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思想的流变

管季超0712

中国科幻思想的流变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吴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演讲时间：2009年5月10日 主持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岩老师。他给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科幻思想的流变”，有请，大家欢迎！ 主讲人： 在上个月的报告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并讲述了过去100年里，这一文学领域都出现过哪些有趣的现象，有哪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作品。我特别提到，这100年是中国科幻文学发展风风雨雨的100年，是起起落落、断断续续的100年，是许多具有天才的作家用自己的勇气进行尝试又跌倒的100年。 那么，为什么科幻文学的命运会这么坎坷？在今天全球化的科技和商品的时代里，科幻文学在中国是否有光明前途？我们已经在上次讲座中讨论了外部环境的多种制约因素，但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和起伏的内因就是到底我们心目中的科幻是什么？是否这种文类的定义或定位，影响了科幻文学的跌宕起伏？ 我今天就想回答这个问题。主要想谈两方面：首先，中国科幻思想中曾经出现过几个较大的派别？其次，对于当前的中国，科幻思想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中国科幻思想的四股“脉动” 从上世纪最初的几年开始的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历程中，大致有四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时段。出现过四个特别典型观点。我把这四个观点分别称为文化先锋派、科技先导派、科普教育派和社会反映派。 文化先锋派 文化先锋论产生于从晚清到五四前后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的思想特色，是将科幻小说当成一种文化先锋的有效工具，企图用这样的新小说、新文学更新中国人的心智，开启中国新文化的大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和鲁迅。 让我们回顾上次所谈到的一些事实。我曾经讲到，西方的科幻文学是在恰当的时间产生的恰当的作品。当科学技术革命改变现实的速度加快，人们对这种速度感到紧张、焦虑的时候，一些特别超前和敏感的作家把他们的感受写在作品中，便形成了科幻的雏形。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封闭的天朝帝国，科技的发展没有超越人们感受的限度，因此，不会自发产生科学幻想文学。直到有一天，当西方的炮舰轰鸣着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性的现代化进程方才正式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这段时间，中国人明白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但仍然顽固地抱住过去的一切不放。在思想文化界，所谓的“中体西用”成为了基本纲领，就是说，在形而上的方面，儒文化体系不被动摇，而在技术层次可以引进西方科学。由于科幻中不单单保存有对科学技术的引用，更多故事展现了西方人文思想和社会生活，因此，这一时期虽然大量翻译科普和科学著作，但科幻小说不在引进的行列。 及至1895年之后，中体西用彻底破产，人们才认识到，东方的价值体系和核心思想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因此，从1895-1915社会进入到“改革中体，以用西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人们越发感到，保存对体制的幻想是错误的，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文化革新。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才具备了科幻小说进入中国的基本土壤。土壤一有，立刻就有人开始下种。1902年，梁启超和鲁迅同时站出来开垦科幻的处女地。 梁启超的科幻文学活动“暴露”于1902年。是年，他不但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及译后记，还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文中，为中国小说界革命进行布局论证。次年，他发表了翻译小说《十五小豪杰》。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以政治科学为主题、畅想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和政治未来的科幻小说。小说发生时间是不太遥远的未来—孔子降生后2513年，即西历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的一次“维新五十年大祝典日”，这一天，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各国全权大臣齐聚金陵，签署“太平条约”，参观万国博览会。而博览会除了展览，还有一系列高等级学术报告会。孔子的“旁系”后代、76岁的孔觉民先生主讲的《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时间的远投和空间的改造完成之后，小说进入“政论”。