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小说与动物│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

教师之友网

张炜：小说与动物│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

　　大师有一种伟大的能力，能够把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泥土、河流、山脉和树木写得那样细腻传神，动人心魄。这里具有一种不可挣脱的魅力，把读者给黏住。

　　我们后来的小说家越来越少地写到大自然，实在是因为丧失了一种能力。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人密楼高之地，这里缺少动物、缺少自然魅力，无从感受另一个大世界，越来越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去感知那一切，是这样的一种人造环境。这对于文学是一个大伤害，对于个人的文学生涯是一个大缺憾。可是最深的伤害和缺憾还远不止于此……

　　今晚推荐张炜先生2010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小说与动物》。《小说月报》2016年第3期已面世，月报君将陆续介绍本期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作家张炜

　　张炜：小说与动物

　　——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

　　今天谈的是“小说与动物”。这样的题目显然有很多话可以说，因为一部小说讲动物的故事、描述动物，肯定会非常有趣。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谈到小说与动物，我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想起他的《聊斋志异》。如果再把眼界放远一点，还会想起杰克·伦敦，比如他的《荒野的呼唤》和《雪虎》。

　　说到蒲松龄，让我稍微有点儿自豪感，因为我也来自山东。今天的山东是一个省，它的面积包括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和鲁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部分。所以说蒲松龄不仅是今天“山东”概念中的老乡，而且他还是齐国人，我和他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同属于一个国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是一个最强盛的大国，国都临淄与今天的香港差不多，是一座极度繁华的商业都市。当年的临淄的确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那里不但商业繁华，还有著名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国内的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二者的相加，集中了天下最有名的学者，包括文学家。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说那个齐国的学术和人文，用以概括它的学术繁荣、学问风貌。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地方，后来产生了写动物的大手笔。原来这里有一个可以追溯的传统。

　　蒲松龄比春秋战国时期晚多了，他是明末清初的人。但是他对齐国文化的流脉显然是继承了很多。我们今天看蒲松龄的小说，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狐狸。他因狐狸而有名，他因动物而传世，他因为对动物惟妙惟肖的联想和讲述而变得不朽。他不光在中国，包括在西方，都很有名，被看作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一位了不起的古典作家。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齐国”生活。从时间上看，我跟蒲松龄相距遥远；但是从空间上看，我生活的地理位置离他并不太远，以今天的车程，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路。他书中描写的很多关于狐狸的传说，在我们那个地区有许多人耳熟能详，几乎每个上年纪的人都能讲出一大串。人们都知道，动物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智慧的就是狐狸。而且他们讲的故事中有很多是跟《聊斋志异》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那种讲述的技巧、趣味，我觉得一点也不亚于《聊斋志异》，只是没有记下来，没有形成那么完美简约的文字而已。

　　所以让我来看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就没有那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视角——他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很多微言大义，比如说常常被提到的“刺贪刺虐”，我就看不出太多。今天看，用狐狸作一种比喻，来作为他个人当年心性的宣泄，这当然会有一点；但我觉得主要的还不是这个。一个从齐国土地上出来的人，比如我，甚至可以忽略蒲松龄的文学技法，而更多地沉浸在民间传说中、那种自然地理的气氛里——是这样来阅读蒲松龄作品的。

　　我首先觉得蒲松龄的写作目的，有可能与后来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样：他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把狐狸作为一种比喻来使用的，而是本来就采信、或者大部分相信这些狐狸的传说。就是说，他认为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是真实存在过的。

　　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小说与动物的关系。当一个作家相信了动物的奇能，听信了它们的故事，二者之间发生了这样奇怪的、致命的变化的时候，他的作品也就会是另一种风景了。这样的作品会具备特殊的感染人的魅力。也就是说，作家如果不仅是为了写动物这个题材、不是把动物作为一个道具去使用时，他的文学面貌就会为之一变。

　　对于蒲松龄，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他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很久，对动物传说早已耳濡目染；或者他个人就经历过类似于小说所描写的那些情节、那些过程，所以才会那么满怀情感地、逼真地转述给我们听。他个人非常相信这些故事，相信狐狸有异能。

　　外祖母的故事

　　这里，我讲一件小时候记得很清楚的事情。当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一家是住在林子里的：动乱时期从远处搬到偏远的村落，再后来连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待，就迁到一片远离村落的林子里。这种生活是非常孤独的。那是海边，是一片荒凉的原野，我们家的小茅屋四周全是丛林。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度过。

