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和中国一起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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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和中国一起上路

发布时间：2011-04-14
| 时代周报 | 125期 |


没有任何事实可以借鉴，没有多少事物可以凭借，在焦虑与渴望交织的复杂现实里力图站稳脚跟，这个国度的人们恐怕已经做得足够出色。实际上我认为，和绝大多数中国观察家相比，海斯勒的长处不是更冷静，不是够宏观，而是他理解一个关键事实：“这里的人正在满怀希望地付出代价。”
西闪
《寻路中国》出了简体版，这是一件多少令人乍惊乍喜的事情—我仿佛看见书封上那个玻璃钢做的交警忽地抬起手臂，向读者们摆了一个全面放行的姿势。
无需仔细分辨，在貌似与英文版构图相同的中文版封面上，改动随处可见。铅灰色的天际线不见了，湛蓝的天空点缀着不可思议的白云。公路两边光秃秃的黄土变成了青葱的树林、丰饶的田野。倾斜的路标重新扶正，醉鬼般的塑像也端正了态度，肩上的灰尘已经掸去，如今他衣着光鲜，神情严峻。不过让我满意的是，这些改动对本书没有丝毫的美化作用。至少在我看来，英文版封面所透露的嘲讽太刻板，甚至显得傻气，反不及中文版封面传递出来的信息准确—后者用矫饰的方法把核心的含意熨帖地表达出来：在中国，一切都不确定。
“有幸”看过“中国三部曲”前两部的读者可能明白，“一切都不确定”正是彼得•海斯勒一头扎进中国以来挥之不去的感受，也是他一直努力用文字去把握的滑溜溜的现实。《江城》（River Town）讲述了川江小城涪陵在巨大的变化中躁动不安的故事，也记录了27岁的海斯勒在两年内成长为“何伟”的个人经历；《甲骨》（Oracle Bones）把目光投向充满灾难的过去，试图为眼前令人结舌的混沌找一些理由。同时，书中的“何伟”也在转变，开始具有某些中国人的特征。譬如忍耐，譬如坚强，譬如无奈。而在《寻路中国》里，“何伟”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显然有了新的认识，他变得更善理解，也更富同情。最终，他做回彼得•海斯勒，文字中透出更悠长的魅力。
1994年，海斯勒首次游访中国。两年后，他以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的身份再度来华，在涪陵师专教了两年英文。我记得他在《江城》里写到终日喧嚣的汽车喇叭声差点把他逼疯，然而在《寻路中国》里，他已经能够像一个跑货运的老司机那样分辨其中的含义：一声短促的“毕”声是提请注意，两声连续的“毕-毕”表示愤怒，略带口吃的“毕-毕-毕”意味着痛苦或麻木，特别悠长的“毕————”代表着拥堵，如果听到相同的回应则说明大家都动弹不得。还有那种事后才摁响的“—毕”，通常是驾车的新手发出的，意思是异常的情况已然自行化解了。我相信，任何一个读到这段文字的中国读者都会觉得亲切。事实上，像《江城》、《甲骨》一样，这本书也充盈着无数精炼的细节，足以使人对作者生出信任。
在《寻路中国》里，汽车是不可或缺的道具，也是全书最主要的线索。海斯勒驾着车从东到西直抵这个国家的腹地—长城伴随左右，也曾由北向南，进入东南沿海地区。尽管海斯勒从未直说，但从书中的描述看得出来，他把长城看做一个被不确定性嘲弄的确凿证据。那些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坚固要塞，掩埋于黄沙里的城堡和烽火台，足以证明他的判断。在数次长途旅行中，他见识了中文版封面上所列出的种种元素，道路、树木、标语和警察—虽然这些事物都应该用引号加以标注。他看到某贫困县的农民们在黄土坡上挖坑，以便路过此地的上级领导相信那些坑里将栽下桦树、榆树或者柳树。作为工钱，他们每天得到五袋方便面，清真牛肉味的。他见过瘦到皮包骨的交警，在另一个贫困县。二十出头，三个人挤成一堆，拿着他的驾照笑得前仰后合：“间谍！间谍！”当然多数情况下，警察没那么欢快，他们在夜半时分冲入旅馆房间检查证件，或者干脆把这个形迹可疑的美国人押送出境—很显然，比长城更坚硬的是体制。至于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体制的表现是否好过长城？海斯勒仍然没有直说。
当坚硬的体制压倒了好奇心，海斯勒只得把汽车停在怀柔以北一个叫三岔村的地方，并且住了下来。这就是《寻路中国》第二部分《村庄》比第一部分《城墙》柔软的原因。在那里，他和魏子淇一家建立了友谊，并有机会观察体制与现实的咬合之处—华北乡村的政治和经济。透过长城脚下这个偏僻的村庄，海斯勒精确地记录了普通中国人都未必注意到的历史刻痕和时代变化。2001年冬天，三岔村还是一片荒凉寂静，可只过了六个月，农村惯有的平静就被打破。2002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峰—仅北京一地的居民就购买了25万辆汽车。就在这一年，沿着刚铺上水泥的公路，三五成群的北京人开着车出现在三岔村周围。也就在这一年，魏子淇夫妇开始在自家里给城里人做一些简单饭菜，每客收取20元钱，生意相当不错。到了2003年，当中国的轿车销售量增加了八成，北京新上路的汽车达到33万辆，魏子淇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农家乐。到了2004年，一向害怕与政治沾边的魏子淇入了党，还拿到了驾照，三岔村里的变化可想而知。
