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照相术专书《脱影奇观》

教师之友网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照相术专书《脱影奇观》

1839年8月法国政府公布了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但摄影术何时传入中 国，至今仍是一个谜。有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通商口岸已有了携带照相机的 外国人，有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洋人才获准把照相机带到这个古国的 土地上。但是外国摄影师对于照相技术是秘而不宣的。有确凿的材料证明， 1844年广东科学家邹伯奇已开始研制照相机并获得了成功。嗣后他还摸索配 制感光材料，用自己研制的全套设备材料拍摄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是目前 国内最早的摄影作品之一。其中一张现存于广州市博物馆。邹伯奇把自己研 制照相机的结构和摄影成影原理写入了《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等文中。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洋照相术已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鲁迅在《论 照相之类》中提到：“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 人捣毁的事情。”①乡下已有反响，想来在沿海城市反应更强烈了。同治初年 成书的王韬《瀛壖杂志》中这样记道：“西人照像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 而亦参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藉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药，大抵 不外乎硝磺强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 目分晰，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 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拓 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称当时在上海最先产生社会影响 的摄影家有法人李阁郎、华人罗元祐。并称新近“格致之学渐悟，摄影入镜 可以不用日光，但聚空中电气之光照之，更胜于日，故虽夜间亦可为之。技 至此，疑其为神矣”。②王韬还在1860年的日记中写道，江西人吴嘉善准备 学摄影术，托回英国的传教士艾约瑟购买摄影器材，李善兰甚至把一本《照 影法》的书“已译其半”。③ 据吴群《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一书，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摄影术专书， 是1873年英国医生德贞（Dudgeon，John Hepburn，1837—1901）编译而成 的《脱影奇观》一书。④德贞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在英国时就是一位摄影 爱好者，曾“初试照影，以为博戏之事”，1862年来华，在崇文门内设立京 都施医院。多年来前往就诊者不少，有的知其通摄影术，就不断上门请教。 他曾在《中西闻见录》上发表过《镜影灯说》和其他方面的摄影译文，很受 读者欢迎。面对众多向他讨教摄影术的初学者，他“终日应答不遑，衷情仄 然，因思将脱影之事，译出华文编次成书，用酬友道，稍舒歉仄”。这是该 书诞生的由来。 1873年该书出版，为木版大字线装本，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分装元、 亨、利、贞四册，版权为京都施医院所有。1898年前又增译续编一册。该书 “例言”的开篇就讲：“是书之译也，为酬友谊而设。摘其易于通晓者以便 初学。”全书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附有《脱影源流史传》，卷 末附录《镜影灯说》，内容完整，文理清楚，简明扼要。书中介绍了银版法、 湿版法、卡罗法等这些世界上早期并行发展的摄影方法，使读者能辨其差异， ① 《语丝》第九期，1924 年1 月2 日。 ② 《瀛壖杂志》，岳麓书社1988 年，页202～203。 ③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 年，页155～156。 ④ 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 年，页81～87。 自行比较、选择。药品名称，作者采用中西对照的方法，以便读者理解和应 用，随着照相材料和摄影方法不断更新，作者又补充刊行“续编”一册。总 理衙门大臣崇厚读后称赞说：“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且刊叙自何 人创始以及何人讲习，精益求精，各极其妙。可见一艺之难，专习者积数十 年心力，甫能得其奥妙。惟望后来者能神而明之，推陈出新，庶不负德贞医 士翻译之苦心，且于光学化学中更有进境也。”刑部尚书完颜崇实还即兴咏 诗二首：“光学须从化学详，西人格物有奇方，但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 无遁藏。”“常住光中宝镜台，幻成真境早安排，何生何天凭君看，都自圆 明觉海来。”徐维刚《东西学书录》称赞“此书所言即灯影镜套下之法，然 近来于脱影一事，法更加密，放大影像，有电光以摄影者，可为奇妙”。 《脱影奇观》的出版，在中国揭开了摄影术的奥秘，打破了西方摄影师 的技术垄断，对在国内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也起了良好的作用。译 者声明，将照相之法公之于世，目的在于证明摄影术绝非玄技，而是人人都 能够掌握的。借此揭露那些说照相术是“异端”、“邪术”，“非目睛之水， 即人心之血”等奇谈怪论。很多中国人通过书中传授的方法掌握了摄影术。 《沪游杂记》中讲道，就在该书出版之后，“近日华人得其法，购药水器具 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①同时也推动了摄影书籍的翻译。1880 年《格致 汇编》九卷至十二卷连载了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照相略法》，后改名《色 相留真》单行出版。徐寿还编译了《照相器》、《照相干片法》等书。 ① 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页19。

教师之友网

谁最早把摄影术传入中国
来源：浙江摄影网  时间：2010/9/15


　　谁是将摄影术传入中国第一人，史学家尚未有最后定论，不过，本文列出的两位都是“最早……之一”。
　　业内观点：1844年，两广总督耆英 最早拥有自己的“小照”
　　“于勒·埃及尔（JulesItier）是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

