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汉语方言研究70年

作者：谢留文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2-17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四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谢留文研究员。

第四章 汉语方言研究70年

第一节 汉语方言学的初创期（1928—1949）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方言的差别。汉语方言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不过汉语方言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出现，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为标志，以赵元任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建立起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范式。赵元任根据《切韵》系统设计了《方言调查表格》，根据这个表格记录方言，可以很快得出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条例，方言古今演变的要点。《方言调查表格》经过不断修订调整，成为后来的《方言调查字表》，一直为汉语方言工作者普遍使用。赵元任还创造了五度制标调法，用来标写方言声调的相对音高，这种标调法后来一直成为汉语方言声调描写中最普遍使用的方法。

　　从1928到1946年近2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方言调查报告。比较重要的有：

　　一、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科学出版社）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用国际音标记音，通过田野实地调查完成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该书记音准确，语音分析细致深入，审音严谨，是这一时期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二、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是第一部对一个省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著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篇幅最大的方言调查报告，该书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和方言调查报告的编写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6、66、82）。

　　此外还有陶燠民《闽音研究》（1930历史语言研究所增刊第一本第4分册，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罗常培《厦门音系》（1931年出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和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

　　这一时期的汉语方言调查总的来看，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积累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材料，对汉语方言的类别和特点开始有了一个虽属初步但比较明确的认识，很多的著作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方言论著大多以语音调查为主，用国际音标记音，所用的调查整理归纳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以及为方言调查设计的调查表格等，至今仍然为国内外汉语方言工作者所采用。这一时期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的专业学术机构只限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也非常少，汉语方言这一学科仍属于初创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汉语方言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化期（1950—1978）、繁荣发展期（1979—2004）、多元化期（2005至今）。

第二节 汉语方言学的专业化期（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1954年设立方言组，由丁声树和李荣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语言所还创办了《中国语文》（1952）和《语言研究》（1956—1959）两种学术刊物，刊载包括方言在内的语言学论文。专业学术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为新中国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准备了条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为了更有效地在全国推广普通话，迫切需要对全国的汉语方言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始受到普遍的重视。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决议，建议“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1956年制订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汉语方言调查是汉语研究的三个中心问题之一，并且指出首先要进行方言普查。1956年3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务是初步调查全国汉语方言的语音状况。为了配合这次普查，1956年，在胡乔木同志的提议下，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训练各地高校调查方言的人员。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修订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1955），编写了《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方言调查简表》（1956），《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1958），出版了李荣为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编写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由丁声树撰文，李荣制表的《汉语音韵讲义》是这次训练班的主要教材，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方言音韵方面不可替代的权威著作。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汉语方言学”课程，培养学生调查方言的知识和能力。这些都为汉语方言普查做了人员和业务上的准备。

　　从1956年起，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汉语方言地区全面展开。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以一个市、一个县为调查点，共完成了全国各地2298个方言点中1849个点的方言普查工作。普查面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普查的基础上，先后编写出近1200种调查报告、300余种普通话学话手册、20余种各省区的方言概况（计有河北、山东、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后来公开出版的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四川方言音系》（1960）、《河北方言概况》（1961）、《安徽方言概况》（1962）。其中《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学术质量较高，是反映方言普查成果的代表性著作。另外，1959年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言文字研究所调查了河北省150多个市县的方言词汇，编写了《河北方言词汇》（1996年以李行健编《河北方言词汇编》为名出版），这是方言普查中唯一的专门以记录词汇为目的的调查工作。

　　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增加了方言工作者对汉语方言的全面认识。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培训和方言普查的实际锻炼，培养了大量具有调查经验的方言工作者，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为后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在全国普遍开展，汉语方言学的日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方言普查工作进行的同时，对汉语方言个别地点的深入调查也取得了重要成绩。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在丁声树、李荣带领下对昌黎县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其成果就是由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1960）。《昌黎方言志》第一次对一个县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点达193个，对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严格、深入、细致的调查，材料丰富，注意对语言结构的细致分析。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方言志，它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此前同类著作。同时，对昌黎方言的调查，也为后来的方言调查积累了有益的集体工作经验。

　　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版了综合介绍汉语方言的专著和方言字音、词汇的材料集，如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音字汇》（1962）、《汉语方言词汇》（1964），长期以来在海内外汉语学界有着很大影响。

　　《汉语方言概要》介绍了汉语7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的形成历史，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对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关系都做了简要论述，基本上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

