最近一些年来，我曾应邀在全国许多大学做过学术演讲。马卫平几乎都全程随同了。去新疆的那一次例外，那是由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刘韬陪同的，而刘韬的家正在乌鲁木齐。那一次，除了乌鲁木齐，我还去了吐鲁番教育局和石河子大学。从长沙陪我去新疆的，还有刘阳科，一路上仍有个伴。 马卫平的学习精神是少见的。他不只是陪陪我，帮我料理很多事，而且沿路聊天，但他都事先准备了一些问题。或记下了的问题，或已看过的书上的问题，还有他自己写的东西给我看，边看边讨论。 这样，我旅途没有寂寞感，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些机票、车票和有关手续，都是他办好了，给我很多方便。所有与各方的联系和安排，都是由马卫平做的。 许多细节他都清楚，比如说，我演讲时总是站着的，所使用的讲台就有所不同了；又比如说，我吃饭是偏于清淡的，他预先有告知对方 ；还比如说，我住的房间最好不要当马路，等等，他都会注意的。 在演讲的间隙时间里，他有预判，在我感到我尚需做准备时，他就忙自己的去了；在我有空聊天时，他就来我这里坐坐。房间里，那些“现代”设备我常不会用，他就来告诉我或帮我操作。 马卫平的出行，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他是师大校友会的秘书长，联络各地方的校友是他的职责之一。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有相应的联络事项。那些校友们也很愿意和来自母校的人见面。马卫平也就把会见校友与陪同我做学术讲座连在一起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多了不少的学习机会。我也告诉他，在交流之中我也学习了很多。 我大概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当今中国体育界，马卫平在体育理论上的造诣是站在前列的。他还写过一本体育哲学：《体育与人》。这部著作，由蒋冀骋、舒远招为他写了一个序，这两个序写得十分精彩，既因为蒋冀骋、舒远招文笔都很好，又因为他们对马卫平的著作很欣赏。 我也附上了一个序，确实也乐意这样做。一般情况下，我很不愿意为他人的著作作序，我由衷的希望作者自序，尤其不要请所谓名人来写序，不要有依仗他人的心态。学者的独立性是最尊贵的，这与尊重他人同时存在。 虽然不愿意，并且对外申称过，但是仍然出现了一些例外。本来，例外应当是个别的，可是我有好几次例外了。不过，假若我没有那种不愿为他人写序的心态，那可能就多到泛滥的地步了。真的还是有所节制的，而如马卫平这样亲近的朋友自然在节制不住的范围了。 马卫平与我交往如此之多，一个基本的媒介还是体育。一则，他要研究体育理论，为此，常与我讨论；二则，我也很喜欢体育，并有一些感悟，从而有了交往的共同语言。尤其，他已到达体育哲学，而这也在我的整个哲学兴趣范围之内。 在体育界，如此长期坚持学习和研究，有如此浓厚的理论兴趣乃至哲学兴趣的，恐怕确实不多。但是，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体育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性；体育似是“热”活，也绝对需要“冷”对；体育是很直观的，同时又是深邃的；体育有形下的，亦必须有形上的；体育把外在与内在、把身与心连在一起。 在从外地出差回长沙时，常常是吃饭的时间，孔春辉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孔春辉是校友会的副秘书长。她也跟着我念完了博士阶段。在她是学生的时候，我任校长，在我设置的一个“未来教育家”奖中，她获得过一等奖。这给我印象很深。我相信她应当会有很好的发展。 二十、体育界的那些朋友 我在体育界的朋友中，从事体育理论研究的，不只有马卫平。吴锦毅、王步标也是搞理论的，王步标是研究运动生理学的。他们两人都做过体育学院的院长。这似乎表明，做体育理论的人有比较好的条件来做体育教学与科研的管理工作。 除了以上搞理论的三位外，再就是搞田径的三位了：谭受清、徐祖本、谭植棠；还有三位球类的，从事篮球教学的唐煜章、袁本瑶和排球的张百振。 这九位都被称为是从事术科教学与研究的。 更多一些的是体育教学部的刘齐贤、官士琨、刘国珍、孙洪涛等人。从事公共体育教学的要求有更为宽广的体育知识。 唐煜章曾被借调到国家篮管中心，他担任了国家青年男篮的教练，对篮球造诣颇深。他到北京去后的许多事宜，我没法帮助他。他每次从北京回来都会看看我，不时带一些球类用品给我，从球衣到球鞋。至今还有不少我仍穿着打球。就在2013年2月1日，唐煜章还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给我寄出了一本书。 谭受清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年龄上也接近，他只比我大三个月。我曾建议让他担任体育学院的院长，一直到我从师大校长岗位卸任后他才离开院长职务并在师大退休。 谭受清在师大退休后，我又聘请他到“涉外”经济学院担任体育学院院长。他在“涉外”最大的贡献是开辟了高尔夫专业。他是搞田径的，转而搞高尔夫，毕竟是体育，他很快便熟悉了这一专业，他不仅自己打得一手好球（一杆打多少洞我不很清楚），并且撰写一套高尔夫教材，行销于全国。 谭受清脾气很燥，但为人正直，做起事来，一丝不苟。他和我在一起，一直都是很愉快的合作。他曾教我高尔夫如何挥杆，就像当年储声虹教我如何发声一样。但我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不宜从事这项运动的。不仅太花时，而且也是很昂贵的，即使有人替我付费我也不乐意。 不只有唐煜章被借调北京，还有刘国珍也被借调北京从事羽毛球裁判工作。 徐祖本、谭植棠两位，虽主要在体育学院工作，但家住在北院校本部北村。徐祖本老师的一个儿子是车队里的，跟我也很熟。这两位都算是我的前辈了。 还有一位前辈级的人物是刘齐贤老师，他是回族的。他对工作、对人都表现上佳，我也特别尊重他。 官士琨跟我可算是同辈人，只比我稍大一点。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忠厚。对老田径场的变迁开始时很不理解。不只是他，还有很多体育老师不理解。这可能与对老田径场有情感相关。有一位袁怀武老师，也属于很不理解的行列。但是，当新的田径场建成后，并且其标准远高于老田径场，他们看到这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在职的体育教学部主任孙洪涛，算是年轻一辈了，虽然年轻，但他对学校体育的历史基本上都熟悉。他本人似乎更擅长排球，常担任排球裁判工作。 宋慧明调到师大来从事体育教学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在省内取得冠军，也在全国和世界级赛中进入过前六名的。但她没有大学学历。实际上，由于体制上的缘故，一些专业运动员都只是上过体校。宋慧明也属于这种情形。 其实，这也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区别。运动成绩很好的，不一定会当教练，反之亦然。优秀运动员与教师也不同。但她的领悟较好，做教练并不难，再在工作中注意理论上的提高就行了。在她的带领下，司徒浩、王宜文、莫华、桂娟等一批运动员就很好的组织起来了。 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有一位戴临中老师，他所带的乒乓球队也有很高水平，成为了与湖南师范大学乒乓球队旗鼓相当的队伍了。但我从来未见他本人挥过拍。原来，他也主要是动口不动手的。 记得国外有个游泳教练，他指挥下的游泳运动员在取得胜利后，欢庆时把这位教练抛到泳池中，这位教练竟只有喝水的份。咕噜咕噜几口水之后才被拖上来。 其他学科的教授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他本人在某些方面并不一定很熟悉，但是，他可以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告诉你可以去看谁的书。这种教授有时被称为辞典式的教授。 在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当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当中，有些人是帅才，有些人是将才，还有些人能将能帅。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说，就是有的人有很强的决策力，有的有很强的执行力，而有的人两者都很强。 当然，对于体育教师而言，还是能将能帅的好，还是能实能虚的好。这样，也更方便，更有说服力。体育教练可以动口不动手，体育教师动口不动手就有困难了。不是还要有动作示范吗？不会动手，怎么示范？ 动口不动手是君子，这是对人而言的。如果动口指的是说理，动手指的是操作，那么，有些人确属于动口不动手的。但是，对某些学科而言，动手是必需的。 我在体育教学部的那些朋友们，大多是既能动口又能动手的，如孙洪涛这样一些人。 二十一、生命在于运动吗 常流行的一句话：“生命在于运动”，这个“运动”指的大约是体育运动，可能也不只是一般的走走路，散散步，可能大半与一定的体育运动项目联系在一起。 “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是许多人信奉的。于是，社会体育、群动体育特别被重视。 一个国家是否体育强国，主要并不是看他拿了多少块金牌。体育大国，不一定是体育强国。 据我的判断，是否体育强国，主要看三个方面：一，体育的相对人口；二，体育运动设施与水平；三，体育科学研究水平。 体育界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明白，我们中国算是一个体育大国了，但不是体育强国。而今，世界上真正称得上体育强国的是德国、美国，可能还有英国等国家。 一所大学，算不算得上体育强校了，可能也要参照这三个标准。 体育如此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很重视的。有一位著名的英国女歌唱家阿德尔，她很讲究吃，不忌讳吃，也不因为要瘦身而去搞体育运动的。这就是她的生活信念。 我最尊敬的老师李盛华，他学问甚高，人品堪称典范，他通晓四国文字，总站在学术的前沿。但他基本上不运动，连散步也极为少见，没有运动兴趣。 1982年，他把担任了20多年的数学系系主任职务移交给了我。我在这个岗位上即以他为榜样。然而，在这个岗位上我只呆了几个月，工作就调动了。 就在1982年，他69岁。他曾说（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67岁，女性高一点。于是，他说“我已多活了两年。”几乎难有人想到，他活到了93岁。对于他来说，生命并不在于运动；至少对狭义的体育运动而言是如此。 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将要建议数学系（今日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以开展学术活动的方式纪念他，不知是否能成功。我今日也写了一篇文章：《数学怎样恩赐于我》，以示纪念。 我还看到一份资料，说专业运动员的平均寿命竟不超过60岁。我对此资料有点将信将疑。如果真是这样，那很可能是指较为激烈的竞技运动。 我相信适当运动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从上午八点多到下午五点，我一直做伏案工作，花的是脑体力；四肢基本没动，到五点以后打一个多小时球，这样就比较平衡了。所以，我更相信的是平衡，身体各个部位的平衡运动。 不只是动的平衡，还有动与静的平衡。比如说打太极，晃悠悠的，有动有静。又比如，打坐，默念，做到心无旁顾，让自己与天地相通，这更像是静，却也有动，也是达到某种平衡。人还是经常处在动与静的某种平衡中为好。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因而也有每个人自己的平衡。为此，体育作为教育还需关注到每个人不同特点的动静平衡，并非一律为动，亦非一律为静。 不过，如果想开一点，还可以把静看作是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物理学上，存在有加速度的运动，也有匀速运动；匀速意味着加速度是零，不是不动了，而是速度不变了；速度也等于零时，也是速度不变了，其实，这就可视为匀速运动的一个特例。 人不仅有身的运动，还有心的运动。人是身心一体的，因而，身心之间的平衡极为重要。以上所言，并不仅指身的运动与平衡，还应包括心的运动与平衡。 心也不能总处在“热”的状态，还要有“冷”的状况。人有心潮澎湃的时候，也宜有平静无漪的时候；有欢欣的时候，也可能有悲伤的时候。不只是悲哀可能伤到心；欢欣过度也能伤到心，何况还有乐极生悲啊。所以，心也有平衡问题。 如何达到平衡是更重要的问题。有动的平衡，静的平衡，动与静之间的平衡；有身的平衡，心的平衡，身与心之间的平衡；人还有与外部世界的平衡问题，这个题目也很广泛。 达到平衡需要自我调控。太累了，需要休息；太闲了，也会生锈。这也是平衡问题，也需要调控。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是通过调控而达到的。 所以说，人的一生都在于自己掌控自己，自己把握自己；首先还在于自己认识自己，并且，这种认识不是某个时候可以即告完成的，这甚至是需要终其一生的问题。难怪苏格拉底关于“认识你自己”的名言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都为人关注。不少的人终其一生尚不得要领，更不要说有浑浑噩噩的人存在。 “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在运动是指体育运动时，尤其如此。然而，这句话是有警示作用的。特别是那些指在健身而非仅限竞技的体育，更是作用巨大的，如果把教育的许多因素考虑进去，就更加如此了。 自觉到一些健身因素，教育方面的因素，体育的意义确实是非同凡响的。 过多的室内工作，就需要增加一些户外的有氧活动。更一般地说，人还是要尽可能靠近大自然。我们从大自然来，就需要明白亲近大自然的道理。 空调的兴起似乎是为了抗衡大自然，然而，他也可能成为拉大我们与大自然距离的因素。如果冬天不把室温调得太高，夏天不调得太低，我们就与大自然近一些。 二十二、体育的人文主义 运动的根本在于与大自然靠近，或者说是为了更好的与天、与地、与人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由此即知，我们对体育的认识这不是那样简单的。 在世界上，唯有人是自觉于自身的心与身的发展的。人是一种待发展、可发展且必须发展的生命体。正因为这一基点，生命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包括是与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命在于运动。甚至可以说，生命本是运动着的，不过，这样所言之运动已不只是体育运动。 广义的运动存在于世间，狭义的运动存在于人间。作为世间的人也在广义的运动中，作为人间的人则还存在于狭义的运动中，它是人自身的创造之一，人创造了体育，以便于让自己更好地存在于运动之中，更好地发展自己，壮实自己，也完善自己，让自己作为一个人而更完整地存在，从而，完好、完善、完美、完满，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满足自己，并完成自己。 对于体育的意义，不只是认识的问题。人不只是一个认识体，人是知情意的统一。这依然是人的完整性问题。 康德说理性让人成为人。实际上，人必须发展理性，同时也发展非理性部分。丧失理性，是人的丧失；同样，没有了激情，人也丧失。因为这两种丧失都导致人的完整性的丧失，从而，人也丧失。 纽曼说知识本身即目的，其实，人本身才是目的。无论是何种知识的获得，都应当是为着人本身。也许，有一些知识不是人人都需拥有的，但作为人的那一类知识是人人都应拥有的，人本身才是目的。 康德、纽曼，都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哲学曾带来了近代欧洲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最基本的人类成果仍是人的解放。文艺复兴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事实。谁不赞赏作为理性主义哲学果实的牛顿学说开辟了工业革命，谁不赞叹人类由此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经受了无数的苦难。其中包括工业繁荣中分工的细化给人带来的片面发展、畸形发展。 教育，包括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工业革命给人带来的消极面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教育家不仅指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改革方案。 体育有没有可能带来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呢？ 在竞技体育中，这类问题事实上存在。原因就在于这类体育常常追求了人以外的目的。有些项目还追求了票房价值。有一些积极因素也能增加票房价值，但不尽然如此。 所以说，对体育的认识常常归结为对人的认识。我们可以揣摩，苏格拉底把体育列在他的课程清单之首，很可能就是基于体育对人的意义的认识。他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可以换言为“认识人自己”。他在呼唤他人去认识的时候，必是优先呼唤了自己的。哲学的呼唤首先是发自自己的心灵而对自己的呼唤。 体育活动本身可能是需要感性的，甚至是特别需要感性的。事实上，在这种活动中，更多存在的也许就是感性。这种存在合理吗？必要吗？重要吗？ 理性主义的胜利带来的巨大成就所掩盖的消极面，近现代以来被不少哲学家看清了。于是，非理想主义哲学不断兴起，且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 自古希腊以来的自然主义、本质主义，发展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现代主义，都可算是理性主义一脉相承的流传。理性主义如此悠久的历史本身就显现出一种惯性力量。这一类哲学，伴随着工业的大发展、科学的大发展，但是，也伴随着对人本身的忽视。 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大争论，站在玄学最前面的是张君励，而站在科学主义一边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在这场争论的结尾，胡适先生出来说话，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作为人文学者的大师胡适先生，竟是站在科学主义一边的。然而，无论如何，那时中国科学的极端落后状态也不能为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辩护。 如果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的当时和后来，直到今日，都太需要争论了。争论、辩论，是哲学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阳光、雨露，而哲学的繁荣又是我们民族全面繁荣所必需的。因而，无论是张君励、丁文江，还是胡适，他们都有历史的贡献。 后来兴起的、对理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种种哲学中，有存在主义，阐释学，生命哲学，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等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回归到人本身。 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对作为理性主义表现的本质主义的直接批判。事物都是生成的，因生成而存在，而发展，事物之质也不是原本的、固有的，质是在事物存在、生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质也是一种生成，一种获得。 生命哲学则是建立在对生命本身的至高无上价值的认可基础上的，都与对生命的尊重及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意义、人的价值、人的世界的颂扬与维护有关。意志论、冲动论，都是生命哲学的不同表达，而情感、意志之类就已不属于理性的范畴。这种哲学，认为非理性的因素更能反映人性，表达人性。 体育是身心的完整活动，当没有偏离心去理解体育时，感性更被看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自然地靠近人性。然而，此刻，我们正不能忘记了康德，当康德在一般的意义上阐述理性的作用时，体育不能忽视了这种作用。康德学说的根本点还是落在人身上，尽管它是偏于理性主义的。所以，体育需要感性，但为了人的完美的体育不能只停留在感性上。 在体育活动中的人，尊重自然，但不能陷入自然主义；也尊重科学，但也不能陷于科学主义；体育需要理性，但不能为理性主义所支配；体育少不了感性，但也不能奉行非理性主义。体育似乎是左右为难，又由于为难而左右逢源，实际上，无论左还是右，都还是为着人的。我们不必忌讳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实际上，调控、调整、调适，都具有调和的性质。许多事情正在于如何有效地调和，在调和中发展，在调和中完善。 二十三、球感问题 前面提到了体育不能停留于感性。但是，体育中的感性又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世上有些学问是纯思辨的，例如数学，形而上学，其基本部分不依靠感性。 不过，更多的事情需要有感性基础。例如，唱歌要有乐感；说话、写作要有语感；游泳要有很好的水感；打球要有球感；就连数学也需要有数感。所有这些活动中都需要有美感，否则，这些事项或活动就都难以提升或深化，也难以持续。 进而，由美感而产生好感，亲近感或亲切感，以至于成为一种事业感，难舍难分。 如果只是说到感性认识，那还是认识论范畴的事。但认识不是一切。固然，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在于认识活动，思维活动，高级的意识活动。但人类也有感情，而且，正因为人有认识活动，其感情就更为丰富、深刻。 对于体育活动，当然也需要有理论的认识，甚至需要有哲学的思考，但必同时伴随着感性活动。感性活动不只是基础，前提，而且要自始自终相随。体育只靠理性主义不行，只靠非理性主义也不行。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动物和人类都有感情语言，但人类还有概念语言、命题语言。我们可以由此来思考在体育活动中的人们，他们亦是既有情感语言，又有命题语言的。 体育活动中的感叹、悲伤、喜悦、焦躁、怒吼、欢乐、寝食不安等等都是司空见惯的。这都是丰富的情感活动。由于游戏和竞技相伴其中，这些情感活动与人在其它活动中的表现相比，特别与众不同。因而，体育中有更多的喜怒哀乐，有更多的酸甜苦辣，有更为热闹的场面。各种场面与体育运动相融合，也能更充分的展现人性。或者说，这种场面本身就是体育的一部分。 依卡西尔的观点，体育也以语言的方式存在，并且，它既有自己的情感语言，又有自己的命题语言。一方面，人们不可能不用语言来表达体育的各种现象，各种思想；另一方面，体育界自身和自身、自身与外界的交往，也通过其特有的语言来展开。稍后，我们还将就此作比较专门的讨论。 球感的感，不仅包含对体育的感性认识，也包括了球类运动中的其他心理活动。广而言之，在其它体育项目中（甚至如田径）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除感觉、感知外，还有感悟。作为心理活动的感悟，相比于感觉、感知，有更丰富的表现。相应的概念有悟性，在我看来是高于感性的。 悟是整体的把握，悟不止停留于表层。因而，通过悟，可以越过现象看到更深层更宽阔的东西。悟是可以超越直观的。悟不只是观看，还有欣赏。没有悟，不可能达到欣赏的地步。悟来自心灵深处，因而也更能表现深处。 体育有如此广大的信众，体育人群如此庞大，原因之一在于它是便于直观的，可以看见、听到。然而，仅有直观、直感，多半也只能是看到、听到，仅靠看到、听到，就很容易溶于那种热烈的场面，一起欢呼，一起跳跃，甚至一起歌唱。 可是，真要看出个道道来，仅靠直观就不够了。体育中的物性可以感知，体育中的神性则还需要感悟。体育运动中那些奇妙的神性，要靠悟性去把握，那些奇妙的东西是悟出来的。 从事体育运动本身当然更需要悟性。以球类为例，显然只提球感就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如果我们约定，认为球感也包括了对球的悟性，那也不妨。那样，球感也包含了极丰富的内涵。 球感好的人，球在手中可作出各种花样，例如，放在手指尖上转动。在篮球中，用手接球、传球、运球，都可表现自己的手感，对球的感悟体现于手上功夫了。运球时可十分隐蔽，神出鬼没；至于投篮，也可以有各种花式，远投近投，抛投，扣篮等等，乃至人球合一。此时，用悟性很好来形容较为恰当。 有言道：文如其人。有一次，我听秦凯说：“跳如其人”。觉得很有意思。文如其人的文狭指文字、语言，每个人的文字语言都会带上自己的个性。体育运动员会没有个性吗？即使是扣篮，詹姆斯的扣篮跟格里芬的扣篮就不一样，杜兰特的扣篮又不一样，姚明的扣篮跟大鲨鱼奥尼尔的扣篮也很不一样。 姚明初到NBA是还不曾扣篮，两米二六的身高，伸手把球往篮里装就是了。后来也有了扣篮，甚至经一段飞行后扣篮。当然，飞行投篮的代表莫过于乔丹了，他被人们称为飞人，他能从三米线外“飞行”到篮下扣球。 有单手扣篮的，也有双手爆扣。 至于球场上的各种情感动作，更是五花八门了。有大声怒吼的抒发，有捶胸顿足的晦气，还有张继科式的赛后拉开上衣以后的肌肉秀，亦如德约科维奇战胜纳达尔或穆雷之后的展现。 女性选手大多含蓄一些，却也不乏夸张的表演，如李娜，如彭帅，如郑洁，亦如拉德万斯卡、兹奥拉列娃，还有威廉姆斯姐妹，还有比利时姐妹之一的克里斯特尔斯。 越是深刻的悟性，越带有鲜明的个性，内在的汹涌澎湃，很难不外显于夸张的表演，均在运动场上尽情潇洒。 二十四、体育语言 如今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他的语言。他是怎样的，他的语言就是怎样的；他的语言是怎样的，他就是怎样的。这似乎又是再说文如其人了，不过，还应有人如其文。 为什么说“如今的人”呢？因为远古的人只有单音节语言，其语言之贫乏如动物界，可以说，那时的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那时，并没有卡西尔所言之命题语言。 语言的来到是与人的进化和走向文明同步的。这是人类史、语言史所告诉我们的。 如今，我们在个体的人身上仍可看出。比如说小孩的成长。父母当然也随时关注着自己子女在身高体重上的变化，但尤其关注的是子女的语言变化。每当儿女说出过去从未说出的语句来时，可特别让父母高兴。 身高体重的变化是生理上的，语言文字上的变化，是心理上的变化。心理的变化是属于人的，并且人的全部富有主要在心理，那是一个精神世界。尽管我们每个人也都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但那个精神世界才使我们真正像人那样存在着。 我们对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全都是用语言去描述的。谁有更丰富的语言，也就表明谁对这个世界有更好的描绘，有更好透视、理解和把握。 我们回到体育世界，这里，同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领域，表现体育的悟性与神性。 表现物质世界的语言是金、银、铜、铁、锡，是氢、氧、氟、钠、锌、碳、磷、钾、……表现精神世界的术语是：喜怒哀乐、悲欢情愁。然而，这两个世界，对于人并不是半斤八两。 人主要是生活在精神世界里的。许多文人是安于清贫的；文人中也不乏富有者，但他们真正的富有乃是那个精神世界。精神富有在文人看来是真正的富有，而另一种富有常被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人歌颂自己，也歌颂自然，但在歌颂自然时，常将自然人格化。让自然世界、物质世界也活神活现，栩栩如生。天人合一，是人与天去合的。人明白自己来自天，靠着天，离世时，也上天了，那叫做去了天堂。 比如说，歌舞者人也，然而，我们也说莺歌燕舞；能说会道的是人，但我们也说鸟语花香；又比如，人们也感觉到自己是与风雨同行的，孱孱流水也能带着自己的深情流向远方；…… 另一方面，人们把时间的某种状态描述为龙腾虎跃，又把另一种状态形容为万马齐喑。把人间的悲欢与凄凉也移植于物的世界，或者把自己的情意通过物的世界来表达，让世界为自己发声。 体育的语言也一样，有一类是表达有形状态的，有一类是表达无形状态的。体育中也有物性和神性的两方面，都通过语言来描述，来刻画。并且，物性和神性的东西有许多也是相互融合的，相互渗透着的，物性中有神性。 体育的丰富决定了体育语言的丰富，丰富的体育语言描绘丰富的体育活动。 田径有自己特定的语言。径赛中有短跑、中距离跑、长跑，最长的是马拉松。据说还有更长距离、需更长时间的运动，考验人类极限。百米、两百米、110米栏，都算短距离，其中，百米、110米栏属于直道项目。 到两百米以上，就有弯道技术问题了。短跑中，起跑和冲刺都重要，对于长跑，起跑就没多大意义了，倒是冲刺时有很多讲究，那一段是最好看的，就好比一盘棋的残局一样好看。实力相当时，跟随技术很重要，只有在实力相差明显时，才有人一直往前冲。 在中国，田径赛的观众不很多。这与观看和欣赏水平有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田径项目不那样热闹，但行家还是很愿意看。所谓行家，其标准之一就是十分熟悉田径语言。看出个门道来，就意味着能说出个门到来。 观众的多少与本国运动员水平有关。中国田径运动整体水平不高，这也是观众不太多的原因之一。但是，当有刘翔出场时，平时花20元一张的门票不去买，而此时的100元一张的门票也一票难求了。100块钱，就为了看那个十几秒。 足球、篮球、排球、乒羽网，都曾有各自的语言系统。每个体育项目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项目的语言，它就是它自己，它自己的语言就是它自己。 不少的体育项目在发展变化中，相应地，其语言也在发展变化中。有些新用语出现了，有些旧术语消失了。“拦截”一词在乒乓球中已经消失了，“不讲理的打法”一词出现了。这种变化越多，相应地，语言变化也多。 语言即人的生命，体育语言即体育的生命。语言不只是工具，语言是主动的。它不仅反映了体育的多样性、复杂性、奇妙性，而且他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体育运动本身。因而，体育语言不在体育之外而在其列。 对于体育，当我们切磋时、琢磨时、探讨时、欣赏时、交流时，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因而，彼此之间的体育交流，必要的前提是共同的体育语言。 二十五、那些队名 我曾问一些研究生：“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你是孔春辉，还是孔春辉是你？”“亚里士多德是谁？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认识苏格拉底？他长的是个什么样？”“‘百闻不如一见’，你都没见过怎么认识？” 你见到过热队吗？可是，我们不仅知道在美国东南部有一个名字叫热队的篮球队，并且知道，那里有詹姆斯、韦德、波什；我们不仅知道西部有一支湖人队，而且知道队中有科比，有霍华德，还有加索尔、纳什，虽然我们都未曾与之谋面。 在NBA中，有湖人、76人、凯尔特人，都可看到一个“人”字。还有勇士、骑士、爵士、奇才，也是人；还有步行者、开拓者，“者”者，人也。此外尚有一些以动物命名的，活生生的，如猛龙（在加拿大，也加入NBA），山猫、公牛，小牛，灰熊，森林狼，雄鹿，还有马刺，策鞭扬马，奋勇向前。 反观CBA。广东东莞银行，浙江稠州银行，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佛山农城金融，上海玛吉斯，东山黄金，青岛双星，新疆广汇，北京金隅……从这里能看到的是企业、东家，看不到人了，连动物也不见了。然而，无论如何也还要有个名字，要运用语言，但这里的语言内核不是人。 不过，人们更愿意看到的仍是这些名字背后的人，例如，从辽宁队看到郭艾伦，从上海队看到刘伟，从广东队看到易建联、朱芳雨、陈江华，从福建队看到王哲林，从北京队看到刘小禹，从新疆看到巴特尔、张庆鹏、西热力江…… 毕竟是改革了，开放了，CBA也变得很好看了。 WNBA很少转播，但WCBA转播不少。往日的老将还有苗立杰、卞兰、陈楠，出色的后卫李忻已在担任教练和解说员。亦如CBA中的旧将李楠、张云松，也只是做评论之类的工作了，出色的后卫阿的江则担任了八一队的主教练。 后卫是篮球队的灵魂人物，所以，李忻、苗立杰等给人印象特别深。李忻的丈夫巩晓彬如今是山东篮球队的主教练，带领山东男篮在本赛季（2012-2013）打出了很好的成绩。 王非、郑武这样一些中国男篮的有功之臣还在担任教练，郑武担任浙江女篮教练。 曾经多次带领广东队拿到总冠军的李春江不知是何原因离开了，而代之以尤纳斯。 NBA分东西赛区，最后由东西部季后赛冠军，进行总冠军决赛。CBA效仿这一做法，曾分南北赛区。但CBA参赛队伍相对较少，现在是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由常规赛的前八名进入季后赛，然后经过淘汰赛决出总冠军。即使如此，CBA的赛期也比NBA短了三个多月。 NBA虽然分东西部，但常规赛时东部与西部球队之间也要相碰。在分区上，NBA的划分还要细一些。在NBA和CBA，最后拿总冠军都是巨大的荣誉。 就国家队而言，中国女篮曾有世界亚军的记录（似是李亚光做主教练），还有前三名的诸多辉煌。 男篮的世界赛最好成绩是第八名。在姚明离队后的伦敦奥运会上，则以一场不胜的成绩跌落到十几位了，虽然在亚洲仍然处在最高水平。可以跟中国男篮抗衡的，主要是韩国，其次还有约旦、伊朗、菲律宾。 篮球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篮也是缺少优秀的后卫，刘伟曾在NBA测试，很快就退出了进入NBA的竞争资格。如NBA中保罗、罗斯、纳什那样出色的后卫，中国实在是稀缺。 能够进入NBA的中国球员只有姚明、王治郅、巴特尔、易建联和孙悦。林书豪那样有档次的后卫，只是华裔，然而，我想，那是美国的篮球文化造就了他。 如篮球这种阴盛阳衰的情形那样，在足球、排球、网球中也存在，在其它非球类的许多项目中也存在。 中国女足曾在最后决赛中惜败于美国女足而获得世界亚军。这当然也算了不起的成绩了。中国男足，长期喊着“冲出亚洲”的口号，偶尔冲出去了，到了韩日世界杯，结果是颗粒无收，算是巴西人给了一个面子，只给你一个4：0. 中国女排是中国大球中成绩最为辉煌的一支队伍，曾经是大满贯得主。这是由郎平、陈招娣、杨锡兰、刘亚男等一批人开创的。他们的成就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超出体育本身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直到如今，在男女篮排足共六支国家队中，中国女排仍是唯一一支可以在世界大赛中拿牌的队伍。 中国女排中不可能不出现一些世界顶尖的教练，最有成就的应首推陈忠和了。郎平亦曾出任过主教练，成绩也不错。男排在亚洲打进前三也很不容易。 所谓世界大赛，一般是指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但女排中还有一个大奖赛。 在亚洲女排中，是中日韩主宰的格局。欧洲女排日益崛起。意、德、俄都不错。俄罗斯女排在奥运会上曾2：0领先，被顽强的中国女排翻盘。被称为“女排精神”的那种力量依在。失败后，加莫娃那种伤心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她应当是当年的第一扣球手，恰如当年美国女排的海曼，可惜她英年早逝。