在随后的四节中，有时记录讲演全文、有时记录两人对谈、还有时记录事件过程。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严格的说理、辩争、甚至论述上的认知性表达。作者是特意将逻辑因果的相互关系在作品中凸现，以强化小说的科学思维。例如，作者在谈到国家如此昌盛，享有如此荣光的时候说，有三件事是导致中国发展的“前提”，这三件事是严酷的“外国侵凌”、执着的“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之志士情怀和“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于民”的贤明君主。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六个时代中，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分治时代从南方个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满任时止；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复任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满任止；外竞时代从中俄战争起到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止；雄飞时代从匈牙利会议后到小说所撰写的时间止。六大时代完成了从心理准备到付诸行动、从政治进步到经济发展、从内部建设到外部竞争这一系列牵涉到行动科学、政治科学的逻辑体系。两部翻译作品中，一部从宏观的视角，观察了地球、太阳及人类的兴亡。第二部从少年的身上，看到勇敢、坚毅、敢拼搏和梁启超心目中一系列政治理想的实现。 梁启超的著作和译作构成了中国早期科幻文学的一个丰富景观。他对中西文化的兼容、对科学和未来的思考、对文学的全面发展，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和自我实践。虽然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但他的科幻贡献，需要做更多深入的分析。他所主张的哲理科学小说，是一种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为主要内容，能够“传达高深的科学学理”和“哲学思考”的作品。 鲁迅与科幻小说的关系，也是从1902年开始的。当年，他将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次年，鲁迅继续在《浙江潮》刊登新的凡尔纳小说译本《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为章回体小说。除标题外，作者严格按照原文的内容进行翻译，没有象梁启超那样根据自己喜好进行名词转移。准确的翻译风格恰当地传递了凡尔纳《月界旅行》的基本精神。 鲁迅的科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月界旅行》撰写的《辨言》。《辨言》总共四段。第一段从自然历史开始，然后进入人类文明，再从人类文明返回自然，指出人类达到探索宇宙的文明水平其实障碍很多。但由于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具有探索精神，所有才能勇往直前。科幻作家是以“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第二段重点谈论本书原作者的基本情况和对他的评价。第三段作者巧妙地将科学作品和历史作品对立构成一个体系，认为科幻应该抛弃科学读物那种使人厌倦，使人沉沉入睡的特性，要学习历史小说那种亲近读者的写法。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在第四段，鲁迅谈到了小说翻译中的一些细节。他提出科幻小说应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以梁启超和鲁迅的思想直接引导下的文化先锋范式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是一种以代理人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的西方化的强迫。这些代理人多数曾经出国，接受过西方文化。他们反思和批判东方文化。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办刊物和出版书籍，进行呐喊。 其次，清末民初科幻理论工作者强调科幻文学在文学创新、小说革命中的地位。认为科学文化的引入，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变革。这在当时应该是相当可能的任务。在国族想象建立的时候，文学确实可以具有上述目标。但过分沉重的负担，也可能导致其衰落。特别是当作家不能承受这种厚望的时候。 第三，早期科幻理论工作者对科幻的定义方式，通常是内容加功能。这里的内容，指科幻应该描写些什么，例如格物致知。而功能则是中华文化的变革。这种功能与内容混合的定义方式，使功能常常代替内容。不适当地给功能更多位置。这也是后来常常发生的功能胜过内容状况的初始原因。 第四，早期科幻的实际上包含了讨论未来的乌托邦小说、讲述科技发明的小说和进行教育启蒙的小说。由于理想靠近政治，科技发明的效果靠近神魔、启蒙靠近伦理，晚清科幻小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能跟中华文化无缝对接的开放体系。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导致了晚清科幻丰富多彩。 第五，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学科体系在中国逐渐被接受及西方学科观的形成，科幻理论工作者对科幻文学在文化先锋方面所抱的期望开始下降，但研究科幻的思路却逐渐跟学科中更加具体化的背景相互结合，这导致了从自然主义定位科幻以及从科学普及上定位科幻的尝试。