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世纪的恐怖教师：万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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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世纪的恐怖教师：万玮

人类社会在对待人的态度与认识上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将人作为工具与手段到把人做为社会的最高目的。在教育理念上，也完成了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儿童为中心的转变。

在遥远的古代社会，由于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对儿童的认识也几乎等于零，没有认识到儿童区别于成人的独特性。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由教会占据统治地位，为实现自己的统治，向人们灌输“原罪”的观念，认为人生而有罪，从儿童时期起就具有原罪，就要不断赎罪，不断接受惩戒。惩罚、鞭打儿童的现象随处可见。

到了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人们开始关注到了儿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发现了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地方。认为教育应该尊重儿童、解放儿童，让儿童按照其本性自由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掀起了“新教育运动”，反对忽视学生的存在而片面强调教师的权威，开始重视儿童的心理特点，并遵循儿童的发展特点进行适合其发展的教育。

与欧洲新教育运动同一时期的美国教育，受新教育运动的影响，结合了实用主义思想，形成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代表人杜威强调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并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核心命题，这是现代教育开启的标志。

20世纪初，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曾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都曾为重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但从50年代起，杜威在中国遭到批判，苏联模式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1980年缩印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教育体制仍然还带有苏联模式的严重烙印，教育日益异化为一种训练的工具，学生和教师更是在应试教育的樊笼里亦步亦趋。的确，在教育的困境中，教师何为？

我以为， 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接续我国被中断的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的历史进程。只是，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呢？在万玮的眼里无疑是前者，他甚至认为“西方教育曾经提倡的人本主义、儿童中心进而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

“我们为什么收服学生？”，有人对他的兵法发出的这样的质疑。万玮在《拜托！请别把我的“兵法”变成毒药》一文中答道：“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好学生。是为了完善学生的性格，是为了他将来更好的发展。收服学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他施加影响。但是，收服学生本身绝对不是兵法的目的。”

显然，在人们的质疑之下万玮不得不承认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学生的发展，他的回应似乎想表明他也有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情怀，但其本质上还是个缺乏儿童视角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技术主义型教师，他们那些教育技术早已被历史证明根本“不能完善学生的性格（用人格一词更为准确，下文用“人格”代替“性格”），从而使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

首先，《班主任兵法》中所谓的理论和实践只不过是精心选择一些有利的事例，然后从中归纳出早已成竹在胸的结论，这种做法不可能真正揭示出教育的本质规律。诚然，他在书中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达到了所谓“有效”的目标，但是如果一种教育方法必须将“收服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只能证明这种方法具有催生“学生不服”的本性。

这样的教育对学生人格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被收服的学生而言，其人格个人首要特质将倾向于软弱、谦卑与服从，对于不服的学生，用万玮的话讲便是“最恐怖之事不是死，而是等死。”这样的教育达到的效果只能是“让学生变得顺从，不会让学生变得聪明和懂事；能让他们变得听话，不会让他们变得自觉和上进；能得到一些暂时的、表面的效果，”但根本不可能完善学生的人格。

最初，在《我看民主与宽容式教育》一帖中，他还是认同民主与宽容式教育的。不过他所谓的民主型的班级管理只“是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让学生自主管理。班规要征得全班绝大多数人的同意，但是一旦制定，全班同学必须遵守。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绝对不是任由学生做什么事，教师都能容忍，不能惩罚，成功实施民主宽容式教育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实施惩罚。”

然而，“故事一旦有了开头，便会按照它既定的轨迹发展下去。”在惩罚让他的工作越来越“有效”之后，万玮对收服和惩罚学生有了一种近乎变态的偏好。他在《战略战术》中写道：“学生不守纪律了，你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可以批评他们了，又可以显示你教师的作为了。”在《教师的十八般武艺》中，第一招便是：雷霆万钧的惩罚。在《如何惩罚更有效》中，他提出惩罚是“因果报应是自然界的规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后来，他通过学习发展心理学在《如何对儿童实施惩罚》又有了新的发现，他说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儿童是外向归因，即将不好的体验归因为权威人物的出现和管教，他们会暂时抑制，一旦周围无人监视，便可能故伎重演。反之，如果儿童是内向归因，即使无人监管，也不会再犯。”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人们才探索替代惩罚培养自律的办法。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的控制他的作为，自动的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的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因此，在一些国家，人们也找到了各种替代惩罚的办法。“据说每一个人都只能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东西，”看来万玮正是这样的人。