无论如何，美国男女排都是世界水平。 网球有四大满贯赛事，分别为法网、澳网、美网和温布尔顿网球赛。中网在发展，但与成为大满贯赛事尚有距离。中国网球中的阴盛阳衰更为明显。 自从“单飞”之后，中国女网群星灿烂，出现了李娜、郑洁、彭帅等一批出色选手。 网球没有团体赛，只有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赛事打团体，那叫做戴维斯杯。 男网中，穆雷来自英国，纳达尔来自西班牙，德约科维奇来自克罗地亚，费德勒来自瑞士。老一代的著名网球手桑普拉斯、加西亚则都来自美国。整个亚洲，男网都没什么地位。 女网，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在亚洲，可谓中国一枝独秀，而欧洲则是鲜花朵朵。 男篮有一个特殊的赛事，叫做斯坦科维奇杯，是在中国打的。这是一个洲际比赛。足球也有类似的赛事，各大洲的联赛冠军参与。曾在日本举行过欧洲总冠军和南美解放者杯冠军赛，这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男足较量。 二十六、那些旗手 篮球中，后卫，一号位或二号位，是灵魂人物。这种任务，需要技术全面，视野宽阔，善于组织，内外线都有球，外线不用说，好的后卫往往有出其不意的突破，他能把内外线联系起来。一个球队，是五个人打球，但五个人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的优势能否充分发挥，组织后卫起关键作用。 所谓旗手，主要不是指世界赛入场仪式中的举旗人。这种人，一般都是标志性人物。担当过中国队旗手的有王立彬、姚明、易建联，他们几乎就是一种中国形象。 广义的旗手实际上是指一个队或一个项目中的杰出代表。 相当篮球中的后卫（包括得分后卫），在足球中就是中场组织者，在排球中就是二传手了。 在女排中，杨锡兰、冯坤以及后来的魏秋月，都可谓世界级的二传手。短平快是中国的一项发明，关键的组织者就是二传手。短平快能有效的对付欧美那些身高马大选手们的高举高打。后来，欧洲也吸收了亚洲的一些先进打法。 乒乓球曾有一个中欧对抗赛，有五名顶尖的中国选手和欧洲顶尖的五名选手对抗。现在发展为欧亚对抗赛。欧洲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较长。中国较短，这与中国优秀选手辈出有关，随时有新人涌现。欧洲一个萨姆索洛夫就打了十多年。 欧洲派出的对抗赛选手包括白俄罗斯的萨姆索洛夫，德国的波尔，奥恰洛夫，法国的塞弗，俄罗斯的斯米尔洛夫，瑞典的瓦尔德内尔。老瓦更是一棵常青树，与他同时代的刘国梁当了多年教练，他却还在打球，并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 在奥运会、世界杯和世锦赛上都拿过冠军的乒乓球选手，世界上只有四个人，除中国的刘国梁、孔令辉、张继科之外，唯一的外国选手就是瓦尔德内尔。其中，张继科是在最短时间内（大约16个月）拿到这三项世界大奖的人。 张继科当然是刘国梁的爱徒，他称张继科为“藏獒”，这很形象。张继科的父亲为他取名继科，而继科是巴西足球的著名选手，这个名字寄托了他父亲的期望，但他不是足球场上的继科，而是乒乓球场上的继科。 张继科个性张扬。在奥运会上险胜王皓后，他把上衣撕开了。那是一个即兴动作，十分个性化。激动不已，竟忘了跟王皓握手，媒体批评他，他诚恳地向王皓致歉。他是知过能改的人。并且，他也在这个过程中长大，成熟。 说到个性，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所谓个性，就是人性，就是自我性。 这里，包含着在人的问题上的根本观念。根本观念之一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自己就是自己，我就是我。并且，越独特，越是自己，越是我。 同时，人在获得人性后，后天能继续发展。而这种发展就是自我发展、个性发展。因为发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高大的自己，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丰碑。 体育正是充分展现个性的舞台，体育最需要个性，最尊重个性，因而，体育也成为发展个性的天堂。体育秉承了人类的天性，并发展这一天性。 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首先是观念的落后。教育应当向体育学习。中国的教育常常在绞灭人的个性，中国教育不明白，所谓全面发展，即每个人自己的全面发展，即基于个性发展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在于发展全面，在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全面，发展着走向全面，充分个性化的全面。 中国教育更看重社会化，实质上持社会本位的观念。然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有人的社会才有社会的人。社会本位具有明显的虚伪性。比如说，所谓社会本位的社会，只是社会的一个名义，一旦说得更明白一点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全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那只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那一部分的社会。 因为中国教育中较为普遍的社会本位观念，所以，它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社会化。然而，教育的真谛正在于使人个性化。越个性化，意味着个人越充分的发展；并且，越个性化越有利于社会，越个性化也越社会化。在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马克思）那里，社会首先是人的社会。 教育与体育，都在同一体制内，但其主要观念是如此不同，更足以显示中国教育的落后。体育天然的靠近人性，依赖人性，发展人性，彰显人性。 有个性不一定成为艺术，没有个性一定没有艺术。艺术就是美的表现，每一种艺术表现一类特定的美学内容。不美，谈何艺术？没有个性，有何艺术？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体育？为什么那么多人批评教育？体育还像体育，教育还像教育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少不了体育，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少不了教育，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人人都觉得少不了的教育却那样令人不满意呢？ 近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体育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数以百计的世界冠军的个人和团体之外，还有了中国的梦之队，中国的跳水队、乒乓球队都是梦之队。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也许在于，体育有梦，而中国教育不再做梦。最需要看到未来的教育，也是最需要有梦的教育事业不再有梦，他还有可能培养有梦想的人吗？ 2008年的北京奥运的关键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那个展现人类理想与智慧的大舞台，就是由无数有梦想的演员（即运动员）所舞动着的。 我们还是回到体育中来，这里，真有说不完的杰出人才，他们或者可以叫做灵魂人物，叫做旗手，叫做头面人物，叫做英雄，那些“造时势”的英雄。 有一种唯物论认为是“时势造英雄”，但是体育可以告诉人们是英雄造时势。没有姚明，会有那样火爆的场面吗？没有刘翔，会有中国田径的直道时代吗？没有张继科、马琳、马龙、王皓、王涛、丁松、王励勤、会有中国的乒乓球梦之队吗？有乔丹时代，有姚鲨对决时代，那些“时代”是由人（亦英雄）写下的，创造的。中国象棋有过胡荣华时代、杨官璘时代。历史是人的历史，时势是人创造的时势，体育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二十七、那些灵魂人物 灵魂人物当然是指某个群体中的人物。谁没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灵魂人物显然是指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是精神方面的。似乎又可称之为精神领袖。他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令人信服的精神力量发挥着作用。 在关键的位置上成为灵魂人物的可能性大一些，或者，那种位置上的人应当成为灵魂人物。如排球中的二传，如篮球中的组织后卫，如足球中的中场。 齐达内曾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灵魂人物。在一次听到对方球员有侮辱性语言时，他用头顶撞了侮辱者，结果被红牌直罚下。齐达内离场时的那个凄然的背影一直留在我心中，我为这位优秀的法国选手而惋惜。事后，他一再为此向公众道歉，他特别担忧这种行为给青少年带来不利影响。 虽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齐达内仍不失为法国国家队的一位灵魂人物，他依然是精神领袖。 中国男足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位类似齐达内的人物：容志行。他至少是当时亚洲范围内最优秀的中场组织者。虽然他堪称灵魂人物并不只是他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然而，这个位置上的出色表现使他更有可能成为队中的灵魂，他是发起进攻的发动机，他是稳固防守的第一道城墙。他确实代表了中国男足一段美好的记忆，同时，也让人疑惑：今日的中国男足的容志行在哪里？ 姚明、王治郅可能是中国男篮的定海神针，有他们在场，整个队就有了主心骨。 在姚、王之前，中国男篮曾有过钱澄海、杨伯镛，那时候，他们是走出了亚洲，可以跟欧洲强队抗衡的。那是我记忆中的中国男篮黄金时代，它不是偶然的世界第八，而是站在世界最前列的。当然，中国男足也有过容志行、左树声、古广明那样的好时期。 体育活动跟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首先在做人。体育运动水平如果没有伴随相应的体育精神，怎么会被人看重？虽然体育中强调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是，也有更美、更善、更乐。在奥运期间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许多国家把自己的文化精品、民族风情带到了这里。体育是成了人类空前的盛宴。这一段，世界上最好战的分子也停止了射杀。体育盛会成了无形而有效的号召，世界上任何政治家也无法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在中国女足的黄金时代，孙雯应当是一位精神领袖。这也不仅是因为她过人的球技，她在锋线上的杀伤力，而且也在她的人品，她与队友的默契。当今的中国女足、男足都缺乏这样的灵魂人物，男足的郑智还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 中国女排，除了曾经的杨锡兰、冯坤外，今日的魏秋月也还相当不错。二传这个可以出现灵魂人物的位子，真的涌现了一些精神领袖。 篮、排、足之中，有直接身体接触的是篮球与足球，因而更为激烈。那种处惊不变、能稳定军心的人物也更为重要，他们是团队在神情失控时能起关键作用的人。 乒、羽、网是隔网相对的，没有身体接触，场面就很不一样了。胜败之后的激情表演都更具自我性质，摔摔拍，扯扯衣，露露肌肉秀或高声吼叫而已。如乒乓球这类临场靠个人而无临场配合的项目（双打除外），也需要关键先生（或女士）。一般来说，在九打五胜的赛制时代，打第七盘的人是关键；在今天大多实行五打三胜制的时代，打第四盘的人就是关键人物了。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某某虽不是本队的一号主力，却是对方一号主力的克星，也可以放在关键位置上去硬碰硬。乒乓球的排兵布阵是一门学问。 那些关键先生，或灵魂人物，或精神领袖，不是谁安排的。其形成是建立在心理信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不是靠权力，而是靠权威形成的。 中国的计划经济，事实上是权力经济，它所服从的不是市场规律。所以它始终处在忽冷忽热的折腾状况。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逐步实行了多少具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那种危机式的大起大落才告结束。那种计划经济的方式也曾影响到体育。具体表现在内部安排而非竞争机制。何智丽的出走存在自身的原因，也有不尊重公平竞争原则的因素。 眼下，为了准备今年（2013）五月的世乒赛，所采取的就是内部竞争选拔办法，谁打到前几名谁就上，由运动员自身的水平和发挥来说话。由于是国际赛，面对的打法多样，情况更为复杂，这样，教练组也掌握少量名额。长官也起作用，但主要不能靠长官意志来主宰，应由运动员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老百姓自己的经济。亿万普通老百姓无数不同的需求，能靠哪一位救世主来做计划？那种计划经济制度的落后与衰败是必然的。凡轻视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没有好结果。体育能依哪一位神灵来安排？无论是容国团、姜永宁、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丁松、马文革、梁戈亮、刘国梁、孔令辉、王励勤、马琳、王皓、马龙、许昕、张继科，都是他们自己涌现出来的。从整体上讲，中国乒乓球队经久不衰、人才辈出，主要就在于它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机制。 教育体制中的许多问题恰好是过多的长官意志导致的。教育要向体育学习，谁去学习呢？只能是教育界的人士自己。然而，他们有这种自觉吗？ 美国在1980年以前，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教育部。然而，美国有最好的教育。当今，谁不承认最好的、最先进的、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即使是1980年后建立的教育部也完全不管大学，它只是代表政府与某些它认为合适的大学之间就某些自己所需要解决的课题达成合作协议，政府拿钱来，大学给你解决你所要解决的问题（如制定规划、设计方案和其他咨询工作）。 美国根本就没有国立大学。公立的大学在州一级，而且，州立大学与州政府之间也不是“管”着的那种性质的关系，州立大学在履行与州政府之间协议的基础上，也享有充分的自由。美国曾有一任总统想建立国立大学，但是国会否决了，国会担心美国政府通过国立大学控制其他大学，从而影响大学神圣的学术自由原则。直到现在，美国最高水平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 美国的NBA也完全是民间的，NBA总裁斯特恩从根本上说与官员无关。美国政府连大学都不管，还会去管NBA吗？美国总统也只有当观众的份，打完了，会见一下总冠军球队。有些总统对此没有兴趣，也就与NBA毫无关系了。如今在任的奥巴马本身就有篮球兴趣，才出来凑凑热闹。奥巴马给总冠军去白宫的机会，总冠军球队给奥巴马一点面子。总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与NBA之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二十八、体育智慧 人做任何事都需要聪明。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聪明。聪明极了，叫做智慧。因而，更不是每个人在什么事情上都能有智慧的。 刘国梁被称为“智多星”。他直板正胶，成了瓦尔德内尔的克星。现已做了多年的男乒主教练。他可能是称得上是有体育智慧的。至少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如此。 不过，就在这个项目上，也非常需要智慧。乒乓球，球虽小，花样却多极了。我们已说过，基本的方面有力度、速度、旋度、角度和落点等。尤其说它是旋转的艺术，仅就旋转而言，就又有上旋、下旋，左侧旋、右倾旋，旋与不旋，以及这许多因素的各种组合。说其是艺术，一点也不为过。 这样，对于从事这项运动，就不仅要有很好的球感，还需要有很好的步伐、走位，需要身体各部位很好的配合。手部的、腰部的、背部的、腿部的彼此协调动作。 反应的敏捷几乎是所有体育项目都需要的，但乒乓球尤其需要。它往往需要在零点几秒之内作出反应，这常常就要求有预判能力。球到人到，人到球到，人球合一。如果是双打，则还有许多彼此配合的问题。我喜欢双打，常常在场上得意地说：“双打不是单打”，单打打不赢，双打不一定打不赢。吕林的单打成绩不怎么样，但双打还可以。 双打的走位、步伐、预判等显得更为重要。不过，单打必然还是一个基础。单打水平太差，双打的高水平上不去的。只是说，双打有双打的学问。 庄则栋前不久去世，他时年71岁。不算长寿，也不算早逝。他患的是癌症。这至少说明，体育运动与是否患癌症没有直接关系。据说，人的寿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遗传，二是饮食，三是其他生活习惯与方式。并且说三因素的作用各占三分之一。我没有去考究这种说法的科学性。 如果上述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人还是可以在两方面把握自己的。我想，生活方式中可能包括适当的运动。可是，什么叫做适当呢？这可能靠每个人自己去感受。在遗传那一方面，那时天定的，父母和祖宗定的。 还有一个环境问题，这应当可以作为第四个因素来看待。而环境问题是一般人难以左右的，即使有钱人可以有较大的选择，但也很有限。这样，四个因素中，就有两项是自己不能把握的。其实，在可以把握的那两方面也受到环境影响。例如，若空气污染严重，躲也没地方躲；又例如，土壤、水质受到污染，饮食方面就很难不受影响了。 曾任湖南医科大学（后合并与中南大学）校长的胡冬煦说过，人能活多久是天定的。这出自一位医生、一位医科大学校长、教授之口，曾令我不解。我问他：“那你为人治病时，也持此观念吗？”“当然，我如果不好好诊治，就违反了天意。”后来，我又问：“如果在意外事故中丧生呢？”他答：“也不意外，那也是天意。” 作为医生，说他是宿命论者好像不恰当，但都归之于天意，却正是宿命论的观点。 回到体育智慧上来。如果一切都归于天意，体育的意义会大大下降，因为，不管你运动不运动，能活多久已由上天铁定了。但许多人从事体育的业余活动，不只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也大都认为对于延年益寿不无好处。 一般的讲究体育运动的技艺，可能不一定需要更多智慧，但也需要科学，而科学与智慧多少是有关的。 那举重来说，好像这是一项力气活，被称为大力士的运动。其实，这当中也有很多很多学问，也需要智慧。 举重是各举各的，没有身体接触。似乎就没有多大心理问题了。其实不然。面对对手，如果有绝对优势，心理问题、技术问题都不大；如果旗鼓相当，问题就来了。首先是开把重量。举重试举次数有限，开把太轻不行，太重，风险也大。 举重当然不只是心理较量，它本身还有许多技术要领。抓举、挺举也有所不同。从翻杠，到提上蹬起，再到上举，每一环都有讲究。抓举时，实际上有一个摔杠，这也是不易把握的，用力大了，摔过头；用力小了，上不去。稍有偏差，教练就在旁喊“稳住”，可是，稳不稳得住，既需力量，又需掌控技术。在我看来，聪明、智慧、天才，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人人都可以是聪明的，人人都智慧就不一定了，天才则更是个别人的。体育智慧，尽管难，但还是可追求的。 我们常说“勤能补拙”。可以从聪明“补”到智慧，但天才恐怕就不是仅靠勤能达到的。也有一说法：“天才在于勤奋”，可是，博尔特9秒58的速度，怎么仅靠勤奋达到。 多少年以前，说人类的百米极限是10秒。然而，这个极限一再被突破。10秒，在中国和亚洲还可拿得出手。拿到奥运会、世锦赛，不知还有没有报名资格？ 在直道上，站在世界水平的亚洲选手只有刘翔。这个极限在哪里，现在还说不清。 人类的极限，从速度来讲，有100米为证；从高度来讲，有跳高为楷模；耐力的极限？马拉松？最近，我才得知，还有一种“极限马拉松”，要跑200公里左右，而且途经泥潭、沼泽、丛林，历时二三十个小时，这真正在挑战人类体能极限。 在体育中，称得上是天才的，我冒昧说几位。 足球中，梅西不算天才，谁还能算？谁不认他是天才？罗纳尔多曾被称为“外星人”，但梅西比罗纳尔多更神奇。40年前，一位德国人在一年内打进过85求；2012年，梅西打进了91个，神奇不神奇？神奇正是天才创造的。 篮球中，姚明算不算天才？他不只是身高，技术全面且精湛。创造了“公牛王朝”的乔丹应当是一位天才吧？如今，保罗、詹姆斯、杜兰特、格里芬、罗斯、韦德、邓肯、帕克、吉诺比尼、科比……不是天才也是奇才了吧。NBA众星云集，灿烂无比。篮球天才不大量出现在那里还能在哪里？ 排球中，我，包括中国观众，可能更熟悉的是女排。女排中的天才，海曼算一位吧，可惜它早逝了。中国的郎平应当算一位。中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都是出女排天才的国家。短平快，背溜，背飞，这都与中国女排的创造智慧有关。 网球、羽毛球、乒乓球，都有天才。阴盛阳衰的中国体育，唯一可以例外的是乒乓球。若论网球，女子有李娜、郑洁等一些人；男子真的可怜了。德约科维奇、纳达尔、费德勒以及早些年代的阿加西、桑普拉斯，是清一色的欧美选手。这些人也应当在天才之列。如今网球界的头号可能非德约科维奇莫属了。 在游泳方面，中国女子有着优秀的传统，曾有过“五朵金花”，如今，叶诗文可谓天才选手了。男子方面，也有孙杨这样的世界顶尖选手。天才吗？这可能还有待观察。女子中，还有刘子歌、赵靖等一批人涌现出来了。 事实上，各个体育运动项目中，都会有自己的天才。他们以偶然的形式必然出现。 在体育界，最能有力地表明，是英雄造时势。时势影响英雄；英雄创造时势。这个过程中，极限运动与体育智慧、体育天才的问题，会交织在一起。 二十九、体育文化 对文化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最狭义的，是父母送小孩上学，学文化，这里所言之文化，几乎等同于知识了。 据词典解释，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语cultura，以及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后迁移于对人的培育与培养。这样，文化与教育就紧密相联了。 文化按大类分，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但物质文化也主要指附着于某种物质的精神面。一块泥坨、一滴水、一片云、一块天然的普通石头，不会被称为文化。所以，文化一词的外延，在广义下也不是无边无际的。 如果文化主要是指精神面，那么，文化也就主要是关于人的文化。精神唯属于人。 不同地域的人创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有希腊文化，有欧美文化，有中华文化。 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包含了56个民族，也就有56种民族文化。而且，最能象征那个民族的，便是那个民族的文化。 有人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其实，那个民族的文化才是那个民族的灵魂。 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文化，在这种活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成的文化。 体育活动当然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且，不同的运动项目也有其文化特点。但所有体育项目也有它们共同的文化特征。丰富的体育活动，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多样的体育，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发展着的体育，发展着自己的体育文化。 我们谈到某个体育项目，往往就能够想到某个或某几个国家，我们谈到某个国家，往往就能够想到某个或某几个体育项目。这同时显示了体育作为文化的特征。 我们也可以说，体育属于全人类，然而，这个“属于”恰好是由体育的丰富性、多样性、民族性来保证的。 比如说，乒乓球甚至是中国的国球，但是，我们在巴西、在阿根廷，你找不到几个打乒乓球的人。就在乒乓球运动开展的比较广泛的亚洲，这里的泰国、巴基斯坦、蒙古，也难看到有多少打乒乓球的人。 在泰国是藤球，在巴基斯坦是曲棍球，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则是足球。 在美国，比NBA更盛大的是橄榄球、冰球。加拿大也如此。在北美，冰球运动、雪上运动也十分发达。但是，冰上、雪上的运动，你就很难在南亚、东南亚国家找到了。 至于水上运动，我们在不少干旱的非洲国家能够看到吗？有些地方，连饮水也有困难，拿什么去做水上运动？在中国西北的不少地方亦如此。 这些是与自然条件相关的。还有与民俗、与宗教有关的。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妇女有一些运动就很难参加。我们还看到穿着长裤、围着头巾打排球的队伍，他们真不容易，能参加就不简单，人们会十分尊重他们而不因其水平有限而有所不敬。 民俗、宗教，这属于文化。以上事实表明，并非凡文化就必定对体育有积极影响。但体育本身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和表现着的，发展和演变着的。 一种文化，唯有在它具有较为普遍与深远的意义时，才可能传承下去并成为传统。而这种传承就有赖于教育，或者说，这种文化必定会丰富教育的内容。 于是，就有了传统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之分。那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成为传统的可能性必然最大。并且，生活在这种传统中的人，还会努力保护、丰富和发展这种文化。 乒乓球的发源地并不是中国而是英国，但是，在英国并未形成传统，于是，那里就说不上有什么乒乓文化。乒乓球成为中国国球是因为它融进了我们的文化。这里的水土很好，而在另一些国家，乒乓球就有点水土不服了。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还可说是一个移民国家。因而，要说发源地，几乎历史悠久一点的项目都不源于美国。但它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体育强国。 可是，在美国也有了不少传统的强项。这就是说，传统并非总是要百年千年才能形成的。并且，体育文化早已成了美国社会十分活跃的一部分。 世界上最具普遍性的体育项目可能就是田径了。所有的体育大国，都必须以田径为基础；所有的体育强国，必定以强大的田径为前提。故而，田径被称为运动之母。 奥运会是综合性的体育运动会。然而，就单项来说，规模最为盛大，最为世界触目的，那就首推足球世界杯了。其次，就要数到田径世锦赛了。有时候足球世界杯比奥运会还热闹。 如果说奥运会显示的是体育文化的力量，那么，足球世界杯所显示的是足球文化。 贺龙元帅曾励精图治，为把中国的足球搞上去做出过巨大努力。然而，近些年来，足球成了中国人的一片伤心地，有些相声小品还拿它来做笑料。 足球大国和强国，多集中在欧洲和南美，亚洲是相对落后的。但这不是中国足球可以落后的借口，在亚洲，我们就已不如日韩，与伊拉克、伊朗甚至很小的国家打起来也很困难了。在亚洲已沦为二流了。在澳大利亚也划入这个地区之后，中国足球的地位有减无增。 举办足球世界杯是强者的天下。在亚洲，没有哪一个国家单独举办过。只有一次在亚洲举行，若不是韩日联合，恐怕也不会被认可。 足球毕竟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大运动，中国不可能不继续努力。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一直做着强国梦，也做着体育强国梦，中国人的奋斗不会停息下来。 可是，这个梦要做得实实在在，就必须有变革，有体制的变革，包括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例如足协这种带有官方色彩的组织应当退出足球联赛。网球的一项重大改革与孙晋芳有关，她大胆地让那些网球运动员“单飞”。至少在女网上，这些年就迅速提升了水平。在温布尔顿、法网、美网、澳网四大赛事之后，中国逐渐跟上来了。“单飞”的结果是向外飞，但是，进一步的结果是让网球向内飞了，飞回北京了。 说到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那是要靠实力和水平说话的。不是李娜、郑洁、彭帅、晏紫这些人，谁会让你举办中网？国际足联会让世界杯在中国举行吗？国际篮联、排联有可能在中国打世界杯吗？一个斯坦科维奇杯，本是要各州最好的球队来打的，可是，哪些最好的国家篮球队会来吗？来了，会派最优秀的选手吗？ 现在已经没有在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了，下一个会是王哲林吗？NBA的球探们没有忘记CBA。眼下，CBA可能是世界上数二数三的篮球赛事了，但是，CBA中比较中看的，多数还是那些外援。可以拉一个“全华班”来打打的，可能只有广东队，但那里面正有一个从NBA归来的易建联。 如今，无姚时代的中国男篮，在伦敦奥运会上是颗粒无收。无英雄，时势就造不出来了。 在男子的篮排足三大球中，唯一在亚洲处在顶端的是篮球。女子方面，女排还在世界水平行列，女篮也曾有过男篮未曾有过的世界亚军那种辉煌。 从整体来看，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仍是一个关键。乒乓球就进行过改革，如果不是改革也没有今天这个样子，开放了，产业化了，连波尔、朱世赫这样一些选手也来中国的联赛打球了。 现在的WCBA也很好看了。山西女篮来了一位玛雅·默尔，一下子就登上总冠军了。 但是，如足球那样，就还没有出现容志行、左树声、古广明时代那样的球势；男篮方面，就还没有出现可以与杨伯镛、钱澄海时代相比的年代。女排就很难再现郎平时代了。 虽然体育体制面临不少问题，但它比教育体制改革强多了。这是更值得教育领域里的人深思的。 三十、泰晤士河上的赛事 世界上，有不少名校是毗邻的，我称它们为双子星座。如美国的哈佛与麻省，如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如中国的北大与清华，上海的交大与复旦，湖北的武大与华工，广州的中山与华南理工。这种双子星座，比单独的两颗星所发出的光芒更加璀璨夺目。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特别说一说牛津与剑桥。 牛津相比于剑桥，历史更早一点，且偏向于文，出首相，出诗人；而剑桥的理工水平极高，牛顿、达尔文都出自剑桥，它是世界上获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大学之一。 牛津与剑桥同在伦敦，一个在西北方向，一个在东北方向；同为英国人的骄傲，都站在世界大学的高峰。可是，他们之间彼此较劲，又彼此促进。 每年，这两所大学的学生都在泰晤士河上举行赛艇比赛。这项赛事成为一大景观，几万人到现场观战，几百万收看电视转播。这几乎成了一种文化。 早一些年，北大、清华模仿牛津、剑桥，也在环城河上举行赛艇比赛。可是，没多久就夭折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文化，文化是培植的，不是移植的。 具体地说，这种赛事在牛津、剑桥之间是一种自然生成，运动员都是在已入校的学生中挑选，而后训练培养出来的，或者说，运动员就是内生的。 北大、清华则是从已是运动员的人之中选招的。也就是说，对于牛津、剑桥是由学生而成为运动员，而北大、清华则是从运动员而成为学生的。换言之，北大、清华是外生的。内生与外生，表现在生命力上就必然有差异。 北大、清华的赛事变成了校方行为，并加大了专门性开支，乃至于数百万元的投入引起争议，引起质疑：这有意义吗？ 北大、清华这种赛事，电视台愿意转播吗？会有多高收视率吗？它有多大文化含量？ 如果只是模仿，复旦和上海交大不是也能在黄浦江开展起来了吗？如果只是模仿，武大和华工不是可以在东湖赛起来吗？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不是也会在珠江划起来吗？文化不是模仿来的。模仿只是形式的、外表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学习的初级阶段。拿来主义对于文化是不适合的。 牛津、剑桥在泰晤士河上的赛事成了一种传统，亦为传统文化 了。一旦体育扎根于传统，它就会是一种特别有生命力的文化，搬也搬不动了。 别人好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学，应当学。CBA学NBA就学得还可以了。中网也学了法网、澳网、美网和温布尔顿，同样也学得像个样子了。可是，这都非一日之功。 又以中国乒乓球队为例。它的顶尖选手，在国家队里围绕着他转的是一队人马，提供各种服务。然而，萨姆索洛夫、波尔，他们外出比赛，都是只身一人，有时候，偶有女友或夫人陪同。这种做法，中国队员们能不能学？这也有文化内涵。 张继科的父亲给他取名为“济科”，而济科何许人也？南美足球巨星。与之同时代的还有苏格拉底，而济科、苏格拉底都是高文化人。他们是高端知识分子了。这是文化，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医生。 我们这里，顶尖运动员一般是在体育运动上出名之后，再被保送上大学。大学也乐于如此。 然而，文化需要体育，体育需要文化，体育就是文化。现在，许多教练明白了，要有很高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体育，包括对技能的理解，对这项运动意义的理解。 许多运动项目还构成专门的学问，因为他们本需要深入的研究。虽然体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然而，他也需要有理论。并且，与之相关的理论不少，比如说，生理学、解剖学、运动力学、运动心理学、生物化学。 尤其在竞技体育中，心理的作用很大。在旗鼓相当的时候，比的就是心理素质。似乎有研究表明，在竞赛中决定胜负的，心理的成分可以占到八成。教练员不仅指导要领，指导技术，也特别需要进行心理训练。平时就制造出战时的气氛来，模拟的办法多得很。 在实行主客场制的情况下，主场与客场的区别就在于气氛上的差别。有些主场被称为魔鬼主场，这个“魔鬼”就是心理上的魔鬼，人们又说这需要一颗大心脏。 为什么设立体育学院呢？就因为体育是学问，是科学，并且，它有众多的研究对象。 按照中国官方的正式学科分类，体育学是一个二级学科。而研究生的培养就是建立在二级学科上。它又包含众多的研究方向，这也可以说是三级学科，不过并无正式的目录。至于应当开设的课程，那就是另一个数量等级了。 中国常有运动员出身的教练员，这就很可能有理论上的不足。王非曾是篮球运动员，但他去美国专门学习过；杜锋也是运动员出身，但需要跟着尤纳斯继续学习；刘国梁作主教练，这不只是因为他的球打得好，还因为他脑子好，他能琢磨到点子上去，他的临场指导就包括了心理方面而不只是技术。这都说明，体育是文化，它因为需要高深的文化而更具有文化意蕴。 三十一、规则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体育竞赛更是如此。所以需要裁判。如篮排足这样的项目，一场球还需要好几位裁判，足球还要有边线裁判。