但是，与早期文化先锋派对文学所形成的影响相比，后期的这些变化并未对整个文学领域造成强烈冲击。 科技先导派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文化事业和科学事业从战乱中得到恢复，科幻文学在长期停顿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此时，由于中苏之间的睦邻关系长足发展，苏联科幻小说大规模被引进。从1952年到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其他相关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科幻小说。在此同时，凡尔纳选集共八部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6年，以俄文原版为基础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社发表郑文光的译作《谈谈科学幻想》，该文对苏联模式的科幻功能论进行了较完整的陈述。文章写道：“教科书叙述着有益事物，给我们知识，文艺作品使我们思考，科学幻想作品则教我们去想象未来。”作者认为，苏联的科幻文学，是严肃文学中的一种，而不是流行小说。因为，苏联正在进行着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共产主义尝试，“在这样伟大的行动中，科学幻想作品完成了它巨大的作用，它启发着人类的愿望，向科学家指出研究课题。作家并不是想预言未来。他只是启发人去朝向科学的愿望，朝向理想。 由于苏中友好协会的强烈推荐，苏联科幻理论读物《技术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被余仕雄和余俊雄兄弟翻译成中文，并由科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苏联科幻理论汇编集，主要撰稿人之一略普诺夫是苏联文学理论家，不单单对科幻作品进行批评，同时也做纯文学批评。布·略普诺夫指出，科学工作者对未来的想象是什么？科学幻想读物负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并且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幻想作品中所描写的、已经实现的事物，在科技中不过刚刚有眉目，因此往往推动发明家去解决问题。文集中第二篇文章，是斯·波尔塔夫斯基的《论科学幻想作品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1959），该文写道：科幻小说作家需要解决如何表现“未来人”的问题。他认为凡尔纳是浪慢主义、乐观、有科学预见的典型，而威尔斯则是现实主义、悲观、较少科学预见的典型。与此相比，托尔斯泰的小说《阿爱里塔》则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双重胜利。一方面作家撰写了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宇宙，而另一方面，作品又以人为主导，以技术作为从属。作者认为，科幻作家应该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去研究如何描写未来的人。而这里所谓的未来之人，指的是在阶级消灭之后、人的空闲增加，而创造性活动成为了人的主要活动。 笔者认为，苏联科幻理论的引入、科幻作品的翻译和凡尔纳科幻作品的广泛推广，导致了中国科幻理论的重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科幻应该是科学发现的先导，应该撰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1958年，郑文光在《往往走在科学发明的前面—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一文中就全面展现了这些观念所造成的影响。作家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他定义了科幻是一种描写未来的文学式样，这种文学应该跟科学具有紧密的关系。但是，郑文光巧妙地防止了科幻小说堕入科普的危机。他写道：“然而，这绝不是说，科学幻想小说是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最精确的预言。”不寻求精确，也就意味着科幻也允许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其次，郑文光指出，科幻的感染力来源于小说的故事、文字、形象和其中的精神力量。第三，在讨论如何更好地繁荣科幻事业时，郑文光认为科幻的阅读需要指导，此外，他还对当前的创作现象进行了若干批判。 这一时期的科幻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对先前理论的忘却。在提到文化先锋论观点时，只有鲁迅的观点仍然会被提到，但却强化其中的科学普及成分，放弃其中的文化革新成分。梁启超等人则再不会谈及。 其次是全盘苏化。由于苏联科幻理论的强力进入，中国科幻理论家和作家基本上放弃了思维方面的主动权和独立性，从对具体作品的看法上到对整个文类的理解上，科幻理论工作者全盘接纳了苏联科幻理论工作者的结论。 第三是强调科学先导性。这已经给科幻设下了陷阱。科幻作家不是占卜师，无法预测未来，科学家也做不到这一点。强调科幻小说的先导性，无疑将断送科幻创作。 第四，拥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活。要为五年计划或七年计划服务，要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这无形中将科幻中的社会生活简单化，少儿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无一例外，都为少儿创作。 第五，作品范围缩小化。把批判现实、甚至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作品删除。