法国摄影博物馆：至今珍藏1844年拍摄的中国第一张达盖尔银版法照片

　　两广总督耆英（1790-1858）的一张黑白正身人头像原件，至今依然收藏在巴黎的法国摄影博物馆，这是中国的第一张使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是1844年法国外交官于勒·埃及尔在中国拍下的。

　　于勒·埃及尔就是那个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到中国，是他第一个将摄影的技术带了进来，并拍摄了中国最早的风光和人像照。

　　根据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史料记载，埃及尔当时是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代表同法国财政部长等官员，于1843年12月由法国布雷斯特港登船乘坐“西来纳号”三桅战舰，于1844年10月抵达澳门，然后换乘“阿基米德号”船到达广州黄埔港。

　　在中国期间，他参加中法贸易协定的签字，用达盖尔银版法摄下了两个国家的代表：拉萼尼（法国使臣）和中国总督耆英……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拍摄了潘仕成（广州洋行买办）的肖像及其家庭的照片……

　　1978年出版的《十九世纪中国照片展览介绍》（LaChine，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背景。

　　于勒·埃及尔：他拍摄了广东也是我国最早的风光和人像照片

　　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是短暂的，活动范围也不大，但作为第一个将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他的照片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收藏，他于穗港澳拍摄了在广东也是我国最早的风光和人像照片。由此，埃及尔在中国摄影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耆英：在摄影史上，耆英成为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839年8月19日法国宣告摄影术诞生，之后，摄影即于鸦片战争期间，特别是随着中国沿海划出通商口岸而经香港传入广东乃至内地。

　　在外交活动中，耆英接受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及其妻女的照片。璞鼎查由此也成为第一个将照片带到中国来的人；而耆英在一份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则提及了1844年8月，他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作为礼仪之一将自己的“小照”（当时对照片的称呼）赠送给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4国使臣。

