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明国语课本》透视近现代语文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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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明国语课本》透视近现代语文教材编写
2010年12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
　　







　　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文字，丰子恺绘制插图。这套被尘封了60多年的民国老教材不久前被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一度在市场上卖到脱销，引起各方热议。但《开明国语课本》仅仅是民国时期10多种通行教材中的一种，从晚清、北洋一直到国民政府，国语教材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一步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直至抗战之后只有一个标准一部教科书，并充斥着教条和“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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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养成完全国民为宗旨

　　开明书局的《开明国语课本》最早出版于1932年6月，这套由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国文教材，在当时也是一个优秀的系列。但《开明国语课本》并非是影响力最大、发行量最高的教材，在它之前，流通最广的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发行。

　　教材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最畅销的图书品种，在科举年代，书坊经营最多的品种是科举用书，而到了近代现代教育取代科举教育之后，出版机构最重要的出版物就是教学用书。1904年，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套教科书仅初小部分就有70种，而这套书的核心是《最新国文教科书》。当时的编写者已经认识到，“普及教育、小学立基、国文植本”。

　　商务印书馆副研究员、81岁的汪家熔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候说，“《最新教科书》不能说它是那个时期最好的教材，但当时只有商务印书馆有能力编写这么一整套全系列的教材。当时一大批原本参加科举的青年人放弃科举，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中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汇集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中小学编写了全部课本，还为每册编撰相应的教师用的教授法。这一做法，沿用至今。《最新教科书》其实也是蔡元培提议编撰的，这套书改变了当时出版界粗制滥造的作风，连续半年没有被其他课本挤占。

　　1912年民国成立，教科书尤其是国文教科书必然要大变动，《最新教科书》开始出现竞争者。1912年1月19日，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其中第二条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一律开学。”给编写适应共和制的教科书以充实时间。

　　1912年1月20日，上海各大报刊载了《中华书局宣言书》，其中第一段是这么写的：“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新国文》的编辑大意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好高骛远。”到1912年3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初等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推出《新国民国文课本》等。其中，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前后印行2560万册，影响最大。

　　这是教材自由竞争时期，没有严格执行的标准，没有教条化的要求，出版家在实现教育理想同时，编写教材也是一门收入丰厚的生意，“竞争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各家出版社都特别注重教材质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教授闫苹对早报记者说。

　　



　　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好高骛远。


　　引自1912年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新国文》


　　国民政府时期：

　　以中山故事讲三民主义

　　从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课程标准》一直到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这段北洋时期的教材竞争基本是市场化的，政府的声音不强。但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为了达到政府的要求，各套教材也开始失去个性。1912年的内容规定只有24个字，1941年的内容规定居然已经达到2万字。1932年10月20日颁行的《小学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小学国文训练标准》中附有“教材选编应注意各点”共5项，其第一句话就是“依据本党的主义……尤其积极采用党义教材”，包括孙中山、国民革命、奋发民族精神、启发民权思想、养成民生观念五个方面的故事和诗歌。简而言之就是，三民主义加孙中山和北伐成就作为课本内容。1932年后编撰国文教材强调注重三民主义，但各家出版社偏重各不一样，比如开明版强调语体，世界书局则执行三民主义。

　　世界书局版的《世界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国语读本》比较政治化，“阐发党义，内容有趣味的中山故事及诗歌，并采用关于奋发民族精神、启发民权思想、养成民生观念的故事及诗歌。”其他标准还包括“提倡公民道德”“唤起公民精神”“灌输科学精神”“记述学校生活”等。世界书局版的教材中，为了给小学生讲三民主义，只能以孙中山幼年故事代替，但在编写时有些夸大，很容易让人产生是在演说虚假事迹，甚至有神化的嫌疑。1932年后的商务版教材中，也有孙中山的故事，但比世界书局版要平直一些，它的孙中山故事包括反对村里蓄家奴。商务版并不避讳“文以载道”。

　　如今被热议的《开明国语课本》，其实是开明版国语教材的初小部分。初小叫《开明国语课本》，1-8册，1932年6月至1933年6月初版；高小版叫《开明国语读本》，1-4册。初级课本的《编辑要旨》第一段是这样的：“本书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扩大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的自然、艺术等科企图做充分的联络；但本身当然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相吻合，适合儿童诵读或吟咏。”开明版的国语教材，在当时相对是最不政治的，坚持人文理想。“开明的成功与叶圣陶先生是分不开的，他是可以当大学教授的人，但始终把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而《开明国语课本》在当时的影响力虽然不是最大，存在时间也不是最长，但确实是很好的教科书。但现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开明国语课本》，我并不喜欢，他们只是从各个本子里抽取了些出版，拼成了这么一本书，并不能完整反映《开明国语课本》的整体面貌。”汪家熔说。