不过，主裁判还是只能有一位，他的判决就是终审。判错了，也得听他的；错的太多，他的饭碗也保不住。 足球，篮球，都有这种情形，判松了，可能导致冲突不断；判严了，又可能导致死气沉沉。这就有个尺度的问题。篮球可以放录像，在主裁没有把握的时候，可以和副裁一起去看录像研究一下再判。运动员不服气只能放在心里，如果出言不慎，还可能吃牌，还可能被判技术犯规，遭到两罚一掷。两次技术犯规将请你离场了。篮球离场了可以另补一人，足球红牌下场之后就不能再补人，就只能十人应战。十人，乃至九人应战的时候也发生过。 足球，一场下来，正式的比赛只能换三人次。篮球则可经常换人。不同的规则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或者说，规则及其演变本身也是体育运动的组成部分。 规则确实是演变着的。 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容国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样的国宝也未能幸免。 但是，中国的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是中国女排，那是1981年。“文革”过去了，容国团那样的命运不可能再现了；女排的精神成了中国新时期的一种财富。他们技术高超，但他们创造的“三连冠”、“五连冠”靠的不全是技术。1981年那一次七战七胜，最后与日本决赛时也是3：2，但不算险胜，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则，中国队只要胜两盘冠军就到手了。在2：0冠军到手后，稍有松懈，就被扳成了2：2了，但是，中国女排要赢也要赢得漂亮，仍然把第五局拿下来了。 那时的排球规则发展到现在已有了许多变化。比如说，那时并不是每球得分制，而只有在握有发球权的一方赢球时才加一分。接发球的一方赢了只是“夺回发球权”。 又比如，如果发球擦网就算失去了发球权。而没有发球权时的嬴球当然也不计分了。 这样，一局球打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好在当时是15分制，谁先到15分谁胜，但14平或15平等，还是需连拿两分才算获胜。解说时，好像也没有现在常可听到的“局点”、“盘点”、“赛点”的说法。词语也在发展变化着，丰富着。 当时，主教练在临场是不能发声的，当然不能喊叫。金牌教练这种称号并未给袁伟民，但若给了，他应是当之无愧。那时就是袁伟民指挥，而不能临场发声，这对于沉稳的袁伟民来说，没有困难。中国女排的辉煌是与袁伟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篮球规则的演变也是很有意思的。如今，NBA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篮球赛事，它在规则上也影响了世界篮球。但国际篮联并未百分只百采纳NBA规则。不过，NBA规则所体现的体育精神无疑是珍贵的。 NBA的三分线（即三秒区规划线）与篮筐的距离距比一般国际比赛更远。 3秒，5秒，8秒，24秒，时间上的限制起了极好的作用。在三秒区内，无论攻守的队员都不能停留三秒以上。若可以无限制的停留，姚明就一直站在那里便可稳操胜券了。 5秒是固定持球的时间限制，运行没问题，但不能拿着球站在那里5秒钟还不动。 8秒是过半场的时间限制，这显然是为了加快比赛节奏。这规定使得“全场紧逼”往往具有威胁，逼出个“八秒”来。 毕竟，“全场紧逼”强度很大，难以持久，其目的多半为了打乱对方节奏。面对紧逼，组织后卫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即使遭受夹击，也能把球及时而准确地传出。尤其不能导致八秒还未过半场。 一场篮球，关键的指标数是：得分，助攻，抢断，盖帽。组织后卫的指标数主要不在得分，而在助攻、抢断和善于过人突破。 NBA所有的规则，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提高观赏性，也就是为了观众。这与为了球员自身可以统一起来，自身的个性化表演，也正是观众所喜欢的。 篮球比赛曾经只是分上下两节，NBA把它发展成了四节。原来是上下两节各20分钟，分成四节后，每节12分钟（女篮四节的每一节只有10分钟），总共只延长了8分钟。这样做，节奏感更强，变化的可能性也增加，即增大了偶然性，节与节之间双方的变化可能很大，有时，首节就可奠定胜局，但是有末节翻盘的情形，即使第三节结束时，分差在20分以上，也还不一定让第四节成为垃圾时间。 改为四节，既增加中间研究对象的机会，使起伏变化的可能性增加，同时，也便于插播广告，这就有商业性质。这没什么不好，广告投入也成为支撑NBA的因素之一。这叫精神消费，因有消费，就可有商业出现。“无商不奸”是封建时代的特征。 绝杀，对于负者是不幸，但对于观众则是一种惊喜。这往往是那些“关键先生”所为。“绝杀”与创造奇迹联系在一起，那是球场上的“神来之笔”。 篮球是否出界是看人，足球是看球；足球是以球身的大半出界了算“出界”，篮球则是以持球人的脚是否踩到了边界或在边界外，球在边线以外不论多远，只要持球人从界内飞身把它传回，都算好球。换句话说，篮球的边线是限制人的，足球的边线是限制球的，但都是人球相连的，一起受限。 体育竞赛如果结果是必然的，先知的，就不会有人去看。所以，竞争对手不能实力和水平相差得过分悬殊。尽管以弱胜强也有，也好看，但这种好看也是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的。体育竞赛的魅力之一就在其偶然性，难以预期性。 为了不致相差过分悬殊，所以常分级别。足球中就有甲级联赛、乙级联赛，有点甚至有丙级。在英国最高级的“英超”，其他，最高的是甲级，如意甲、西甲、德甲等。中国足球水平低，联赛的名字却很大，叫中甲还不过瘾，要叫中超。跟中国的大学一样，有些水平不高的也叫“大学”，美国的CIT、MIT都是世界顶尖水平，却未叫“大学”University，还只叫Institute。 乒乓球规则的变化也转向了人，为了人，为了观众。曾经，一局球是21分制，后来改为11分制。21分制，强手开局0:5落后也问题不大，后面还有16分；11分制，0:5就还只剩6分。这样，就增加了偶然性。如果3分决胜负，偶然性更大，但过头了；1分决胜负不是偶然性更高了吗，但太大了，也就没味了。 曾经，每5球一换发，后来改为两球换发。连续发球过多，就过分突出了发球的作用和地位。对乒乓球其他技术的发展不利。人们也不乐意只看发球。 曾经，是可遮挡发球的，使得发球隐蔽性很大，让对方看不到是发什么旋转球。这不利于公平比赛，于是改为无遮挡发球。 发球时，持球手不得低于球桌桌面，这也是为了降低隐蔽性。持球手还得将手掌放平，垂直上抛在16厘米以上，这是为了避免用手加强旋转。 团体赛时，每盘实行五局三胜制；单打时，实行七局四胜制。但第七局只打7分。 乒乓球的改革内容之一，是将38毫米的球改为40毫米，为的是适当降低旋转度，也有利于观众更好地看球，更具欣赏价值。有些人起初认为沙拉拉的改革是针对中国的。但蔡振华不这样看，认为这有利于这项运动的发展。 乒乓球发球的擦网球曾算得分球，后改为重发。这倒是在限制偶然性，如果发球时擦网而过并落在近台，很可能直接得分，这种偶然性得分实在不值得肯定；即使不落近台，擦网球也常能改变球的旋转性质。于是，规则上认定，凡发球擦网都重发（既不得分，又不失分），这不同于排球中曾有的擦网即失去发球权的规定。 三十二、 体育的个性化 有个性，不一定是艺术；无个性，一定不是艺术。这个话也可用于体育。有个性的体育，人们不一定看；无个性的体育，人们一定不看，不值得看。 2013年2月17日，CBA选出了本年度的“最佳阵营”人选，从5号到1号分别是：王治郅、易建联、麦克格雷迪、杜比和马布里。除了5号位、4号位外，都是“老外”。 我本对CBA有更好的看法，见到这个名单，就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老外”多了一点并不是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这5人中，只有一人（即麦迪）曾是NBA中明星级人物，今日仍可称之为明星的一个也没有。此其一。 这五人都只是“旧将”，最小的易建联也有二十大几了，年龄总数超过了170岁，成了“老人队”。不仅北京队过份依赖马布里，连这个“最佳阵营”的一号位也还是老马。此其二。 NBA昔日的，又是昔日当年的一般球员（一人例外），构成了CBA今日的，最高水平的阵营。这该给CBA打多少折扣啊！即使如此，CBA的观赏度还是有提高。 NBA可谓花样百出。NBA的啦啦队不简单，那是很高水平的艺术表演。尽管球赛本身是主调，但啦啦队也为之增色不少。看球的人，也在间歇时欣赏另一种艺术。当然它亦不乏柔美，但更与刚劲有力结合在一起。 CBA也有了啦啦队，并专程去美国学习，也曾邀请NBA的啦啦队来中国表演。 美国是自由的国度，个性张扬的国度。有人曾说科比是“乔丹第二”，他并不高兴，他说他是“科比第一”，他就是科比。自己就是自己。这种观念，意义非凡，这表明的是那个国家充满活力的观念或精神因素。 有人说我是湖南的朱九思，我觉得很奇怪。我很尊敬朱老先生，他很富改革精神。但是，我跟他有更多的不同。我不仅是湖南的，也是湖北的，也是中华大地的。我从来都觉得，我就是我。并且，我盼望每个人是每个人自己。 对于那些丧失自己或自我的人，我常深表惋惜和同情，只要有可能，我就尽力帮助其保存自己，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创造自己，始终把握自己。 曾与一位博士考生有一段对话，让我记忆犹新。我问：“有一个把自己培养成为自己的教育目标，你可否评价一下？”他即答：“那不对，应当是把自己培养成周恩来式的人，雷锋式的人。”“雷锋式的人，不还是你自己吗？”他依然坚持，并认为：“应当是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那不还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吗？” 教育真的应当向体育学习，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很个性，越个性越有成就。看重个性的教育被称为个性教育，体育几乎天然地成为个性活动，亦必包含个性教育。姚明不可能去举重，也不可能去踢足球；陈镜开不可能去跳高；······每个人是每个人自己，在自己的条件下去寻求更高、更强、更快。 NBA的名堂多，故个性强；NBA的个性强，故名堂多。在常规比赛后期，季后赛之前，有一场分别由东西部球星组成全明星对抗赛，而明星则由球迷投票选出，这是形成球员与球迷之间一种重要的互动形式。 今年CBA的全明星票王是麦迪，但他所在的青岛双星队却是常规赛垫底的。最好的球员在最差的球队里。青岛战绩如此之差，却票房价值极高，即使在客场，麦迪也是人气王，主场球迷常常忘记了自己的主场身份而为客场球队队员的表演欢呼去了。 说到主客场制，碰到德比大战似乎就让球迷为难了。有同城德比，如湖人与快船；有同省德比，如浙江广厦与浙江银州很行；也还有国家德比，欧冠（足球）赛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如巴塞罗拉与皇马，还有米兰双雄。 在快船与湖人相碰时，各自的球迷阵线分明，他们各自为自己喜爱的球队获胜而欢呼，为其失利而神伤，进行中为各自的球队而呐喊加油。无论是悲欢还是呐喊，都是尽兴的，都是个性张扬的。球员们个性张扬，球迷们也是个性张扬的。 所谓个性，即人性。每个人都是每个人自己，独特的自己，每个人都各自表演着。先进的教育看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成长。越是个性化的，越有利于社会。 什么叫做创造？创造就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包括说别人没说过的话，想别人没想过的问题。因而，创造必是个性活动，并求得个性化的结果。 有个性，不一定有创造；有创造，必定有个性。新，不一定是创造；创造，一定有新。 因此，为着创造，就必定求新，求变，求个性，并在这个过程中求得创造。 中国乒乓球队能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总在求新、求变。直板横打，近台快攻，前三板，摆短，平推，外撇，以及许绍发首创的高抛发球，孔令辉及后来张继科等发展起来的逆转式发球，都在求新、求变之列。变化之后，也常常能出其不意，取得主动。求变、求新即求创造。 亦有不变的。例如，在欧美选手普遍采用横板时，中国保留了直板，并拥有世界冠军的直板选手；在普遍忽视削球技术的时候，中国也保留了这种传统打法。这叫百花齐放，相得益彰。 最好的直板选手，远的不说，近期便是马琳、王皓、许昕。最好的直板选手在亚洲，除了中国外，韩国的柳承敏是很优秀的直板选手，曾拿过世界冠军。 中国也有出色的横板选手，如王励勤，张继科，马龙。这是可以跟欧洲横板选手相抗衡的世界顶级选手。 曾经有过中欧大战，后演变为亚欧大战。各出五名选手，这成为乒乓世界的一道风景。 此外，还有过“直横大战”。由最好的直板选手与最好的横板选手对垒。 中国为乒乓球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亦推动了乒乓球的多样化发展。生物多样化是生物发展的前提，体育的多样化也是体育项目生命力的表现。发展了多样化，就是增强了生命力。 体育个性化，必然导致体育多样化；多样化为个性化开拓了无限的空间。 三十三、 “NBA”，还是“美职篮” 曾有一些可爱的人士说，不应当叫做NBA，而应当叫做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简称“美职篮”。相应地，认为不应当叫做CBA，而应当叫“中职篮”。这些可爱的人士，竟把爱国主义也扯到体育上来了。 生怕与意识形态扯到一起的媒体，面对此情，就采取了一种折衷做法，“美职篮”和NBA都用，“中职篮”与CBA都用，国也爱，球也爱。然而，CCTV5的主要标记上用的仍然都只有CBA或NBA. “文革”期间，所有的国际比赛陷于停顿，按江青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不能跟资产阶级比赛，资产阶级没有资格跟无产阶级比赛。谁会有江青这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仅仅是她这么一折腾，中国的体育事业差不多奄奄一息了。 即使媒体对那种特殊的声音有所折衷，在民间却完全不理睬那种声音，他们口里所说的仍然是CBA\NBA，连WCBA、WNBA也知道是什么。这些人还无需有多少英语知识就能明白它们指的是什么。 当年，在朱镕基等人代表中国政府争取进入WTO时，人们都是说WTO，反之，知道W是世界（ World），T是贸易（Trade），O是组织（Organization）的人很少很少。拥护进入WTO算爱国，难道不知道W、T、O各自的中文含义的就属不爱国了？ 球迷们不仅知道和说着CBA、NBA，也还知道MVP是什么，还知道奥尼尔、科比组合叫OK组合。 实际上，虽然没有直接用英文字母表达，却有许多是外来语的直译，如逻辑，如罗曼蒂克，如沙龙，如拜拜，如法西斯，······更不要说英、法、意、俄、印的国名的直译。 在最初看网球时，听到“S球”一词。我对我爱人说，S球就是把球击出落地再弹起来，其飞行轨迹是S形状的。她不太懂网球，既未点头，也没摇头。 ` 后来，不知何时，从解说员口中得知，S球就是经发球而直接得分的球。来源于英语词Straight。 至于对球是否出界而引起的争议，常由“鹰眼”来进一步核明，此时，怎么看球？结果的全称应是in side或out side，但打出的只有in或out，这也要知道才好吧！ 小时候就听说有net ball。乒乓球、网球中都有，裁判员往往就只说“net”。实际上是擦网球。 那些以为说“美职篮”比说“NBA”更爱国的可爱人士，如果他们说的很对的话，就只能让我仍然像当年对“S球”的理解那样无知，那样好笑。 现在，当人们看到李娜在网球赛后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记者的种种问题时，中国球迷们更为她骄傲。如刘国梁这样杰出的运动员、教练员也觉得应当向她学习。根本就不会感到她用英语陈述时与不爱国有丝毫关系，相反，还感到她为中国人争光了。 闭关锁国的时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远去了。中国十分明白国际化、全球化的含义。要想让中国繁荣发达，得放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看看。 体育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复兴和发展繁荣起来的一项事业，实际上在中国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先的作用。体育是走在前面的。体育本身也是最富于改革精神的，有中国女排为证，有中国乒乓球为证，网球也可作证。 称“美职篮”，还是“NBA”，这是一个语言问题。对于“NBA”，我们认为是外语，可是，对于“美职篮”，美国人也认为是外语。认为“NBA”是外语的，13亿人口，认为“美职篮”是外语的，可能不止13亿人。英、美、澳、加、新，以及印度，都是主要操英语的国家。 英语曾经的强势，不完全是一个语言因素。我们看看汉语地位的变化后，也可反观英语的景况。今天，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都变得日益强大，我们需要跟世界打交道，世界也越来越需要跟中国打交道。这样，世界上学汉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形成了一股汉语热。 那些热衷于汉语的外国人，会是因为不太爱他们的国家了吗？我们中国人热爱汉语，当然会为外国人喜欢汉语而高兴；如果我们也喜欢英语，那些操英语的外国人，不也会高兴吗？老外不狭隘，我们也应当胸怀宽阔的吧。 据说，一个国家人口的平均外语水平，是衡量这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并且，认为北欧国家是平均外语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也是他们能够进入世界发达地区行列的因素之一。 对于由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组成的北欧地区，我们不能忘了那里是诺贝尔的故乡，那里有美丽的童话，那里还是瓦尔德内尔这样的巨星成长的地方，那里也成了体育十分发达的地方。体育的发达是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相伴相随的。体育不是副产品，也不是装饰品，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曾有许多优秀的乒乓球选手流向海外，陈新华、何智丽、王晨、李佳薇、王越古、······形成了一个所谓“海外兵团”。当时，有人议论，这不是给中国自己找麻烦吗？蔡振华心胸宽阔，他不这样看，他认为，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乒乓球就发展繁荣不起来。为此，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养狼计划”，有意识地培养国外选手，让自己的选手走出去，让自己的教练也走出去。 郎平曾去美国女排执教，把美国女排带到了世界一流。当时也有非议。其实，这正是中国的荣耀。殊不知，中国女篮也曾请过外国教练，中国男足请过米卢，中国男篮请过尤纳斯。中国游泳选手中很多人去澳大利亚学习，中国田径选手，中国男篮教练，都有去国外学习的经历。世界已是一个“地球村”。 当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但也有个别的非议。中国13亿人口，什么事都能是一个声音吗？不过，特别明显的进步是中国人的眼界已大大扩展了。中国的繁荣与其通向世界之路是直接相连的。其实，莫言获奖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在于他的作品“走出去”了，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了。 真正热爱体育的，真正热爱中国的，肯定不会忌讳走出去、请进来，肯定不会不积极对外交往，肯定不会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坐井观天了。 还有一个可令人深思的惯例。在奥运会上、世界锦标赛上，运动员必须是本国的，并且是具有代表那个国家的国籍的；主教练却可以是外籍的。例如，米卢就曾是国足教练，女篮也请过澳洲的教练，也有中国人去外国做国家教练的，前面说到了郎平做美国女排教练，刘国栋亦曾是新加坡队的国家教练。 以上，都是由NBA的称呼联想起来的。其实，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许多语言在变化着，丰富着，发展着。若不经常去接触，隔些时候就有恍若隔世的感受。 有一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我所说的一句话反应道：“好潮啊”。我竟对这个“潮”字太陌生了。然而。这已是流行语，还有人告诉我：“这是网络语言。”我不上网，所以，语言上也造成了落后局面。不过，我也认为，并非每个人在每个方面都会很先进的，并且以这种观念自慰。何况，我在语言能力方面也有自己的弱项。 说起NBA，当然也可联想到这些年来我们听说的更多这类用词，如WTO，WHO，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FP（世界粮食计划署），GDP，MBA，WTA（女网），SCI，CSSCI，CPI，CIT，MIT，CUBA，还有DNA，RNA，说到DNA一般人都知道是什么，倒是相应的中国名称还不一定能说全。 其中，CUBA跟我们自己的CBA是一个系统，CUBA是指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我们不仅使用外来语称呼国外的组织与活动，甚至也用来表达自己的类似事项。 事实上，多了一种语言，就是多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多了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一个人来说，则多了一种文化，多了一种修养。 社会发展进步得越快，语言跟着发展变化得也快。我们中国社会语言近些年来的变化，也深刻地折射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折射了我们的进步。 三十四、海外兵团 还进一步说说海外兵团。 前面提到的北欧四国，它们还是海洋国家，它们周围有波罗的海、挪威海、波的尼亚海以及丹麦西边的北海。它们四面环海，堪称海洋国家。 然而，海洋国家并不一定都具有很强的海洋意识。论海岸线之长，中国远远超过北欧四国之总和。可是，中国的海洋意识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有郑和下西洋，而直至今日，中国才在现代意义上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我深信，今日之中国政府已有了自己的海洋战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也不能不迅速地发展壮大我们的海军、海军陆战队、海上空军…… 在我们的词汇里，南洋是指东南亚一带，西洋是指欧美，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就叫洋鬼子；东洋是指日本，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就叫东洋鬼子；而北洋则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有过北洋舰队，也有过割据的北洋军阀，北伐战争就是讨伐他们的。 我的父母在1927年曾下南洋，实际上就是去了印度尼西亚。湖北天门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许多人是印尼华侨、马来西亚华侨。去那里的穷人、富人都有。在“文革”时，这些华侨都遭殃了，被视为有“海外关系”的人，备受迫害；“文革”一过，海外关系变成了备受关照的因素，因而成了重要的统战对象。华侨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许多华侨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而慷慨解囊。 “海外”与“国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例如，香港、澳门并不是国外，却称为海外。当年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一些是自海外归来的，实际上就是从港澳到内地读书的。上世纪50年初，国家状况尚好，也都吸引了不少港澳学生来内地读书；自1957年之后，这种情况戛然而止，已来内地的都纷纷设法返回。不得不留下的，则受尽歧视和排斥。 那时，从港澳来的一些同学中具有体育特长。由容国团即可想到这一点，他不是内地培养出来的。还有不少羽毛球世界级选手是从印尼回来的。今日中国的乒羽项目上的辉煌，有华侨不可缺少的贡献，那是开创性的贡献。 陈嘉庚对厦门大学的资助，李嘉诚对汕头大学的资助，邵逸夫、田家炳对大陆多所大学的资助，都对大陆教育和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被称为来自海外的资助。 海外即Overseas，sea即海。海外包括了国外，可是港澳并非国外，这又联系到我们国家的一段屈辱史。香港曾沦为英国殖民地，澳门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英国、葡萄牙即强盛的海洋国家，利用了中国海洋力量的薄弱来进行掠夺。世界上的较量从陆地发展到了海洋。海洋意识终于为今日之中国所高度重视。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它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给亚洲、给世界带来重大灾难的一个国家。百年来中国的民族灾难全来自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今天日本人还在钓鱼岛问题上作文章，但是，温家宝说得好：“中国人任人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由于“文革”的瞎折腾，中国体育亦曾极为落后，日本人乘势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国。可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亚洲第一体育大国便是中国了。从新德里亚运会，日本就开始落后于中国。今天，应当是日本全面落后于中国了。体育在这里再度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当然，我们还不算体育强国，许多基础方面还极待加强，水平还极待提高。这又是与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相联系的。不过，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体育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因素，它可以很主动地发展。体育本身可能没想那么多，实际上，也不一定想那么多，只要自己做好自己也就够了。 “海外兵团”事实上成了国家开放的先锋。 我在任校长期间就曾遇到青年教师出国留学的问题。曾经，当局对出国留学者收取培养费，我认为这是很不得体的做法，对于我学校出去留学的，我一律不收培养费。有人担心他们出去后不会来，我也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要学校自身做得好，自身发展得好，那些出去了的人，一般都会以不同方式支持学校。学校自身发展得不好，他怎么回来？怎么支持？ 至于外出讲学，做访问学者，我更是一律支持，并且，我希望每年有数百名教师到世界各地去访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入和保持先进水平。同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教师队伍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也很难出去。要有东西跟别人交流，仅仅只是取回，不能双向交往，也是难以持续的。何况，我觉得，学术交流也是教师的权利，不是学校当局允许不允许的问题。 “海外兵团”也是体育对外交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人也许不全再回来代表国家打球。但是这些人心中仍然有中国，那是他们的祖国。几千万华侨不是身居国外吗？有时，他们思念祖国之情，比常在国内生活的人还强烈，并以各种方式支援自己的国家。 陈香梅嫁给了飞虎大队长陈纳德，并入美国籍，他们夫妇俩都心系中国，而美国政府都很善待他们，视他们为中美友好的使者。 从事体育的人心系世界，这不算大话。 三十五、赛时问题 赛时太长，观众受不了；太短，很难有跌宕起伏，不太可能充分展示其魅力。 乒乓球团体赛，在上世纪80年代，是九盘五胜制，每盘虽是三打两胜，每局都有21分。中瑞大战曾如马拉松一样。现在就改为五盘三胜了，每盘也是五盘三胜，每局为11分制。时间上就不长不短了。 不要以为马拉松是花时最长的，一场网球打上五小时以上的情形，早已有之，而男子马拉松大约四个多小时，最快的在四小时十分以内。 另一些费时项目，如三项铁人、十项全能以及横渡海峡，但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十项全能一般不在一天内完成，即使如此，体力消耗还是很厉害的。 良好的体能对于所有项目都是重要的。有些项目技术含量很高，但也要体力支持。所以，体能训练是基本的训练项目之一，很多情形下还需要专门的体能训练师，其中，有不少的讲究。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体能的恢复、调整、储备都十分重要，让体能达到最佳时进入比赛，需要科学的安排与调节。这叫做掌握火候，运筹帷幄。 NBA分成四节，也与时间合理安排有关。常规时间打成平局，再加赛，但加时赛一节只有5分钟。打平了再加赛，打三个加时赛好像是最高的记录了。这样，一场下来，最多三个多小时。常规时间结束比赛，一般就是两个多小时，与一般娱乐时间的长短差不多。至于加时赛，观众都比较喜欢看的，这里有更多的悬念，而“看个究竟”的想法普遍存在。 加时，这对那些体能更好的球队比较有利了。 运动员在体能消耗较大时，动作往往变形，命中率也下降，甚至对避免犯规的控制也较难了，体力不支啊。不宜在体能上作过多较量的，当然就希望速战速决了。然而，也常有欲速则不达的情形，别人不会轻易让你速战速决的，就想拖着你，耗着你。 体能又分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篮球内线需要上肢力量，要跳得起、扛得住；后卫要速度，持球时比无球的对手跑得还快。至于变速跑，穿裆过人跑，那更是花费体能的。 一场篮球打下来，穿插着换人是重要的。那种打满全场的情形是罕见的。合理安排上场人员，是教练必须胸有成竹的事。除了体能因素外，还有对手的特点。一切技战术的运用，都是需要体能支撑的。全场紧逼可打乱对方节奏，却要消耗自己更多的体力。很难有固定不变、一竿子插到底的战术。不然，还需要教练的临场指挥干什么？还需要灵机应变干什么？这种应变还可以导致求得扭转乾坤的效果。柳暗花明，创造奇迹，都是有可能的。 NBA到了最后一分钟，甚至最后十几秒，是特别精彩的。麦迪曾创造过最后35秒拿10分球的记录。前一向，广东对北京时，马布里在30秒内连投三个三分，扭转局面。“绝杀”是这种情形的极端，在韩国举行的一场篮球赛上，王仕鹏用最后一记远投三分“绝杀”了德国而确保中国第八的位置，那一幕永远留在球迷心中。还曾见过NBA最后0.4秒的“绝杀”，记不清是谁，在接到界外球之后几乎腾空起跳出手命中。恐怕对手也只能在自认倒霉的同时由衷佩服。 一切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里。有所谓克星，这是以弱致胜的一种特殊形态。NBA中的奇才常常是强队的克星。新疆广汇常常是广东东莞很行的克星。刘国梁是欧美横板选手的克星，王皓总是败在张继科手下，王皓不错，他认定自己打不过张继科。林丹也成了李宗伟的克星。 有言说：“没有常胜将军”。我在“天命杯”中连续两届都拿了冠军，如果仅就这两届而言，我也是常胜将军。并且，确实只打了两届。“五十知天命”，那是由五十岁左右的一些教职工打的，打了一些年，就不再是五十了。 美国东部与中国的时差为12小时（美国夏时制时为13小时），西部与中国时差则为15小时。这样，NBA若在东部的黄金时间开打，往往是中国的上午八九点钟开始，对于那些非上班族就很方便了；如果在西部开打，大约在上午11点前后，这几乎对所有中国球迷都是方便的时间。时间上的因素也便于中国成为NBA最大的海外市场。也正因为如此，NBA的那些经纪人很看重在中国的市场开拓；一些商家也从中寻找商机。匹克公司是合作者之一。 中国春节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节日，NBA也知道这是向中国祝福的重要时机，那些NBA大腕，它们穿着唐装向中国观众拜年，留下可爱憨厚的形象和那脱不去英式口味的中国话，这无疑进一步沟通和加深了NBA与中国球迷之间的感情。 前不久，即中国春节期间，有一场赛事是在美国时间的下午，这正值中国的午夜之后，为了中国球迷，他们把时间挪动了一段，以免中国观众熬夜。 在欧洲的比赛对中国观众最不方便。欧洲一般晚于北京六个小时。那里的黄金时间常常是中国次日凌晨的两三点钟了。那些西甲、意甲、英超的铁杆球迷就只好挑灯夜战了。 现场直播与实况录播的效果对于球迷是不大一样的。看现场，是投入，是身临其境，是同享喜怒哀乐，是热烈，是奔放；看录像，是冷对，是静思，对于教练，那是再琢磨、再研究。这是电视台深夜也直播的原因，它不愁没有执着的人观看。 三十六、胜负结局 竞技体育总要分出一个胜负结果来。但足球联赛有所不同，可以有平局。 然而，世界杯是必须分出胜负来的。90分钟打平了，要打加时；加时也平了，就踢点球。这是最考验运动员的，考验守门员，更考验攻球者。守不住，不算什么，捕着了，就是了不起；而攻球者就这么一脚，踢飞了或被捕住了，会特别的懊悔。谁先踢进5球，谁取胜，出现了5:5、6:6就继续踢下去。这对于踢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也许还不是最后）的，在心理素质上要求极高。 拳击有时也出现平局，都未被击倒，击中有效部位的点数也一样就平了。 乒乓球打到10:10，就必须连胜两分才算获胜。这样，也常出现11平、12平、13平的情形。这种规定对实力是更真实的考察。 排球在改为每球得分制之后，每盘为先得25分的一方胜。若打到24平，也规定要再连拿两分才算获胜。这样，也出现过25平、26平，甚至有过30平、31平的局面。 网球也是必分出胜负来的，打到决胜的决胜局，打到6:6还要“抡七”。 篮球没有平局收场的。常规时间内平局了，就打加时赛，直到赛出结果。当然两队之间最后就只有胜负各多少的关系了。赢一分也算赢。 排球有所不同，3:0或3:1获胜，则全取3分；若3:2获胜，就只计2分，以2:3输掉了的队也计1分。这种计分办法显然有利增加比赛激烈程度，以1:2落后的一方不会轻言放弃，即使整场赢不下来，赢两局也好。 “胜负乃兵家常事”，这是用来安慰那些失败者的。胜负是常事，问题不大，如果负成了常事，问题不大吗？没有“常胜将军”，但百战百胜还是选手的追求。屡败屡战，但屡战屡败能让谁惬意？CBA，山东黄金15连胜，最近也破了“金身”。 NBA史上胜场最多的有公牛、湖人，但也难有常胜者。芝加哥公牛曾创造过两次“三连冠”，中国女排还创造过“五连冠”。那些“常胜”往往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有一天败下阵来，亦有其必然。如果“常胜”成为永久的必然，这项赛事的生命力就会萎缩。中国乒乓球队过多的大包大揽会带来危机的，蔡振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独角戏是很难唱下去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惨烈的结局也不利于体育运动的发展。