教师之友网

摄影技术的传入

多少年来，人们在寻求着一种能够忠实地记录现实的方法。在画家们广泛使用“绘画暗箱”的基础上，1725年德国阿道夫大学的舒尔策教授做了关于硝酸银感光性试验，十九世纪初，英国托马斯·韦奇伍德做的银盐感光实验又使感光化学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银盐溶剂，使“拍摄”的影像不能固定和保存。 1822年，法国夏龙市石版印刷技术工匠——尼赛弗尔·尼埃普斯为了改进印刷方法，开始了沥青感光版的研究。1826年，他把感光版装人暗箱，获得一张记录工作室外街景的照片，从而完成了“日光蚀刻法”的研究。但这项成果，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1829年，法国巴黎的舞台美术师路易·达盖尔和尼埃普斯订立契约，开始共同研究。1837年，达盖尔终于确立了一种较为完善的摄影方法。那时尼埃普斯已去世三年，达盖尔认为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尼埃普斯没有直接关系，就把这项发明命名为“达盖尔法”（Dapuerreotype）。1839年8月，法国政府收买了达盖尔法的发明权，并把它公布于世。于是1839年，被多数人公认为摄影术诞生的年代。几乎与达盖尔同时；英国人塔尔博特也发明了一种被证明为更实用的方法——“负正法”（又称卡罗法，Colotype）的摄影方法。         摄影术诞生后很快风靡了整个世界，国外一些书中描写道：“摄影技术！它以彗星爆炸式的威力，突然涌现于一向平静而又自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路易·达居尔（即达盖尔）在1839年发表了他的摄影制作法，几个月内，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流行玩意。不论是巴黎还是伦敦，两地的光学商店（人们在那里购买到镜头），以及药房（那里出售冲洗药品）都突然挤满了摄影爱好者，急于购买自己的摄影机和感光版……”。         “这种潮流及活动，遍及世界各地，仅1853年，美国就有一万多人拍摄了三百多万幅照片。在伦敦，人们可以租用装有玻璃天棚的摄影室来拍照，租用黑房进行冲洗；1856年，伦敦大学的课程甚至增开了一门摄影技术课。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消遣事业诞生了”。 摄影术诞生后不久，就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沿海五个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划为通商口岸。优惠的关税协议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各国传教士也接踵而来。在日益频繁的外交、经济贸易活动中，沟通了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渠道。 摄影术在中国的出现         摄影术在中国的应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据有关材料记载，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在历史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外交官”的耆英，1843年在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了璞鼎查本人及妻女的图像，因此，他认为赠送肖像是外交中不可缺少的礼节。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四国官员向他索取“小照”，他很快将一式四份“小照”分赠。他在给皇帝的奏片中说：“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小照”是中国旧有的名词，原为人们对画像的称呼，当摄影传入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借用“画小照”来称呼摄影。27 当时给耆英拍照的人是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身份来华的埃及尔（Jules Itier），他是和拉乌尼同乘一艘三桅战船到达澳门的。卷英的照片使用的是银版法拍摄的，原作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馆中至今还有收藏。同船到达的另一个携有照相器具的人，是法国传教士南格禄（GottelanclClauole），不久，他就到上海去了。         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的情况，在当时就有了文字记载。1846年，香港的报纸上有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宣称：“香港银版摄影和锌版印刷公司有香港及中国彩色与黑白照片出售。”28 但在二个月后，这家公司被一个叫麦凯的摄影师接管，麦凯接管后开了个摄影室，经营了大约两年光景。         湖南进士周寿昌1846年在广东游历了三个月，将所见所闻写入日记，其中记载了中国早期摄影的一些情况，颇堪注目。他说：“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镶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文中提到的“术人”即摄影师。1883年，周寿昌又在原文下加了注：“今照相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制药必自外洋，镜亦如此，有高下数等。” 广东早期有关摄影的另一条记载见于福格著的《听雨丛谈》：“海国有用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毕具，宛然其人。其法甚妙，其制甚奇……。”福格是广东河州营副将，死于咸丰五年（1856）。上述记载，证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摄影已经进入了中国。 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照相馆 1860年前后，为了牟取暴利，外国人在广州和上海等地开设了照相店。关于当时外国摄影师开店摄影的情况，在清代文人倪鸿写的一首叫《观西人以镜取影歌》中，描写得非常真切。这是一首1861年写成的七言诗，洋洋三百余字。诗中说，作者本人听说有个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开了一个照相店，不需绘画，就能取得人的容貌。当地人争先前往拍照，使店主大发横财，以致“日获洋钱满一车”。作者感到惊奇，就亲自跑去观看。诗中接下去是说作者看到拍照片的过程：“竿头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更复六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觇觎，时辰表转刚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诗中讲的是湿版法摄影，还说用这种方法得出的肖像，可以“百年之内难模糊。”这首诗，写得形象生动，可见摄影给倪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地处长江口的上海，十七世纪后，海外贸易已十分发达。《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定为通商口岸，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形形色色的外国冒险家，使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萌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外国人也把照相机带入了上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达上海的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已开始了摄影活动。