　　那时候林子里经常出现一些背枪打猎的人。他们带一个帆布大口袋，口袋的一角往往被红色染透，那是动物的血。我出于好奇，有时跟上他们走出很远。回来以后，家里的大人就说：一定不能伤害动物，特别是狐狸，不能打——猎人在我们这一带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有一天外祖母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个猎人，这个猎人就住得离我们不远，她甚至说得出他的名字、多大年纪。她说他经常到海边这片林子里来打猎，有一次遇到一只狐狸，当举起枪的时候，那只狐狸马上变成了他的舅父，他就把枪放下了；可是刚放下，对面的舅父再次变成了狐狸，还做出一些很怪异的动作引逗他，他只好把枪端起来——当他正在瞄准的时候，这只狐狸重新变成了他的舅父。就这样反反复复三四次之后，他终于认定这是一只老狐狸的把戏，就把扳机扣响了。随着轰隆一声，事情也就结束了——待烟雾消散之后他走过去，见猎物趴在地上，翻过来一看，真的是他的舅父！多么恐怖啊。他大惊失色，哭着，可又不太相信，仍然觉得这有可能是狐狸演化的。他扔了枪，一口气跑到舅父家。舅母一看他慌慌张张跑来了，问有什么事。他只急急地问舅父在不在家。舅母答：你舅父到海边砍柴去了。他立刻给舅母跪下了。

　　我那时太小，从未想过外祖母讲的是一个传说，而认定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这让我感到恐怖。

　　两部写狗的小说

　　当年我们的林子里有很多狐狸，还有其他各种动物。我小时候见到的动物和植物，从数量上看可能要远远超过见到的人。这就注定了我后来的文学道路、文字的气质与色彩，也难怪会被称为所谓的“生态和自然文学”。

　　但以我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太主张从题材上把它们分得很细。今天做文学研究要这样分也许情有可原，如他们往往分成儿童文学、军旅文学，或者城市小说、乡村小说等等。但是随着这种学术研究的不断细化、不断分割和量化，创作者本身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加以归类，最后就出现了更多的“门类化写作”，不仅有“儿童文学”、“生态文学”，甚至还出现了“煤炭文学”、“海洋文学”、“女性文学”，总之分得越来越细。这样充分细化以后，“文学”反而没有了——有些写作无形中就会试图获得某种“豁免权”，比如说当作品与作品进行比较的时候，有人就可以满怀自信地暗示自己：我写的是另一类作品。也就是说，他可以强调自己写作的特殊性和不可比性。

　　其实任何题材的写作只有优劣之别，都仅仅是无可豁免的“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会知道文学都是平等的。不仅是种种分割对于文学写作是一种伤害，对于其他方面也没有好处。文学就是文学，无论写儿童还是写生态，它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考察作品的艺术与思想含量、它在某一个高度上所达到的和谐、它感人的力量、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写动物的小说，初读杰克·伦敦，有多么深刻的感触！我大约在高中的时候读了《荒野的呼唤》——这是读过杰克·伦敦许多短篇小说之后看到的一个篇幅不长的中篇。印象中，它的长度大概折合汉字五六万字。由于被深深地迷住了，当时是一口气看到底的。我被如此地吸引不是因为小说写了一条狗，而是其他。深深感动我的原因，主要是他通过这个生灵，写出了那么多的热爱，那么多的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个人的愤怒、柔善的情怀、神秘的旷野……这里面有杰克·伦敦扑扑跳跃的心脏，这让读者清晰地听到了。他和那条狗的关系，不是与某个动物的关系，而完全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关系。这里面有无限的意蕴。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一个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人，他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对于黑暗的反抗，和社会的那种紧张的关系，竟然被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这可不是因为写了一条狗、写了一个动物而造成的文学的特色才吸引了我，而是他在人性、在人生和社会的探究中走得那么深那么远，以至于重重地震惊了我，打动了我。

　　所以说，关键不在于作家写了动物还是其他，而在于他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对社会牵挂的深度，更在于他的善良，他的博爱。这才是致命的。

