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2012)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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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2012)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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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华语散文第一大奖——第四届(2012)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盛典，于2013年5月17日上午,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中心隆重举行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并列头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刘亮程的《在新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郑小琼、耿立、张锐锋、艾平、诸荣会、鲍尔吉?原野、袁瑛、周齐林、帕蒂古丽、窦宪君10位作家的单篇散文，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本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申报及评奖活动，受到了海内外作家及文学组织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无论从申报数量、质量，还是作者范围上，都比前几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整个华语散文2012年度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都进入了评选视野；作者遍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地区。在推荐过程中，让组委会深为感动的一件事是，著名作家、诗人，年逾80的邵燕祥先生，也亲自提笔，写来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盛赞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公信力。
本届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产生，可谓一波三折。初评作品产生后，有几位评委发现著名美学家、作家高尔泰先生出版于2011年的散文集《寻找家园》在2012年有多次再版，于是不谋而合地再次推荐，按照《在场主义散文奖章程》（2012年修订版），在初评中遗漏的好作品，经3人以上评委推荐，可以直接参加复审。而这部作品经过复审及最后终审的排序打分，与金雁女士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又一致，一同斩获本届最高奖——在场主义散文奖。
从评选的结果来看，本届获奖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在场主义散文奖所倡导的散文性与在场精神。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展示了作者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和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真诚，真切。作家举起手中刀一样锐利的笔，依凭内心诚实和良知的尺度，剖开历史纷繁喧哗的表象，还原了那些让人颤栗的生活细节和日常感觉。对人性中的恶如何被一步步放大，一次次扭曲，进行了慢镜头回顾般的揭露和审判。对作家本人，他所写到的历史人物以及阅读者来说，都将经历一次深刻的灵魂炼狱。作为美学家的高尔泰先生，文字苍莽浑厚、精洁优美，用笔棉里裹铁、节俭强健，对散文的美学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生动演绎。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的获奖，再一次证明了在场主义散文奖宽阔的视野、独具一格的标准和严格公正的评奖程式。本书对俄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一次精准的回顾，对事件以及知识分子在事件中的表现和心理做了独到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生动精炼的描绘。这种解读和描绘，让本书具备鲜明的在场力量、关怀重量和体察难度。该书对反思历史，映照当下现，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获得提名奖的三部散文专著也各具特色，代表着一方重镇。刘亮程的《在新疆》是作家继《一个人的村庄》后又一部有着梦幻般美丽色彩的力作。而且本书和《一个人的村庄》比较起来，虽然不再有最初的澄净，但却具有深刻的苦难和自觉，而且作家艺术手法更加圆润老道，驾轻就熟，代表着作家的又一座散文高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的虽是戏剧大师的前尘往事，但正如作家副题表述的——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作家用感性饱满的笔触，渲染了一幅幅美丽生动的时代云烟，表现了这些戏剧大师在种种政治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和他们独守正直与良善的高贵品格，作品以近似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戏剧大师们也难以把握的戏剧人生。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是一部心灵的牧歌，也是一部时代的挽歌。作家在书中向世人展示了他那在现代大都市中如同瓦尔登湖一般的711号园，他三年居住时间里的细腻观察和深沉思考。全书洋溢着咀嚼生命本真和心灵愉悦的幸福滋味。而这座世外桃源最终被现代工业文明所侵占，作家强抑着绝望的内敛叙述，更使得本书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本届获奖的十部单篇作品，也都以各种面貌，各种姿态，呈现了作家写作的在场意识，对现实当下及灵魂的关注，对散文本质特性及美学意义的探索和挖掘。在年度的单篇散文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四届（2012）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
（以得分多少为序；相同得分，以作品首字笔画为序。）
一、在场主义散文奖（2部，并列）
寻找家园/高尔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金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二、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3部）
在新疆/刘亮程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
伶人往事/章诒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阎连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
三、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10篇）
女工记/郑小琼《人民文学》2012年第1期
秋瑾：襟抱谁识？/耿 立《北京文学》2012年第2期
迷境/张锐锋《十月》2012年第1期
呼伦贝尔之殇/艾平《美文》2012年第8期
最后的生命之花/诸荣会《钟山》2012年第2期
沙日拉咩绕，我的马/鲍尔吉?原野《人民文学》2012年第5期
坝上/袁瑛《失落的乡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
南方工业生活手记/周齐林《广州文艺》2012年第4期
模仿者的生活/帕蒂古丽《民族文学》2012年第9期
没心草/窦宪君《在场》2012年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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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寻找家园》授奖辞
  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文集，写成于他漂泊之中，但这不是一本漂泊的书，而是一部生命之书。它不是漂泊中的见闻，甚至不是“拣尽寒枝”的人生感慨。贯穿其中的是对生命自由矢志不渝的执著追求。正是生命的自由和尊严，让他举重若轻，坦然直面惨淡的现实，踏平了所有的崎岖和坎坷，坚定地开辟出一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生命征程。
  这些文章在家国沧桑和世态炎凉上用笔，却在生命的磨难和砥砺上用力。他从《梦里家山》起笔，历历在目地展现出从孩提时代到隐居地球另一边的遭遇，比较完整地映现了作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数十载家国，几十年前尘往事，一路血雨腥风，步步惊心动魄。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面前的现实，好像是一架强悍的机器，开足了马力要规范和清除一切异已。他选择了用身体介入残酷的现实，用头颅迎向桎梏的硬墙。他与现实生存空间的冲撞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匹夫之勇，尽管他天性倔强，而是源于他对人性和生命本质的理性思考，凭借的是对生命自由的信仰。高尔泰曾经为中国思想界和美学界贡献了开创性的新思想—— “美是自由的象征”。他的基本观点就是，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沉思与追寻，竞成了他人生苦难的根源，当然也是他固执坚守的崇高理念，那怕失欢于众，获罪于邦，他也不会折腰。炼狱般的人生之路，傲然挺立的是生命意志的顽强。炼狱在后，信仰在前，非常人能够承受的生命之重，更能折射出人性的伟大和生命的光芒。高尔泰用自己的人生、用遍体的伤痕实践和论证了“美是自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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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的答谢辞
  获授大奖，至为铭谢，倍感荣幸。
  倍感荣幸的理由是：
  1， 这是一个民间的奖项，代表着一种独立的人文精神，和鲜明的道义立场。它的权威性和含金量，象征着在重重压力和干扰下，民间力量不可阻挡的成长。我把我的获奖，视为是来自历史漩涡中心的、对于边缘的关注和期望。
  2， “在场”而成为“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美学，一种创造性的、拓展思维空间和精神维度的导航。这个“在场”之“场”，不仅是力学的、语义的、也是行动的。它把写作视为参与，视为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
  3，特别是在，一个国际奖项所造成的价值错乱，导致不少写手远离现场，迎合西方趣味的今天，展示出如此清醒的认知，不仅是对于文学写作，也是对于一切形式的社会关注和历史使命感的鼓励。
  4，过去颁奖的记录，表明抢救真实（包括被尘封的记忆和被涂改的现状），是“在场”行动的第一选项。许多消失中的现场，将因此定格在新的历史之中。在这乖巧文学盛行的时代，我自豪能被认可，参与了这前赴后继的拓荒。
  5，我对金雁女士及秦晖先生的写作早有敬意。能和金雁女士并列获奖，也是我难得的荣幸。
  深深致敬，深深感谢，深深鞠躬。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授奖辞

