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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雁：中国需要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 | |
《新华文摘》2005年第16期□徐 雁
一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年）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2年至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61年，杨先生入籍美国，4年后获得“哈佛燕京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资格退休。其著述有《中国史专题讲座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和《汉学论评集》等。以中文形式出版的文集则有《国史探微》（1983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其晚年手订论著选，本书共计收入其学术论文和学术书评18篇。
在学术研究之外，杨先生大概是自觉地把学术书评作为名山事业的有机部分来经营的。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和语言学两个领域，周一良先生说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杨先生的这一学风特征也见于他的书评文章，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中评述说：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难怪刘子健教授在《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教授》一文中说，从他的书评中可以读到“最精彩的学问”。杨联陞先生对于自己的书评也颇爱惜，尝致周一良先生函中说起，此乃其“心血所集”。当一良先生在复函中，将他的书评成就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相提并论时，他却又赶紧回信表示：“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万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
一语道破自己的书评与伯希和式书评的差别，是在于批评学术著作时“留不留余地”的问题（可见讨论学术书评之分脉，杨联陞式与伯希和式固不可一概而论也），而学术著作之乏人批评因此只能自为的意思，他已尽在言下。
如此说来，余先生所总结的“博雅”，“有深度”，要在“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等特点；上篇周先生所指出的“广博的学识”，在学术上“相当细心”，要在“对于大义微言和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以及“动人的文笔”和“引人的谈锋”等长处，都足以构成“杨联陞式书评”的特点，这显然也是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中，学术书评建设方面所不可或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杨式书评”应当成为中国学术书评写作的一种范式。
由此可知，学术书评贵在表达作者个人知识的渊博、学识的深邃和见识的高明，自不待言。钟敬文先生晚年在接受肖立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则故事。那是1989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散文选集》，他便送给启功先生一册，启功看过后，“我问他的印象如何？他说一句话，说：‘白话《蚕尾集》。’《蚕尾集》是清初诗人王渔洋的文集，我初到杭州的那些年，把《渔洋山人著述》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是一部大丛书，我很喜欢读。”
于是钟先生发表议论说：“启功先生评价我的散文是王渔洋著作的白话体，这句话是从他的学问中来的，是他的智慧。他看得出来，一般没有他那种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就说不出这话。”
评论贵在以见识折服被评论者，而见识惟以学识为底子；所谓学识，则又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所得知识为基础。此论于此可获一生动例证，而“三识”之论无疑也为我们讨论构建“中国书评制度”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能正是有类似的体会，所以钟先生治民俗之学，指导研究生学业，都特重见识之养成。他在采访中回答有关提问时说：
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讲，搞学术研究，有没有自觉意识，那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同你的研究对象（如民俗事象）多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实际知识拓展了，你对所从事的学问的学科意识也就会更明确了。熟悉材料很重要，能熟悉而且能应用，才能有所发现。现在有的青年学者搞理论与实际“倒挂”，那不行，那就不容易得到学问的正果。