　　后来我看了杰克·伦敦同样写狗的一篇小说，就是那篇《雪虎》，后来还改编成了电影的中篇。因为带着读前一部中篇的期待去读，期望值当然很高。这本书也很吸引我，但总不如《荒野的呼唤》那么动人。我相信自己在阅读方面的敏感和接受能力，尽管经过了翻译，还是能够捕捉字里行间那种把人击中的、看不见的神秘射线，感受它的力量。《荒野的呼唤》中潜藏的什么东西纠缠了我几十年，其中的情与境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雪虎》写在后面，作家的创作技法更丰富更娴熟了，人生的阅历也更深广了，而且同样还是写了一条狗——可是原来的那些不可以挣脱的神秘感人的力量哪里去了？我一直不解。后来我想：可能是杰克·伦敦内心里那种强烈的情感、情感的浓度，到了写《雪虎》的时候已经被稀释了一部分……随着小说的影响，作家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他与社会的关系、他的人生角度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有一些致命的因素正在改变……哪怕只改变一点点，对作品的影响都会是巨大的，后果不可挽回。

　　由此可见一部作品感人与否，不在于写了多少动物、什么动物，不在于写了什么题材，而在于最根本的东西，即作家是否仍然具有深刻的牵挂力、是否蓄有饱满的人间情感。

　　聪明的动物

　　当然，由于个人的生活环境所决定，我的作品也写了许多动物。这在我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来有一位文学朋友对我讲：你的小说写动物太多了。有一次他读我的一个中篇，读到一半的时候满意地笑了，说：“这篇还不错，终于没有狗。”我听了没有吱声，因为我知道再看下去就有了。他接上又看了几千字，那条狗终于出现了。

　　因为我个人没有办法不让它频频出现。在我童年、少年的经历里面，打交道最多、给予我安慰最多的，就是那条狗了。这可不是因为读了杰克·伦敦的小说。我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非常孤独。野外的动物虽然很多，但它们不能与人交流，一见面就跑掉了飞掉了。能够跟人相依相偎的就是狗和猫了。而猫又不能像狗那样与人互动交流，不那么懂事。所以可以说，我那时经历最多的就是和狗的友谊。凭借对狗的观察，我有时候自信到了这样的地步，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懂得它的心事、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理解它的一些具体想法，比如眼神的微妙变化、心理状态等等，我觉得自己全都明白。

　　人和狗在一块儿好像什么话都能说通。它能够听懂。记得有一条黑白相间的雌狗，是特别漂亮的一个伙伴。我们在林子里、在河边上玩耍，累了就一块儿躺下休息……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它坐在那儿，你目不转睛看着它的时候，它就害羞起来，只用眼睛的余晖看着你，这样许久——当它知道你还在端量它，顶多四五分钟，就会猛地转脸做出一个吓人的动作——它被羞涩折磨得难以忍受了。

　　狗比我们大家通常预料的还要聪明许多，它们会理解人们细微的表情，心理活动极为细腻。大多数动物我们没有机缘与之亲密接触，不知道它们的聪慧。动物就像小孩子——专门做儿童研究的人说，儿童比大人、比家长们所能预料的还要聪慧十倍。

　　举个例子，胶东海边有一片丛林，后来被房地产开发商毁掉了。幸亏有一百多亩被保留下来，做了文化设施，这片林子还在。丛林里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动物就汇集到了这一百多亩内，使我们有机会观察和接触到大量的动物。它们失去了自己的田园、自己的家，来到了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度过余生。所以大家都说：一定要好好爱护这些动物，千万不要去伤害它们。过去我们在无边的林子里走，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遇到一只兔子；而今总是有很多兔子窜来窜去。还有胖胖的、很洁净的花喜鹊，多到几百只，都汇集到这片林子里来了。

　　我观察过花喜鹊，这非常有趣。同样是喜鹊，在城里生活的喜鹊就长得比较瘦小，而且翅膀羽毛也没有这么亮、这么黑白鲜明。我在海边林子里看到的花喜鹊，每一只都很丰腴，而且神采奕奕，气宇轩昂，走在绿色的草地上，简直就是逼人的美景。它们落在树上也同样漂亮。可是我在城里看到的喜鹊都有点脏。麻雀也是这样。在海边，在白色的沙滩和绿色的草地上，它们生活得非常滋润，这从羽毛上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只城市的鸟儿。所以有时候我会因此想到很多。

