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探求中国精神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教师之友网

唐翼明：探求中国精神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发布时间：2012-07-05
| 时代周报 | 188期



唐翼明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

唐翼明
1942年生，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师从夏志清先生。1990年代任教台湾，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年退休后回武汉定居。后被江汉大学聘为讲座教授。 2012年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兼任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主要著作有：The Voices of Wei-Jin Scholars : A Study of Qingtan 、《古典今论》、《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武汉
唐翼明先生家住武汉滨江苑，阳台正对长江，朝夕望大江东去，自号“阅江楼主”。
2012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成立国学院，唐翼明任院长；4月，长江书法研究院成立，唐翼明兼任院长。
唐翼明的父亲唐振楚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也曾是陈布雷的手下。1949年初，陈布雷已自杀，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当时唐振楚的三个孩子都很小，长子唐翼明7岁，女儿5岁，小儿子唐浩明才2岁多一点。唐振楚的哥哥唐宣祖一直在湖南乡下务农，他主动提出：三个孩子带在身边不方便，不如放在乡下。当时唐振楚夫妇考虑：如果国民党彻底失败，作为蒋介石最亲近的这一批人就只有跳海，没有必要把三个孩子拉着一起死。
唐振楚夫妇还在犹豫之中，某天刚好从乡下来了两顶轿子，送别人到城里来，轿子本来要空着回去，唐宣祖说：干脆就坐这两顶轿子回来吧。结果，唐振楚的三个孩子加一个保姆，每两个人各坐一顶轿子回到了乡下。唐振楚夫妇则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
土改时，唐宣祖被划为地主。妹妹病死，弟弟唐浩明送人—养父是理发匠，唐浩明改名邓云生。邓云生日后成了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上世纪90年代，先后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现在是湖南省作协主席。
尽管生活艰苦，唐翼明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高中就读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0年考大学时，唐翼明的成绩是湖北省第二名，各科平均在95分以上，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最后没有一所大学录取他。直到1978年，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的唐翼明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同班同学易中天也是以高中生身份考进来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唐翼明正读研究生二年级，立刻通过学校保卫部，向湖北省公安局申请去美国探望母亲，同时圆自己的留学梦。经过一年多的周折，唐翼明终于在1980年12月18日拿到美国签证，有效期三个月。唐翼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硕士论文《从建安到太康—论魏晋文学的演变》，顺利通过答辩。答辩之后两天，他去了香港，1981年3月15日到了美国。
在美国的第一年，唐翼明一边拼命学英文，一边申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形容自己当时的生活有一副对联：“顿顿三明治，天天ABC”，横批：“不亦乐乎”。1982年9月，唐翼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研究所。但哥伦比亚大学并不承认唐翼明在武汉大学的硕士学历，他只好花两年多的时间又拿了一个硕士，才开始念博士。唐翼明的博士导师是夏志清，同学中有查建英。1991年2月，唐翼明通过博士论文口试，博士论文后来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名为《魏晋清谈》。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后，唐翼明到台北陪侍父母，一住十八年。先后在文化大学、政治大学任教，也在淡江大学、东海大学兼任。他的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玄学，同时也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了《大陆现代小说小史》、《大陆当代小说散论》等书。
唐翼明到台北的目的是陪父母安度晚年，父母相继过世以后，义务没有了，便于2008年回到武汉定居，他说：“武汉是我一生待得最长的地方，纽约待了十年，台北待了十八年，这里待了二十几年。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早期的学生，后来读研究院的同学也都在武汉。我还是觉得武汉比较亲切。”
夏志清的话像是预言
时代周报：留学美国时，你如何认识夏志清先生？
唐翼明：我见到夏志清先生是我在哥大念美语进修班（ALP)、同时申请哥大东亚语言文化系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些父辈朋友住在纽约，其中有一个说：你就申请当他的研究生，我带你先去见见他。我记得第一次到他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正在聊的时候，他的有智障的小女儿，突然从里面冲出来，一丝不挂，八九岁的女孩，我印象很深刻。我跟夏老师说，希望能够做他的研究生。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魏晋文学作为你博士论文的研究重点？
