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语用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篇章语用研究70年

作者：徐赳赳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0-06-04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十一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徐赳赳研究员。

第十一章 篇章语用研究70年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学研究

　　话语篇章研究的对象是大于句子的结构和功能。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70年的话语篇章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一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到现在。这两个时期研究的思路、方法、领域、范围等都各具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对话语篇章的研究是在文章学的研究的框架内进行的，这段时期可以称为“文章学”研究时期。改革开放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开始借鉴吸收西方研究话语篇章理论和方法，可以称为“篇章语言学”研究时期。
　　这节介绍文章学研究时期的特点和成果。
　　一、文章学的概念和范围
　　吕叔湘（2002: 472）认为，“中国的传统的用语是‘字’和‘句’。再接上去就是‘章’和‘篇’，按照现代的学科分工，已经不在语法论述的范围之内了”。吕叔湘（2002: 484）还说“比句子大的单位是段，讲语法只讲到句子为止，篇章段落的分析是作文法的范畴”。
　　按照吕叔湘（2002: 472、484）的思路，语法主要是研究句内的语言规律，超出句子的结构，归到“作文法”。这里的“作文法”实际上就是“文章学”，就是研究话语篇章的方方面面的规律，文章学的研究是我国话语篇章研究的早期研究阶段。
　　文章学指的是研究文章性质、功能、构造及读写文章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文章学以文章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到文章的本质、产生、发展、分类、要素、写作、阅读、分析、鉴赏、文风、风格等。文章学跟文章的写作和阅读密切相关，试图概括人们的科研成果，上升为文章理论，并用以指导各类文字的阅读、写作和教学。文章学着重揭示读、写文章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下面介绍对文章学有代表性研究的学者曾祥芹（1995）和张志公的看法。
　　二、曾祥芹的文章学思想
　　曾祥芹（1995：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文章学的知识体系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1. 文章的本质（起源、特性、系统）；
　　2. 文章的规律（意贯律、言接律、得体律）；
　　3. 文章的信息（事料、意旨、情感、境界）；
　　4. 文章的体式（结构、语体、文体、技法）；
　　5. 文章的风貌（气势、风格、作风、美质）；
　　6. 文章的主体（作者、编者、读者）；
　　7. 文章的功能（认知价值、实用价值、审美价值）；
　　8. 文章的发展（古代文章史、现代文章史、当代文章史、外国文章史）。
　　我国文章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跟语文教学关系密切，因此曾祥芹（1995: 6）重点谈了教学中语文和文章学的关系。他认为，文章学是语文学的主要分支。从语文知识体系看，文章知识是其中的主体部分；从语言能力系统看，文章读写能力是其中主导方面；从语文教育系统看，文章读写教学又是其中的主要任务。语文学即“言语学”，包括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两大领域，探讨话语成章规律的叫口语学，探讨文字成篇规律的叫文章学。其中研究口语吸收规律的叫听知学，研究口语表达规律的叫演讲学，研究文章摄取规律的叫阅读学，研究文章生产规律的叫写作学。这四种语文能力又可称为听话、说话、读文、作文四个方面。
　　三、张志公的辞章学思想
　　张志公讲的辞章学就是指文章学，主要包括：辞章学的定义；辞章学的历史传统；辞章学的基本模式；文章的语义特征。
　　（一）辞章学的定义
　　张志公（1983: 12—13）认为：古人说的“辞章”或者“词章”，就是文章；“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古人从来没给“辞章之学”下过定义，也没有一本专谈辞章之学的论著，传统的所谓“辞章之学”这个概念，从前人所谈的有关辞章的各种具体问题来看，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可以说，凡是写作（作诗和作文）中的语言运用问题，无论是关乎语法修辞的，关乎语音声律的，还是关乎体裁风格的，都属于辞章之学，在写作实践中最注意的，是炼字炼句的工夫，再就是所谓文章的“体性”。
　　（二）辞章学的历史传统
　　辞章之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先秦两汉的文献里，“文、辞、章、文辞、文章”就已频繁出现。魏晋隋唐以下，又出现了“辞章”的说法。同时出现了讨论这些问题的专门论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在梁章钜《退庵论文》中出现了“辞章之学”这个概念。
　　（三）辞章学的基本模式
　　辞章学的基本模式，大概宋朝初年已经总结出来，就是所谓的“起承转合”。这可以说是从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分析、总结、归纳出来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或者是提出主题、围绕主题加以申述、得出结论。“章”是传统的叫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段或段落。章或段（段落）是篇的一个组成部分。章或者段有一般的，有特殊的，把主要的、特殊的章或段除去，剩下的就是普通的、一般的章或段。
　　（四）文章的语义特征
　　张志公（1983: 131—132）认为，一个篇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语义特征：（1）连贯性(一篇文章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的统一体，里边的每一章或段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2）一致性（一篇或一章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内容到语言乃至行文笔调要保持一致）；（3）协调性（一篇或一章中所说所写要协调，这和一致性有关系。这里要注意逻辑的几个基本要求：同一律，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致性；矛盾律，不能自相矛盾；排中律，不能模棱两可。同时还要注意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4）艺术性（是组织篇章结构的技巧。文章的表达效果与篇章结构艺术性的高低很有关系。篇章结构的艺术性高，巧妙、新颖，不但能增强篇或章在表达上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而且更能吸引读者，加深读者的印象）。
　　以上介绍的两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对文章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章学研究之所以能兴起，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前人对文章学研究的传承性，正因为前人的辛勤研究，促使了后来文章的继续向前推进。比如吕叔湘（2002 [1942]）对“繁句”和“复句”的研究，在《中国文法要略》里专门有一章讨论“繁句和复句”。吕叔湘（1942）对繁句和复句进行了入微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完全超出小句的范围，揭示了话语的组成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还有陈望道的作文法的研究，陈望道（2005 [1922]）在其《作文法讲义》里系统地研究了话语的方方面面：话语的构造、话语的体制，段落的实质、段落的形式，这些都是话语分析的典型研究对象。“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尤其是白话作文法的专书，它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作了系统的阐释，从作文的学习和习得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文体分类法。由于其所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应用性，至今仍在写作、文体的教学和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陈望道学术著作五种》：前言）。老一辈学者的研究，给后来的文章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篇章语言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专门研究话语篇章的理论，后形成一门语言学研究的分支，称为“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改革开放为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国际上话语篇章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被介绍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学者很快就掌握了新理论、新方法，紧跟国际话语篇章研究的步伐，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与此同时，国内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对话语篇章研究的学术思想。这些研究使国内学者看到了我国的古代学者已经对话语篇章的研究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学者两条腿走路，一是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框架。一是对古代文献中关于话语篇章的思想，做一系统的研究。
