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管季超0712

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安丽哲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

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江南大学联合主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的“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24日至26日在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江南大学召开。来自荷兰莱顿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江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国内外130多个院校及科研单位的200余位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所长方李莉研究员在开幕式中阐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到在当前社会，艺术人类学研究需要注意到的三个关系。首先她提出大家要意识到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例如人们当前的消费观念正从物质消费向非物质消费转移。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图像、符号、历史知识包括城市景观等都成为了可以消费的对象，而这些都需要艺术的表达，才能得以消费。因此，这个时代是艺术回归生活的时代，也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审美性的现代化时代。第二个关系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她在经历8年完成《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课题后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在被开发，再用艺术表达出来，从而变成了文化的资源。第三个就是全球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会认为全球化与地方文化是对立的，全球化的发展会湮灭地方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其实全球化后，多元化反而更加多元。在最后，她指出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的推动下，今天的社会又在发生某种新的转型，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在面临一种新的转折。如果说，早期人类学所关注的是静态的文化法则，后来更多关注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所引起的文化变迁，还有移民社会引起的文化“同化”与“冲突”。那么，在当今社会可能更要关注的是“文化的重构与再造”，也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再生产过程”。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迈向的下一个阶段。此次会议采取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形式，就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不同场域下的艺术本体研究，传统的现代化路径的现实经验与反思，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独立生存方式等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而精彩的讨论。

一、多维化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与演进

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者背景的多元化，有来自人类学界的，民俗学界的还有艺术学及艺术学各个门类艺术的研究者们。尽管大家研究背景不同，然后却可以在同一平台下，从平行角度上提出自己研究范畴内的见解，从个别理论促进宏观理论，从宏观理论或者一般理论又可以启发个别理论。这也形成了艺术人类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及方法的多维度互相启发促进的特点。如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的《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对要对国际学术界目前使用的“舞蹈人类学”的相关概念，如“关于舞蹈的人类学”“舞蹈的人类学”“舞蹈民族学”“民族舞蹈学”“舞蹈民族志”等概念的内涵与使用、所涉及的相关范畴进行了追溯和讨论，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用语的规范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北京师范大学的王阳文的《舞蹈民族志：舞蹈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一文梳理并分析了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舞蹈民族志的切入点与具体方法。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在《音乐田野中的城市思维与历史维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谈到了长期以来学科的范畴限制了对音乐的研究，其实艺术的功能是巨大的。我们怎么看待音乐的意义在社会中有怎样的功能，在历史进程中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技术成分的东西，仅仅作为一种知识，作为欣赏的手段，采用人类学的方法使得这些研究有了可能。

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的《换一种视角：基于“艺术学立场”的艺术人类学寻问与探究》主要强调了基于艺术学站位的研究者经常由于重“人类学立场”而忽视“艺术学立场”的问题。这样容易造成艺术学感觉和想象的缺失，丧失自己学术之本。这为艺术学各门类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在《国外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导言》中提到该读本选编了20篇国外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内容主要涵盖研究对象的命名、艺术的定义、艺术人类学研究史、理论与方法、艺术与能动性、艺术的涵化等几大主题。这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及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借镜与参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在其《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探析》一文中探讨了中国特殊研究情境中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构成具有的多元性特点，阐发了其主要由人类学的理论、艺术学的理论和中国的艺术田野研究实践中生发的理论三个部分组成。天津工业大学孟凡行在他的论文《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物质文化研究》中提到以“器物关系”、“器物文化的四层结构”为核心的物质文化研究，为“集成”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视角的综合研究便成了一种可靠选择。这也是该文作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下尝试提出的另一研究进路。贵州大学的刘剑《作为艺术学构件的民族艺术学》一文阐述了在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领域风生水起的当下，艺术学必需将其整合进自身的研究体系中进行理论再思考，并反思艺术学与美学的学科界限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实践的阐释能力等相关问题。云南大学的向丽在《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提到在走向反思的历程中，艺术人类学应秉承人类学批评的传统，对于如何理解艺术，发掘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其价值意义；如何理解和阐释文化交流中的艺术；如何考察和把握当代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及其审美抵抗方式等问题做出更富于智慧的解读与展演，从而真正开启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荣树云《论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艺术学学理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艺术人类学直面现实、提问现实、解释现实的田野作业法，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并加深了艺术学原理对人类艺术的阐释力度，开展跨学科对话，共享方法论、共同解决问题，对艺术学学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场域下的艺术本体研究