据记载，同期另一个叫李阁朗的法国人在上海专门给当地人拍摄肖像照片，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这时，各类精巧的外国摄影画片也流入中国，充斥了上海的文化市场。这些沿海地区职业摄影师和摄影图片的出现，引起国人浓厚的兴趣。摄影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但是当时国内摄影技术的应用仅限于南方沿海的少数城市。 中国照相业的出现         摄影的突出特点是能够准确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这种强烈的纪实性使其他艺术（或工艺）望尘莫及。因而摄影在中国出现后，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摄影术传入以前，人们要把自己的形象保存下来需求助于画师，利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把人的容貌描绘在纸上，以便保留和欣赏。当时给活着的人画象叫“小照”，画死去的人叫“影象”。后来“照象”一词就是这两个名词合成的。各地都有不少职业画师，开设“影像铺”，以满足市民的需要。影像铺的画师尽管具备相当的绘画水平，或者用绘画暗箱作辅助工具，但毕竟是使用画笔，既耗费时间，又工价昂贵。况且画师们绘画技术有高低之分，难免失之准确。照相馆在中国出现后，人们觉得，摄影比起画像，不仅价钱便宜，方法快捷，而且形象最逼真，因此光顾之客越来越多。给画像行业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很多画师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技术，改业经营照相。在中国最早开业的照相馆中，不少摄影师就是由画师转业的。例如，咸丰年间（1851——1861），在香港合伙经营油画业的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预见到照相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认为摄影和绘画有相通的一面，于是便合资延请了当地外国兵营中一个会摄影的人传授技术。学成后各投资二百元置办器材，遂改营照相馆。几年以后，三人分道扬镳，除周森峰留香港继续经营外，谢芬去福州开照相馆，张老秋回到广州，开设了“宜昌”照相馆。这种画师改业从事照相的情况，在早期摄影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除画师以外，另外一些中国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学会了摄影技术，纷纷开业。据史料记载：“温棣南君，粤人，其父营业于本城大新街，业苏杭布匹。店名缤纶。常与外国人往来贸易。时有美国人自港来省，携有器械，欲摄取本城之风景者也。寄寓该店。棣南深慕之，求得其木。时在同治年间。干片尚未发明，所用者仅湿片与蛋白纸而且。棣南学成后，即在本店开业，并以术授其兄。”不仅香港广州如此，另一些开埠城市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中国摄影师。上海的罗元佑，在学会摄影后，开业专门从事肖像摄影。据人们的评价说，罗的技术远在法 国人李阁朗之上。很快成为受人欢迎的中国摄影师。这样，在摄影术被外国人带入中国以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中国的职业摄影师已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 1860年以前，摄影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只限于南方沿海几省。中国北方由于不许外国人进入，所以那里的人们依然对摄影茫然无知。《南京条约》签订后不到二十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使英法侵略军长驱直入，攻占了北方重镇天津和国都北京。         在这以前，世上流行的摄影方法已有明显改进。达盖尔最初使用的银版法，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开端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但是就其使用的器材或实用技术来说都欠完善。卡罗法摄影技术，能用一张薄纸底片印制多数量的照片，可是感光速度仍然很低，不能满足很多场面的拍摄需要。1851年，阿彻尔推出了湿版火棉胶法摄影术，就是通常说的湿版法。这种方法在使用上并不方便，但底片感光速度大大提高了，使摄影师能够拍摄更为广泛的生活内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一些摄影师开始尝试用摄影来表现战争场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费利斯·比特等人就是英法联军中的随军摄影师。这些人在随军拍摄中，把摄影带到了中国北方地区。         天津地方史文献中，曾记述了英法联军中的摄影师在天津拍照的情况。据《津门闻见录》记载：“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象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36 1861年，清朝一个高级官员从天津启程赴任，被英国人拦住了轿，强行给他拍了照片。当时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1860年10月24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中英《北京条约》签约仪式在“礼都大堂”举行，外国摄影师拍照时，围观群众达一万多人。清代文人刘毓楠记载拍照时的情况说：“大堂檐外设一架，上有方木盒，中有镜，复以红毡，不知何物？……是日观者万余人。”清官员殷兆镛在《自订年谱》中记道：“十一、二日，王大臣同英、佛（法）两国集利部换约。夷人照镜为图，以寄国主”。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欧洲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十分活跃。在这以前，中国北方地区人民从未接触过摄影，因此，外国摄影师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当地人们的注意。这种迹象说明，北方地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不仅没有照相馆，而且大多数人对摄影从未接触过。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般很难传入，即使有传入者，它的发展和传播也受到种种封建势力的限制。但是，摄影术发明和走向盛行的年代，正赶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摄影术在发明后的几年内就很快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比较顺利地得到传播。出现了一些业余摄影爱好者和以摄影为职业的专业摄影师。开创了中国摄影萌芽时期最初局面。然而，在国内的其它地区，由于封建保守势力和交通上不发达的原因，摄影术未能及时进入到这些地区。1860年以后，中国北方的门户被帝国主义轰开，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摄影术产生了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苗头和趋势。

