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照相术专书《脱影奇观》

教师之友网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照相术专书《脱影奇观》

1839年8月法国政府公布了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但摄影术何时传入中 国，至今仍是一个谜。有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通商口岸已有了携带照相机的 外国人，有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洋人才获准把照相机带到这个古国的 土地上。但是外国摄影师对于照相技术是秘而不宣的。有确凿的材料证明， 1844年广东科学家邹伯奇已开始研制照相机并获得了成功。嗣后他还摸索配 制感光材料，用自己研制的全套设备材料拍摄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是目前 国内最早的摄影作品之一。其中一张现存于广州市博物馆。邹伯奇把自己研 制照相机的结构和摄影成影原理写入了《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等文中。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洋照相术已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鲁迅在《论 照相之类》中提到：“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 人捣毁的事情。”①乡下已有反响，想来在沿海城市反应更强烈了。同治初年 成书的王韬《瀛壖杂志》中这样记道：“西人照像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 而亦参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藉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药，大抵 不外乎硝磺强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 目分晰，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 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拓 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称当时在上海最先产生社会影响 的摄影家有法人李阁郎、华人罗元祐。并称新近“格致之学渐悟，摄影入镜 可以不用日光，但聚空中电气之光照之，更胜于日，故虽夜间亦可为之。技 至此，疑其为神矣”。②王韬还在1860年的日记中写道，江西人吴嘉善准备 学摄影术，托回英国的传教士艾约瑟购买摄影器材，李善兰甚至把一本《照 影法》的书“已译其半”。③ 据吴群《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一书，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摄影术专书， 是1873年英国医生德贞（Dudgeon，John Hepburn，1837—1901）编译而成 的《脱影奇观》一书。④德贞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在英国时就是一位摄影 爱好者，曾“初试照影，以为博戏之事”，1862年来华，在崇文门内设立京 都施医院。多年来前往就诊者不少，有的知其通摄影术，就不断上门请教。 他曾在《中西闻见录》上发表过《镜影灯说》和其他方面的摄影译文，很受 读者欢迎。面对众多向他讨教摄影术的初学者，他“终日应答不遑，衷情仄 然，因思将脱影之事，译出华文编次成书，用酬友道，稍舒歉仄”。这是该 书诞生的由来。 1873年该书出版，为木版大字线装本，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分装元、 亨、利、贞四册，版权为京都施医院所有。1898年前又增译续编一册。该书 “例言”的开篇就讲：“是书之译也，为酬友谊而设。摘其易于通晓者以便 初学。”全书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附有《脱影源流史传》，卷 末附录《镜影灯说》，内容完整，文理清楚，简明扼要。书中介绍了银版法、 湿版法、卡罗法等这些世界上早期并行发展的摄影方法，使读者能辨其差异， ① 《语丝》第九期，1924 年1 月2 日。 ② 《瀛壖杂志》，岳麓书社1988 年，页202～203。 ③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 年，页155～156。 ④ 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 年，页81～87。 自行比较、选择。药品名称，作者采用中西对照的方法，以便读者理解和应 用，随着照相材料和摄影方法不断更新，作者又补充刊行“续编”一册。总 理衙门大臣崇厚读后称赞说：“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且刊叙自何 人创始以及何人讲习，精益求精，各极其妙。可见一艺之难，专习者积数十 年心力，甫能得其奥妙。惟望后来者能神而明之，推陈出新，庶不负德贞医 士翻译之苦心，且于光学化学中更有进境也。”刑部尚书完颜崇实还即兴咏 诗二首：“光学须从化学详，西人格物有奇方，但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 无遁藏。”“常住光中宝镜台，幻成真境早安排，何生何天凭君看，都自圆 明觉海来。”徐维刚《东西学书录》称赞“此书所言即灯影镜套下之法，然 近来于脱影一事，法更加密，放大影像，有电光以摄影者，可为奇妙”。 《脱影奇观》的出版，在中国揭开了摄影术的奥秘，打破了西方摄影师 的技术垄断，对在国内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也起了良好的作用。译 者声明，将照相之法公之于世，目的在于证明摄影术绝非玄技，而是人人都 能够掌握的。借此揭露那些说照相术是“异端”、“邪术”，“非目睛之水， 即人心之血”等奇谈怪论。很多中国人通过书中传授的方法掌握了摄影术。 《沪游杂记》中讲道，就在该书出版之后，“近日华人得其法，购药水器具 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①同时也推动了摄影书籍的翻译。1880 年《格致 汇编》九卷至十二卷连载了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照相略法》，后改名《色 相留真》单行出版。徐寿还编译了《照相器》、《照相干片法》等书。 ① 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页19。

