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传统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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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传统和现实

? 周泽雄

某旅居美国的汉语时评家，自称“反智的书生”，让我哑然。一度，“反智主义”是个时髦的词，但欧美语境下的反智和汉语语境下的反智截然不同，若不加细辨，只是取其“时髦”而贸然引用，甚至把它当成一面可以当街舞动的时尚幡旗，就让人隐感不安了。欧美语境下的反智或有矫正理性僭妄、对抗专家骄横之效，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理性从未占据过上风，对智慧的推崇更向来不曾凝聚成庙堂或江湖的共识。围绕智慧的态度，中西文化存在着深刻差异，当我们试图拿西方的反智主义来观察中国时，效果不会优于深度近视者戴上老花镜。

    大约三十五年前，余英时先生结合儒、道、法三家源流，对弥漫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气氛，作了洋洋两万余言的分析和阐述（详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我在叹服其洞察之余，也不免对我们文化传统里的反智传统及周遭种种反智现象，生出阵阵凉意。     

根据余文，我们发现，古老中国之所以培育出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制度，与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即发明出世界上最精致、最高效同时也最冷酷的愚民术有关。愚民术作为一项隐秘国策，自创立之日起，就一直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心照不宣的贯彻和执行，两千年不动摇。透视该隐秘国策的核心，无非一条：无条件地站在王朝统治者一边，一切围绕着“万世一统”的统治出发。为达此目的，不仅认识上必须视民众为无知无识之辈，行动上还得确保民众的无知无识状态得到维持。  

   虽然老子的思想并非是替某位有名有姓的君主建计献策，但他“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的怪异见解，既在空间上拉开了与古希腊贤哲的距离，也多半在时间上直接启示了商鞅、韩非和李斯，而论起千秋功罪，这三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恐怕一百个秦桧都甘拜下风。三人中尤以精研过老子的韩非为最，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统治的独门心术是“百代皆袭秦制”，而秦制的终极设计者正是那位旷代奇才韩非——商鞅不过是韩非的一个先驱，而出于同行相嫉害死韩非的李斯，恰是韩非路线图的忠实执行者。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表面上张扬孔孟之道，骨子里则浸透了韩非的阴冷思想和谋略，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反智论从来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它是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韩非则运用他的冷酷的理智（cool reason）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则又根据韩非所总结的原则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政治传统。”     

本文不拟探讨韩非的思想，大致上我们可以说：一切与愚民术相关的内容，包括禁绝真理、迫害知识分子、打击异端并强行统一思想，在韩非笔下都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统阐述，在韩非身后都得到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贯彻：贯彻的程度或有深浅，贯彻的意志则一以贯之，不绝如缕。对中国人顶不幸的一个事实是，与其他先秦诸子相比，韩非偏偏具有一流的理性能力，一流的分析阐述能力，一流的举例论证能力——想想韩非那些绝妙的寓言吧。这个致力于戕害国人千年智力福祉的人，生就一份堪与撒旦媲美的超凡理性能力，据说，汉语中一些至为重要的思维概念，如道理的“理”、形象的“象”均来自韩非的发明，众所周知，“矛盾”的概念也是韩非借助一则天才寓言率先创造的。设若汉语中缺乏这些具有元素特征的概念，汉语的思维水准恐怕还会更加不济。但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本来有能力以自己的天才大幅提高汉语思辨水准的理智强人，偏偏明珠投暗，把自己的绝顶智力不是像古希腊哲人那样用在热爱智慧、探求真理上，而是将自己生生铸造成一个思想酷吏，仅仅为了满足帝王的统治欲，不惜荼毒百代苍生。对中国文化来说，这纯属无妄之灾。我觉得，韩非制造的大量恶果，并未得到后人的系统清算，参照“无名英雄”的构词法，韩非在更多时候仿佛一个“无名恶棍”，一边播撒了无量罪孽，一边却免去了千夫所指。比如，惯常被今人归咎于孔孟儒家的“封建糟粕”，如著名的“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未必尽合孔孟之道，最初的发明者实是韩非。余英时、周辅成先生都曾告诉我们，正是在韩非的《忠孝》一文里，“三纲”说初现雏形：“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同样，今人惯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归于汉儒董仲舒，其实，董仲舒不过在追随韩非的意见，在韩非笔下，类似意思层出而不穷，喋喋而再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有很多变种或伪形，自打韩非出，中国人即被迫置身于各式变种和伪形里。此法的本质只是一条：为了最大程度地强化统治力，不惜把真理赶进死牢。论危害性，此法之恶无以复加，等于从源头上杜绝了民族智力发展的向上空间，从精神上矮化了吾族吾民的灵魂。现代人已能普遍认识到，真理必须置诸美国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谓“思想市场”上，通过自由的探讨和辩驳，才能得到保障和捍卫。伟大的思想从来不是易碎的瓷器，需要小心轻放；也不是成捆成捆的金钱，需要有人荷枪实弹地加以保护。以一道不容置疑的强权命令，将某一思想单独宣布为“不得有违”的绝对真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招供：等于宣称这个思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等于把这个思想隔离在一种重症监护室的环境里。余英时先生素来持笔精严，不轻下结论，但也不由得感叹：“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   