　　《汉语方音字汇》收录17个代表点2722个字的读音，《汉语方言词汇》收录18个代表点的905条词语，都用国际音标记音，采取表格形式，在普通话的字目、词目下排列字音和词语，供比较研究之用。这两部字音和词汇的材料集在80年代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修订，分别于1989、1995年出版第2版。两书都统一为相同的20个方言点，分别是：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以上官话方言），苏州、温州（以上吴方言），长沙、双峰（以上湘方言），南昌（赣方言），梅县（客方言），广州、阳江（以上粤方言），厦门、潮州、福州、建瓯（以上闽方言）。字音和词语都有所增加。这两部材料集为了解汉语各大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异同，开展汉语语音和词汇的比较研究，语音的古今演变研究，汉语规范化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此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方言调查研究的论文，如王福堂《绍兴话记音》（1959），詹伯慧《潮州方言》（1959），郑张尚芳《温州音系》（1964）、《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64），李荣《温岭方言语音分析》（1966）等等。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学者，海外华裔学者以及欧州、美国、日本的一些语言学家也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如赵元任《台山语料》（1951），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1957）、《台湾美浓客家方言》（1971），董同龢《厦门方言的音韵》（1951）、《四个闽南方言》（1959），丁邦新《如皋方言的音韵》（1966），余蔼芹《粤方言研究》（卷一）（1972），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1972），易家乐（法）《中山隆都方言》（1956），包拟古（美）《厦门方言》（1958），罗杰瑞（美）《福建建阳方言》（1969），桥本万太郎（日）《海南文昌方言》（1960）、《客家话基础语汇集》（1972）、《客家方言》（1973），张贤豹《海口方言》（1976）等等。

　　50—60年代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比以前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看还是以语音调查和描写为主，词汇和语法调查还很薄弱。丁声树在《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1961）中指出，要在普查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逐步提高，在继续注意语音的同时，要以词汇、语法为重点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制订了相应的科研规划。可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并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第三节 汉语方言学的繁荣发展期（1979—2004）

　　1979年《方言》季刊创刊。这是国际上唯一的以汉语方言为调查研究对象的全国性专业刊物，引领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的方向。刊载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内容从调查语音为主到词汇、语法的全面铺开；从单点调查到成片地区的比较；从共时描写到历时研究；从纯语言研究到与地域文化的结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根据聂建民、李琦《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1994）、潘海华、徐烈炯《国际汉语语言学文献索引》（2007）及有关材料统计，1978—2003年，共出版汉语方言著作1000多种，学术论文7000多篇。不仅学术成果数量丰富，而且学术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研究内容涵盖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方面面。

　　一、 绘制语言地图集

　　代表性成果有：

　　（一）李荣等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以下简称《地图集》）（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

　　（二）熊正辉、张振兴等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沿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分区方案，增加了30多个图幅，地图的文字说明反映了30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

　　两本《地图集》在前人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方言提出了“点—小片—片—区—大区”的5个层次划分法，把汉语方言分为10个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官话区。把晋语区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把徽语从吴语区里划分出来；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开；把平话单独立为一个方言区；把官话大区再分为8个官话方言区。

　　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声母字的演变。实践已经证明这两个标准一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规律。用结构的特点和历史演变的规律来给汉语方言分区，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为理想的、可以具体操作的分区标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汉语方言分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

　　两本《地图集》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二、 编纂方言词典、方言词汇集

　　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方言词典的编纂上。代表性的成果有：

　　（一）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1998）。是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先后出版41种分地点方言词典，覆盖了十大方言区。每种词典收词不少于8000条，含各点必须调查的条目3000条左右，均为实地调查所得。

　　（二）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6大卷，凡1300多万字。是在41种分地点方言词典基础上综合编纂而成。

　　分卷本和综合本是方言词汇调查与语义研究的巨大收获，为语言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鲜活的语料。

　　分卷本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及辞书一等奖。综合卷于2003年获国家图书奖一等奖。

　　（三）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版）。5卷本。共收录全国2000多个县的21万多条方言词语，涉及上迄先秦两汉，下至20世纪80年代两千多年间各个历史时期的方言材料，是一部涵盖古今的方言词汇集。

　　（四）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5册，收录93个中国北方方言点的音系、3200余条词语和61幅普通话基础方言地图。

　　除了以上所述，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言词典出版，例如：饶秉才等《广州话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香港，1981年版）、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王文虎等《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闵家骥等《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如龙等《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麦耘等《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罗美珍等《客家话通用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三、 《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998年版），选取全国40种代表性的方言制作音档，每种音档含对该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简要介绍的文字本以及约60分钟的配套胶带录音。《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用有声的形式保存当代的汉语方言，它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现代汉语方言的有声资料，结束了我国汉语方言的出版物仅停留于书面描写各地方言现象的历史。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CD》（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基于《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从早期的胶带录音转为数字录音，并重新编排处理，是对前者的切割、整理、补充并数字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CD》收录了《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侯精一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资参考。