教师之友网

摄影术，东西方同步？
戴念祖说，早在17世纪，欧洲人制成了带有凸透镜的暗箱，已为摄影术的发明做好了准备。直到1800年，韦奇伍德才试图将暗箱影像固定在涂有硝酸银溶液的白纸或白皮上，然而，因不知道如何掌握感光时间，照片在阳光下变成漆黑一片。1816年，尼普斯用氯化银感光纸取影，但他从负片翻转成正片的过程中失败。10年之后，他用了长达8小时的曝光时间，以犹太沥青做感光底片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后来，尼普斯又做了改进，使感光时间只需2-3小时。但它仍然只能用于拍风景。1837年，法国物理学家盖达尔才以银板照相法，以相对较短的时间拍摄了一张较清晰和能保存持久的照片。1839年8月19日，达盖尔将其操作方法公诸于众。这一日期，称为摄影术的诞生日。
据戴念祖介绍，在达盖尔银板照相术成功之后，直到1847年才有玻板照相术问世。但是，蛋清玻板照相术发明后，欧美尚未解决其照人物肖像的工艺，一直用其制作玻璃幻灯片。邹伯奇却使之成功地拍照人物肖像，这大概是与他的“药料配方”和欧洲不尽相同颇有关系。在时间上，胶棉湿板照相术是在1851年获得成功的。胶卷摄影术是在19世纪80至90年代之际才得以形成，因为他与胶片制作的化学工艺密切相关。
邹伯奇的玻板照相术是什么时候获得成功的？戴念祖说，这个问题尚无定论，1999年10月6日，邹伯奇后裔邹锡良给他打来电话说，已发现比本文图（即自拍像）早10年左右邹伯奇自拍像。戴念祖据此推测，邹伯奇在1853年前后已以内感玻板照相术拍摄了人物肖像。他表示，从邹伯奇的“自照遗真”断定他于1863-1866年间在西方传入中国的摄影术启示下以玻板照相术开创了中国摄影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纵使邹伯奇不是玻板照相术的独立发明者，他亦理应享有以玻板照相术拍摄人物获得成功的荣誉。他还认为，英国传教医师德贞于1863年底在北京崇文门内开设照相馆。他以中文撰写的有关摄影的著作《脱影奇观》刊刻于1873年。此时，邹伯奇已谢世4年整，因此他所写下的有关摄影的文稿，是中国最早相关的科学文献。
邹伯奇以摄影器测绘的《寻岗洲图》，下面为该图的石刻图。邹伯奇自制的观象仪，它是仿《皇朝礼器图式》所绘“摄光千里镜”而制成的格雷戈里式望远镜。链接
在欧洲，摄影术用于测绘工作始于法国陆军军人洛斯达，他于1851年起开始进行试验，于1861年完成了弗塞利斯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测绘。1858年他还在气球上作了空中摄影测绘的尝试。1888年，洛矶山（RockyMountains）大面积测绘工作就是以此方法进行的。对此，戴念祖表示，“东西方人几乎同时实施摄影测绘术，而在设计思想方面，邹伯奇要比洛斯达早几年。
采写 记者 张弘
感谢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提供的照片以及学术支持