  金雁女士以其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几十年来的执着迷恋与研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梳理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直观效果的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图景：一个个伟大作家灵魂深处的高尚与委琐、正直与扭曲、常态与变态，都在作者缜密而严谨的史实发掘中遁形，都在作者无情而锋利的手术刀下被一一解剖。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历史的聚光灯下，采用了“用长时段‘立体’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这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正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近百年来俄苏文学和文化的沉重铁门，其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才是此书最可贵的亮点和看点。
  不仅如此，流畅，甚而有时华丽的语言，为此书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效果和可读性，一针见血的评析，气势如虹的描述与论证，往往建立在痛快淋漓的语言表达之中，拂去了当下散文随笔拿腔拿调与矫揉造作的浮华，在洗尽铅华中获得了最宝贵的文学纯真元素，其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天然地流淌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这才是文学的天籁！
  阅读此书，不仅使我们从俄苏文学这面镜子中的知识分子面影中，看到了百年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倒影；更是在长歌当哭的严酷历史中，读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应该何为的真谛！深刻地启迪后来者透过历史的雾霭，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去为人为文。这就是历史和艺术所要抵达的思想彼岸——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社会良知的精确定位与登陆。
  《倒转“红轮”》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大奖名至实归，它应该是这个奖项的荣誉，也是知识分子书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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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的答谢辞



  非常感谢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给了《倒转红轮》。这本书的获奖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我感到很荣幸，同时也感到意外。在这本书交付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就说，它不会有太广的阅读面，这是一本小众和慢阅读的书，不能指望它会成为畅销书，尤其是在微博文化盛行的今天。有人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有耐心阅读超过200字以上的句子，而这本700页的书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能显得太沉重了，所以我当时的心理预期只要出版社不赔钱就好。



  把俄罗斯知识群体的发展形成衰亡过程告诉中国读者，真实地反映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我的职责。我希望人们在走近真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时，少一些个人情感的臆想判断，多一些经得起追问的历史推敲，多一些历史感悟，多一些历史透视。把它放在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的背景中去考察，才会感知到这些鲜活的思想产生的路径。



  我想向源头讲起，讲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把隔代遗传相互关系交待清楚，知识阶层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取得相互谅解，每一个阶段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是思想史上的教训，但至今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想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跷跷板现象作一个长时段的审视；厘清俄国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谬误；破除“列宁主义神话”；找到“红色专制”的源头。弄明白当初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会发生蜕变。我希望它像一面镜子能够反馈出我们的问题。对中国的未来我们没有现成答案，我们大家既是参与者，也是探险者。但是毫无疑问，别国已有的经验是中国的未来向良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作为深爱着片土地的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希望中国少走弯路，少付出一些代价。如果这本书能为中国思想界和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价值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谢谢大家。



  刘亮程《在新疆》授奖辞



  刘亮程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根据他“文学是梦学”的原则，展示了梦幻式的写实，开拓了一种诗化与哲理交织的风格。他虚构了只有一个人的村庄，让孤独的个体生命在不受社会干扰的境界中，与荒漠自然对话，显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因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散文家和农民哲学家”。



  在最近出版的《在新疆》中，他坚定地遵循着自己的梦学原则，把目光从自然转向与人的关系，不拘于亲情和友情，而是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把记忆作为梦，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渗透着充满农民天真如童话、深沉如哲学的想象。如让狗叫和庄稼丰歉建构因果，以驴的“心理”想象青年男女钻庄稼地的刹那的秘密，等等。这使得他的想象超越了一般散文家的边界日常生活，因而富有了审美的、幽默的情趣。



  他观察人生，强调记忆和现实的错位，在个体中，在看似狭窄的记忆中，穿越时间和空间，在想象中自由地作逻辑的推演，概括生命的美好和生命的无奈。他把亲人分化为自身的过去和未来。在前辈的生命历程中，想象生命从幼稚到死亡的必然。以记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消失和重建，为亲人和自我确定不同的性质。过去是记忆的变异，未来虽是记忆的空白，而空白恰恰显示出生命的局限，从而在审美的诗化中焕发出审智的异彩。西北农村的现实和生命，在他朴素的口语和没有复合句的语言中，建构起浑然一体的和谐诗意；而生命的哲理则以一种宁静致远的风度渗透其间。



  在刘亮程的笔下，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实在，一切都由经验和记忆定性。“这个世界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有时活在自己想的事情里，有时活在别人想的事情里”。

  这就是他的艺术纲领，也是他的思想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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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的答谢辞

  和新疆的一场相遇
  ――在场主义散文奖感言
  刘亮程

  感谢各位评委，感谢读者朋友。向一同获奖的诸位表示祝贺。
  我来自新疆，一个远离海洋的地方，那里干燥空旷、少雨多风，什么东西都长得慢，我的写作更慢，《在新疆》这部散文集，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十年可以收割10茬麦子，可以长成一棵树，甚至长老一代人，但却不一定能写好一部书。一部书有自己的生长期。尤其一部散文著作，她是有年轮的。心灵的年轮印在文字里。那可是一年都不能少，少一年都长不成。
  《在新疆》之前，我写过另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也花了十年时间。其实，《一个人的村庄》已经完成了我的散文写作。我用一本书就完成了自己。完成的如此完美。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早早干完一辈子的活，呆在家里。”我从来没想过再写一部书去超越她。我超越自己干什么。
  《一个人的村庄》之后，我闲了一些年，我在书里塑造的那个闲人，就是我自己。《在新疆》就是这个闲时间里写的。我从村里出来，开始在新疆大地上行走，仍然是游手好闲的走，全是闲散文字。可是，走着走着我发现，我跟新疆这个地方相遇了。
  《在新疆》是我跟新疆的一场相遇。
  谢谢。

  章诒和《伶人往事》授奖辞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了八位京剧大师的前尘往事。作者用感性饱满的笔触和近似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戏剧大师们也难以把握的戏剧人生；通过他们的坎坷遭遇、独守正直与良善的高贵品格，渲染了一幅幅美丽悲情的时代云烟。作品文字诗意辞达，在尖锐愤懑中，又不失优柔善意，展现了作者强大的历史洞察力、语言表现力和积极介入姿态。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京剧史、社会人文史，以及思想政治史的切肤记忆，是在场批判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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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的答谢辞

  我大半辈子挨批。如今，际遇有所改善：人不挨批，仅书被禁。写书十二本，九本半在港台出版销售。《伶人往事》是先出后禁。禁就禁吧，我不会再提抗议或打官司。七十岁了，抓紧时间继续写作。所以，当我被告知“伶人”一书获提名奖，深感意外。
  作品从来是由时间评判的。任何奖项都是一时的，甚至是瞬间的。何况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满意过。但我对“在场主义”的组委会，评委和广大读者，心存感激。“休嫌一片瓦，珍重值千金。”
  ——因为它发生在大陆。
  手书言谢，益觉抱惭，再谢！

  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授奖辞

  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是一本特别的书，也是一曲现代都市人返朴归真、梦想破灭的挽歌与悲曲。作家以生态主义的立场、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在场叙事的姿态，真实记录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田园梦。作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植物、花草、林木、菜蔬、鸟类、动物、农具，以及秋天的落叶、冬天的湖泊等自然景象，都融入了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对大自然的“介入”与“倾听”，有生活的经验和生命的温润。作品观察细致入微，描写体贴在场，文笔摇曳多姿，处处闪烁着想象的光芒，散发出本真、心灵愉悦与现实痛感相交织的复杂信息。这既是向瓦尔登湖的致敬，更是放松精神、净化人心、提升灵魂的“疼痛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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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答谢辞

  把这个在中国因为评奖过程的独立和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散文奖给我——尽管是一个提名奖，也让我深深的感动。
  中国有许多文学奖，但那评奖的过程和结果，总是让人诟病和喧哗。而“在场主义”，却有其自己的评奖标准和原则，尤其它对人、文学、文化和世界，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在场主义”的评奖，对“在场写作”的推动，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在对抗着中国汉语言文学的“轻与绕”和“巧与逃”，更是对那一片片把写作的椅子搬到文学的大道上、蘸着领导口水写作的人；对在写作中键盘旁放着文件的人；对左脑写作、右脑想着读者口袋的人，给以了君子般平静的理解和宽容；你们从那密集写作的人群的缝隙，费力地走自己的路，直自己的腰，终于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在人群和奖群中站了起来。
  感佩。感激。也感动和感叹。
  尊敬的评委：《北京最后的纪念——我与711号院》，写了失去的花草、树木、昆虫、动物、鸟雀、白云和水流，还写了作家“在场”时，面对现实和权力的软弱与逃避，及软弱与逃避中的无奈和无处之逃循。你们不把大奖给它是一次正确的选择。《红轮》和《寻找家园》的那些作家们，更应该赢得这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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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2012）在场主义散文奖授奖辞
高尔泰《寻找家园》授奖辞

