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管季超0712

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2015-12-31

来源:《环球人物》作者:肖莹

“中国政治这么敏感，干嘛要学这个?”面对赵宝煦的询问，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

　　在争取了两三年后，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辞职请求，终于在今年10月得到中央批复。半个月后，他如愿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通常情况下，舆论对于官员退休后兼职大学多有微辞，俞可平这样一个中管干部的辞官从学，却收获了如潮好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说：“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如今，他辞官归学，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要求，俞可平最终决定与《环球人物》记者进行一次独家的深度对话：“我看得出你们为这个采访下了不少功夫，也愿意有问必答，就算是对自己过去20多年亦官亦学的经历做一个总结吧。”

　　新中国首届政治学博士

　　一直以来，俞可平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大胆而犀利的学术观点。他的成长经历和最鲜活的生活细节，却很少有人知晓。如今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生动印证了时代的发展。或者说，他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踏准了中国政治现实发展的节奏。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他从小就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初中时甚至壮着胆子用农药喷雾器的钢管造“枪”，火药也是自制的。结果，一扣扳机，“枪”响了，“枪管”却炸裂了，差一点出人命。

　　在做了两年多生产队干部后，恰逢国家恢复高考，俞可平考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就读政史专业，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代人，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深。毛主席喜欢读什么?喜欢读历史、哲学。”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

　　在厦大三年，因为看到政治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俞可平的兴趣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当时的我，内心似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儿什么，”俞可平说，“所谓责任，无非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推动学术的进步;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他试图揭开现实政治的种种迷雾，但中国高校里的政治学系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大都放在法律系里讲授。1962年，虽然北大等多所大学建立了政治系，但研究内容十分有限，并未形成完整的政治学学科。这样的学术现实，让俞可平的“雄心”暂时缺少现实的路径。

　　幸而环境正悄悄改变。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随后，中国政治学进入全面恢复和重建时期，先是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近20所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1983年，俞可平首次走进中南海参观。

　　1984年，俞可平毕业，并留校任教。恰逢厦大筹建政法学院，他开始担任政治学理论的授课教师，并着手创办《政法译丛》杂志。顾名思义，这本杂志是要对国外政法学研究的前沿观点进行翻译、研究。“但我已经下定决心系统地研究政治学，厦大没法给我提供这样的平台。”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中国新时期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决定招收开门弟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俞可平非常兴奋。他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好不容易考完了，却迟迟等不到录取的消息。事后才知道，赵宝煦当时正在苏联讲学，委托系里的一位老师帮忙录取。“或许是担心自己挑的人赵老师不满意，这位老师决定，保险起见，谁也不录取。”俞可平说。

　　但坚毅绝对是俞可平身上最强大的基因之一。任何事情，但凡下决心要做，他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地去实现。第二年再考，他如愿走到了赵宝煦面前，和被推荐录取的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一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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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政治现实

　　入学一年后，俞可平放弃了当时非常难得的海外联合培养机会，试图说服导师同意自己转变研究方向——从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政治，从政治理论转向政治现实。

　　“中国政治这么敏感，干嘛要学这个?”面对赵宝煦的询问，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此后，俞可平一直专注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这一过程中，他深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缺少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在涉猎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后，他发现国外的分析方法其实挺多，比如系统分析法、文化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他于是一边学、一边写，在读博期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当代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而将这些新方法用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分析，则助他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博士毕业时，俞可平再次留校，但他已经结婚，无处安家。“北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教师必须已婚生子，或年满37周岁，才能在筒子楼分到一间房。我一个条件都不满足，当然不可能分到房子。”恰巧，当时中央编译局有意加强理论研究，向俞可平发出邀请，还拿出数套房子让他挑选。俞可平说，自己被这样的诚意打动，但住房绝不是他做出选择的唯一原因：“在北大3年，我越来越觉得校园氛围偏重学术，并非研究现实政治的理想平台。但我又不愿意毫无过渡地进入机关单位，那样就难有思想和人格的独立。相比之下，中央编译局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它是中央直属机构，能接触到中国政治的最前沿;它又是以翻译研究为主的专业机构，聚集了很多优秀的学者。这样的研究环境，对我而言，至少和住房同等重要。”因此，留校不足一个月，他便请调中央编译局，但同时在北大继续教书。