教师之友网

广东南海人邹伯奇　　自制中国首部相机现存唯一的自拍像玻璃底版珍藏于广州博物馆
　　自制中国首部相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05c530100bxl6.html
　　现存唯一的自拍像玻璃底版珍藏于广州博物馆
　　1844年，世界摄影术（即达盖尔银版法）经由港澳传入广东；同年，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发明制作出中国第一部“摄影之器”，之后又自制感光湿版和显定影化学制剂并拍摄出照片。
　　文\本报记者 黄丹彤 图\黎旭阳
　　本报讯 “中国自制相机第一人邹伯奇（1819~1869）一块自拍像玻璃底版就珍藏在广州博物馆！是现存唯一被发现的邹伯奇像玻璃底版，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日前，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兴奋地向本报报料。程存洁说，上月27日《广州日报》刊登“创刊56周年征集老照片”活动的消息引起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关注。经过连日整理和检索，馆藏中还发现一块同治年间依据邹伯奇携弟子测绘的地图刻下的《寻冈洲图》石碑，石刻地图描绘了邹伯奇老家广东南海寻冈洲。
　　珍贵：
　　广博馆珍藏邹伯奇唯一照片底版
　　日前，记者在广州镇海楼看到了这件弥足珍贵的文物。这件玻璃底版自拍像宽7.8厘米，高8.4厘米，只见邹伯奇右侧身坐在靠椅上，右手拿着一本书，左手握着纪限仪。这块玻璃底版正面是光滑的，整个成像都粘贴在内层。“清代传统国人最禁忌侧身露出‘阴阳脸’，而底版上的邹伯奇却是侧身而坐，与传统正面像相片不同，这样凸现立体造型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存洁表示，馆藏记载，这张玻璃底版像1961年由邹伯奇曾孙邹孟才捐赠。“关于当年邹伯奇后人捐赠的更多细节，馆里并无更多文字记载。”
　　而在镇海楼的碑林中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落，一块同治年间刻下的《寻冈洲图》静静屹立，如果不是特别提醒，谁也不会将它和摄影关联起来。它碑高1.76米，宽0.81米，是邹伯奇命其学生用他的绘图法制成，原置于邹伯奇的老家南海寻冈洲泌冲乡。1963年才移置广州博物馆。石碑上还有1873年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题写的评价：“此图每方格为一里……山川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至极矣。”
　　惊奇：
　　百多年底版冲出清晰邹伯奇相片
　　“真没想到这块玻璃底版还冲印了极为清晰的邹伯奇相片。”昨晚，北京的邹伯奇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提起35年前冲洗邹伯奇相片一事，68岁的戴念祖依然亢奋。
　　“根据邹伯奇留下一张照片背面的‘行年将50’等资料推测，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邹伯奇像玻璃底版很可能就是1863年间拍摄。这也是邹伯奇用自制‘摄影之器’为自己拍摄的照片。”戴念祖回忆，1973年到广州参加一个天文学史学术会议，期间他专门参观了陈列于广州博物馆的邹伯奇当年用于测量的工具，引发了对邹伯奇的研究兴趣，一位叫做刘国英的朋友帮他“走后门”想尽办法找到广州博物馆，还用这块极为珍贵的玻璃底版（当年未定“国家一级”文物）制作出邹伯奇相片。戴念祖在今年8月份新出版专著《细推物理——戴念祖科学史文记》中这样评价邹伯奇：从邹伯奇的“自照遗真”断定他于1863~1866年间，在西方传入中国的摄影术启示下，以玻璃版照像术开创了中国摄影业，这是毫无疑问的，纵使邹伯奇不是玻璃版照像术的独立发明人，他也理应当享有以玻璃版照像术拍摄人物肖像获得成功的荣誉。
　　遗憾：
　　1844年自制首部相机已不知去向
　　戴念祖说，邹伯奇1844年完成两篇摄影著作——《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摄影之器记》中说道，“岁在乙末（即公元1835年，邹伯奇16岁）”，邹伯奇从《梦溪笔谈》的塔倒影与阳燧倒影同理中，开始对透镜成像的研究发生兴趣。“甲辰岁”（公元1844年），因用透镜取火，引申触类而做“摄影器”。这种“摄影器”，实际上就是“取景器”。通过一个凸透镜进入暗箱的外景物之像现于箱内一白净纸上，以彩笔在该白纸上依像摩画，即成“平远山水一幅”。“邹伯奇发明制造了中国第一部相机。” 戴念祖说。据记载，邹伯奇使用过的那部相机一直保留至抗日战争初期，其间还曾展览过，但后来就去向不明。
　　“而后邹伯奇又制成感光湿版和显定影的化学制剂，发明了我国最早的照相法——湿片照相法，并拍摄出照片，如其自摄像。”
　　争议：
　　照片是自拍还是他人所拍有争论
　　广东资深摄影评论家郑蔚帆透露，之前尽管很少人知道邹伯奇这张照片的底版流向何处，但对这张相片是否邹伯奇自拍像，还是由他人拍摄，摄影界仍有不少争议。有人根据一首邹伯奇的《自照遗真》题诗，作为自拍照证据，《自照遗真》这样写道：“平常容貌古，通套布衣新。自照原无意，呼之有如神。均瞻留地步，觉处悟天真。樵占鳖峰侧，渔居泌水滨。行年将五十，乐道识纤尘。”
　　邹伯奇玄孙邹信廉表示，他手头至今还保存两张邹伯奇照片的影印件，其中一张就是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邹伯奇像玻璃底版；另一张则是邹伯奇在泌冲邹氏祠堂用象限仪观察天象。“已故的华南工学院教授梁恒心曾对两张照片做过比较。他认为，这两张照片不是照相馆的背景，其中第二张照片的祠堂解放后还存在。他推论照片是邹伯奇用自己研制的相机照的，叫别人按的快门。”邹信廉透露。
　　邹伯奇
　　清代物理学家
　　精通“照像术”
　　邹伯奇（1819~1869 广东南海人）清代物理学家，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地理学等都很有研究。他自己动手制作照相机并拍摄照片，并著有《摄影之器记》和《格术补》，专门探讨摄影技艺及理论问题。
　　他17岁开始研究光学，对北宋科学家沈括“格术”（研究光线通过焦点成倒像的原理）之说作了详尽探讨，写成《格术补》，当中叙述了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他研究“照像术”，于1844年成功研制中国第一架用于测绘、摄影的照相机——“摄影之器”。他的《摄影之器记》和另一篇文稿论述了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光板制造和拍摄、冲洗等方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著作。
　　1869年5月，邹伯奇因急病去世，终年50岁。
　　本报公开征集粤港澳老照片，拍摄时间须在1952年12月1日之前，黑白彩色不拘，单张组照均可。照片可送至广州日报社，也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会陆续刊登一些百年前广州的老照片，欢迎读者与我们联系，一起找出照片所拍的地方。

教师之友网

大义过眼录 ——30年代中国摄影之批判原帖：http://photo.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182898#DS

作者：晋永权

1927年，丁卯年元宵节，丰子恺先生见月闲坐，伏案记下乘坐沪杭列车时遇见的一位“先生”。这是一位“真是很有趣味而又很有意义的教构图的先生”。

　　这先生就是火车。

　　面对“现在照相真是流行极了”的情形，旅途中的丰子恺凝神注目窗外“黄金律窗框子里面的风景”，心里却在沉沉地思索着，既是警示自己，又是告诫别人：

　　我们不要拿浅薄的好奇心来玩弄照相器，不要制出残废的照片来。

　　2011年6月下旬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坐火车在湘黔交界的崇山峻岭间穿行，而旅行目的也正是为摄影之事。此情此景，先生所述颇能神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先贤，或关注摄影的文化精英们之于中国摄影的拳拳服膺，对摄影的认知、评判、思虑及自觉，犹如眼前的青山绿水，渐次入眼。这些民国年间的摄影文化遗产，所确立的摄影文化或智识基调，甚至政治、道义基调，所呈现的大义，值得深入探究。

