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總診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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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總診斷報告

南方朔

原刊於《思想》第四期。

自從1987年，美國思想家雅可比（Russell Jacoby）出版《最後的知識分子們，學院時代的美國文化》，為知識分子唱出輓歌，並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新概念後，「知識分子論」即開始快速擴張，成了當代顯學之一，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來持續不斷，雅可比教授本人則在1989年出版《烏托邦的終結——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為他的理論暫時劃下句點。
根據雅可比教授的論點，當代由於社會改變，大學擴張、學術瑣碎化與明星化，戰前那種以辦雜誌為基地，直接與人民互動而形成的知識分子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空間。而校園內的知識分子，則囿於學術的量化生產，以及學術例行活動的頻繁，加上當代的多元異質，已無法再為整個世界探索新的整體意義，於是思想日益餖飣散漫，瑣碎而自以為是的種種拗口術語大盛，虛假而艱澀的激烈言詞蔓延，舉例而言，當代校園知識分子開口閉口「顛覆」，但究竟「顛覆」了什麼？當知識分子在瑣碎問題上用盡力量提出華麗的論說，卻對重大問題保持緘默，這不正是雅可比所謂的「零售清醒，批發瘋狂」，用近視（Myopia）取代了理想國（Utopia）嗎？
而在近年來對知識分子反思的眾多著作裡，2004年又增加了當代美國新銳思想家富瑞迪（Frank Furedi）所著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這部言簡辭深、態度猛烈的著作出版後，曾在美國引發極大的討論。該書就整體意義而言，可說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社群，包括人文知識研究，活動，以及人文教育所做的生態總調查和總批判，它列出的知識分子「平庸化」、「弱智化」、「瑣碎化」、「媚俗化」，不但對歐美，甚至對包括了台灣的全球，都是有如暮鼓晨鐘的當頭棒喝。這部非常綱領式的著作，其實也等於是對當今世界在缺乏了願景之後，日趨疏離、平庸、苟且、因而加速沈淪敗壞，而不公不義之事也大量出現的亂象，做了極佳的注腳。
無論西方和東方，在漫長的歷史中，人文知識分子始終扮演著極重要的「人文關懷」的角色，在溫和的部分，它是人間價值的守門人，維繫著公私領域的價值與品質，而在激進的部分，它則表現在「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介入和參與上，西方的啟蒙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傳統即由此而展開。儘管從19世紀開始，即有對啟蒙理性主義提出質疑的反理性主義思想，但它始終無法改變人們對進步的憧憬。
不過，這種反啟蒙、反理性的思想，終於在蘇聯瓦解後以排山倒海的方式全面展開，並結合了過去和現在的其他因素而表現為：
─以俄國的失敗，加上諸如德國海德格、施密特等人曾支持納粹的例證，整個否定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及政治功能，並強調「理性即瘋狂」的詭譎性。這種反理性、反啟蒙的主張，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角色無疑的具有極大的嚇阻作用。
─隨著大眾媒體的快速興起，「意義」已在日益滋生下變得日益被稀釋，由於知識分子缺乏足夠的能力探索出新的意義，於是帶有虛無性格的價值相對主義遂從哲學這個領域向所有人文項目蔓延。相對主義侵蝕掉了知識分子價值守門的角色和信用，這使得啟蒙成了知識分子的菁英主義殘餘，在這個時代再說啟蒙進步，不但不像以前那樣受到尊敬，反而會招致惡評。在阻力如此巨大之下，知識分子已開始往各個小領域轉進，搔首弄姿的在小觀念上發揮創意，而於攸關天下蒼生的大事則束手旁觀。校園知識分子在環境惡化下所表現的種種弱智化、自我耽溺化，的確已成了當代人文領域的一種奇特、扭曲、有如時空錯置的風景。
