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平 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

管季超0712

薛海平 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

● 薛海平   丁小浩  

　　[摘要]使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活动。结果表明：调查样本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城镇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背景等因素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和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主要是培优型。我国城镇正规教育系统外占据主导地位的培优型教育补习活动维持和强化了社会分层，扩大了城镇学生在获得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不均衡水平，对实现基础教育公平目标构成了挑战。面对挑战，政府应进一步实施均衡化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坚持公共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导向，缩小城镇学生在接受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不均等水平。

　　[关键词]城镇学生；教育补习；教育公平

　　[作者简介]薛海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北京100037）；丁小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本文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投资研究"（项目编号：07JJD880222）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引言

　　教育补习指除正规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近几十年来，作为一种'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2tem），教育补习在很多国家已具相当规模，俨然成为主流教育的补充与仿效。教育补习的蓬勃发展对社会及教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它可能维护与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使校外的学习改变了校内学习的内涵和教师的教学工作形态，此外，它还对劳动力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1]

　　在我国，面对蓬勃兴起的教育补习活动，政府往往基于提倡素质教育的理由对其进行管制。不过，政府的管制因遭受家长质疑和反对而处境尴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教育补习活动屡禁不止，教育补习市场成为社会领域的"灰色地带".为全面认识教育补习活动的特征和成因以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需要探究如下问题：我国的教育补习主要是补差还是培优？地区间、不同类型和质量的学校间、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间的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与教育平等目标有何关联？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教育补习现象进行的研究还很有限。[2]与主流教育体系相比，作为"影子教育体系"的教育补习很难被观测和监控，相关的数据也很难被收集，因此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国内教育补习现象的研究更加少见，而且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样本量比较小，再加上选取的变量也很有限，其对教育补习现象的探讨不够全面和深入。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对我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现象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希望推进我们对国内教育补习现象的理解，更加理性地引导教育补习的需求与供给。

　　二、城镇学生教育补习规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委托国家统计局实施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数据项主要涉及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及个人基本情况、受教育和培训情况、家庭教育支出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工作经历和收入情况等。2004年家庭在校生上学的教育支出包括了课外学习班支出、家教支出、择校费支出等多项支出，本文的教育补习支出包括了课外补习班支出和家教支出，并根据教育补习支出对教育补习的参与与否进行了分类。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数据共包含了有一个在校生的城镇家庭4772户，也即涉及的城镇在校学生共4772名。不同城镇家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规模见表1.

　　统计显示，在所有调查的城镇在校生中，有55.5%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东部地区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也较高。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有较大的差异。小学阶段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最高，为73.8%，其次是普通初中，该阶段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为65.6%，普通高中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为53.5%.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接近一半左右的城镇幼儿园或学前班样本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另外，在高等教育阶段，同样存在一定规模的教育补习现象，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参加的教育补习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补习类型。第一，为准备继续升学考试而参加的文化补习，如参加考研辅导班、出国英语考试辅导班等，随着"考研热"和"出国热"的升温，参加这类补习的学生比例必定日益攀升。

　　第二，为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参加的技能补习，如参加计算机技能培训、驾车技能培训等。

　　总的来说，随着学校教育阶段的升高，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是降低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为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最低。本研究中的教育补习不仅包括旨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学术性课程的补习，还包括旨在帮助学生发展特长的乐器、绘画、舞蹈等非学术性课程的补习。由于与高中教育阶段相比，城镇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面临的升学竞争的压力会小些，因此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参加非学术性课程补习的学生可能会比较多，该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随之也会较高。

　　调查样本中，普通学校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职业学校，如普通初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65.6%，而职业初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59.3%.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同样存在差异，公立学校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为56.6%，比私立学校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省会城市/直辖市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为58.5%，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镇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分别为56.3%、47.5%和50.4%，县级市、县城镇这些小城市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均明显低于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这些大中城市的比例。当地最好、次优、一般和较差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分别为58.0%、58.4%、51.9%和52.7%，这表明高质量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明显要高于一般和较差学校的比例。班级里成绩最好、中上、中等、中下和靠后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分别为59.7%、59.3%、51.2%、52.6%和55.0%，反映了与在班级里成绩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的学生相比，在班级里成绩处于最好和中上水平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要明显较高。

　　按照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将我国城镇家庭分为五个收入组，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规模见表2.