　　四、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一）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志丛书》（1982—1995），由《语文研究》增刊、语文出版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先后出版了30余种单点方言志。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1990年开始分别由语文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先后出版26种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吴启主主编、鲍厚星副主编《湖南方言研究丛书》，1998年开始，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20种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由贺巍、张振兴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先后出版9种：《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以下均为社科文献出版社）、《洛阳方言研究》（贺巍，1993）、《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1993）、《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1993）、《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1993）、《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1993）、《黎川方言研究》（颜森，1993）。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汉语方言调查的水平。

　　（二）省区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1987），《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詹伯慧主编《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是3部关于广东粤方言的调查报告，是研究广东粤语的重要参考资料。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描写了山西境内的晋语和中原官话共计101个方言点的音系，归纳分析了晋语和中原官话语音系统的演变规律和结构特点，简要分析了词汇和语法特点。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1992）沿袭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的调查范围，全面展示了60年来这些吴语方言音系、词汇、句法特点的变化。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共调查记录了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广西、福建、香港等8省区34个点的赣语和客家话，收录了用以比较的1300多个单字音和1100多条方言词汇对照，是当时最大型的一部客赣方言研究著作。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999）记录江西35个客家话和赣语方言点材料，包括音系说明，字音对照和词汇对照，是研究江西客赣方言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1991）提供了50个闽语点的第一手材料，论证了闽语内部的一致性，提出了福建境内闽语内部分区的意见，是闽语研究重要的参考著作。

　　平田昌司主编《徽州方言研究》（1998）是中日汉语方言学者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调查记录了安徽徽州7个点的方言字音、词汇和语法例句对照材料，是徽语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综合分析了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钱曾怡主编《现代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10）全面描写了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晋语的语音面貌、演变特点和结构特点，特征研究如音变现象述要等很好地反映了官话方言共时音变特点。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全国的汉语方言工作者还出版了大量的单点方言调查报告或方言志，代表性的如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1988），魏钢强《萍乡方言志》（1990），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2002），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2004），等等。全国新修的地方志中大多也有方言志。

　　五、汉语方言的分区

　　最早进行方言分区的中国学者是章炳麟。1900年，他在《訄书》中将汉语方言分为10区，1915年又在《检论·方言》中改为9区。1934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将汉语方言分为12区，分别以江河水系命名，如河北系、河南系、江淮系、江湖系、闽海系、粤海系等等。

　　从1928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着手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汉语方言分区不断加以修订。1934年赵元任等编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分为“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种，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语言区域图》又把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种。1937年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语、赣客语、闽语、吴语、湘语”等八种。1948年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中将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语、赣客语、闽南语、闽北语、吴语、湘语”等九种。其中湘语的分立最早由前苏联学者龙果娃和龙果夫提出。

　　1955年，丁声树和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一文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八区，即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闽北话区、闽南话区、粤语区。汉语“八大方言”说长期以来影响很大。

　　1960年，袁家骅在《汉语方言概要》中考虑到“闽方言具有突出的异于其他方言的南北共同特点”，提出七大方言的划分方案：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同时考虑到“闽南和闽北之间有各有自己的特点”，故仍将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各立一章论述。

　　1963年，潘茂鼎等在《福建汉语方言略说》一文中根据闽语的特点提出把闽方言分为“闽东、莆仙、闽南、闽中、闽北”五个小区，实际上是把闽语看成一个大区，底下再一分为五。

　　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方言学界的普遍接受，汉语方言由八区变为了七区。此后，汉语七大方言的划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汉语方言分区经历了方言区由少到多，然后又由多到少的过程，反映了人们对汉语方言差异性的认识逐渐清晰的过程，反映了人们在汉语方言问题上，从重视差异性上升为同时也重视其共同性，这也是汉语方言分区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由语言研究所负责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分布图。《方言》杂志为配合地图的绘制，组织了一批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荣的《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和《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前者把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后者把平话和徽语设立为与吴粤闽等方言平行的大区。李荣的主张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中得到体现。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汉语方言分区图及文字说明部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全国部分方言工作者共同编制的，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

　　《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汉语方言提出“点—小片—片—区—大区”的五个层次划分法，取代传统的“方言—次方言—土语”的三级区分法，并据此再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把官话大区分为八个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闽语大区包括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邵将区、琼文区七个区。张振兴（1997）对闽语的分区又做了修改，把闽语大区改为区，原来的七个区改为片。《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后，2012年出版了第2版，第2版吸收了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对第1版有所改动。