其实研学民俗如此，研学书评也是如此，广而言之，则研究天下世间的学问莫不如此。适才收到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研读徐宗文先生新著《三余论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之后所写的一篇书评。他从阅历中拈出两事以证著作者之见识之高明后，其中竟有设问道：“……我颇有所悟：写书评不是只对作者，而是要把评者自己也摆进去，相互比照，磨砺切磋，进行学术交流，让书评成为学术交流的一大渠道，为书评增一大功能，不知书评家秋禾以为然否？”原来他老先生是每期都读着我这个专栏中的“三千乱话”的，正期待着我与之笔谈呢。
来先生积生平学术实践和学问经验所发表的意见，自然是错不到哪里去的，而且他的意见，还无意中为我们讨论“书评制度”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即写书评时决不可眼前有“书”而笔下无“人”，书评作者和书籍作者的纸上交流，正是所谓“书评制度”的仪制之一。
于是联想到早先读过的台湾学人已经发表的一些书评言论。如杨绍宪先生在1972年初冬所写的《书评书目》刊评中表示，台湾图书出版业朝气日现，“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可是“真正的纯文学及科学性的作品（包括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却没有什么大进展”。他寄望于该刊能够“给书评风气带上新的里程”，因为“书评在国外出版界，都占有极重要和崇高的地位。而事实上，其对出版作品的贡献也是难以估计的。书评风气的树立，大大可以提高出版品的水准，也可以加强出版社与著作者的责任心，而对读者鉴赏力的提高亦大有助益”。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大学教授过“书评学”课程的彭歌先生，也在所写《如何倡导书评》里提出，比较了“文艺批评”，更值得倡导的是“各行各业带点儿专门性的书评”。那么，“谁能写这种书评？当然是本行的专家。谁应该发表这些书评？当然是各种专业性、学术性的期刊。谁应该支持这些期刊的出版，当然是专业性、学术性的团体与组织。”
彭歌先生有关书评的见解，显然受到美国书评活动范例的影响。他十分推崇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当时在他手边的那一期，在总共413页的版面中，5篇论文约占到100页，其余300多页全是书评，共计评论了122本书，“当然全是与历史有关的书评”，“都是在两个月内所出的新书——有关历史著作的精华”。那么，“谁读这些书评？教历史的老师、学历史的学生、研究历史的专家、对历史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历史学会的会员。这本评论受人重视，因素之一就是书评。”他说：
无论要研究的专家或只是有兴趣的业余人士，把这本期刊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有关史学著述的“大势”。当然，要进一步探讨，他还得再去找原书来详读。这些书评至少可以让他不至于落伍脱节。我们今天要倡导书评，一般性的、文艺性的固然也应该注意，但最重要的还是各种可以分门别类，自成一个范围的书评。从政治到经济，从哲学到音乐，都应该分头努力，去评论、去介绍在它自己本行以内的书籍。
于是他提出学术书评的依托在于，“一个学会至少应该有一种学术性期刊，一本期刊至少要规定有相当的篇幅去发表书评，如果某一行的人都不读他那一行里的书，那还有什么学术与知识可谈呢！”原来好的书评，可以成为一本杂志的支柱，而成熟的“书评制度”足以辅成各个学科门类的“学”和“术”哪。
二
整整25年前，原台湾《书评书目》杂志总编辑隐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大叹“苦经”说，他当初主编的是一份“易于招惹是非的刊物”，因为所谓“书评”，“在我们这儿，一向被人看成不是骂人就是捧人，而我的朋友十分之七八都是写文章的，看样子，总有一天全会被我得罪光了。”他回忆说：
不久前，还有一位文友对我说：“隐地，你本来的人缘真好，我碰到十个人，倒起码有九个都说你不错，最近似乎不行了，别人谈起你，常常以沉默代替发言，还有一些人在开始说你闲话了！”我知道，我十分清楚，自从我开始编什么《年度小说》，什么《书评书目》，就有人看我不顺眼；但我想，他们一定不是对我这个“人”，而是对我做的“事”……
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把选文评论工作进行到底的呢？是隐地的专业兴趣和知识理性。因为他认识到：“我相信容忍不同的意见，不固执己见，都是必要的，惟有听取两种以上相反的说法，才能辨别真理属于哪一边，也许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但总要设法使自己慢慢去靠近它。”
我认为，这种坚定的带着发展视界的理念，仍然是我们今天探讨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所需要的基本精神基石。否则诸如隐地先生当日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不会主动退隐，而且只会随着书评活动的开展而愈演愈烈。