　　比如我在城里遇到了一群麻雀，它们经常在烟筒里取暖、在垃圾箱里翻找食物，浑身都脏不拉叽的。我就在心里设问：你们为什么不到海边去呢？我们人类若想去那么远的地方，还得找一辆车子，费许多劲儿——你们有翅膀啊，会飞，可以比我们飞得更高更远，又没有户口和就业问题——你们为什么还要在城里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到风景更好、更漂亮的海边林子里去？

　　从麻雀又联想到人类，想到自己。我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城市有诸多原因，这儿有我的工作，有知识界的朋友，有个人生活的圈子。难道麻雀和我们一样，城里也有它们的知识界、文学界，有它们的学校、它们的家，还有其他的什么？很可能也是如此。

　　再说喜鹊。大家知道，喜鹊在树上用枝条垒起的大窝，叫老鸦窝。经过老人指点，我才知道老鸦窝怎样垒是大有学问的：如果它的开口向西，那么这个地方未来一年的西风就会很弱；如果开口向南，那就预示着未来一年南边的风会很少。极少数时候，它们还会把窝的开口朝向天空，那样起飞降落都很方便——可是一旦这样，就预示着这一年要非常干旱。如果结合一年的气象来观察林子里的老鸦窝，会发现极其准确，简直是无一失误。

　　现在地震等灾难频繁地发生，而对于灾难的征兆，我们人类的感知力是非常迟钝的。因为人类越来越沉醉于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生活逻辑，被大量的知识控制着——我们开发了自己的智慧，同时也在遮蔽生命中更为敏感的那一部分能力，这可以叫做“潜意识”和“直觉”之类。但是动物们没有这些问题，它们与大自然的那种依存关系非常紧密，天地万物与之和谐，不可分离；它作为一个生命，与大自然的连接方式、密切程度，和我们所谓的“社会人”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当天灾来临的时候，有很多动物表现异常：驴会高声嘶叫，狗会骚动不安，鸟会满城乱飞。

　　我们刚才讲的喜鹊的例子，就令人惊讶。它们为什么能够在早达一年的时间里知道一年的风雨？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但事实上就是如此。

　　一只獾和七只野鸡

　　还说那一百多亩的林子。那儿一到了半夜，看门的狗就奇怪地向着一个方向吠叫，叫得很凶。大家就问看门的老陈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都很熟悉这条狗，知道它对兔子、鸟雀、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叫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会儿显然是冲着一个很大的动物叫，而且极不友好。它冲着猫、冲着刺猬的叫声都不一样。这在熟悉的人听来可以分得很细致、很清楚。它几乎每天到了半夜就这样吠叫，这到底为什么？老陈说：“那儿有一只獾。这只獾每到半夜就要翻墙过来。”“獾到我们院子里来干什么？找吃的东西？”老陈说：“我也不知道它来干什么。”

　　后来有人藏在那儿等那只獾。终于有一次看到了它：从墙上费力地翻过来，花脸，尾巴，月光下什么都清清楚楚。它非常敏感，发现了人，看了几眼，又从原地翻墙回去了：它的表情有点慌乱，有点害羞，似乎还很沮丧。它就这样走了。人们对老陈描述了那个情景，相互讨论起来：可能是原来砌这道围墙的时候，把它隔在了外边——它在这个地方长久地生活过，如今是留恋故地啊……它流落到别的地方去了，夜夜想念得受不了，也就要回到原来的地方看一看。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判断，认为这是一只有情有义的獾，是怀旧的能手。

　　还有一次，我在林子里走着，突然看到树隙里有些很胖的东西在慢慢挪动。那是什么？我借着树的掩护一点点接近它们——原来是七只雄野鸡！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画上画的那种尾巴很长的野鸡，非常漂亮，时下就在眼前了，而且是一小群……雌鸡没有长长的彩色尾巴。这真是一个奇景，很难遇到，七只雄野鸡排成队伍，在林子里一点点往前走……可惜后来我还是把对方惊扰了，结果七只一块儿飞起来——因为树比较密，它们又太胖太大，起飞的时候就要像飞机一样助跑，那场景令人称绝。

　　我真是饱了一次眼福。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到七只雄野鸡，看到它们一块儿往空中飞去。