教师之友网

戴念祖根据邹伯奇自拍像玻璃底版（时隔百余年后）于1972年冲印的照片他发明的摄影测绘技术，略早于西方；他发明的玻板照相术，几与西方同步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此时，西方科学正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科技并非一无是处。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多年的研究，广东人邹伯奇就做出了居世界前列的科技成就。特别是在摄影方面，邹伯奇在此期间有两项成就令人称道：（1）他于1844年最先设计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并约略与欧洲同时以摄影法作实地测绘；（2）他以玻板摄影术最早成功地拍摄人物肖像。
用摄影器测绘地图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戴念祖就开始研究邹伯奇并与邹的后代有了交往。据戴念祖介绍，邹伯奇在其文《摄影之器记》中说：“岁在乙末（即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邹伯奇17岁）”，因读《梦溪笔谈》中塔倒影与阳遂倒影同理，他开始对透镜成像的研究发生兴趣：“甲辰岁”（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邹伯奇26岁），因用透镜取火，引申触类而做摄影器。这种摄影器，实际上就是“取景器”或者“景画器”。通过一个凸透镜（邹伯奇称之为“中高镜”）进入暗箱的外景物之像现于箱内一白净纸上，以彩笔在该白纸上依像摩画，即成“平远山水一幅”。对于摄影器和景画器，邹伯奇在它留下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邹伯奇制摄影器（左）和景画器草图（右）戴念祖说，景画器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由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其《远镜说》中介绍到中国的。其后郑复光（1780-约1853年）等人亦曾对此作过描述。欧洲人用它作风景绘画。邹伯奇又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测量著作中有关“以平镜测高”的几何原理得到启发，立即将景画器用作绘制地图和平面测量。《摄影之器记》就绘图与测量方法也留下了很具体的说明。同时邹伯奇也清楚知道，画纸必须处于物镜焦平面上，因此，被画之物或地域不宜太分散、远近相差太大，这才能使所“画与当面景色无少异”。同治三年（1864年）广东巡抚郭嵩焘（1818~1891年）聘请邹伯奇测绘广东沿海地图。由邹伯奇指导其弟子们绘的《浔岗洲图》、《桑圆围全图》等，都是以此摄影法测绘的。
邹伯奇于1844年做成摄影器之时设计了摄影绘地图法，并于1864年进行了实地绘制。虽然他以摄影法绘制的是小地域性的地图，其方法本身也类似以平板绘图器所进行的现场绘略图，然而，无论如何，这摄影绘图本身为现代空中测地图、勘测地表地质打开了技术之门。
18世纪的玻板照相术
戴念祖称，邹伯奇的摄影器也就是照相机。只要有感光化学物和配置感光板，照相即可成功。根据其他学者的调研，邹伯奇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邹伯奇的一篇散存文章中，述及了摄影机的湿板照相法和湿板照相的操作过程。邹伯奇还留有一页散稿，记述了有关这些化合物的药料配方。在这个药料配方中，邹伯奇是最早定名了“硝酸”、“盐酸”、“醋酸”三类酸性物质。这批药料从19世纪50年代起都可以在澳门购买，但邹伯奇多以本地产原料配制。
在药料配方中，鸡蛋胶是玻璃摄影术中极为重要的化学物品，其主要成分是蛋清（即蛋白）。戴念祖说，其中，“气水”可能是蒸馏水，加明矾，是以之净化水质。将蛋清、少量食盐加纯净水以筷子打匀（搅打时间不宜过短），刮去浮沫，再打，将丝缕打化，再倒入盆中澄之。俟清之后，倾入瓷盘或玻盘中待用。这蛋清能称为玻板或纸面的令人满意的银盐载体。将玻板或纸的一面细心地放入盛有蛋清的瓷盘中，使其均匀地黏连蛋清之后，再将其置于银盐溶液中，使之均匀地附着着银盐溶液，因而就制成了银质阳面板或纸（或胶片）的正片。早期玻璃板照相术迟迟未成功，就是因为未曾发现蛋清胶及其耐心细致的操作法。但是，每种药料的数量，邹伯奇没有详尽的记录。
邹伯奇以他自制的照相机和感光化合物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一块自拍像玻璃底版迄今尚珍藏在广州市博物馆。1973年，戴念祖还用这底版冲印了极为清晰的邹伯奇相片。

教师之友网

邹伯奇:中国摄影鼻祖(组图)

邹伯奇档案 邹伯奇（1819-1869）清代科学家。他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地理学等都很有研究。《南海县志》称他“尤精于天文历算，能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他十七岁开始研究光学，对北宋科学家沈括“格术”（研究光线通过焦点成倒像的原理）之说作了详尽的探讨，并经过反复实验，写成《格术补》，当中用数学的方法叙述了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对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工作原理进行了解释。他对摄影（当时称为照像术）进行了全面研究，亲自制造了摄影机，用这部摄影机为自己拍摄的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广州博物馆。他的《摄影之器记》和另一篇文稿论述了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光板制造以及拍摄、冲洗等方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著作。 邹伯奇不迷信古人、洋人和经典，他认为西方的力学、光学、化学等技术，我国古代早有发明。他善于实践，很多科研项目他都亲自试验，亲自进行设计和制造。1869年5月，邹伯奇因急病去世，终年五十岁。