（宣读版）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文集，写成于他漂泊之中，但这不是一本漂泊的书，而是一部生命之书。它不是漂泊中的见闻，甚至不是“拣尽寒枝”的人生感慨。贯穿其中的是对生命自由矢志不渝的执著追求。正是生命的自由和尊严，让他举重若轻，坦然直面惨淡的现实，踏平了所有的崎岖和坎坷，坚定地开辟出一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生命征程。

这些文章在家国沧桑和世态炎凉上用笔，却在生命的磨难和砥砺上用力。他从《梦里家山》起笔，历历在目地展现出从孩提时代到隐居地球另一边的遭遇，比较完整地映现了作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数十载家国，几十年前尘往事，一路血雨腥风，步步惊心动魄。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面前的现实，好像是一架强悍的机器，开足了马力要规范和清除一切异已。他选择了用身体介入残酷的现实，用头颅迎向桎梏的硬墙。他与现实生存空间的冲撞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匹夫之勇，尽管他天性倔强，而是源于他对人性和生命本质的理性思考，凭借的是对生命自由的信仰。高尔泰曾经为中国思想界和美学界贡献了开创性的新思想—— “美是自由的象征”。他的基本观点就是，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沉思与追寻，竞成了他人生苦难的根源，当然也是他固执坚守的崇高理念，那怕失欢于众，获罪于邦，他也不会折腰。炼狱般的人生之路，傲然挺立的是生命意志的顽强。炼狱在后，信仰在前，非常人能够承受的生命之重，更能折射出人性的伟大和生命的光芒。高尔泰用自己的人生、用遍体的伤痕实践和论证了“美是自由的象征”。

（证书版）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文字有着不可言喻的力量。它不仅重构了那段家国沧桑、人生磨难的历史现实，而且令热烈的血液鼓荡，唤醒对生命自由的沉思和追寻。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授奖辞

（宣读版）金雁女士以其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几十年来的执着迷恋与研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梳理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直观效果的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图景：一个个伟大作家灵魂深处的高尚与委琐、正直与扭曲、常态与变态，都在作者缜密而严谨的史实发掘中遁形，都在作者无情而锋利的手术刀下被一一解剖。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历史的聚光灯下，采用了“用长时段‘立体’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这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正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近百年来俄苏文学和文化的沉重铁门，其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才是此书最可贵的亮点和看点。

不仅如此，流畅，甚而有时华丽的语言，为此书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效果和可读性，一针见血的评析，气势如虹的描述与论证，往往建立在痛快淋漓的语言表达之中，拂去了当下散文随笔拿腔拿调与矫揉造作的浮华，在洗尽铅华中获得了最宝贵的文学纯真元素，其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天然地流淌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这才是文学的天籁！

阅读此书，不仅使我们从俄苏文学这面镜子中的知识分子面影中，看到了百年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倒影；更是在长歌当哭的严酷历史中，读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应该何为的真谛！深刻地启迪后来者透过历史的雾霭，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去为人为文。这就是历史和艺术所要抵达的思想彼岸——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社会良知的精确定位与登陆。

《倒转“红轮”》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大奖名至实归，它应该是这个奖项的荣誉，也是知识分子书写的胜利！

（证书版）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具有直观效果的俄苏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一个个伟大作家灵魂深处的高尚与委琐、正直与扭曲、常态与变态，都在作者无情而犀利的笔锋下被一一解剖。作品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精确定位与登陆。痛快淋漓的语言，一针见血的评析，在洗尽铅华中，获得了最宝贵的文学本真元素，是文学审美性和艺术性的天籁表达。

刘亮程《在新疆》授奖辞

（宣读版）刘亮程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根据他“文学是梦学”的原则，展示了梦幻式的写实，开拓了一种诗化与哲理交织的风格。他虚构了只有一个人的村庄，让孤独的个体生命在不受社会干扰的境界中，与荒漠自然对话，显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因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散文家和农民哲学家”。

在最近出版的《在新疆》中，他坚定地遵循着自己的梦学原则，把目光从自然转向与人的关系，不拘于亲情和友情，而是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把记忆作为梦，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渗透着充满农民天真如童话、深沉如哲学的想象。如让狗叫和庄稼丰歉建构因果，以驴的“心理”想象青年男女钻庄稼地的刹那的秘密，等等。这使得他的想象超越了一般散文家的边界日常生活，因而富有了审美的、幽默的情趣。

他观察人生，强调记忆和现实的错位，在个体中，在看似狭窄的记忆中，穿越时间和空间，在想象中自由地作逻辑的推演，概括生命的美好和生命的无奈。他把亲人分化为自身的过去和未来。在前辈的生命历程中，想象生命从幼稚到死亡的必然。以记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消失和重建，为亲人和自我确定不同的性质。过去是记忆的变异，未来虽是记忆的空白，而空白恰恰显示出生命的局限，从而在审美的诗化中焕发出审智的异彩。西北农村的现实和生命，在他朴素的口语和没有复合句的语言中，建构起浑然一体的和谐诗意；而生命的哲理则以一种宁静致远的风度渗透其间。

在刘亮程的笔下，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实在，一切都由经验和记忆定性。“这个世界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有时活在自己想的事情里，有时活在别人想的事情里”。

这就是他的艺术纲领，也是他的思想纲领。

（证书版）刘亮程的《在新疆》，坚定地遵循着作者的梦学原则，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把记忆作为梦，渗透着充满农民天真如童话、深沉如哲学的想象。在想象中自由地作逻辑的推演，概括生命的美好和无奈。西北农村的现实和生命，在他朴素的口语和没有复合句的语言中，建构起浑然一体的和谐诗意，而生命的哲理，则以一种宁静致远的风度渗透其间，在审美的诗化中焕发出审智的异彩。

章诒和《伶人往事》授奖辞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了八位京剧大师的前尘往事。作者用感性饱满的笔触和近似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戏剧大师们也难以把握的戏剧人生；通过他们的坎坷遭遇、独守正直与良善的高贵品格，渲染了一幅幅美丽悲情的时代云烟。作品文字诗意辞达，在尖锐愤懑中，又不失优柔善意，展现了作者强大的历史洞察力、语言表现力和积极介入姿态。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京剧史、社会人文史，以及思想政治史的切肤记忆，是在场批判的范例。

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授奖辞

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是一本特别的书，也是一曲现代都市人返朴归真、梦想破灭的挽歌与悲曲。作家以生态主义的立场、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在场叙事的姿态，真实记录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田园梦。作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植物、花草、林木、菜蔬、鸟类、动物、农具，以及秋天的落叶、冬天的湖泊等自然景象，都融入了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对大自然的“介入”与“倾听”，有生活的经验和生命的温润。作品观察细致入微，描写体贴在场，文笔摇曳多姿，处处闪烁着想象的光芒，散发出本真、心灵愉悦与现实痛感相交织的复杂信息。这既是向瓦尔登湖的致敬，更是放松精神、净化人心、提升灵魂的“疼痛写作”。

郑小琼《女工记》授奖辞

郑小琼的《女工记》，是真正意义的“底层经验”范本。她以天使般质朴的叙述，切入工业流水线上的日常细节，记录连缀不断的现场，传递人物与命运抗争的无力感，以及冷漠和隔膜。作为散文文本，它是现实意义的实验之作，展现了“散文性”与“现代化”这两个关键词的个人奇遇。亮色使暗处更暗，苦难让美丽更持久。文字永远是灰色的，但梦想、尊严和生命之树长青。