　　手足情和残忍心

　　动物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我们城市人顶多养一只猫、一只狗，很难再养别的东西了。受居住条件的限制，有时候我们连狗都不能养了。有一个美国女作家，她年轻时跟中国内地的某位女作家熟悉，两人是好朋友。这位内地作家八十年代初出国去看她时，对方已经是一位老太太了，在家里抱着一只猫，贫困潦倒。内地作家问：我到你们这儿发现，整个镇子上都养狗，你为什么不养一条狗？女作家说：“我也喜欢狗，狗能给我更大的安慰。可是你看看我这么小的屋子，只能养一只猫了。”猫是女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香港这儿，猫和狗比内地少得多。内地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狗和猫都很多。香港可能由于人太多，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在街上很少看到猫和狗。而今到内地去，会觉得宠物很多，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猫和狗最多的一个时期。

　　人们现在为什么要养这么多的猫和狗？实际上不是因为闲情逸致，而是一种需要，是为了排遣孤独。人生来不可或缺的那种需求，对信赖忠诚和温柔的那份依赖，非要从它们身上获取不可。对这种需求，有人心里是明确的，有人则是浑然不觉的。日本人根据现代城市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的特征，专门培育出一种很小的苍鼠——我们平时看到的老鼠都太大太丑，令人讨厌，他们就繁殖出一种颜色淡黄、个头很小、而且没有那条令人生厌的尾巴、挺可爱的所谓“宠物鼠”。有许多城市家庭连猫也养不起，那就可以养这么小的一只苍鼠，也算是一种安慰和满足吧。

　　现代人有很多得抑郁症的，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大自然，过分沉浸、局限和制约于人类自己制造的各种关系里面，完全被这种种规则、文明所钳制，时间长了就有问题，作为天地之间的一个生命就发生了异化——他们由创造一个最适合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城市环境的初衷出发，最后却走到了一个极端，被这个环境所伤害、扼杀。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

　　我们人类脱离了大自然之后，一方面是渴望与动物们做平等的交流，渐渐与它们产生了手足之情；另一方面又与更多的生命产生了距离，以至于冷漠、排斥和杀戮它们，表现出十足的残忍。比如要取得医用的熊胆，有些地方就饲养活熊，为了让胆汁源源不断地流出，从而获得大量的利润，竟能采用极端残忍的方法：把一个金属的管子插在熊胆上，然后定时饲喂蛋白质，刺激它不断地分泌胆汁。一只熊要生存，要睡觉吃饭，要有起码的活动，可是这根金属管子就一直插在它身上。这是怎样的痛苦！这只熊带着一根管子，痛苦不堪，死不了活不成，最后就自残，向铁笼上撞，要撞死自己；有的去咬铁笼子，把牙齿都咬折了。

　　还有某个地方，有一种菜肴，要从活驴身上取下肉来做。店主把驴拴在那儿，让食客自己去驴身上剜……

　　这样的人类，还配活在世界上吗？他们当然要接受诅咒。

　　我们宁可相信，人类现在是处于一个极不成熟的文明里，还在沿着一个未知的方向继续进化。人类走向的道路也许是光明的，也许是一片黑暗。我们这样对待动物，怎么会没有灾难？各种各样的大灾难是怎么来的？我们以前也许太相信唯物主义给出的各种答案了。其实道理和因果十分明显：我们伤害了那么多动物，它们在诅咒我们。过去民间有一个说法，如果有一个人要报复另一个人，就不停地诅咒——可见诅咒是有力量的、管用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行当：诅咒。届时把仇人的名字写给诅咒者，那人就在暗处诅咒起来，直到那个仇人遭到厄运。

　　我们人类每天被听不见的、各种各样的大自然中的生命所诅咒，怎么会没有大灾难？我们人类实际上在不断地受到动物的群体诅咒。

　　所以，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善待动物，一定会有更好的命运。

　　当然，这个说法是很朴素的道理，远不是什么宗教教义的要求。这是来自生活的最基本的觉悟和体验。人类的许多不可摆脱的痛苦，就来自他们的矛盾重重和罪孽深重。比如我们是那么喜欢羊，看到一只羊就喜欢得停下来看它、抚摸它。它的眼睛比人漂亮，没有一只羊是丑陋的。我们有时候骂人，会说对方是一头蠢驴，可是到乡下仔细看一下驴，也会发现没有一头驴不是漂亮的。它的眼睛漂亮极了，眼睫毛很长，神色非常的单纯和善良。可是就在这样爱惜它们的同时，却仍然没法遏制自己的贪欲，要吃羊肉和驴肉。这种巨大的矛盾、不可摆脱的罪孽感，生生地把我们的精神撕裂了，使我们终生不能解脱。