岂只是三岔村，海斯勒发现他步行所及的各个村庄市镇都在发生改变：有了新的餐馆，在建的招待所，许多小路消失无踪，公共汽车和轿车却时有出没。时代继续提速，接下来，松弛的肚腩、成堆的垃圾，还有陡然富裕带来的心灵空虚和权力斗争，似乎一夜之间空降到了农村。2006年，当海斯勒用工笔一般的笔触描绘房东魏子淇的堂屋：浸泡野猪仔的酒坛、佛教神龛、坦克模型、威士忌酒瓶、新农村建设纪念日历、明代信号炮和电子台历，我想每个读者面对同一时空里如此混乱的事物，都会像他那样感慨：“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明白？”
多数时候，海斯勒都用这样丰沛的细节说话。毫无疑问，他的观察力、组织材料的能力以及叙述技巧均是超一流的。不过一旦需要下结论，他就变得格外谨慎。因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他越清楚，中国人对快速变化所做出的反应几乎出自本能。没有任何事实可以借鉴，没有多少事物可以凭借，在焦虑与渴望交织的复杂现实里力图站稳脚跟，这个国度的人们恐怕已经做得足够出色。实际上我认为，和绝大多数中国观察家相比，海斯勒的长处不是更冷静，不是够宏观，而是他理解一个关键事实：“这里的人正在满怀希望地付出代价。”他不但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还表达了对代价的珍视，以及对普通人的深深崇敬。
正因如此，我个人并不完全把海斯勒的作品看做当代中国的记录，或者什么“旅游写作”、“旅行文学”。在我看来，所谓“中国三部曲”其实也是“何伟”三部曲。通过海斯勒的文字，读者不但可以深入自己的国度，也能够深入作家的内心。通过文字，作家自己也在生长。我想起海斯勒在《江城》里写道，他刚去涪陵师专教书的时候常去郊野远足。山上种田的农民看见他从旁边经过，总是热心地大声喊：“不通！不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背负重荷的老外所走的田埂要么通向峭壁，要么止于乌江，根本不通往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地。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一声声“不通！不通！”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意味着多么深的孤独。如海斯勒所述，此后他逐渐融入了那座小城，也付出了代价—两年内他患过各种疾病：中耳炎、视力下降、肺结核等等。他珍视那些代价。
所以相比第三部分《工厂》，我当然喜欢《寻路中国》里那些更细腻柔软的章节。比如魏子淇在乡村里的起伏成败：他可能是全书中海斯勒着墨最多的人物。还有魏子淇的儿子魏嘉，海斯勒和他之间的友谊格外动人。这些故事从侧面继续透露出海斯勒的个人世界，让我足以了解，这个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天主教徒，这个从小患有哮喘，容易受伤的小个子美国人，这个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的前《纽约客》记者，会为了什么样的理由，愤怒得全身发抖。
然而我也有些担心—那个全面放行的姿势来得太晚。由于某些原因，“中国三部曲”的前两部迄今没有在国内出版，而《寻路中国》会不会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呢？我不无怀疑。这当然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就我所知，在描述当代中国的著述里堪称罕有。然而，海斯勒所描述的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仅仅隔上三四年，就可能星移斗转。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在最近短短几年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就像海斯勒曾经感受到的那样，中国人一般愿意向外国人展示更多的耐性、更多的谦逊，可是现在则未必：傲慢的病毒并不择人而噬。有意思的就在这里了：读者只需稍微放松心态，“中国三部曲”就有助于祛除浮躁和骄横—当回望来路，海斯勒在不远处摁响了汽车喇叭，他提醒了我们。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美] 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426页，3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