教师之友网

陆　　中国照相业的“黄埔军校”
　　摄影术传入我国后，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多为广东人，广东不仅成了中国照相最先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广东摄影师携着器材，将照相馆开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那时，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照相馆，特别是名馆，大多是广东人经营的，广东成为中国照相业的策源地。
　　天津早期最有名的照相馆梁时泰和恒昌，就是广东人梁时泰和王国华在光绪初创办的。
　　１８７９年美国第１８任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时在天津与李鸿章的合影，就由梁时泰拍摄。
　　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这年4月他在天津巡阅北洋舰队，特召梁时泰对此进行拍摄。梁进泰技术熟练、且深知封建官僚的口味，他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醇亲王看到照片后大为高兴，赏给梁时泰400两银子。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
　　上海早期（19世纪70年代）的一批照相名馆，如“苏三兴”、“宜昌”、“丽珠”、“宝记”等，均是广东摄影师经营的。
　　民国年间上海滩最有名的王开照相馆，亦是广东南海人王炽开创立的。1929年，广州建筑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就专门请了王开照相馆的摄影师对建筑过程作拍摄。这套图片资料现已成为广州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中山纪念堂维修时最重要参考依据。

　　链接：广东人与早期摄影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国内就涌现出一些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这批早期探索摄影术的中国人中，广东人最多，有罗森、邹伯奇、赖阿芳、罗元佑、罗以礼等，他们对摄影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罗森，广东人，1852年曾任美国摄影家布朗的助手，对日本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采访摄影，是中国首位旅行摄影师。
　　邹伯奇，南海人，1844年完成了《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两篇与摄影有关的著作，还自制了照相机和其它照相用具，他使用的相机，一直保留到抗日战争的初期。
　　赖阿芳，广东人，1859年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摄影社，专照人物肖像，他的摄影技巧被公认为第一流水平，连英国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也曾给以高度评价。
　　广东香山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曾首次将摄影用于外交事务，维护了侨胞的权益。
　　1873年，秘鲁派专使来华，拟与中国签定招募华工条约。在此之前，秘鲁已有大约十万广东、福建等地的华工，受到非人待遇，中国政府早有所闻，但又无实据来回绝秘鲁，于是李鸿章就委派容闳去秘鲁调查华工的处境，以决定可否签约。容闳到秘鲁后，很快就完成了调查，将报告书及亲手拍摄的24幅图片一并寄送回国内，证实华工在秘鲁受到虐待和歧视确为事实。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说：“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借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目中……有此确凿证据，当亦无辩护之余地”。容闳以摄影为武器，令中方在这场外交事务中取得了主动。
健儿

教师之友网

http://www.docin.com/p-145485549.html

http://www.docin.com/p-145485549.html


http://www.docin.com/p-145485549.html

教师之友网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64c4ffe4733687e21aa4f.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64c4ffe4733687e21aa4f.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64c4ffe4733687e21aa4f.html

教师之友网

1927年11月11日“所谓公理战胜纪念日”当天，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记下了北京光社—非职业摄影同志们的态度：拍照莫不过是求得自己的快乐，安慰自己的精神，尊崇自己的个性，不容有第二人来干涉你。有意兴便做，没意兴便歇，总之，并不想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也不想在摄影艺术上有什么改进或创造，因为他们并不担负这种使命。
　　光社同志们的这种态度难免会引起同道甚至社会舆论的訾议，有人称其“老气横秋”，也有人指斥其“暮气十足”、“腐败不堪”。对此，刘半农并不在意：“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根本上就只担负着对己的责任。”

　　吊诡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就整个的光社来说，它原是去年的老样子”，但被鲁迅先生称为“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的刘半农对摄影的认知却出现了根本转向，并把目光从身边的“光社同志”投向了“全国爱玩照相的同志们”。虽然两次提及摄影者个人，但前后含义差别却很大。先前赞同自说自话的“摄影同志”刘半农，此刻变得充满责任感甚至精英意识，语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说出了“一向要说而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

　　刘半农要求“摄影同志”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像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他借机讽刺了那些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者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的年鉴的摄影家，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这一切据他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

　　这是刘半农“郑重写出”的话，大义昭昭。只是与先前的暧昧态度相比照，其间颇多令人费解之处。难道此时在摄影界宣称“大义”，也是合乎时宜的理性之举吗?民国年间的文化精英在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时颇多自信，虽思想交锋不乏激烈、刻薄，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做到以正确的腔调说话。显然，在1928年，刘半农意识到了自己一年前那些话中，“腔调”出了格，不过他还是适时做出了调整。