　　六、汉语方言文白异读与历史层次分析法

　　李荣《方言里的文白异读》（1956）正式给“文白异读”定名。而后在《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1965）一文中，又对文白异读的形成原因作了解释，认为形成文白异读的主要原因是方言间的相互影响，白话音是本方言原有的，文言音是从外方言借来的，这是一般规律。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很特有的语言现象。所谓文白异读，是指意义上有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读音，具有相同的来历，即在《切韵》系统中具有完全相同的音韵地位。一般表现为系统性的又音现象（张振兴，1989）。

　　文白异读一般认为是语言（方言）接触的结果，体现了方言语音的不同层次。文白异读是一种竞争关系，不是演变关系。

　　美国学者罗杰瑞（Jerry Norman）在《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1979）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层次”概念。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1979）、周长楫《厦门话文白异读的类型》（1983）、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1983）则是是较早讨论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论文。此后，徐通锵、王洪君、王福堂、郑张尚芳、潘悟云、陈忠敏等学者通过对山西方言、吴语、闽语的研究，把文白异读和方言历史层次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深化，从而在汉语方言学界形成了用历史层次分析法来分析研究方言语音层次的共识，也成为了目前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项梦冰《客话音韵论》（博士论文，2005）讨论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关系以及层次分析的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客家方言音韵的演变和层次。我国台湾、香港和国外学者如丁邦新、梅祖麟、杨秀芳、秋谷裕幸、万波等对文白异读和历史层次分析也做过很好的研究。

　　历史层次分析法的目的是离析汉语方言由于接触造成的不同层次，确定层次先后顺序以及不同方言间层次对应，为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排除干扰。同时，历史层次分析法在具体操作和运用时，又必须借助于历史比较法。二者互为补充。

　　历史层次分析法是中国的语言学者根据汉语语言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是一种新的方言史观，它丰富了历史比较法的内涵，是中国的语言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

　　七、汉语方言连读变调

　　汉语方言有丰富而又复杂的连读变调现象，在此以前的方言研究中甚少涉及。1979年《方言》创刊号以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和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开篇，随后组织了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并发表了一批各地方言连读变调的论文。其他杂志如《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论丛》等也刊登了若干关于连读变调的论文。其中苏州方言和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

　　在对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现象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连读变调的性质、类型以及与小称音变、轻声等的关系进一步从理论上思考和探索。代表性的论著有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1978）、《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1983），熊正辉《怎样求出两字组连读变调的规律》（1984），平山久雄《从历时观点论苏州话变调与北京话轻声的关系》（1992），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层次》（1999），魏钢强《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2000），陈忠敏《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综述》（2003），李小凡《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与类型》（2004），等等。

　　八、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

　　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的语助词研究》（1926）是最早的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著作。但是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汉语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起，朱德熙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方言语法的重要论文，在汉语方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对方言语法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下面做一简要介绍。

　　（一）对单一方言某些特殊语法现象或某个语法范畴进行描写和分析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1980），白宛如《广州方言的“ABB”式主谓结构》（1981），张大旗《长沙话“得”字研究》（1985），石汝杰、刘丹青《苏州话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1985），张盛裕《潮阳方言形容词的程度状语补语与宾语》（1989），项梦冰《连城（新泉话）相当于北京话“的”字的成分》（1989），施其生《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1990），汪国胜《大冶金湖话的“的”“个”“的个”》（1991），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VP”句式》（1991）、《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1995），邢向东《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1994）、《陕北神木话的助动词“得”》（2001），李小凡《苏州方言的体貌系统》（1998），钱乃荣《上海方言的虚拟句》（2004），等等。

　　（二）对某一语法现象或语法范畴进行多方言对比研究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980）、《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1982）、《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施其生《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1985）、《闽南方言中性问句的类型及其变化》（2000），项梦冰《关于东南方言结构助词的比较研究》（2001），吴福祥《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2003），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2003），陈泽平《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2004），等等。

　　（三）对单个方言语法全面描写分析或对某一片语法进行研究

　　比较重要的论著作有：杨秀芳《台湾闽南话语法稿》（1991），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1993），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1994），项梦冰《连城客家话研究》（1997），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1997），邢向东、张永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1997），钱乃荣《上海话语法》（1997），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1998），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2000），张惠英《汉语方言代词研究》（2001），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2002），卢小群《湘南土话代词研究》（2004），等等。

