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教育、语言文化政策研讨会综述

管季超0712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教育、语言文化政策研讨会综述

【来源：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2006-5-13 】

    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全民学英语的现象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实行文理分科，独重科技教育和英语教育，青少年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而效率低下，优秀外语人才奇缺，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与此同时，社会性的“国学热”开始升温，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各级学校教育中仍没有一席之地。
   
    为此，5月13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讨论我国的教育、语言文化方针。出席会议的包括学术界、学校、教育管理部门等方面的代表30余人，如著名学者、教育哲学权威黄济教授，清华大学原英语系副主任孙复初教授，南开大学博导、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项贤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滕星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主任龚亚夫，国家汉办考试处副处长张晋军，“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北师大研究员、教育部新课标高中实验教材副主编王丽，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等，以及来自苏州、北京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干部。《中国青年报》等20家媒体与会，博客网进行了现场报道。
   
    会议重点讨论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我国英语教育的目标、英语学习的效率；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学热”思考；我国中文教育的方针。
    1、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
   
    南开大学博导、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马庆株对我国当前“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和“双语教学”热深感担忧。他认为让学生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学英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也解决不了优秀外国语人才奇缺的问题。全民学英语，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民族认同感受到扭曲，也不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违反了《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与世界接轨不应该曲解为只与英语国家接轨。
   
    在双语教学方面，马庆株认为宪法规定全国推行普通话，《教育法》规定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我国的教学语言是汉语，教学语言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变教学语言就是国家主权的部分丢失。英汉双语教学把各门课程都改成了英语课，英语没有学好，而且必然削弱各门课程的知识讲授，降低了教育质量。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项贤明说，最近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外语专门分会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日本的小学英语要必修化，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议，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现在日本小学开设英语课的比例是93.6%。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一直有一种恐惧，知识分子应该通过理性的思考而非煽情，面对这一挑战，使得我们真正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丢失，中文教育的滑坡，是否是英语教学造成的值得怀疑。

    关键是整个社会的舆论，包括政策的导向，形成了一种独尊英语的格局，使英语在中国社会成为一种资格、一种品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滕星说：全球化时代，英语是一个工具。中国人要不要学英语的问题，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处境很相似。他们为了生存要学汉语，为了情感还想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可是自己的母语在市场经济下有没有什么用，日渐衰弱。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教育语言政策也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到底该如何保护。因为语言文化是每个民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形成的人类的资源。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活力。如何保留文化的多样性，是政府和社会都应该关心的问题。
   
    历史学者雷颐认为不应把英语和中文教育对立起来。想通过封闭缩减英语、缩减什么来达到保卫自己语言的目的，恰恰达不到。他接触过很多台湾学生、香港学生，他们的英语水平比我们高，但是他们的国语水平又比我们高。
    2、我国英语教育的目标、英语学习的效率
   
    原清华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孙复初教授强烈抨击了我国英语教育的现状。在“应试教育”、标准化考试的模式下，英语变成学习时间最长，家长花的钱最多，学生花的时间最多而效率最低的一门课程。但是，在中国教育历史上，过去我们的学生在高中毕业生英语基本上就过关了。那时上清华之后不上英语课，都是中学学的英语。没有外教，也没有什么录音机、“快译通”，能够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学好英语，负担也不是很重，上大学以后，我们都能用英语听课、做作业。可以说，如何教英语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当时的英语教学是符合英语教学的客观规律。
   
    从80年代中期，英语教学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从教育部考试中心成立以后。开始了英语教育的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变化非常明显，就是学生不愿意念课文了，班上全部是背词汇，然后做模拟题，不仅英语课上做，到专业课上也做，冲击了专业学习。有人说大学生几乎一半的时间在学英语。中文水平下降也是因为应试教育。北京市有6位外教参加了2005年的英语高考，满分是150分，这6个外教平均分是71分，中国的学生考到140多分。我国中国的英语考试考倒了我们的外教。这就是我们的四、六级。不是提高语言能力，完全是搞应试能力。所以清华从90年代初就与四六级考试脱钩。
   
    我们几千万的青少年学生，每天都在为此而奋斗从小学考到大学，成为一个难题。大家提了那么多意见，那么听不进去，而且不愿意改变。有人说的比较尖锐，叫做“垄断加暴利”，我认为可以说是“权力加利益”。考试经济，考试行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建议人大常委会关注中学、大学英语教学的问题，做一些调查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主任龚亚夫指出我国英语学习时间不合理。他说，有研究表明，外语学习越早越好是有一定条件的，得有一定的接触频度。在中国的情况下，小学三年级或者一年级开始学外语，每周可能一两节课。到了初中，效果也不是很好。
   
    苏州市教育局教研员、中学英语教师焦晓骏说，据推算，20年之后中国需要英语进行人际交往的人不会超过1%，因此绝大部分人不需要学英语。英国早在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就明确规定：现代外语作为第三阶段的必修课，到了第四学段就只作为选修课，英国资料表明，打算考大学的学生，30%放弃了外语，全社会有65%是不学习外语的。英国的核心课程是英语、数学和科学，并没有外语。焦晓骏认为，中国的核心课程也不应该包含外语。
   