该部分讨论主要聚焦于如何解读不同语境下的艺术本体，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分类，这为我们认知与梳理传统文化遗产提供参考。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教授的《非洲面具中的“有意之丑”》一文则关注了非洲艺术中的“有意之丑”（‘intentional ugliness’），他深入探讨了非洲三种使用有意丑化的面具的语境并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以视觉化的方式表达不道德的品行或自私的行为。第二种意在引起恐惧，威慑旁观者。第三种是制造出小丑的特点，娱乐人们。他认为这些有意丑化的艺术品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咸阳师范学院强东红《身体性经验与历史之真——以西部民歌<高大人领兵对“同治回民起义”的表征为例》通过分析西部民歌《高大人领兵》对“同治回民起义”的表征后发现，普通老百姓的身体性经验能够通过身体性的感受而穿越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之间的罅隙和裂缝，较为忠实地记录真正的过去事件，而且还可以丰富对历史过去的理解，以至于纠正现有的对过去事实的错误判断。该文对于通过民间艺术本体分析对于民族历史进行还原和解读提供了一个案例。如果说对艺术本体的解读除了让我们了解艺术作品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与功能外，那么艺术本体进行定位分类分析，则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如何对其进行针对性的保护。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在《论走会表演场域下北方秧歌的类型化区分及其文化变迁》一文中提到走会或秧歌，因其混融性特点的传统艺术文化原型性质，较难采用某一单纯艺术品类的分类思维加以分类。在民间节庆活动中，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原型在起作用的，不仅仅是秧歌与高跷这样的“艺术本体”或“表演文本”，同样重要的，还有作为表演场域、生态环境和“上下文语境”存在的“走会”或“踩街”展演活动。正是这类展演活动及与之混同的各种外在的环境条件因素，对传统秧歌的当代发展和变迁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湖北民族学院石庆秘、倪霓、张倩的《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核心技术及空间文化解读》对于土家族吊脚楼在一系列的空间、仪式等文化事项中体现着土家族人的生活方式、生命体验、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中所包含的核心技术的科学性、艺术性，对于吊脚楼空间特定性处理和安排，都体现出土家族工匠和土家族人民的智慧。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宇《对“洋风建筑”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思考》一文中对于近现代中国城市历史中的特定产物，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的“洋风建筑”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各个城市中仍正确认识自己特色的文化遗产，自觉保护每座城市应有的历史遗产和特色。中山大学熊寰《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土建筑遗产研究——以广东上长岭村围龙屋为中心》对于粤东北的一类客家乡土建筑类型围龙屋的建筑传统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性特点进行了全方面的考察与阐释。他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下，对不同类别的文化遗产应区别对待。就性质而言，中国目前的文化遗产可分为四大类：物质性文化遗产、记忆性文化遗产、技术性文化遗产和社会性文化遗产。其中，社会性文化遗产是指以物质为载体、但重点在于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内涵，如乡土建筑、传统服饰等。此类社会性文化遗产中的物质不仅仅是载体，它还生产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该类遗产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影响大，难以进行实质性传承和复兴。因此，与其花大力气去保护必然走向衰亡的社会性文化遗产，不如将其着眼点转向社会性文化遗产的物质性这一侧面，亦即将其视为传统的乡土建筑进行妥善的维修和保护，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发展旅游等方式，给走向衰落的建筑遗产带来新的生机，这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径选择。确实如此，在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文化自觉化等各种力量角逐的多重语境下，艺术文本是封存消亡，还是调整自己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获得生存之路已经更加清晰明了。

