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高考“第一年”

管季超0712

回首高考“第一年”作者：王岳川
　　今天，当人们开始谈论取消高考时，我才蓦然从书堆中抬起沉重的头，并惊诧于岁月竟已匆匆30年！
　　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录取率仅仅百分之一的“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参加高考的同学纷纷从农村知青窝回家复习，那种悬梁刺股、通宵达旦地读书备考犹如战斗前夕一般的镜头，至今历历在目。我的一位同学复习太困只好抽烟提神，有一次一支烟在手指缝里烧完了都没醒，两个手指之间烧出了一个洞，而他最后失败了。
　　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个提前到大学中文系报到。中文系的老师都出来看“第一个来报到的高考大学生”。我同新同学们一起趴在窗子上看大学教室，到钢琴房轻轻摸一摸乐器之王——钢琴……
　　当时大学文科中文系最热门，而国际关系、财经、法律，录取分数低不少。1977年大学生进大学后，同样也让老师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新大学生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经历过知识匮乏时代，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同学们甚至把这四年大学生涯当成人生的“终极四年”，因为当时没听说大学后还能读硕士、读博士，以为大学生就“到顶”了。同学们废寝忘食、你追我赶唯学问是高，每堂课下来都激烈讨论老师哪儿讲得好，哪儿讲得不好，哪个老师行，哪个老师不行。老师们在忧虑中紧张，面对新时代有如此强烈的求知欲而疯狂读书的大学生群体，如果不全力拼搏，就会陷入授课的知识困境和直面真理的尴尬中。
　　读书时代的故事太多，有意思的是人人对自己都非常苛求。我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在大操场上跑步2000米，然后背三首唐诗或一篇古文，如果没背下来的话当天早饭就免了。有时候真没背下来罚自己饿饭，结果经常快到中午时头就饿得发晕，老师在上面讲什么都听不太清楚。同学们读书刻苦到时时比心劲的程度。我们一个宿舍上下铺10人，一到晚上11熄灯，室长就说：“关灯睡觉”，我就老老实实地进入梦乡。但后来觉得怎么也考不过其他几位同学，仔细观察才发现他们都买了手电筒，晚上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复习到凌晨三四点。老大哥们感到岁月荒废，有一种与时间赛跑的冲动，发奋读书。这对我刺激很大，想想自己自从做了川大校学生会主席实在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深深反省而辞去一切，刻苦努力静心读书，晚上也开始在被窝中看书复习，最后取得优秀成绩而毕业北上。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将刚入校2.0的好眼睛，迅速变成近视眼并加速上升到300度。
　　在大学读书生涯中，我感到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在自我生命中萌芽了，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已经冲破了拿学位的愿望，成为内在心灵的沉甸甸的金属般的声音。我体会到人文学者的价值在于为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立下“人的尺度”。记得二战以后德国图宾根大学校长面对全校学生说：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们，我为你们而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人文科学的学生见状低下了头。校长转过头来说：学人文科学的学生们，抬起你们的头来，放出你们的眼光，我为你们而衷心骄傲，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的司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代学子迅速地领会了人文精神的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一个拒绝简单的急功近利的民族，其人文精神、胸襟的远大必将有其大用，而且是花费最小的现代化代价而获得的。因为，人文理性是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灵魂，它构成人的生命内在光辉和超迈性质，而且构成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地基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认同。
　　在大学四年的学术生命印证中，我深刻地体悟到：大学是灵魂铸造的空间，真正的人文理性重建的基点不在生活的平面化和世俗化中，相反，这一基点在充满希望的大学中，在新一代学子之中。超越当下利益得失，放出眼光胸襟，展望新世纪人类图景，反思、创新中国文化形象，是当代大学中睿智学者和莘莘学子所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
　　
　　（摘自2007年3月20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