　　（四）方言与普通话、汉语史或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综合研究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朱德熙《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1993），邢福义《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1995）、《说“您们”》（1996）、《“起去”的普方古检视》（2002），钱乃荣《一个语法层次演变的实例——上海方言160年中现在完成时态的消失过程》（2004），等等。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对某一语法范畴进行集中讨论的论文集，例如：胡明扬主编的《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1996），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96）、《湖南方言的介词》（1998）、《湖南方言的代词》（2000）、《湖南方言的语气词》（2006），张双庆主编的《动词的体》（1994），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动词谓语句》（1997）、《代词》（1999）、《介词》（2000），等等。

　　另外，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1996）汇集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5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材料，分门别类，系统整理，提供了丰富的语法材料和研究线索。

　　从研究内容上看，词法研究多于句法。代词、助词、介词的研究多于其他词类。句法研究中，特殊句式多于其他句式，反复问句和体貌的研究成果突出。从研究地域来看，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研究成果较多，水平也相对较高，北方话中，晋语语法的研究相对突出。

　　九、汉语方言的多维度研究

　　除了以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汉语方言研究还拓展到其他多方面的领域，比如：

　　（一）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或关系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1984），詹伯慧《广东境内三大方言的相互影响》（1990），李新魁《汉语各方言的关系和特点》（1991），张振兴《闽南方言的比较研究》（1995），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闽语和吴语的比较研究》（1995），李如龙、庄初升、严修鸿《福建双语双方言》（1995），薛才德《藏语汉借词的特点》（1999），张惠英《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2002），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2003），林伦伦《潮汕方言和泰语的双向借词及其演变发展》（2006），等等。

　　（二）系属未明方言和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王辅世《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1982），《再论湖南泸溪瓦乡话是一种汉语方言》（1985），鲍厚星、伍云姬《沅陵乡话记略》（1985），杨蔚《沅陵乡话研究》（1999），游汝杰《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1993），潘家懿《军话与广东平海“军声”》（1998），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2001），张双庆主编《乐昌土话研究》（2000）、《连州土话研究》（2004），鲍厚星等《湘南土话论丛》（2004），丘学强《军话研究》（2005），陈立中《黑龙江站话研究》（2005），陈云龙《旧时正话研究》（2005）等等。

　　（三）方言文献和历史方言的研究，方言语音史的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胡明扬《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1981），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与宋西北方音》（1987），周同春《十九世纪的上海语音》（1988），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2003），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游汝杰《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1998），李小凡、陈宝贤《从“港”的词义演变和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边界》（2002），乔全生《现代晋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亲缘关系》（2004），等等。

　　（四）境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张嘉星《印尼、新、马闽南方言文献述要》（2002），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2003），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2003），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2003），邢福义《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2005），等等。

　　（五）方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1991），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1996），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1996），邵慧君、甘于恩《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2007）等等。

　　（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

　　比较重要的的论著有：李荣《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1983）、《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8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层次》（1999），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02），李小凡《当前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2003），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2005）等等。

　　（七）汉语方言学教材编写

　　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先后出版了一批汉语方言通论性的著作和教材。比较重要的的有：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2001），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1981），詹伯慧等《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1991），李如龙《汉语方言学》（2001），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2004），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2009）等等。

　　十、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学术活动空前活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许多高校都陆续成立了方言研究室或方言研究中心，并招收以汉语方言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力量不断壮大，这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等有关院校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李荣先生长期担任学会会长，强调“调查要反映事实，研究要打开思路”。提倡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相互切磋的严谨学风。学会在团结学界同仁组织方言研究的攻关合作，普及方言学科，人才培养及加强本学科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1—2017年，先后举办19届学术讨论会。从80年代开始，汉语各大方言如粤语、闽语、吴语、客家话、晋语、赣语、湘语、官话等陆续举办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一些系属未明或归属有争议的方言土语，如粤、湘、桂三省的“土话”“平话”等也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为了推动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联合有关高校，于2002年开始定期举办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至今已举办9届。各种学术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学界联系，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第四节 汉语方言学的多元化期（2005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语言学界逐步走向国际化，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汉语方言研究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语音词汇语法调查研究并举，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另一方面，一批来自语言学其他领域的学者，引进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汉语方言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气象。中国的语言学者们利用丰富的汉语方言材料，逐步探索具有汉语特色的方言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继承传统，立足方言田野调查

　　进入21世纪以来，方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汉语方言学界的优良传统，立足方言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批新的有分量的方言调查报告。