不少运动项目采用了积分制，不仅前三名可积分，有时，前八名都可有积分，奖金也如此，递减发放。 NBA每个赛季必有总冠军，由东部和西部的总冠军决出全联盟的总冠军。总冠军戒子也只有它这一家独有。就没有什么总亚军、总季军了。 但是，NBA有实力排行榜，那些能进季后赛的大都是属于强队了；进入季后赛还能往前再进一两轮就更不错了。姚明在火箭有过进入季后赛的记录。如今的强队湖人，本赛季进入季后赛也成了问题，虽然它众星云集，科比、霍华德、纳什。毕竟，强不强还得是赛场上再见，还得看真刀真枪。 现今在火箭的有林书豪，虽然他是美国籍的，但毕竟是华裔。所以，今日关注火箭的中国球迷仍不少，当然也盼望它能进入季后赛。像林书豪这样优秀的组织后者，在CBA中的中国球员里面尚不多见，这可能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 刘伟曾被认为是较好的组织后卫，可是，拿到NBA初试一下就通不过。如今，辽宁队出了个郭艾伦。这可能是眼下中国球员中最优秀的控球后卫了。麦迪在结束了他本赛季的赛后曾谈到对中国球员的评价，他就特别提升了郭艾伦，麦迪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能说出他的球衣号码：13号。 郭艾伦的出现，西热力江的出现，表明中国篮球也还是能出明星的。诸如排球的二传、足球的中场，篮球中的控卫，确实是队中的灵魂人物。这个位置被恰当地称为一号位。一个队中有优秀的一号位，是令人羡慕的。 谁不希望获胜，即使是弱者，也想以弱胜强，弄出个冷门来。好胜心，是健康出现。因好胜，争胜，而努力奋发，刻苦训练；因好胜，可能带来临场的超水平发挥。没有开打，心理上就垮了，能获胜的，也可能败下阵来。 不要过分计较胜负，说的是不要“过分”，而不是不要计较。实际上，为获胜而充分准备，为获胜而绞尽脑汁，是必要的，这并无过分与否的问题。 所谓过分，具体表现之一是过多注意结果。实际上，更重要的确实是过程。把平时训练的东西充分展现出来，把要领做完整，做好自己才无怨无悔，即使负了，此时也心安。如果真是技不如人，那就日后再见吧，后会有期。 在赵本山与小沈阳合作一个小品中饭，一个说人生最不幸的是，人活着，没钱用了。一个说是，人死了，钱还没用完。平时练得不到家，输了有何惋惜？比赛结束了，平时练就的本领没有拿出来才是更可惜的。 实际上，如果对手之间的实力过分悬殊，胜负变得毫无悬念，比赛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不仅有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比赛（如U20，U17），也有不同水平、不同实力层次的划分，于是，就有了中超，有了中甲，还有更低层次之间的比赛。不同层次间，可有升降级，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期待和发展空间。不甘落后是最宝贵的心理品质。 三十七、无亚军，哪来冠军 在公牛王朝时期，即乔丹时期，他们名声鹊起。以公牛或乔丹命名的许多商品也成了抢手货。这样，公牛老板就很赚钱了。但是公牛之所得，其他球队也有程度不等的分获。其理由就在于，没有我们这些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哪有你排名第一的公牛？ NBA总冠军的队员是要带戒子的，无论是主力，还是板凳队员都有戒子可得。然而，排第二、第三的，什么也没有，连亚军、季军这样的称呼也没有。 网球冠军是举奖杯的，亚军就只有一个奖盘了。第三、第四，根本就不会分了。 奥运会那样的比赛中，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分。直到第八名还有积分，无牌但对总分有影响。 许多的运动项目是靠单打独奏的，例如球类中的乒、羽、网都是，只是双打有两人的配合问题。即使打团体，也以单打为基础。摔跤、拳击当然也如此。 在田径、游泳项目上，基本上也是靠单兵作战的，只有接力是集体项目。冰上项目当然也主要靠单人滑，仍只有接力项目才需要集体配合。花滑分单人和男女双人，都被称为是单项；花样游泳就有所不同了，它有双人的、四人的，甚至八人的项目，至今，这个项目还是属于女性的。艺术体操亦如此，这是展示女性美的。有棒操、绳操、圈操等多项的组合，但是由一人完成的。 由于体力和生理状况的不同，一般项目都是男女分开的。但有马术是不分性别的。那是人马合一的项目，都只看对马的训练与驾驭状况如何，发挥如何。 有专门由女性进行的体育项目，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只有男性才开展的项目。有不少项目，最初是只有男子参加的，如拳击，后来也有了女性之间的拳击比赛。不知泰国的那种击打项目是否也在女子中展开？日本的那种相扑运动恐怕只是男性项目；男子长得相扑运动员那样，在日本也视为美；女子长得那样也还美吗？亦曾有胖女人们的美丽秀，但那似乎不是体育项目。 拳击、相扑、摔跤，那就是谁战胜谁的事了，无所谓冠亚军。实力排名可能由历次的战绩来决定的，亦不具有临场获得的那种冠军。 有些项目，就看谁得分多；高尔夫则看谁挥杆数最少。72杆为标准标的话，越低于72杆更多的选手才是优胜者。拳击每一节3分钟，有的采用10节制，有的12节。这相当于有时间限制，有很多项目不是以时间限制的，如高尔夫，如网球、乒乓球。对乒乓球也只是通过对盘数、局数、分数的限制来间接地限制时间。足球发球时间拖得过长，会受到黄牌警告的。 有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有些项目，拿了世界冠军，不一定拿得了中国冠军。 例如乒乓球。中国的高手太多了，在一轮全国比赛中撞过所有的关口，比世界比赛还难。 称得上世界冠军的，应当是三大赛事中的某一项夺冠，这三项就是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一般联赛中的冠军不被称为世界冠军。一则，那不是三大赛事；二则，那不是国与国（或代表国家）的比赛。 梅西所在的巴塞罗纳如今是世界上最优秀 、战绩最好的球队，但它不能被称为世界冠军。巴塞罗纳所在的国家是西班牙，而梅西是阿根廷人；正如皇马很强，而C-罗是葡萄牙人。NBA里的马刺很强，但是邓肯祖籍在非洲，吉诺比尼来自南美洲，帕克来自欧洲（法国）。 NBA也好，西甲、意甲、德甲也好，都是高度开放，这种开放使得相应的项目水平极大提高，由此，也有利于相应的某些国家水平的提高。这就有各国对开放的态度以及如何运筹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不少人担心，一开放，我们的民族经济会遇到麻烦吗？我们的商品会有竞争力吗？许多事情我们不熟悉，会吃亏上当吗？ 事实上，当别人的商品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落后，知耻而后勇，有何不好？加紧赶上吧！至于出口，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初级产品，逐渐就可提高档次，后来的事实也有目共睹了。 体育也是这个道理。NBA的高度开放，不是使得美国篮球长期处在世界最高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吗？高度开放也是欧洲各种足球联赛（如西甲、意甲、德甲）的特征之一，这同样是保证欧洲足球处在最高水平的因素之一。 加索尔兄弟都在NBA打球，结果，在世界大赛中，能够跟美国抗衡一下的，就只有加索尔兄弟的祖国---西班牙。就有了最值得一看的国与国之间的篮球大战。NBA事实上成了世界篮球的一个“联合国”，那里成了众多世界优秀选手向往的圣地。就在前不久，于嘉在采访易建联时，易也表达了争取再去NBA打球的愿望。郭艾伦这样优秀的控卫，有可能去NBA吗？NBA球探会看得上吗？如果郭艾伦能正式登陆NBA，那将是中国男篮的另一个记录。 郭艾伦这批人，包括很有发展前途的王哲林，他们的成长，也得益于CBA的高度开放。王哲林扎实的基本功以及他良好的身体条件，被很多人视为姚明可能的后继者。 冠亚军只是结果，更重要的是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是便于吸纳各种营养的。 三十八、第一大运动 为什么是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大运动？我揣摩有这样几个原因： 场地宏大。一个足球场有六七千平米，大约相当于十亩地。当然，球场也就最大。 观众多。能够达到六万以上现场观众的球赛，唯有足球。这与球场设施有关。 技术复杂多样。没有哪一项运动能像足球那样需要众多技术，能像足球那样赏心悦目。 强度大，时间长，对抗激烈，因而，对人的体能、耐力、心理的要求都极高。 足球是最大的集体项目。场上人数双方总计22人，裁判多达5人（包括边裁）。 手足相连，人们形容兄弟关系时常用“手足之情”这一说法。其实，手比足更灵巧，例如，手指所能做出的许多动作，是脚趾无法做到的。但手足的作用是相互补充和配合的。手舞足蹈，舞蹈就是手足的巧妙配合。 在人们心中，似乎手更能代表人本身。例如，“选手”、“能手”、“高手”、“旗手”、“对手”、“强手”、“二传手”、“主攻手”、“神枪手”，“一把好手”、“人手一册”、“拿手好戏”，还有球类中的“投手”，航海中的“水手”，······用的都是“手”，以“手”来代表人本身。 可是，人是离不开足的。形容人遇到困难时，常用“手足无措”，手与足都提到了；也用“寸步难行”，说的只是足。形容人不再进步了，退步了，或者不进不退，就是说“原封不动”、“原地踏步”了，也是以足来形容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里长城，走完第一步。”都以“足”相连。然而，心灵手巧，巧夺天工，许多智慧的东西由手去表现，手与心更紧密地联系着，“十指连心”。 两脚都截肢了，还可以轮椅代步；手的残疾带来的不便是更难以补救的。 为了说明足球的意义，这里特别对“足”的地位多说了一些。却并不需要以贬低手的作用来说明。人的手足是一个整体，手足相连，手足并用才能完成更多的事项。 足球，足球，是只准用足的；可是，除了守门员是可以用手外，掷界外球时用手，只是规定必须用双手掷出而不能单手投掷。对手有严格限制。故意手球还可以用红牌直接罚下。只许用足，这一特点，恰好让许多优秀足球运动员能脚下生辉。足球运动中做到人球合一，比篮球困难多了。这种困难反倒使得足球艺术更被看重。 一场足球，90分钟下来可能是0:0，却也会吸引数万观众；一场篮球，常规时间48分钟，每分钟几乎都有进球，高比分时，双方得分总和可超过250，甚至更高，但足球一球不进也可以很好看。 足球选手可能是身价最高的了。这是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一个派生的结果，场面大、观众多、收视率高，收入当然高，而作为足球主人的选手的身份亦必很高。最近，巴塞罗纳与梅西签订了一个至2018年的合同，平均每年的收入都在千万美元以上。 足球的进球当然特别吸引人，射门技术也就特别重要。不仅锋线人物要会射门，前腰、后卫乃至守门员都要会射门。后卫实施冷箭的威胁极大。 射门次数是一个指标，但进一步讲究的是射正门框的次数，射中门框才算有效射门。最终当然就看射进网窝的球数了。射门的动作，一般是最激动人心的，唯有射门的那一瞬间，解说员才提高嗓门：“射门！”进了，嗓门不会立即掉下来；没进，哀声叹气随之而来，这也是情感倾泻的时刻。当然，主场进球之时常常也是全场沸腾的时刻；丢球时哀叹声也能震撼人心。 其实，足球技术多端，可欣赏的远不止射门技术。记不清是哪一场世界赛事，巴西曾经历18次倒脚后将球射入。人们记得的是进球，更难以忘怀的是那18脚传递。 变速跑，转身，左右幌动，脚下停球，倒地铲球，这是带球、运球、拦截的基础。梅西可以在三人夹击的情况下，盘带过人，这就是脚下的功夫。无论是马纳多拉，还是罗纳尔多，还是伊涅斯塔和C-罗，都有出色的盘带技术。足球的艺术在过程中，而不只是进球的那一瞬间；过程比结果更经看，艺术存在于细节中。 韩日世界杯，巴西4:0胜中国，这就像乒乓球选手一般不会让对方11:0一样。大约是2012年，中国足球去巴西，拿了一个0:8，那实在是不该开打的一场比赛。在亚洲范围内已举步维艰的国足，怎么不知天高地厚啊。 许多人把中国足球的落后与中国足协的存在联系起来，这种联想是必然的。 大范围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团体。中国足协实际上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其领导层是有官级的。这与本应是民间性质的足球运动不相协调。 据说，在香港和一些发达地区，政府只做三件事，你赚钱，我纳税；你违法，我干预；其余就是公共服务了。如此，也十分廉洁。然而，中国行政当局管得实在太多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之类的你管干什么？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很少管事的，它连大学都不管，哪还管什么NBA之类的事。 孙晋芳很开朗，她曾负责管理网球，然而，她所想的不是如何去管，她让那些运动员单飞了。备受公众非议的中国足协至今还没出现一个“孙晋芳”。结果，不只是足球上不去，黑球、假球、赌球等事件不断。许多足协官员，如南勇等人还进了班房。 三十九、宋世雄是一绝 我们曾议论到解说员。解说是很起作用的，有的是负面的，有的是正面的。 韩乔生曾解说过足球。能解说足球，可能是解说员身份的一种象征。现在，韩乔生解说拳击的时候相对较多。显然，拳击在中国观众中的影响力远不如足球。而今日足球的解说员则已主要由刘建宏等人来做，黄建强曾是很优秀的解说者。当然，张斌可能在所有体育项目的解说中是总体水平最高之列的了。 球迷们曾把韩乔生在足球解说中的许许多多不恰当的用语编成了“语录”。我当年看了一场他的解说后给马国力、岑传理写信，但远没有达到那些能编韩氏“语录”的球迷们那么高的识别水平。球迷们的不满很可能是韩氏失去了主要足球解说员身份的原因。 现场解说是需要宽广的知识、灵敏和很强的语言能力的。韩氏作录播的解说还勉强，但故作姿态的表演过多，不太得体，直播时他就远不够灵敏和机智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常因解说水平不高而使球迷十分扫兴。 最近看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女排世界杯最后那场球的录像，那是中日之战。按当时的赛制，中国女排只需拿下两局就是世界冠军了。2:0后，反正冠军已到手，女排姑娘们稍有松懈，结果被日本连扳两局，但沉稳的袁伟民提醒队员，要以七战全胜战绩夺冠。到第五局，中国女排14:15落后，此时，她们也不放弃，结果以17:15获胜。这场球，真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女排精神”。那不仅是中国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且那种精神对于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实在是可以振聋发聩的。 很幸运，那场大赛是由宋世雄解说的。他的声音清脆、明快、嘹亮，他的语言准确、及时，恰到好处，富于感情而又不失矫揉造作，对日本女排的表现也有恰当的肯定，实在悦耳、中听。球类没有音乐伴奏，但宋世雄的解说如音乐般优美。 音乐界有一代接一代的歌后或歌王谢幕之时，宋世雄也谢幕了。但他动人的解说却依然留在人们心中，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挥之不去的留念。 我相信，现在人们比较喜爱的解说员应当有张斌、张卫平、于嘉、吴为、杨健、赵晶、孙燕、杨毅、徐继存、刘建宏、洪刚、杨影······郭思语也算不算？何可欣算不算？宁辛、马忻等算不算？我未看到有关评论的更详细报导。 “宋世雄是一绝”，当然不希望这是“绝后”的“绝”，不是空前绝后，不是绝无仅有的“绝”，不是绝唱绝响的“绝”，绝妙绝伦的体育需要绝妙绝伦的解说。 在宋世雄最初解说的那些比赛中，有些技术还没有。有了“短平快”，也还无背飞、背溜，也无自由人。自由人的设置使得攻守更平衡一些，从而更有利于排球的发展。一攻就死，没有味道；久攻不死，也没有味道；就足够多的来回就行了。 那时的术语也没有现在这样丰富。例如，当时没有一攻、二攻之说，没有打探头之说，也没有反超、局点、赛点之说，更没有“冠军点”之说。语言的丰富，可以把场面的精彩更好地揭示出来。即便如此，宋世雄的解说仍是那样精彩，又那样恰到好处。语言的运用也不要过度，不能过分花哨。 解说员要熟悉的东西很多，不仅熟悉现时的运动员，还要熟悉老运动员；要熟悉比赛规则，还要熟悉规则的变化；熟悉现代，也熟历史；熟悉本国，还熟悉该项运动在世界上的发展状况；他们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情意的充分且适当的表达。我不太清楚宋世雄从事解说的历史有多长，但我想，这至少是他毕生事业中极其重要和宝贵的一项。 学习并不等同于模仿，只是模仿宋世雄的语言、语调、语速是远远不够的。我也不知宋世雄写过有关著作没有。但我想他写出来的话，比那些唱了几支歌就被称为音乐家的人所写的传记可能要强很多。他所留下来的是诗歌般的、情深意长的、感人肺腑的语言。 语言不纯粹是一个知识性问题，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不单纯是知识问题。 语言好像是后生的，但后生的许多东西之中，最能代表人自己生命意义的是语言。语言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人也随着自己语言的发展而发展。 社会发展着，这个发展着的世界的语言也发展着。人们在创造许多新事物的同时，也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言；因而，语言的发展可以充分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 语言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是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 体育语言在体育的发展变化中变化着，丰富着、充实着。 宋世雄让体育语言本身成了体育的一部分，这种语言不只是一种反映，也是他本人的一种气质的表现。把体育项目的内涵充分把握住，同时把自己的气质所包含的活力也融进去，这才有如此美妙和激动人心的解说。 模仿只是形式上的，更深刻的是人本身的气质；语言的修养首先是人生的修养。 四十、为何如此不同 品味体育，就是品味人间，品味世间。体育的奇妙应是来自人的奇妙，因而，去充分品味体育的奇妙，也能由此而进一步看到人的奇妙，人的美妙。 篮球，足球，都是球，都是集体项目，但它们是如此不同。过程的不同，结果的不同，环境与条件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艺术水平显示的视角不同。 篮球是巨人的运动，足球是强人的运动。这样说，似乎粗糙了一点。优秀的篮球队中，有时也有一米七几的，维斯布鲁克就只有一米七五，甚至还有一米六几的出色球员，但这主要是一号位上的选手，在锋线，那一定是巨人的天下。不过，身高不是优秀的选手的主要标志，必要而非主要。有比姚明更高的选手。中国有过穆铁柱，韩国有过宋镇河，但他们的实力、水平都不如姚明。 就我所知的范围来讲，足球场上有一米九几的高个子，他们的头球很厉害，争头球时有优势。足球靠的是“三只脚”，两手不能用，但可以用头；除了手之外，其他身体部位都可触球，例如，用胸部停球就很有用，也需要一点技术。 足球对于奔跑的速度有更高要求，对于脚下技术的要求当然更高，这是高个子运动员相对困难一些。在篮球场上，到处可以看到高个子；在足球场上，到处可以看到矮个子。篮球队中的后卫一般也有一米八以上。刘伟的身高也在一米九左右；足球场上，即使前锋，一米九的也很稀罕。著名的足球明星，马纳多拉、梅西都是矮个子，而且是锋线人物。篮球场上的尖刀人物是高个子，足球场上的尖刀人物是矮个子。 贝克汉姆的身高，据我目测，可能不过一米八，C-罗也可能就在一米八左右。 足球是露天的，篮球是室内的。相对而言，篮球可以说是温室里的项目，而足球则是风雨无阻，雨天踢，雪天也踢，最多只在暴雨期间暂停，雨点稍小就又恢复比赛。篮球在室内，如NBA最大的球馆也就容纳一万八九千人；足球场则可高达六万以上的观众。 我任师大校长期间所修建的体育馆，容量是三千人；而修建的田径场则可容纳一万八千人。这在当时大学群的体育设施中都算是规模很大的。发展体育，即使是学校体育，也不只是着眼于运动员本身的。体育是身体的展示，由此而与艺术靠近，因而它需要有观赏价值。谁来观？谁来赏？能不为这些观赏者也提供条件吗？ 以上所述，大都是从形式上看足球、篮球的区别。不过，这些形式上的区别直接反映了它们内涵上的区别，规则上的区别也许能进一步说明问题。 篮球赛程中，换人的次数完全没有限制，只要相关人员在比赛人员名单中，足球比赛过程中的换人则有严格的限制，友谊赛时双方可约定换六人，但正式比赛时只限三人。 篮球换下去的人可以上来；足球换下去了就跟观众行个礼吧，不能再回来了；那些场上功臣，在最后时刻，教练还刻意让他单独提前离场，以接受观众对他的欢呼。 篮球场上，两次技术犯规被罚下后，还可由他人顶替上场；足球如果两黄变一红或红牌直接罚下后，是不能由他人顶替的。结果是，篮球场上始终是5对5；而足球场上则常有10打11，甚至9打11的情形。 篮球场上5个人各就各位，足球场上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一个，阵线就要调整。足球场上，阵型多样，有4:4:2，有4:5:1，也有4:3:3等，为了加强防守，也有5:4:1或5:3:2.一旦有人被罚下场，整个阵型就要变化。 在世界大赛中，不乏那样的例子，有球员动作过大，造成犯规被罚下，从而立即削弱整个队伍，乃至于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导致了这支队伍的失败。团队意识表现在多个方面，相互配合的问题首先是建立在个人对整体作用发挥上的。场上队员的主要表现也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让整个团队有更默契的配合；另一方面，也需要每个人的特长充分发挥出来。 篮球是不能回场的，球过了自己的后场，是不能再回过中线的。足球场那么大，更不必回场了吧，可是，足球可以让你回场，甚至可以在老远的地方踢回给自己的守门员。大范围内的转移，是足球运动员最能展示自己脚法的，精准而及时的长传转移常常也是能够用来改变或打开局面的法宝。 短距离的配合，还有撞墙式传递的过度，这种足球中的神出鬼没，所达到的效果，堪与篮球后卫的那种精彩的传球相比。区别在于，一个是手完成的，一个是脚完成的；人们对于用脚完成的这种奇妙配合会给予更高程度的赞许。那些似乎只属于手才能完成的精准动作，居然用脚完成了！ 足球中有合理冲撞，篮球中不允许冲撞。篮球中有一项让裁判难以把握的是：究竟是阻挡，还是带球撞人？现在还好，可以在无法作出判定的情况下，看录相。但足球没有根据录相回放再来判决或改判的，裁判的哨声就是命令，场上对裁判的判决是勿容申辨的。否则，黄牌就可能等着你。 篮球规则中，包括持球一方必须24秒内出手投篮，以碰着篮框为准。足球则随便你持球多久。这也可能是一场篮球比分总和可以超过200分，而足球在90分下来还可能是0:0的原因之一。足球重过程，篮球虽也重过程但更重结果，不过在足球的世界大赛进入淘汰赛阶段时是不允许平局的，残酷的点球大战这样出现了。把关键点球踢飞了的那种悲壮，也是特别震撼人心的。意大利那位留着小辫子的男人（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中译过来好像是三个字）把点球踢飞了而后久久站在那里，他留下的凄凉背景被不断重复的播放。 足球有对越位的限制，如果允许越位，进攻和防守的双方都可密集于点球区，守门员还有何作用？篮球只设有三秒区，这主要对“越时”的限制。 篮球与足球的最大共同点，是都有一个网，都要把球送到那个网里去，一个用手送，一个用脚送；一个的网小一些，另一个的网大一些，被称为球门了。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也有网，那是把双方运动员隔开的网，而赢球则要靠对方接不住球，输球就输在接不起球。我们拿足球跟篮球比较了一番，是因为有可比性才去比较的。比较了，会以不同的眼光去欣赏。 我是既喜欢足球，又喜欢篮球的。对于足球，如果是巴西与西班牙或阿根廷与意大利对垒，那是无论如何繁忙也要看的；对于篮球，如果是美国与西班牙碰面，那也是无论如何要看的。 西班牙在体育上的表现很特别。如果论经济发展水平，它属于发达国家，但在发达国家行列里他只是二流。但是，它的体育处于世界一流地位。不仅足球、篮球有很高的水平，而且网球中也有纳达尔这样世界冠军的选手。 西班牙还出了一位萨马兰奇先生，他执掌国际奥委会20多年，大大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四十一、何谓公平 公平，这是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公平，靠水平、靠实力说话，这才有意义。 为了保证公平，就必须有裁判。裁判何以能保证公平，不仅取决于他公正、客观、不偏不倚，还要很高的水平。意大利的著名光头裁判就是那种铁面无私且很懂足球的人物，人们因此而尊敬他，关键场次的比赛就请他吹哨。 国与国之间的比赛，必须请第三国的人做裁判，防止感情因素起作用。有时，甚至需要请第三洲的人担当裁判，更加远离情感因素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从制度上保证公平。 为了公平，国与国之间比赛时，参赛者必须是具有本国国籍的人。不然，拿钱买来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就可能胜。并且，还规定一名运动员由一国国籍转入另一国的国籍后，必须在入籍3年以上者才能代表该国比赛。 中东有些国家很富裕，石油为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他们有的是钱，买出一只高水平足球队来没有问题，但他们也得遵守一些有关规定来引进球员，并且这也培植了他们自己肥沃的土壤，本土球员也成长起来。中国足球在遇到巴林、科威特这样一些很小的国足时，也相当吃力，常见败绩。 公平也曾体现不允许专业运动员参加业余性质的比赛。后来，认为这种规定不利于运动的发展，不利于水平的提高，遂未继续这一做法。公平的目的，不只是保证健康运行，水平不提高，只有健康也不行。不健康，没人再喜欢；水平总是停滞不前，也会失去兴趣。公平也是水平提高的保证。 中国足协最近开出了一个大罚单。但是，人们质疑，为何十年前的事现在才处理？为何没有降级处罚？相比于欧洲的类似处罚，中国足协的这种处罚实在是太轻了。欧洲足协，对于尤文图斯这样的著名俱乐部也曾经给予降级处分。 不过，在我看来，处理比不处理还是好；迟处理比不了了之好。客观上讲，这种处理恐怕对于挽救中国足球作用不会很大，没有一剂猛药，那个顽疾能治好吗？ 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有好的裁判，有公平竞争，也许能创造以弱胜强的奇迹。但是，如果中国男篮和美国男篮去打，或者中国乒乓球队与美国乒乓球队去打，恐怕就不会有奇迹出现。 所以，分层次比赛对于公平也是必须的。所以有甲级赛、乙级赛甚至丙级赛；还有U17、U20以及成年人的比赛。 世界杯，一般都是经过不少联赛或排名状况选出的最强队来打的。 奥运会不同，它是世界性的，要有各洲的代表参加。虽然有预选赛，但仍参差不齐。欧洲足协排名第五位以后的球队中再挑五个队出来，也比亚洲前五名强。 如果是女排，非洲最强的队，与欧洲女排都不在一个档次上。然而，不论强弱，各洲都有代表参加，这也是一种公平。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均衡。 确定种子队或种子选手的做法，也体现了公平。让强手与强手早早相碰，并不是合理的，不是有利于运动水平提高的。若是16个队或个人，分成4组，通常就分四个层次，水平有高有低，每个组由四个不同层次中的各一队或一员组成；第一二层的作为种子。种子也有被淘汰的可能，那叫做爆“冷门”。人们愿意看到“冷门”的出现。这也就是必然性的被打破。 国际奥委会是一个综合性组织。唯一有本钱可与之分庭抗礼的单项组织，可能就是国际足联，它很牛气，它很不在意奥运会中的足球赛。 奥运会上的篮球、排球、乒乓球及其他许多项目，都是世界最高水平的选手参加，唯有足球例外。参加奥运会足球参加的选手，年龄在23岁以下，23岁以上的只限3名。然而，真正高水平的选手，基本上是出在23岁之后的。梅西水平很高也很年轻，但他今年亦有26岁了。 这样，足球世界杯冠军与奥运会上的足球冠军就不是一回事了。奥运会上的篮球、排球冠军可以叫世界冠军，足球就难以叫世界冠军了。足球世界杯的盛大场面，也是足以能跟奥运会相比的。足球确实是第一大运动，确实是老大。 中国举办过奥运会。1993年，中国首次申办2000年的那一届奥运会，那次是以微弱的票差落选而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客观上讲，那时北京的综合条件，确实不如悉尼。 第二次的申办是2001年，中国并未紧接着在1997年申办而是隔了一届后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这一次成功了，全国人欢欣鼓舞。世界也来到了中国，中国也以更有力的表现进入了世界。这最直接地显示中国真的登上世界舞台。人们甚至称其为圆了百年梦想。 奥运会发端于希腊，奥林匹克这一名称就源于希腊古代宗教圣地的奥林匹亚。这成了无数希腊神话中的又一神话。自1896年以来，奥运会基本上是在欧美举办的。在亚洲则只有韩日举办。泱泱大中华，却只在2008年举办一次。不让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举办奥运会，这公平吗？众多的人口，广博的国土，这些因素使得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委员们在落笔之前也不能不三思。可是，1978年以前的中国承办得了吗？有条件吗？1978年之后，中国百废待兴，想必不会想到去申办奥运，经过了近30年的奋斗之后，才逐渐有了条件。2008年之前奥运未能来到中国，这不完全是欧美人的偏见。 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能举办亚运会就不简单了，他们恐怕不会觉得奥运会没有在那里举办有什么不公。在南亚，未来可能举办奥运会的，大概只有印度。印巴联合会更好，但它们联合的可能性不大。 奥运会已来过中国，可是，足球世界杯还没来过。能来吗？中国足球现在这样子，世界杯在这里打，对于中国，是荣耀，还是尴尬？中国人，尤其是普遍中国球迷，心中都有数，都不会觉得有何不公。 中国有资格办了奥运，却无资格办足球世界杯。这也说明了足球的牛市地位，也说明了足球乃第一大运动的道理。同样，这跟公平与否也无关。 奥林匹克的传统是“更快、更高、更强”。足球虽牛，但其体现的精神与奥林匹克格言并没有多大差别。这种精神所表现的正是人类对自身永无止境的企求。人类预言的许多极限常常被突破了，这是人类对自身的挑战，也正是在挑战中获得了更大进步。 中国曾有一个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其实，两者并不是第一、第二的关系，而应是求得两者的统一。中国格言中的“不打不相识”倒是更深刻地表现人类精神。不比赛，何以相识？更何以有友谊？中国曾批判锦标主义，都是过于意识形态化了的做法。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与人类实际的活动联系着的。 四十二、什么是可以买卖的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广东方面找我们学校要毕业生，并且去一名学生向我们付6000元。结果，有教师说我“卖学生”。这似乎是拿人不当人，当商品了，可是，我不以为然，更没有任何的惧怕。相信广东方面“买学生”也不会有什么惧怕的。学生很值钱，这有什么不好？我们让学生值钱了，有何不好？ 那时候，广东就已觉悟到要大力发展教育，并且他们的师资紧缺，就从外省进人，首选可能就是与之相邻的湖南，而湖南正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他们也很相信湖南师范大学的质量。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经济，不也是直接为着人、为着下一代的成长吗？他们“买学生”有何不对？我们“卖学生”又有什么不对？ 很多人认为我是中国最早买博士的。那个时候，有钱人叫做“万元户”，我买一个博士就花一万元，一下子就让他们成了有钱人。我“买博士”，跟后来广东“买学生”不是一个性质的事吗？实际上，我比广东更合算，我并没有向培养这些博士的校方付钱。 中国最初对博士的培养是很注重质量的，而且，那时指导博士的绝大多数是资深教授，都是在一些知名大学培养出来的。在我看来，这真是“货真价实”的事。我曾向我的同事们解释说，如果我能花一百万，聘来了一百位博士，我们师资队伍的面貌将发生根本变化。一百万，对于当时的学校来说，不能不算一笔巨额开支，可是，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求得一个改变面貌的根本性变化，我们一致地坚定地作出了决定。 并且，我们从理论上清楚，“财”是从人才那里来的。没有杰出的人才，学校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走向富有。我们把这一观念概括为“财从才来”。这成了我们的战略思想。历史证明，这是湖南师大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近20年时间里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回首当年，谁都看得清楚这一历史事实。 我们“卖”出去的是本科生，“买”进来的是博士生。这种“买卖”难道不值得吗？有人说“经营”大学，似乎有什么不光彩。实际上，善于经营的人并不很多。 我任校长期间，以十分廉价的成本，把学校土地面积扩大了近一倍。这不也是经营吗？校长就是运筹帷幄，这样做的结果，是湖南师范大学“人财两旺”。 说了这么久，还是回到体育上来。为了发展学校体育，我也为聘请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而作了很多付出；可是我们的收获更大。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这种收获，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既有精神方面的，又有物质方面的。 当年，马琳被陕西一家俱乐部买去，价值为501万元。那时是“得马琳者得天下”。陕西那家俱乐部（实即企业）有眼光。马琳本人亦因如此身份而在球技上更加精益求精。 如今，欧洲足坛上球队之间球员的大买卖，已是寻常事，有些球员的身价高达数千万美元。并且，就是有人卖，有人买。堪称市场兴旺，生意兴隆。 NBA那些球队的大老板们更加善于经营，买谁、卖谁，都会仔细算算的。有的是为了夺魁，有的是为了争取进入季后赛；有的为眼前，有的为未来。一般来说，他们大都是有长远眼光的买卖。他们毫不忌讳地说买卖，说交易。那些合同到期后的自由球员也能掂量自己的价码，殊不知，他们就是靠打球谋生的。 南美一些国家的穷孩子，从小好好踢球，为的是有朝一日能踢出个名堂，让自己摆脱贫困，让贫穷的父母也改变生活状况。 实际上，我们稍想想也可看到，当教师，在私立学校就是被董事会的老板们雇佣；在公立学校，就是被有关政府部门雇佣。你付钱给我，我来教书。不也存在买卖关系吗？也许，教师出卖的是知识，经验，而商人们出卖的是有形产品。 中国传统观念里，有“无商不奸”一说。实际上，这是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经济下形成的观念。社会进步的关键一环是有剩余的、可用于交换的产品出现，换句话说，关键的一步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发展趋势，正是促使封建经济瓦解的决定性条件。 李嘉诚，邵逸夫，田家炳，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大商人，大实业家，他们“奸”吗？