　　这一时期，对于摄坛“老手”、“名家”的批评，是一个极值得关注的现象。老一代摄影人“美化人生”、“陶冶情操”，以摄影作为传统文化传宗接代工具的理念遭到了颠覆。十年前，还被顾颉刚尊为“成绩都很好”的老先生们，此时遭到了后来者的诟病。

　　1934年2月，刘三先生在谈论“镜箱和取材”时，抨击国人之于摄影“大都以摄影为消遣的工具的成分，甚至名家也有几位如此，可以说：对于摄影术本身，除了盲从之外，再也没有多大贡献。”

　　刘三主张“提倡社会生活摄影”—用摄影的艺术赤裸裸地暴露出社会的成份，无灵魂人们的忧郁和活力下挣扎的痛苦等等，以资推进社会，而找着时代的核心。


　　这一年6月，月文加入讨论，提出“摄影这东西，虽然为全世界公认为艺术之一种，然而在中国却还幼稚的可怜!”他列举说，在少数人的眼光里，摄影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玩具，他们只知道借此发财，或是借此消遣，就连那些赫赫有名的摄影家的作品，也不过是迎合一般社会心理而已，难怪目今的幼稚!

　　他“把这摄影界的黑幕揭开”，发现充满这个影坛的除公子哥儿、风头主义者外，就是“挂着一块艺术招牌而行骗的”影坛老将，他们把艺术当作一种权威，压住一般新近青年作家，不给他们出头的机会;其实他们自己连艺术的真意都不懂，也不过投合社会所好，骗骗人而已。他更加激进地提出，要排除“以上的三种人，如一天有一种不能排除，我敢说，我们的影坛就一天没有进展的希望”。

　　到1930年代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上海“黑白影社”主席卢施福出于道义、政治上的愤怒，毫不客气地批评“我国的影坛里，很有些所谓老手”，“根本未曾懂得摄影是甚么”，他们只侧重于画意题材，以为一树依稀三五鸦影，就是目空一切的作品;至于看他们的底片，十之八九皆露光不足。这样的作品在肤表上看来，好似幽远而秀丽，但在骨子里不但绝无宏伟的气派，而是弱之又弱的少力摄作罢了。

　　他奉劝这些人“去研究去改造及去创作有力而调和的杰作，为我国影坛增些光荣。”

　　刘三、月文、卢施福等人对于摄影现代性的认知，显然是受传统文化熏染及以守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前辈们所无从把握与理解的。除了宣称大义、痛斥腐朽，还指出方向，至少在理论上中国摄影进入了更开阔的地带。

　　沙飞应运而生，只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彻底。

　　1936年6月，一个学习摄影未满一年的广东开平人、报务员沙飞在桂林举办个展。24岁，初出茅庐的沙飞对多数人还把摄影“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表示出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使得“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底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

　　他惊呼：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和可惜的事呀!

　　沙飞断定，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自己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相的工具。

　　沙飞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国家危难的现实严重刺激了他。一年以后，“具有崭新的思想和手法的摄影艺人沙飞先生”(马宗融先生1936年6月语)投奔延安，逐步成为“红色摄影”的开创人之一。自然，他所反对的“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了土壤。

　　“现在是一九三七年。”

　　“黑白影社”的发起人之一陈传霖在“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一文开头这样记述道。瞻顾中国摄影历程，陈传霖着意强调的是一个沉痛的时间点，是对未来所宣告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及其先前诸多情怀、意志与话题被外力强制中断并消散的开端。然而，纵是在日寇铁蹄声中，视摄影为生命的陈传霖依然惦记着黑白影社“在中国摄影界中所负的责任”，期待通过自己的力量“替这黑与白的艺术在中国开辟一条广平的大道，是要使这艺术也成为我们中华的民族艺术。”他梦想“我们的黑白艺术也能列入国际摄影之宫”，“中国影艺在国际地位上的与日俱进”。

　　一代人的努力与心痛，跃然纸上。

　　曲径 约1920-1930年代初 刘体志 摄

　　半江帆影 约1920-1930年代初 刘体志 摄

　　峰回路转 约1930年 陈传霖 摄

　　秋云 约1930年代 陈传霖 摄

教师之友网

大义过眼录 ——30年代中国摄影之批判原帖：http://photo.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182898#DS