这也导致了科幻文学丧失对科学和社会的监督、批判功能，使科幻作品继续简单化。 这样的理论到底能产生多少像样的作品？创作状况作出了良好的回答。没有一部长篇产生！没有一部作品可供成年人阅读的作品产生！多数小说如《割掉鼻子的大象》、《大鲸牧场》或《布克的奇遇》一样讴歌了共产主义的未来。虽然这些小说是非常好的儿童故事，但故事国内的未来生活显得那么淡薄，那么幼稚，那么整齐划一。局限了科幻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就失去了它在文学领域中的广阔天地。 从科普教育派到反思社会派的转型 在经历了文革的长期动荡之后，科幻小说终于从文化废墟中再度复苏。1976年，科幻文学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等先后推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人马座》、《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此时此刻，人们对科幻文学的认识，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一批人从前一阶段科技先导理论下继续退缩，将科幻小说的功能变成科普教育。例如，蔡景峰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科学幻想作品是对儿童灌输科学知识的一种好形式。作者甚至认为，小说不应该留下任何悬疑，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的还有《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专栏，几乎每期发表一篇批评科幻文学的杂文，指责某个作品不科学、反科学或伪科学。“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是这个专栏的口号，“灵魂出窍”的文学，是他们对科幻小说的讽刺。力图将科幻小说全面拉向科普读物，以批判科学错误为名，狠批科幻小说干预社会。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姓科姓文”之争。 但也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长期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们对苏联模式表示出极大的质疑。童恩正最先指出，科幻小说不是科普作品，因为它的目的不在普及科学知识。这里，科学只是服务于故事的手段。科幻要遵循文艺的规律而不是科普规律。此外，文学作品和科学作品之间，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那么，科幻小说如果不是普及科学知识，到底跟科学有怎样的关系？童恩正自己也不能完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让步性地认为，如果说要普及，那就是普及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想法并不具有特别的创新价值，但在被简化了的苏联模式长期统治的中国科幻文学界，这一观点是爆炸性的。对多数评论者来讲，这样的观点无意于一种异端邪说。《中国青年报》嘲笑这个想法是“灵魂出窍”。而对于长期处于创作困境的作家，这个观点无疑打开了自由的大门。在那一个时代里，科幻作家全面支持童恩正的观点，甚至对此有所发挥。金涛指出：“当然，我并不懂什么是科学幻想小说。但是，我认为，它和其他的小说除了描写的题材不同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特殊之处。科学幻想小说的手法尽管千变万化，不断创新，然而它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执着于现实，尤其是立足于今天的活生生的现实……”。 这个时期，勇于尝试的作家撰写了关于社会生活的反思性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包括金涛的《月光岛》、魏雅华的《我决定与我的机器人妻子离婚》、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星星营》、《命运夜总会》、叶永烈的《腐蚀》等。反思现存的世界，让科幻文学表达更加复杂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这一时期科幻作家们的集体取向，而也恰恰是这种取向，使中国科幻小说得到了世界的注意。但是也有人对此“特别忧虑”。从1984年起，借助清理“精神污染”运动的机会，中国境内的科幻小说受到了严格的出版限制，创作再次进入冰河期。 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交锋和创作突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文学类型到底是否应该按照自己的特殊存在价值去自由发展，已经被鲜明地提出并摆在了作家面前。而此前的近80年时间里，科幻文学一直听凭理论家的摆布，艺术自觉的唤起，是这场科幻小说争论最为直接的导火索。我们不能过分苛求科普教育派别的理论家，他们按照科学普及的基本思路演绎科幻作品，必然会得出科幻小说早已超越了预警线的惊人结论。 在我看来，科普作品是一种围绕科学的语言和知识霸权所构造的一类文本，科普作品的主要书写目标，是要确立科学的霸权地位。换言之，科普作品是科学霸权的仆从。但科幻作品却与此完全不同，它是作家对科学技术引发心理变化的感受，是一种文学叙事，作家有自己表达对科学和未来的种种不同感受的权力和能力。