他们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都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地区来说，广东、福建、江浙、上海成了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它们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们在改革开放中的领头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贸易大国，其进出口总量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自己尚需的，买进来；自己有余的，卖出去。还不一定是缺乏的东西才进口，为了调节人们的需要，仅仅是为了增加品种，也可进口；别的国家也一样。这就有了更多的往来。 古老的中国在保护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地发展了与世界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买卖行为，这只会有利于中国发展。 近30年来，闭关锁国的局面完全打破。中国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 四十三、民间的力量 在一次博士论文答辩后，博士们与答辩委员在一起会餐。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请客的，也不被请。但这种会餐具有对通过了答辩的学生的肯定与庆祝；另一方面，此时也不容易马上找到另外吃饭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参与聚餐了。 那一次会餐时，坐在我后边的答辩委员，是另一所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附带，我说一下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事情。建立这一学院，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先生，他原是教育部的一位司长，很喜欢出头露面的。在他建立这一学院的当时，我就疑惑。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分几个方面。其经济学可以归入经济学院；其政治学可以归入法学院；其哲学可归入文学院。这一般都是早有的。为何还要另外建立一个关于他的“主义”的学院？那些“主义”，亦即那些观念或理论不是早有学院在研究吗？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主义”，还有很多很多的“思想”，都去建立学院吗？ 对于马克思的研究，许多国家比我们做的深入得多，也未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他们是因为什么而对马克思有深入研究的呢？我们最好还是多做一些关于马克思的实实在在研究，少翻一些花样。 有趣的是，人大的那位先生的做法也广被效仿，在湖南的某些大学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上存在的某些特殊状况与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关。 现在回来说那次会餐的中途，那位院长突然问道：“这餐饭是私人出钱，还是公家出钱？”有关人员答道：“私人。”院长随即应道：“私人出钱要吃这么好干什么？” 我听后，真有一点发愣，忍不住问了一声：“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吧？”实际上，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私人出钱就该节俭点，公家出钱就无所谓了，挥霍浪费都无所谓。 我早已从理论上明白，私有是道德的前提，而公有只在某种情况下才必要。曾经的苏联是高度集体化的，也就是很“公”的；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更是“一大二公”。可是，历史证明，那些公带来的是大饥荒，是人民的大灾大难，是惨烈的“公”害。 所有实行私有制的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苏联和中国曾有的那种大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民众的死亡。这是两种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万里在安徽任职时出现的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恢复私有制开始的。从此，农民不再挨饿；从此，可以为自己生产；从此，不会在“公有”的名义下被剥夺。 “公有”的行为来自官方，不来自民间。其中的政治含义就不在此议论了。 从理论上讲，也很容易理解。只有在自己拥有（即私有）的情况下，才可能去帮助或支持他人。一无所有，只能是同情或怜悯。同样，只有在自己拥有知识时，才能传授给他人。同情，怜悯，或许也是道德的，但这很有限。因而，道德的前提是私有。 国有，只有对矿藏、土地、河流这样一些对象来说是可能且必需的。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公有，而是国有。公有的“公”，其主体是谁，往往模糊不清。在封建社会，（政治）国家是皇帝的，他可能以公的名义出现，实际上却是最大的私。 在现代国家里，艺术、出版、戏曲、影视、体育等等都是民间的事。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介入。政府的职责是间接的，制订有关的法规，执法，以保证这些活动的健康运行。 从事体育活动，是从事者自己的意愿。没有这一点，体育从哪里来？难道是出于某些官员的需要他们才去从事体育的吗？他们是为别人而体育的吗？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始终觉得，首先并非一种外在要求，首先也不是官方方针，这是人本身的一种权利。这是前提，人本可全面发展，人本有权利全面发展，每个人都有权求得适合自己特点的全面发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在或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努力去满足人的这种需要，这正是政府的义务。明智的政府就会这样去理解自己的义务和对民众、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其中，体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那些以官的名义对体育的介入，至少是多余的。对体育事业或许也需要管，但这个“管”就值得注意。“管”字是“竹”字头，很尖硬，容易伤人；“管”字又以“官”字为体，就容易有官味、官气。所以，管理者们应当很警惕自己陷入官场，警惕自己伤人；盲目的管理者以为自己总是办好事的，因而总想着多管一些。然而，智慧的管理者更多想到的是如何少管，创造条件不管。 政府如果拿了纳税人的钱，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改善公共体育设施这就够了。有些发达国家连大学都不管，体育也在民间，何需政府去管？洛杉矶奥运会就是利用大学原有的体育设施，这些设施是大学自己建的，也是民间的。这样办奥运也很省钱。 体育如果有健身的作用，那么，想健身的人难道参与体育活动是别人对他的要求吗？ 体育如果有教育作用，那么，如果学校重视体育是需要别的什么人提醒的吗？ 中国足协至少是半官方性质的。他们事实上成了人们非议的对象，他们对于处境已经十分尴尬的足球，实际上不仅多余，而且有碍。在中国民间力量真正成长起来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必然会改变的。 四十四、何以引人入胜 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中，曾调侃足球。旁白问：“什么项目使人揪心？”宋丹丹（扮演白云）答道：“足球。”问“什么项目让人特别揪心？”答曰：“中国足球！” 即使这样，中国足球的“中超”还是有众多观众，他们真有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情。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就是让人心寒的，但球迷们仍痴心不改，一往情深。唯一不可原谅的是打假球、吹黑哨。那么欺骗，是愚弄观众。 足球比赛场面大，观众多，运动员也多，气氛热烈，同时，也十分公正。联赛中实行主客场制。如果一场球甲队与乙队在甲队主场踢成了2:2，另一场踢成了1:1，加起来就是3:3，出现了这样的平局是用不着再打附加赛或踢点球决胜负。此时就看谁在客场进球数多，就谁胜。例如，就以上一例而言，获胜的应当是乙队，它在客场胜了两球，而甲队客场只胜一球。 足球技术多样，引人入胜，激动人心，让人心潮澎湃，欢呼时近似疯狂。然而，再进一步就是动荡，就是失控，乃至出现骚乱，若发生踩踏，就可能造成伤亡。 酿成现场打架斗殴，演变成暴力，这就是有违体育精神了。这种情形，较多地发生在南美。常常是有警察严阵以待，然而，一旦事态扩大，警力就总显得不够。 还有所谓足球流氓。在英国的一些足球流氓是很臭名昭著的。在英国球队造访欧洲大陆时，他们成群结队地渡过英吉利海峡，时不时滋事生非。 有些足球流氓早已被记录在案，对于他们，或者拒其入境，或者予以特别“关照”，预防他们寻衅滋事。这种情形已超出了足球本身，亦可谓对足球的亵渎。 对于体育，任何项目都在力求让其能引人入胜，但这对青年人和老年人是有明显不同的。 青年人有多少是喜欢太极的，然而在老年人之中，喜欢的人则处处可见。青年人喜欢热热闹闹，老年人喜欢舒缓平静；年轻人奔放着，年长者收敛着。 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了。青年人往往为着好玩，为着竞技，比试比试。老年人则大都为着健身，比不比已不重要，有时就只是自娱自乐。 学校体育是属于在校学生的，竞技体育是属于年轻人的，社会体育则属于所有人的，尤其包括了老年人。在那些热闹的赛场上，观看者绝大多数会是中青年人。 所谓体育年龄，不仅只是对参与者而言的，也是对观看者而言的。这个年龄峰值还是在中青年时期。老年人坚持参与不容易。前一向，有一位印度人，101岁了，还参加了半程马拉松。这是极为罕见的。 七八十岁了还打乒乓球不稀罕。我已77岁，也还每天打乒乓球。曾经可以连续打三小时，后来，减少到两小时，如今每天就只打70分钟左右了。递降着的。到八十岁以后能每天打40分钟左右就不错了。也有力不从心之时。 年轻人不忌讳身体接触和对抗，并且很感兴趣；老年人就不希望有身体对抗了。如足球、篮球这样的项目，对于老年人就不很合适了，他们只能充当看客。 对于老年人，从参与的角度讲，可能说不上引人入胜了，很难“入”了；从观看的角度讲，体育还是那样引人入胜的。体育可与人终身相伴，但相伴的方式会逐渐改变。参与的程度降低了，欣赏的意蕴还可以那样强烈。 体育与人类相伴，体育也可与每个人的人生相伴；还正因为有后一种相伴，才有前一种相伴，这种与人类相伴的东西，人类不可能不修饰打扮它，让它更令自己喜爱。所以，今日之体育项目令人眼花缭乱，许多项目也变得越来越美不胜收。 引人入胜者，谁为“引”者，人自己，人类自己。是人自己创造了让自己赏心悦目的无数体育项目，人生活于其中，又时而走出来看看，看看那许多的神奇和美妙。 运动员们当然有自己的体育人生，这就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体育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从主要部分的意义上说，那就是他们的生命，当一项事业与自己难舍难分之时，那项事业就成了生命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什么因素强使他离开那桩事业，真可谓要命的事。 非专业运动员也有自己的体育人生。我就觉得体育是与我终身相伴的，也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如果相隔几天不打球，不仅手痒痒的，心里也发慌。每年春节，也让人失落：没球可打。这几天，我就以跑步代之，仍然没离开体育，但总不如打球。 一则，打球是全身运动，手脚，腰部，腿部都要动起来，手似是力量集中的部位，但如果没有腰部、腿部的配合，力量也难充分使出来。手部也包括手腕、手指、小手背、大手背。跑步就主要是腿部运动了，虽然其他部位也要配合，但单一性明显得多。 二则，打球是群体行为，跑步就只是个体行为了。一个人怎么打？一个人可以跑。乒乓球至少要两人，篮球打半场至少也要6人；踢足球，人就更多了。 三则，打球热热闹闹的，打出一个好球就可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跑步有何可热闹的，又有多少可说得上是精彩的；打球可以成为艺术，跑步也可以步出艺术来吗？长跑、短跑，也都有许多讲究，体力安排，变速技术，跟人战术，也有不少名堂，但若论艺术，似乎还说不上。 四则，打球，靠兴趣就可以维持；跑步没有毅力就很难坚持了。有人说我打球坚持得好，实际上，主要并不是靠坚持而是靠喜爱。实际上，那些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会对跑步产生兴趣，也会有喜爱的感觉的。 四十五、从迷恋到痴迷 人的一生中，很可能对某些事产生特别的兴趣，形成某些特别的习惯与爱好。有一些还可能难以舍弃，或许就叫做上瘾了。由喜爱到迷恋，由迷恋到痴狂了。 例如，有球瘾、牌瘾、烟瘾。鸦片容易使人上瘾，那就成了瘾君子。于是，有了戒毒运动。体育运动是使人走上健康之路的，而鸦片瘾是摧毁人的。 球瘾是指自己喜欢打球，打得上了瘾。那就是由喜欢变成了痴迷。还有的是自己并不直接打球，不是打球的瘾，而是看球的瘾。为了看球，不惜花费时间半夜去排队买票，也不惜花费，到了一票难求的时候，还等到开打之前在场外等候，看有没有人退票。这就叫球迷，这就是上瘾，看球的瘾。 同一个项目的球迷们还组织起来，成立所谓球迷协会。这可能是无需到民政局去登记的纯民间组织。他们无非是在一起议论球势、评价球艺，或者联合起来支持他们共同喜爱的球队，甚至为这些球队作一些研究并提出建议。 当自己国家的球队去国外比赛时，那些铁杆球迷们也到国外去帮助呐喊、加油。中国国家球出国去打比赛，中国球迷也出国支持。现在。中国人钱多了，有钱买机票。届时，就可以看到许多挥霍着五星红旗的人。那些老外也跟着挥霍。至于海外的华侨和当地的留学生们也会组织成啦啦队的。 球迷们不仅舞动彩旗，脸上还涂抹油彩，其中有一些就涂成五星红旗样式。外国球迷也用各种方式来支持他们本国的或所喜爱的他国球队。有各种各样的打扮，有的是他们的民族服装，有些也说不清是什么，就叫做奇装异服吧。 知道“文革”历史的人，明白奇装异服在那时意味着什么。于是，就只有一片蓝色海洋，而红卫兵则构成一片绿色海洋（他们穿着绿色军装去横扫一切），是痴狂，更确切地说，是疯狂。 正常情况下，球迷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是由迷恋而演变来的痴狂，也近乎于疯狂。 运动员们用心打球，观众们用心看球，他们之间往往形成良性互动。当然，为自己的一方，那是鼓励、喝彩，或者惋惜、哀叹；对于对方的胜利有时就喝倒彩了，发出嘘声了。这与观众的素质多少有关，素质很高的，也会为对方的出色表演鼓掌。双方都有出色发挥，岂不更精彩、更好看吗？一边倒的味道并不那样值得玩味。 曲棍球，中国打不过印度。如果是乒乓球，中印开打，那会好看吗？羽毛球也一样。还是旗鼓相当好看，有激烈竞争的好看，悬念重重的好看。 对于运动员们在竞技场上的表演，观众都在看。观众们自己的表演也许没多少人看。但也有人“看”，那些记者们，那些摄影师们，他们对于场上观众的各种表演也会努力捕捉的。那是整个赛事的一部分，也是可以激动人心的一部分。 一场足球，有时是多台摄影机出现。一场篮球也有十多台摄影机来负责转播，他们全方位地报导。虽然画面主要在球场，但也不时扫描到观众席。观众的某些表演也是很精彩的，场内外的两种不同的精彩相互辉映。 那观众席上，有嘶声呼喊的，有狂欢狂喜的，有手舞足蹈的，有捶胸顿足的，有齐声歌唱的，还有敲锣打鼓的，有些人还组成乐队去表演。当然也有鸦雀无声之时。总之，那是盛会，那是节日，那是人们尽情抒发、尽情歌舞之时。 有些比赛是需要现场十分安静的。例如斯诺克。斯诺克需要球员冷静地思索，过份热烈的场面是不利于运动员发挥的。一般的斯诺克观众也很绅士，在球员击打球的期间会十分安静；而打了个好球时，也只是一片掌声，不会给人嘈杂的感受。 我曾经很喜欢看斯诺克，也跟着猜测球员将如何出杆。后来，也因为一场球时间很长而不得不放弃。尤其是到了最后决赛，那是19盘10胜制，常常不得不分两时段来打，每一时段都可能有三四个小时。时间问题很够呛。有时是夜以继日，对运动员的体力是个考验，对观众的耐心和体力也是考验。 斯诺克表面看来不是那样激烈，不是那样热闹，场面也不大，但是，他长盛不衰。这项也起源于英国的运动，如今在中国也相当被看重，并且也涌现了如丁俊晖、梁文博、傅家俊这样世界顶尖的选手，大赛也来到了中国。 还有花样九球，中国球后潘晓婷拥有世界一流水平，也成了中国球迷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些球星很容易成为公众人物。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条件为社会服务。这些球星、歌星的商业价值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被邀去做广告代言人，商家所看重的也正是他们已有的影响力。连郎平、那英这样的、在体育界和音乐界久负盛名的人物也上广告了。商家们希望人们把对这些人的喜爱与对自己产品的喜爱联系起来。 赏心悦目，才能引人注目。 当然，这也意味着体育、音乐这一类活动已进入布衣百姓家。这些活动及其代表人物进入到他们的寻常生活中，既充实了他们自己，同时，他们的进入也从另一个角度支撑了这类活动的繁荣发展。人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下关注体育，是与一些杰出人物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英雄造时势！ 四十六、传统观念与现代体育 儒家学说和为贵，不希望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希望人们成为谦谦君子。 可是，在体育运动中，好胜心，求胜心，勇于挑战，勇于担当，却是十分必要的心理品质。 我们的传统也存在于一些日常用语之中。例如，自以为是、自作主张、自不量力、……这都是含有负面意义的。可是，在体育竞赛中这些心理是很宝贵的。 在体育竞赛中怎能不自以为是？如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上场就会败下阵来。总自以为非，还能上场？ 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需要心中有数，但临战时就是扬长避短。这都需要自以为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之所“是”，此乃主要的一面。 如果心神不定，如果不是胸有成竹，怎么可能赛下去？到了赛场上，不自作主张，谁来主张？让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肩上吗？听教练的，但教练也是赛中人，更需要自作主张，谁还能替教练作主？即使教练有交代，临场时还得自己把握、自己发挥、自己应变。教练的作用很重要，他的指导、指挥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但教练的作用也只有在其主张被运动员充分领会并有充分发挥时，其作用才显现出来。如果把教练员和运动员视为一体，那么，自作主张也是当然的。 从逻辑上说，既然是主张，主意或主见，那就是属于那个“主”的，它必是自我的。“主张”与“自我主张”是一回事。把“主张”说成“自我主张”，无非是借以贬低，既贬低自我，也贬低了主张。 并且，我就是自己，我当然就是自我。或者说，自我就是自己。在我的基础上，可以展现出他我、超我，但那还是以自我为基准的。“自我”这一用语，常常被用来贬抑“我”。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超我”、“他我”是“我”的进一步显现，是“我”本身价值的更充分展现。 在我们社会的语境中，不太喜欢说“我”而更多使用的是“我们”。 时下，我们这里是主张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这可能与儒家学说没有直接联系。既然有这种主张或意识形态，自然就少说“我”或不说“我”了。只见“我们”而不见“我”，只有复数而无单数词。可是，按理说，没有“我”，“我们”从哪里来呢？ 但是，人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看到刘翔拿到世界冠军时的那振臂一呼，不是也为之振奋吗？不是也展现了中国人的豪气吗？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他所呼喊的是“我”，“亚洲有我”，“中国有我”，“我”来了。那不也是“我”的解放吗？ 如果不是喊“我”而是“我们”，那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呢？至少那会令当场的观众迷惑不解。 在封建社会里，只有一人是天子。“天地君亲师”，天地之下，“君”才一言九鼎，那是一呼百应，群臣叩首，还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一人能说“我”。“我”就是代表天意的，就是天之骄子。 封建社会是以人身依附为基本标志的，那是一个使人丧失“我”的社会制度。 “我”，也代表人格，人的资格，又叫做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是每个人自己。体育运动中亦必以此哲学为前提。因而，刘翔、王濛等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体育精神的本义，他们把“我”充分放大了，也就是把人放大了。 儒家学说中的“和为贵”，如果是指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有可取之处。在权位和功利面前还是儒雅一些的好。但如果就经济领域、体育领域而言，竞争意识就是十分重要的了，竞争成为推动进步的因素。有比较、有竞争，并在此中寻求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正体现了这种意识，这种精神。 争胜心理，好胜心理，不只是对体育有必要。做什么事都想做得比别人好，比自己的过去好，这才有不断的进步和提高。与自己的过去也不是寻求一个平局，一盘和棋。正正式式的高级别比赛是要求分出一个胜负来的，“和为贵”在这里行不通。 中国人通过体育振奋了民族精神。一败再败，战绩平平，会有这种结果吗？为什么“女排精神”是被肯定的呢？就是因为它代表着对胜利的追求和有效获得，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对胜利的渴望和顽强不屈，还有对技术的精益求精。 儒家学说所包含的善待他人，这一面也有其合理性。我们只是说，从整体上讲，儒家之所倡对于体育并不是合适的。 例如说，在对抗之中尊重对手，即使对手是手下败将，也不失礼貌。人格上的平等任何时候都是基本的观念，负者的人格一样要被尊重。羸了球，输了人，就是在人的资格上失败了。如同各行各业一样，把事做好，更要把人做好。演戏的人，首先是会做人；当教师，更应当会做人；做人还做得不怎么好，怎么做校长。从事体育活动，优先的也是做人。 但是，做人做事并不是分开的两件事。这件事做不好，那件事做不好，做不好的事太多了，能说做人做得好吗？故而，“和为贵”所包含的善良，在现代体育之中需要有更高的要求，在求胜、争胜的过程中，也充分尊重他人。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人（包括竞争对手）提高技术水平。 水涨船高，帮助别人也是帮助了自己。常有某一场实际的比赛之前，对某项技战术保密，以求胜利。但事后还是跟别人交流。现在，国与国之间都可以互派教练了，还有多少秘密可言。通过比赛也可交流，普遍提高对所有人都有利。 四十七 残局的味道 残局为何特别有味道？ 许多项目都有各自的残局。例如，象棋有残局；网球有“抡士”；游泳有冲刺，径赛也有，短跑、长跑都有冲刺；篮球有最后的1分钟甚几十秒钟的决胜等等。 为什么残局有味？这也是与开局相对的。开局时常摸摸对手的底，即使是碰上老对手，也要防对方有什么新招。故而，开局时一般不会冒然出招。 到了最后，已是拼得你死我活了，都“杀”得眼红了，此时，全部的技战术都会使上的。所以，也特别精彩，看谁能把握最后的机会，看谁能一球致胜或一招制胜。 中国足球有过“黑色三分钟”，就在终场的前三分钟对手连灌三球。这是“惨局”，但若超然视之，也是有趣的“残局”。棋手的高明表现之一是 ，能以高超的手法收拾残局；足球选手们的高明表现之一，也在于明白：终场哨声未响，一切都还可能发生。这也相当于棋手下好了残局。尤其是那位守门员，他将兢兢业业守护着大门，特别是对方已逼近本半场之时。记不清是巴西还是阿根庭的一位长发飘逸的守门员，他的守门风格就像他的头发一样，十分灵巧，同时也似乎多少随意地守护着。但我记得他曾为此付出过代价。 守门员守护着最后一道防线，他的捕球动作是最具有欣赏价值的。也可以说，他的表演就是在对付着那个“残局”，得失就在他那表演的一瞬间。 篮球分四节。在两队实力相差悬殊时，往往强队能在第一局就奠定胜局，从而失去悬念。但是，一般会在第三、四节才可能见分晓。并且，许多时候是在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分钟，甚至最后几秒钟决定胜负的。那种落后20分以后最后翻盘的场景并不罕见，而且也是特别精彩的。这是篮球的“残局”。 2012至2013年度的CBA，近期（2013年2月底）进入了季后赛，8个队捉对厮杀。如所预料的那样，第四、第五名的新疆和辽宁队之间的第一轮比赛更值得一看。因为这里的悬念最多。就在季后赛首轮，辽宁队在落后17分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并且，辽宁队是在有主力内线缺阵的情况下逆转的。当然，内线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外线就更重要了。于是，可以想象，郭艾伦在本场比赛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一轮实行的是五场三胜制，按1-2-1-1的顺序安排。由于辽宁排名在新疆广汇之后，所以少一个主场。这样，若想取胜，除了需保住自己的另一主场外，还需至少拿下一个客场。尽管困难不小，但辽宁衡业队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若能够打到“残局”，那就更有看头了。总之，如今的CBA确实也精彩纷呈了。 观众怎么会不喜欢翻盘呢？喜欢出乎预料，更喜欢大大的意外，这样才留下更多的余兴，留下更多的茶余饭后话题，有些甚至留下永久的记忆。 “残局”的味道不只是与开局相对的，它本身确实更有味道。因为就在这一刻决定胜负，就在这一刻揭晓结局，就在这一刻把悬念留在了终场之时。 我们看马拉松时，起跑的技术意义已经不大，开始时跑在最前的，往往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些选手就是起领跑作用的。若有本国多名选手参赛，领跑就可能成为保证优秀选手胜出的辅助，或掩护，或构成对其他国家选手的不利因素。领跑是很辛苦的事。这种长达四小时以上的强运动，体力的合理分配就特别重要了。不能自乱阵脚，也不能因为他人的影响而乱了阵脚。 四个多小时，很难有人一直观看；而且，还难以有全程直播的条件。因而，综合性运动会上的马拉松比赛期间，是穿插着转播其他比赛项目的。 马拉松一般是在主赛场之外进行的，只是到了最后几百米才跑进主场。这时，全场的其他项目基本上停止，就等着马拉松选手们进场跑完那最后400米。此时，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若有实力不相上下的选手同时进入，那种场面更会是全场沸腾的。为何如此？亦因为此乃“残局”也。 100米的距离很短，但其技术含量很高。100米是室外径赛中距离最短的，只有室内田径赛才有60米跑的项目。 在“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中，跳高、撑杆跳高是体现“更高”的；100米、110米拉是体现“更快”的；能体现“更强”的项目就莫过于马拉松了。 如果说马拉松比的是耐力的话，那么，100米比的是速度。800米、1500米，就可能是既要速度又要耐力的项目。所以，中距离跑也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那是全神的关注，跑1500米，也就是三四分钟的事。 100米、110米拦，都有起跑技术。枪响之后，有的反应只需0.1秒，有的人反应就更快或更慢。刘翔的反应是中等水平。在跨第一个拦之前的那一段，刘翔由原来的八步为七步之后有很大提高，而他的跨栏动作是世界顶尖的，且他的后程发力水平极高。史冬鹏保持在世界前八，而刘翔在雅典奥运之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保持世界前三的地位。这在中国的径赛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00米和110米拦，虽然赛时很短，100米的世界水平大都在10秒之内，博尔特已达到9.58秒 ；110米栏的世界最好水平在29秒以内。但是，这种项目在田径场上也是人们最愿意看的。而那个冲刺的瞬间，人们更是目不转睛的，10秒左右不眨眼没有困难，谁会愿意放过那瞬息即逝的画面。这一刻，也是一种“残局”，只是因为从起始到终点的时间太短而使人没有明显的“残局”之感。 游泳项目中，相当于100米的是短池中的50米，100米和200米就不算短距离，400米、800米就是中长距离了，而1500米以上则相当于马拉松了。 混合泳是用四种泳姿，仰、蝶、蛙、自，各游50米或100米，构成200米混合和400米混合。叶诗文的强项在后两项，尤其是自由泳。她在前两项常常落后两个身位，但人们都有信心，相信她会在最后反超，并在十五六岁时就打破了世界纪录。 叶诗文在混合泳中的最后一项自由泳上的优秀表现也可算是创造了一个美妙的“残局”。 “残局”的引人入胜，“残局”的美不胜收，几乎是在所有的项目中可以看到的。 四十八 关于运动寿命 有的运动员几岁就开始了专业性的训练，有的十 几岁才开始，有的是大器晚成，例如，有些人因种种原因而转道其他项目，届时，都20岁左右了。 运动寿命往往是指终结运动的时候，而主要不是指何时开始。不做运动员而后转做教练员，还是在与体育打交道，但运动寿命在做教练员之时也算是终止了。 中国的乒乓球很典型。许多运动员不满十岁就开始打球了，并且是一波又一波、一茬又一茬地成长起来。又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面很快就有人跟上来。这样，他们在国家队里呆的时间通常就不会很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运动寿命一般就不会很长。 不过，有些人不在国家队打了之后，又到地方队去打。运动寿命就能有所延长。 中国运动员很多是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大都在专门性的体校。因此，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很高。在运动生涯结束后，有的有机会上学，有的就没机会了。有的在运动队退役后 ，就失业了，而他们就业的门路也不是很宽。 中国运动员的这种体制也是与分割式思维相关的。把体育运动与学校教育割裂开来，既不利于体育运动的良性发展，又不利于学校体育的发展。其实，体育本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专业性的体育也应尽可能不脱离学校。 体育作为科学，是学校需要去研究的；体育作为科目，是应进入学校课堂的。这应当是紧紧结合在一块的。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宜将两者分开。 只是对于某些具有某种体育特长的学生，他们可能以从事某一项的体育运动为职业了，此时才脱离学校，进入 社会体育的行列。说得稍俗气一点，就是吃体育这碗饭了。这与在其他行业弄一碗饭吃并没有什么差别。 乔丹在NBA打到三十四五岁的时候退役了。但此后，他曾两次复出；最后一次复出年近40岁了。 现在，意大利的足球巨星皮耶罗也年近40了，仍然披挂上阵。在球场上能踢到40多岁，这更不容易。 王励勤今年（2013年）35岁了，在国 家乒乓球队里很难呆下去了。但他很可能还会在上海或其他地方打球。他到某个俱乐部都可能仍然是有份量的。如果我们看看瓦尔德内尔、佩尔森、阿佩伊伦就知道，他们的运动寿命普遍比中国运动员长多了。与刘国梁同时代的瓦尔德内尔还在那里打球，而刘国梁早已当教练了。 瓦尔德内尔是以乒乓为职业了，他在中国很有人缘。实在说来，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运动员，大都有很高雅的人文修养。做事做人，都做得很好。若是在中国，瓦尔德内尔这样的选手早已被后来者替代了，如后来的张继科、许昕、马龙、马琳、王皓等替代了刘国梁那样。 梅西今年将是26岁了。最近他与巴塞罗拉签订了一个五年的大合同。踢满未来5年至2018年，他也才31岁。若不受伤很严重，31岁之后，他的运动生涯还不会结束。31岁，还可以说是当打之年。他已是以足球为职业了，尽量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必然是他们自身很关注的。 NBA的球星们，随着高峰年龄的过去也还能打，但地位会逐步下降，价码也相应下降，并且很可能不再是首发。有的还可能到国外去打球，在NBA里做板凳队员，到别的国家未必不能打主力。如麦迪到了青岛，马布里到了北京金隅。 姚明在NBA打了9个赛季，若不是受伤，还会有更长的运动年限。他在NBA也是数一数二的中锋。姚明在NBA的表现确实给中国人争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球打得好，而且还因为他为人好，他的品德好。一位球星，却俨然一个文化人。这样，虽然他不再活跃在球场上，却仍然是人们心中的巨人。 如今的CBA里，王治郅与马布里算是年龄大一些的了。但他们在团队里起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运动寿命都不算短了。这表明，运动寿命是与运动水平有关的。现在，王治郅、马布里都是三十五六岁的人，按乔丹的标准，就至少还有五年左右的场上生活。到最后打打替补，做最佳第六人也有可能。 运动寿命与运动项目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如足球这样的强对抗项目，能打到40岁就很了不起了。篮球、足球讲究速度、力量，对体能，从而对年龄必然有更多要求。 在高尔夫、斯诺克这样的运动项目上，年龄的问题可能不是特别大。象棋一类的运动，也有早年出名的，也会有天才，但它们主要不在身体对抗上，虽然对体能的要求也很高。然而，如跳水、体操一类项目，一旦发福就不行了。所以运动寿命更有限。 据我所知，在NBA里，西部的马刺和东部的凯尔特人，都有一个三人核心，而他们的年龄都偏大了。马刺里的邓肯、吉诺比尼、帕克，三人的年龄总和已是110岁左右了。但马刺仍然是西部常规赛排名第一的（至2013年2月）。 “姜还是老的辣”，这个话在某种意义下是能成立的。但未来属于年轻人。马刺也不可能不明白，就在西部，年轻的雷霆、快船都是咄咄逼人的。 四十九 矛与盾 对于攻与守，孰重孰轻，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也是矛和盾的关系问题。 有一种说法：取胜靠防守，大胜靠进攻。比如蓝球，若防守不好，进攻拿两分，随后又因防守薄弱而丢两分，总是得两分、失两分，胜利就没有把握了。攻得下，守得住，攻守兼备，收大于支，这才会有最后的胜利。 另一种观点是：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或许也有道理。你全力进攻，对方就会收缩；一收缩，也就减轻了自己的防守负担。如果对方退守很快，防守反击也很厉害，你就不能那样全力于进攻，除非自己退守也很快，在退守中不自乱阵脚。 