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上的小说：出土文献与《集异记·裴珙》互证

管季超0712

碑志上的小说：出土文献与《集异记·裴珙》互证

殷富华

  唐人传奇渊源于汉魏六朝杂传，深受史家“实录”笔法的影响，不少人物事件都于史有据，故其本事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宋代便有学者提出《莺莺传》之张生为元稹自寓，近人陈寅恪、刘开荣等以“诗史互证”之法，进一步从唐代社会重“婚仕”的角度加以有力论证；卞孝萱先生考索《补江总白猿传》反映初唐政坛倾轧、《霍小玉传》关涉牛李党争等，亦是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然见载于史书、又有文集存世者毕竟有限，因而以传世文献与唐人小说阐发互证，视野多聚焦于名篇名人，近年来难有新的突破。而随着中古石刻文献的大量出土，众多淹没于历史的人物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也为小说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契机。如沈亚之《感异记》主人公沈警，学者考其原型即《长孙懿墓志》铭文作者，挖掘出诗文佚失的一代才子之事迹；再如薛用弱著名的传奇集《集异记》，以“旗亭画壁”等篇传写盛唐诗人风神最受称道，出土文献则为我们认识这部小说集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目光转向其《裴珙》一篇，可从中管窥中唐一介普通士子的生命历程。
  小说写孝廉裴珙于端午前夕返乡，路遇陌生人借马，便命僮仆暂宿表兄窦温处，自己疾驰抵家。谁知父母对他熟视无睹，极力呼喊仍无济于事，方知已精魂出窍，幽明异路。后幸得神人点化，知被借马者戏弄，真身病倒于窦庄；最终总算返魂回生，化险为夷。
  裴珙何许人也？是作家凭空虚构，抑或真有其人？巧合的是，近年来出土于河南洛阳的一方自撰墓志，志主亦名裴珙；经考察可发现，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墓志全称《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王屋县令上柱国裴珙府君墓志铭（自撰）》，现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2022年8月笔者曾赴该馆考察。裴珙（795—859）在志文开头回顾自己年少遭逢家祸，流离于诸叔诸姑家；后以明经及第，“有位不大”，一生清贫。虽与族人亲切和气，但并无特别亲善或疏远者。其次追溯家世，他出身于河东裴氏东眷房，叔父们处尊居显，甚至有贵为宰相者。最后为卒日、寿年、葬地等。牛来颖《虚实之间：墓志与传奇中的裴珙》曾公布墓志录文并加以考释，但因志文中尚有两处有待解释的“矛盾”，真实性受到学界质疑；且牛文旨在还原史实，而对墓志与小说的复杂联系、小说离魂情节的内涵未作深究。
  笔者认为墓志非伪，试补考如下。其一，裴珙称祖父裴昱赠官太傅，但约同时期《孙虬妻裴氏墓志》指为工部尚书。牛文推测原因出在累赠，颇可信从，笔者在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翻检到一方新出土《裴瑾墓志》，志主与孙虬妻同为裴珙侄辈，中有“曾祖昱，皇任高陵县令，赠太傅”，可证裴珙所言非虚。其二，裴珙自撰墓志称“元和初，亲叔有时重名，三载相位”，当指中唐名相裴垍；又云“先考府君讳垍，越州大都督府参军”，前后矛盾。牛文推测或因受叔父裴垍接济而假托，但从行文逻辑看，裴珙不大可能在同一句话中将两人混为一谈，若真有心攀援，何须提及生父的卑小官职而自露破绽？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唐代门阀之风未衰，志主的家属存在伪造谱谍、增窜世系的可能动机。自撰墓志定稿于志主亡故后，家属补入丧葬等内容并悄然更换一字，但未顾及到全句的前后对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再从墓志作伪角度看，今人臆造的可能性应可排除，志文语言凝练精审，浑然一体、个性鲜明，符合“十三事”体例；若无深厚的文史素养，实难拼凑出这样一篇富有感染力的散文佳品。志文并无过硬的作伪证据，退一步言，即便无法彻底排除摹刻的可能性，姑不论其历史文物价值，就内容来说仍具备学术资料价值。