唐翼明：我在武大的专业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我的老师胡国瑞先生这方面就比较强，武大历史系唐长孺先生也研究魏晋南北朝。所以，武大的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师资比较强，第一次招生就招了这个专业。我的硕士论文就写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从建安到太康—论魏晋文学的演变》。到了哥大以后，我有一度想改现代，因为我对现代文学一直有兴趣，对文学创作有兴趣。夏老师也是搞现代的，所以我就想搞现代，把魏晋放掉。后来跟夏老师商量，夏老师说：你还是继续搞魏晋，将来你拿到博士之后，留在美国教书比较好。因为美国的汉学界还是认为古典文学比较重要。等你在美国拿到教职，稳定之后，你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研究现当代。
夏老师这番话像是个预言。我到台湾之后，一方面继续教魏晋；另一方面，正好那时候台湾向大陆开放，很需要人介绍大陆文学。因为现代文学的大将像老舍、巴金都留在这边，那边都不准讲，鲁迅也不准讲，所以现代文学讲得很不完整，只剩下徐志摩、朱自清、梁实秋这几个人。我去了之后，才给他们开了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另外还新开了大陆当代文学。当时台湾学术界对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几乎一无所知，急需有人开这门课，就跟我商量，我也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于是就开了。所以后来我在台湾一直是两条腿走路：在研究院的部分，我就教魏晋，大学这一部分，我就教现当代。我的学术著作一共8本，4本是魏晋的，4本是现当代的。
魏晋思潮，中国的文艺复兴
时代周报：翻翻《世说新语》，遥想魏晋清谈、魏晋风骨，从精神层面上，那个时代是让人很向往的。
唐翼明：对。从精神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国有三段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也是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但是这三段恰恰是政治比较混乱的时代。一个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就是孔子、老子那批人出现的时代。现在学术界通称为“轴心时代”，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同时出现了一个飞跃，一个哲学上的突破，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犹太的先知和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乃至阿拉伯的穆罕默德，都集中出现在那几百年之间，是很奇怪的现象。这几百年是全世界，也是我们中国人价值体系奠基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文明基础还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孔孟老庄这些人，我们的文明会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段就是魏晋。魏晋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从秦汉文明转到后来的唐宋文明，转折点就在这里。魏晋思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场文艺复兴，颇有点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但是时间比较早。西方文艺复兴从十四五世纪开始，魏晋要早上千年。魏晋是“复兴”战国的文明，复兴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精神。汉朝独尊儒术，其他各家都遭到打压。魏晋时代，出现了第二次百家争鸣，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第二次精神大自由。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乃至科学都是中国古代最发达、最灿烂的时候。这一点常常被低估，甚至被忽略，尤其是搞政治的人和正统派的学者，喜欢谈大一统，喜欢谈思想统一，因为这一段政治比较混乱，政权更迭频繁，不如他们的意，于是就横加批评，只谈负面，不谈正面。其实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之间，出的人才有多少！文学上，像曹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这些人都很了不起；艺术上，像王羲之、王献之书法那么好，顾恺之绘画那么好；科学上，像祖冲之，是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发明家。唐宋是很辉煌，但在精神文明上不见得超越了魏晋。
第三段就是五四时代，清末民初。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民国范儿，都承认民国时代出了不少大师，很了不起。战国、魏晋、清末民初，这三段时期，政治上都比较混乱，但是学术非常发达，思想非常活跃。这种情形有它的必然性。
夏志清在哥大完全边缘
时代周报：你在美国见到的夏志清先生、董鼎山先生、唐德刚先生、余英时先生，他们是美国公民，但有余英时先生讲的“中国情怀”。
唐翼明：是的，这些人我都认识，而且很熟。哥大毕业之后，我可以留在美国教书。因为我是哥大的博士，哥大在美国的地位很高，而且我在哥大成绩非常好，拿最高的奖学金，叫President fellowship，拿到这种奖学金的人有一个称号，叫“President Fellow”，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所以，我这样一个背景要在美国一般的大学找一个教职是没有困难的。但是什么东西促使了我没留在美国而去了台湾呢？一方面是我父母那时候年纪大了，都是70多岁的老人。我觉得这一辈子和他们分开那么久，以后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如果我不去侍奉他们、陪伴他们，我会留下永久的伤痛。另外也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这一批华人学者在美国的情形，我并不羡慕他们。