当然，他也有温情的兵法以及对学生的爱。在《一声叹息》中，他那矫情的叹息博得了学生的“压缩性认可”，但未见他对学生人格的完善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在《乍暖还寒》中，当学生问他如何提高自控力时，他回答的逻辑竟是：如果你想提高的愿望足够强烈就能提高！我以为，倘若我们想要完善学生的人格，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我们自己首先要是个人格完善的人，我们怎么能给予学生们我们自己都不曾拥有的东西？

其次，万玮之所以迷信他的兵法（现在他又出了本《班主任兵法2》），冒着给学生带来心理障碍的危险“攻心为上”，与其说是出于师生平等的观念下，一种促进学生心灵成长的妙计，不如说是因为他“骨子里都藏有的深深的专制情结”以及对这种专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的危害的无知。虽然他也承认这本书的局限性，但是却并始终不清楚未来社会需要有怎么人格的公民；虽然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将来更好的发展，但是事实上他的兵法极有可能为学生今后的人生旅途埋下隐患。

西方国家现代教育对于儿童有以下几点共识：儿童首先是人；其次是儿童，儿童期是人发展的一个特定的时期，具有其独特性和特殊价值；儿童从出生到成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两者不是对立的；成人应该尊重儿童的本性和兴趣；教育是对儿童身体、心理、智力、能力等各个方面发展的促进。

万玮之所以热衷于变着花样地收服学生，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儿童观的缺失。在《遇到了克星学生怎么办？》一文中，把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的变化看成是以自我为中学的毛病，把学生对老师的肯定看成是拍马功夫一流，把师生关系说成是克与被克的关系。他提出的治疗与矫正的做法是：发动全班同学一起模仿她对待别人的态度，一报还一报，让她大哭一场，我再出场。

他的学生观貌似这样：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遵守纪律就要接受惩罚，他们现在应该做些牺牲，这是为了他们的将来。如果这是出于现实的困境不得已而为之，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把它说成是为了完善学生的人格，就让人不解了。发展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小时候心理没得到正常发展，长大后就可能会有人格固结的问题。

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朱建军博士在《心灵的年轮》一书中更认为：中华民族的性格是一种病态的“口欲期固结人格”，即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过分压抑其个性发展，即使孩子成年后心理上还仍然处于儿童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大多数中国学生心理不成熟、个性不独立。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中父子的关系有缓和的趋势，而教育体制正成为学生人格发展的更大的障碍。

一位职业规划师在给学生做职业规划时，发现：“为了博取父母和老师的欢心，我从小养成书呆子的性格。虽然读到研究生，但是工作的强大压力，让内向软弱的我，不堪重负。”“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小时候除了和考大学有关的事情，我不能喜欢任何别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问题俯拾皆是。

当下中国，经济上业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要求学生要有成熟的心理和独立的个性，而万玮式教育对学生人格的扭曲无疑将加重教育与现实需要的脱节。试问，连自己都无法认清自我，心理不成熟、个性不独立的学生，怎么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怎么能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虽然大学生“被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但是我总感到万玮有必要反思一下他的兵法是如何能给学生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现代教育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创新以及儿童的视角，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万玮及其兵法既无法完善学生的人格，又不利于学生对未来社会生活的适应，它从头到尾就是一剂毒药，一剂可能导致学生在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死得非常难堪”的慢性毒药。

在这个呼唤教育回归原点，呼唤以人为本与公民教育的伟大变革时代，万玮以及他的兵法很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笑柄而载入中国教育思想的史册。他唯一正面的作用就是用以警示世人，一种陈旧和过时的教育思想的传播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荒诞和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