三、文化再生产的现实经验与反思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其实就是指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文化重构，因为传统文化要想传承下去，必须能够跟随时代作出相应的调整，文化就是在不停的解构中再建构中得以延续发展。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活态的，具有变迁的特点。方李莉会长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在我国当今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已经过渡到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文化再生与重构的阶段。构成传统文化的有机体已经在自觉的调整并适应现代社会，从而获得继续传承的动力。在这次的会议中，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再生产和重构从而适应现代生活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

（一）传统的现代化途径的现实经验与范本。依据这次会议中大家提供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以群众需要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与仪式节日基础上的文化解构的同时再建构，另外一类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产业化复苏传统文化之路。

第一类以节日或者社会组织等为依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自觉的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的艺术或者项目中，从而完成传统的现代化，从而形成新的传统，完成重构的过程。四川大学李祥林的《传统习俗与当代展演——人类学视野中的羌族年节文化》就谈到了在当今羌区，有着传统根基的羌族节日文化又被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展演衣装，从内涵到名声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归根结底，节日文化之当代展演的实质在于地域性、民族性形象的符码化建构，其融汇着国家话语和地方诉求、传统基质与现代元素，具有丰富的意指。这种建构，既基于内部诉求又顺应外部期待，既承续传统基因又融入当代元素，既体现族群意识又彰显地域特色。在羌族年节文化的变与不变之间，可以看到旧的集体记忆在复活而新的集体记忆在建构，旧的心理诉求被顾及而新的心理诉求在产生。中央音乐学院胡啸的《传统的重构与再造——由国外艺术田野工作引发的观察与思考》通过对岑讷音乐节上不同国籍乐队音乐的比较分析后发现，音乐节即已对民间音乐赋予新的内涵，与此同时，民间音乐自身也在重构内部的因素，系传统和流行。民间音乐突破了以往“一种”音乐因素存在其身的传统，通过兼收第二种音乐元素，重新构建出内部格局，以此完成了自我之发展。这对于中国的民间传统音乐的现代发展带来了很多启发。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赵伟的《多重语境下的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怒族民歌“哦得得”及“达比亚舞”为例》则描述了在现代以市场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景中，以怒族为例的各民族艺术存在于多重语境，从而对其艺术形态进行了“再生产”，重构了当下民族艺术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多重语境互动下，不同语境中的怒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得得”和“达比亚舞”的形态及功能都在发生着变化，在各种社会权利的互动与嫁接中不断变迁与重构，从而成为既自我认同又迎合他者的大众文化消费符号。广西民族大学许艳、廖明君《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当代重构探究》一文中提到的例子比较独特，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到改革开发前夕趋于萎靡与消解的过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过调适、重组后焕发了新的生机，实现了民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对隆林彝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不仅反映了隆林彝族民众对于美的追求，更体现了社会转型期民族成员为适应文化生境的改变对民族文化进行的改变、重组和自我调适所做出的努力。在当前中国时代条件下，完成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而且形成新时代的传统。这为其他地方的传统手工艺或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范本。来自四川理工学院梁川的《彩灯扎制技艺活态传承研究——以“自贡灯会”非遗为例》探讨了灯展会与民间工艺彩灯轧制技艺传承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自贡灯会”而言，其祭祀性早已不复存在，“娱乐”性凸显。当然，这种“娱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社会以“社火”和“赛会”为依托的那种“乡土化”的形式。它有传统灯会之源，有文化创新之流，它融汇一切可以融汇的“技艺性”手段，成就了能代表中国传统灯会现代发展的新路径，使民间彩灯这种乡土艺术实现现代化、时尚化、城市化。这些考察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传统的现代化重构是需要建立在充分认识该艺术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不应毫无规则地盲目“创新”。选择性建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又是不少民间艺术实现有效传承的基础。