　　1923年，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便敏锐地意识到国人“摄影之学”，“其体用理法率皆译自西籍”。对有着高度文化自觉，并负有振兴、建设新文化责任的民国文化精英们来说，这一问题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忧虑。

　　次年，北京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名为“光社”)发起人之一陈万里先生，对此做出回应。他提出，摄影“不仅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更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

　　陈万里先生不是一个袖手旁观之人，说这话时，他沉醉于摄影已经四年有余，朋友、同好也“必说他是一个善于照相的人”，更有我国第一本个人摄影集《大风集》刊布。顾颉刚先生甚至考证出陈万里的摄影生涯发端于民国九年，起先是“为了补足游事的趣味，试学照相而已”;后来照相却成了“他的痼癖”，以至于“不离手的弄”。

　　陈万里经常阅读其他国家的摄影年鉴，觉得代表各国的作品都有他们“固有的色彩与特点”。他对于近邻东洋的摄影状况尤为关注，并得出了使他不安的结论：在世界摄影的版图上，向来代表东方的是日本;另一方面，日本跟欧美的作品就有明显的不同。陈万里退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去，从内部寻找力量。中国有数千年悠久深远的历史，许多诗人从他们的诗里表示出他们特有的美感，许多艺术家跟随了诗人的心灵来显示他们理想中的境界，成就了中国民族的特异色彩。眼前摄影界的差强人意，在陈万里看来只是暂时现象，他憧憬道：这种中国文化的“特异色彩”，一旦逢到爆发的机会，当然的还我本色，毫无疑义。为此，他祝颂摄影的同志们：大家起来，担负此种宣传中国艺术固有的色彩同特点于世界，使世界的摄影年鉴上有中国的地位。

　　为何“中国的摄影界不易有显著的起步呢?”

　　1924年7月23日，顾颉刚诊断出的病因是：中国的爱美的照相家从来不曾有过一回的结合。言下之意，一盘散沙，老死不相往来的照相家们，互为壁垒，隔膜自处，视自身经验为独门绝技，这怎么能够造就摄影事业“显著的进步呢”?顾颉刚称赞“光社”的成立，使得摄影有了“更为公平的展览”、“切实的研究”。光社中人，如钱景华先生、老焱若先生、吴郁周先生、黄振玉先生、褚保衡先生、吴缉熙先生，成绩都很好。陈万里身为光社的发起人之一，“爱美的天才”、“能任事务的人”，自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切磋攻错，夜以继日，艺术的进步自然更快了。

这一年，曾在日本、欧洲学习游历10年的钱稻孙先生更从比较的视野，指陈中国摄影面临的困局：摄影之术传入中国以来，年代已久，可是直到彼时，依然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化它;一般人连鉴赏多还不知道呢!更哪里知道世界上这摄影在今天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占的何等地位?

　　他悲叹道：我们对于世界上的摄影既然如此地无知;那世界上对于我们的摄影，也就丝毫不晓得。

　　到二十年代末，关注摄影文化的精英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加强烈。这可以看作是在世界摄影领域，中国摄影文化受到忽略，进而使得他们内心受到伤害的直接产物。

　　忧叹声中，时间跨入1930年代，情形如何?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吗?

　　1931年，画家兼摄影家胡伯翔先生更是感时伤世，痛心疾首：“我国摄影界之现象，泯棼已极”：所谓摄影者，扳镜头而已，冲晒而已，添改而已。外人评述说：摄影家、摄影家、摄影之道，如此而已乎。

　　产生这种状况，原因何在?胡伯翔分析说，根本原因在于国人对包括摄影在内的“实学”—这一“我国民亟待矫正之弱点”—冷淡所致。他更进一步从中国学术传统中得出结论：我国屹立东亚自有四千余年之文化，一向居于先进地位，以此与西方文明抗衡。先前的学者，多仅知以步趋古人为天职，非前人之学，不认为有什么研究价值，且以师人之法为可耻;这一切导致了“吾国于摄影之贡献果何在耶?”

　　在这里，胡伯翔提出了摄影研究中“学术之精神”。以下这段文字，是他对摄影术传入中国近百年来，简约而又透彻的认知;强烈的历史感与批判意识，痛快淋漓的针砭之笔，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吾国最初之摄影家，鲜有以研究学术之精神临之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有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其时传教者或商人，对于斯道，未能深明其学理技术，可断言也。而得知者，复视同枕秘，不肯轻易示人，师徒相承，辗转传播，以讹传讹，遂致毫无新知。纵有好学者，亦不得其门而入，安有登堂入室之望哉。”

　　鲜有以研究学术之精神临之者，仅仅停留在“用”、工具的层面上，那么国人的“摄影之学”，“其体用理法率皆译自西籍”，便是最为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此，胡伯翔呼应了张元济的看法。

　　作为实践者，胡伯翔的思考比之张元济更为深入。他要问的问题是，仅仅在技艺、工具的层面上理解摄影，仅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像封闭的手工业者一般保守自闭，如何能够成就一番中国气象呢?何以深明“学理技术”，确立“学术之精神”呢?