  那么，志主裴珙是否为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孝廉出身——即明经的别称——是最明显的共同点，毋庸赘述。笔者另找到四条证据：第一，据《新唐书·艺文志》《三水小牍》有关薛用弱的记载，可知他于长庆（821—824）或大和（827—835）年间任河南道光州刺史；再由墓志中裴珙的职履，可发现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南道境内度过。二人生活于同时同地，加之裴氏为高门望族，薛用弱很可能对裴珙的名字并不陌生，对裴氏惨痛的家难有所耳闻。第二，小说云“家在洛京”“珙居水南”，墓志则写裴珙“卒于东都永泰里”。查唐代洛阳地图，市区被洛水一分为二，永泰里恰位于洛水之南。第三，小说写“其亲与珙之弟妹张灯会食”，裴珙是唯一缺席的长子；墓志则称“自外傅累丁家祸，才弱冠同气皆零”，只有裴珙因年纪稍大赴外学习才幸免于难，可见长子身份亦相吻合。第四，从《集异记》的体例看，该书写唐代社会传闻异事，今残存二卷十六条，半数以上篇目的主人公于史籍可考，《裴珙》取材于真人真事亦是极可能之事。以上小说与墓志诸多不易察觉的细节吻合，也可从侧面印证墓志非伪。
  考订出小说的人物原型，便可在自撰墓志的辅助下重探小说的寓意。与《离魂记》《牡丹亭》等丽情书写大异其趣，裴珙险象环生的离魂故事究竟有何深意？仅是一桩发生在“恶日”的意外灾祸，抑或充满黑色幽默的死亡想象？相较于史书与他撰墓志，自撰墓志更能透露出志主个人的心声，对不便明言的情况即使闪烁其词，仍不免流露出蛛丝马迹。
  小说最动人心魄的段落，要数透过裴珙魂灵的限知视角，刻画佳节之际全家热闹非凡，自己却向隅独泣的情景。细读墓志会发现，这段离魂历程实在是他创伤性记忆的变形。就小家庭看，父母手足都在家祸中丧生，对唯一的幸存者来说是巨大的怆痛。就大家庭看，裴珙虽不能免俗地自矜出身高门大姓，但与家族的关系实有些微妙疏离：一者他虽受过族人照料，但在哪家都无法长久停留，可称颠沛流离；二者他与生父官轻势微，和身为达官显贵的诸叔地位悬殊，故而一再强调“成立既不因人，入仕未尝亲附”。换句话说，家祸具体为何虽无从得知，但对裴珙的打击和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奠定了他一生的底色：孤独、缺乏安定感与归属感。这种孤独感在墓志与小说中一以贯之，正如墓志开宗明义云：“萍蓬幻梦，寄世若浮”。
  让我们带着这一认识再回读小说。弗洛伊德指出梦是愿望的达成，孩提时的经验可能变换着面目出现于成人后的梦中，并将角色互换。小说中裴珙魂灵的所见所闻，应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的午夜梦回，是噩梦亦是美梦，流露出对家难前幸福岁月的深深眷恋。家人率先开始用饭并对裴珙置若罔闻的情节，反映了他潜意识里强烈的被抛弃感：真实世界中除了自己，亲人都已罹难；梦魅中则是他人觥筹交错，自己是不和谐的存在。同是意味深长的对比，梦境与现实颠倒过来。理解了这一层，小说中诸多疑问也就迎刃而解，譬如归家本该是最令人期盼的旅程，为何裴珙却一再感受到阻拒的力量，甚至怀疑是否被家人惦念？他眼看“下驷蹇劣，日势已晚”；又不慎乘坐鬼马，徒劳地观望近在咫尺的家；最后得知自己早已病得不省人事，逗留窦庄。愈急切就愈失望，历尽辛劳还是未能按时返家。这些反常的情景，在在都是对裴珙真实经历与心灵的变相写照，被压抑的愿望与焦虑通过离魂找到了表达方式。
  最后，既然裴珙离魂反映了他所遭遇的家祸，又该如何看待小说首尾的陌生人借马情节？
  回顾历代离魂书写传统，可发现引发离魂的机制有表层与深层两类。前者为艺术手段，包括因睡梦、病症、招魂、搭载神奇坐骑而离魂；后者是驱动离魂的根本原因，如情感需求、政治斗争等。搭载神奇坐骑离魂之事，最早见于戴孚《广异记》之《仇嘉福》《王僴》，或许对约半个世纪后的薛用弱有所启发。落入神祇的恶作剧陷阱，虽是巧妙的情节设计，但实是外在、充满偶然性的解释，是引发离魂的表层机制，而非唯一的答案；裴珙本人强烈而沉痛的情感诉求，才是致使离魂的深层机制。层层复义增添了阅读兴味，也使本事更加扑朔迷离，需越过重重迷雾加以探寻。
  要之，将“二重证据法”运用于唐传奇研究，有助于从新的线索审视小说，烛照主人公的幽微心境，并为我们观察大家族中小人物的命运与生存状态提供有趣的案例。
  （作者：殷富华，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