作者：晋永权

1927年，丁卯年元宵节，丰子恺先生见月闲坐，伏案记下乘坐沪杭列车时遇见的一位“先生”。这是一位“真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意义的教构图的先生”。

　　这先生就是火车。

　　面对“现在照相真是流行极了”的情形，旅途中的丰子恺凝神注目窗外“黄金律窗框子里面的风景”，心里却在沉沉地思索着，既是警示自己，又是告诫别人：

　　我们不要拿浅薄的好奇心来玩弄照相器，不要制出残废的照片来。

　　2011年6月下旬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坐火车在湘黔交界的崇山峻岭间穿行，而旅行目的也正是为摄影之事。此情此景，先生所述颇能神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先贤，或关注摄影的文化精英们之于中国摄影的拳拳服膺，对摄影的认知、评判、思虑及自觉，犹如眼前的青山绿水，渐次入眼。这些民国年间的摄影文化遗产，所确立的摄影文化或智识基调，甚至政治、道义基调，所呈现的大义，值得深入探究。

　　1923年，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便敏锐地意识到国人“摄影之学”，“其体用理法率皆译自西籍”。对有着高度文化自觉，并负有振兴、建设新文化责任的民国文化精英们来说，这一问题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忧虑。

　　次年，北京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名为“光社”)发起人之一陈万里先生，对此做出回应。他提出，摄影“不仅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更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

　　陈万里先生不是一个袖手旁观之人，说这话时，他沉醉于摄影已经四年有余，朋友、同好也“必说他是一个善于照相的人”，更有我国第一本个人摄影集《大风集》刊布。顾颉刚先生甚至考证出陈万里的摄影生涯发端于民国九年，起先是“为了补足游事的趣味，试学照相而已”;后来照相却成了“他的痼癖”，以至于“不离手的弄”。

　　陈万里经常阅读其他国家的摄影年鉴，觉得代表各国的作品都有他们“固有的色彩与特点”。他对于近邻东洋的摄影状况尤为关注，并得出了使他不安的结论：在世界摄影的版图上，向来代表东方的是日本;另一方面，日本跟欧美的作品就有明显的不同。陈万里退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去，从内部寻找力量。中国有数千年悠久深远的历史，许多诗人从他们的诗里表示出他们特有的美感，许多艺术家跟随了诗人的心灵来显示他们理想中的境界，成就了中国民族的特异色彩。眼前摄影界的差强人意，在陈万里看来只是暂时现象，他憧憬道：这种中国文化的“特异色彩”，一旦逢到爆发的机会，当然的还我本色，毫无疑义。为此，他祝颂摄影的同志们：大家起来，担负此种宣传中国艺术固有的色彩同特点于世界，使世界的摄影年鉴上有中国的地位。

　　为何“中国的摄影界不易有显著的起步呢?”

　　1924年7月23日，顾颉刚诊断出的病因是：中国的爱美的照相家从来不曾有过一回的结合。言下之意，一盘散沙，老死不相往来的照相家们，互为壁垒，隔膜自处，视自身经验为独门绝技，这怎么能够造就摄影事业“显著的进步呢”?顾颉刚称赞“光社”的成立，使得摄影有了“更为公平的展览”、“切实的研究”。光社中人，如钱景华先生、老焱若先生、吴郁周先生、黄振玉先生、褚保衡先生、吴缉熙先生，成绩都很好。陈万里身为光社的发起人之一，“爱美的天才”、“能任事务的人”，自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切磋攻错，夜以继日，艺术的进步自然更快了。

这一年，曾在日本、欧洲学习游历10年的钱稻孙先生更从比较的视野，指陈中国摄影面临的困局：摄影之术传入中国以来，年代已久，可是直到彼时，依然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化它;一般人连鉴赏多还不知道呢!更哪里知道世界上这摄影在今天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占的何等地位?

　　他悲叹道：我们对于世界上的摄影既然如此地无知;那世界上对于我们的摄影，也就丝毫不晓得。

　　到二十年代末，关注摄影文化的精英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加强烈。这可以看作是在世界摄影领域，中国摄影文化受到忽略，进而使得他们内心受到伤害的直接产物。

　　忧叹声中，时间跨入1930年代，情形如何?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吗?