然而“健全的书评制度”，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必须是同长期习惯意识进行了坚决的争斗以后彼退此进的产物。当年，陈克环女士在看到《书评书目》创刊以后，当即欣喜地表示：“我们需要书评，而《书评书目》提供了公正的书评”。她认为：
国人爱讲情面，固执于“隐恶扬善”待人处世的作风，因此，我们难以建立起有建设性和鞭策性的文艺评论。而我们的作家便毫无忌惮地讨好读者，关起门作揖的自我陶醉，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与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同流合污，便是一个人胡说梦话，这样下去，文艺终将被人们所遗弃。一个女人要照着镜子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漂亮，文艺也须藉着批评，才能够茁壮成长、美丽。
陈女士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学校里除了教人如何评论别人的作品外，似乎同时也应该教人如何接受别人评论自己的作品”。当隐地在主编了四期《书评书目》以后，他就尝到了编辑这份书评杂志的“是非”了，他感慨道，“谁都知道，批评，是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的事情”。
桂文亚在《关于〈书评书目〉》一文中指出：“当前文坛，做得最少最差的就是文艺批评制度的建立……一本书和一出戏固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但‘书评’和‘剧评’的本意仍旧相通。”
陈冷则说：
过去几年，我们的文坛是谈不上什么“批评制度”的，所谓批评大抵不过是花篮式样的捧场罢了，离真正的批评不可以道里计。……当然，批评制度的建立绝非易事，一则固需靠真正具有学养、眼光与见解，而又能较客观独立的批评家来从事批评工作；再则，被批评的对方更必须有气度和涵养，来接受他人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能如此，批评制度方能开花结果……使市场上的书籍本本够得上一定的水准。
作者以《书评书目》围绕读者投书批评知名作家水晶的创作，所激发的作家本人“闻过则‘怒’”的强烈反弹和批评界人士的积极回应为例，对于何欣、陈克环先生两篇表达“义正词严”心声的文章和杂志“严谨的立场”表示了充分肯定，并由此得出结论：“接受批评及容忍批评，乃是一位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作家该有“笑骂由人”的泱泱襟怀。
思兼在《关于书评》中，结合台湾出版界和读书界现状，指出“出版界良莠不齐”和“欠缺严肃的书评”，是当日台湾图书形神欠佳甚至糟糕的原因。他希望良好的书评能够达成“推广知识的桥梁”和“真伪优劣的鉴衡”两大功能。对于学术书评，他也寄语道：“除了一般的书评之外，我们还希望专家论专著，希望有学术地位的饱学教授，走出象牙之塔，为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尽一份力量。”
归人在《书评与书评家》中，鉴于台湾“自报纸、杂志以至作家、读者，几乎全不重视书评”，而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建立一种“书评制度”。他指出，“在观念上，如果说作家应忠于艺术和真理，则书评家在忠于艺术、真理之外，必须更忠于读者与作者。可惜我们的从事书评写作的人，不足语此。对于读者，书评家缺乏责任心，对于作者，书评家又过于宽厚与姑息”。他提出：
没有严正的书评，没有权威的书评家，我们以为比没有成功的创作、具有炙人性的文学作家，更值得遗憾。职是之故，我们的出版界，乃良莠不齐，诚如乱草秋风。在书肆中，你可以看到朱自清、徐志摩的“合集”；你也可以看到以偏概全的选辑；你更可以看一书数名的骗货，你还可以看到漫无标准的翻版，以及剽窃与盗印；莫名其妙的翻译，阴阳怪气的创作……而首蒙其害的当然是读者……也间接的使我们的文化、学术及文学，挣扎于令人痛苦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乃至萎缩凋零。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的出版界也有此现象。
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甚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要归之于盲目的读者缺乏书评家的导引”。因此，在“书评制度”的规划中，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书评的对象”：“读者最感兴味”的畅销书，“应该列为主要的批评目标”；“形式及内容”都“特出”的书，当然应该是“书评家注意的对象”；还有“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的书”，以及“最坏的书”。
同时，书评家还应注意到“文字本身的灵活与动人”，因为书评有别于学术论文，其“适时的动人力”当成为“被注意的要素之一”，而一篇理想的书评，“应是那经常保有新鲜和热情风格的作品”，“充满了作者的恳挚之情”，惟其如此，所评才能“赢得作者的首肯”，起到“奖掖作者”的文化责任。