虽然科普的视野之下也能创作出成功的科幻小说，象顾均正的《伦敦奇疫》、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但更多的科幻作品并非科普的工具，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科幻不但能表达人们对科学的感受、对发展的担忧、恐惧或欣喜，更能反思科学与人生观、与日常道德伦理的矛盾，更能对追求物欲、追求超越自然和战胜自然这种短期目标的享乐主义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对科幻文学认知的反拨，不但是一种革新，也是一种回归，因为只有在科幻文类获得全面自由的基础上，文化先锋、科技先导、甚至科普教育这样的功能才能全面实现。科幻恰恰是所有这些功能的总和。 当然，这是时期的创作也存在着很大问题。例如，过分强调科幻小说要关注现实，导致了科幻损失掉原有的那种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过分强调批判现实，容易走入实用主义，容易形成新的工具论。再者，当作家把自己置于整个大文学的排行榜上的时候就会发现，长期蹲在儿童文学和科普创作园地中耕耘，已经使他们的的思想变得简单，处理问题和表现问题都容易浅薄化。举个例子。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内在的焦虑，新时期文学焦虑地解决现代化和个人的问题，而中国科幻从来没有出现过焦虑。科幻作家只看到了作品形式的新颖性，没有找到自我焦虑到底应该从哪里获得。 中国的科幻文学再一次经历了起伏之后，于90年代逐渐重返人世。这一次，商品经济的大潮开始冲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邓小平南巡讲话，让许多意识形态争议退位于经济规律。而读者对科幻文学的渴求，使这类文学作品再度得到市场复苏。 90年代之后的科幻观念，变得非常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囊括所有创作现实，而每个作家用自己的创作本身所展示的恰恰就是科幻可能达到之新世界的边疆。由于此前科幻理论主要掌握在科普评论家、儿童文学评论家和作家自己手中，此时，读者和文学批判者参与进来，构成了全方位的科幻思想的空间。陈平原、孔庆东、葛红兵、王泉根等文学工作者和陆甬祥、白春礼、潘家铮等科技工作者都对这一文类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而北师大还开设了相关研究方向，并招收了硕士研究生。 以上我们回顾了科幻文学理论的几场脉动，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理论研究到底应该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未来科幻理论的发展走向从现代性角度全方位观察科幻 从西方文学的历史来看，科幻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西方社会成员缓解现代性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文学的形式展现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展现科学与未来对现实的双重入侵，把自身的焦虑投射到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当中，并由情节的发展，寻找解决危机、解决焦虑的跨越路径。一些人的路径显得光明无比，凡尔纳、阿西莫夫和波尔都给出了以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方式作出的解决，而另一些人则表示未来之路有些艰难，存在着许多障碍，稍微不慎人类的文明可能全军覆没。雪莱夫人、威尔斯、奥威尔、赫胥黎等的作品就是举起悲观路牌以使世人悬崖勒马。 西方科幻文学的确不是什么科学普及的作品，它是包含有强烈乌托邦/恶托邦元素、全方位展现现在化过程中问题与期望的作品。科幻小说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的描述者，一方面反过来通过作品参与到现代化进程，这些作品包含有种种不同的发展观念，激励人们投入方向不同的行动，在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中进行有效的选择。在保守的意义上，它让人享受现代化过程可能得到的成果，在惊奇的陌生化叙事中获得美感和抚慰。就象小说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科幻小说也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进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也在生动地展现现代化进程的种种矛盾和现象，但是，这个进程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后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为了拯救民族、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也需要自己的现代性描述，也需要自己的科学文化，也需要自己的乌托邦想象。这样，在中国科幻文学就从缓解冲突的治疗性文学，变成了增加冲突的革命性文学。 从理论上看，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就应该比西方科幻文学发展更加艰难。因为西方科幻小说作家仅仅要处理新旧的对立，处理科学认知体系如何拯救/破坏世界的问题，而中国科幻小说则必须把西方科学文化、中国现实需求和东方古典文化三者的冲突都传达出来才行。我们刚刚看到的四个派别，其中很多都受到了中国必须赶超世界强权的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赶超不是把科学当成法术，当成道术，也不能象西方作家那样对科学认知过程侃侃而谈，谈多了读者就会睡觉。 坦白地讲，所有其它小说类型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中国文化基础，而科幻基本上一点基础都没有。因此，撰写科幻要做大的创新，因此，它势必是发展缓慢的文类。