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百年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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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百年中国“人”

说明：3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我一篇文章，题为“修身老课本中的‘中国梦’”。此文被删改多处，连题目也不是原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原来依据的文本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而《南方周末》刊出的文章中改成了《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文章中引用的大多出自国文课本，只有个别处提到修身课本，我已向编辑申明，并建议去掉“修身”，就称“老课本”。不知为何，报纸领导坚持要强调“修身”课本。我一向对媒体的苦衷比较体谅，愿意做出妥协，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妥协。但是此文连同题目被修改的思路令我不解。对于客观事实，我是较真的，例如明明是《共和国教科书》，不是《修身老课本》。文章被如此删改，我感到很郁闷。现在干脆将未经“和谐”的文章全文连同原来的题目一并发表于此，愿读者以此为准。资中筠 百年中国“人” 　　2011年，在学术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纪念远远超出了应景活动，而是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有关文章、著作、记录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发表的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评价、新见解，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居然呈现出一片小小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我对史学界和出版、传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尽管对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无专业研究，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能私心有所倾向，这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是对历史的一分畏惧。 　　在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书：《共和国教科书》。《南方周末》做了“中国梦”的专题活动，包括对这套书的摘评，曾邀我参加，我因时间不巧未能出席，允诺写一篇读后感。如今写此文，确实有感而发，并非仅为践约。 　　这套书出版于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国过来人，当时尚未出生。而见报道，我的师长杨绛先生正好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也应该是学的这套课本。如今披读后，不禁感慨万千。抚今思昔，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是指精神、人格层面。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还是文言文。而其内容，从今天的目光看，还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超前”，有些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重点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 　　寥寥数语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要义。请注意：最终目标为“共和国民之人格”，这是鲜明地区别于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来几条简明扼要，完整地表现了“共和国”教育的特点。不忍割爱，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与高小不同者是更强调“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意循序渐进，结合生活现实，还特别提出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应预算就学的日期，按照时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如“簿记”、各种书信体等）、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课文之外，还有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难以一一尽述。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提出特别打动我的几点： 　　1. 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配图七个人，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怀中婴儿。一个“人”字如何讲满一堂课？《教授法》中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个性、有共性。还有人与动物的异同。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试设想，一个小学生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就是对“人”的认识，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和读书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2. 初级课本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穿插其中多有花鸟鱼虫、美景、游戏，活泼而有情趣。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的观念，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3. 从初小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即有以“共和国”、“平等”、“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两课，上一课讲身体、财产、言论、居处、信仰自由，“即国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后几册，此主题重复出现，不断加深。在高小的课文中详述各种国体——共和、专制、君主、宪政。切实贯彻“普及参政能力”的宗旨。 　　4. 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深入浅出。对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都有介绍。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心目中的向往。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两课连续讲“华盛顿”，统共不到五百字，把华盛顿其人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简明扼要，十分到位。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课文指出是从抗税开始，而且称“英侨”，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说明当时的编者对外国历史的把握已达到相当水平，能够准确地在几十个字中表达清楚： 　　（英国）“乃征美洲重税，关禁甚严。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国旧律，更定税则必由民举议员定之，因请立美洲议院，如英制。英廷不允，侨民大愤，不奉令，虽妇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与英抗。” 　　本文特别引出这一小段文字，是因为上世纪下半叶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普遍的观念是把美国独立纳入“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抗税”的观念对当时的国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关于美国卷曾采访我，我着重讲述了当时抗英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内容却未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在制片中被删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就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到21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却成了主流媒体不可言说的“敏感”内容，确是莫大的讽刺。 　　5.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教课书的重要主题。不少课文都有激发爱国情怀，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关于中外关系，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有三课连续讲“清季外交之失败”，把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做了扼要、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国”，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结由此而来。且看此教科书关于“大国民”的定义：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接下来，讲述为“大国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爱人类的课文也多次出现，反复论述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修身》课本中更有好几课讲“博爱”、“国际道德”、“对外人”之道：例如“应对不可以不谨，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礼往，彼以礼来，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对于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 　　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课文中专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 　　我们不应忘记，那是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自强，乃至专有“军国民”，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但与此同时，仍倡导人类博爱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外人，培养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对照今世，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 　　6.