　　我们相信这样一种怜悯和痛苦，每一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地存在。这就使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残缺的、不完善的、相当低级的文明。我们的生存有问题。所以当我们表述对动物情感的时候，很多时候并非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深深的歉疚、热爱、怀念等等情愫跟它们对话。

　　生存的伦理坐标

　　我们探讨小说和动物的关系，更多的不是从文学层面、更不是从写作技法来说的，而是重新思索人类在自然界里生存的伦理坐标。我们和动物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要给自己的生存找到更合理的依据。这些东西是要一直想下去的。同时我们还会发现，所有杰出的作家，不管写到动物多少，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的笔底都要流露出非常真挚的、质朴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没法掩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看他笔下的那些狗；也可以看托尔斯泰文中的那些马。包括中国当代作家，那些杰出者写到植物和动物，都满怀情感。中国古人说“看山则情满青山”，就是说出了对自然万物的那种情感，这是没法掩藏的，这种爱的流露是极其淳朴和真挚的。

　　观察我们当代文学的发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品中的“大自然”越来越少，对于自然风物的描述部分，在整个篇章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少。甚至还出现过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某一位作家小说写得非常好，故事很好，人物塑造也很好，可是后来人们说这部小说有几百字的“抄袭”。抄袭什么？原来不是人物对话也不是情节之类，而据说是来自一位非常有名的十九世纪作家的景物描写。这就让人觉得划不来。有人说就算抄也要抄大的，比如故事框架什么的；抄的是景物描写，山、树、河流，是这样一些描述文字，大概划不来吧。

　　看来对作家来说，这些大自然的描述部分的确是最困难的。他可以满怀感情地生动地表述人和人的关系，却没有能力把一片山脉写好，把它写得丰盈、优美和生动。凭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文学经验，他能准确地捕捉到大师的魂脉——大师有一种伟大的能力，能够把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泥土、河流、山脉和树木写得那样细腻传神，动人心魄。这里具有一种不可挣脱的魅力，把读者给黏住。这位当代作家还葆有这种审美的敏感，能从大师的作品里一眼看中哪一块才是最有魅力的：就是这样的文字使他坐卧不宁、心中徘徊，以至于不把它抄下来就会难受。只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他才会有勇气把那段文字移植到自己的作品里。

　　这是因爱而生的“勇气”，作为一个作家，他当然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这要冒何等的风险。没有办法，那种巨大的美的力量把他征服了，让他忘记了一切，竟然不顾荣辱得失。

　　看来我们后来的小说家越来越少地写到大自然，实在是因为丧失了一种能力。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人密楼高之地，这里缺少动物、缺少自然魅力，无从感受另一个大世界，越来越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去感知那一切，是这样的一种人造环境。这对于文学是一个大伤害，对于个人的文学生涯是一个大缺憾。可是最深的伤害和缺憾还远不止于此，而是更致命的什么。

　　我们刚才说了，不能从文学的坐标和尺度去看待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而应该从人和万物的依存、从人性的发展诸方面，在这个世界里重新确立自己的伦理坐标，去考察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领会这样的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

　　用之不竭的激情

　　人和动物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有点相似。包括一开始说的那条雌狗的神情和心态，它和我们人大致一样。我在林子里观察各种动物，和它们相处，觉得动物和人的情感模型是一样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人感到很痛苦的事情，动物也会痛苦。而且它表达痛苦的方式、甚至是面部表情都和我们差不多。如果让我们举例子，也会举出很多。

　　汪曾祺在一篇很有趣的散文里写道：他在基层劳动锻炼的时候，有一次就近观察过一匹拉车的马。那匹马不听话，赶车人就拿鞭子吓唬它——可他刚刚举起鞭子就放下了，指着马对汪曾祺说：“看，它笑了！笑了！”

　　一个长期和动物有着亲密接触的人，才能看出马的笑。

　　马真的会笑。猪也会笑。猫狗也是一样。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人觉得小鸟也会笑。这都是可以感到以至于看到的——就因为它们脸上有均匀的毛发，肌肉变化不是那么明确，所以不容易观察到而已。我们常常是用人习惯了的标准看它们是不是在笑。实际上它们在表达自己的欢乐和愤怒时，主要也是在脸上。