　　这节先介绍国际上篇章语言学（或“话语分析”）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再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篇章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1952年，哈里斯（Harris）写了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语言》杂志上。此后，话语分析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里的话语分析，就是指篇章研究。此后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有研究话语结构，有研究主题结构，有研究“言语交际”的形式，有研究语言和人类行为的关系。这段时间的研究是话语分析的萌芽时期，其特点是各自进行一些零星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其影响也不大。
　　到了70年代，从事篇章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大批出现，一门新学科的雏形开始形成，在语言学界引起了重视。这段时间，传统的语法分析已受到挑战。篇章在传统语法分析中，加进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变异、言语行为、会话、独白、篇章结构、交际活动、认知和语境等等新的概念。这段时间的研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80年代，无论从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的影响等方面来看，都胜于70年代。下面是80年代篇章研究中的几件大事：一是《篇章》杂志创刊；二是两本有代表性的专著《话语分析》和《话语语法》出版。这两本书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前一段时期的研究水平。三是范戴克（van Dijk）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出版，本手册由世界各地研究话语篇章的专家撰稿，共分四卷，第一卷：话语的各个学科领域；第二卷：话语的各个方面；第三卷：话语和对话；第四卷：社会中的话语分析。范戴克称该手册可以看作是这门新的跨学科独立和自我体系形成的标志。四是话语篇章研究在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的展示。1987年在前东德首都柏林召开了“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大会共分19个分组会议，这19个分会中，以讨论篇章和话语的论文最多，共108篇，占整个大会总篇数的12％，列第一。
　　以上谈到的四件大事，标志着篇章研究在语言学界已有了一席之地，可以看作是话语分析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已经诞生。那么什么是篇章呢？也就是如何对篇章进行定义，目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简约与详细之分。
　　简约的定义：篇章指的是两个小句以上、彼此有关联的语言结构，篇章既可指书面语，也可指口语。
　　详细的定义：只有符合下面七个方面才能称为“篇章”：（1）衔接（有形式上的联系）；（2）连贯（有功能上的联系）；（3）目的性（制作篇章总是有一定目的的）；（4）可接受性（从篇章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可以从篇章中可以获取知识）；（5）信息性（人们对某个篇章预测到的内容或没有预测到的内容，信息有旧信息新信息之分）；（6）情景性（对篇章的理解跟环境紧密相联）；（7）互文（对某个篇章的深刻理解依赖跟这个篇章有关系的其他篇章）。
　　简单归纳，篇章语言学就是研究篇章的学科。
　　对篇章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背景，主要有下面几种观点：
　　（一）来源说
　　来源说认为，篇章最早的形式可能来自于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在中世纪，大学主要开设三门学科：修辞、语法和逻辑，这三门学科中，修辞跟现代篇章研究关系最为密切。从历史渊源上看，篇章研究最早是从古代修辞学发展而来的。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著作到当代的修辞研究，关心的焦点都与篇章的特征有关，修辞关注的是“创作”（提出观点）、“构思”（组织思路）、“雄辩”（找到合适的词表达观点）等，都与篇章的形成过程有关。篇章研究和修辞研究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仅举两例：第一，从研究的关注点来看，篇章研究者需要研究篇章是如何生成的、如何表现以及如何接受的。这样就涉及对组成篇章所用材料的“选择”，也就是用什么方法（修辞手段）来组成篇章，重点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作出这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意义是什么”。修辞学也要回答同样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篇章研究关注的是过程，而修辞研究关注的是手段。第二，从研究的角度看，篇章研究者关注的是体裁的辨识与描述，而修辞学则关注人们在建构篇章过程中对各种体裁风格的选择。由此可见，话语篇章研究和修辞的关系密切，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在研究篇章的同时，或多或少会涉及到修辞领域。
　　（二）语文说
　　语文说认为，现代篇章研究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现代语言学又是在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语文学通常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校勘学等内容。现代语言学是以结构主义的出现为标志的，人们收集语言资料，从最小单位进行系统地分析，人们发现声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形式的最小单位是“语素”，语序的最小单位是“法素”，意义的最小单位是“义素”，等等。每个最小的单位有自己的系统，通过区别性特征和对应成分可分为不同的等级，所以每个最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如果某个“系统”定义为具有特殊功能的一套成分，那么，这些系统就有区别性的功能。当某种语言的这些最小的系统确定下来，并对这些系统进行分类，那么这种语言的描写就算完成了。这种结构描写法并未涉及篇章，但对篇章的研究具有间接作用，例如，人们也可以找出篇章的最小单位，当然，这种做法并不一定会发现篇章的本质，但会发现组成篇章的成分。大致统一的看法是：篇章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从篇章的结构来看，篇章结构一般较固定，较明显。前人对篇章的范畴和层次作了分类，但对篇章在社会行为中是如何使用的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这时人们认识到，由于篇章具有复杂性和系统的开放性的特性，传统的描写法已经不适合分析篇章。学者们研究发现：句子语法和篇章语法有许多不同点，但是还没有找出一条规则来判断篇章是否是“符合语法的”或“不符合语法的”。篇章研究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对口语来说，通常会涉及会话的双方，说话者是先确定要表达意义，然后再生成句子；而听话者先接受句子，然后再回过头来推测句子的意义。根据这一特点，有学者提出是否为说话者建立一套语法，为听着再建立一套语法。
　　（三）两股力量说
　　两股力量说指的是有两股力量促进了篇章研究的形成和发展。