　　1931年，画家兼摄影家胡伯翔先生更是感时伤世，痛心疾首：“我国摄影界之现象，泯棼已极”：所谓摄影者，扳镜头而已，冲晒而已，添改而已。外人评述说：摄影家、摄影家、摄影之道，如此而已乎。

　　产生这种状况，原因何在?胡伯翔分析说，根本原因在于国人对包括摄影在内的“实学”—这一“我国民亟待矫正之弱点”—冷淡所致。他更进一步从中国学术传统中得出结论：我国屹立东亚自有四千余年之文化，一向居于先进地位，以此与西方文明抗衡。先前的学者，多仅知以步趋古人为天职，非前人之学，不认为有什么研究价值，且以师人之法为可耻;这一切导致了“吾国于摄影之贡献果何在耶?”

　　在这里，胡伯翔提出了摄影研究中“学术之精神”。以下这段文字，是他对摄影术传入中国近百年来，简约而又透彻的认知;强烈的历史感与批判意识，痛快淋漓的针砭之笔，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吾国最初之摄影家，鲜有以研究学术之精神临之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有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其时传教者或商人，对于斯道，未能深明其学理技术，可断言也。而得知者，复视同枕秘，不肯轻易示人，师徒相承，辗转传播，以讹传讹，遂致毫无新知。纵有好学者，亦不得其门而入，安有登堂入室之望哉。”

　　鲜有以研究学术之精神临之者，仅仅停留在“用”、工具的层面上，那么国人的“摄影之学”，“其体用理法率皆译自西籍”，便是最为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此，胡伯翔呼应了张元济的看法。

　　作为实践者，胡伯翔的思考比之张元济更为深入。他要问的问题是，仅仅在技艺、工具的层面上理解摄影，仅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像封闭的手工业者一般保守自闭，如何能够成就一番中国气象呢?何以深明“学理技术”，确立“学术之精神”呢?

　　胡伯翔的认知，与7年前偶然涉猎摄影问题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时间在流逝，但问题依然如故。