第二类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产业化复苏传统文化与艺术之路。在经济、文化高度全球化境遇中，以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助推民族文化或者传统地方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性已不容置疑。这种途径是建立在以广大民众为消费群体的基础之上。南京晓庄学院李雪艳《传统手工艺品品牌化实践模式研究——以南京云锦产品品牌定位为例》则分析南京云锦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走向品牌化，成功实现了传统手工艺品的现代化转型。他们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进行较为精准的高、中、低端产品品牌定位，同时加强原创设计，提高产品品质从而达到良好的发展状态，避免了使得此项传统手工艺濒临灭绝的境地。南京云锦在现代化转型期所进行的产品品牌化的实践与探索，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大致相似境遇中的传统手工艺品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四川师范大学钟玮《地域手工艺本土性与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基于对汶川羌绣手工艺实地调查》一文通过对于汶川羌绣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个案的分析与阐述，提出羌绣手工艺是当今生活文化的可活用资源，因而进一步探讨羌绣品牌化之路在于挖掘羌绣潜在本土文化价值，从而满足现代生活文化多元需求；在都市文化有益补充与健全中寻求新手工艺文化存身与发展的空间，最终实现地域手工艺在当今生活中活态传承与创新。

以上是民间传统艺术项目或者手工艺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路径，就传承方式来说，均以切合广泛的民众精神或者物质需求为基础，从而达到主动性传承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种被动性传承方式也非常重要，就是将传统的艺术或者手工艺项目带入现代教育体系，将传统的艺术因子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为以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探讨这方面代表的文章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的《论民族艺术教育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以贵州六枝特区梭戛苗族为例》以及云南艺术学院周柯宇的《论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以云南省建水县坡头乡民族小学哈尼族<铓鼓舞进校园为例》等。

（二）文化重构与再造过程中的反思。当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传统的艺术项目或者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成功的洗脱了消亡的命运，以另外一种形式在新的全球与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中得以继续发展，这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事情，然而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学者对被非本民族传承力量过度影响从而造成“异化”的民族民间艺术提出质疑。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文化表演与社区重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文化以及旅游民俗的土家族“毛古斯”》就通过详细的个案调查揭示了湘西土家族在传统年节期间表演的仪式歌舞“毛古斯”被对象化、僵化地认知与理解的过程，也是当地民众被疏离于自身传统的过程，体现了作为“文化表演”的传统正在被异化为一种被政府或者专家等非本民族角色重新发明的“传统文化”。广西旅游科学研究所谢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保护制度反射性影响研究——基于花瑶挑花传承人FTM生活史的调查》一文中通过对花瑶挑花传承人生活史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操作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及其相关制度却不可避免以权力形式剥解了代表性传承人的创作自由，使其沦为保护与传承技艺的附属，丧失了其作为花瑶社会生活成员的主体性。此外，在创新名义下，代表性传承人将日常技艺磨练视为“作品”创作，从内容、形式和功能上予以改良，以迎合制度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规约，逐渐脱离技艺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掌控，放弃了对民族技艺族群特色的坚守。有的学者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的季中扬《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模式、难题及策略》中提到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遭遇的真正难题并非是过度商业化与保护文化遗产原真性之间的矛盾，而是如何保护其文化功能问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明确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主体性问题，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区教育，唤醒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使得遗产保护成为文化主体的一种内生需求，从而对生产性保护形成一种良性制约力量。这位学者的思考其实是希望将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文化自觉的问题。生产性保护究竟能否成为传统民间艺术活态保护的基本方式，关键在于文化主体的主体性能否得到落实与保障，文化主体能否产生文化自觉意识，能否重建对传统民间艺术的文化认同感。东京大学菅丰的《试论“异端的民间艺术论”》一文也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对于包含民间工艺等的民间艺术研究，一直以来以专业化的、作家化的或者正统化的“民间艺术家”为对象。然而，在其背后，却大量存在着这样的群体：他们虽然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但在生活上却以民间艺术为营生并乐在其中。我们有必要把这样的一群“异端的艺术家”们置于视野之中，也有必要更清楚地去认识这些普通人所创造的民间艺术。上海大学陈志勤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参与》阐发了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公众参与在中国并不是现在才认识到的问题，“中国式”的公众参与其实一直存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场，之所以我们会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缺失公众参与，主要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中国式”公众参与被笼罩在政府主导的光环之下，使之没有能够转向“现代性”公众参与，也就是说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重新思考，使公众参与的自律性和能动性得到彰显。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梳理“文化遗产”存续至今的民众基础，然后揭示“中国式”公众参与的几种方式，最后思考了“中国式”公众参与的现代转向问题。

