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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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

? 吴 靖

1955年，一代传媒大亨、被誉为“美国广播通讯业之父”的大卫·沙诺夫在著名的圣母大学发表演讲，谈及其赖以建立个人帝国与财富的大众传媒，他当即拒绝接受听众对之负面效果的批评与质疑，反而将它诿过于受众：“现代科学的产物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十年之后，被誉为“IT时代先知”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经典著作《理解传媒：人的延伸》中对沙诺夫的无知论调大加嘲讽：“当创造性的求知过程将要成为集体活动，最终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向对知觉的技术模拟……我们对所有媒体的常规反应就是科技白痴表现出来的麻木状态，媒体传播的内容只是入室行窃的盗贼（传媒本身）用来引开看门狗的肉包子。”较之麦氏研究的二十世纪电子传媒——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等，如今的互联网终端在瘦身成Netbook、iPhone、iPad之后，真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堪称诉诸视觉、听觉等人体感官的“移动盛宴”，诚如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的名言“拥有就是被拥有”，我们的这个仆人，似乎已蛮横无理的宣告，它就是我们的主人。

人脑高度可塑：从尼采与弗洛伊德说起   

  1867年秋，二十三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普鲁士军队的骑兵炮部队服役，本就体弱多病的狂人不慎摔下马背，导致肋骨受伤，此后身体便一直没有痊愈，伴随着每况愈下的身体机能，尼采的视力也不断衰弱，待到1881年，他的视力已极度衰弱，持续的书写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他渴望着自我救赎。就在当年，尼采尝试性地订购了一台丹麦制造的球型打字机，它包括大小写形式的五十二个字母、十个数字，还有标点符号，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在其球面上凸起，按键的排列经过科学设计，以实现打字效率最大化。这个新奇玩意儿挽救了尼采，中断的写作计划恢复了，尼采甚至为这台球型打字机赋诗相赠。  

   然而，微妙的改变正在发生，挚友科泽利茨敏锐地察觉到尼采写作风格的变化：滔滔不绝的雄辩变成了简短的格言，字斟句酌的推敲变成了朴实的“电报风格”。在得知友人的反馈后，尼采在回信中一针见血的道出了缘由：“我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考’经常会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   

就在普鲁士狂人学习使用球型打字机之时，一个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医学院学生正在维也纳的实验室里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并经由实验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猜想——人的大脑也像人体其他器官一样，是由许许多多彼此分离的细胞组成。为此，他还发明术语“接触屏障”来对应细胞间的缝隙，年轻的弗洛伊德认为此一缝隙在控制大脑、形成记忆和思想方面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正如狂人尼采的诸多思想被当时学界视为异端，弗洛伊德的大胆结论也被当时的主流科学观点所排斥。不过，历史的长河终究会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凭借放大效果更好的显微镜，科学家证实了离散神经细胞即神经元的存在，其上附有轴突和树突，负责发送和接受电脉冲，并由之触发神经递质的释放，这种物质来回流动的媒介正是当年弗洛伊德所谓的“接触屏障”，即如今大名鼎鼎的突触。由此，神经元之间发生的电化学性质的交互作用就形成了通常所谓的思想、情感与记忆，居中调节的正是突触。   

就在弗氏天才猜想提出的十年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里程碑式的巨著《心理学原理》提出了更为天才的猜想——神经组织看起来被赋予了极强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外力还是内力，都能让那种结构变得跟以前有所不同。与弗洛伊德一样，绝大多数脑科学家和内科医生对这一猜想嗤之以鼻。历史的经验表明，天才的思想似乎总是难容于当世，因为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只能领受天才那份独有的寂寞。   