　　但到1934年后，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机构干脆不再编撰新的教科书。1936年公布的新标准注意了民族自救原则，特别提出“指导儿童从阅读有关国家民族等的文艺中，激发其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及情绪”。1942年颁发的课程标准，其实质是国民党政府在教科书领域的全面控制，最后导致各民营出版机构只好代印国立编译馆编的课本，各家有特色的教科书均逐步停止编撰。国民党政府的“国定本”开始通行。

　　国民党去台后：

　　直到1970年代呈现新面貌

　　1949年，国民党去台之后，国文教材沿用着之前比较政治化、教条化的标准,直到1970年代，台湾国文教材才开始改革。台湾女作家齐邦媛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巨流河》中，有专门一章叙述这段改革历史。

　　在改革之前，当时台湾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1968年，台湾开始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1972年编印“部定本”。“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箭靶，样样都不对……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巨册。” 齐邦媛说，“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地说学生没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接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的"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

　　在当时的教材中，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些白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齐邦媛回忆说，她到编译馆后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准，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

　　1973年以后，经过改革后出版的新教材，焕发新的面貌。“1973年以后，数代台湾中学学生至少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宣传品。”齐邦媛说。

　　当时，知识界都在编教材
　　对话闫苹

　　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教授，著《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一书

　　东方早报：《开明国语课本》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后，民国老教材一下子火了起来，家长也喜欢把它与如今学校通行教材做比较，你怎么看？

　　闫苹：大家喜欢民国老教材，一方面是大家对现在教材有一些意见甚至反感，一方面是老教材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还有一个方面是出于我们的新奇、新鲜感。你去看开明版的老教材，里面图文并茂描述那个年代小孩的童年，他们的游戏和玩具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那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很新鲜，他们当然有好奇心去了解。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在当时通行的各套教材中，《开明国语课本》过人之处在哪里？

　　闫苹：开明版的教材确实与其他版本的国文教材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编写者叶圣陶先生本人就是搞教育的，他了解教育是怎么回事。教材里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他编写的，而不是生硬地把其他文章编进去。这些文章从小孩的视角出发，覆盖了小孩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加入了个人教育理念和理想。而且图文并茂，小孩子学起来更加方便。

　　那个时期，不仅是教育家，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作家都积极参与到各版本教材编写中。在当时，编写教材对知识界来说几乎是全民性的。那些编写者，现在看来都是大家。

　　东方早报：其实民国语文教材也是谈政治的。

　　闫苹：民国时期的教材也讲政治，但那时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它们要谈政治、谈国家、谈国际大事，都是以小孩子的方式表达，而我们现在的教材一谈政治就像社论。

　　东方早报：在民国很长一段时间，教材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出版机构编写教材最终目的还是赚钱。

　　闫苹：确实是这样，在当时编写教材固然体现了出版家们的教育理想，但总归是生意，竞争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各家出版社都特别注重教材质量。而如今，虽然教材也很多，在各个省市都可能有几套教材，但却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一套教材在一个省的占有率不能超过50%，选教材不是老师说了算，也不是校长说了算，可能是教育局说了算。最后，不存在所谓教材质量的竞争，反而是出版社的竞争，因为教材背后还有庞大的教辅市场。如此“竞争”下的教材市场，教材质量令人担忧。提高教材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材自由竞争。

　　东方早报：你之前和学生合写了《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怎么想到写一本关于民国教材研究的书？

　　闫苹：之前我在指导研究生论文的时候，经常有学生会写下什么填补某方面研究空白。我就让他去翻翻老教材，然后他就会回来说，以后再也不敢那么说了。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包括教材编写者看来是创新的事情，其实在民国时期都已经有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没有继承。但这也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民国时期的教材是什么样子的。像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馆藏有民国老教材190多套，能看的有100套，其他机构也有一些，但大家都是不对外公开浏览的。我接下去的工作是把民国初中教材整理出来，这些东西都在库房堆着，再不整理，以后的教育工作者更难以接触到了。

　　东方早报：你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包括《开明国语课本》在内的民国教科书，如今是否有很多人找你合作做这方面的出版呢？

　　闫苹：我现在还指导学生把民国教材中的课文整理、筛选一下，做一本给现在教育工作者参考用的民国教材精选书，使更多老师能了解那个时期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内容。但我们这个工作不是把老东西一股脑搬出来做成书，不久前确实也有出版商找过我做这个事情，但我的意见是，民国老教材对教育工作者的作用更大，打开他们的思路，挖掘和继承教育遗产，如果把这些东西全盘交给学生和普通家长，可能适得其反。老教材中当然有好的东西、普世的内容，但总归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有时代局限性，你怎么让一个小孩子和普通家长去辨别。我的主张还是，把老教材原汁原味地交给小孩，要十分谨慎，最关键的是编写好现在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