─在理想、願景、批判等皆失去位置的時代，整個社會遂往工具主義、消費主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媚俗方向發展。世界已被拉平成了無縱深、無差別，無更好更壞的混沌體，金錢和政治權力遂有了可以恣意成長的空間。這種虛無性也影響到知識分子和大眾社群，不再相信知識的權威，由於沒有願景而畏懼變化，知識分子和人文教育在消費主義的市場引導下，向大眾的好奇心諂媚逢迎，變成現狀下的順從之士，一切都因此而日益平庸，生命則簡化成了富裕時代無目的、無意義的活著。
因此，富瑞迪教授所指出的「平庸化」、「弱智化」、「媚俗化」、「瑣碎化」，雖然令人難以忍受，但卻的確是一種新的普世現象。它造成了整體的冷漠與疏離。他在書中指出，這種情況顯示在投票率的愈來愈低上（例如1960年美國大選仍有62.5％投票率，1988年己降為51％），還相信政府及政治人物的，1952年時高達75％，現在已降到30％以下，1996年認為官員不講實話的竟然高達64％。冷漠、無奈、犬儒、溫馴、無力感，已成了知識分子失位後世界性的「孤寂」。2004年美國大選後曾做過研究，大學院校教職員對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度為7比2。報紙讀者階層則為2比1，但到大眾投票時卻反轉成了略小於一對略大於一。這樣的數字就是知識分子與大眾斷裂，知識分子徹底邊緣化的表徵，這也是西方知識分子社群普遍認為自從法國思想家沙特逝世後，所謂的大型知識分子即已宣告結束，近代一些在知識分子社群裡享有極高地位的諸如杭士基、薩伊德等，他們在大社會裡，可能還抵不上一個三線的演員或歌星。
知識分子乃是一種角色，他們儘管不富裕，但傳統上，也正是透過知識分子的連結功能，社會的價值與願景才得以維繫，並讓社會成為一個有機體，有當知識分子淪為邊緣化，社會的有機體特性消失，它就難免淪為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所說的：「沒有社會這樣的東西。」「這是個別無選擇的世界。」當今的西方，人們由社區撤退到家庭，公眾事務卻日益乏人關切，因而顯得更加無序。這時候，社會既有的權力體和政黨公司，反而有了恣意而為的空間。從這個意義而言，世間的衝突日深，貧富差距無限擴大，人間的不平更增，政治及民主的品質也日趨下降，甚至被認為相當古老的貪污腐化也都開始趨於張狂，這些現象當然也就不難明瞭了。
也正因此，在這個「知識分子論」角度成為顯學的時代，它其實也等於是西方社會已警惕到了這種危機，開始期盼另一個知識分子時代的到來。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過去的確有過知識分子以倒砌金字塔的方式，要在人間建造出不可能的理想國的意識形態景觀，也的確有過許多知識分子曾為不公不義的邪惡張目之教訓，但這都不足為否定知識分子角色的理由，而只應成為知識分子本身的警惕，並做為再出發的借鏡。這也就是說，如何的不好高鶩遠，至少扮演好批判的以及願景功能，已成了知識分子必須深刻反省的第一步。而不耽溺在瑣碎的小觀念中，努力的克服相對主義的思想障礙，嘗試為世界尋找出新的意義，乃是讓知識分子社群重新出現的第一步，否則整個人類社會即難免在日益加深的體制化裡，成為體制裡的命定螺絲釘。
「知識分子論」近年來正快速的發展中，可惜的是這方面的討論，在我們社會裡被引進的並不太多，理解得也不週全，因而富瑞迪這部在英美曾引起相當爭論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倒不妨成為我們社會關切人文者的一個新起點，近年來的台灣，在社會現象及問題徵候上已來愈和西方同步，政治與社會的惡化，人文精神的蕩然，自私自利與貪贓枉法則日趨普遍，而我們的知識分子面對這些危機，也同樣顯示出被邊緣化或自動邊緣化的趨勢，甚至還非常嚴重的出現雙重標準。知識分子的失位失責，將會讓一個社會失去自我檢視修正的能力而讓問題一發不可收拾，今天我們又怎能不和西方一樣，去問同樣的問題呢？─台灣的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