  直到1968年，一个名叫迈克尔·梅尔泽尼奇的年轻博士在针对猴子大脑的神经实验中，发现其神经系统在受损几个月后竟然自动完成了神经排列重组，这一结果令梅氏本人都难以接受，因为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神经学家都默认大脑结构固定不变的理论，没有人会相信神经可塑性如此之强。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他在另外很多猴子身上进行了大量实验，所有实验都表明成年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具有广泛的可塑性。梅氏这一爆炸性的结论终于引发了人们对于流行理论大规模的重新评估，后来神经科学家们的一系列实验证实：大脑可塑性不仅限于大脑皮层中掌管触觉的躯体感觉区域，我们所有的神经回路，包括触觉、视觉、听觉、移动、思考、学习、理解、记忆等等都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以往的“铁律”终于被抛弃了。

工具塑造思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两种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古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聪明的希腊人仅用二十四个字母就代表了口语中的所有音素，字符的经济性大大减少了读写所需的感知和记忆资源，使得希腊字母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字母的模板。更为重要的是，一场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那便是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语文化转变为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场革命无疑改变了西方世界每一个人的大脑和生活。   

  公元前四世纪初，柏拉图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与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记载了雅典市民斐德罗与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散步时迂回曲折的对话，最后他们谈及书面文字，苏格拉底讲述了埃及神明特泰与国王赛穆斯之间的故事，赛穆斯反对特泰极力歌颂的书写艺术，认为写作会把健忘注入人的灵魂，带给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苏格拉底对赛穆斯的观点表示认同，坚信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胜于用墨水写下的字词，并认为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让人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虽然柏拉图也明白写作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的潜在危险，但他更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而这样的裨益已然体现在他本人的写作中。二十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阿弗烈·诺夫·怀特海断言：“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只是柏拉图思想的一系列注脚。”而柏氏的思想正是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而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代传播学权威学者沃尔特·翁道出了背后真相：“柏拉图那种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的养成，唯一原因便是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体会到，由字母引发的革命对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千多年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段公案似乎有了定论，苏氏对书写造成记忆丧失的担忧看来只是杞人忧天，书写文化为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巨大进步象征着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全面胜利，正如沃尔特·翁在其巨著《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中所言：“书面文化不光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哲学、文学以及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就连对语言本身（包括口头语言）的解释，也是必要的……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境况显然与苏格拉底时代的人们不可同日而语，又一场关乎技术与文明的革命已然席卷全球，在柏拉图身后辉煌了两千多年的书面文化正在被一种称为“网络文化”的东西所取代，人脑中的神经回路又一次面临着重新排布的命运。

人已不是深渊：注意力悖论与深度阅读的终结   

  公元四世纪末，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奥古斯丁在其代表作《忏悔录》中写道：“人真是一个深渊啊。”用以感叹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深邃与丰富。然而，随着如今互联网技术的遍地生根，以及技术狂热对人的灵魂深处的进驻，此种感叹或许只能在历史的幽谷中空余回声了。

    二十世纪中叶起，廉价的第一波电子传媒产品——广播、电影、唱片、电视等——开始占据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技术仍有局限，因为它们无法传输书面文字，换言之，它们可以把书挤走，但不能取代它们，文化的主流依然在印刷出版领域。而今，这一主流正在毅然决然地转变航道，从而注入新的水道。手提电脑、iPhone、iPad等日渐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互联网已然是我们存储、处理、分享包括文本在内的各种信息的首选媒介，但屏幕的世界与书面的世界迥然相异，一种新的智能伦理正在悄然形成。   

  惊人的变化总是微妙的，通过电脑屏幕阅读一页页的网络文章，看似与阅读一页页的印刷文章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活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经验和文本内容的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员进行了大量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