　　一股力量是理论语言学内部的发展。1965年，乔姆斯基正式出版了《句法理论要略》，1968年乔姆斯基和哈雷合著的《英语音系》定稿付印。这两部大著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学派正式取代了结构主义学派，成了语言学论坛上的主导力量。但从1966年开始，转换生成学派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成生成语义学派与词汇解释学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生成语义学派的势头逐渐减弱，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词汇解释学派慢慢地又占了上风。虽然生成语义学派中也有一些人后来皈依乔姆斯基阵营，但大多数人却化整为零，各自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里勤奋耕耘，给语言学领域带来一派多元化的局面。正是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一批埋头致力于话语分析工作的语言学家，大大地推动了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在转换生成学派正式取代了结构主义学派之后，却在转换生成学派内部产生出了篇章研究的萌芽，语言研究就是在不断的变革中一步步地走向今天的篇章研究。
　　第二股力量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篇章研究的发展和形成，也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自然语言的处理，迫切要求语言学家更多地注重话语分析，以满足实践向人们提出的具体要求。
　　二、国内篇章语言学研究现状
　　从国内的研究看，传统语法一般不涉及篇章，篇章研究通常列入“作文”的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有机会及时接触到国际上对话语篇章研究的成果，国际上对篇章的研究每前进一步，国内都会及时介绍，如《国外语言学》就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及时向国内读者介绍最新的国外篇章语言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修辞结构理论》《话语分析——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等文章都对国内的篇章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1991）和廖秋忠的《廖秋忠文集》（1992）这两本文集的出版，代表了当时话语篇章的研究水平，奠定了中国篇章语言学的学科基础。随后，中国的篇章研究进入一个活跃发展期，涉及的领域包括话语篇章研究的方方面面。
　　2017年，陈平三卷本文选《汉语的形式、意义与功能》《引进结合创新——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语言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本文选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召开了《陈平文选》的首发式，以示对该书的重视。这三本文选代表了当前汉语话语篇章研究的水平，是我国话语篇章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汉语的形式、意义与功能》：围绕汉语的形式、意义与功能三者关系展开，研究对象是汉语句法、语义、语用和话语分析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包括汉语句子组织的基本格局、话题结构、同指称相关的哲学、逻辑、语法、语义、语用和话语问题、时间结构、话语组织、语法化等。从形式、意义和功能的角度对相关汉语现象做详尽的实证分析和深入的理论阐发，旨在揭示汉语句法、语义、语用和话语篇章有关问题的根本特点，并诠释相关汉语现象在普通语言学层面上的理论意义。
　　《引进结合创新——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的关系，是我国语言学研究历久弥新的话题。该书指出，引进、结合和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主要知识系统逐步成形、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日渐自觉与熟练地利用普适性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描写与解释汉语现象，探索汉语与其它语言之间的共性以及汉语自身的特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尤其关注现有理论和方法无法说明的汉语现象，以此为基础，努力超越现存的理论框架，提出更准确、更全面、从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理论和概念，以汉语现象为依据在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该书收录10篇论文，其讨论范围覆盖了现代语言学主要理论、方法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句法、语义、语用、话语篇章、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侧重阐明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密切关系。
　　《语言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语言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也是社会语言学和文化历史研究领域里的重点研究课题。语言的发展和规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位规划，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和推广标准口语、标准书面语和标准文字系统，同时妥善处理国家标准语言文字同境内其他语言和语言变体之间的关系等；二是本体规划，主要内容是对语言的文字、词汇、语法、文体等主要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提高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效率，使其具有同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丰富表现能力，同时加强规范化建设，以应现代化国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需求。该书所收八篇英语论文围绕这些方面展开，侧重探讨汉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剖析有关理论主张和具体措施的动机、思路、目的和方法，在同世界相关国家和语言的比较中全面揭示汉语发展与规划的种种特点。
　　这个阶段我国话语篇章研究的特点是能紧跟国际研究的潮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自成系统的一套方法。话语篇章研究在“宏观结构理论”“修辞结构理论”“信息结构”“主述结构”等有关话语篇章理论的指导下，在探索汉语的组织结构及解释方面表现出了强劲的潜力。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古代篇章思想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批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古代话语篇章思想的开掘与研究方面。他们发现，古代学者对话语篇章的研究非常重视，把话语篇章的研究主要放在文论的框架中进行。这些传统的话语篇章的看法和观点，对现在仍有指导作用。
　　我国历史上对话语篇章的研究的特点是话语篇章的思想大多在文论中论述，专门研究话语篇章的专著不多，但是各种文献中有关话语篇章的论述显示了我国古代学者的学术水准。这些有关话语篇章的精辟的论述，给我国后来的文章学研究、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张志公（1962/1996: 19）认为，古代有关话语篇章的研究，大致散见于四类书籍之中。一是历代学者、作家的学术论著或文集，里边有些论文、书札或杂记间或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历代的笔记小说，也有些谈诗论文的材料；三是历代的“诗话”“词话”；四是宋元以来诗文选本和专集评注本，其中的评、批，很多是谈论辞章问题的。前三类范围太广，涉猎为难，过去有过些辑录汇编的书，多少可以提供一些便利，例如《诗人玉屑》（中华书局新印本）、《诗话总龟》（《四部丛刊》本）、《历代诗话》《清诗话》《词林纪事》《文学津梁》等。第四类数量也很多，比较通行的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读杜心解》（都有新华书局新印本）等。
　　刘勰《文心雕龙》和马建忠《马氏文通》是我国历史上两本涉及话语篇章论述的重要著作，这两本书里的丰富的话语篇章研究思想，代表了当时话语篇章研究的学术水平。
　　一、《文心雕龙》的话语篇章思想
　　姜望琪（2012）、王晓军（2012）、陈平（2017）对刘勰《文心雕龙》中对话语篇章研究的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