归人认为，要推进书评的写作，建立书评的“权威”，那么，提倡出版界对于书评活动的“合作”，明确书评家有“服务读者的义务”和洞悉“读者的爱恶”之究竟的使命，以及书评家彼此之间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要让书评发挥社会作用，造成更大影响，如小说、戏剧、绘画乃至舞蹈、音乐等艺术的“集体制作”形式足资借鉴：“就才识与精力而言，一个人毕竟有限……因此，书评家如肯相互合作，各抒己见，合而成文，未始不是一项可以考虑的新途径。”
读者林茂在读了归人文后投书评论道：“剖析台湾书评低落原因以及推进书评发展，建立书评地位的可行方法，见解独到，是一佳作。”事实上，几乎大部分读者，对于那种在书评中出现“过激的言词”、“过分的、无理性的攻讦吹捧”，都是有着反感和拒绝的。曹迺峥也说：“个人认为好的书评只要指出书中的错误，别让喜爱读书的人花钱去买不值得读的书就行了，太尖酸的语句，不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态度”。归人则提出明确要求：
美好的书评必须充满了作者的恳挚之情。它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使用讽刺、讥嘲乃至揶揄的字汇。要知道凡此种种，适足以表现出书评家本身的器识短陋，修养浅薄。书评家不应同于一般作家。在写作界，他的地位正如抱负不凡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独见的涵养、器识及包容。意气用事及冷嘲热骂，都是书评家的大忌。盖这种浮躁，适足以减低了他在读者与作者群中的依赖力。
上述种种献议，都为“书评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启迪。由此也可见，建设一个“健全的”中国书评制度，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了。
三
中国为什么需要建立“健全的书评制度”？假如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制度”，我们的文坛和书林又将如何？凡此，70年来的中国当代书评缺少长足进步的事实，似乎已经给出了全部的答案，而萧乾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借重《大公报》媒体平台所做过的探索和尝试，却依旧可为我们提供智慧和启迪。
“书评制度”首先是一种约束“人”规范“人”的制度。这个“人”具体表述出来，就是著作人、出版人、读者和书评作者，只有他们是与这一制度最密切相联系的人群。在试图给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做出某种描述前，让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不同人群对于书评的种种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曾站在一个作者立场发表意见道：
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我如果写了一本书，希望写书评的人第一要摸着我心情活动的路径……书评是写给作者看的，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与作者的书全不相干。同时书评是写给读者看的，读者读的是这一本书，你就不能不啃住这一本书。假如没有摸着作者心情活动的路径，无论你搬出社会影响的大道理或是文学理论的许多原则来，与这一本书全不相干。
显然，“心情活动的路径”是叶先生最为看重的批评元素。他认为，“在这条路径里，你考察，你观赏，发现了美好的境界，我安慰地笑了，因为你了解我的甘苦；或者发现了残败的处所，我便不胜感激，因为你检举了我的缺失”。他告诫“写书评的人”，“我如果是一个作者”，既“不喜听一味的赞扬”，也“不欢喜听一味的斥责”。因为前者适用于“书局的广告”，它常常“使读者感到肉麻，尤其使作者看了难过”；而后者则容易打击作者写作的热情和自信，甚至杜绝了其“悔改的路径”。
那么，作者究竟喜欢怎样的一种书评语境呢？叶先生表示，“我欢喜听体贴的疏解”，以及直抒胸臆的“所感”，因为前者善意地指出书中的好处和缺失，为作者指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修炼的境界；后者“往往须利用比喻……这种批评对于读者比较有意思”。他还指出：“批评者不能不有一副固定的眼光。这里所谓眼光并不单指眼睛看事物而言，却包括着通常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眼光来自生活……我不希望批评者随时转变他的眼光，只希望批评者不要完全抹杀他人的眼光”，这里所说的“他人”，就是“我”，就是书的作者。
如此体贴入微地替书评者着想并提出献议的，是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
那么有没有对容不得书评作者的评论而横加指责甚至全然否定的作家呢？也有的。1937年晚春，巴金接到一位朋友寄给他的一篇匿名评论其“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的书评，他在苦笑之余，当即作文反驳，并表示通过这书评，“我看清楚了一种人的面目”，甚至冲动地表示：“我计划中的某一部小说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位书评家。倘使我那时要告诉读者我那部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是怎样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我就得提到这篇书评。这是必需的。因为我读这书评，我研究这书评，我的眼前才慢慢地现出了那位书评家的英勇的姿态。”