耿立《秋瑾：襟抱谁识》授奖辞

耿立的《秋瑾：襟抱谁识》，可称为调查式的散文写作。对于真相的穷追不舍，不仅凭借对考察难度与历史黑洞的勇气，还需有探究的耐力和智慧。结论的确凿和铿锵，源于证据的相互指认。我们欣赏无言沉静之美，同时也奖掖雄浑、力度和掷地有声。

张锐锋的《迷境》授奖辞

张锐锋的《迷境》，以蝴蝶作为自我展开的起点，并与之同行，而后经历一段摇曳、壮阔的叙述旅途，直抵一种梦境般的密境。作者是理想主义者，他挑战的是汉语长距离、多姿态的飞行。他精美绝伦地运用汉语辞藻和修辞的天赋令人惊叹！作家不仅从一只蝴蝶的轻伤中看到了自己，还看清了世界，唤醒业已麻木的同情和怜悯，并用那双人工修复的翅膀，带给我们以信仰。

艾平《呼伦贝尔之殇》授奖

艾平的《呼伦贝尔之殇》，将主体放置在一个沧桑的时代和洁净的背景中展现，保留了对于传统叙事的敬畏。草原之初，一切从细节开始，然后延伸再延伸，直到地平线矮下去。视觉无所不及，因为对象永在内心。背影是从容的。记忆是惆怅的。而微笑仍将继续。

诸荣会《最后的生命之花》授奖辞

诸荣会的历史文化散文《最后的生命之花》，一改当下此类作品不顾真相的戏说面孔，站在舞台的纵深处和台前幕后，认真地观察解读一位具有争议的现代知识女性。它以清俊的叙述，温暖的情感，还原了黑暗背景下，美丽最后的色彩和姿态。

鲍尔吉·原野《沙日拉咩绕，我的马》授奖辞

鲍尔吉·原野的《沙日拉咩绕，我的马》，写了一位蒙古骑兵战士与他的战马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的经历。情韵生动的语言，真切饱满的情感，金属碎片一般铿锵作响的记忆片段，以及略带自恋的幽默数叨，举重若轻的叙述，让这篇散文呈现出摇曳多姿的奇幻色彩，具有鲜明的散文性标本意义。

袁瑛《坝上》授奖辞

袁瑛的《坝上》，有着旧照片似的迷人气息。川西坝子上的风土人情、物事掌故，作者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展开了一幅风情浓郁的民俗画卷。全文淡远宁静，气韵生动，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散文表现策略的着迷，以及她为此进行的有效的复活。

周齐林的《南方工业生活手记》授奖辞

周齐林的《南方工业生活手记》，有着超越作者年龄的冷静和从容。冷硬的铁件、逼仄的居室、脏乱的空间、荒凉的情绪，物质技术的强大冒进，与人类美好情感的萎缩空败等，这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下元素，被作者照相式地呈现出来，有一种真相剥离中震撼人心的在场力量。

帕蒂古丽《模仿者的生活》授奖辞

帕蒂古丽的《模仿者的生活》，从一个人喜欢模仿的趣味和技能出发，如同提着一个网扣，撒开又收拢，经过层层生发、过滤及抽剥，最终给我们捧出人性中暴力惯性的血淋淋内核。作品行文轻松活泼，在日常习俗及生活片段中放笔和收笔，字字漫不经心又发人深思，刀刀见血却欲言又止，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窦宪君的《没心草》授奖辞

窦宪君的《没心草》，是一次切入生命的在场写作体验。作者用绝大的勇气，把笔触深入到时光中最坚硬的那一部分，再现了令人心动的温暖和柔软。和同类题材处理手法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夸大和乞怜，而是以“往后退”的叙事流，饱满的底气，乐观的心态，在从容不迫、节制而内敛中，呈现出散文的厚度、力度和在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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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