　　姜望琪（2012: 13）认为，西方现代篇章结构研究跟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历来重视篇章语法。跟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是以整体论为指导的，其基本单位是具有较高独立性的“篇章”，而不是西方那样在分化论指导下的，只有相对完整性的“句子”。换言之，中国的传统“语法”是“章法”，而不是“句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成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章学专著。《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文章写作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对文章的具体结构，刘勰也有很多精到的论述。
　　王晓军（2012）认为《文心雕龙》有三个方面表现出话语篇章思想：一是刘勰的语境思想；二是刘勰“隐”的概念；三是《文心雕龙》中的衔接手段。
　　陈平（2017: 3）认为，话语作为文本，也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几千年来零散的或系统的论述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观察和论点，同今天话语分析中常用的理论和概念有直接相通之处。以下面两段文章为例，均出自《文心雕龙》（章句第三十四）：
　　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扎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第一段讲到篇章的组织单位，分为四层，分别为字、句、章、篇，并且说明这四种组织单位之间的关系。注意其中所用的“句”，同我们现在语法分析时所说的“句”不完全是一回事，作“句读”中“句”解，与当代话语分析常用的“语调单位”的概念相关；第二段的观察也非常精彩，清楚地指出这十二个语法虚词在话语单位中的出现位置，共分三类，分别是话语单位的起首、中间或结尾。对于读者来说，这些词语的话语功能就是指示话语的结构组织。掌握它们的话语功能特征，便于读者断句，有助正确理解话语篇章的意思。1500年前的刘勰能有如此细密的观察，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现代西方学问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传到中国以前，或者说是成为我国语言学重要研究领域之前，话语篇章的特点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重要原因是这方面研究的实用性。小学生作文、读书人写文章、分析文章，大都要涉及到文章的结构组织特点，涉及到有关词语的话语功能。二十世纪陈望道、郭绍虞、吕叔湘等先生在这方面写过许多文章。虽然他们当时的论述，不一定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篇章语言学研究，但是他们对文章结构、特点、写法、意义所做的深入分析，早已成为我国优秀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是可供我们时时汲取教益的可贵资源。
　　以上三位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后的结论是：（1）中国的传统“语法”是“章法”，而不是“句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2）《文心雕龙》的话语思想可归结为语境思想、“隐”的概念和衔接手段三个方面；（3）在1500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关注到话语篇章的各种特点。
　　二、《马氏文通》的话语篇章思想
　　下面介绍陈青松和王志平对马建忠话语思想的研究作的归纳。
　　陈青松（2002: 80）认为，我国的语篇思想萌芽比较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许多可贵的语篇思想包含在传统的文章学里头，而且近现代的一些语法著作中也有许多不成熟但极有价值的语篇思想。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即是其中之一。《马氏文通》的语法分析不以句子为限制、且有丰富的衔接思想。
　　王志平（2003: 138—154）认为，我国传统的文章学一向比较注意语法问题。古汉语中的“文法”一词既可指文章学中的文章作法，又可指语法学中的词法句法等，二者有时密不可分。那么作为现代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与文章学也是关系密切。作者从取材、命意、宗旨、行文四个方面来论述《马氏文通》的文章观。

　　第四节 语用学的形成和历史

　　“语用学”的概念，是莫里斯（Morris）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莫里斯在皮尔士（Pierce）研究符号学的基础上，认为符号学可以分为“符号关系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方面。其中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后来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提出各种新的概念，新的看法。
　　一、语用学的形成背景
　　50至7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言语行为，如“请求”“命令”等。
　　美国哲学家塞尔（Searle）发展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格赖斯还提出了“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学说。
　　他们的这些努力为语用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创刊，这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从此语用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为大家所接受。
　　从莫里斯提出语用学的概念到今天语用学的发展轨迹，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最早莫里斯是从语言符号研究的思路出发，探讨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符号与接受者的关系，这样就涉及到语言与使用语言人之间关系。谈到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就涉及到人们在日常交流时对话语意义的理解，而话语的理解又离不开语言的使用环境，因为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有时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意义，这样就涉及到对语境的思考。同时，学者也发现，语言意义的产生和理解，还涉及到社会的因素。比如不同的社会对话语的使用有自己的一套表达方式及限制，我们很熟悉的礼貌原则就受到不同社会的制约。哪些话能讲，哪些话可以讲到什么程度，哪些话不能讲，这些都因不同的社会而可能不同，这样社会因素对语言理解的探究又放到研究的重要地位，语用学的研究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二、语用学的研究对象
　　从研究的语料来看，语用学重视口语的研究，相对书面语来说，口语保留了人们在日常交际中话语的种种特征，有“规范”的，也有“不规范”的。所以言语交际的模式、策略、技巧和规约，都是语用的研究对象。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加上交叉学科的研究不断出现，与多学科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这使语用学不再是一门单向学科，语用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样态。新的分支不断出现，如跨文化语用学、社交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发展语用学、计算语用学、话语语用学、认知语用学、意识形态语用学、对比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实验语用学、社会语用学、互动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网络语用学、语料库语用学等分支。第五节 语用学的定义
　　莫里斯最早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定义的。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对语用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不同的学者对语用学有不同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下面我们综合学者们有代表性的观点：语境说，使用说，综合说。
　　一、语境说
　　语用学是对依赖语境的意义的研究，是利用语境来推断意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境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它和言语行为的相互作用构成语用学的中心内容。语境与言语活动的参与者、言语行为，尤其与正确理解会话含义有着密切联系。