方李莉会长在《城市艺术区的人类学研究------798艺术区探讨所带来的思考》一文中从宏观角度反思了城市中民众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城市的艺术区是置身于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的特殊区域，与以往工业时代的社区是有区别的，这是以往人类学研究从未遇到过的新的研究空间和社区。在这里不再有固定的传统，也没有了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而是全新的经过了文化重构与再造的文化社区。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观察方式来完成它。在农业文明时期，艺术和农民的节气、农时、人生礼仪等的各种庆典及仪式活动紧密结合，那时的艺术是大众参与，人人都是艺术家是当时的文化特点。但到工业化时代，艺术从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艺术成为了少数天才才能从事的职业，也只能被少数受过较高教育的文化精英所欣赏。而当今艺术区的出现则是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固有空间，让艺术向大众开放，甚至让大众参与，艺术区本身是文化重构的产物，而这也将使得艺术得以重新回到日常生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她剖析了不同时代背景下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审美社会”的概念。

四、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独立生存方式探讨。

多元文化的融合也是文化重构的一个部分，世界上并没有独立发展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都是在互相影响着的。广西民族大学陈丽琴的《中越交往：越南传统戏剧衍生与传承的文化生态》以越南传统戏剧为例，分析了越南与中国由于历史上族群的自然迁徙和文化的交融碰撞，使中越民族文化体现出交相影响与互动共生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在在当下信息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了，如何在纷扰的新语境中保持自己的传统也是我们探讨的内容。江南大学邢乐、梁惠娥的《迁徙族群的文化独立与兼容并蓄——以美国阿米什文化生存哲学为例》一文探讨了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阿米什人，在主流文化与现代文明冲击的同时，成功保留了独有的生存方式，以坚定的信仰、弹性的生存策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他们的文化生存哲学为我们的地方文化及民族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此外，还有日本关西学院荻野昌弘的《保护的年代：为什么今天需要世界遗产？》，安徽大学程波涛的《民居类非遗数字化构建的学理依据与技术反思——以徽州民居数字化建设为例》，长沙理工大学黄柏青的《消费社会语境中设计美学的商品叙事》，中国美术学院王侃的《公共设计、传承创新与设计人类学》，广西民族大学陆晓芹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壮族“末伦”艺术》， 黄岗师范学院胡绍宗的《文化民生视野下的中国农民画》，上海体育学院马古兰丹姆的《青海塔尔寺“羌姆”实地考察及舞蹈特色分析》，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唐白晶的《舞蹈生态语境下的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以阿昌族舞蹈生态调查为例》，武汉纺织大学陆兴忍的《年画与服装设计》及英文组山东艺术学院刘翔宇的《中国瓷器：文明的信息》，河北师范大学郭震的《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传播：以唢呐在河北的传播为例》等诸多优秀报告的涌现。

此次的会议历时3天，会议期间各种讨论精彩纷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让我们看到不同专业背景研究者可以在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一平台上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用田野的方法或人类学的视野去研究艺术与人。德国符号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曾经说过语言、神话、宗教、艺术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而我们不同角度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同样纵横交错，也构成一张意义之网，在这张网中，我们看到了艺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看到了中国特色的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在闭幕式上，方李莉会长作了大会总结。她提到从此次会议起，为促进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的沟通与交流，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走向国际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以前讨论组分组的基础上，新增设了英文讨论小组，这次的英文讨论组在纳日碧力戈教授及范丹姆教授的主持下，取得很好的效果。随后，她对这次获得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评议，她认为这些获奖的文章涵盖了从城市到乡间，从理论到田野，从制度到历史，从传统到创新，从造型艺术到身体技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给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以及贯彻费老“从实求知”精神树立了风向标。她在最后指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即是人类学视角也是艺术学视角，每个社会建构中都有艺术的影子，艺术人类学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深入现实生活，并从艺术的角度参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建造，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发表于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