　　胡伯翔的认知，与7年前偶然涉猎摄影问题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时间在流逝，但问题依然如故。

　　先贤们的忧愤与叹息，不能不让人生出诸多感慨来。今之用心体悟，对中国摄影含混多元的来时路也可多少理出一些脉络。

教师之友网

1927年11月11日“所谓公理战胜纪念日”当天，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记下了北京光社—非职业摄影同志们的态度：拍照莫不过是求得自己的快乐，安慰自己的精神，尊崇自己的个性，不容有第二人来干涉你。有意兴便做，没意兴便歇，总之，并不想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也不想在摄影艺术上有什么改进或创造，因为他们并不担负这种使命。
　　光社同志们的这种态度难免会引起同道甚至社会舆论的訾议，有人称其“老气横秋”，也有人指斥其“暮气十足”、“腐败不堪”。对此，刘半农并不在意：“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根本上就只担负着对己的责任。”

　　吊诡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就整个的光社来说，它原是去年的老样子”，但被鲁迅先生称为“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的刘半农对摄影的认知却出现了根本转向，并把目光从身边的“光社同志”投向了“全国爱玩照相的同志们”。虽然两次提及摄影者个人，但前后含义差别却很大。先前赞同自说自话的“摄影同志”刘半农，此刻变得充满责任感甚至精英意识，语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说出了“一向要说而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

　　刘半农要求“摄影同志”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像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他借机讽刺了那些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者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的年鉴的摄影家，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这一切据他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

　　这是刘半农“郑重写出”的话，大义昭昭。只是与先前的暧昧态度相比照，其间颇多令人费解之处。难道此时在摄影界宣称“大义”，也是合乎时宜的理性之举吗?民国年间的文化精英在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时颇多自信，虽思想交锋不乏激烈、刻薄，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做到以正确的腔调说话。显然，在1928年，刘半农意识到了自己一年前那些话中，“腔调”出了格，不过他还是适时做出了调整。

　　这一时期，对于摄坛“老手”、“名家”的批评，是一个极值得关注的现象。老一代摄影人“美化人生”、“陶冶情操”，以摄影作为传统文化传宗接代工具的理念遭到了颠覆。十年前，还被顾颉刚尊为“成绩都很好”的老先生们，此时遭到了后来者的诟病。

　　1934年2月，刘三先生在谈论“镜箱和取材”时，抨击国人之于摄影“大都以摄影为消遣的工具的成分，甚至名家也有几位如此，可以说：对于摄影术本身，除了盲从之外，再也没有多大贡献。”

　　刘三主张“提倡社会生活摄影”—用摄影的艺术赤裸裸地暴露出社会的成份，无灵魂人们的忧郁和活力下挣扎的痛苦等等，以资推进社会，而找着时代的核心。


　　这一年6月，月文加入讨论，提出“摄影这东西，虽然为全世界公认为艺术之一种，然而在中国却还幼稚的可怜!”他列举说，在少数人的眼光里，摄影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玩具，他们只知道借此发财，或是借此消遣，就连那些赫赫有名的摄影家的作品，也不过是迎合一般社会心理而已，难怪目今的幼稚!

　　他“把这摄影界的黑幕揭开”，发现充满这个影坛的除公子哥儿、风头主义者外，就是“挂着一块艺术招牌而行骗的”影坛老将，他们把艺术当作一种权威，压住一般新近青年作家，不给他们出头的机会;其实他们自己连艺术的真意都不懂，也不过投合社会所好，骗骗人而已。他更加激进地提出，要排除“以上的三种人，如一天有一种不能排除，我敢说，我们的影坛就一天没有进展的希望”。

　　到1930年代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上海“黑白影社”主席卢施福出于道义、政治上的愤怒，毫不客气地批评“我国的影坛里，很有些所谓老手”，“根本未曾懂得摄影是甚么”，他们只侧重于画意题材，以为一树依稀三五鸦影，就是目空一切的作品;至于看他们的底片，十之八九皆露光不足。这样的作品在肤表上看来，好似幽远而秀丽，但在骨子里不但绝无宏伟的气派，而是弱之又弱的少力摄作罢了。

　　他奉劝这些人“去研究去改造及去创作有力而调和的杰作，为我国影坛增些光荣。”

　　刘三、月文、卢施福等人对于摄影现代性的认知，显然是受传统文化熏染及以守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前辈们所无从把握与理解的。除了宣称大义、痛斥腐朽，还指出方向，至少在理论上中国摄影进入了更开阔的地带。

　　沙飞应运而生，只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彻底。

　　1936年6月，一个学习摄影未满一年的广东开平人、报务员沙飞在桂林举办个展。24岁，初出茅庐的沙飞对多数人还把摄影“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表示出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使得“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底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

　　他惊呼：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和可惜的事呀!