　　由表2可知，较高收入组家庭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明显高于较低收入组家庭，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增大的趋势。

　　三、城镇学生教育补习支出

　　按照全体在校生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统计的各类城镇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均值和教育补习负担率（教育补习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见表1.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最高，其次为中部，西部最低。但中部地区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最高，其次为西部，东部最低。从城市类型来看，处于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这些大中城市的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和教育补习负担率均高于处于县级市、县城镇这些小城市的家庭。从户主受教育水平看，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其教育补习支出也越高，但其教育补习负担率呈现下降趋势。从学生受教育水平看，普通学校学生的教育补习支出和教育补习负担率均明显高于同阶段的职业学校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补习支出从高到低依次为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和小学学生，而教育补习负担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小学学生。从学校类型看，按全体家庭样本统计的公立学校学生教育补习支出高于民办学校，而按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统计的情况恰好相反；两个样本中的公立和民办学校学生教育补习负担率相差无几。从学校质量看，质量越好的学校的学生的教育补习支出和教育补习负担率均越高。从学生成绩来看，基本上，班级里成绩较好的学生，其教育补习支出和教育补习负担率也较高。

　　按照全体在校生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统计的各收入组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均值和教育补习负担率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在全体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中，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高，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在逐步上升。全体在校生家庭样本中，低收入组家庭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最高，而高收入组家庭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最低；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城镇在校生的教育补习负担率基本呈现出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累退的趋势。它反映了我国不同经济水平的城镇家庭在其子女的教育补习投入努力程度上有明显差异，低收入家庭在其子女的教育补习投入努力程度上更大。

　　按照全体在校生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统计的城镇在校生教育补习支出结构见表3.

　　从表3可知，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教育补习支出为1187.68元，接近总教育支出的1/3，可见教育补习支出已成为城镇在校生家庭一项非常重要的教育支出。在两个样本的教育补习支出结构中，课外班学习费用均是主要的支出，占到了全部教育补习支出的3/4以上。在全体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课外班学习费用分别占到了总教育支出的1/7和1/4左右。

　　四、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影响因素分析（略，请下载原文）

　　五、城镇学生教育补习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略，请下载原文）

　　六、讨论

　　在本文所调查的城镇在校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表明教育补习在我国城镇中小学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柬埔寨等，中小学中的教育补习现象也兴盛不衰。[4]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原因。从文化原因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重教传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观念更是代代相传、深植民心。儒家这种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观念显然对这些国家家庭的教育补习行为有重要影响。从教育原因来看"，教育补习可能更加普遍地存在于那些通过投资于教育补习就能容易地取得考试成功的教育体系中，在那些以教师为中心而非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以及不容忍差生的教育体系中，教育补习也会显得尤为重要"[5].从经济原因来看，家长纷纷投资于教育补习是因为教育补习可能会带来高收益。如果教育补习有助于子女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那么投资于教育补习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政治原因来看，拉夫特瑞等人的"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Maintained Inequality ，简称MMI ）[6]和卢卡斯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EMI ）[7]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根据MMI 理论，当没有普及基础教育时，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所获得的基础教育入学机会是有差异的，这时，竞争的核心在于能否获得基础教育入学机会。而根据EMI 理论，当基础教育已基本普及时，由于现阶段我国城镇中小学发展极不平衡，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非常大，竞争的核心将围绕着教育的质量和类型而出现，教育补习和择校就是这种竞争的具体表现。教育补习不但能使学生获得更多数量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还可以使参加课外兴趣班的学生获得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类型，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这种教育的成功最终可以使学生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基础教育阶段，来自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城镇家庭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大大高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学生，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现在城镇在校生家庭对基础教育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从正规教育系统内转向了系统外。

　　尽管数据分析中班级学习成绩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但系数符号显示班级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更可能参加教育补习。学校质量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我国城镇学校之间教育教学质量存在差异性，其对学生未来升学的影响远大于由学校内部成绩的差异带来的影响。综合考察班级学习成绩和就读学校质量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可能性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基本属于培优型，而不是补差型，即学校质量越好或班级成绩越好的学生更可能去寻求教育补习，其目的在于拉大与其他学生人力资本的差距，从而进一步确立自己在未来升学竞争中的优势。