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对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诸教都有介绍，强调宗教平等，不应互相歧视。对于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学说都有简述，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领域甚广，既有秦皇、汉武、俾斯麦、拿破仑，又有花木兰、秦良玉、哥伦布、南丁格兰（今译南丁格尔）。从人物的选择来看，体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编者的好恶。 　　7.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后一册后半部分，也就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共五章十五节，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1）“总论”给出定义：“公民者，享有公权利之国民也”，并详述公民之资格； 　　2）“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从政； 　　3）“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 　　4）“地方自治”——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 　　5）“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整体、立法、司法与行政。 　　当然，小学的科目不仅是国文和修身，应该还有算术、常识（或称“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等。不过我一向认为，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科目。这一套国文课本不负所望，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到五四运动之后，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别是公民教育还是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所谓传统与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问题。从《修身》课本的章节看，私德与公义并重，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讲谦谨、仁爱，又讲坚毅、勇武；既讲孝悌忠信，又讲尊重人权、人格独立，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种实例。 　　可以想见，读完这套书，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或是老革命，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小学；或是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规教育也不过小学或初中。但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来勤奋自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的小学教育所赐。 　　这套书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编纂的。民国建立伊始，立足未稳，即以教育为重。1912年一月教育部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去，所以小学废尊孔读经。孙中山也力主此议。由此可见，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连辜鸿铭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课，但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倾向是很鲜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张自由，也能包容异见。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推动，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掀起了强大的“孔教”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后来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有一次较量。在那以后，新学开始占上风，“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平心而论，就纯学术思想而言，这种复旧的主张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政权新旧交替中，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旧的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的道德伦理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还有不少政客以共和为名，行争权之实，真伪莫辩。所以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伦失范。一部分士人怀念旧秩序，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这种尊孔运动必然符合顽固反对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所以，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及其随后的覆败。百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尊孔读经之论，又有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不知这是与什么样的政治诉求相伴，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同样的教科书，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社会环境千变万化，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齐。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百年树人，如果十年为一轮，按照这套教科书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轮轮少年的“读书明理”的基础，今日为生，明日为师，再加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扩大覆盖面，到百年后的今天，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还能以中国人“素质不高，因而不适于行民主”为借口吗？公民社会还会那么遥远，甚至不可言说吗？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极端，强制全民皈依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学说，这一“全盘西化”未能实现，只生出了与秦始皇相结合的怪胎。方今忽然又强调“文化自主”，回归传统，抵制“西化”。现实中，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任意涂抹屏蔽历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复古，动辄两千年，甚至五千年。为什么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才算是中国文化？我常说“愧对先贤”，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拿一个，掉一个，永远积累不起来。甚至舎珠玑而拣瓦砾。而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其可得乎？ 　　最后要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他的确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从《中国新闻周刊》上才知道其艰难的经过的。《周刊》把他定为年度致敬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补充说明： 　　报刊删改文章，乃寻常事，尽管常常令人不快。但是这次关于“教科书”一文我为什么这样计较？前一说明意犹未尽，再补充如下： 　　1. 这套书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民国元年出版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宗旨在于培养“共和国民”，是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审定的，不是一般的课本。把“共和国”删掉，就抽去了灵魂。我认为“共和国”不应属于敏感词，否则，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2. 我特别注意到该国文课本开宗明义第一课就突出一个“人”字。所以我文章的原题是“百年中国‘人’”，是百年树人，重点是“人”，不是“国”。修改后的题目失去我的原意。幸好编辑配图用了“人”字那一页，有所弥补。 　　3. 据我了解，这套教科书资料已经散失，并没有现成的完整文本，主编者张立宪在收集、考订、编辑成书方面经过了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这既需要选题的眼光，也需要有理念、有韧性。最后以精美线装的式样面世，也体现了承接出版的星星出版社的品味。我拿到手的，并据以写出文章的，就是这个版本。只是我在文中没有注明出版社。现在把书名连同出版社都改错，同时删去最后我对编者赞许的话，看似细节，却是对原著缺乏尊重，令人遗憾。 　　4. 我对此文的修改特别计较，还出于对《南方周末》的感情。多年来，我一直是该报忠实读者、不算经常的作者和热心支持者。对于其艰辛历程和许多报人前赴后继的精神一向钦佩，同时也对其苦衷有所体谅，并不苛求。但是我这篇文章所受到的斧钺，超乎常情，即使为了“安全”，也可谓“防卫过当”，其中所透露的一种取向和精神状态令我担忧。方今之媒体，要坚守一种精神、一种优良传统需要胆与识，而使之流失、萎缩、终至奄然，可以在旦夕、无形之间。但愿我的遭遇只是偶然现象，不代表某种倾向。 　　5. 最后，我要感谢责编刘小磊先生，遵守删改文本必经作者过目之约，使我有机会“讨价还价”，又争取回来一些章句，不至于面目全非。因此文之故，使责任编辑夹在领导与作者之间左右为难，深感歉意。 　　偶然翻到我2003年在《南方周末》一千期纪念活动时应邀题词，再抄录与此，以表达我的心意： 　　为民喉舌难，坚持社会良知，合众而不媚俗犹难。 　　知难而进，不避艰险，锲而不舍，凡一千期，可敬可贺！ 　　书以志盛，并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