　　（一）邢向东主编《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2002年开始共出版8种，其中平利（周政2009）、西安（兰宾汉2011）、合阳（邢向东、蔡文婷2010）、白河（柯西钢2013）、吴堡（邢向东、王兆富2014）、韩城（秋谷裕幸、徐朋彪2016）、岐山（吴媛、韩宝育2016）由中华书局先后出版，绥德（黑维强2016）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二）郑作广、林亦主编《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2005—2006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共出版11种广西（全州、兴安、资源、灌阳、临桂义宁、临桂两江、永福、阳朔、钟山、贺州、富川）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三）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2005—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2种客赣方言（江西南昌、都昌阳峰、抚州、贵溪樟坪、芦溪、瑞金、铅山，湖南汝城、岳阳柏祥，安徽宿松、四川成都泰兴，台湾诏安）单点调查报告。

　　（四）鲍明炜、顾黔主编《江苏方言研究丛书》，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批5种单点方言调查报告：《苏州方言研究》（汪平）、《涟水方言研究》（胡士云）、《赣榆方言研究》（苏晓青、万连增）、《海门方言研究》（王洪钟）、《盐城方言研究》（蔡华祥），2015年出版《泰兴方言研究》（顾黔）。

　　（五）鲍厚星主编《濒危汉语方言·湖南卷》，2016年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0种：江永桃川土话（鲍厚星）、蓝山太平土话（罗昕如）、永州岚角山土话（李星辉）、泸浮桥梁家潭乡话（陈晖）、绥宁关峡苗族平话（胡萍）、城步巡头乡话（郑燚霞、彭泽润）、双牌理家坪土话（曾春蓉）、道县祥霖铺土话（谢奇勇）、东安石旗市土话（蒋军凤）、桂阳六合土话（邓永红）。

　　（六）汪国胜主编《湖北方言研究丛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18出版11种：宜都（李崇兴2014）、五峰（阮桂君2014）、孝感（王求是2014）、安陆（盛银花2015）、咸宁（王宏佳2015）、浠水（郭攀、夏凤梅2016）、阳新（黄群建2016）、钟祥（张义2016）、郧县（苏俊波2016）、恩施（王树瑛2017）、荆门（刘海章2017）。

　　（七）“徽语4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2011—2013年，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安徽（向杲）方言》（沈明2012）、《江西浮梁（旧城）方言》（谢留文2012）、《安徽黄山汤口方言》（刘祥柏2013）、《安徽歙县大谷运方言》（陈丽2013）。

　　（八）“安徽吴语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重点项目。2016—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出版4部调查报告：《安徽宣城（雁翅）方言》（沈明2016）、《安徽泾县查济方言》（刘祥柏、陈丽2017）、《江苏高淳（古柏）方言》（谢留文2018）、《安徽芜湖六郎方言》（陈丽、刘祥柏2019）。

　　（九）乔全生主编《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1999—2017年），先后出版50个山西方言单点的调查报告。

　　（十）赵日新、陈庆祜主编《安徽方言研究丛书》，2015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5种：《濉溪方言研究》（郭辉）、《合肥方言研究》（杨永成）、《祁门箬坑方言研究》（王琳）、《东至龙泉方言研究》（唐爱华、刘玲燕）、《绩溪荆州方言研究》（赵日新）。

　　（十一）李永明主编“湖南方言系列”（2016），共出版12种。其中《长沙方言》《宁远方言》《岳阳方言》《临湘方言》《常德方言》《永州方言》《湘乡方言》《衡阳方言》《临武方言》《湘潭方言》10种由李永明自己撰写，《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由谢伯端撰写。

　　二、《汉语方言地图集》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是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基础上编写的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主要面貌的语言特征地图集。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语音卷收图205幅，词汇卷收图203幅，语法卷收图102幅，每幅地图均包括930个调查点的信息。

　　《汉语方言地图集》较为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为汉语多学科以及中国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

　　三、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的基础上扩充整合而来。2008年10月11日，由国家语委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启动仪式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语言调查和语言保护工程拉开帷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以市、县（市）为单位，依照统一规范，采集当代中国语言的汉语方言、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俗称“地方普通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有声资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长期保存，以便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地开发利用。

　　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正式开始。

　　语保工程是由国家财政支持，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实施的一项大型语言文化类国家工程，是对原有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进一步扩充、整合，工程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语保工程总体规划拟对全国1000多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点、40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点以及100个语言文化点进行调查。语保工程的立项和实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作为语保工程的成果之一，《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曹志耘主编）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20卷，涵盖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等汉语方言和广东怀集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创新与存史并重、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特点。

　　四、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方言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语言学其他领域的学者，引进借鉴各种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汉语方言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元化的新局面。