　　二、使用说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使用。语用学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选择背后的机制与动机以及这个机制和动机所具有的和企图获得的后果与影响。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讲话者，或语言使用者，便是语用学的领域。
　　三、综合说
　　语用学研究由社会各种条件所决定的人类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具体来说，分为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微观语用学包括蕴含理论、语用原则、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宏观语用学包括元语用学、语用行为、文学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社会语用学等。语用学指的是复杂的语言行为，语用学把语言现象与应用联系起来，以行为的形式对其从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综合研究。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过程中进行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适应性的性质。
　　综合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语用学看作是研究在一定语境中的语言的意义，典型的研究课题包括指示、预设、语境、言语行为等。

　　第六节 我国语用学研究状况

　　如果我们把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的创刊时间看作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的话，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间，语用学迅速传入国内，先是介绍，然后展开研究。
　　一、语用学的引进与传播
　　一门新的学科刚形成，第一步通常是引进和介绍，我国的学者对语用学反应迅速，在很短时间内把国际上最新的语用学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国内，下面是况新华、谢华（2002）和刘根辉（2005）对语用学引进情况的介绍。
　　况新华、谢华（2002）认为，最早向国内学者全面介绍语用学的是胡壮麟，他在《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以“语用学”为题，从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各个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规则等四个方面介绍语用学。该文特点：一是最早明确语用学是一门新学科，二是涉及各流派较为周全。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钱兆明、倪波、黄宏煦、程雨民、刘保山、何兆熊、黄次栋、廖秋忠、花永年、金定元、陈平、刘润清、胡文仲、邓旭东、段开成、戚雨村、王宗炎等分别就语用学某一或几方面课题进行了评价，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语用学的引进与介绍。90年代以钱冠连、杨自俭、顾曰国、张亚非、曲卫国、赵世开、徐盛桓、何自然、范文芳为代表，比较迅捷地将国外语用学的最新动态介绍给国内读者，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评述。
　　最快捷的引进方式是翻译原著。何自然翻译了洛芙迪（Loveday）的论文《语用学与英语教学》，介绍前提的语用意义和间接言语行为。沈家煊翻译了埃尔伍德（Allwood）的《语用学概观》，涉及语用学的历史与定义、语用学论题和当前语用学的实际用途。随后王志翻译了沃尔泰拉（Volterra）和安迪努斯（Antinucci）合写的《儿童语言中的否定句：语用学的研究》，袁义翻译了坦嫩（Tannen）的《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学》，赵斌翻译了费尔德曼（Feldman）的《“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对一场革命的反思》，钱敏汝翻译了范·戴依克的《话语宏观结构论》，许国璋摘译了奥斯汀（Austin）的《论言有所为》，文章涉及指示、预设和会话结构等问题。
　　在语用学的引进与研究中，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成为外语界最具影响的教科书与参考书。
　　刘根辉（2005）认为，1979年，许国璋先生最早把国外语用学理论引进中国（许国璋，1979）。20多年来，国内语用学研究经历了从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汉语语用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对于已有研究成果，国内有许多文献可供参阅：钱冠连，何自然，沈家煊，文旭，何自然、吴亚欣，徐鹏、马涛，况新华、谢华等。这些综述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各阶段国内语用学的研究状况，从事研究的也多是外语界的专家学者，评介的内容涉及语用学早期研究的各主要论题，如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据钱冠连统计，《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中收录的语用学研究论文题目有95篇， 但这可能并未包括这一时期全部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语用学研究逐渐形成了热潮，外语界和汉语界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据我们估计， 这10年中在各种学术期刊和专题性研究论著中发表的语用学研究论文总数在250篇以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侧重于介绍关联理论、新格莱斯（Grice）会话含意、语言综观论和顺应论等新语用学理论， 同时也有学者对80年代语用学传统论题研究的新进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进入21世纪虽然只有短短3—4 年的时间，但发表的语用学文章和出版的语用学论著却非常之多。值得关注的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沿课题，如形式语用学研究，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
　　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是直接翻译国外语用学论著。20多年来，学者们翻译了大量国外语用学论著，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题性评介文章，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由于引进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有的并不适合汉语实情，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不断有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钱冠连对格莱斯合作原则所作的修正；顾曰国对言语行为理论、礼貌原则和“面子”概念所作的修正和补充；徐盛桓对古典格莱斯主义和新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的语用推导机制的修正和补充及对新的会话含意理论框架的构建，等等。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语用学理论，为建立汉语语用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正如沈家煊（1996）和钱冠连（2001）所指出，国内有关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对西方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而缺少创新性研究成果。这应是日后研究努力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用学理论在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和修辞研究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在外语教学领域，首先是语用失误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其后的研究涉及语用学各论题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问题，这对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推动外语教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语用学理论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屈承熹讨论了语用原则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常敬宇分析了语境构成的各种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毕继万、张德鑫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邓恩明（1996）通过许多实例论证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充分考虑语用因素的观点。在汉外翻译研究中，翻译的语用等值问题， 以及“西译汉化” 和“汉译西化”等问题也都引起了热烈讨论，推动了翻译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交际研究也是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甚至被看成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注重中外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王得杏（1990）、何自然（1993）都把语用研究置于文化差异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探讨了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问题。