　　沙飞断定，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自己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相的工具。

　　沙飞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国家危难的现实严重刺激了他。一年以后，“具有崭新的思想和手法的摄影艺人沙飞先生”(马宗融先生1936年6月语)投奔延安，逐步成为“红色摄影”的开创人之一。自然，他所反对的“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了土壤。

　　“现在是一九三七年。”

　　“黑白影社”的发起人之一陈传霖在“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一文开头这样记述道。瞻顾中国摄影历程，陈传霖着意强调的是一个沉痛的时间点，是对未来所宣告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及其先前诸多情怀、意志与话题被外力强制中断并消散的开端。然而，纵是在日寇铁蹄声中，视摄影为生命的陈传霖依然惦记着黑白影社“在中国摄影界中所负的责任”，期待通过自己的力量“替这黑与白的艺术在中国开辟一条广平的大道，是要使这艺术也成为我们中华的民族艺术。”他梦想“我们的黑白艺术也能列入国际摄影之宫”，“中国影艺在国际地位上的与日俱进”。

　　一代人的努力与心痛，跃然纸上。

　　曲径 约1920-1930年代初 刘体志 摄

　　半江帆影 约1920-1930年代初 刘体志 摄

　　峰回路转 约1930年 陈传霖 摄

　　秋云 约1930年代 陈传霖 摄

教师之友网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64c4ffe4733687e21aa4f.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64c4ffe4733687e21aa4f.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02564c4ffe4733687e21aa4f.html

教师之友网

http://www.docin.com/p-145485549.html

http://www.docin.com/p-145485549.html


http://www.docin.com/p-145485549.html

教师之友网

陆　　中国照相业的“黄埔军校”
　　摄影术传入我国后，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多为广东人，广东不仅成了中国照相最先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广东摄影师携着器材，将照相馆开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那时，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照相馆，特别是名馆，大多是广东人经营的，广东成为中国照相业的策源地。
　　天津早期最有名的照相馆梁时泰和恒昌，就是广东人梁时泰和王国华在光绪初创办的。
　　１８７９年美国第１８任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时在天津与李鸿章的合影，就由梁时泰拍摄。
　　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这年4月他在天津巡阅北洋舰队，特召梁时泰对此进行拍摄。梁进泰技术熟练、且深知封建官僚的口味，他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醇亲王看到照片后大为高兴，赏给梁时泰400两银子。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
　　上海早期（19世纪70年代）的一批照相名馆，如“苏三兴”、“宜昌”、“丽珠”、“宝记”等，均是广东摄影师经营的。
　　民国年间上海滩最有名的王开照相馆，亦是广东南海人王炽开创立的。1929年，广州建筑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就专门请了王开照相馆的摄影师对建筑过程作拍摄。这套图片资料现已成为广州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中山纪念堂维修时最重要参考依据。

　　链接：广东人与早期摄影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国内就涌现出一些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这批早期探索摄影术的中国人中，广东人最多，有罗森、邹伯奇、赖阿芳、罗元佑、罗以礼等，他们对摄影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罗森，广东人，1852年曾任美国摄影家布朗的助手，对日本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采访摄影，是中国首位旅行摄影师。
　　邹伯奇，南海人，1844年完成了《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两篇与摄影有关的著作，还自制了照相机和其它照相用具，他使用的相机，一直保留到抗日战争的初期。
　　赖阿芳，广东人，1859年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摄影社，专照人物肖像，他的摄影技巧被公认为第一流水平，连英国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也曾给以高度评价。
　　广东香山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曾首次将摄影用于外交事务，维护了侨胞的权益。
　　1873年，秘鲁派专使来华，拟与中国签定招募华工条约。在此之前，秘鲁已有大约十万广东、福建等地的华工，受到非人待遇，中国政府早有所闻，但又无实据来回绝秘鲁，于是李鸿章就委派容闳去秘鲁调查华工的处境，以决定可否签约。容闳到秘鲁后，很快就完成了调查，将报告书及亲手拍摄的24幅图片一并寄送回国内，证实华工在秘鲁受到虐待和歧视确为事实。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说：“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借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目中……有此确凿证据，当亦无辩护之余地”。容闳以摄影为武器，令中方在这场外交事务中取得了主动。
健儿

教师之友网

邹伯奇:中国摄影鼻祖(组图)

邹伯奇档案 邹伯奇（1819-1869）清代科学家。他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地理学等都很有研究。《南海县志》称他“尤精于天文历算，能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他十七岁开始研究光学，对北宋科学家沈括“格术”（研究光线通过焦点成倒像的原理）之说作了详尽的探讨，并经过反复实验，写成《格术补》，当中用数学的方法叙述了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对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工作原理进行了解释。他对摄影（当时称为照像术）进行了全面研究，亲自制造了摄影机，用这部摄影机为自己拍摄的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广州博物馆。他的《摄影之器记》和另一篇文稿论述了光学原理、暗箱制作、感光板制造以及拍摄、冲洗等方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著作。 邹伯奇不迷信古人、洋人和经典，他认为西方的力学、光学、化学等技术，我国古代早有发明。他善于实践，很多科研项目他都亲自试验，亲自进行设计和制造。1869年5月，邹伯奇因急病去世，终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