　　（一）语言类型学理论和方法与汉语方言研究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1996）指出，以往的汉语方言研究都是以中古音和普通话为参照来描写比较，应该跳出原有的圈子，对各种方言进行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如共时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文化类型等等。

　　刘丹青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方言成绩斐然。《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2003）介绍了国际语言学界有关语言类型学的最新理论及研究成果，并运用这些理论和成果对汉语和吴语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2003）强调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2001）根据12个点的吴语材料，指出吴语是比北京话更典型的话题优先类型，吴语的后置词比北京话更发达，语法化程度更高。

　　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2011）倡设语言类型学的分支——语言库藏类型学（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2012），阐述了库藏语言类型学的基本观念，给出了显赫范畴的定义及若干特点。《汉语差比句和话题结构的同构性：显赫范畴的扩张力一例》（2012）就显赫范畴的扩张进行专项研究，文章通过与英语、韩语差比句的比较，指出汉语“比”字差比句具有独特的句法自由和句法限制。《论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2014）提出语言经济性包含组合经济性和聚合经济性，后者的表现之一是物尽其用原则，这是显赫范畴的库藏手段扩展至其他范畴的重要动因，这种扩张用法导致语言之间常形成超范畴对应。

　　刘丹青编著的《语法调查研究手册》（2017，第二版）在《LINGUA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1977，刘丹青、吴可颖译）原著基础上，结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他多种语言的有效语料，将调查问卷具体化为对各个有价值语法项目细致而深入的说明，进而用于指导语法调查研究。

　　刘丹青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问卷》（2017）是一个小型的简明语法调查方案，包括构词法与形态、词类与句法、语义与语用等方面。利用这个问卷，可以快速了解一个方言语法的基本要点，便于有针对性地深入调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缺乏合适框架的不足。

　　吴福祥的《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2003），指出南方方言“得”字结构格式，有ABC三种类型，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语法层次：固有层次、类推层次、源于北方官话外来层次。南方方言在带宾"得"字结构的使用上存在着一条蕴涵共性：如果某一方言有B类格式，那么该方言也有A类格式。

　　邢向东的专著《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材料扎实、视野开阔，分析深入，重视方言语法研究和历史语法研究相结合。

　　其他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邵敬敏、周娟的《汉语方言正反问的类型比较》（2007），唐正大的《关中方言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类型学研究》（2005）、《关中永寿话的关系从句研究》（2008）、《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2008），陈玉洁专著《汉语指示词的类型学研究》（2010），强星娜《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蛮好”—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2011），周晨磊《从汉语方言被动句施事必现看形式库藏对语义范畴的制约》（2016）等等。

　　（二）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研究

　　刘丹青的《语法化理论和汉语方言语法研究》（2009）指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两大传统背景——结构主义语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分别偏重共时和历时研究，缺乏交汇点，而语法化理论正好为共时和历时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吴福祥在运用语法化理论研究汉语方言语法方面贡献尤多。其主编的《汉语语法化研究》（2005）把国内较早关于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论文收录其中。其后来主编的《语法化与语法研究》系列论文集，陆续刊登了不少用语法化理论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成果。

　　吴福祥的《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研究》（2003）通过对汉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样的一个语法化链条。其他重要论文还有：《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一）》（2001）、《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二）》（2002）、《南方方言里虚词“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2002）等等。

　　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重要论文，如：储泽祥、谢晓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2002），荣晶、丁崇明《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2004），方梅《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2005），董秀芳《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的语法化倾向》（2005）、伍巍《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虚化现象研究（2006）》，林华勇《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2007），张定《枞阳方言两个回声否定词的语法化》（2009），等等。

　　（三）语义地图与汉语方言研究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描写工具，建立在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语言中多功能形式的关联模式，目的是用来解决跨语言比较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不一致的问题。张敏最先运用语义地图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中的多功能语法标记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42辑，2011）刊载了四篇介绍语义地图理论及运用语义地图理论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文章：张敏《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翁姗姗、李小凡《从语义地图看现代汉语“掉”类词的语义关联和虚化轨迹》，王瑞晶《语义地图：理论简介与发展史述评》，陆丙甫、屈正林《语义投影连续性假说：原理和引申——兼论定语标志的不同功能基础》。

　　吴福祥《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2011），吴福祥、张定《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2011），曹晋《语义图理论及方法》（2012）等也介绍了语义地图理论和分析方法。张惠清的《汉语方言“被动施事”及相关功能的语义关联》（2012）利用“语义地图模型”和语法化理论，以汉语方言“被动施事”标记为着眼点，对“被动施事”及与之同形的相关功能间的语义关联进行了考察。