　　二、语用学开始走向汉语研究
　　经过一定时间的引进和探索，我国的学者开始进入对汉语进行语用研究的领域。
　　刘根辉（2005）认为，早期的汉语语用学研究是与修辞学密切相关的，语用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得到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开始的。而在此前后，国内学者对语境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就，这当是得益于传统修辞学研究的成果。1992年， 国内出版了第一部语境研究论文专集《语境研究论文集》。该文集收录了20世纪70—80年代中外学者（主要是国内学者）关于语境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节选）40余篇，深入探讨了语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语境对语言的各种制约、语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几十年来有关语境研究的概貌。汉语语用学研究成果也集中体现在各种语用学论著中。十几年来国内出版的语用学专著、教材、论文集等数量众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两部专著，一是何自然1988 出版的《语用学概论》，二是何兆熊1989 年出版的《语用学概要》。二者分别于2002年（何自然、冉永平编著）和2000 年（书名为《新编语用学概要》）再版，吸收了国内外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新成果， 前者还被推荐为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而作为汉语语用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当是钱冠连1997出版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汉语为语料、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代表了汉语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并被推荐为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 于2002 年出版了修订本。关联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语用学理论，它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成果集中反映在何自然、冉永平主编的文集《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中，该文集同时也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探索，这对推动我国语用、出版较早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介绍两本研究语用学的文集，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编写的《语用研究论集》（1994），另一本是束定芳主编的《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2001）。这两本文集，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当时语用学的研究水平。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经过5年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语用研究论集》（简称《论集》）。《论集》认为，对于语用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中心课题等至今仍有很不同的看法。一般说，可分为三种情况：（1）广义的语用学研究，从社会的、心理的角度，以至用功能主义的观点，从语言结构以外寻找解释某些语言现象的因素。这种研究方法跟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修辞学、交际心理学等的界线往往是交叉的；（2）比较狭义的语用学研究。这是欧美较多学者采用的方法，注重从哲学的或逻辑的角度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或原则。以莱文生（Levinson）的《语用学》为主要代表作，侧重研究指示、言语行为、会话含义、预设、蕴涵等问题；（3）狭义的语用学研究，主要研究言外之意跟语言结构的关系。
　　语用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引入了许多过去被人们忽视的事实和因素，并努力对这些事实和因素作出恰当的解释。这就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对人类的言语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课题组侧重研究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单元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的一些制约条件和因素。课题组特别注意研究了语言结构和语言单元中有选择性的那些语言单位，即用于表达同一语义或所指的不同的语言结构或语言单元的使用条件。此外，课题组还从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相关的语用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跟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有些方面是交叉的、重叠的。
　　《论集》共选收1989年以来本课题组成员围绕总的框架撰的论文16篇，已在海内外发表过的有11篇，其中5篇用外文发表在国外相关刊物上。这16篇论文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1）探讨了语用学的理论问题及其跟相关学科的关系；（2）论述了汉语里人称代词、反身代词和称呼的语用条件和制约因素；（3）分析了汉语某些语词的语用和语义特点；（4）考察了某些句子结构的话用或篇章结构特证、以及性别差异对语言运用的影响等。
　　《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简称《精选》）于2001年出版。编者束定芳（2001）认为，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历史不长，在中国的历史则更短，从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进入，至今才20年的时间，但它在我国的发展却十分迅速。想当初只有为数不多从海外归来的学子知道“语用”这个词语，而如今已经到了涉足语言学研究的每一个人个个言必称语用的地步。在高校外语学刊上出现的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充分反映出20年间这领域在我国的长足进展。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从引进开始。向国内同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引进介绍只是第一步，引进后便要对国外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修正。这一部分工作常常是在把有关的理论和观点应用于汉语和汉文化以作检测后做的。有一些思路开阔、勇于创新的学者则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模式。中国语用学研究的这条轨迹从这本论文集中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过去20年所作的努力使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跟上了世界语用学研究的步伐，虽说不上领先，但至少不算落伍。这20 年我们所做的工作为今后的继续深入发展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束定芳（2001）认为，为了反映近20 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在语用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从发表在国内语言类核心刊物上的有关语用学论文中遴选出反映我国语用学研究发展轨迹的语用学论文53 篇，分为“综述”“会话含义”“言语行为理论”“预设”“会话结构”“关联理论”“礼貌原则与礼貌现象”和“其他”等八个部分。