高尔泰：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

文学报 傅小平

　《寻找家园》展示了作者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和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作家举起手中刀一样锐利的笔，依凭内心诚实和良知的尺度，剖开历史纷繁喧哗的表象，还原了那些让人颤栗的生活细节和日常感觉。
　　
一、记者：读《寻找家园》，于我是在分享一种至为独特的生命体验。在我的感觉里，这本书是安静的、纯净的，却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它是通体敞亮的，却遍布阳光透过树林间隙在地上投下的斑斓的色彩。它的姿态是沉郁而又内敛的，却有着强大的磁场。某种意义上，这称得上是一本用心血淬炼成的“失败之书”，却也是见证一个注定不可复制的个体精神历程的“磨难之书”。我还能想到的两个极端意象是，它像是鲁迅所说的“地火在运行”，但最终抵达了海德格尔所言的“澄明之境”。联系到您历经艰辛坎坷的一生，特别想知道您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写作这本书的？隔了这么些年，又如何看自己写下的这本书？
　　高尔泰：对我来说，所谓寻找家园，无非就是寻找意义。出国后，谋生不易，有一次记者来访，问我有没有“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的感觉？我说没有，从来不曾拥有的东西，不会感到失去。所谓不曾拥有的土地，只是个比喻。人生短暂渺小，它的意义只能植根于身外大的世界和长的历史。我的漂泊感和无意义感，也就是一种世界没有秩序、历史没有逻辑、个人没有着落的感觉，似乎宿命。我写作，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这个意思，在书的序言中好像说到了一些。
　　你问我隔了这么些年怎么看这本书？我说，回头看去，它就像一棵植物，在盐碱砂石里长出来，自然而然地，就在那里了。它所能得到的，一切阳光雨露的滋润都来自中国大陆民间。我因此也触摸到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深层意义。
　　记者：从汉语写作的角度看，《寻找家园》可谓另类。这本书消失了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人写作中难以剥离的革命语调。它没有“民国范”，也不见近年汉语写作中俯拾皆是的“翻译腔”。如若找寻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古代洗尽铅华的汉语写作一脉。所以崔卫平先生说你藉以写作的是“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以此想听您说说，您从哪里习得了这样的文学素养？除文学阅读之外，您的绘画训练和哲学思考，是不是也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何以您的写作会和您身处的时代氛围拉开这么大的距离？
　　高尔泰：这些问题，我先前没有想过。要说影响，我想最大的影响，该是古汉语吧？儿童时代，在那个闭塞的山村里，父亲给我的最初的教育，就是古文。许多东西觉得好得不得了，到现在都背得出来。这个影响是看不见的。绘画也是。但不是什么画都是。商品画是商品，宣传画是宣传，装饰画是装饰。这里所谓绘画，纯粹是心灵的表现。点、线、色彩和点线色彩的符号———文字，都无非表现的媒介。符号操作与视觉操作，概念运算和意象经营会互相影响，也会互相制约。在《画事琐记》中，我提到过苏联式技术训练怎样改变了我的感觉思维方式，那是在技术层面上说的、一种精神奴役的效果。所以我也不敢说，和当时的时代氛围，拉开了多么大的距离。当然也有一些距离。那可能和我从小到大被孤独、被当作局外人的经历有关。也可能和北岛所说的性情古怪、难以归类、不便管理有关。
　　记者：《寻找家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如北岛所说的“朴实而细腻”。我想这很能体现您的美学观。在早年的《论美》中，您曾写道：“最朴素的语言，就是最美丽的语言。”另外就这本书的题材而言，您在繁体字版自序中说，称为自传、回忆录等都不恰当，相比而言，把它归为“散文”比较合适。而这次您获得的也是“在场主义散文大奖”。不妨结合您的美学观，谈谈对散文的理解。
　　高尔泰：散文的特点是散，比较随意。可以论政，可以议事，可以写景，可以抒情；可以讲故事、说家常；可以形而上、形而下；也可以是这等等的融合；可以长，可以短，也可以没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庄子》　有个大的理论框架，《史记》有个大的历史顺序，但如果从中挖出一小段，独立地看，也有可能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天性散漫，有一种对于结构、体系之类刚硬框架的恐惧，总觉得那就是老子说的“坚强者死之门”。喜欢散文也是天性使然。我做作文，力求“不隔”。“不隔”的理想是王国维提出来的，比如“池塘生春草”，比如“空樑落雁泥”，没有典故，没有藻饰，没有感叹号，没有可有可无的字，读之如在目前，那就是不隔。我所谓的朴素，无非就是那个。这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那个，而是说我这样要求自己。
　　
二、记者：在《论美》一文中，您写道：“在美的领域中，诗占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同美一样，诗也是一种感受，不过它比美更深微，更复杂，更辽远。诗是美的升华。”您还写道：“语言愈朴素，它就愈接近于诗。”这些观点您都点到即止，没有展开论述，也就给读者的理解留下了空白。我想，您所说的“诗”该是不能等同于“诗歌”的，和当下流行的烂俗的诗歌更是差之千里。但“诗”是否包含了“诗性”、“诗意”、“诗化”等意思？
　　高尔泰：狭义的“诗”字，只是指谓着某种文体。有文体，不等于就有诗。我们讨论的是，这个文体以外的“诗”字，具体是指什么？我的理解，所谓诗的境界是一种特定的情境，它来自特定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一个伟大诗人，比如杜甫，不管走到哪里，所见无不是诗。“一卧苍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世界上没有比“青锁点朝班”更庸俗的事情了，但是放在“一卧苍江”之下，就有了浓浓的诗情。把这诗情表现为文字，是诗人的本事。把这文字复活为诗情，是读者的本事。
　　记者：我想到歌德的自传　《诗与真》。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是因为您在谈论“美”时，绝少提到“真”。您提到“爱与善是审美心理的基础”，也“应当是批评的原则”。但在我们惯常的理解里，真善美是“绑”在一起言说的，也可以说从真到美是一个递进的序列。我不知道把“真”赶出美的疆域，是不是因为您对“真”抱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对此，您一定有自己的思考。
　　高尔泰：真善美三者，是一个完美的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家们公认，一个物理公式，或者一个数学方程，都有个美不美的问题。如果不美，就意味着不正确。在这里，正确一词可以解释为“真”，也可以解释为“善”。猎豹奔跑的姿势很美，这个“美”，意味着速度（不美影响速度），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猎豹而言的“真”或者“善”。社会现象比较复杂，道理是一样的。八十年代我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美感与快感》，专门谈这个问题。里面“最佳存在方式”一词，可以解释为“真”，亦可以解释为“善”。
　　记者：以我的理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场美学论争中，都把您的美学观斥之为“主观唯心论”，是一种偏执的理解。因为实际上，您没有否认“存在决定意识”的根本前提。只是在美学范畴里，您高扬“主体意识”，其意义也不只是局限在美学领域，更带有思想解放的色彩，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所以，您倡扬的美学，某种意义上是为人生的美学，实践的美学，关于人的处境的美学，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的美学有根本区别。而“唯物”、“唯心”的两分法，从当下语境看，着实不如强调“唯真”、“唯实”来得实在。时过境迁，您对当时的美学观有何新的理解？
　　高尔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刚从深渊下出来，火气很大，只想呐喊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首先强调的是，“把人当人”。对于我来讲，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的第一篇，是《关于人的本质》，那以后关于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的思考，都是从这里来的。美的追求和人的解放，不可分割。所以我常常强调，美学是哲学的内隐框架，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八十年代我发表过一篇两万多字的东西，题目叫《什么是哲学》，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具体。现在曾经沧海，看惯了世事如棋，比较沉得住气了。但是仍旧认为，美的追求和人的解放不可分割。
　　记者：我感觉，在美学范畴里，主体意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问题是怎样保持所谓主体意识，所谓美感的纯粹性。我们置身的现实常常是，我们“感受”到的美，并不是由心而发的，自己所能发现的独特的美。多半是被教材、广告等媒介刻意塑造起来的美。因为此，多少庸俗的事物，借着发现和追寻美的名义得以到处流传。对当下的美学处境，您满意吗？您又是怎么看的？
　　高尔泰：我所理解的主体意识，实际上就是个体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完全独立于那种没有个体自我的群体意识。过去的群体意识，是做齿轮螺丝钉“驯服工具”；现在的群体意识，是追星跟潮流合群而大，思想感情都是外包的。两种群体意识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自我。失重不等于自由，跟风不等于审美。在众多的声音之中，附和最大的声音，虽然是自由选择，仍然是没有自我。我们仍然只有确立真正的主体意识，才有可能在今天的眼花缭乱之中，找回失落的自我。
　　记者：读您的美学论著，我止不住做一个假设：假如您依然置身于国内的语境里，您很可能会继续这样的“美学散步”，您的美学观也很可能会有更为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当然这只是假设，您似乎从来不屑于做体系性的建构，而且也反对对美学规律乃至任何规律的追寻。如此，您的美学观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您只是给出了线索，却没有指明道路，想必普通读者很难进入您的美学情境，和您一起设身处地去探寻、去思索。所以即使您继续美学探索，您的思考也很可能只是“空谷足音”。您自己是怎么理解的？您是否因此感到过知音难觅的孤独？
　　高尔泰：我总是直窜直伏，很少能够“散步”。除了《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我真正专门谈美，始于《美感与快感》一文。本想作为提纲，深入摸索一下。但是看了几篇新小说，情不自禁地又写起文学评论来。接着卷入了文学问题的争论。这种情绪化的做派，只能说明我不是一块做学问的料，即使想做也做不成，因为我在国内，几乎没有过一张安静的书桌。
　　
三、记者：出于您艰辛磨难的人生经历，国内不少人都把您描述成受难者或是殉道者，称您为“当代中国难得的奇人”。个人感觉，作家徐晓写的一段话：“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敏感，但不脆弱；唯美，但并不苛刻。”或许更准确地刻画出了您的精神形象。事实上，您本人无意强调自己经历的磨难，而且您以平常心进入《寻找家园》的写作。在书中，您也写到自己的不堪，比如对常书鸿的亏欠等等，您也写下了自己真诚的忏悔，并由此反复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激之情。我想知道，您从何处获得了这种无所怨悔的向上之气？
　　高尔泰：我们生逢一个不能计划人生的时代，一切都是意外的，被动的，无从掌握的。你问是什么导致了“我之所以为我”，我只能回答说，上帝掷骰子。
　　记者：当徐晓形容您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孩子”的时候，她实际上想说的是，您拥有为“这个世界”所罕见的高贵品质，以至于感觉您是您处身的这个世界里的异乡人。这让我想到尼采“看啊，这个人”的自叹，您大概是当得起这样的一声感叹的。能否说说您是怎样深刻体认到自己“时时刻刻”的处境，并力图有所超越的？与您的精神境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您自觉并不太强的现实生存和适应能力，尽管这一强一弱可能恰恰体现了您人生的智慧。以此更想知道，您所能依恃的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高尔泰：“可贵品质”四字，我万不敢当。懵懵懂懂，而能够死地生还；生存能力很差，而能在滚滚红尘之中拥有小小一方清静；
　　索居独处杜门谢客，而能在遥远故土拥有那么多真诚的朋友和陌生的知音，都无关毅力智慧人格，我只有感激命运。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之所以要强调是“真正”的，一方面是因为你似乎不曾为虚假的理想裹挟着踉跄向前，而且您不像很多人一样经历过虔诚的信仰期，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先知先觉的。另一方面，您一定体会到过深刻的虚无。您有很多的“不信”，但您始终是有所信的。那您信的是什么？您又是如何持有这种“信”的？
　　高尔泰：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因为有信仰，生活得比较踏实，也比较省心。但我因为被强迫信教的体验，失去了信仰的能力。没有信仰，意义虚无，空虚感导致窒息感，不得不用写作来呼吸。这本书写了十来年。开头是手写的，后来才学会用电脑来写。心灵是活东西，无法在一个点上停留。十来年间，心情是有变化的。
　　
四、记者：前些年，您和萧默先生有一个争论。这场争论最后演变为人格高下评判的意气之争，着实有些遗憾。但涉及“记忆与反思”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往制度、文化等更深层面开掘的。遗憾的是，类似争论总是过多停留在人事纠葛上。这是否和我们的文化里缺少“罪感”和“耻感”的意识有关？事实上但凡是人，他的记忆都是不可避免带有选择性的。某一方面的敞开，都可能造成对另一方面的遮蔽。任何建设性的论争，其实应该起到去蔽的作用，从而推进反思一步步走向宽广和深入？您以为呢？
　　高尔泰：事实的“去蔽”，不靠记忆，靠独立客观的调查。有事实，才有认知反思，才可以有个根据，来讨论建设性的问题。
　　记者：您流传甚广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我最早是听大学里一位老师说起的。说实在的，当时并不怎么理解，但它深深打动了我。这倒不是因为它比“美是道德的象征”之类的说词更有说服力，而是因为我能感觉到，这句话里融入了您至为深刻的生命体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您是一个自由思想者。然而您经历的处境，可以说是最不自由的。所以，我总感觉您所追求的“自由”，并非“张扬个性”这么简单，还包含了“活得最真、活得最多”的意味。您是怎么理解“自由”的？
　　高尔泰：自由这个词，能动多义。我所理解的自由，作为哲学概念是敘述词，和必然相对应。作为政治概念是价值词，和奴役相对应。作为艺术概念是动词，和“守旧”相对应，与“创造”、“突破”同义。总而言之，我把“自由”二字，看作是“他由”的反面。什么是“他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被”字。比如，喝茶是自由，被喝茶是他由。旅行是自由，被旅行是他由。
　　记者：在您的书里，很少读到对人的批评和苛责，更多的是为您同时代人回忆过往时特别可贵的善意的同情和理解。这是建立对人性的体察的基础之上的。宽容或是宽恕，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尔泰：宽容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没资格谈宽容。你所说的宽容或者宽恕，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对别人的理解，包括对敌人的理解，这是我力求做到的。
　　记者：从《寻找家园》里，大体是能读出您“美的踪迹”的。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同样充满艰辛，但您的个性是自由发展的。这里面受到您身为教育家的父亲高竹园先生的深刻影响，虽然他也劝阻您不要把绘画当成志业，但并不阻碍您往这方面发展。这其中也有当时教育给人留下了很多空隙的原因。
　　高尔泰：非常非常感谢，你提到我的父亲。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只是被战争的烽火和战后的动乱所埋没，许多理想没有实现。他教我的东西，有些已不合时宜了，比如做人要诚实，比如艺术不能用来牟利。我后来吃的苦头，多与他的教育有关。
　　记者：《寻找家园》　给人很深印象的，还有您写到绘画对您一生的影响。尽管最初父亲不让您绘画，但恰恰是绘画给您带来了一生的福祉。而写作却让您遭遇了很多磨难。您现在以美学家、画家和作家知名，您最认同哪一个身份？您又是怎么看待画画、写作与美学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高尔泰：一辈子东奔西跑，很难“专门”什么。我学的是画画，在国内画政治宣传画，确实从死亡线上救了我一命。在国外画宗教宣传画，也确实为我打下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画那种画，精神上很痛苦。如果我不痛苦，受得了，早就发财了。画了些想画的画，自己很喜欢，但是不懂如何操作买卖。写作同样是心灵的需要。但是稿费很低，有等于无。我们生活很简单，也只能说一句，性格就是命运。至于认同哪一个身份，我实在说不上来。
　　
五、记者：无论是《寻找家园》，还是别的文字里，都不怎么看到您详写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偶尔写到，基本上也关乎国内的现实。在《画事琐记》一文中，您写了被国内一位已故大诗人的女儿骗取信任开办画展的事，尽管只是淡淡地记录了整个过程，但字里行间隐现的悲凉之感，还是能感同身受的。事实上，在这本书的一些章节里，您对国内世事变迁，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示了忧虑。我也知道，您一直关注国内艺术发展的状况。诚如您自己在书末尾说到的，您依然是纯中国的。您果真相信“越是民族的就是越是人类的，越是古典的就越是现代的”？书里的最后一句“我们的许多故事，也都是笨出来的”意味深长。怎么理解？
　　高尔泰：“越是民族的越是人类的，越是古典的越是现代的”。这两句话，我相信后一句。如果一个人面对古代的东西，比如原始洞窟岩画、埃及法老陵墓或者希腊神庙，只能看到它们的考古价值，看不到那些个里面至今活着的审美精神，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谈人文。如果一个人读了释迦牟尼、柏拉图、老子、庄子、李白、杜甫，说是“至今已觉不新鲜”，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谈历史。雅思贝尔斯说得好，古人的许多东西，至今没人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很现代。但是这么说，又牵扯到历史是不是在进步，和什么是历史进步尺度的问题。我觉得归根结底，科技、制度等等，都只是手段。个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只有个人自由幸福的程度，才能作为历史进步程度的标志。如果电子时代钱淹脚背的人们，生活得不比农耕时代幸福，那么古典和现代之间，就不会有明确的界限。至于这两句话的前一句，“越是民族的越是人类的”，面对当今全球范围内文明冲突的残酷性和不可调和性，我觉得很难置喙。
　　记者：在《寻找家园》繁体字版自序中，您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做“人”就是叛逆，做“人”就是漂泊，做“人”就是没有故乡。“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但您分明还在执着地寻找着家园。那您是否已找到了家园，抑或依然在寻找的路上？或者不断寻找和找寻不到，都是您注定要承受的深刻悖论，您明了只是用这一生去寻找就已经足够？