加上早期作家的科学素养缺乏，导致最后失败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写一半的、写太短的、混乱不堪的情形比比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计划不周全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国家的建设就曾经走过那么多弯路。 西方科学文化在这里遭遇的除了中国的现实需求，还有如何面对东方古典文化的问题。这种古典文化具有“阴阳五行”这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系统观念，有对自然现象道德化的基本取向，有将技术过程贬低为手艺而歧视的科技形而下观念，有中国传统文化至上论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中国传统观念的存在，中国科幻小说的撰写就变得特别艰难，特别复杂。在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国内，对西方的文化抵抗与排斥也重新出现，这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科幻景观。 我觉得，科幻仍然是一种先锋性的东西，它是内容上的先锋，不是形式上的先锋，这恰好使它跟现代主义文学的那种先锋性形成对称。科幻的这种先锋性一方面可以作为全面分析文学状况的立足点，另一方面也能形成一种自我镜观。韩松的新作中，就对中国文化的孤芳自赏进行了批判。当然，不是说对科幻小说就不要形式上的先锋。我觉得，西方国家60年代的新浪潮运动，就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补课。而当前中国作家采用西方形式承载和携带东方文化，也出现了非常有价值的尝试。象这些年一些青年作家在历史题材的处理上，就特别有新意。这些作品包括潘海天的《偃师传奇》、钱莉芳的《天意》、阿越的《新宋》等。当然，中国的现代主义不是西方的现代主义。 从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反对再度把帝国主义文化（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概念强加到中国的创作和批评。在后殖民理论出现之后，这种反对更有理论价值和针对性。但是，在现实的体系中，这种说法很难实现，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地就先入了被殖民的状态。我举个例子。在西方科幻从产生时期起，就是软性的、弱性的，是一种被压迫的边缘文学。它和主流文学之间确实具有一种主次的权力关系。但是，在中国，科幻文学本来是文化先行者放上神坛的一类文学，而科学则更是至今仍然占据神坛霸主的地位上。可近年来，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中国的科幻文学却屡次被打入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范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把科幻当成一种“不通俗的通俗文学，不大众的大众文学”，这其中，有创作方面的问题，更有对西方分类学的直接套用。 中国科幻文学本身的现代性尴尬，能引发我们思考，它质问科幻到底是代表谁讲话的？ 我以为，在三种文化的矛盾中寻求突围，寻求跨越，是科幻理论工作者和科幻作家当前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要以为90年代之后什么都好了。也未必如此。在我看来，中国科幻文学比西方的科幻文学要脆弱得多。不恰当的现实主义、过分浪漫的理想主义、泛意识形态、文学版图中的霸权体制、泛商业主义、加上作家的幼稚病或妄想狂，都能在瞬间杀死中国科幻。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天进行下去，有关科幻文学的种种问题就一天必须提请我们的注意。 中国作家在科幻文学中的自觉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可能仍然在孕育之中。但是，历史是否能继续给中国以时间，去继续分娩这个新生儿呢？一个事实是，我们的时代正在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会一劳永逸地解决科幻的全部问题吗？或者，在这样的境况下，的科幻文学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面对后现代性的超越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科技发展已经导致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向。而信息社会所造成的知识爆炸，已经将未来无限地挤压到现实，甚至超前于现实。这样，传统的那种科技变化影响社会、在先行者心中引发焦虑并创作出科幻作品的基本就逐渐消失消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818年开始的那种科幻文学正在接近尾声。 未来和科学大幅度地嵌入了我们生活的现实，有很多发人深省的例子。人和机器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区分的界限。英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哈拉维认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机器人（cyborg）。因为我们的身体上或多或少都已经嫁接了人工造物。生活在机器人的社会我们却全然无知！后人类的现实正在蔓延。再者，也许10-20年以后，信息爆炸的速度很快就会冲击人类心理的极限。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如何在地球上生存？