    对英语只是工具的说法，龚亚夫和雷颐都表示明确反对。他们认为语言不仅有工具性，还承载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要学习国外，就应该了解他们的文化。
    3、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学热”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说，汉语不仅要学习语言，也要学习汉语文化。汉语文化中，儒家有优点，也有劣势。儒家不是唯一一家。诸子百家都有可取之处。关于“国学热”，他说，国学就是要为现代教育服务，绝不能用它来代替现代教育。
   
    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认为语言教育在本质上是生命教育，而生命教育要由全社会来承担，体制内只能承担一部分。他说，对于基础教育、乃至大学人文教育，都必须考虑到官民共建，为民间资源留下发挥的空间。
   
    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学处副主任任维兵认为学校应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他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对于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影响已经渐渐减弱。学校应该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包括校本课程在内的多种教育资源，探索新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模式。
   
    杨东平教授指出，至今为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在正规教育当中，还没有占领一席之地，只是在历史教育当中，作为一个历史的支持点实现。他问道，如果从一个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没有读过《论语》、《中庸》，算不算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
   
    曾任北京一中校长14年之久的王晋堂就此再次批评应试教育。他说，学校为了升学率，让文科学生的不学理，理科学生的不学文，这是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违背的。
    4、我国中文教育的方针
   
    北师大研究员、教育部新课标高中实验教材副主编王丽说，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把自己的母语叫做语文。母语课程在台湾称作国文，其他华文地区，香港把这门课程叫做中国语文；新加坡叫华文，以此跟英文相对称。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也是叫做汉语。
   
    她说，从“国文”到“语文”仅一字之差，但“国文”本身蕴含着对自己语言的体认，潜意识中是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就像提到国旗和国徽一样，内心有庄严、肃然起敬的感觉，使我们在文化上有所归依，意识到我们是长江黄河的子孙。“语文”带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宽泛的概念，可以指原生态的母语作品，也可以指母语翻译过来的其他任何语言的作品等等。
   
    谈到两岸母语教育的内容，她说，台湾的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一种是高中国文，还有中国文学教材和国学概要。民族文化基本教材包括《论语》、《大学》《中庸》。而大陆母语教材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很零散。所以学生毕业以后，很难形成对传统文化比较系统、基本的概念。
   
    王丽以台湾地区和美国为例谈了母语课程的价值认同问题。她说，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培养母语凝聚力，加强价值观认同的力度。台湾的母语教育对“国文”的“国”字扣得很紧，是有意识去强调的。1995年台湾颁布的国民中学（初中）国文目标包括：壹、体认中华文化，厚植民族精神，培养伦理、民主、科学观念，激发爱乡爱国思想。叁、继续学习标准国语，加强听、说及讨论之能力，养成负责之观念及良好风度。肆、明了我国语文之特质，增进阅读、写作之能力，及欣赏文学作品之兴趣。伍、明了国字之结构，正确使用毛笔字及硬笔书写楷书或行书，并培养欣赏碑帖之能力，陶冶高尚之情操。高中课程目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第三条：研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爱国淑世之精神。从这些可以看出，台湾对母语的自我认识是相当坚韧而强烈的。另外，1983年美国一教育报告规定：……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像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国家汉办考试处副处长张晋军从考试的角度谈到语文教育的开放性，他说，考试开放了，教与学才有可能开放。我们须倡导语文教育的开放性，语文教科书不能再是包含二、三十篇课文的教科书，而更应该像一个阅读目录或索引。在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和ZHC（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前，考生就无须按特定教材的内容准备。以往教师教一本，学生学一本，考试考一本书的局面使本来绚丽多彩的语文课便成了封闭的、狭隘的、没有生命力的世界。张晋军认为语文教育还应该具有全面性，包括人文性、听说读写能力、能力和性格三个方面。都应该重视。
    会议在讨论问题、研究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建议：
    1、 改革英语教育政策和教学
   
    科学地设定各级学校教育中英语教育的功能和目标。例如，不宜在幼儿园阶段开设英语；可考虑在初中开设零起点的英语，并主要在中学阶段完成英语教育。应对在低幼年龄阶段进行“双语教育”的合法性和效果进行研究和评价。学校应提供除英语之外的多种外国语让学生选择。
   
    改变英语成为各类人才评价的最高标准，在升学、招聘、晋升等人才评价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地设定英语的要求。
    可考虑取消高校目前的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水平的评价由社会机构按照市场化机制运作。
    2、 加强和改革中文教育
   
    可考虑将“语文”改为“国文”。实行更加开放多元的语文考试，不限定教材，采取多种方式评价，给学校和学生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3、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正式进入大学和中小学课堂，从而传承民族文化和价值。鼓励发展民间的传统文化传播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