　　与小城镇相比，大中城市的教育发展水平比较发达，初等和中等教育已基本普及，其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竞争的核心在于教育质量和类型的竞争，故大中城市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要高于小城镇。与此同时，由于大中城市家庭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小城镇家庭，这就导致了小城镇家庭在支付教育补习的费用实力上不及大中城市家庭。我国城镇学生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说明对城镇学生家庭而言，教育补习服务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教育补习地区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学生在是否参加教育补习活动上没有显著差异，反映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同样高。

　　七、主要政策启示

　　（一）大规模的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现象反映了我国正规学校教育系统存在偏差

　　针对我国城镇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教育补习现象，我们应反思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偏差。比如，大量的城镇学生去参加课外兴趣班可能表明了学校在提供学生的多元化需求方面的欠缺。现有的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无法满足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寻求教育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的课外补习。城镇人口扩张导致班级规模过大，进而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他们不得不通过课外补习来弥补。此外，一些学校可能将部分教育负担转嫁给了家庭，从而刺激了校外教育补习活动。教育补习普遍地存在于那些通过投资于教育补习就容易取得考试成功的教育体系中。我国目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无疑为教育补习活动提供了土壤，这种教育补习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学生的考试竞争压力。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员涌入城市，这些人员的子女享受不到同等的教育资源，只能进入一些薄弱学校学习，为了通过教育改变子女未来的命运，部分城市务工人员不得不投资于教育补习，希望依靠教育补习来缩小其子女与其他城镇学生在接受教育质量上的差距。

　　（二）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行为维持和强化了社会分层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和城镇学生教育补习支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根据EMI 理论，教育补习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这种教育的成功最终可以使学生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建立起家庭优势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教育补习——子女未来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明确对应关系。社会分层通过教育补习这一家庭教育选择的经济行为，映射并传导到教育系统中来，使得教育补习成为社会分层对教育分化的一个作用机制。反过来说，教育补习行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分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对应性，从而成为了一种维持和强化社会分层的机制。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教育补习行为由于维持和强化了社会分层，会对社会阶层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常的社会流动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有碍教育跨越代际效应功能的发挥。

　　（三）基础教育阶段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行为对实现基础教育公平目标构成了挑战

　　在现代社会，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一种基础性的国民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基础教育公平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政府应坚持公平的目标，努力保证在起点阶段为每个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尽可能均衡的教育资源。我国城镇正规教育系统外占据主导地位的培优型教育补习活动使得更多和更优的基础教育资源呈现出向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学生、质量较高学校的学生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集聚的趋势，因此扩大和加剧了城镇学生在获得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不均衡水平，从而对实现基础教育公平目标构成了挑战。

　　（四）政府应实施均衡化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坚持公共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导向

　　教育补习是公众的权利，面对教育补习对实现基础教育公平目标构成的严重挑战，政府的职责是实施均衡化的基础教育财政政策，坚持公共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导向，努力为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最基本的均等化教育服务。为了实现公共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政策上可以有三个努力方向：一是通过缩小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以及公共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弱势阶层和群体倾斜，提高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教育支出的能力，从而缩小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差距；二是通过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降低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大中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学生在获得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不均等水平；三是加大对城镇薄弱学校的投入力度，努力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城镇学校之间的差距本来就已造成了城镇学生在获得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不均衡，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培优型教育补习活动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不均衡，加大薄弱学校的投入力度以实现城镇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学生在接受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不均等。上述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而且可以抑制教育补习对社会分层的强化作用并促进教育跨越代际效应功能的发挥，从而对社会阶层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常的社会流动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4][5]Bary ，M.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tutoring and it 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M].Paris：UNESCO ，1999.17、24、30.

　　[2][3]雷万鹏。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J ].教育与经济，2005，（1）；丁小浩，薛海平。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差异性研究[J ].教育与经济，2006，（1）；王有升。补习教育：一类不可忽视的教育现象[J ].上海教育科研，1997，（6）；谢丽玲。课外补习：落实终身教育理念的必要措施——论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课外补习[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4）.

　　[6]Adrian E.Raftery ，Michael Hout .Maximally Main2tained Inequality：Expansion，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1）.

　　[7]S.R.Lucas.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2tion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 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