其实，防守本身也有许多学问。以篮球为例，可以人盯人防守，也可以联防，也可紧逼盯人，从前场就开始防守，在丢了球的地方就地断球反击。 早年，荷兰足球首创了全攻全守的战术，最初有荷兰三剑客，以巴斯腾、古利特等为代表。进攻时，后卫线也冲向前；防守时，锋线人物也退回来。这可能要求有更强的体能作支撑。足球场上，现在可以测量得出一个运动员在整场比赛中的跑动距离。足球场上，强调运动员的积极跑动，无球队员也不能站在原地不动。一旦积极跑动起来，传球的机会就多，选择方式就多，就能够打出更好的配合，实现有效的进攻。优秀的队员整场跑下来多在万米以上。不踢球，光是跑步，一万米跑下来也不简单。而且，这种跑必是变速的，变速跑比匀速跑更吃力；还有， 在踢球时还要再发力。 现在的巴萨罗拉虽有梅西，但后防还是比较脆弱的。最近连输两场就有此原因。过份依赖梅西也是原因之一。北京男蓝过份依赖马布里也是有危险的。 足球在弱队对付强队的时候，采用密集防守的办法。11个集中9人以上在点球区，差不多就密不透风了。弄到对方久攻不下，心灰意冷时，突然反击得手的战例也不罕见。 再说排球。排球当然要进攻，不进攻就只有靠对方失误送分。但是，在对方未遇到足够的外部压力时，失误是相对较少的。为了在攻守之间适当平衡，还设置了“自由人”的制度。防守一加强，对进攻的要求更高了。排球也更好看了。 日本人个子不高，她们曾更注重防守。曾有一位叫做伊腾博文的教练，在防守上下大功夫，使得当时的日本女排被称为“东洋魔女”。这样，同时也促进了进攻水平的提高。除了严密的防守外，还需要有能一锤定音的选手。 后来就出现了美国女排的海曼，中国女排的郎平。她们就是那种能够一锤定音的人物。 中国女排的全盛时期也有出色的防守。栏网是进攻，也是防守。有效拦网不仅可以阻止对方进攻，而且可以直接得分。中国优秀的拦网选手，有过周晓兰、刘亚男。周晓兰曾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长城”。坚固的防守为进攻造成更多机会。还是攻守兼备、攻守均衡的队伍可以走得更远，才可能登上世界之巅。这应当不只是对足球、篮球、排球而言的。 网球中有所谓非受迫性失误。其实，乒乓球、羽毛球也有类似失误。一支成熟的队伍，一支能够站在世界前列的队伍或个人，这种非受迫性失误应当是极其罕见的。不然，就确实可以说是“输在自己”，或者说是“不攻自破”。强手可因失误过多而为弱者击败；弱者可因很少失误而以弱胜强。 我打乒乓球，就持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观念。我打的当然是业余的，非专业的。但我肯定是进攻型的。一旦无法进攻，必输无疑。这只是对我而言的。 就一般情形来说，乒乓球运动员中如朱世赫这样的选手是越来越少了。并且，朱世赫虽以防守为主，他也发展出了防守反击的技术，在转守为攻时，他的攻击也很强。在女子运动员中，如中国的范英、韩国的金景娥，都是类似朱世赫打法的。 至于那些全攻型选手对垒全攻型选手的情形，那时，就看谁在来回球中坚持得更久，也就是说，他们的防守就在对抗中，就在受迫时以持续进攻来体现防守。此时，并非一味地发力。把变力、变速、变角度、变落点结合起来。这就是多变技术，在多变中实现进攻与防守的统一。 按我自己的体会，防守也在于能对攻，或者在比较被动的时候，把对方攻来的能挡回去。我相信这样的思路：能扣的，不拉；能拉的，不推；能推的，不挡；能挡的，不磋。总之，要有侵略性，要有尽可能强的杀伤力。 我下象棋也是重进攻的。我不会为保守一兵一卒而保守，甚至牺牲马炮也求加紧进攻。所以，我总力球 让自己的车马炮尽快过河，只要有可能，就杀进对方的大本营。由此，很可能造成内部空虚，但只要杀过去，将“死”了对方，这一切代价就都是值得的。故而，我的下棋也是属于进攻型的。不过，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很早就中止了在下棋上花时间。 我可能在做学问上，也表现了在象棋中、在球类运动中的那些思路或信念。具体来说，我会往前冲的，也就是读尽可能多的书，名家的、经典的也去阅读。一遍读不懂，再来一遍。这可能相当于“进攻”。但我力求读懂，这又似乎是“防守性”的。 对于教书，我喜欢挑战，喜欢讲新课，这也许相当于“进攻性”的；但我总力求讲好，并且在讲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也认真备课 。这也可比喻为“防守”。攻守兼备的那种想法，也在我的学术活动中存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他人相处时，我绝不会咄咄逼人的。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下棋，更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厚道待人，学会了忍让与宽容。 我把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归结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用另一种说法是：在做学问时，与众不同；在做人的问题上，与众相同。做一个真人，人间里的人。尤其不沾染任何官味，拒绝官腔、官调，决不装腔作势。 还说一下斯诺克。 再来说说斯诺克。斯诺克还真是一个外来语，它的原文是Snooker。这个词还不像NBA那样有“美职篮”这样的中文名与之对应。那些可爱的人士不知想过没有给他取一个中文名。但是，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斯诺克是怎么回事了，还需要他们费心吗？还有那个必要吗？斯诺克虽是外来语，不是也用中文书 写出来了吗？ 斯诺克就特别表现为给对方制造障碍的，就是让对方用母球打不到要打的彩色球上去。也有进攻，最好是一杆清台，拿上147分。但是，每每进攻时也注意防守。斯诺克是更具防守特征的体育项目。 五十 体育美学 中国花样滑冰的首位世界冠军是陈露。陈露获得世界冠军要感谢一位法国教练。这位教练的作用主要不在提高她的技能，主要在于帮助陈露提高艺术表现力。 艺术似乎是只属于音乐、舞蹈、戏曲、雕刻、绘画、曲艺等等的。艺术是表现美的，因而，美也似乎只属于音乐、舞蹈之类的活动了，其实不然。 人们追求美的意念和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艺术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厨师们有烹饪艺术；教师们有教学艺术；园艺师们有种植艺术；飞行员们有空中表演艺术；不同工种的工人们也都力求让自己手中的活成为艺术。 从事体育的人们还会不追求美、不追求艺术吗？由于这种追求的存在，所以，体育美学也存在。 这里，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赋予体育这种活动以美；另一方面是体育也让人更美。 如陈露的那位法国教练，那是她赋予花滑以美；同时，也是陈露让花滑更美了。美与人、人与美是互动着的。 马克思从哲学的视野看，认为“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美的规律即美学，这也就是说，人们都会按美学来构造自己。 生活在各个领域里的人们都追求着自己的艺术，从而都构造着、创造着各自领域里的美学。活动在体育领域里的人们还会不追求美、创造美吗？ 这就是体育美学存在的必然性、天然性。所谓天然，即这种美也是天赋的，是上天赋予人类的。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因为它具有天赋的美学追求。 人类如此，是因为人人如此；人人如此，每个人如此，才能说人类如此。每个人也是如此追求美，并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寻求美、发现美、发展美，创造美。这也就是每个人生活的意义之所在。人的意义之所在，人的价值之所在，人的地位之所在，都与美密切相联。 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就是对人的浩劫，而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中国美学家们的批判，就是把美学意识归结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是从反面把人与美、美与人密切联系起来的，也是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 自陈露之后，中国女子单人花滑没有出现过特别出色的选手。曾有一位美籍华裔的女选手，姓关，大约是关家后代，她拿过世界冠军。中国人也很高兴，毕竟是中华后代。关氏后来被美国官员作为对华的亲善使节来过中国。体育明星们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庄则栋在中美关系破冰史上的作用，让美国官方也明白了体育具有走出体育本身的多方面的意义。 自陈露之后，中国的双人花滑具有世界水平。申雪、赵宏博曾拿过世界冠军。后来又有张丹、张昊，又有庞清、佟健。他们就都是中国教练的弟子了。 体育美学，从大的方面说，也可从两个角度看。一方面是人不断地赋予体育以美，让体育越来越含有丰富的美学要素。另一方面，体育活动也让从事体育的人变得越来越美。人类总是在打扮世界的同时也打扮了自己。 人类是如何打扮体育的呢？这也可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是从体育项目自身去寻求美，让体育活动本身很美；另一方面就是把体育与舞蹈、与音乐等尽可能结合起来。 先说结合的一方面，比如说，冰上项目不仅有花滑，还有冰上舞蹈，即冰舞。这就是与舞蹈的结合。 舞蹈是由身体舞出来的。花样游泳，那也是水中舞蹈；艺术体操当然也是极美丽的舞蹈。绳操、棍操、圈操、带操，花样多多。 与音乐的结合构成了另一大景观。 许多项目是必须有音乐伴奏的。例如，体操中的自由体操，不只是艺术体操需要音乐伴奏，花样滑冰、花样游泳也都是要有伴奏的，音乐是这些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 曲目的选取是跨国性的。如贝多芬交响乐之类名家经典，是被选得最多的。中国的现代交响乐能进入这个行列的，首推中国音乐家刘诗昆的《梁祝》。 这可能需要音乐家们担当顾问来选择适宜的乐曲，同时，也需要运动员的音乐修养，需要他们对有关曲目的理解并在动作表演中充分体现出来。 如果说与音乐、舞蹈的结合上并通过结合来进一步显示美，这只是某些特定项目的话，那么，由本身来表现和创造美的项目就几乎没有例外了。 诸如跳高这类样式似乎很简单的项目，也有跨越式、背越式。运动员在越竿之前的助跑亦如舞蹈一般，他们的踩点是很讲究的，空中姿态也是优美的。 排球曾经是纯白色的，后来改为花式的。一方面是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更漂亮、更好看。 对于网球，曾要求女子穿裙子，也是为了增强美感。但女性运动员反对，这是看球，不是看人的。作为一个史实，也表明人们有过把美与运动更好融合起来的想法。 足球的用球，也从纯白色改为黑白相间了。 无论是什么项目，无不在可能的情形下提高自己的艺术含量，提高自己的欣赏价值。 篮球对于用球并没有多少讲究，但篮球运动自身已是在花样百出了。毕竟是手上项目，可做出的动作更能花样翻新。NBA为什么更好看？CBA为什么也越来越好看了？这不是因为球本身有什么大的变化，而是球被球员们变化着。 篮球得分有一分、两分、三分之差，既是因为难度不同，也是因为技艺上不同。 在三分区内投进一个球是两分。把球放进篮里去就是两分，但是，运动员对于那一“放”可讲究呢！ 有的飞行着“放”进去，如当年的乔丹，如当今的格里芬。乔丹曾因为他的飞行动作而被誉为“飞人”，如今的格里芬，詹姆斯等与当年的乔丹相比，毫不逊色。不都是投进去吗？不都是两分吗？为何要飞起来？为何要花那么大功夫？为美！有一种唯美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现实地存在于体育之中。 篮球里，还有所谓空中接力，非常漂亮。那是常常引起满堂喝彩的动作。 有些大个子，在篮下只有轻轻一踮脚，就可以把球放进去，投进去，但他们要扣进去。 当初的姚明就是放进去，投进去的，后来，火箭队的队友告诉他：要扣进去。这不仅显示了威力，也表现了艺术。扣篮的那一瞬间也是特别激动人心的。 NBA全明星赛中穿插有技巧赛、扣篮赛、三分球大赛等节目。那扣篮比的不是你投进了没有，而主要是看你扣篮的姿式美不美，难度大不大，有没有新意。 都是扣篮，有的是飞行着扣，有的是转身360°再扣，有的让球经过胯下再扣，有的跨过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障碍后再扣，有的甚至转身540°，从而背向篮框扣篮。这就成了扣篮艺术，NBA是个性张扬的场所，从而也是艺术繁茂的场所。 NBA中还有一件奇特的事情。东部、西部在常规赛结束时，分别有八个队进入季后赛。这东西八个队决出东部总冠军和西部总冠军，最后由东西部总冠军决出该赛季的总冠军。在前八名进入季后赛时，由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与第八的对阵，第二对第七，第三对第六，第四与第五对垒。如果第八名居然打败了第一（即东部或西部总冠军），那么，这个第八名就叫做“黑八”。 什么是美？这是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流派有不同回答。但无论什么流派，都会承认美的基本内容。例如有奇异美、简洁美、协调美（或对称美、和谐美）也有所谓残缺美（非对称、非匀称的）。 “黑八”创造的是奇异美。 音乐是有节奏的，有起伏，有高潮，有前奏，有尾声，篮球如音乐，它也有自己的节奏、起伏、高潮，有自己的尾声。因而，体育美学也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水平。 五十一 “体”字解析 我一直很喜欢体育，热爱体育，但这不等于我已经懂得体育。 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体育的论文，还就体育做过一些专门演讲，但这也不表明我对体育有了深入的研究。 我在任学校行政负责人的26年期间，从来都很看重体育，但我觉得这是每位校长都应当做的。 我曾应田径协会的文超会长之邀讲体育，且面对从事田径理论研究的教师。田径是运动之母。面对各位体育院校的院（校）长，更唯恐自己班门弄斧。 我毕竟在大学教书半个世纪，又在大学行政岗位上工作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并且我深深关注过体育，所以也冒昧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谈过我对体育的感受，谈过体育对于大学意味着什么。 本体、主体、立体、文体、人体、物体、大体、身体、上体、下体、整体、得体、气体、液体、固体、晶体、天体、形体、龙体、锥体、球体、多面体、六面体、十二面体、二十面体、字体、宋体、楷体、草体、斜体、粗体、黑体、三位一体、三体问题、印刷体、传导体、半导体、超导体、绝缘体、圆柱体、实体、肢体、旧体、个体、集体、鲁体、毛体、政体、国体、桥体、机体、车体、船体、群体、媒体、软体、…… 字体之类还有：苏东坡体、王羲之体、赵昌頫（fu）体、柳公权体、颜真卿体、欧阳询体。 体育对于大学的意义何在？ 六年前，湖南大学体育学院邀我去作过一场关于体育的报告。我拟的题目是：《体育，大学宝贵的教育资源》。后来《高等教育研究》发表了我的一篇同名论文（2007年第5期）。 在那篇文章里，我阐述了体育的社会学意义、文化学意义、教育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伦理学意义、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其实，这七个方面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甚至，他们可以分别命名为体育文化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美学和体育哲学。这是基本的几个方面，由此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别的体育学科来。 体育还有自己的基础学科，如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当然还有相关的体育应用学科与技术学科。 关于体育的学问是一个无穷的宝库。 有三种意义下的体育：第一种是作为教育的体育；第二种是作为纯粹意义的健身运动的体育；第三种是竞技体育。 在英语里，第一种体育是Physical Education； 第二种是Athleties； 第三种体育是Sports 分别称之为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这三种体育，可以同时存在于大学。大学有极大的包容度，它尤其包含了体育的方方面面。 原始的体育贯穿在人类史之中。 成熟的体育贯穿于文明史之中。这由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可证实。 作为教育的体育，则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教学的十个方面内容，第一项就是体育。 比苏格拉底早一百年以上，孔子的六艺中就有体育。礼乐射御书数，射与御都属体育。 体育伴随着整个人类生活，贯穿着整个文明史，而且为文明史上一些最智慧的人，最懂的体育的人、最懂得人本身的人所关注。 一般人以为体育就是动动胳膊伸伸腿。其实，体育已远不限于肢体的运动。 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桥牌都已是正正式式的体育项目。任何体育项目都动脑，这一类尤其耗费脑体力。 有一种关于体力与脑力的划分，那是不太科学的。 没有不花脑力的体力劳动，也没有不花体力的脑力劳动。 对于一般人而言，只占体重二十分之一的大脑，却要消耗营养量的五分之一。从事脑体力劳动的人，消耗量不亚于从事以肢体为主的劳动。例如，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从事数学、哲学、逻辑学研究的人。例如，棋类运动实际上是很辛苦、很艰苦的体育运动。 体育活动是一种全身心投入。 全身心投入，即整体投入。只关注身，不关注心的体育，非真正的体育。因而，“体”字具有特别的意义。现在都说“以人为本”，但“人”与“本”拼起来就是“体”。 繁体字的体字是“體”，右边是繁体字的礼字“禮”的字根，因而，繁体字的体字含有刚柔并剂的意义，这体现了对人与文化的一种关系的理解。 在许多的用语中，运用或多加一个“体”字，内容就大为丰富了。 例如， 1.经验不如体验，经验只是浅层的，体验是深层的，全身心、全方位的。 2.感悟不如体悟，感悟停留于感性，体悟能上升为整体，上升为理性。 3.原谅不如体谅，原谅是宽待，体谅还有设身处地的考虑。 4.关切不如体贴。 5.抚恤不如体恤。 6.品味不如体味。 7.考察不如体察。 8.领会不如体会。 一个体字，既丰富，又珍贵。丰富的表现，可看以下数字。 以体字为词头的词，汉语词典上有47个，《辞海》上有71个。 以体字为词尾的词，词典上不汇集在一起。我个人初拟了一下，起码有60个以上。 含义如此丰富的体字，也给体育带来无限的遐想。 所有这些“体”，加上这个“体”字，就意味着全身心投入。全身心感悟，才叫体悟；全身心品味，才叫体味；全身心领会，才叫体会。 体育，真正的体育，也就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教育。 体育是全面发展中的一部分，同时，体育本身就体现全面。体育既关心生理的健康，也关心心理的健康；既关心有形的健康，也关心无形的健康；既关心体的健康，也关心神的健康。 美学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没有美及对美的欣赏与追寻，生命将走向衰竭乃至停止。然而，基本的美即和谐、统一、协调和神奇。而这一切正是体育的美学标准。体育按照朴实的美学标准而追求美。美在体育中，体育在美中。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体最美。体育就在于让这种美进一步得到升华，而这也就是生命的升华。体育关注体型美，亦必关注心灵美。因而，体育体现的是充分的人文关怀，体育体现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体育需要智慧，也给人以智慧，因而，智慧也需要体育。 强健的体魄和纯净的心灵，是智力发展的基础，也是道德的条件。没有强健的体魄和丰富的知识，我们拿什么去奉献他人？ 没有德，不完善；没有智，不完满；没有美，不完美；没有体，不完整；没有体，没有这一切。 在德智体美之中，体育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体育让人通天达地。 太极拳是一个代表，它就是让宁静的心通向天地；以少林功为代表的武术，就是以纯净的心与大自然融合；任何体育项目都需要虔诚和热情而不能有杂念。 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纯净而虔诚的体育，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表现。 体育与大学还有另一种直接的联系。 北京大学以登山运动著称，清华以跳水著称，复旦以排球著称，中国农大以五人制足球著称，北师大以女足著称。 中学也如此，在长沙，最好的中学也是体育最好的学校。如，一中的田径，二中的体操，三中的篮球，四中是排球，五中是足球，师大附中是乒乓球，都很强，很有特色。 体育的兴盛，是大学兴旺的标志之一。 著名的校长必重视体育，不重视体育的校长称不上名校长。不懂得体育的不是真正的教育家。 说说我本人与体育。 我在做校长期间，举办了全省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田径是运动之母。师大的田径运动水平无疑是湖南最高的，田赛最高，径赛也最高。 我请来过国家高水平运动员。乒乓、女篮（我曾详细叙述过关于1996年请来王励勤、丁松的故事）。 至今，有两万个座位的田径场的还只有湖南师大，并且有两座室内体育馆。 我们的运动水平在湖南首屈一指。 乒乓，教职工女队全国第二，男团第五。 我主持“涉外”时，“涉外”体育亦飞跃。 体育界有我的许多的朋友。 我自己喜欢几乎所有体育项目。 喜欢体操、游泳、滑冰，更喜欢艺术体操、花样游泳、花样滑冰，喜欢篮排足三大球，也喜欢三小球，乒羽网。 我每天必看的电视是中午12点的《体坛快讯》，和21点半的《体育世界》。 我每天必有70分钟左右的体育活动。在我的藏书中也有体育大辞典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 我还喜欢棋类运动。 我曾挑落师大象棋选手的前三名。 我曾和另两位校长组成一支乒乓校长队，打遍各高校，也打遍校内各院系。 体育饱含着丰富的宝藏。体育是大学的一部分，体育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 五十二、“校长队” 在我任湖南师大校长期间，一直力求行政机构的精简、行政人员的精干。 最初，是由刘志辉、戴海、陈信和我主政；后一段时间主要是由陈钧、罗维治、龚维忠和我来担当了。 我曾和陈钧、罗维治一起，三个人带着书面报告去省委组织部，请求去掉我们的厅级待遇。我们认为，校长就是校长，这与政府官员无关，因而无需什么厅局一类的官级。虽然我们难以突破这种体制的束缚，但我们的心是不被束缚的。正正式式地递交书面报告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并且，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实实在在地拒绝官味，拒绝那种在官位上普遍存在的官味。 还是说体育。陈钧、罗维治和我，三人都喜欢打乒乓球。应当说，还各有特点。陈钧的球最有观赏价值。他拉着长长的球，远离球台也能把球捞起来，打回去，有较强的相持能力，来回球就比较多，因此也就比较好看。 喜欢打球，就像普通人一样有一种体育爱好，仅此而已。但三个人凑在一起了，同在一个班子里，这多少有一点蹊跷。我们在民间，也有民间的活动。 有一个所谓联系群众的说法。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一则，我们就在民间，也可以说就在群众中，其关系不是联系与被联系的关系。一则，官员与百姓是相区别的，我们就在百姓中，但我们不是官员，我们与百姓没有区别。因而，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这一类说法对我们不适合。 罗维治的球也很有特点。那时，他没有拉球，没有扣球，也没有反手击球，主要是推和搓。对方攻得很厉害，他也能档过去。号称橡皮糖，能死磨硬缠。直到最近几年，他开始有了击打，并且，一旦击球就特别有力量，能一球制胜。 我和陈钧、罗维治正好构成一个队，也称“校长队”。我的球也有区别他俩的特点。我是进攻型的，推拉搓档都来，还比较全面，也能拉得出弧旋球。 那时候，没有什么学院，都是系（部）。我们“校长队”到各个系去打。有些系凑不出一个队来，就没办法去了。但多数的系都还凑得出来。 顺便说一下。大学之下的学院制来源于英国，建立学院制的初衷本是为了学生，为了学术发展。大学越来越大，学生进入大学后，不知大学在哪里；分成一个一个的学院了，便于让学生感受到学院的存在，并通过感受学院而感受大学。大学的学科也越来越多，相互的渗透与合作十分必要，但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多的学科数也使这种交流不很方便；把某些更为相近的学科组织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而学科也不是太多的学院里，就对学术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了。学院制是为了学生、为了学术而诞生的。 可是，到中国来，就变样了。学院相对于系，数量上少了很多。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所属学院大都是个位数，多的也就十几个。然而，中国大学少的就有20几个，多的有高达40多个学院的大学。建立学院的初衷改变了，学院多，安排的“官”员就多。一个学院，正副院长、正副书记，少则5人，多则9人以上。一所有30个学院的大学，平均每个学院以7名干部计，共计就有210人。再加上教学部的，行政机关的中层以上干部，按一般水平计，大约也有300名所谓处以上干部。 人们形容说，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全校300多处级干部，这还不是“一礼堂”？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学术性质就淡薄了，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行政化”在中国大学出现，并且在人人喊“去行政化”的呼吁声中，巍然不动。 我们“校长队”去音乐系，那里有熊伟、王青、冯往前。按那时的实力，我们跟他们算是旗鼓相当。我打王青、冯往前没有问题，打熊伟有些困难。罗维治也有拿一两分的把握。关键就看陈钧与冯往前的对阵了。因为胜负多少有些悬念，所以打起来也还好看。 美术系就不行了，他们组不成一个队。同在南院的体育系居然也组不成一个队，那里仅有周嘉民打得还好，她是乒乓球专业教师，还能打不好吗？ 数学系有李养成、罗江安、李求来。李养成拿3分的可能性很大，罗江安和李求来各拿1分都不是有把握，所以我们跟数学系也有一打。我来自数学系，但比赛时，我就只能代表“校长队”了。悬念更大的是陈钧对罗江安和李求来，这几乎能决定胜负。 我们打物理系可能是困难最大的。那里有乐恭方、张良平、龚普生。乐恭方拿3分的可能性很大。张良平也可能拿两分，如果罗维治能把他磨下去，希望就大了。论水平，张良平不在我之下，但他心理素质差一点，我取胜的可能性也稍大一点。如果我和罗都能拿两分，又如果陈钧也拿一分，就赢下了；但这里的“如果”、“假设”太多了，所以，我们的负面较大。 我们跟外语系打的是最多的。他们打球的人最多，能上场跟我们打的，有马寅初、易仲良、熊建国、莫兴奇、董绍裘、谢艳梅，还有年轻的蒋洪新。但他们没有“球星”级的人物，却比较均衡。马寅初是比赛型的，能在正式比赛中有超水平发挥；熊建国技术比他好，但他是业余型的，一打正式比赛，技术就发挥不出来了。在跟我们打时，常出现一些戏剧性场面。 有一次，那时21分制的时候，在决胜局，马寅初以19:16领先于我，全场欢呼（场上的主要观众都倾向于他们），认为马寅初将要拿下我，同时，外语系的取胜也就问题不大了。不料，马寅初竟连丢5分。那种欢呼声顿时消失了。 比较而言，我最不习惯打易仲良那种球，他类似于罗维治的打法，可能比罗维治更加“牛皮糖”，不容易打死。很需要耐心，有机会就打，打不死再来，一急躁，输的可能性就增大。打外语系，如果我不能拿3分，就会很困难了。但我输给马寅初、易仲良、董绍裘的危险性都不是没有的。董绍裘曾在外语系内部比赛中打过冠军，他也是那种虽不凶狠，但很经打的类型，是不能总指望一两板打死的对手。 对阵外语系时，若我不能拿3分，那么，罗维治就必须拿两分，而且陈钧必须拿一分。陈钧跟外语系每个人都可以打，但都可能是胜负难定的。所以，每当我们跟外语系交手时，除了外语系教职工观战的人特别多外，其他系的人也看。也是21分赛制的时候，也是跟马寅初打到1：1平之后，决胜局老马7：2领先开局。这时也是全场沸腾，似乎胜利在望了；本来心理素质就不错的老马，此刻走到了另一端：有点得意了。我确实没有因2:7落后而慌张。后来，他几乎在7分那里停滞了。结局可想而知。 如果是后来的11分赛制，2:7落后了再扳回来困难大很多；在21分制时，就不一定了。这可能是由21分制改为11分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增大悬念。 跟生物系、中文系打，没有跟外语系打那么多悬念，但也有一打。中文系有李育奇、胡昌华、李树槐。那时，我打这3人，都有较大胜面，只是李育奇那种纠缠劲不小，要特别耐心；后来，胡昌华的球有很大长进，但那时的他，打我有困难。 生物系有刘少军、邓乐，他们主要靠刘少军。因此，我们有较大胜面，但自从有了梁宋平之后，生物系的整体实力便超过“校长队”了。 以上说到6个系。其他系，如化学系有司徒皓，那是师大的超级选手，但他独木难支。 地理系有桂娟，女孩子，水平很高，但也只是拔尖的一人。有一个潘安敏打得好一些，但整体实力有限。陈长明老师也还可以打，但对提高队伍的战斗力的作用不明显。 说到院系以外的单位，出版社最强。他们仅靠王宜文、莫华（女），就可以获得全校团体冠军。我们“校长队”没跟他们打过，不是不想打，而是不能打，他们发球这一桩我们就招架不住。 王宜文、司徒皓、莫华、桂娟，这都是我任校长的当年“特招”进来的。在有了他们之后，我们在湖南省一直稳居冠军，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都是冠军。到全国去，我们女子排第二，男子也排第五。算很高的水平了吧。 五十三、体育伦理 当年，陈龙灿在代表中国队对阵瑞典队时，与佩尔森还是阿佩依伦的那盘球的一局中，打到17:16时，对方一个擦边球，裁判却给了陈龙灿一分。陈龙灿要求改变，裁判未同意，他硬是到记分牌那里把比分改过来。满场为他鼓掌。 这比做到友好、礼貌更难，所以才有观众的那一片掌声。事实上，无论哪一项职业中，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例如学术道德、商业道德、从政道德、从教道德等。专门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也就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亦即体育伦理。 足球中，当持球人看见对方有球员受伤倒地之时，持球人会将球踢出场外的，待受伤者复位后，对方又会将球踢回自己的。同时，在复位后也不会出现不将球踢回自己的情形。也就是说，足球场上不会出现那种逞人之危的场景；如果出现，大都会受到观众谴责。 足球中容许合理冲撞，但绝不容许肘击对方。那种有意的肘击，有时直接换来红牌，被逐出场外。从这个意义上讲，裁判不只是一般的把握赛程，他实际上也充当道德裁判，他是球场上的法官，是伦理的维护者。 足球中可以铲球。但铲球时若不是对着球去，而是对着人去的，肯定要吃牌。严重时，可能是一张红牌。有时，当犯规的一方已经少一人之后，裁判可能只拿出黄牌来，并口头警告：别再犯了。不过，究竟是对人去的还是对球去的，在自己的脚碰到了球时，好判断；没碰到球时怎么判呢？这就要求裁判全神贯注。那些边裁也随时帮助注意。 那些说脏话，对对方吐口水的行为，是会受到严惩的。说脏话时，主裁判不一定听清楚了，就回去询问边裁。如果确认说了脏话，那也是要吃牌的。裁判不只是维护赛场秩序，也维护赛场道德，裁判也是场上的道德法官。 犯规与不道德并不完全相同。若甲方在最后20秒领先乙方两分，甲方持球，如果持球者把球控制住，拖过20秒就取胜了。此时，乙方就可能实行“犯规战术”，即使被罚球，也还有机会，否则就等着输了。这种性质的“犯规”并不有违道德。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是极不道德的行为。为了取得好的成绩，不惜使用兴奋剂，既伤害了自己，又造成不公平比赛。这是严重败坏体育道德风气的行为。 国际组织中，还专门建立了反兴奋剂委员会。中国在反兴奋剂中也是毫不含糊的。兴奋剂所运用的药物越来越五花八门，这迫使反兴奋剂机构也相应的加强科学研究。并且，对于水平越高的选手，检测越严格。还有所谓飞行检测，突然地在赛前或赛后，从相距很远的地方飞往运动员所在地检测，要求其立刻提供尿样。 美国人阿姆斯特朗曾多次获得环法自行车冠军。前一向，美国有关机构对其进行药检，竟发觉他多次使用兴奋剂。阿姆斯特朗由于得到资助，而且涉及动用了纳税人的钱，因而涉嫌刑事犯罪。于是，有可能遭到起诉。 伦理是维护人类良知的界限，体育伦理是维护体育良知的界限。当仅靠伦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法律就会介入。伦理管良心，法律管行为，通过管行为而管良知。法律是强制的。若行为越过了某种界线，法律就会出来干预。法律是对事不对人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就是法治精神。 其实，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实际上是强制性的维护伦理。若没有伦理，一切靠法，法律也应付不过来，人间都会变得赤裸裸、硬邦邦；若没有法律，仅靠伦理，那真的就是乌托邦，那种社会是不存在的。甚至于，善良的人也可能触犯法律。他不是知法犯法，而是真不知某种行为是犯法的。 我记得，改革开放后不久，有一位英国教师来湖南师范大学任教。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立即想知晓中国法律。这是来自法治国家的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生活尺度。同时，这也成了他们的伦理的一部分。无意触犯法律问题也是常有的，他们注意及此，并有意遵守。有意遵守是远离无意触及的最好保证。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十分珍贵的，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但当今这种美誉似乎不再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学说的精华之一。在阶级斗争理论下，这种学说横遭批判，那时强调的是：已所不欲，也加与人。道德毁了，恶劣的整人、伤人、害人行为遍地发生。伦理的支撑没有了，行为上更肆无忌惮。这就是那个大灾大难的时期。 法律和伦理，是支撑一个健康社会的两大支柱，一根坍塌了，整个社会就会坍塌。 中国人用“无法无天”来形容，那个“天”就是伦理，“无法无天”就是既不要法、又不要理（道德）。中国人所忌讳的无法无天，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候发生了。 如今，中国足球界这种无法无天的事也屡屡发生。假球、赌球、黑哨都有了。中国足球水平不高，但这种不道德行为发生的频率绝对是高的。 可敬可怜的中国足球迷们，对中国足球的这种糟糕局面几乎无可奈何。 中国足协的许多官员就深陷腐败丑闻之中。体育道德被摧毁得特别严重的，正是特别落后的中国足球。那些足协的腐败官员，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五十四、“铿锵玫瑰” 田震演唱的《铿锵玫瑰》，今天听起来，仍然能唤起人们对女足的美好记忆，仍然对他们肃然起敬。