　　三、语用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入
　　我们这里讲的“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有相对固定的语用学研究的学术组织，二是开始用语用学的视角审视传统学科。
　　（1）学术组织
　　学术组织是开展学术活动的机构，对组织、推动学术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我国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2003年12月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该会接受中国逻辑学会、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独立运作。该会是由全国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工作者和语用研究人员自愿组织起来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秘书处设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除了“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外，其他各种机构也经常举办语用学研讨会，2019年9月将召开首届东亚语用学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语用学的研究。
　　（2）用语用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学科
　　我国语用学的研究，沿着两条道路向前推进：一是用语用学的新的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关联理论等来探究汉语，如研究汉语的会话、研究翻译、研究篇章，还有学者把这些理论用于语言教学。这些研究的特点是视角新、有理论框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研究占据大多数研究成果；二是用语用学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传统的学科，这类研究很有特点，下面介绍几位学者用语用学的视角来探索我国的传统语法研究和句法研究。
　　张伯江（2011）在讨论“语用和语法之间关系”时认为，对主谓结构、定中结构、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有关的一些实例的分析，展示了汉语这几种主要句法结构形成的语用动因。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句法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用功能。但是，在有形态的语言中，形态制约是第一位的，语义和语用表达都受制于形态；汉语没有形态的束缚，汉语句法结构的形成和调整，都可以直接显示语用目的。朱德熙的句法主张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即便从《语法讲义》正式出版算起，也差不多有30年了。近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傲人的拓展，研究范式也是百花齐放，大多还是以朱德熙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我们在发展传统学说方面走的步子越大，就越是能感受到朱德熙观点的深刻意义和特殊价值。
　　吴义诚（2018）在一项“语法性与语用性”的研究中，强调在描写和分析语言现象时，一定要弄清一些语法功能是语言成分本身的固有属性，还是通过语用环境传达的。作者考察和梳理了有关理论文献和相关语料，以英语中语法化了的有定标记词the 构成的名词结构为参照，论证了“有定性”远非汉语方言量词的内在属性，所谓“量名短语、光杆量词或光杆名词的有定解读”，实质上都是一种依赖语境等外在因素的语用现象，而非体现量词或名词本身固有属性的语法现象。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有一个专栏，叫“语法—语用界面研究”，张绍杰担任栏目主持人。本专栏共发表五篇文章。薛兵、张绍杰的文章《默认语义学模式下的句法限制问题:诠释与批判》批驳了默认语义学的句法限制“压制观”，提出话语命题意义的识解不但受到句法限制，而且体现了句法作为建构意义的资源与语用的互动关系。向明友、杨国萍《语法化动因的语用规律阐释》从语法化进程的路径，依据语法化进程中涉及的主观化和礼貌两大诱因，分析和阐释了与其密切相联的言语配置的自主性规律和经济规律对语法化的支配作用，揭示了语用规律是促进语用法语法化的动因。张克定《语法与语用的互动关系——以指令性if条件构式为例》详细分析和阐述了指令性if条件构式体现的语法—语用互动关系，不但说明从语法—语用界面视角分析不同语法构式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相结合的视角分析语法构式的案例。周永和吴义诚《“都”的程度加强功能:语法与语用的互动视角》对汉语里的“都”字句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进行了解析，以小见大，用事实说话，解释了句法、语义、语用三者的互动关系。张延飞《默认意义新解:语法—语用互动视角》从语法—语用互动视角阐述了默认意义的生成机制，提出默认意义的识解既遵循语法规约也依赖语用规约，从理论上探讨了语法与语用的分工及其在话语识解中的作用。

　　第七节 语用学对邻近学科的影响

　　语用学引进我国后，语用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邻近学科有启发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三个平面语言观的讨论，就把语用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法面纳入到我国传统的语法研究之中。
　　一、三个平面语言观的源起
　　汉语语法学中三个平面的语言观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语法的三个平面指语法的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持“三个平面”语言观的学者认为，这一语言观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语法问题的认识，使得语法研究更具解释力。
　　在汉语的语法分析中，明确区分句法、语义、语用，最早见于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 337）：具有选择关系的两个实词，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在一起，常常能表达某种句法关系。在这里，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你看我”和“我看你”的含义不同，是由于在“Ａ看Ｂ”的格式中代入了不同的词，句法关系并没有改变。这里的语序改变是语义上的。“你哥哥来了吗？”和“来了吗，你哥哥？”两个句子有不同的色彩，后者是因为说话的人的情绪比较紧张，行为的本身最先浮现在意识里，所以先说出来。这种语序的差别是语用上的，是为了在交际过程中适应具体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客来了”和“来客了”、“雨下了”和“下雨了”的差别，才属于语法上的。这里由“名动”（主谓关系）变成“动名”（动宾关系）。这一论述可以看作三个平面语法观的萌芽。从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法、语义、语用的区分既是一个方法问题，同时又是语言本体的问题。最初这种语法、语义、语用的区分还欠精确，并且是仅就语序而言的。
　　1982年，胡裕树和张斌在《中国语文》第3期上发表《句子分析漫谈》。这篇论文标志着三个平面语法观的初步形成。不仅再次指出语序“有的属于语义，有的属于句法，有的属于语用”，而且将分析扩展到虚词，指出虚词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分别。
　　二、三个平面的具体内容
　　语法研究中的句法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句中词语与词语（即符号与符号）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句法的。词语与词语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构成一定的句法结构，对句法结构进行分析，就是句法分析。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对句法结构内部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成分分析，也就是着眼于句子成分的确定和结构方式的判别。传统语法学进行语法分析时，总要把句子分为若干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等，这些都是句法分析的术语。传统语法学分析一个句子，就是要分析句子里各类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等）充当什么句子成分。比如“张三批评了李四”，就得分析成主谓句，其中“张三”是主语，“批评了李四”是谓语，“批评”是谓语动词，“李四”是宾语。假如说成“李四被张三批评了”，也得分析成主谓句，但这句里“李四”是主语，“被张三批评了”是谓语，“被张三”是介词短语作状语，“张三”是介词“被”的宾语，“批评”是谓语动词。这样的成分分析，讲什么词充当什么句子成分，都是着眼于句子结构分析出来的。