  试把眼光暂且转向古希腊，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反智性，或会感触更深。古希腊的民主制，以今日眼光来看虽还远未成熟，只能视如民主制的胚胎，但饶是如此，也能与古代中国的专制文化形成酷烈对照。民主与专制之别，在于前者以个体为本位，后者以统治者为本位；前者专注个体的权利，后者强化统治者的权力；前者没有明确的统治与被统治之别，统治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的授权，后者却把统治者与人民置于无可调和的对立面上。反映在智慧态度上，以个体为本位，则会尊重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因而必然会把培养、激发公民的智力放在首位，依民主制的理解，公民的智力发展与国家的安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反之，以统治者为本位，则难免得出韩非式结论，仅仅把百姓视为一种工具，亦即帝国的耕战者。事实上，将民智的开启视为危及统治的祸因，一直是专制统治的特色，愚民术恰是其逻辑结果。换言之，依封建专制的眼光，民众的愚蠢才是国家稳定的可靠保障。用韩非的话就是：“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的思想是如此有力，以致他有资格把梁启超两千年后的那一声痛哭，视为对自己的遥遥致敬。在致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写道：“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众所周知，哲学在希腊语里意为“爱智慧”，在雅典，对智慧的热爱不仅是一种倡导，更像是一种风俗习惯。苏格拉底说：“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伊索格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里曾如此归纳希腊人的特征：“我们的城邦在智慧和口才方面把别的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使它的学子成为外族人的教师；它使‘希腊人’这名称不再作为种族的代称，而作为智慧的代称，而‘希腊人’一词则是用来称呼受过我们的教养的人，而不是用来称呼同种族的人的。”这份将“爱智慧”视为种族特征的圣洁认识，我们只能徒表艳羡。西方人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永久打开了追求智慧的大门（尽管中间有过漫长的停顿），而中国人即使在西风大进的近代，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大门，仍未臻畅通无阻之境。  

   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写过一本出色的书《原始思维》，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原始人思维模式的。让中国人特别受不了的是，作者立志撰写该书的原动力，竟然来自中国思维方式的触动。作者读过法文版的中国史传，也精研了传教士撰写的若干中国报道，由此产生了研究原始思维的学术冲动。虽然书中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资料和评价只占一小部分，但阅读过程中，我止不住冷汗直冒，书中大量针对原始思维的分析和概括，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影子。我且摘抄一段作者关于中国科学的总体评价，我们很容易看出作者的偏颇，但倘若具有足够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我们似更应从中看出自身反智文化的痼疾所在：  


   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其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无疑主要的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的前关联的模糊的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最了解中国人的思维的人，如格罗特，对于什么时候看到他们的思维摆脱这种过程的束缚，什么时候停止这种自转的运动，几乎感到绝望了。思维习惯太顽固了，它已经产生了号令一切的需要。要使欧洲厌恶中国的学者是容易的，但要让中国弃绝她的那些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  

   我们若把“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等观念代入作者所指的“僵化的概念”，自会产生一股五雷轰顶的憬悟。当然，受研究目标所限，布留尔只是涉及了中国思维的表象，没有探及成因和本质。这是不能也不必苛求他的，他在乎的只是思维模式，我们需要面对的，则是中国式反智气氛的成因。只有找到这些成因并勇敢面对，自救才有可能。   