美国宇航局的科幻作家佛诺·文奇说，“奇点”到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类就会灭亡。在这样的时刻，科幻文学又会走向何方？这些都是后现代科幻理论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短期，科幻作品中提供的故事可能还会弥合读者与现实的裂痕，起到心理治疗作用。科幻小说凭借它的陌生治疗、奇景治疗、历险治疗、勇气治疗、感情洗礼、爱情治疗，给人心灵一定的抚慰，让人最终能从当代生活的震颤国内解脱出来，并痊愈后回到现实。读者阅读了科幻小说中提供的1000种方案，就会更好地应对现实出现的第1001种可能。但是，从长远讲，这种写作方式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尽头。科幻文学必须在信息时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状况下给出自己变革的答案。 我刚刚提到了后现代文化的问题。这是跟信息时代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方向。这个方向上也有诸多必须考虑的问题存在。例如，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启蒙以来所倡导的宏大叙事已经完全崩解，作为中国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组成部分的科幻，该如何继续？再例如，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普遍同一化的时代，科幻文学又该追求些什么？还有，在后现代的讨论中，科学是否是我们通向更好世界的唯一通路？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多争论。换言之，科学本身的合法性存在着质疑。那科幻文学作品到底应该怎样表达世界的变化？ 其实，“主流的”中国文学也面对着这种种不可解答的难题。虽然每年出台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仍然在按照古旧的价值观挑选着入选作品。但我认为，这样的评奖早晚会走到尽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未来。主流文学越早面对这样的现实越好。 相比之下，也许科幻文学比主流文学的日子还好过一些。主流文学主要在一个传统的小圈子内思考亘古不变的人性，而科幻文学却还享有向外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她可以面向宇宙，可以去发现新人类，可以找到合理的方式处理未来。在这方面，科幻文学所提供的叙事策略，所提供的种种可能的经验，所提供的更大宽容度，也许恰恰能拯救主流文学。 如果他们做得好，那么，作为人类面对明天、面对未来的“尖刀班”，科幻作家将有幸第一批闯入后现代和后人类的世界，抢占文学未来的全新空间。 主持人： 吴岩老师以对“四派”的分析论述，讲了中国科幻思想的“脉动”，最后一部分讲的是科幻理论研究如何走。从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思想文化现象，就是在不同的时段，科幻的发展路径与思想流变，也是意识形态的晴雨表。但它一直在波动中前进着。 我是科幻的门外汉，听吴岩老师演讲本身对我也是个学习的过程。谈点儿可能不成熟的想法，就教吴老师，就教大家。 第一，虽然不懂，但我对科幻小说的前景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我们已把“科教兴国”定为一项国策。简单来说，有“科”就一定有“幻”。其实，倒常常是先有了“幻”，而后有“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类自古就有像鸟一样飞翔的梦幻，直到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科”把“幻”变成了现实。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飞机这一科技发明用于战争，它就变得残酷、血腥，成了屠戮生命的机器。二三十年代英国有些著名作家已在积极思考机器对人类的异化。从目前来看，有理由认为，科幻小说已成为文学多元生态下的一个物种，也许还不十分健全，但也许已是在健康地发展并成长着。 第二，吴岩老师说到，科幻小说不是简单的科普作品。它一样可以是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元素的一种艺术的文本载体。说它是艺术的，意味着科幻小说到底还毕竟应该是文学的，它不从属于科技。是文学，就要写人性、人情的矛盾、复杂，写世态的纷繁变化。因为科幻小说写的是小说，而不是科技展览。即便未来科技再进步，它也不会泯灭掉人性。因此，我喜欢科幻小说中“幻”的人物也要有性格，不喜欢只是一味追求“科”的怪异。 事实上，科幻小说的素材比比皆是，它不一定非得源自科技领域，它同样可以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我想到一个，不知有没有人写过。如果把现实生活中许太多人都会遇到的婆媳这对儿几乎是永恒的矛盾关系问题，注入科幻的元素，写成科幻小说，相信一定有趣。如果没人写过，在座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没准还能获奖。 吴岩老师强调的一点很重要，即作家具有了科幻思想，才能写好科幻小说。怎么有科幻思想？现在也可以来文学馆听讲座了。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要给科幻小说减负，别让它承载太多非文学的元素。科幻小说既是文学，就该让它首先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并以此来衡量它。 最后一句话，竭诚欢迎科学与未来的入侵，但也许我们需先具备些免疫力。 一点儿想法来自吴岩老师，让我们感谢他。（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