　　既然动物和人的情感模型是一样的，也就可以想象，我们用好好对待人的方式与它们去相处，也大致是不会错的。除非是它们的生活习性与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不然用对人的好去对待它们，它们肯定是高兴的。比如说人将自己愿意吃的东西给它，如果它的食性不允许，那当然是不会接受的，但却会知道人的好意。一般来说，我们像对待人那样对待动物，结果是不会错的。而且动物极易与人接触。它们大概把人当成了另一种动物。我的经验中，动物都愿意跟人接触，只是一时摸不准我们的底细，不知道我们这种动物是不是会伤害它。这就像我们在山里遇到一个很陌生的动物也要害怕一样，这个害怕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伤害这个动物——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本能地要躲开它而已。

　　动物有集体记忆，这记忆会一代一代往下传递。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欧洲，第一次发现鸽子可以和人亲密到这种程度，可以飞到肩膀上；第一次发现野鸭子可以游得很近，差不多伸手就可以碰到；天鹅可以离得很近，一招手就游过来；松鼠也可以到人的手上取食物……香港略差一点，但是在九龙仔公园，仍然能看到很大的一种鸟，它们不怕人，离人很近都不逃开。这种情况在内地的很多地方根本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它们一代一代生存下来，无数的经验使它们知道，接近人类是最危险的。它们的集体记忆告诉它们：人是最危险的动物，这种动物是高的，有长长的两条腿，黑眼睛黑头发——遇到这种东西要尽快躲开。

　　它们也会描述，有自己的语言。它有领地意识、同伴意识。在前边说过的胶东海边的那片林子里，有五六棵茂盛的桑树——刚开始人们只是观赏，没有考虑桑葚对人怎么好，尝了几颗觉得挺酸，就不再吃。每年桑葚都结得非常密实，花喜鹊最爱吃桑葚，这五六棵桑树一到结实的季节就招来很多，它们一边在那里吃，一边叽叽喳喳愉快交谈。后来有人得知桑葚有助睡眠和乌发之类的益处，就商量着去采一些来。两三个人拿着篮子去采桑葚，结果马上惹恼了花喜鹊——多年来它们一直认为这几棵树是属于自己的，每到了成熟的时候就在这儿欢宴和庆祝，想不到人突然出现了，它们也就愤怒了。那么多的花喜鹊一齐向采桑葚的人俯冲，大呼小叫，一会儿又喊来了一百多只。它们就像飞机轰炸一样，轮番冲下来，揪人的头发，还往人身上吐口水……最后几个人都说：“算了算了，人家不让，咱们走吧。”

　　动物跟人类的情感状态差不多，它们的喜怒哀乐跟人类也大致相似。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好奇、多趣，甚至有幽默感。

　　动物的好奇心一点儿也不比我们人少。有的动物的好奇心经过分析和考察，似乎比我们人类还要大得多。比如说猫，就是所有动物中最好奇的一类。如果在门厅里放一只空空的塑料袋，主人不在时，它一定会细细地扒拉一遍，弄清楚里面有什么。新放进屋里一个篮子、甚至是一棵草，它也一定要把它们弄明白才肯离去。

　　再比如说人的感动力和激情——写作，创造，都需要激情，没有激情当然不行。情绪调动不起来，连演讲都没法进行。劳动总得有个气氛。但是我们会发现，动物的激情有时比人还要大得多。以狗为例——所有养狗的人都有个感受，狗比我们人要热情和忠诚。主人如果一个月不见自己的狗，回家时会被狗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它对人的那种亲热无法表述，那一刻的感动和欢喜是毫无虚假的。它对人的好没有什么功利感。主人离开一个月是这样，离开一年呢？离开两个小时——比如刚刚从街上回来，它还是以巨大的热情迎扑过来。它一点都不自私，不吝啬感情。它就是爱你、想你，要和你亲近、要表达它满腔的欢喜和感激。

　　作家海明威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说：我有好多生活中的奥秘解不开，其中之一就是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激情？为什么它有用之不竭的感情？他说自己对这个一辈子都搞不明白。其实我们大家谁又能搞得明白？