高尔泰：何为“家园”？很难说。先抽象一点儿说吧。我们都来自宇宙混沌，或者说来自大自然，本身就是自然物。但是现代生活，或在线上，或在卡上，离自然已很遥远。窗台上放一盆植物，就像靠近点儿什么。假期到海边或者动物园里转转，就像透一口气。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在牢房里发现一只蚂蚁或者一叶小草，都会非常之喜悦欣慰。这种喜悦欣慰，就是家园之感。现代人有意无意，都在寻找。悖论与否，顾不得了。

2013年05月16日http://wxb.wenxuebao.com/wxb/html/2013-05/16/content_1610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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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变迁保留内心的见证

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家深度访谈

金雁：我希望做“狐狸型”知识分子

文学报傅小平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对俄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一次精准的回顾，对事件以及知识分子在事件中的表现和心理做了独到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生动精练的描绘。

　　

一、记者：《倒转“红轮”》出版伊始就引来很大关注，日前又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读来引人入胜。但未尝不包含了中俄之间有诸多相似处，您探讨的话题较易引发强烈兴趣的原因。这就能解释不少读者在阅读中会不由自主联想到中国，并拿一些事实或现象加以比照了。当您起始写这本书时，是否潜在地包含了这样一种“中国视角”？

金雁：的确有一些读者问到了我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相似，他们还问我，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影射之嫌？说实在，的确没有。我写这本书，其实是为了还一个早已有之的心愿。因为很早以前我就想写这样一个东西。为写这本书，我思考的时间很长，动笔的时间也很长。我总感觉在谈论俄罗斯时，教科书也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谈也好，多有逻辑不通的地方，我们却没去深究。在我看来，我们的通史也好，历史也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厘清这个问题。