巴金在《我只有苦笑》中指责道：
我不知道那位书评家有什么权利，可以代表读者们说话，可以抹煞读者。他自己说过“书评”和“批评”不同，但他却忘记了“书评”的对象是读者，不是“作者”。他那篇书评明白地摆在每个读者的眼前。我可以斗胆地断定说：不管“爱情三部曲”写得好或坏，但为了要了解那作品，我的总序比较那书评更有用处。
诸君请看，作家竟是如此不留余地否定着书评家的施为的！但事实上，胆壮如斗的巴金还是错了，因为他的表述彻底抹杀了作者和读者、批评者之间，创作和批评的文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别。还是来看看当年朱光潜先生在《谈书评》一文中所发表的理性见解吧。
朱先生指出：“你提笔来写一篇书评时，你的唯一的理由是你对于那部书有你的特殊的见解……书评是一种艺术，像一切其他艺术一样，它的作者不但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把自己摆进里面去；这就是说，它应该有独到见解”，他赞赏叶公超先生在《论书评》中所说的“书评是读者与作者的他解和趣味的较量”一类的观点，因为“见解和趣味有不同，才有较量的可能，而这种较量才有意义，有价值”，“天赋不同，修养不同，文艺的趣味也因而不同”：
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个别的差异”是创作家、批评家和读者所应该同样地认清而牢记的。文艺界有许多无谓的论战和顽固的成见，都起于根本不了解人性中有所谓“个别的差异”。我自己这样感觉，认为旁人也一定这样感觉，旁人如果不是这样感觉，那就是他们荒谬，活该打倒！这是许多固执成见者的逻辑。如果要建立书评艺术，这种逻辑必须放弃。
此话说得多么切中时弊！而事实上却是，包括众多著名作家在内的创作者却未必真能完成这种“放弃”——且回到本题上来说，那位被巴金形容为“英勇的”书评家又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常风，一位当日已颇负名气的书评家。他是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3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师从吴宓（古典文学）、叶公超（19世纪西洋文学）、温源宁（现代文学）、郭斌龢（西洋文化批评史）等学者。还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叶公超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他的书评处女作《利威斯的三本书》在《新月》杂志发表，从此他颇有自信地行走在书评写作的道路上。因此，当年巴金面对常风所写的长篇书评《巴金：爱情三部曲》“只有苦笑”时，他心里其实是该知道那书评究系何人所为的。篇首所指“不署名”云云，只是为了便于在答辩状中说些决绝的话，这也是当年争辩的一种技巧，特意作出一副对文不对人的样子。
常风先生在书评中提醒巴金不必在意把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写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并诚恳地指出，其创作激情高于文艺理性，小说的生活化高于艺术化的倾向，削弱了其作品的应该达成的感染力。他进而劝诫道：“一个创作家拣取题材及穿插时，如仅选那些作者自己感觉到可歌可泣的而忽视将它们安排到一篇作品里所生的影响，或它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则结果必破坏作品的一致，减少它的力量”，“小说是取材于人生而不就是人生。小说不是历史，所以小说不必需要，且不应，将现实生活所有的一切悉网罗了，一丝不少的都翻译成文字。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艺术。”
常风书评写成于刘西渭与巴金发生争论之后的1936年2月14日，可谓再接再厉；而巴金在一年后读到书评即瞿然奋起反击，亦可谓雄风重振。他在《我只有苦笑》中以针尖对麦芒的态度回敬道，我写“爱情三部曲”的总序，“主要目的也就在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告诉读者，只有那位嗅觉特别锐敏的书评家才会在这文章里嗅出别的气味来”，“我自己明白地叙说了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人物中间的距离。那位书评家却因为我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详细说明，就教训我不懂得小说和历史或传记的区别。他似乎太聪明了。不过我倒疑心他自己就不懂历史”。
综上可见，因为书评作者以至书评家价值观的游移和飘忽，招致了著作人的不信任感乃至反感。看，要是缺失了书评人与著作人对于著述和评论的共识，没有一个健全的“书评制度”，在这个社会中，书评家和著作人之间的隔阂该有多深，而所谓书评“导读功能”的社会担当更何从谈起！
（摘自《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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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4 21: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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