在为今日中国足球叹息的时候，不仅可以有对容志行、古广明、左树声那代人的美好回忆，而且仍然能有对中国女足所创造的辉煌业绩的赞颂。 也许，从女足那里难以获得那么多的功利，中国足球的那些黑色丑闻，从女足那里是看不到、听不到的，他们踢着干净的足球。尽管女足目前的水平今不如昔，奥尔加夫的四国邀请赛这一传统赛事，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女足。当今，作为女足强国的瑞典、德国、美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还有中国女足的地位。 中国男足，目前在世界上的排名已跌落到109位了。第一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男足却是一个“足球小国”。实在太不相称了。中国的汉子们作何感想？ 确实还有男尊女卑的残余影响。如果把男足和女足放在一起看，就不至于说中国足球是最令人纠结的。至少还有女足在，还有纯洁的女子足球在。 在说起中国体育界时，人们常使用一个词：阴盛阳衰。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异议，首先就是“阳”的那一面也认可。 能够在阴盛阳衰一词面前没有什么羞愧感的体育项目屈指可数。中国男乒可能是一个，他们的男子仍站在世界之巅。如今，以新生一代的许昕、马龙、张继科为代表，他们仍可傲视群雄。 但也只能说，在中国乒乓球世界里，男女还比较均衡。丁宁、刘诗文、李晓霞等，不可能让人有阳盛阴衰的感觉。中国女队在前两三年曾有过在莫斯科发生的“滑铁卢”。那一次，是跟新加坡女队对决，刘诗文打第一主力，但她两盘都丢了。可是女队主教练施之皓后来仍重用她。这也成了中国乒乓的一个传统，不因一次失手而动摇对实力的根本性判断。 刘诗文与丁宁代表了两种不同风格，这好像男队中的张继科与王励勤那样。 还有一项，可能真的是阴盛阳衰，那就是游泳项目。女子游泳曾有过“五朵金花”，如今的中国女子游泳队里仍是人才济济。男子除了近期涌现的孙杨外，能站在世界前列的，真的就为数不多了。 然而，能够证明阴盛阳衰的事例其实远不是个别的了。我们需要列举一番。 先说大球。 足球就不说了，说篮球。中国女篮曾获世锦赛亚军。当时的主教练是李亚光。赛后，他甚至说以后要拿世界冠军。这可能牛了一些。但无论如何中国女篮是世界强队，直至今日，中国女篮仍是世界级的球队之一。 中国男篮的世界赛最好成绩是第八。最近，后姚明时代的中国男篮已经退出世界前八的行列，在亚洲，面对韩、日、菲、沙特、约旦、伊朗时，还要小心。 如果说男篮还曾有过世界第八的记录的话，那么，男排就只在亚洲前四名徘徊。男排在跟欧美强队较量时，处于明显的下风。我们的身高并不落下风，在亚洲，身高是处于绝对优势的，但水平上并没有绝对的地位。 可是，中国女排有过三连冠、五连冠的辉煌，有过大满贯的记录。至今，中国女排仍是世界强队。中国女排在世界上持续地处于最高水平之列。这是中国男排望尘莫及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都是如此。 篮、排、足，三大球都是阴盛阳衰的。 整个亚洲的田径水平，都无法跟欧美相比。但在亚洲范围内，中国田径稍强，其中，尤以女子田径水平相对较高。在田径类中，田赛的优势更明显。例如在跳高、跳远、撑杆跳、三级跳等田赛项目上都有优势。在径赛项目上，中国女子在竞走上是世界水平的；最近在男子竟走上也出了一个陈军，也是世界水平了。但在总体的田径水平上，也是相对的阴盛阳衰。 在女子羽毛球上，中国的世界级选手众多。中国夺得尤伯杯的机会比夺得汤姆斯杯的机会多得多。至于全英羽毛球赛，也显示中国女子的力量。男子现在出了一个林丹，但不像女子那样众星云集。无论是女单，还是女双，水平都很高。 还有女曲，女垒。 倒是还可进一步问问：在中国，在体育界，为什么会有阴盛阳衰的现象呢？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最近30多年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呢？“文革”中打砸抢的，多半是男性所为；那些胡作非为也大半是男性干的。女性不是没有，但稀罕得多。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下，妇女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另一方面，她们也特别能吃苦耐劳。 在工业社会里，男子劳动力占更重要的地位；但在农业社会里，女子更辛苦。 中国既长期处在封建时代，又长期处在农业时代。这也造就中国女子特别顽强的生命力。花木兰的故事所表明的历史是很经典的。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直到现在仍然感人至深。 在中国社会里，家庭里，男子养尊处优，女子地位卑微。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女子的伟大性格，她们担当着人间更多的苦难。 故而，我觉得中国体育界里的阴盛阳衰，也有其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 我甚至认为，女子更通人性。她们对生命的特有理解，是一般男子达不到的。生儿育女的艰辛，基本上落在女子身上。儿行千里母担忧，这里所用的是一个“母”字，或许也代表了“父”，但是，若用一个“父”字好像就难以代表“母”了。 我也明白，随着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变，尤其是女权状况的改善，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也是指日可待的。那时的中国体育界，应当是阴盛阳也盛。 五十五、体育经济 南美洲，非洲，一些穷孩子踢球，有时就是为谋生，为养活年迈或多病的父母，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家能过得更好一些。 这与从商、从艺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些从艺的人是为了喜欢，为了热爱，至终成为事业，成了生命的一部分。艺术生命，体育生命，……这是新的生命的获得。人是一种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体。 体育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有一些成了巨星的人，更是身价百倍。这样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 这是从个人来说的。也由于这种体育与个人命运的密切关系，体育也自然地进入经济生活，并成为经济的一部分。体育甚至成为了一大社会产业。 中国教育有某些可爱的先生不愿说“教育产业”。似乎产业就不会是高尚的，而教育必高尚，所以不愿说教育产业。这可能是“无商不奸”的那种封建社会条件下引出的传统观念在继续起作用。 在人们生产的产品一旦自给有余时，就会有交换发生，也就是有了商业存在的前提。商业的发展是生产力提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消费；有消费，有剩余产品，就有了商业，就有了更丰富的经济生活。 人们的消费，除了物质方面外，也有精神方面的消费。有物质生产，也有了精神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因而，经济生活也大量表现在精神领域。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更是一种普遍的人类需求。同样，有教育需求，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亦即有教育消费；相应地，自然就有教育资源的生产，以满足这种更为普遍的需求或消费。这就自然有了教育产业。教育产业不仅无妨教育的崇高，还是对推进教育发展之必需。 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产业的性质更明显更直接。为享有高等教育机会，必须有投入（如交纳学费，支付其他杂用费），学成后便有“输出”，即有了更好的更多的谋生之道。这当中，就存在交换关系，因而具有产业性质。 其实，基础教育阶段也有产业性质，只是间接一些。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好像更加与产业没有关系。其实，即使是初等教育，对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些发达国家，把义务教育延长为12年。这正反映了知识经济或知识产业的需要。 所谓义务是指政府的义务，提供教育的义务；又有父母或监护人的义务，让小孩子去上学的义务。 政府尽自己提供教育的义务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从纳税人那里来。也就是从父母或监护人那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是间接地投入产出问题，亦具产业性质。 体育也成为人们的一种消费。这种消费当然相应地产生于需求，一方面是人们从事体育或健身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们对高水平体育运动或表演欣赏的需求。因而构成了体育产业。所以，体育产业的观念很容易产生并普遍被接受。这无碍体育运动本身的健康以及这项事业应有的纯净与崇尚。 产业不是魔鬼。产业发展，产业革命，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体育产业、教育产业都在产业之中。产业越发达，事业越发达，相应的进步越明显。 一些所谓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企业，体育企业。 在欧洲，如巴萨、皇马、曼联、米兰双雄等，都是拥有十亿或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俱乐部。她们有钱来雇请大牌球员，同时，因有大牌球员而使赛场更为火爆。这样，门票收入、广告收入及其他相应产品的收入也就更高。 在美国，NBA中的马刺、雷霆、快船、热火、尼克斯……背后都有大老板。NBA以及橄榄球、冰球的许多俱乐部也都是资产可观的企业。他们大都是善于经营的人在掌控，而且多半有一个团队在操作运行。亏损能维持下去吗？ 中国球队靠财政养活的局面也已发生了巨大改变。无论是中超、CBA还是乒乓球联赛都是如此。连象棋这一类项目也市场化了。只是说，热心于体育产业的私人老板还不多，因而，往往是一些国企在支持。这都有待进一步改革。 举办奥运会这样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很花钱的。在亚洲，还只有东京在上个世纪举办过；而后，本世纪的2008年，北京举行了。为什么很花钱呢？ 各类场馆的建设就是一大笔开支；还要有十分便捷的交通。比如，大型的国际机场；比如，要修建作为运动员住所的奥林匹克村；比如，各参赛队队员到达赛场的时间都不能过长，这就要求有十分发达的市内交通网。据现在的消息，亚洲国家正在申办2020年的奥运会，而可能申办城市就是新德里和伊斯坦布尔。 可是，举办奥运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主要通过民间经营，最后他还略有结余。这与洛杉矶已有良好的民间体育设施有关，他们用不着专门为奥运而大兴土木。例如，许多大学内的体育设施就很先进，因而能承担比赛项目。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上举办奥运次数最多的国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他的经济发达，另一方面是他现有的体育设施先进到无需再注巨资兴建。 这也是一大半以上的奥运会都在欧洲举行的原因。至今，非洲尚未举办过奥运。在南美，除了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外，仅有将要在2016年于巴西举行的奥运会。 除了像洛杉矶那样善于经营还可有盈余外，一般来讲，奥运会举办国都能由此而提升本国的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它最著名的大学之中90%以上是私立的。那些大学的董事会也很懂得如何经营大学。他们把学术上的富有和资产上的富有统一起来。其实，美国决非金钱至上的社会，它有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学羡慕的来自社会各方的捐赠。当然，它的大学的高水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学术自由。自由加物质条件的富有，这才使美国大学能持久地站在世界巅峰。 如果联系到我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那些年，我很明白，体育教育是我们整个教育的一部分；体育设施的建设，也是整个学校建筑的一部分；经由体育而获得的学校资产，也成了学校整个财富增长的一部分。 一个人，一所大学，一个社会其和谐大都体现在精神与物质的共生共长，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是和谐发展的一个基本表现。精神富有、物质富有，一个也不能少。缺了任何一方，都会是贫乏，并且最终会是整体贫乏。 人类的任何一项活动也如此，都包含精神和物质的两大方面，就看如何融合。我们亦须如此来理解体育，解读体育，发展体育，以求达到身心的和谐，神性与物性的和谐。 五十六、运动力学 我没有可能来深入地论述运动力学，系统性和理论性都说不上。只是说说我的一些实际感受，顺便也说到运动医学。 昨天（2013.3.5）看男乒“直通巴黎”选拔赛，其中有郝帅与樊振东的对决。期间，在决胜局樊以5:3领先。此时，郝帅要求医疗暂停。磨磨蹭蹭了好久，返回时，樊的手都凉了，差一点输掉了比赛，最后还是拿下了关键分。 我很替17岁的樊振东惋惜。他与王皓、郝帅同组竟出一个直通巴黎的名额进行循环赛，他在与王皓的决胜局中曾以9:3领先，稍一走神，就被翻盘了。而后在与郝帅交手时又出现了上面所说的那一幕。他是输给了经验老道的王皓。 我希望郝帅能赢下王皓，这样，樊就还有机会。但王皓还是险胜了郝帅。 解说员杨影对郝帅的“医疗暂停”也提出了疑问：是真的需要医疗，还是缓兵之计？ 伤病是运动员普遍的“敌人”。诸如乒乓球这样的全身运动，需要全身各部位发力；而凡发力的部位都可能受伤。所以，各部位的伤势、伤情都有。从颈部、背部、腰部到四肢，都可能受伤。乒乓球无身体接触，故无因碰撞发生的伤情，但乒乓球运动中也有摔倒。 我想，运动力学一方面是研究在运动过程中如何正确发力，如何增强力量；另一方面也会研究不合理的发力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因而也研究如何避免因发力不当而造成的受伤。这应该是运动生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动力学可能是较之经典力学更为复杂的。经典力学就那么三条基本定律可以概括。运动力学则与人联系在一起；又与不同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有各种不同特点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运动项目，这当然使得相关力学的影响因子增多 。 我相信，运动力学一定是体育学院的学生们必修的科目或课程。这是他们理论习得的一部分。没有感悟不行，仅靠感悟，在体育这个行当里也走不了多远。 相应地，必然有运动医学的产生。 除了医学，当然也还会有相应的药物学。保健、预防、医疗都会顾及到。 许多运动队配有随队医生。这种配备，反映了运动伤病发生的必然性。这些医生需紧急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伤病。由于伤病的部位和种类较多，因而，他们亦须拥有相对全面的知识。随身携带的药物是有限的，治疗手段有限，必要时就只做简单的处理后，把伤病员往就近的医院送。 实际上，如足球、拳击这一类运动，一般是必须有定点的医院的，事故发生后，随时将伤病员送往指定医院。于是，相伴地，都配备有救护车、担架等。 有些伤势是需要立即做出准确判断的，例如，是否骨折，是否有其他内伤。这就需要有比较完备、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有高水平的医生来诊断。 有些运动员可能因受伤而致残。刘翔在最近被医生告示：应当放弃他心爱的跨栏了。不然，后果会十分严重。有些运动员就是拖着一身伤病退役的。 中国的保险事业也只是在近二三十年内才发展起来的。运动员是需要投保的。 由于我们的运动体制是“公”字号的，而相关的机构并没有觉悟到需要为运动员投保，他们个人也不太可能想那么多。其结果是，一些运动员带着伤残而凄凉地离开赛场。如今，这种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着。 因为有风险，所以发展了保险事业。保险事业已遍及各个方面，商业保险，人寿保险，航空保险，……体育运动（尤其是其中的某些项目）可能是属于高风险领域，故而，更应当发展相关的保险。至少是大大减少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有些个体的竞赛项目，运动员也有医生相随。拳击、摔跤不用说了，就连网球一类的项目也需要有医生，也就是有医疗保护。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与之相伴的教练都是若干名组成的，还有其他服务人员，其中就包括医生。 有些运动场上发生的猝死现象。海曼是一例，那是发生在排球场上，这是很罕见了。但在足球场上就不是很罕见了。通常，很可能是突然的心肌梗死；也有可能是某些先天性心脏缺陷未事先查出，否则，就应当是停止那些激烈运动的。 “生命在于运动”，其实，运动还是为着生命本身。某些运动是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它不是生命，而是对生命的威胁。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什么样的人，在怎样的时间和条件下，可能带来致命危险？这正是运动医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生物系周谢夫妇的第二个儿子，就在跑步途中猝死。真是猝不及防。其实，也是先天性心脏缺陷未被及早发觉。 为了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相关的医疗、救护都需要有详尽的配套计划。 可以想象，举办奥运会这样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相关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平，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发达的体育运动，必须有相伴发达的体育医学。 五十七、运动心理学 同样，我只是根据自己的感悟，来议论一番运动心理学的问题。如果把体育与人生联系起来，这也就是人生感悟的一部分。 心理学与哲学一样古老。在古希腊，心理学就是哲学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了实验心理学，这才意味着心理学正式从哲学母体分离出去了。 心理学是最重要的人学。人，就是一颗心。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心”字，含义极为丰富。 我们的古人可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由心脏的心所掌控的。伤心，操心，费心，用心，还有苦心，良心，人心，民心。确实，当人的情感至深、情绪激动之时，心跳是剧烈增强的，血液循环也加快，还导致脸红，极端之时，甚至两手发颤。 对脑的作用的认识，的确要困难很多。在很晚的历史节点上，人们才知道，这一切主要是脑的作用，脑的指挥。人们称之为神经中枢，正是脑起着枢纽作用。 心理在人们的所有活动中存在。故而，有商业心理，教育心理，从艺心理，从政心理，军事心理，……如此之多的心理，还会没有运动心理、体育心理吗？ 越是激烈的活动，相应的心理活动也越明显。运动员的心跳，在平静之时，一般跳动次数为每分钟60左右。而在运动之时，每分钟的跳动就高达百次以上了。即使如象棋、围棋一类的静态运动也大大加快心跳。人们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些现象。 一个社会中，教育的地位，是与人的地位相当的；教育学的地位。心理学的地位，也是与人的地位相当的。 在苏联，曾把心理学作为唯心主义的学科代表加以批判，并在学校里取消心理学课程。这种情况，与在苏联社会里人没有地位是高度一致的。 中国亦曾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取消了心理学，同样把它作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学说加以批判，而那些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自从1976年以后，心理学的地位迅速上升，这也正是人的地位上升的一种必然结果。当然，我们所需要作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对于运动心理学，无论是理论上的研究，还是现实中的应用，我们都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这里，不能不说到人权，亦即人之作为人的权利。人权思想萌芽于英国，这与洛克有关；正是成熟于法国，这就是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正式进入社会生活，则是美国。 人权在上世纪末，才为中国官方正式接受，并于2004年的宪法修正草案中，把人权列入了宪法。这是古老的中华历史上划时代的一笔。尽管这一点比西方晚了两百年以上，但可贵的是终于来到了。这是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曾几何时，我们这里遍地流行的是“人民”二字，但它亦曾被赋予浓浓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今，我们只要说人就够了，足够了。我们作为人而拥有人应拥有的一切神圣权利。中国社会也由此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观念将在中国社会里更为普遍地传播开来。 为何说到人时又说到人权？为何说到美国？这都是因为我们有运动心理而说到了心理学的一般地位，从而说到了人的地位。并且，毫不疑问，美国今日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心理学研究人员，拥有最发达的心理科学，拥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心理医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想必也是不言自明的。 反观我们中国，治疗生理疾病的医院就严重不足，还谈何心理医院；老百姓在生理上患病后，就医尚且困难，心理上患病了，他们甚至不知其为病，更无心理医院可上。这就是差距。 对于体育而言，运动心理的研究的极端重要也应当比较清楚了。重视运动心理学，这不仅是为了提高运动水平，提升运动成绩，更应当是为了保护运动员。运动员所可能受到的伤害，不只是生理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当心理上受到伤害时，也就不只是影响运动效果，而且要影响到整个健康状况。 那天在樊振东以9:3领先而被王皓反超之后，优秀的教练吴敬平迅速开导他，帮助他，迅速忘记过去，投入到与郝帅的对决中去。并且，他终于战胜郝帅，也战胜了自己可能产生的情绪波动。优秀的教练员绝不只是对技战术指导，还必定会有心理辅导。一场比赛不只是技战术对抗，也是心理对抗。 遇到某次重大失败后一蹶不振的情形，在人的许多活动中都有，体育活动中也有。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心理上受伤或患疾之后，又没有及时治愈，乃至一直疾患缠身，这种情形都不罕见。 心理素质好的运动员，可以把平时训练的水平发挥出百分之八九十来，有时甚至有超水平的发挥。有些心理素质差的，只能发挥出五六成，甚至更低。那些能超水平发挥的运动员，被人们称之为比赛型选手。 在我们一起打乒乓球的伙伴中，马寅初属于比赛型的。熊建国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马寅初，可是，正式比赛时就发挥不出，属于那种典型的只能打得玩玩的那种类型。对于我，那就自认为是中间型的，我既不是“人来疯”，又不是很怯场的那种类型；可能稍微偏于那种打打玩玩的情形。例如，我下象棋，就干脆不参加任何正式的比赛，只是下得玩玩；并且由于时间太紧而玩也不玩了。 五十八、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所要探讨的，相信是包含很多方面问题的。比如说，体育将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社会，将是以什么性质作用于社会的，体育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意义。又比如说，社会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性质下影响体育，什么样的社会可能更有利于体育的发展，体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与社会的其他种种活动是怎样关联着的，怎样相互作用着的，等等。 当然，我们这里在短短篇幅里，不可能全方位地叙述这一切，而只能粗线条地探讨一下，多半也只是停留在感性上。但这可能是为深入研究提供素材的。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涉及体育与经济、体育与文化的一些关系，这些内容也可包含在体育社会学里面。这里，我们还做一些专门性的讨论。 除了吃饭糊口外，教育、体育是与人类最靠近的一类活动，并且，他们存在的历史也最为悠久。 并且，教育、体育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最能反映那个社会中人的地位。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都分别只是教育学、体育学的一部分。它们的总体状况能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状况。 体育的社会意义、社会学意义究竟怎样呢？ 体育的民族性是其社会性的实际表现。体育的多样性也是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的。几乎各民族都有各民族自己的体育活动项目。世界上尚存的语言还有6000多种，不同的民族也相应的有上万个。同操汉语的就不止是汉族；同操英语的 ，也有许多民族。而不同语言文字的，基本上是不同民族。 龙舟赛、拔河赛、武术、猴拳之类，这就是带有我们民族特性的运动项目。或者说，它们是我们这种社会的特有体育项目。还有踢毽子、跳绳也是我们民间的体育活动。 民族性又是与民间性联系在一起的。民间的，就很可能是民族的。民族的，首先就存在民间。 人们还通过体育而与天地相通。这大概是各民族都创立自己的体育活动项目的共同原由。虽然是各不相同的体育，却又同是体育，同是可以让我们通天达地的活动内容。这也就使得民族性、民间性与社会性相融相合。 体育明显地充实了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发展。例如说，体育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体育作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在国家走向发达繁荣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不是一个配角。 尽管体育发端于民间，根源于各个民族，但人们也寻求体育交往。正如商业交往、艺术交往、学术交往一样，在交往中又发现了并获得了更多共通共同的东西，这样，就在体育领域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行动。 通过共同项目的交流、竞赛，于是就有了全国运动会，有了奥运会。这是综合性的体育盛会。还有许多单项的世界性比赛，这往往是由单项世界组织来举办的。这一类组织，如国际田联、国际足联、国际排联、国际篮联、国际乒联、国际羽联……这些组织也成了国际社会中十分活跃的组织。 通常，有三大赛事被称为世界级的，在这三大赛事中的任何一个中取得了冠军的都可以称为世界冠军，也只有这三大赛事（或相当于这种赛事的某些特殊安排）的冠军才有资格称为世界冠军。这三大赛事就是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都是由单项国际组织负责举办的；奥运会则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组织举办的，单个单项组织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单项组织中，国际足联最牛，它甚至看不上奥运会。这可能是与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巨大影响力有关的。奥运会上的足球冠军，确实是远不如足球世界杯冠军的。一般来说，奥运冠军就称得上世界冠军，但足球是一个例外。 那些国际单项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是组织奥运会前的预选赛。由于奥运会规模很大，所以不是凡想参加的运动员或运动队就都能参加的。从这一点来看，奥运会已远非一般的群众体育了。 不只是奥运会，许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都有预选赛。例如，有些赛事的参与者规定为各大洲的冠军队，和近期成绩最好的三个队，再加上东道主，或者还有由单项组织选定而持“外卡”的队，一起组成世界杯赛或世锦赛。除预选赛外还有所谓落选赛。这样就保证了奥运会或世界赛的高水平。 奥运会是人类的盛会，它也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自雅典燃起奥运圣火以来，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只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断过，那就是1916年、1944年。战争与体育不相容的。 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地位，与体育大国的地位密切相关。没有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的地位，很难有体育强国的地位。 近30年的中国告别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日益走向繁荣，体育也随之繁荣起来。但目前的中国，还远不是文化强国；经济上虽然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按人均也就远不算经济强国了。目前中国作为体育大国而非体育强国的事实，也说明了体育与经济、文化的关系。 总而言之，体育促进社会发展，而先进的社会也保障体育的健全发展和繁荣。 五十九 体育的形而上 任何领域都会产生哲学，体育这个领域还会不产生哲学吗？任何领域里的人们总会有形而上思考的，体育领域里的人能不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吗？ 古希腊人就有形上、形下之分。他们把事物本身视为形下的范围，而把有关事物的原理（或因，或故）称为形上。他们认为人类智慧总是可以达到形而上的。就在古希腊时期，哲学有了一个繁盛的发展，这几乎影响到了整个人类文明。 物理学、心理学之类的理论，在古希腊时也属于哲学。但如今，这些理论并不被视为哲学。这些类似的理论，还在数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中普遍存在，但并不被视为形而上；虽然它们也已不是形而下。 数学很特别，古希腊人直接称数学为哲学。但时下，人们也不认为数学是哲学，虽然数学更靠近哲学。 这些理论部分既不在形上之列，又不在形下之列，于是，我杜撰了一个名称：形而中。这样，概括性就更强了。 关于一个事物，其现象，其事实，其存在状态，这都可视为形而下的内容；而有关它的理论、观念、思想、原理，则属于形而中的内容；再对这些理论性的东西进行考察，从而产生关于观念的观念、思想的思想、原理的原理，这就是形而上。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理论和观念形态的东西称为“后天的事实”，这就是我所言之形而中。若顺着黑格尔的说法，那种形而下的东西就可以叫做“先天的事实”；至于形而上的内容，那就可以称之为“大后天的事实”了。 当然，对形而上的内容还可再思考、再考察，其结果那大概就可称之为元哲学了。然而，这毕竟还是哲学。哲学又可被称为二重意识（与作为首重意识的理论相比）；那么，元哲学就可以称之为三重意识。至少从理论上讲，应当还有四重意识、五重意识。这里，不妨将三重以上的统称为多重意识，并都归属于元哲学。 什么是体育的形下、形中、形上呢？这应当也比较容易讨论了。 体育活动中包含一些什么样的项目？这些项目是怎样开展的？需要些什么样的器材、设施、场地？它们分别是在什么季节比较适合进行？哪一些人适合于哪些不同的项目？它们的普及程度如何？它们是否进入了学校教育？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体育的形而下问题，有关的知识也就是形而下知识。 所谓形而中，当然就是指关于体育的各种理论了。体育运动的规律问题，有关历史的评析问题，体育运动的一般特征问题，体育发展的趋势问题，体育作为社会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联问题，这就涉及体育经济学、体育文化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等众多论题。此外，每个单项运动也都还可以有自己的相关理论，这都构成了体育的形而中部分。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关于体育的形而上知识，应当也属于体育理论，但它是与形而中理论有所区别的，它是对体育理论的再考察、再思索，是关于体育的多重意识。 稍微具体一点说，体育的形而上所探讨的问题包含有：是人性中的什么成份催生出了体育？体育为何一直伴随着人类生活？体育与人类命题有何关系？体育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体育的形而上知识确实是在更宏大的时空中探寻的，同时，它也深入到细微末节的地方去，这是另一种高远。 从一般道理上讲，不仅每个领域里的学问都可能走到形而上，而且每个人也都有可能走进形而上。体育的学问是如此，从事体育的人当然也是如此。 可是，在现实中，实际走到形而上的人是很少的。在体育领域里，也很少。 古希腊的圣贤，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哲学产生于休闲。这种休闲，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创造了剩余价值，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必从事物质生产，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精神生产。“休闲”实际上是为精神生产开拓了空间。