　　人不能恨树

　　今天的纯文学似乎退到了生活的边缘，这就像动物在逐渐减少、大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一样。

　　我们一直在谈小说与动物的关系，并一直强调不能从文学技法方面去理解这一切。谈到人和文学的关系，也同样要从人类生存伦理的坐标上去理解。爱文学与爱大自然是一样的，它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不是一门专业。这是生命的需要，是人性里面必要蕴含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候我们对数学、建筑学，可以更多地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对文学就不能，因为这其中真正可以传授的部分不多。文学是生命的诗意想象，是对自然万物的神秘探索，是对完美的必然追求，所以应该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都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是每一个健康的生命都应该具有的一种特征。

　　所以说，在文明社会里，有教养的人都应该写出一手非常好的散文来。文学不是高雅的玩物——任何高雅的东西都可以玩，围棋可以，古琴可以，文学却不可以。学者们花上一大笔钱，在很好的场所里讨论文学，但绝不能是把玩。

　　文学是生命的本能，爱美、爱诗、好奇，把人的情感引向自然的纵深，引向万物，比如引向一只很小的花盖虫子，更不用说引向那么大的一条狗了——相互之间敞开心灵，进行一种有声无声的对话和交流，这就是文学，是诗境。

　　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是否野蛮，情感是不是丰富，不仅要看他对爱人、母亲、孩子的爱——因为血缘之亲连动物都有，所以我们的标准应该更高一些，不仅要观察他跟亲人的情感浓烈程度，还要看他对一般的人如何；更进一步，我们把这个范围和道理再扩而大之，看他对猫狗等动物是怎样的一种心态、跟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生命如何相处、能否交流——如果具有这个能力，说明他作为一个生命是没有被异化的，还算是一个完整的、高尚的人。

　　如果再延伸一下去理解，那就要看人与植物的关系了。因为猫和狗等动物毕竟有眼睛，人跟它交流的时候会得到神色呼应——那么那些没有眼睛没有呼应没有知觉的生命，人与之能否交流、能否产生感情？如果一个人不爱植物，不爱绿色，讨厌树木，讨厌河流，讨厌好的生态环境，这就成为格外严重的问题了。有人认为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当人性最后丧失之后，也一定会走到这一步的。所以观察人性是不是完整，是不是被异化，是不是还拥有一个生命最质朴的情感，有时候不光要看他与人的关系、动物的关系，还要看他和植物的关系。

　　有人要说，这有点玄了，人怎么能恨树？怎么能讨厌那么好的生态环境？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现实是怎样的，了解一下许多地方是怎么改变的。问起一个地方的历史，老人们张口就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多么大的树木，我们这个地方有多么好的环境……”他们总是这样回忆。原来那些大树都被砍掉了。到农村，到一个村庄里去，人们总是说他们那里过去有很多大树——这个路口有一棵大树、哪个田边有一棵大树。到城里去，有人会说哪里曾经有多么大的树、有绿地丛林，讲得眉飞色舞，满怀情感。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可见无论怎么号召植树、爱护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人性里面有一种恶的力量，它憎恨绿色、憎恨树木，最后总要把它们连根除掉。

　　香港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多人保护所谓“鬼树”的故事，它的树龄有七十多岁。超过五十年就保护，那么现在许多地方的树岂止是五十年，一百年的树也有很多，它们一眨眼就被砍掉了。有一次一个地方要盖一座房子，我正好在那里，发现一溜大树长在将要挖开的地基上，就问怎么办？管事的说砍掉就是了。他说得非常轻松，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这些树的树龄是多少？他说最少也在五六十年。我又问这座房子多久能盖起来？他说一个月就盖起来了。我对他说：为了一个月就能造起来的东西，却要毁掉六七十年才能长成的生命，太残忍了。那个人不以为然，说不砍树房子怎么盖？我说你一定要盖，就把有树的地方空出来，让墙缩进去一点，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说很直的一道墙壁，这样就得凹成长城的豁口一样了，怎么盖？为了最终说服他，我就说：这些树木最年轻的也比你的年龄要大得多，你把它杀掉是不吉利的——按民间的说法，会遭受诅咒的。

　　这样一讲，他可能害怕了。如今这房子盖得有点怪：墙基时有凹缩，那里就有一棵棵大树留了下来。

　　——摘自《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