     2008年，以色列一家名为“点击报告”的公司收集汇总了全球一百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阅读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七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的时间。具体而言，德国、加拿大网民约为二十秒，美国、英国网民约为二十一秒，印度、澳大利亚网民约为二十四秒，法国网民约为二十五秒。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同年，一项针对二万七千五百名年龄介于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显示，人们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业余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四，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长时间的上网，另一方面是每张网页的短暂停留，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在网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一张网页跳转到另一张。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我们的大脑在神经通路重新排布后，已经完全适应此种安排，而传媒企业针对这一特点所设计的网页更是将之不断地“正强化”，即越简短、越细碎越受欢迎，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一针见血的评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互联网空前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却又空前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或许是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产生长远影响的最大悖论了。当你在浏览一张网页时，一会儿弹出一个视频广告，一会儿传来邮件到达的声音，一会儿屏幕下方的QQ不停闪烁，一会儿软件更新的提示突然冒出，还有当前页面上的海量其他信息以不同的颜色、形状和动态感骚扰着你，这大概已经成为所有人上网的共同经验了。大部分时候，人们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中匆匆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浅浏览，既没有深度阅读的可能，也没有深度思考的空间，创造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互联网的兴盛宣告了浅浏览时代的全面到来。     科学研究表明，智力深度养成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得以巩固和内化的关键在于专注（精力集中）。以往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基于书本媒介的深度阅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与新的领悟，长期的深度阅读甚至可以使人与书本、纸张间产生情感升华。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所鼓励的却是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它以远超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让我们在精力投注与精力转移之间疲于奔命，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彻底失败了。

人脑不是电脑：记忆外包，文明消亡  

   与苏格拉底的忧虑相反，历史的发展表明，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而没有弱化记忆。不过，苏格拉底的坚守正凸显了古希腊对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缪斯之母）的膜拜传统。此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还是荷兰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都极力强调记忆与阅读、思考之间的联系。由此，摘抄书中精彩内容的习惯得以形成，这样的笔记本后来被称作“备忘录”。英国哲学家培根称“一本精彩而内容广泛的备忘录摘要”可以为“大脑记忆提供非常有效的帮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会比它更有用”。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长期以来被视为个人洞察力和创造力催化剂的备忘录，逐渐被看作是想像力的障碍，后来甚至被视为对智力的浪费，这一观点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已被默认。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远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所有研究发现无不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美国戏剧家理查德·福尔曼警醒地道出了记忆外包的危险：“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益枯竭，我们面临着成为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鼠标即可，可谓宽广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

历史自有公道：远见卓识，抑或庸人自扰   

事实上，将关乎人的思维与心智的全部问题一概推给互联网，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在这场必将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革命背后，始终隐藏着一对更加深刻、更加尖锐的矛盾，它在美国学者利奥·马克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著作《花园中的机器》里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追求效率至上的工业理想（机器）和崇尚沉思冥想的田园理想（花园）在徜徉于沉睡谷的青年作家霍桑的心灵中投射与冲撞，他清楚地意识到，沉思冥想的头脑完全被喧嚣世界机械式的忙碌所淹没。  

   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业理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工业文明乃至信息社会的质疑并不意味着注重效率是文明的倒退，也不表明信息的快速获取和检索是反智的象征。大脑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既能准确找到并迅速解析各种信息，又能无拘无束地沉思冥想。既有高效搜集信息的能力，也有专注深入思考的能力，我们既能在谷歌的数字世界中积极工作，也能退隐到沉睡谷中静思遐想。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丧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间保持平衡的能力，而互联网正是将这两种理想的冲突极致地放大，以至于构成了对人类注意力、记忆力和认知力的损害，或者更彻底地说，是对人性的缓慢侵蚀。我们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浮躁与浅薄已经慢慢向着人的灵魂深处渗透。   

  一度因成功研发出聊天机器人程序ELIZA而风靡全美的人工智能前驱约瑟夫·魏泽鲍姆，在晚年对智力技术的得失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人之所以是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不可能计算机化的部分——我们思想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塑造我们记忆和思维的经验，我们具有丰富情感的能力……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丧失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这番内心自白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上世纪五十时代对技术革命浪潮的忧思可谓如出一辙，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直言：“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将会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

    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千多年前，先哲苏格拉底面对书写文化的来临，对记忆弱化的潜在后果满怀忧忡，却被历史证明是可笑的杞人忧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浅浏览时代所引发的种种关乎人类思维与记忆乃至文明发展的忧思，到底是智者的远见卓识，还是愚者的庸人自扰？或许只能留给历史和时间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