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觉溟：一个颠覆传统的历史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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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觉溟：一个颠覆传统的历史写作者

王觉溟，福建漳州人，自由写作者，2002年起以王者觉仁的ID上网，为天涯社区知名写手。潜心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佛学研究有年，作品多发表于海外。《喋血的权杖——两千年中国历史中的风云变局》是其第一部历史著作。
王觉溟具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叙事策略。他糅合多种文学元素书写历史，却声明他拒绝虚构；他恪守史实，却否认存在着一个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他采用日常性和平民化的视角，思考的却是古代中国政治架构中固有的问题和缺陷；他着眼于历史变局中的那些血腥故事，却向往一种“悲悯”的历史观。他说：“我发现，历史其实就是人性在各种不同境遇中的挣扎和演出。”
为此，我称他为颠覆传统叙事的历史写作者。


历史是人性的挣扎和演出

记者：成君忆为你的新作《喋血的权杖》作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很惊讶于他的写作风格，居然可以把历史写得像散文一样优美而富有哲理，像小说一样曲折而感动人心。”我读完后也有类似的感触。我想知道，你是有意识采用这种写法的吗？
王觉溟：是的。我一直认为历史与文学的分离是一种错误。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得益于史实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两千年来，无论是在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史记》都是最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典范性逐渐被后人所遗忘。时至今日，历史似乎成了枯燥乏味的代名词。事实上，在我整个阅读生涯的早期，也就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历史在我眼中也是面目可憎、令人望而却步的。
记者：那是什么原因让你走进了历史？
王觉溟：因为黄仁宇。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读到了《万历十五年》。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震惊——历史居然这么好看，而且居然可以这么写！
记者：当下的历史写作者，似乎都绕不开黄仁宇。
王觉溟：他是一块界碑。他的文本对后来的历史写作者有一种启蒙的意义。起码对我来讲是这样。当我获得一种新的眼光后，历史在我眼中不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是地名和年号，不再是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不再是道德标签和政治脸谱，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你我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人。我发现，历史其实就是人性在各种不同境遇中的挣扎和演出。

我的文本是与古人对话的结果

记者：采用文学手法会不会伤害到历史的真实？我发现成君忆在序言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疑虑。
王觉溟：对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不会。因为我绝不虚构。无论是时间、地点、人物、对话，还是事件和情节，我都严格地遵循史实。我只不过是采用了多种文学体裁的表现元素，然后“情境化”地再现历史而已。我的叙事始终面对的是固有的历史文本，而不是任想象力毫无节制地驰骋。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我的写作也是个人阅读体验的一种表达和还原。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个人的价值立场、思想观点、感情色彩和审美趣味。然而这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意义所在。倘若读者仅仅是要获取历史知识，那他大可以直接去阅读历史原典，或者去看白话本。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我认为我的文本正是与古人对话的结果。
记者：可是，你如何把握个人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
王觉溟：我的标准其实也是中国史学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那就是“文惟恐其不出于己，史惟恐其不出于人”。也就是说，在叙事策略、语言风格、所采用的视角、所传达的理念上，我肯定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去把握的，可一旦涉及史实，那就要对史籍进行细致严谨的爬梳考辨，不敢说字字有来历，但绝大部分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
换句话说，倘若“文不出于己”，那就变成了白话翻译；倘若“史不出于人”，那就变成了戏说历史，这都不符合我的本意。

绝对的历史真实在“炮弹坑”里

记者：关于“历史真实”的话题，我想再“纠缠”一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读者的共同问题。我记得西方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这么一段话：“正因为历史上的事物是从前的，是不可挽回、不可改变、不可重复的，所以它的客观真实性是有保证的：它不会因任何意图而改变”。你如何看待这段话？也就是说，你是否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
王觉溟：不。不存在这么一个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因为历史从来不可能是关于过去一切事物的一幅全息影像，而只能是人们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选择和记录的结果。打个比方，给你今天一天之内全世界出版的报纸，让你写出单独这一天的历史，你会怎么做？你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装进去。所以，你只能选择。你只能有意识地突出一小部分事实，然后无奈地放弃绝大多数事实。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才会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事实是人为的——它是人们从原始材料中选择出来的结果。即使是一块砖头，也是人们从这个世界的泥土中选择出来的东西。”
更何况，历史是代代传承的，很多历史的记录者和编纂者，都不在他们所记录和编纂的那些历史事实的现场。即便是在现场，不同的人观察出来的事实也是不尽相同的。对此，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曾经讲过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二战时期，法国沦陷，布洛赫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有一次夜行军时，从队伍的前方传下来一句话：“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这句话传到最后一个士兵那里，变成了“注意！向左！”结果那个人就掉进了弹坑。可见所谓的“现场”多么地靠不住，也可见信息在时空中的传递，往往会发生多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扭曲和变化。
所以，那些固执地相信存在着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的人，其实都无一例外地掉进了“炮弹坑”，只不过他们不自知罢了。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出于怎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所能追求的，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历史真实。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记者：你在《喋血的权杖》后记里面说：“本书是一部权力的历史，是一部权力在非常状态下更迭交替的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
王觉溟：我前面说过，我眼中的历史就是人性的演出。而中国历史上置身于权力巅峰的那些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宗室、大臣、宦官、外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最高权杖进行你死我亡的较量。所以，当每一度重大的政变爆发时，便是人性的假面与真相同时出场的时候，也是人性的隐密和皱褶彻底打开的时候，更是人的力量、胆识、权谋、智略、欲望、梦想、爱与恨、快意与悲情全都联袂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我在《后记》里面也说过，用当下的目光和语词，静静地考量并呈现它们，会是饶有兴味的一件事。
记者：你认为除了表现手法之外，你的历史写作与传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希望传达给读者什么？
王觉溟：视角。我采用的是一种日常性和平民化的视角，对笔下的人物寄予一种同情的理解。我尽量把自己置身于他（她）们的境遇中，与他们展开对话，同时进行思考和言说。对于古人，我无意于对他们进行过多的论断和评价，而是倾向于体验和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成君忆先生在序言里引用了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希望自己能够走向这种“悲悯”的历史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另外，除了聚焦权力旋涡中的人性，让读者更多地理解古人之外，我希望读者能透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看出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架构、或者说权力的游戏规则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缺陷——为什么中国历史不断地改朝换代，可那些血腥而残忍的故事永远在周而复始的上演？为什么那么多不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人，一旦介入权力中枢，发生在他（她）们身上的悲剧便如出一辙？为什么人们始终在关注权力，却从不关注权力诞生的规则？
我希望与读者一起，通过这样的审视，唤醒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