  中国人对教育的注重，常会被视为吾人注重智力发展的证据，还不断有论者拿中国式重视教育与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进行机械类比，可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古时的科举取士，所读所学既无关真理，亦不涉科学，只是些充斥着华美辞采和对偶式说教的道德文章。更重要的是，科举取士的目的，原是为了满足帝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统治者利益，读书人“学成文武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货与帝王家”，同时满足自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私欲。在整个读书赶考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多少智慧的光华，所见多是赤裸裸的功利交换。也正因此，吾人对读书的认识，千百年来始终逗留在“有用还是无用”的蒙昧层次上。正因为读书与求知脱节，只要社会上出现“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奇怪的是，此种反文明的论调，总会周期性地出现），人们随时就会抛弃它。在我国，谈论纯粹的知识之爱，强调知识的超功利属性，至今都像是某种越世高谈，尽管这种认识在西方早已是老生常谈。   

  西方文明，可以认为是思想家创造的，从早期的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到日后的卢梭、康德，这些大哲的名字决不仅仅出现在一部思想史的书页上，而是渗透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并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制度更新的决定性力量。在西方，康德前的欧洲人和康德后的欧洲人几乎判若两端，假如没有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思想照耀，西方文明的走向都会发生变化。直接读过约翰·密尔著作的人未必很多，但欧美民主制度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受惠于密尔的贡献。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反观中国的思想家群体，我们却无法窥见类似的推进和互动。就算某位思想家非常伟大，社会也没有能力对之作出积极回应，前贤的文章未必给后人带来思想上的烛照，它们通常只是照亮了作者自己，同时把别人贬到更低。比如，几乎所有的庄子研究者都难脱信徒底色，他们的所谓研究，只是无休无止地赞叹庄子的高蹈奇妙；倘能在研究过程中让自己沾上一点庄子性格的光，对他们就是莫大的荣耀了。同样，中国出现一位强调“内圣外王、知行合一”的大学者，其功用似乎亦限于对个别文人的品行操守提供人格激励和诗意鼓舞，总之，功用相当有限，且主要施诸个人的道德修炼领域，而就社会进步、体制革新而言，他们无一不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这当然不构成贬低古代思想家的理由，但是，一种不能适应伟大思想并在制度、习俗上做出调适并取得进步的民族文化，其反智气氛一定较为浓重。附带一说，我极少读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作品，原因倒不是听取鲁迅先生的忠告，而是（实话实说）我极少从中受到智慧的启示，它们满足不了我读书求知的热诚。它们的闪光点往往是情趣性、道德性和文学性的，而我遇到的阅读障碍，一般也限于语义理解层次，并非思想上的启迪和挑战。在智慧层面，它们不仅较为稀缺，我还时不时地撞上实打实的愚蠢。

     中国的王朝史极为漫长，正如做惯奴隶的人可能培养出奴性品格，长期匍匐在愚民政策的高压下，人们也会逐渐形成对智慧和真理的漠然。另外，文化传统中的反智气氛固然会妨害民众追求真正的智慧和真理，但也会在另一面助长智力的旁逸斜出。智力是个中性词，智力可能体现在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但尔虞我诈从来不等于智慧。浸淫在反智气氛中的人较易养成对黠慧的审美，而这份审美又会加剧社会的反智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结合国内日益严峻的食品卫生状况就够了：每一个在食品卫生领域倒腾手脚的家伙，也许都体现了某种可观的智力，但综合这些智力的结果，只是使得包括欺诈者在内的每一个国民都深陷在自衔其尾的食品恐惧之中，最终，所有这些单独看上去不乏智力的机巧，其合力恰恰步调一致地指向了最大的愚蠢：他们陷中国于食品安全的“危邦”现实。一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社会气氛，竟然制造出令所有人都噤若寒蝉的后果，当此之时，再要对这种智力表示嘉许，就是十足的变态了。

    说到智慧，中西知识分子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应的态度也须有所不同。西方人提及“反智主义”，不失为一种反思，我们的使命则正好相反，我们必须把充斥周遭的反智现象视为一种窒息文明、压制人性的高墙，力争尽早把它冲毁。在我们的反智传统面前，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提高智力，努力养成“思维的乐趣”。严格地说，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任何人，只要他以公民自命、同时致力于“活出意义来”，都应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