　　1990年，俞可平升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很快，他以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突破了当时的讨论禁区。“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一直缄口不语……”文章中接连出现大胆观点，让不少人看得心惊肉跳。在那个视人权为禁区的年代，这篇文章在理论界引发了重大争议。

　　“当时，我正在读马克思的经典作品，觉得很奇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人权，为什么很多人反而说马克思主义不讲人权?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正本清源。”俞可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教育部的一位领导看过文章后找到我的分管领导说，‘俞可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应该警惕这种新动向’，这位编译局的老领导却坚定地认为，文章观点是立得住的，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做法‘大胆而有分寸’。后来人权研究解禁，我也因为这篇文章参与了中央下达的相关人权课题研究。”

　　此后，俞可平的言论一而再地被争议，又再而三地受到权威专家和权威部门的肯定，这让他在中国年轻政治学者中迅速脱颖而出。与之相伴的，是职称和职务的破格提拔。到1997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编译局作为中央直属部门，必须参与重大决策。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应该转变研究方向?比如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或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然后以研究结果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这样的念头一冒出来，俞可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带着副所长找到某中央决策部门，主动提出：“你们有什么重大的决策调研课题?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对方先是吃了一惊，但很快便决定放手一试。

　　与决策部门的第一次课题合作非常成功，中央编译局的团队一炮打响。那之后，俞可平和他的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进行课题研究，如党内民主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研究、全球治理研究、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等，这些课题多半来自中央核心决策机构。

　　俞可平还着力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他找到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又接受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委托，在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建立长期调研基地。

　　“在编译局20多年，我一直以尘世的学问为主，说白了就是做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次回到北大，我会将更多精力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天国的学问。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今后我将有更多的时间仰望星空。”俞可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尘世的学问就像接力赛，需要团队的合作;天国的学问则好比登山，主要靠个人的努力，你能爬得多高，就能看得多远。”

　　希望做一个思想者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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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人物》：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俞可平：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进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人权、治理和善治、动态稳定、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不赞同，明天没意识到、不赞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环球人物》：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有人因此给您贴上“文胆”“智囊”的标签。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

　　俞可平：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文胆”和“智囊”，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文胆”和“智囊”。我认为，“文胆”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帮助皇帝出点子、做决策。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像“文胆”这样的角色，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

　　现实的理想与理想的现实

　　《环球人物》：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俞可平：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环球人物》：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俞可平：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深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环球人物》：您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做好哪些事情，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

　　俞可平：第一，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继续坚持一胎政策，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仍要“摸着石头过河”;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要善于“借桥过河”。其实，像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也有珍贵经验。我们批评他们，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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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环球人物》：您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俞可平：我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

　　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二是法治。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 by 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 of law”。而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环球人物》：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

　　俞可平：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记者手记：

　　几个小时下来，我们的话题从学术聊到现实，从政治聊到生活，聊得越多，就越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着实是个矛盾综合体：

　　他记忆力超强，一本书读过一遍就能复述出大致内容，离开中央编译局前给老领导打电话告别，不用翻电话本，一个个电话号码就在脑海里;但生活中，这个“超强大脑”就失灵了，身为国航终身白金卡会员，每年进出首都机场几十次，却在某次接机时将女儿拉向了通州，而他们的家其实在昌平;

　　他心细如发，在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时分管多个呈报中央决策层的内参，几乎没有出过大的差错;事关生活琐事，却变得大大咧咧，每次出差必会丢点儿什么，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买了那么多衬衫，怎么都没了”;

　　他貌似无趣，给自己定下了“不参加应酬”“不上电视”等清规戒律，也从不唱卡拉OK;论兴趣爱好，却不比任何人少，爬山、打球、游泳、跑步、驾驶、射击，每天临睡还要看一部电影……

　　就是这样一个人，一面在兴趣的指引下感性地选择人生方向，一面用超级理性的大脑将每一步的起承转合安排得井井有条。回首间，他心满意足：“从小到大，我的理想一个一个都实现了，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