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施东向《义理、考据和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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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施东向《义理、考据和辞章》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2期 】 【作者： 不详】

    一九五九年中国，极左冒进政策所造成之全国性大饥荒空前严重，“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三面红旗”已然失败。然而，由于权力之争，为民请命而反对此极左冒进政策之彭德怀元帅被打成“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极左冒进政策变本加厉，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大规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提出“反右倾，鼓幹劲，争取今年更大跃进”口号，遂致使全国百姓雪上加霜，饿殍盈途。显然，当时政治形势之焦点，在于是否尊重和服从客观事实，以改正极左冒进观点和政策之明显错误。
    然而，在此三年大饥饿时期，为配合“反右倾运动”，制造“反右倾”之理论依据，更为暗示国人自今而後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之观点而不许顾及客观事实，署名施东向之《义理、考据和辞章》一文在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上發表了。该文提出“材料要由观点统率”之口号。自兹而後，《义理、考据和辞章》一文及其“观点统率论”，便政运文运两亨通，风靡全国，响入雲霄数十年。
    颠倒年月产生颠倒理论，原不足为怪，彼荒唐惨痛时期毕竟已成过去，国家毕竟可喜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然而，令人深感大惑不解而愤怒难平者，乃施东向《义理、考据和辞章》此极左时期纲领性作伪理论，居然在如今改革开放新时期，仍保留下来继续作统编全国高中语文课本之课文，堂而皇之依旧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宣扬虚假，污染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之心灵！
    材料虚假之标本
    《义理、考据和辞章》有一绪论，解释文章题目并概述全文大意——
    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那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谈写文章的问题。
    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辞章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辞章就是要求适合内容的形式。
    清人戴震等有过义理、考核和辞章之说，但施东向引用此“材料”时已加上三步“推导”：①义理、考据和辞章是“写文章”三种功夫，此前人所言。②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问题。③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如此推导下来，义理、考据和辞章，居然变成“写文章”之“观点”问题。于是乎，“观点”此一现代政治概念，便被施东向由“阶级鬥争”和现代党派政治之政治王国请出来，登上“写文章”之“统帅”宝座。施东向在处理“材料”上之偷梁换柱手法令人吃惊，自我作古气魄尤令人瞠目结舌，竟敢冤枉古人，以欺骗今世！
    戴东原乃经学家，他提出义理、考核和辞章问题，属做学问之三事，并未言及写文章。其後之姚鼐，讲到“义理、考证和辞章”时，亦明确交代此为“学问之事”。总之，古人从未言及义理、考据和辞章为写文章之事。施东向无中生有，硬说“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当然绝非出言不慎之偶然失误，而乃精心策划，伪托古人，为炮制大规模之宣传作伪论提供理论依据。
    不仅如此。古人所言义理和考据，同施东向所提出之“观点和材料”相较，其意义相去甚远：

    ——经学家戴震言道：“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考核，或事于文章。”（《与方希原书》）
    ——史学家章学诚关于义理和考据亦有论述；“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發前蕴，此知来之学也。”（《章氏遗书·一》）
    ——古文家姚鼐更清楚解释：“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亦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意谓义理、考证之学，容或有益于纠正为文者之浅陋；然过于讲究义理之学者，为文易流于芜杂、俚俗，而过于讲究考证之学者，则为文易流于琐碎、罗嗦。
    原来，古人所谓“义理”，专指“开發前蕴”，即研究和發现圣贤经书中关于儒家之道所含义蕴之学问，并非泛指文章之“内容”，更非狭指现代产生之党派政治“观点”。古人所谓“考核”、“考证”、“考据”，则专指考订前人著作中文字、训诂、掌故、注疏、版本等具体问题，乃始盛于清代之学问，亦不应谓为“属于内容方面的问题”，更不应解释为“材料”。
    如上所述，施文使用无中生有、偷换概念、歪曲原意、自我作古种种手段，将古人治学中“义理”、“考据”之说牵强附会为与现代党派政治有关之写文章“观点”、“材料”问题，借以预先粉饰其悖古欺今、弄虚作假之荒唐极左“理论”，为设置弥天文网、钳制全国舆论、辅助高压愚民政策、强行推进极左政治而制造理论根据。此种行为，本身即为材料虚假之标本。
    终是主旨统率题材
    除开宣扬虚假文风之政治意图，《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术理论基础仍为西方之“论点说”。文中言道：“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便分明是“观点说”与“论点说”之合流。其要点有二：①一篇论说文中，必有一体现基本观点之“论点”。②一篇论说文中，“观点统率材料”体现为“论点”统率“论据”。此种简单机械化伪理论，愚弄了许多中国人。揭穿此伪理论，恢復中華传统之“文旨说”，以文章主旨说为核心重建论说文理论，乃当前中文领域之迫切需要。“逻辑中心论”和“科学主义”在西方都早就受到批判，而“论点说”在中国却仍被奉为至宝而普遍流行。现在许多地方连小学生作文都被要求“观点正确，论点突出”，令人瞠目结舌！