　　先贤们的忧愤与叹息，不能不让人生出诸多感慨来。今之用心体悟，对中国摄影含混多元的来时路也可多少理出一些脉络。

教师之友网

广东南海人邹伯奇　　自制中国首部相机现存唯一的自拍像玻璃底版珍藏于广州博物馆
　　自制中国首部相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05c530100bxl6.html
　　现存唯一的自拍像玻璃底版珍藏于广州博物馆
　　1844年，世界摄影术（即达盖尔银版法）经由港澳传入广东；同年，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发明制作出中国第一部“摄影之器”，之后又自制感光湿版和显定影化学制剂并拍摄出照片。
　　文\本报记者 黄丹彤 图\黎旭阳
　　本报讯 “中国自制相机第一人邹伯奇（1819~1869）一块自拍像玻璃底版就珍藏在广州博物馆！是现存唯一被发现的邹伯奇像玻璃底版，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日前，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兴奋地向本报报料。程存洁说，上月27日《广州日报》刊登“创刊56周年征集老照片”活动的消息引起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关注。经过连日整理和检索，馆藏中还发现一块同治年间依据邹伯奇携弟子测绘的地图刻下的《寻冈洲图》石碑，石刻地图描绘了邹伯奇老家广东南海寻冈洲。
　　珍贵：
　　广博馆珍藏邹伯奇唯一照片底版
　　日前，记者在广州镇海楼看到了这件弥足珍贵的文物。这件玻璃底版自拍像宽7.8厘米，高8.4厘米，只见邹伯奇右侧身坐在靠椅上，右手拿着一本书，左手握着纪限仪。这块玻璃底版正面是光滑的，整个成像都粘贴在内层。“清代传统国人最禁忌侧身露出‘阴阳脸’，而底版上的邹伯奇却是侧身而坐，与传统正面像相片不同，这样凸现立体造型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存洁表示，馆藏记载，这张玻璃底版像1961年由邹伯奇曾孙邹孟才捐赠。“关于当年邹伯奇后人捐赠的更多细节，馆里并无更多文字记载。”
　　而在镇海楼的碑林中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落，一块同治年间刻下的《寻冈洲图》静静屹立，如果不是特别提醒，谁也不会将它和摄影关联起来。它碑高1.76米，宽0.81米，是邹伯奇命其学生用他的绘图法制成，原置于邹伯奇的老家南海寻冈洲泌冲乡。1963年才移置广州博物馆。石碑上还有1873年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题写的评价：“此图每方格为一里……山川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至极矣。”
　　惊奇：
　　百多年底版冲出清晰邹伯奇相片
　　“真没想到这块玻璃底版还冲印了极为清晰的邹伯奇相片。”昨晚，北京的邹伯奇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提起35年前冲洗邹伯奇相片一事，68岁的戴念祖依然亢奋。
　　“根据邹伯奇留下一张照片背面的‘行年将50’等资料推测，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邹伯奇像玻璃底版很可能就是1863年间拍摄。这也是邹伯奇用自制‘摄影之器’为自己拍摄的照片。”戴念祖回忆，1973年到广州参加一个天文学史学术会议，期间他专门参观了陈列于广州博物馆的邹伯奇当年用于测量的工具，引发了对邹伯奇的研究兴趣，一位叫做刘国英的朋友帮他“走后门”想尽办法找到广州博物馆，还用这块极为珍贵的玻璃底版（当年未定“国家一级”文物）制作出邹伯奇相片。戴念祖在今年8月份新出版专著《细推物理——戴念祖科学史文记》中这样评价邹伯奇：从邹伯奇的“自照遗真”断定他于1863~1866年间，在西方传入中国的摄影术启示下，以玻璃版照像术开创了中国摄影业，这是毫无疑问的，纵使邹伯奇不是玻璃版照像术的独立发明人，他也理应当享有以玻璃版照像术拍摄人物肖像获得成功的荣誉。
　　遗憾：
　　1844年自制首部相机已不知去向
　　戴念祖说，邹伯奇1844年完成两篇摄影著作——《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摄影之器记》中说道，“岁在乙末（即公元1835年，邹伯奇16岁）”，邹伯奇从《梦溪笔谈》的塔倒影与阳燧倒影同理中，开始对透镜成像的研究发生兴趣。“甲辰岁”（公元1844年），因用透镜取火，引申触类而做“摄影器”。这种“摄影器”，实际上就是“取景器”。通过一个凸透镜进入暗箱的外景物之像现于箱内一白净纸上，以彩笔在该白纸上依像摩画，即成“平远山水一幅”。“邹伯奇发明制造了中国第一部相机。” 戴念祖说。据记载，邹伯奇使用过的那部相机一直保留至抗日战争初期，其间还曾展览过，但后来就去向不明。
　　“而后邹伯奇又制成感光湿版和显定影的化学制剂，发明了我国最早的照相法——湿片照相法，并拍摄出照片，如其自摄像。”
　　争议：
　　照片是自拍还是他人所拍有争论
　　广东资深摄影评论家郑蔚帆透露，之前尽管很少人知道邹伯奇这张照片的底版流向何处，但对这张相片是否邹伯奇自拍像，还是由他人拍摄，摄影界仍有不少争议。有人根据一首邹伯奇的《自照遗真》题诗，作为自拍照证据，《自照遗真》这样写道：“平常容貌古，通套布衣新。自照原无意，呼之有如神。均瞻留地步，觉处悟天真。樵占鳖峰侧，渔居泌水滨。行年将五十，乐道识纤尘。”
　　邹伯奇玄孙邹信廉表示，他手头至今还保存两张邹伯奇照片的影印件，其中一张就是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邹伯奇像玻璃底版；另一张则是邹伯奇在泌冲邹氏祠堂用象限仪观察天象。“已故的华南工学院教授梁恒心曾对两张照片做过比较。他认为，这两张照片不是照相馆的背景，其中第二张照片的祠堂解放后还存在。他推论照片是邹伯奇用自己研制的相机照的，叫别人按的快门。”邹信廉透露。
　　邹伯奇
　　清代物理学家
　　精通“照像术”
　　邹伯奇（1819~1869 广东南海人）清代物理学家，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地理学等都很有研究。他自己动手制作照相机并拍摄照片，并著有《摄影之器记》和《格术补》，专门探讨摄影技艺及理论问题。
　　他17岁开始研究光学，对北宋科学家沈括“格术”（研究光线通过焦点成倒像的原理）之说作了详尽探讨，写成《格术补》，当中叙述了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他研究“照像术”，于1844年成功研制中国第一架用于测绘、摄影的照相机——“摄影之器”。他的《摄影之器记》和另一篇文稿论述了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光板制造和拍摄、冲洗等方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著作。
　　1869年5月，邹伯奇因急病去世，终年50岁。
　　本报公开征集粤港澳老照片，拍摄时间须在1952年12月1日之前，黑白彩色不拘，单张组照均可。照片可送至广州日报社，也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会陆续刊登一些百年前广州的老照片，欢迎读者与我们联系，一起找出照片所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