这个责任很可能得由我们这些年龄偏大的“40后”“50后”来担当，因为我们大多有浓郁的俄罗斯情结。我们会回过头去反思，是什么造成了俄罗斯的激进主义，又是什么造成了苏联模式。要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得从现在往上去找一些节点，就这样一步步往上回溯，直到最终找到一些历史的渊源。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无暇去考虑什么中国的问题，如果说读者读了书之后有那样的联想，那只能说明，不管国家有多大的差异，人类的历史进程总有共通之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一个规律，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

　记者：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您在某种意义上刷新或颠覆了读者的一些粗浅理解。比如对别林斯基，他那种鲜明的批判立场，那种激越而高亢的批评格调，一直被国内批评界视为典范。但读这本书就知道，实际上文学批评只是他革命意识形态追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对他基于平民立场的激进主义思想显然缺少辨别和反思。又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们知道他一些很有名的著作，也知道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至于他如何影响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进程却不甚了了。在阅读过程中，感觉您面对这个人物有特别复杂的感情。

金雁：的确如此。面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无论从逻辑理论上，还是从我自己的个人偏好上，我都感到很纠结，很为难。因为作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处于地下状态，他总是被捕了后释放，释放了后又被捕。最后流放西伯利亚十几年，等流放回来一年后他就去世了，所以他从来没有在真正的权力之下释放出一些能量。但很显然他的理论，对后来的激进主义、列宁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很大部分还是负面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覆盖在本质之上的一层薄纸，实质的东西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是他们这些平民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资源。但我对他是怀有敬意的，毕竟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没法用更为常态的表达方式，他的激进也有其可理解之处。所以，我就问我先生秦晖，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表达？因为要我说他得为后来的一些历史事件负责，对他个人毕竟有些不公。秦晖鼓励我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表达，如果在人品上，他值得我们去颂扬，你可以写出来，要是在影响后世上有些负面，你也同样不加保留地表达出来。

记者：也因为此，我觉得这本书提示我们去揭开中俄之间相似性的面纱，看到它深刻而清晰的内在纹理。的确有很多事件粗看起来非常相似，细加探究其实会发现很大的差异，甚至是性质上的判然有别。然而我们的思维比较强调求同存异。这是不是说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差异性视角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金雁：其实在写作中，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怎么写，都得从逻辑上讲得通。比如说，俄国走到最后这个状况，是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有贵族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脱离现实和夸夸其谈，才会引来那些平民知识分子、那些“刺猬”们的反戈一击。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对这些养尊处优的“富二代”有很深的抵触心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的不公，这就注定他们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秦晖就说我对平民知识分子是有谴责的。我觉得他这么说并不恰当。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有了前者，才会有后者。我谴责后者也相当于谴责前者。如果贵族知识分子能够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会对其他阶层带来伤害，他们换一种做派，可能就不会引起平民知识分子如此激烈的反弹。俄国人管这个叫做“秋千效应”或“跷跷板效应”。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就这样你高我低的相互上下。保守主义过了，激进主义就会抬头。激进主义过了，也就给保守主义留下空隙。这其中的张力可以说是特别大。你如果高屋建瓴地拉开一个视角来审视就会发现，这两者在俄国革命走向不归路的方向上，都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二、记者：大概是因为，您切入的是俄罗斯“大文学”这样一个情境，这本书比您之前的诸如《从“东欧”到“新欧洲”》等著作多一些文学色彩。我个人的感觉是，您找到了一种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当然一本思想论著，还是免不了被问到：如何赋予您要表达的思想一种客观的面貌。

　金雁：就像你说的，如果说这本书有这种文学性，那也是不自觉的。一方面，研究俄罗斯知识分子，肯定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俄罗斯，文学一直扮演了“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一种纯文学，它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在这里头能找到政治，哲学、宗教等等丰富而庞杂的东西。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写到了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文学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要说了，再比如果戈理和别林斯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文学评论家，他们曾经相互批评指责，你可能觉得这种争论是能体现文学性的。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讲的故事比较好听，但落笔写成文章，就不是那么好读了。因为在写作中，我会把一些口语化的东西删去，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比较有文学性的。当然，我自己感觉这本书其实有一些粗糙的地方，有校对的不详细，还有注释上的错误，还有很多地方我自己都不满意。

记者：面对《红轮》您感叹到底该如何读？是“把它当历史来读，还是作为小说来读？它是小说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小说化？”实际上，我读《倒转“红轮”》，面对的也是类似的困惑：是把它当思想史来读，还是当文学作品来读？它是文学的思想化，还是思想的文学化？而现在这本书获得了散文奖，也就是说它还可以当散文来读。不妨由此结合“在场主义”的命名谈谈对散文写作的理解？

金雁：我在《倒转“红轮”》第一章里也谈到，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没有把《红轮》定位于“长篇小说”。他以《红轮》命名本身就是“倒转”的寓意，1919年的时候，罗扎诺夫就说过“苏维埃国家走向一个岔道，它找不见回家的路”，那时他就发出了“倒转吧，红轮”的声音。那么索尔仁尼琴其实要探讨的是俄罗斯的命运问题。我要写的就是一本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不得不读的书。

说到《倒转“红轮”》，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著作来写的。所以把它归到散文里头，我的确有点吃惊。而且得了这样一个奖，我也很吃惊。当然获奖总是好事。但严格说起来，这本书还是思想史著作。只是类似的作品，都让人有理论性非常强的预期，我这么一本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就显得很难归类了。说到散文，我感觉就是不拘形式，比如回忆录，写自己一些感想的短文等等，都可以归到散文里头，但我还没见过通篇讲一个主题的书，也被归为散文的。其实要说这本书是历史类，非虚构类图书等等，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三、记者：读《倒转“红轮”》于我一个重要收获是：不宜离开具体情境去空泛地谈论知识分子。就像您所说的，在俄罗斯从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开始，就有很强的“思想反对派”或“心灵反对派”的色彩。以此来衡量，经历斯大林时期思想妥协后的高尔基，就很难称得上是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疑惑的是，笼统的、固化的知识分子称谓，会否遮蔽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金雁：俄罗斯人对高尔基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现在俄罗斯的大街上，列宁大街已经没有了，但高尔基大街还在。由此可见一般民众对高尔基抱有特别复杂的感觉，他担任过苏联作协的第一任主席，他助纣为虐过，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斯大林害死的。所以他们对他也充满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情。而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作品，在俄罗斯也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因为他这种草根写作，和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写作很不一样，带有泥土的芳香。

那高尔基能不能归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呢？对俄罗斯来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是和政权不相合谋的，他们总是站在反极权、反专制，总而言之是质疑统治者的行列。此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关文化程度的高低，他们经常显得很落魄，不修边幅，留着很长的头发，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和当权者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独立性及对政权的疏离感和批判精神。但到了苏联以后，知识分子的概念就被换掉了。他们被归为有知识、能写会算，有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类人。我们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是从苏联学过来的。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高尔基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像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对他加入斯大林大合唱的行列感到不满，因而不认同他是知识分子。

记者：您论述高尔基晚年思想悲剧时认为，这也许“并不是个思想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在我看来堪为春秋笔法。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我们对文化存在过度阐释的现象。事实上，既然文化是人创造的，对一些人与事的探讨，可能还是得回到人性的根子上去理解。

金雁：我很早就觉得，并不是什么都是文化问题，有些事情是可以从人物性格里面找到原因的。高尔基说白了就是一个耳朵根子特别软的人，你看他先后有三任太太，他和谁结婚，行为方式就很受这个最亲近的人的影响，她们就像恒星一样拉着他这颗卫星走，一旦摆脱掉，他就滑入另外一条轨道，却还是重复原来的模式。列宁在书里对高尔基就有很多判断，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性格当中也有很固执的一面，尤其是在和列宁之间的关系上，他还写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但列宁要用他做形象窗口，对他还是能包容的。到斯大林就不同了，高尔基没写他的传记，没满足他一些别的愿望，最后就忍受不了他了。