    除“论证报告”之类应用文体外，凡论说文绝非一逻辑证明。逻辑证明不过一小小逻辑形式而已，故其结构极为简单，由一“论题”（“论点”）加上幾个论据便算完事。一篇中華传统论说文则属文学艺术，与逻辑形式远不相干，岂能套用逻辑形式之“三点式”结构以解释之？譬如细胞，有一细胞核；至于人体，则不可能仅有一细胞核，缘人体已属有智慧之生物个体，远非单细胞可比，其构造自亦与单细胞迥然不同。
    在中国，自古以来论说文学和诗歌文学、志记文学三者乃文学之源头和正宗。论说和诗歌、志记，皆以主旨为灵魂。文章之主旨，乃深层意识之意向，而非表层意识之思想或感情，不能以判断句之类表示而只能以单词或动宾词组表示，故表判断之所谓“论点”绝非文章主旨，绝不能涵盖、包容和统率全文。
    文章有抽象道理和具体道理。论说文中所有事例均为具体道理，与抽象道理相互解释和补充，相互贯通和印证，共同表达主旨，而不应称为“论据”；且论说文学之文学艺术性及最为生动丰富之内含，主要皆在表具体道理之事例中。故论说文中只有抽象道理与具体道理互相贯通和印证之关系，而不存在所谓“论据”证明“论点”之关系。否则，按简单机械化之“论点论据说”解释论说文，非但论说文之深层意向主旨必遭抹煞、阉割和歪曲，且论说文之所有纵横捭阖之文气及其无限生动、丰富、美妙之文学艺术性亦将荡然无存！
    论说文章按其不同功用，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以阐述见解为主而重在传知之阐明文，在论说文中占大多数；另一类为以论证见解为主而重在取信之证明文，在论说文中只占少数。古代证明文主要存在于八股文中；现代证明文多见于大学西式学术论文和某些高考应试作文中。阐明文之阐述及证明文之论证，二者区别在于：阐述乃直抒作者个人创见，以阐明论题之全方位未知域，一般无需乎论证。而论证则为巧妙运用社会共识作为理由以证明论题之真伪是非。理由若非社会共识，则不能使社会信服，不足以论证论题之真伪是非，故一般不能作为论证之理由。所述理由（不论抽象道理或具体道理）同论题之关系，乃是道理与道理“互相印证”以共同表达文章论旨之关系，而非所谓用客观性“论据”来单向证明主观性“论点”之关系；论题并非“论点”，理由亦非“论据”。（论证三环节中，除论题和理由外，还有结论。结论对理由作出简短概括，对论题作出简明回答。）
    十多年来，我曾为考察“论点说”之纰谬而研究过许多传统论说名篇，结果發现所有长短名篇无一例外均不能用所谓“中心论点”去概括，均不能用“论点、论据和论证”之简单机械化“逻辑证明”公式去解释；而按“论点说”解释传统论说文之“参考资料”，亦无一例外全都歪曲原文之主旨和文理。例如苏洵《六国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为贯彻其移殖西洋“论点说”意图，竟在“预习提示”中言道：“文章开篇便提出了‘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见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然而事实上，本篇为借古讽今之阐明文。“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辅见解之一）以下，假托六国赂秦而亡之故事作类比，虽占全文大部篇幅，亦不过陪衬耳。後面“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辅见解之二）一段，直提“为国者”，已分明泛化论题，扭转文意，由论六国一转而为论後世之“为国者”，并提炼出普遍性历史经验教训。至文章末段“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全文之主见解），则直陈胸臆，重筆点睛——直触文旨：尖锐讽刺宋王朝赂外政策。然则以西洋实用文体之“论点说”解释中華论说文学《六国论》，岂非方枘而圆凿，严重曲解文章！是以我曾多次撰文批驳“论点说”。
    由此观之，论说文章中，即便自文章构造而言，施东向之所谓“观点”，亦非“统率”者，而应属“被统率”者。——缘所谓“观点”或“论点”，终究属道理性质，亦即属于文章心志主旨统率下之“道理题材”，充其量亦不过道理题材泥土中之石英颗粒而已；石英颗粒虽闪光，然就栽培庄稼花木而言，决不比非闪光之泥土更重要。彻底揭露、批判和破除“观点说”及“论点说”，恢復求真务实文风和传统文论之文旨说，方是宣传领域和文学领域之正本清源。
    再过数年即至二十一世纪矣。中国在转变——在拨乱反正，纠正极左，弃旧图新。时代在呼唤人性、民本、真实无欺之政治，呼唤人性、民本、真实无欺之宣传，呼唤人性、民本、真实无欺之中文传统。欺骗宣传和虚假文风应当杜绝，逻辑中心论之简单机械化西式议论文应当抛弃，“观点说”和“论点说”之类极左时期邪说谬论全都应当废止；而传统之“实事求是”文风与传统之论说文学应当弘扬。我尤衷心希望中国中文界有所振作，自破禁锢，解放思想，起而弃伪立真，在中文领域也掀起改革浪潮，豪迈汇入大时代人性、民本、真实无欺之浩荡正流中去！
    （原载《河南师範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补注：
    ①此文發表後之次年，即1998年，《义理、考据和辞章》一文被从高中语文课本中撤除。
    ②此文發表後多年，我方知施东向为胡绳、王忍之、郑惠三人写作班子之化名主筆为胡绳。由王忍之、郑惠分别写考据和辞章两部分，由胡绳写义理部分而提出“观点统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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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义理、考据、辞章