我的老师夏志清先生，在美国凡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没有不读他的书，他等于是祖师爷，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学者许多都是他的学生、或者他哥哥夏济安的学生，所以“夏门弟子”在美国很有影响。但是夏志清先生在哥大的处境完全是边缘，他连系主任都没当过。当然这跟他个人有些关系，因为他的性格是埋头做学问，不善于社交和处理人际关系，又口无遮拦，像老顽童一样。后来代替他的王德威，性格就跟夏先生很不同，他有组织能力。但是王德威之所以能在哥大东亚系做两任系主任，除了他个人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王德威应该感谢大陆，因为大陆整个声望在国际提高之后，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学术领域里对华人也就越来越重视。
那边混得比较好一点的普通华人，基本上是平时赚钱，到了周末带一家人到唐人街吃一顿，买几份中国报纸，从早看到晚。这绝不是我羡慕的。而且我在美国还觉得没有归宿感，没办法真正融进去，能够有几个白人朋友可以跟我像老朋友一样呢？不可能。
把国学之脉最好的还是胡适
时代周报：你在台北教古典文学，又教现代文学，台湾的学生对大陆文学会觉得新鲜吗？
唐翼明：我去台湾的时候正好碰到台湾刚刚解严开放，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是什么样子，特别想了解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坛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大陆当代文学史》的课很受欢迎，很多学生跑来听，还有一些社会人士来听。到2000年以后，我发现整个台湾对大陆文学的关心开始少了。那时陈水扁上台，搞去中国化，大家的注意力被拉到台湾文学上面去了。我跟我的学生讲：希望你们坚守大陆文学这一块。道理很简单，第一，台湾文学不管怎么说就那么一块地方，从荷兰时期算起不过四五百年，有多少东西可以搞？这么多人在这一块小地方耕种，每一寸东西都挖过来挖过去，一个三流的台湾作家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这有什么搞头？第二，不论两岸关系将来如何发展，大陆毕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作为隔着海峡的这大块地方的文学状况，不能不关怀。
时代周报：台湾在1949年以后，国学的基础有没有被打断？
唐翼明：没有被打断。一百多年来，西方作为强势文化一直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冲击，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心目当中就形成一个概念：西方的文化优于我们的文化。所以，五四的时候大家就起来批判传统文化，其实我们现在重读五四的批判，会发现那时候已经有过火的现象了，已经有点矫枉过正了。最好玩的是当时冲击旧文化很厉害的一批人。到晚年都发现自己年轻时太偏激了，比如说“中国线装书都可以丢到茅厕里面去”的吴稚晖，到晚年就很保守。又如钱玄同，当年那么冲动，到晚年给他儿子写信说：我现在每天都读一段经文，觉得很有好处，我希望你也这样做。
我觉得在这当中一直把脉搏把握得比较好的还是胡适，他一方面大量地引进西方的观点，觉得要用西方的理论来整理我们的国故，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还是强调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强调国故是要整理的，中国的文化是要发展的。他一方面完全提倡白话，自己都不写文言文章。但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古籍像《红楼梦》、《水经注》的研究。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比较中庸，在现在看来还是最正确的一条路。
国学院最难：避免课程重复
时代周报：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学院，你这个院长如何看待国学的发展前景？
唐翼明：这至少说明了学术界、知识分子包括老百姓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的热望。我们现在的孩子，没有几个孩子有家教，没有几个孩子很懂礼貌。中国人是一向很讲家教的民族，我们家乡以前骂一个人“没有家教的东西”，是很重的话。现在没有家教的孩子到处都是。《弟子规》、《三字经》一类的书，现在在社会上受到热捧，就是因为家长觉得这不错。所以我觉得国学热不是一个突然产生的现象，也不是一两个人登高一呼，是发自民间的一种需要。
国学到底指什么内容？国内近年有许多讨论，主张狭义的，通常愿意采用马一浮先生的定义，即国学就是六义之学；主张广义的，通常会采用胡适的定义，即国学就是研究国故的学问，而国故是指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所以凡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我个人以为，这两个定义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无非一个是注重源头，注重主干，一个是囊括流衍，囊括枝叶。大学的国学院，我以为还是采胡适的定义为好，经史子集，儒佛道，诸子百家都可以包括进来。这里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国学院所开的课程与已有的文学院、哲学院、史学院能够互补而不重叠。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在实践中解决，开始打点乱仗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老家有一句土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办国学院也得有这种精神，不是什么都想好了再办。
实习生李宝甜、韦吉海、方弘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