记者：俄罗斯、中国、法国、还有拉美的很多国家，都有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介入、参与革命和政治的传统。应该说，作家参与政治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未经生活的转化，直接把政治的思维、概念、还有习气等带入文学情境中，就会对文学造成了很大的戕害。这在建国以后我国作家的写作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当然，俄罗斯文学的情况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金雁：与其说俄国的作家积极参与政治，不如说他们从哲学思考的角度来考虑俄罗斯民族的命运问题。所以，他们在写作中谈人性思考，谈精神追求。你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作家，但对他最好的评论是哲学家写下的。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他们可以汲取的丰富的思想资源。但他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就不是很好读。我们当年之所以读他，是因为没什么书可读，他们也引发了我们精神上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作品，是漫漫长夜里没有事干的人写出来的，它写一个舞会可以写上一百多页，写白桦树可以写上十八九页。现在的“80后”“90后”面对资讯这么发达，节奏这么快的一个社会，他们的生存状况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他们很可能不太有耐心去读这样的作品。

　记者：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作品关注社会政治，但从不是图解政治。

　金雁：在斯大林时期之前，俄罗斯文学还是比较多元的。比如说，白银时代其实就发端于沙俄时期。它是俄罗斯黄金时代文学的一个延续。那时存在主义，象征主义什么的都有。斯大林加强了对文学的干预，并于1934年成立了作家协会。这个时候对作家的控制就非常严格，作家们基本上已没有办法写真的东西。这套体制被照猫画虎搬到中国来，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俄罗斯作为一个文学大国的传统还在，文学家的地位依然很高。再加上有历史的传承。在那么严格的控制下，依然有作家写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但这毕竟不是主流。

　记者：切实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的语境里，权力对于知识分子的诱惑依然非常强大。比如说，当下很多人在感叹文学边缘化。这一方面是担忧文学在整个图书市场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未尝不是担心被政治权力边缘化。所以政治权力的认可，尤其是主流文学奖项的认可，在文学界依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标准。

　金雁：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关系，一直以来都比较强。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人有很强的士大夫情结，他们一般都有服务帝王家的思想。科举制以后，更是天下英雄都被囊括其中，读书做官基本成为一个展现抱负的通道。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嘴上说不在乎，真被权力边缘化，还是会很强的有失落感的。而且官方的很多奖项都跟利益挂钩，什么升迁啊，评职称啊，这些对年轻人会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越是主场的，也就越是不在意。比如，我就到现在为止都搞不明白什么是核心期刊，反正我是文章哪里发表方便，我就往哪发。类似的这样一些东西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也就是说，权力的诱导在我这儿是失效的。毕竟对我来说，阅读研究俄国知识分子思想那么多年，我还看不明白？我可不想把有生之年，用宝贵的时间来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四、记者：《倒转“红轮”》在回溯俄罗斯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对俄罗斯思想史做了贯通和梳理。而且很显然，俄罗斯思想对俄罗斯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还是不免感到疑惑，这是否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我看到您先生秦晖就说这本书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金雁：依我看，文化这个东西更多是一种潜意识，它看不清摸不着，你单从线性层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但它一直在起作用，你在不经意间会发现，你做的一些事，归根到底是有文化在起作用的。秦晖就不太认同我这个想法，他说有些东西并不单单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其中有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的想法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差异性，社会、制度等都是和文化缠绕在一起的，这里面就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在研究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当然，秦晖的提醒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我在认识考虑问题时不会走过头。

记者：谈论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一说到久远的历史，我们能谈论的似乎只有文化，文学、思想是文化，经济、政治、制度等也都是文化。等到把目光拉回到现实，却发现很大的落差，因为文化是如此的边缘，以至于它看上去可有可无，只能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对此知识分子难免有自怨自艾的情绪。但既然过往的历史，不管是奉命写作也好，还是自主探索也好，基本上是由人文知识分子书写的，有人就质疑，知识分子会有意抬高自己的形象。

金雁：事实上，这不能怪知识分子。因为语言有泛化的功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码字儿的，他用语言来论说写作，自然会比一般凡夫俗子、平头老百姓要多一些思想探讨。他也不像是商人做生意，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最后总能达成妥协。他从事的是思想逻辑这样一个东西，注定了他会有超越的一面，也注定了他们会饱受争议。你会发现，通常革命思潮来到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先行者，但革命真正起来的时候，最先埋葬的也是他们。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但知识分子理当保有自己的个性，而不是被整齐划一加入到社会的大合唱中去。而且我想个性是知识分子永久的特征。要他们也像很多官员一样，只是一副面孔，没有自己具有特性的一面。依我看，那样还不如把他们从知识分子的名单里PASS掉了。

　记者：在我的感觉里，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他们的思考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中心，较少超出这一确定边界研究别的话题。最近学者杨奎松出版了一本新书《忍不住的“关怀”》，在一次相关的主题研讨会上。他谈到自十七、十八世纪思想启蒙以后，西方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超越国家边界，讨论公平、正义等全人类的命运问题。而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对此，您有何见解？

　金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很长时间里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个大国这么被人瞧不起，凡有为的青年看到这种状态都会特别着急，他们自然会更多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问题。俄国和中国不同。它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它的国土是在一步步扩张中得到的，面积特别大，又非常冷，只有五个月的无霜期，而人口又特别少，这样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总有地方可以避免国家的权力压迫，所以它就特别不好管理，这就导致俄罗斯非常强调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就特别有认同焦虑，觉得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集团，这个国家很容易就散了，所以整体认同的观念深入到他们的血液里面。

　记者：这或许是无论俄罗斯也好，还是中国也好，都特别强调集体主义而比较忽略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雁：俄罗斯的东正教就明确表示，集体大于个人。在俄语里，个人主义是贬义词。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的整个文化里，个人主义是几乎没有立锥之地的。你比如说“国民”这个词，既然“民”离不开“国”，反过来“国”也离不开“民”，有了这个“民”，这个国家才会好。然而在俄罗斯不是这样，以国家强大的理由，它就可以把“民”给消灭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都认为，国家好了个人就会好，个人可以把自由放心地交给国家。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国家的强大很可能反过来吞噬了个人的自由。别尔嘉耶夫就曾说，俄罗斯把国家的强大建立在牺牲个人的自由之上，他的话可以说击中了俄罗斯集体主义思想的要害。

　　

五、记者：总体感觉谈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您比较多的使用了“思想”这个词。但到底何谓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甚了了。我们无非是把“思想”当不言自明的前提来用就是了。而我之所以会问到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个直接原因是，近些年国内始终有人在问，中国究竟有没有思想家？这一质疑有些空泛，但意味深长。如果以俄罗斯思想做一参照，您是否认可“中国没有思想家”的判断？在您看来，一个思想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金雁：我没怎么去想过这个问题。就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处理，这第三步才是从中生发出一些思想来。以我的看法，所谓思想家主要做的就是这第三步的工作。当然这三步是一个梯队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从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太偏重于史的研究，而少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这所谓的“更高追求”，就是把史料融会贯通，化入血脉，提出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思想，这样才称得上思想家吧。

　记者：作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专家，同时又是有着深刻历史感和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您对自己是怎样一个定位？您认为自己是“狐狸”还是“刺猬”？

　金雁：从我自己的主观愿望上说，我希望做“狐狸型”知识分子。在书斋里做做学问，很有连贯性，也的确可以做出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出来。而且你也不用去担心你的研究有没有影响。你就相信“路标派”说的“生命在于语言当中，说了不会白说”就可以了。但中国的现实很多时候不允许你安于书斋。你看八十年代末以前，秦晖写的论文也好，著作也好，都和现实的社会问题扯不上什么关系。这之后他才从书斋里走了出来，谈论一些社会问题。因为对中国的改革，知识分子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有责任指出一些问题。当然就我自己来说，我最大的愿望还是好好写手头的书，这是我想要做的，其他的有些事情那也是无可奈何。

20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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