这样，才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有了通天达地的想象，有了理论。进而，又有了更深入、更细微的探讨，这样，就有了哲学。 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人的知识主要是形而下的；相当一部分人的知识是形而中的，对形而下也兼而有之；少数人才事实上走到形而上。 这个“少数”是十分必要的，在一个健全而自由的社会里，也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所说明的，正是每个领域都可能走到形而上的道理，也说明每个人也有这种可能。体育中的这个“少数”也是必要的，必然的。 这种关于“大部分”、“小部分”、“少数”的说法是很模糊的，同时也是不得已的模糊。如果对某一时刻的这三类人数作一个统计，但这一统计数也不会是恒定的。假若说，70%的人会只停留在形而下，29%的人会进入到形而中，1%的人将与形而上交往，但这种数量上的刻画与那种模糊的说法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精确性与模糊性是相对的。实际上，人们也容易满足于某种模糊。 从根本上讲，多一点形而上思考，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不做专门的形而上研究，却有一些形而上的修养，有这种习惯，确实也很珍贵。 六十 方法论问题 方法与方法论，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正如，教育与教育论、课程与课程论、人与人论有区别一样。 这些“论”就到了理论，其中一部分就到了哲学。例如，人论就可能属于哲学了。论来论去，即产生理论；再深入一步，就产生哲学。理论是论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论出来的，是冥思苦想出来的。 有人说“实践出真知”。理论是不是真知？哲学是不是真知？黑格尔30岁出头，没有多少实践，却成了哲学巨人。先是写出了《精神现象学》，后写出《逻辑学》。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所有的人，亿万人，都思维着，可是，有几个人系统地明白逻辑学，又有几个人创立了逻辑学。所有人都实践着，却没有几个人能出得了逻辑学这样的真知。 人的伟大在于有一双灵巧的手，但中国术语里说的是“心灵手巧”，心不灵，手也巧不起来。 人的更伟大之处还是在脑，心即脑。人无比的力量源于思想，人是能思想的伟大生命体。一切的神奇、神秘来源于人有思想，由此，人也是神圣的；由此，人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这才是哲学这种真知的产生之源。 有人把方法比喻为过河的桥、摆渡的船。其实，这只是就具体方法而言的。现在，人还可以飞起来，可以乘飞机翻山越岭，飞过千山万水。还可修水下燧道而无需船与桥。 方法有很多类型，有实证方法，逻辑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为了做好某件事，需要想方设法，但是，你有多少法？假若没有合适有效的方法，这件事能办成、办好吗？你善于运用实证方法吗？又善于逻辑方法、辩证方法吗？ 方法本身的寻求和设计，有时就很不简单，而对于方法论的探讨，困难就更大一些了。被称为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的笛卡儿，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便是《方法论》。我们现在所称呼的《解析几何学》只是《方法论》的一个实例。 方法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桥或船，方法论就更不能认为只是“船论”或“桥论”了。 辩证法就是辩证方法，亦或是一种逻辑方法，它是较之形式逻辑更为深刻的 逻辑方法。最早的创始人应首推亚里士多德，近代以来的辩证法大师则非黑格尔莫属。按黑格尔的说法，辩证法就是关于思维的矛盾的学说。 思维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各种活动中，因此，辩证法也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各种活动的思维之中。故而，也存在于体育活动及其相关的思维之中。 在第49节当中，我们已讨论到了矛与盾，但那是特就攻与守来论述的。这里，我们从更一般的方面再作一些叙述。 事物大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对立统一体，哲学又称之为范畴。在汉语里，范畴有范围的意思，又指哲学上对立统一的双方。相应地英语表达明显不同，范围是Scope，而范畴是Category. 范畴涉及双方，故而说成一对范畴，比如说，热与冷，正与反，白与黑，阴与阳，男与女，敌与友，福与祸，前与后，成与败，生与死，长与短，厚与薄，…… 体育领域里当然也存在许多范畴，认清这些范畴，显然就是在深入认识体育本身。对范畴的分析与认识，当然也就是体育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了。 胜与负是体育竞赛中必有的。“胜负乃兵家之常事”，那些军事将领们况且可以把战争的胜负视为“常事”。我们从事体育的人，更可以视胜负为“寻常事”，很淡定。渴望胜利，勇于胜利，但也敢于面对失败。屡战屡胜者不太可能每战每胜，否则，没人跟你较劲了。屡战屡败的人不会罢休的，屡败仍屡战，总是要力求胜利的。还可积小胜为大胜，还可以为弱胜强，爆一点“冷门”出来。到了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时，也就该收场了。 冷与热，高潮与低潮，这种现象的同时存在与相互转换也是常见的。低潮时善于调整，寻找机会，由低转高。一段时间内有低潮与高潮，一场比赛当中（如一场篮球或一场足球）也可能有低潮、高潮。教练员、运动员在那段时间内也会调整，不要让高潮过早到来，一般都会努力让正式比赛时处于最好状态。 在径赛中，尤其是中长跑，快与慢的把握特别重要。教练员常需事先制订战略。当然也需要临场指挥。1500米、3000米，更不要说万米或马拉松了，不可能一直快到底。合理的快慢调节，适当的跟随战术，直到对最后冲刺的设计，亦即，最后冲刺是放在距终点的400米，两百米，还是100米，这都在战略战术的考虑之中。此中，亦包含着辩证法。 中长距离的游泳也如此。 稳定与凶狠、发挥长处与寻求多变，旋度与力度、转与不转、轻打与重击、保守与创新、……这都是乒乓球中常见的一些关系，亦称之为一些范畴。人们说乒乓球是聪明人的运动，实际上，这就与它更需要一些哲学式的思考有关。 中国乒乓球队虽然十分强大，但他们每次在备战中对可能的困难想得很多；事实上对临场时的预判很多，但预备之中对困难有更多预判，从而使得顺利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更大。困难与顺利，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哲学范畴，生动地存在于体育运动之中。 六十一 体育，大学宝贵的教育资源 大学是怎样看待体育的呢？ 牛津与剑桥可谓世界最古老大学同时也是世界顶尖大学中的一个双子星座。它们不仅是英伦三岛上最不寻常的地方，也是近代文明史上很不寻常的案例。如今，这样的双子星座不仅在美国有了哈佛与麻省，在中国，也有了北大与清华，复旦与交大，武大与华科，南开与天大，成为一种很奇妙的现象。 牛津与剑桥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特别有意义的是，它们有每年一度在泰晤士河上的划船赛。这一赛事存在至今近180年了。如今，不仅有25万人现场观看，而且有770万人通过BBC收看直播，还有全世界116个国家的5亿人收看转播，实乃可与英超、温布尔顿网球赛相媲美的体育赛事了。体育成了大学的一部分。 在中国，上世纪的60年代就有复旦排球进入全国甲级赛事。如今，他们在恢复这一传统。而北大的登山队，清华的跳水队，北农大的橄榄球队，地位已十分显赫，并且，北大、清华之间每年一度的划船赛也火热登场了。至于CUBA，其影响已越来越大，教育界、体育界都关注着它。 大学为何关注体育、看重体育？我们先在此对体育的文化学意义、经济学意义、社会学意义作一点讨论。体育作为大学宝贵的教育资源很可能就基于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体育的文化学意义 我们分别从三个方面去说明大学为什么要热衷于体育，说明体育精神与大学精神的一致性。 （一）体育天然地倾向于人本哲学 大家知道，足球误判的情形常有，且对胜负影响极大。例如，越位与否，假摔与否，手球与否，是否合理冲撞，是否球身已过球门线，等等，常发生误判。于是，有人建议采用电子技术，利用科学手段即可大大减少误判，亦似可大大提高竞赛的公平性。可是，足球界拒绝了这种建议。 采用技术手段可以更好地对付打假球、吹黑哨，有何不好？为什么要拒绝呢？打假球、吹黑哨会受到严惩，乃至司法介入，为何宁可这样也拒绝呢？ 足球界直接的回答是：误判乃足球的一部分。 实际上，足球的理念在于，足球乃人的活动，不能由技术来作最后的裁决，不能由科学技术起支配作用。 不过，这种观念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毕竟，电子技术可以减少误判，可以更加公平。 大学关于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作了长期的讨论，大学在争论着，可是，体育在实践着，它十分自然地远离科学主义。争论着的大学教育是不是从体育如此质朴的人本哲学那里获得启示呢？ 网球也容易产生误判，特别是界内界外的判决，即使有副裁帮忙也屡有误判。网球却采用了电子技术，使用了鹰眼。这是怎么回事呢？背违人本原则了吗？是因为这种误判太多又更难避免吗？可是，请注意，一场网球每位球员最多只能使用两次鹰眼，第三次无论球员如何强烈认为这是误判，也不得再使用了。这仍然只是有限度地使用，而决没有让技术无限度地起作用，让技术主宰一切。体育仍然坚持着人文引领。 足球的观念可能也更接近网球了。 我们还知道，为什么乒乓球由38毫米改为了40毫米用球，为什么对球拍的海绵胶水和颗粒都有限制，道理是共同的：不能容纳技术至上、科学至上的观念。一些新的规定更有利于提高观赏性，更有利于运动员的健康。 “科学价值的评价与精神价值的评价不可同日而语”。大学是科学与人文美妙融合的地方，但是，自古典大学诞生以来，人文精神一直是真正大学的核心，并且，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大学在科学上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历史和辩证法一起，都是这样显示的。体育在更自觉的程度上体悟到这一点，从而成为大学宝贵的文化资源。 （二）体育是一个富丽的美学世界 一般情况下，把球投进筐就是两分（罚球一分，远距离三分）。不就是两分吗？为何乔丹要飞行着投入？为何科比要翻身投进？为何还有人要转身一个360度甚至540度后再投出？为何还要空中接力？不都是两分吗，为何如此这般？对这一切，只有一个解释，体育是追求美学的，体育不只是功利的。体育中还有比分数更宝贵的东西。当教育在讨论分数的价值的时候，在体育那里已有一个美好的答案。 大凡一件事做到相当程度就接近了艺术，体育尤其如此。篮球只是那么几分的事吗？它已成了艺术！为何那么多的人喜欢篮球？因为它就是艺术而不单是分数了。 为何人们更喜欢巴西足球？也因为它称得上艺术，因为人们将其视之为桑巴舞。即使是欧洲足球，葡萄牙这样具有南美风格的球队也格外引人注目；即使是欧洲硬朗的打法，人们也特别愿意看到美丽的香蕉球。如果贝克·汉姆只是长得帅而没有他踢出的炫目耀眼的弧线球，那不过是一张白脸而已，并且，无论罗那尔迪尼奥的脸型如何、牙齿长得怎样，人们依然最愿意选他为足球先生，因为他的美丽在脚下，在最能体现足球艺术的地方，那是真正的魅力之所在。 对于篮排足这样一些强烈对抗的项目来说尚且靠美学而得以辉煌，对另一些项目来说，它们本身就是审美的较量。如体操（更不要说艺术体操）、滑冰（更不要说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跳水、武术…… 有一段时候，中国的花样滑冰上不去，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艺术表现力上不去。后来几经努力（包括请来法国教练）才有了陈露，才有了申雪、赵宏博，有了张丹、张昊，……中国冰上项目、雪上项目才有了突飞猛进。 古代人就知道，人的体形是最美的。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充分展现人体美的。健美操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它从形式到目的都为着美，它是人体美、协调美、奇异美、强健美、简洁美的综合，实在是美不胜收。人体中一些部位的比例表明，人体天然美，而体育则不仅展现它，而且发展它、丰富它。 蔡元培是在中国大学里最先注意到美学意义并率先开设美学课程的大学领导人。那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了，至50年代，美育居然从教育方针的正式提法中消失了（后来才正式恢复于1999年，中断整整43年）。这大大模糊了人们对美学意义的看法，更不利于人们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重体育。并使得大学教育事实上难以在更深邃的视野下来看待体育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 进入奥运会的体育项目数以百计，实际存在于全球各个角度的体育项目数以千计，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体育项目产生。为什么？ 马克思说得好：“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体育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重要部分。社会越向前发展，马克思的话所包含的真实性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学看重体育，就是看重了让年轻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自己的丰富教育资源。丰富性和多样性是美学特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体育这个富丽的美学世界。自然地，大学若能像蔡元培那样看重美学，大学也就会以一个深刻而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体育。 （三）体育伦理是人类伦理耀眼的一方 有群众体育，有竞技体育，这两方面都自然地存在着，并且，人们总是希望它们和谐地存在着。大学理应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在运动场上，我们看到的是竞争，对抗，甚至激烈的对抗。可是，我们到处看得见，那砰砰作响的扣杀完毕之后，是双方排球队员的一一握手；姚鲨对角之后是姚明与奥尼尔的拥抱；费德勒获胜后是纳达尔的恭贺；还有关键时刻瓦尔德内尔指出一个对方和裁判都未看到的擦边球；更有对方球员受伤倒地之后将踢出界外而不趁人之危的常见足球场面；……即使有重额奖金在后，人们也不因物而忘义。 当然也有负面的东西，但在众目睽睽之下，相对而言是较为罕见的。并且，我们还看到，齐祖的那一撞击曾令他十分懊悔，多次致歉，特别向青少年致歉，唯恐在道德上伤害了青少年下一代，他像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那样真诚地忏悔；更有各种各样对违纪行为的重重处罚，到一定程度，司法也介入。 最不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服用兴奋剂了。但是，国际奥委会本身就是反兴奋剂的旗手。中国是坚定的旗手之一，即使孙英杰这样的顶尖选手，一旦AB两样均呈阳性，立即处分，不留任何辩解余地。 人们有时以为，道德只存在于平静之中，或者只存在于清贫之中。实际上，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在剧烈的竞争中，在日益富裕的环境中，既面临考验，也获得向新的境界提升的机会。体育的发展正在证明这一点，更加懂得辩证法的大学当更能明白这一点。体育正成为伦理耀眼的一角。 体育的社会学意义 体育向人们展示，在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中可以学会尊重对手，形成一种更高的境界；在巨额的物资引诱面前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获得一种难得的人格提升，挣大款的运动员仍然可以有大格调。前不久，罗那尔迪尼奥真情地说：人生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帮助别人实现自己的梦想。特别在想起那些穷孩子的时候，他更情真意切，热泪盈眶，体育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没有那一项国际活动能像奥运会那样让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激动不已。古老的中国对奥林匹克也情有独钟，1993年以一票之差失利后，2001再次申办成功，使得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中华大地为之一振，举世瞩目的中国让全世界的目光进一步焦聚到北京，海内外华人更是欢欣鼓舞。 事实上，体育人口在全民中的比例，体育设施的完善，体育运动的水平，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1976年之后，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体育十分活跃地走在开放的前列，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就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大国了，并逐步向世界体育强国挺进。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之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因。 每年每年，林林总总的体育运动连绵不断地在全球展开，它成了人类和平友谊的聚会，成了各种文化、各个民族交流的大舞台，它以最纯正的韵味和最优美的形式体现着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它又以超乎政治家想象的力量化解着国家间、地区间的种种恩怨，它在消除种族歧视、民族隔阂、政治歧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如果说30多年前的乒乓外交曾经有能耐帮助去拉开隔断了两个民族的一副铁幕的话，今日的中国健儿更是大步走向世界，形成了所谓海外兵团。如果说当初多少还有某种忧心的话，今日，我们不仅意识到这种担忧的幼稚与多余，而且让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正是让我们的文化阔步走向全球社会的矫健身姿。 在中国请来了不少外藉教练的同时，中国教练也出现在几十个国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更宽广，更强健了。当我们把中国的跳水队称为“梦之队”的时候，我们希望在他国也出现沙乌丁之类的人物，当中国乒乓球队不断创造神话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再出现一些瓦尔德内尔和波尔。中国人远不是那样狭隘的了。 体育无疑极大地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当半个世纪前容国团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时，给人们带来的兴奋与骄傲，仍然深深刻印在如今已年逾花甲人的心目中。至于女排在1980年为中国拿下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集体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时，更是举国欢腾。当一曲一曲的国歌在奥运会、亚运会上响起的时候，我们才对“中国人站起来了”有了更踏实的感觉。 在田径场上，特别是在径赛的直道上，前八名中几乎看不到亚洲人的身影。然而，刘翔出现在了雅典的直道上，他不仅跑进了前八，而且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排在了最前面。后来，他又以12’88的成绩打破了沉寂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刘翔向世界喊话：“亚洲有我，中国有我！”这种豪迈，从刘翔那里感染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为全世界所叹服。而那些善良的社会心理家们所盼望的场景，在刘翔的振臂一呼中也耀光闪亮。 近30年来，我们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这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是我们发展了体育，另一方面，我们从体育中也更深切地领悟到，原来，对手与朋友、竞争与尊重、利益与公平、物质与精神、……这种种的统一才是人间的艺术。当思想家、美学家在说着和谐便是美的时候，体育甚至先于他们在展示这一理念。体育也可以告诉人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不只是梦想。 体育的经济学意义 举办奥运会，曾经是有益无利的事，所以需要相当强的经济实力才可能承办。可是，自1984年的奥运会之后，人们发现，虽然承办者仍需很强实力，然而在保持和发扬奥运精神的前提下，组织得好，经营得好，也可以盈利了。 奥运来到了中国。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在走向繁荣，同时，它也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甚至催动GDP的增长。体育的社会学意义与经济学意义同在。北京，乃至全国，不仅旅游业、广告业、交通业、建筑业、……会被拉动起来，而且从空气质量到人们的生活状况，整个北京将会焕然一新。 何止是奥运，NBA早就是一大产业。在北美，橄榄球、冰球形成了更大的产业。在南美、欧洲，更大的产业可能是足球。巴萨、曼联、皇马、国米、……这已是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俱乐部（或企业）。 伴随着中国体育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有迅速发展起来的体育产业，并且，这一产业化进程又给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支撑。不仅CBA大体仿效了NBA，而且足球、排球、乒乓球等也走向俱乐部制，走向联赛，甚至诸如象棋这样的项目也借助于产业经营方式而获得发展。 中国体育的发展，不仅增进了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且从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体育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与运动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普遍开展又是与体育运动的各类相关产品生产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的。现在，李宁公司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国际竞争力的体育生产商；还有红双喜的系列产品，还有双鱼的系列产品，……体育还造就了一个不小的就业人口。 田径场曾经是被冷落的地方，十几元一张的门票也没有多少人问津，可是，一旦有刘翔的110米栏，几百元一张的门票也很行销，人们愿意花数百元去看，也许特别就是看那十几秒钟。与一切经济发展一样，人们的需求也是体育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人民的需求就存在于那里。 中国人已经明白，体育不只是增强体质，体育还是生活本身的需要，文化享受的需要，精神享受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强盛的需要。人们不仅欢迎体育产业化，而且，他们就是产业化的主体。体育不仅创造着新纪录，创造着新文化，也创造着经济价值。 体育的产业化带来的是腐朽和没落吗？体育中有了经济，有了经营，有了买卖，就会衰败下去吗？就会降低伦理水平吗？ 当马琳以501万元被陕西俱乐部买去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是体育职业道德。当他有了如此身价之后，他的拼搏精神仍在，他的刻苦顽强依存，他为国争光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既往。买卖是一个可怕的词吗？产业是一种腐蚀剂吗？ 刘翔飞起来了，也富起来了，可是，他格调更高了，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来关心穷人、关心残疾人了。 姚明可说是亿万富翁了，可是，中国人更喜欢他的原因不是他有钱了，而是他在美国的摸爬滚打中更具中国人风彩了。当他代表中国队出战雅典而当有队友在落后时放弃的情形出现时，他怒吼了。 他们都在证明，富裕和高尚不仅是可以同在的，而且是可以同长的。 不是也可以看到中国足球的黑哨、看到NBA的打架斗殴、看到意甲的电话门吗？可是，与中国足球黑哨相映照的，更有篮球、乒乓、田径、冰雪、体操项目上无数美妙的故事；与NBA个别打架斗殴相对照的，还有NBA整体道德水平令世人钦佩的闪亮；……这些问题实际上落脚于管理。体育良好的管理体制使得体育中出现的负面现象远没有公务员队伍中出现的那么多腐败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NBA为何从总体上看是那样秩序井然，并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貌？它有有效的管理。NBA中有钱的俱乐部可以买大牌球星，然而，新秀状元得让弱队先选；公牛王朝时期的服装也特别值钱，但收入为各俱乐部都享有；NBA的对抗是最激烈的，同时，裁判也是最严的，谁违反了NBA规矩，谁立即受罚，……所有这些，使NBA长盛不衰。 体育告诉我们，产业化不是恶魔。人类是在寻求物质与精神在更高水平下统一的路途中获得更大发展的。 体育的教育学意义 前面，我们穿插着说到了体育的教育学意义。本段让我们还简要地作一点概括。 体育是一个个性张扬的舞台，正因为这种张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健儿在世界面前露出灿烂的微笑。是很高的运动水平造就了一个个鲜明的个性，还是他们鲜明的个性造就了他们出色的表现？当教育不断地念叨着个性教育的时候，体育已经提供了现实的论断。 体育界一句常说的话是：“自己的对手主要是自己”，或者说“战胜自己”。当教育工作者阅读到马克思关于人也是“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并仔细琢磨的时候，体育已经用自己质朴的行为对马克思的话作了注解。 当运动员、教练员们已经明白了在激烈的对抗中，心理因素的作用占80％的时候，学校心理教育也进入了日程，然而，我们在体育运动中看到了更有效的心理训练。中国大学事实上对于心理学地位的认识是滞后了的。 在体育界，人们对自信、豪迈、骄傲、幻想所显示出来的宽容，乃至欢迎与期待，是教育界远远不及的。体育界对别出心裁、花样翻新、格外一本经的持续不断的追求，就发生在天天讨论着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领地旁边。 当还有人误以为德育存在于智育之外的时候，体育事实上认为道德伦理就在体育之中。当然，对于美学地位的感悟，体育也应当可以为教育提供启示。 体育在产业问题上的丰富实践，好像也是对大学教育提供了许多思索素材的。 体育大概不会认为自己是尽善尽美的。体育也想到了教育，想到了文化。许多世界冠军在职后最愿意作出的一个选择是走进大学校门；在分析中国足球的弊疾时人们也看到了一点：球员文化素质不高；一位曾任国安主教练的金先生正在试着让足球队在大学成长；…… 我们无数次地叙说过德、智、体、美，这不就意味着体育乃教育的一部分吗？旧的体制把体育与教育隔开，也把教育跟体育隔开。现在，体育在向教育靠拢，教育也开始以新的眼光看体育。 固然在美国也有如奥尼尔这样的巨星在自己篮球生涯的鼎盛时期完成大学学业的情形，但是，它的大学生联盟与NBA有更好的连接。不只是篮球，它的许多项目就在学校，诸如橄榄球一类，让职业联赛建立在较高教育水平之上。 现在，田径场上出现了清华的“眼镜飞人”，射击场上出现的世界顶尖选手中，也有了在校大学生。 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毕竟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也正在联起手来，不只是让更多的优秀选手走进大学，更要让优秀的选手更多地出自大学。这无论如何也可以视为一种和谐。教育与体育都可以从这种和谐中有更多的收获。 正因为体育是大学宝贵的教育资源，所以，大学还可以由此为社会贡献得更多更大，并以自己丰富的教育资源而向社会提供更珍贵的文化资源。 后 语 在动笔写这本书时，我有一个预测，估计能写出一个一二十万字的部头来。如果没有这一预判就可能很难动笔。 但是，到了实际写起来的时候，还是感到贫乏，还是有力不从心的地方。细想起来，我实在没有可能像那些体育教授谈得那么专业，但我并不畏惧自己很业余，业余有业余的讲述方法。 这样，我就主要是凭自己的感悟来写的。至此，也算洋洋洒洒写出了一二十万字。 我涉猎过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学，但以著作的形式也涉及体育学，这还是第一次，不过，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我把对体育所做到的，所想到的，所看到的，全都掏出来了；把想说的和能说的，都倾泻出来了。 这本书里，所涉及的体育项目可能有数十种，涉及的运动员可能有数百人之多，也运用了大量的体育术语。 除篮、排、足、乒、羽、网之外，还有橄榄球、冰球、垒球、高尔夫球、曲棍球、门球、斯诺克、九人花式台球、……仅就球类而言就有十多种了。 还有田径、游泳、体操、水上项目、雪上项目、冰上项目、以及拳击、摔跤、猴拳、跆拳道、武术、太极、……还有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体育项目。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定期举行的民族运动会，包含许多非奥项目。 象棋、围棋、军棋、麻将、桥牌、……这是主要运用脑体力的体育运动项目。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说世界麻将大赛的总奖金额高达640万人民币，冠军是248万人民币。 可能也正因为我涉及的项目非常多，因而沦于肤浅的地方也可能很多，甚至会有一知半解的东西。不过，我确实只是凭感悟书写的。故而，浅薄之处在所难免。 我还论及到数百位与体育有关的人物，随之，也有时间、地点的准确性问题。我基本上不去查阅什么文献，就这样信手 写来，大量的人、事、时、地，主要靠记忆。而记忆并非都那样可靠，只好请行家们指点、纠正了。 我并不是刻意以业余水平来原谅自己，想写，就不能太缩手缩脚，是个什么水平就是个什么水平吧。顾虑一多，就难动笔，动了笔也可能写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写这本书，还是有一些条件的。 首先是我对体育真正热爱，从来热爱，广泛热受，于是，对体育情深意长。 其次，我想我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乃至数学的一些探讨，也有助于我去理解体育本身及其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联。 我还确信，杰出的大学对体育会有特殊的情感。从古中国和古希腊的圣贤们对体育的特别看重，到今日牛津、剑桥等对体育的特殊理解，都说明这一点。 在一本介绍哥庭根大学的书中写道：现在骑术、击剑、舞蹈仍然是哥庭根大学体育课的内容，但更多的学生从事的已经是足球、网球、田径和游泳等运动了。项目变化了，但对体育课的重视没有变化。体育永生永在。 毫无疑问，我把对体育的认识和深深的情感也转移到了整个的办学理念之中。在我任校长的近30年时间里，体育一直是我看重的，我看重它，是因为我看重学生，看重人，也看重我的大学；显然，我所看重的体育也大大推进了我的大学的发展。 我把体育与人，与人生，与人性，与人类，与人文，与人格，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我对体育的情感至深至远的缘故。体育学即人学之一种。 起初，我把这本书名定为《体育与人生》，但觉得《体育与人》这个书名更贴切。然而，《体育与人》这个书名马卫平已用过了。后来，我又觉得书名相同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布鲁贝克写过一本《高等教育哲学》，我不是也写过一部同名书吗？所以，最后还是将本书定名为《体育与人》。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也有一种回归的感觉，我对人、对人性的无数感悟在体育学中充分表达出来，通过体育学而与天地相连，又经天地而回到人间。 因为体育通天达地，所以，体育也让我知晓天地之恩。谢天，谢地，也谢体育。 我长期从事过数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我对数学知之甚少；我长期从事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但我仍不能说我对教育学十分通晓；我对哲学也情有独钟，但我充其量认为自己只是站在了哲学的门口；我喜欢体育学，而且总算是写出了一本体育学的书，但我决不会认为我已是体育学的一位行家了。但我还是可以说，我和它们都有缘，更可以说似曾相识了。 言谈间，我说了体育学。我有资格使用这个“学”字吗？“学”，意味着，是一种学术、一种学问或学识。但是，若不用又好像有困难，这至少是属于体育学的吧。好在我并没有在书名中使用“体育学”一词而只是用了“体育”一词。 在体育界有许多我熟悉的人，也有一些称得上朋友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们的指点。似乎可以在经请他们指点后再出版，但我并不打算精益求精，我相信我也精不到哪里去。我还相信，我对体育的钟爱，会令他们高兴的，因为在他们的队伍之外，也有像我这类十分热心他们事业的外行伙伴。这样，也许他们会因高兴而更愿意指点了。 2013年3月9日脱稿 2013年3月31日修订 2013年5月1日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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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8 1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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