　　2015年出版的李小凡、张敏、郭锐等著《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

　　（四）优选论与汉语方言研究

　　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脱胎于生成音系学，后来又被借鉴运用到生成语法领域。钟荣富《优选论与汉语音系》（1995）运用优选论分析台湾闽南话的鼻音化现象，是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用优选理论研究汉语的论文。蒋平《汉语诸方言声调分布的优选分析》（1999），用优选论对汉语数十种方言的声调分布的不对称性和差异性进行阐释。周晋英《北京话儿化韵的优选论分析》（1999）首先运用优选论研究方言儿化现象。王嘉龄的《三种方言轻声的优选论分析》（2002）、《优选论和天津话的连读变调及轻声》，认为优选论可以给方言的轻声和连读变调做出具有原则性的统一解释。马秋武《“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的优选论解释》（2005），认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是由经典音系学理论所采用的规则应用模式造成的，而优选论的并行处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孔慧芳《合肥话轻声的语音性质及优选论分析》（2006）、王茂林《广州话与北京话鼻音分布的优选论分析》（2007）也是优选论与汉语方言研究相结合的实践之作。

　　（五）实验语音学与汉语方言研究

　　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语音，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围绕吴语浊音声母的声学特性而展开的。代表性的论文有：曹剑芬《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吴语清浊音辨析之一》（1982），《论清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1987），石锋《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性》（1983），沈钟伟、王士元等的Closure dura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op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闭塞时长在塞音分类上的作用：统计分析)（1987），Ren.N.（任念麒）An acoustic study of Shanghai stops(上海话塞音的声学研究)（1988）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实验语音学在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发展。石锋发表了多篇关于语音格局的论文并出版著作《语音格局：语音学和音系学的交汇点》（2008），强调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朱晓农《实验语音学和汉语语音研究》（2005）简单介绍了实验语音学的现状，认为实验语音学对汉语的语音研究，包括一般语音学、方言研究、音位学和音系学、历史音韵学都有着不可舍弃的重要意义。胡方《汉语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旨趣》（2018）指出，实验语音学并不是音类的简单图解，它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实验语音学测量所提供的语音细节为观察语音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上的可能。

　　除了以上所述，有的学者还运用生成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2003），对生成语法中的参数理论，尤其是最新的最简方案理论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提出了自己的“显性参数化假定”，用粤语作为汉语方言的代表，从与格结构、双宾语结构和被动结构等方面，对普通话和粤语语法系统的差异做了全面的比较和阐释。其《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2006），对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类型现象做了重新分析，认为话题化的差异和汉语方言词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来决定。

　　丁家勇《隆回湘语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兼论句式配价的必要性》（2005）对隆回湘语表被动关系的“吃”字句进行句式配价分析，以此强调句式配价的必要性和解释力。其专著《湘方言动词句式的配价研究——以隆回方言为例》（2006），第一次把句式配价理论运用到方言语法研究中。

　　参考语法属于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以单一的语言共时语言特征为描写对象，目的是为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充分可靠的语言材料。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运用参考语法理论描写汉语方言语法的博士论文。卢小群出版了运用参考语法描写北京土话的专著《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2017）。

第五节 关于汉语方言研究70年的一些思考

　　70年来的汉语方言调查，遍及全国各汉语方言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一大批准确详实、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为我国的方言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会愈来愈显著，愈发显示出其价值。在此基础之上的方言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绩的取得，权威学术机构的组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权威学者如丁声树、李荣等的引导、倡导和实践，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也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我国汉语方言分布地域广，方言现象复杂，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存在许多的不平衡。研究历史较长、研究基础较好的方言区，调查研究成果较多，而许多的汉语方言只是进行了简单描写或零星论及，有些汉语方言甚至还从未进行调查。有些汉语方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性调查。因此，汉语方言的调查依然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首要任务，汉语方言调查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从方言研究内容来看，语音研究多于词汇、语法研究，方言特殊现象研究多于系统研究，一般描写多于深入比较，共时研究多于历时研究。利用已有调查材料和成果进行深入分析的较少，针对某一语言现象进行跨方言、跨语言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的历时演变研究还相对薄弱。加强汉语方言学与语言学相关学科如当代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乃至其他学科研究的的结合，开阔视野，拓展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是汉语方言研究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

　　汉语方言学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方言研究已逐步成为汉语方言学者的共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从汉语方言事实出发，利用丰富的汉语方言材料，发掘汉语方言自身的特点，探求汉语语言规律，完善现代语言学理论，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汉语方言学理论方法和体系，并在研究和实践中，用新的事实加以验证和修改，是摆在汉语方言工作者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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