　　语法研究中的语义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句中词语与客规事物（符号与内容）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语义的。人们分析一个句子，通过句法分析，可以找出句子中词语在句法结构中分别充当什么句子成分，可以了解句子的层次构造，也可以得出句子的句型等等。但析句并不到此为止。如果不根据句法分析的结果，进一步了解句子中的语义关系，即通过句法平面深入到语义平面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那末，还不能算完成了析句的任务。比如仍以“张三批评了李四”和“李四被张三批评了”为例，这两句意思差不多，为什么一句主语是“张三”，另一句主语是“李四”呢？这是因为一个句子不仅在表层有着句法关系，而且在深层有着语义关系。上边两个句子里名词“张三”和“李四”，跟谓语动词“批评”之间有一定的语义联系“张三”是施事（动作行为发出者），“李四”是受事（动作行为接受者）。正因为这两句名词与动词之间的施受关系没变，尽管它们在句法上有了若干变化，但两句的基本意思也就不会变。相反，如果说成“张三批评了李四”和“李四批评了张三”，虽然一句也是“张三”作主语，另一句也是“李四”作主语，但意思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两句语义结构不同：前句“张三”是施事，“李四”是受事；后句“李四”是施事，“张三”是受事。可见，句子的意思是由句中词语间的语义关系决定的。要了解一个句子的意思，单靠句法分析还不够，还要弄清句子内部各词语间的语义关系，即要进行语义分析。
　　语法研究中的语用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句中词语与使用者（符号与人）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语用的。研究语用，也就是研究人怎样运用词语组成句子相互间进行交际。语法分析中讲词类、讲句子成分、讲句型、讲施事受事工具等等，都还只是停留在对语法进行静态的分析或描写。而语用偏重于讲表达的，所以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比如有这样两个句子：（１）我读过《红楼梦》，（２）《红楼梦》我读过了。对于例（１），按照句法分析，可分析为主谓句中的动宾谓语句，即“我”是主语，“读过《红楼梦》”是谓语，“《红楼梦》”是宾语；按照语义分析，“我”是“读”的施事，“《红楼梦》”是“读”的受事。对于例（２），按照句法分析，现行的一般语法书分析为主谓句中的主谓谓语句，即认为“《红楼梦》”是大主语，“我读过”是谓语，“读”是谓语动词；按照语义分析，却与例（１）相同，即“我”是施事，“《红楼梦》”是受事。那末为什么同样的语义结构却用不同的句法结构呢？或者说同样的意思要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呢？如果不研究语用，就无法说明这个问题。从语用上分析，一个句子通常有主题（或“话题”）和评论两部分。例（１）中“我”是主题，“读过《红楼梦》”是评论；例（２）中“《红楼梦》”是主题，“我读过”是评论。作为主题，它是表示和强调旧信息的。例（１）的主题，目的是强调旧信息“我”；例（２）的主题，目的是强调旧信息“《红楼梦》”。虽然两句都是主谓句，用的是同一些词语，语义结构也相同；但是，从表达上看，是不等价的。由此可见，语法分析如果单讲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也还是不完善的，也还没有完成析句的任务；只有在句法分析、语义分析的同时，同步地进行语用分析，才算最后地达到了语法分析的目的。
　　三、三个平面语言观的意义
　　三个平面的学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是国外语言学理论影响和国内汉语语法研究自身发展综合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个平面的学说不是单一的语法形式分析，也不是单一语义关系分析，也不是单一的语用意义分析，而是同时将三者结合起来，注重句法形式、语义关系、语用意义的区别与联系，因而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拓宽了。
　　三个平面既是语法的本体观，也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句法、语义、语用是语法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法分析必须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更充分地观察、描写和解释语言事实。
　　四、讨论
　　1991年，施关淦在《中国语文》中刊出“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文，提出了三个问题：（１）三个平面中的“句法”跟“语义”的关系。“句法”中有没有语义？如有，这个语义跟三个平面之一的“语义”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如没有，又有没有没有语义的句法呢？（２）跟句法有关的语义和语用的因素究竟有哪些？这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３）句法成分、语义成分、语用成分，这三种成分之间，看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像还有待进一步说明。
　　1992年，范晓、胡裕树在《中国语文》以“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作答。论文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还可进一步讨论；就第二个问题做了明确答复；第三个问题，尤其是如何区分主语和话题等，迄今意见尚不统一。

　　第八节 小结

　　从上面对语用学几个方面的介绍，我们看出我国语用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几乎跟国际语用学研究同步。国际语用 学开始兴起的时候，正逢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给语用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条件： 我国学者有更多的机会跟国外一流语用学研究学者进行交流；能买 到更多的原版语用学学术书籍，翻译的经典专著不断出现；语用学 学术会议不断召开。这些都推动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２）由于汉语没有丰富的形态，在某些方面涉及理解时，语用 学能得到更好的解释。语用学之所以在国内能很快得到大家的接受 并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跟语用学对汉语有很强的解释力有关。
　　（３）语用学的研究目前正走继续向前推进，一是继续用语用学 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关联理论等来探究汉 语的方方面面。二是从语用的视角对传统的学科如语法和句法中的 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新的解释。
　　（４）语用学对相关学科有较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三个平 面语言观的讨论，试图将语用学的某些经典思想纳入到我国传统的 语法研究之中，使得我的语法研究更具解释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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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军：《〈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思想》，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
　　王志平：《〈马氏文通〉与汉语文章学》，《〈马氏文通〉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版。
　　吴义诚：《语法性与语用性：汉语名词短语作有定解读的实质》，《当代语言学》2018年第4期。
　　张伯江：《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汉语学习》2011年第2期。
　　张志公：《汉语辞章学与汉语语法》， 《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张志公：《谈“辞章学”》，《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曾祥芹（主编）：《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编：《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