　　众所周知，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但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姚鼐谈义理以端正立言之旨，谈考据以充实作文内容，都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从如何写好文章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作为文章家（“辞章家”）的姚鼐与理学家（“义理派”）、学问家（“考据派”）相异的地方。但在论学层面上，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仍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的藩蓠而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使之重新整合，交相为用，因此，在姚鼐和桐城派那里，义理、考据、辞章的意义还比较狭窄，没有根本的创新和突破。不过，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字表达相统一，实是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思考和总结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将尝试借用这三个概念来探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理路范式。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视野中，考据指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辞章则包括定位学术研究的视界，建构其逻辑框架，调试其论证理路，权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这属于学术研究表述形式的层面；义理则主要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三者之中，考据贡献材料，辞章设定方法，义理整合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在考据层面上，校勘、考证、释义等传统笺注方式和研究方法其意义甚明，姑置不论。真正体现现代学术研究新思路的是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实证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定量分析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着眼点在于用数量关系揭示事物的根本特性，即通过精确测定的数据和图表反映事物的现状、类属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不确定的、模糊的事物变得相对确定和清晰。近年来，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吸收和借鉴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西比较方法也是近年来勃兴的一个新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方法以确凿的语言文献材料和事实根据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却有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学术综合与融通的鲜明特点。概言之，实证性研究方法强调用证据和材料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若凭空蹈虚，断不能窥其门径，挈其要领，会其精神；反之，若不能出乎其中，也不能超乎其上。
　　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辞章不是指文章辞藻，而是指更为本质意义上的逻辑论证框架的建构，研究对象范围的设定，论证思路和方法的选择，写作风格与研究对象的适配等。辞章的巧妙运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基本的学术技巧。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和研究对象向专门化和整合化相反相成两极的深入发展，辞章的重要作用必将日益显现出来。
　　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多样，途殊理一。若归之于考据（实证研究）一途，虽验之凿凿，殊无意味；若超越文本层面作抽象发挥，则凌虚蹈空，又难以服人。救偏之道，在于突破传统学术研究“义理派”、“考据派”、“辞章派”的门户畛域和分途模式，而在现代学术研究层面上进行新的整合，既开拓“考据”（实证研究）的新方法，又把“辞章”（学术论证）置于严谨的逻辑分析基础上，从而使“义理”的阐发不致超越学术层面而堕入纯粹的抽象思辨。学术研究，应当辨别大的立场（考据之实），同时处理小的细节（辞章之虚），从而使以材料（“考据”）为基础的学术论证（“辞章”）能够准确传达研究意图及其结论（“义理”），此即现代学术研究之道。
　　那么，现代学术研究在坚持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大前提下，如何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实证性研究所必然带来的狭隘性和偏颇呢？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可供开掘的研究思路，比如“以诗证史”。所谓“诗”者，非仅韵文之谓，乃文学的“想象之方法”之谓也。“想象之方法”，其依据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是合乎逻辑的假想，不问其曾否发生，只就逻辑而言某一件事可以发生、应该发生甚至必须发生，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谓“通性之真实”。以诗证史，即以合乎逻辑的想象对历史的真实加以阐明、推断乃至于大胆填补。历史作为人类生活过程的“集体性记忆”，逻辑作为历史经验浓缩的思维法则，在前提普泛一致的条件下，是可以相通而互证的。所以，古人今人，分殊理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古今中外之间，大概唯有艺术活动涉及极端心理体验的部分以及由此带来的与之相应的审美经验的通约最为困难。“极端”并非偏激，而是指一个民族艺术思维中最为微妙、深沉以至近于隐秘的部分。文学研究的文学批评是以作品研究（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它在本质上属于审美活动范畴。因此，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古今中外审美经验的“隔膜”，这就需要相当的机智和幽默感。此时，超越逻辑论证层面的“辞章”运用（诗性思维）就显示出其“不可理喻”和“妙不可言”的隽永意味了。在这方面，卞之琳的《断章》提供了一个需要运用诗性思维解读的绝好例子：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