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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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斌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诗探索》2008年第二期

   

写作：一种永不停息的探索        

梁小斌是当代重要的诗人。他以“朦胧诗人”起步，又走出“朦胧”，开创了当代诗歌日常写作和口语写作的先河。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断探索和嬗变，使得他成为一个可资研究的“范本”。在他身上，既可见当代诗歌史的流动和变迁，又可见个人写作不容于整体诗歌史描述的缝隙。为了对梁小斌的诗歌创作进行总结，并探讨与之相关的诗歌问题，2008年1月12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梁小斌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北京裕龙大酒店召开。诗人、评论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共近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吴思敬教授主持，梁小斌本人也参加了会议。

一：回望和重读：对梁小斌“经典”之作的再认识

梁小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诗蜚声文坛，树立了他的诗人形象。这两首诗普遍被视为他的代表作，也曾入选多种教材，成为了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是研究梁小斌绕不开的诗作。而梁小斌却于2007年初发表文章，对其早期诗作提出了“忏悔”。因此对其“经典”之作的再认识，显得非常必要。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把《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发表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认为这些诗在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声音。他由此向梁小斌表示了敬意。他同时认为梁小斌不应因这两首诗而划入“朦胧诗人”。“朦胧诗人”应该是以北京诗人为主体，由“白洋淀诗群”延伸而来的群体。这两首诗更应该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程光炜把上世纪80年代初期看作是梁小斌写作的高峰期。他不同意梁小斌的“忏悔”，认为诗歌的价值不能因社会转型而发生变化，不能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回忆自己曾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雪白的墙》的赏析文章。谈到梁小斌的“忏悔”，王光明同意《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不是好诗。他认为诗中的国家形象太过抽象，诗人在处理国家和主体的关系时将其简单化了，“中国”同大街上奔跑的少年并没有一种深入到骨肉的关系。而《雪白的墙》更是好诗。这首诗体现的生命、灵魂和纯真的梦想的关系，更具体，更个人性。王光明赞成梁小斌“忏悔”的态度：一个诗人必须在有话要说、有真切感受到时候再写，不必硬写。王光明认为透过梁小斌的自我反省，可以带出很多重要问题，对中国诗歌进行反思和展望。
张同吾（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坦承他对梁小斌诗歌创作的理解主要还在梁小斌早期的创作。他从梁小斌的诗中读出了一种“初唐气象”，有犹疑、彷徨，又蕴涵了光明，这种光明既是真切的，又是朦胧的。张同吾说自己为了编一本面向高中生的诗歌教材，重读百年新诗，发现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依然具有经典意义。梁小斌把时代变革在一个少年身上的投影表现得非常真切。
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判断一首诗是不是好诗，有两个标准，一是文学史的影响，二是作品本身是不是优秀。就这两个标准来看，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都是经典之作。梁小斌即使只有这两首诗，也无损他的经典性地位。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讲师）从梁小斌的“忏悔”谈到了文化反思和新诗史的问题。他认为梁小斌的反思源于认识到了“朦胧诗”在那个时代的双重性，“朦胧诗人”有一套个人话语，也有一套公共话语。梁小斌由此作出了反思。而这种反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值得重新认识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由“忏悔”产生的对“朦胧诗”经典化的重新认识，也值得我们思考。
崔勇（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对《雪白的墙》的细读挖掘了时代的潜文本。在崔勇看来，“朦胧诗”已经是一种“隔世之作”，需要以一种桑塔格所说的“艺术色情学”来对其作出阐释。《雪白的墙》中的复沓，暗合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通道，它通过对未来的美好性的确认，实现了历史的“合目的性”。诗中的“工人”拥有着对墙的管理权，在“不要在这墙上乱画”的微笑告诫背后，暗含着他收回了小朋友乱画的权力，重新整肃了秩序，而“粉刷”则掩盖了粗暴的痕迹，使得一种“知识考古学”成为必要。
王士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由梁小斌早期诗歌中的“我”来探讨其诗歌风格。王士强认为包括梁小斌在内的“朦胧诗人”发出的个体的“我”的声音，是对之前意识形态化了对“大我”形象的反拨。但梁小斌虽然以“人”回复为“人”作为诗歌的起点，其落脚点还是某种“大于个人”的“集体性概念”。王士强认为梁小斌前期诗歌里的“我”是具有统一性的，更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而非现代主义的主体。与王士强的研究角度接近，张墨研（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分析了梁小斌早期诗歌中的抒情结构和主体身份，指出尽管梁小斌早期诗歌往往拥有宏大主题，但主体往往是弱者形象，这使得痛苦经验下的主体形象更加清晰。鲁华夏（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发现梁小斌擅于从呈现和隐喻两个角度，用最单纯的孩童视角将深沉的情感、深奥的哲理表达出来。而周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则比较了梁小斌和顾城的创作，认为梁小斌是一种罐头似的诗意生活，而顾城则是天国似的诗意生活。

二：“断裂”与延续：“朦胧诗”之后的梁小斌诗歌创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梁小斌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抛弃了“朦胧诗”时期优美崇高的风格。他的长诗《断裂》，就是他与过去“断裂”的标志。梁小斌“断裂”之后诗歌的嬗变，及其与前期诗歌的精神延续，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林莽（《诗刊》社，诗人）把梁小斌视作一个有着独立形象的诗人。他不依赖某个标签，而是自由独特地存在着。梁小斌在写《雪白的墙》等诗时，曾是一个在舞台中央的被聚光灯照射的人，但这对他不一定合适。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强光过去后，梁小斌能躲在角落里思考世界。林莽追溯了梁小斌近年的生活：在走出了青少年的蒙昧时期之后，他一直被时代所困，成为一个“多余人”。经过二十多年后，现在这个时代对梁小斌更好了一些，他更得到了大家都认可。林莽对梁小斌今后的写作给予了期许。
冯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认为梁小斌的创作实绩体现了“在坍塌中重建”的先锋姿态。在冯雷看来，“断裂式”、“递进式”的认识观念本质上仍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梁小斌的写作和忏悔真实而细腻地给我们展示了历史事件之间是动态联系着的。在梁小斌早期的作品里已经隐隐展现了诗歌与生活之间的某种不和谐，梁小斌已经开始从日常普通、琐碎的生活细节中来开掘诗意。而他后期的作品看似细碎，实际上却代表了梁小斌在过去文学先锋精神坍塌的遗址上，艰难重建的努力。陈亮（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则认为虽然梁小斌早期诗歌和晚近诗歌迥然不同，但他始终是从个人化的角度，从生活细节出发，对时代和自我做出记录和反思。梁小斌早年说“一块蓝手绢也是意义重大的”，这一诗歌观可以观照他全部的写作。
林喜杰（北京十一中学教师）从梁小斌的处女作《彩陶壶》和他晚近的随笔集《独自成俑》的标题感受到了梁小斌创作的衍变。林喜杰认为梁小斌的抒情从彩陶唤醒的美感开始，体现着一种优美的风格。而他的后期诗歌中，彩陶的花纹散去，呈现出一种“独自成俑”的扭曲的真实，生命的状态在平实的镜像背后是夸大的扭曲。韦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则从梁小斌诗歌中“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变化看出他风格的转变：从没有树立完整而独立的诗人主体自我，到“自我”与“他者”紧张的拉锯战，再到为消除两者间界限、向生活的和解作努力，梁小斌对创作视角不断探索，诗歌视野愈加广阔。卢秋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认为构成梁小斌后期诗歌张力主要是“遮蔽与呈现”，呈现出一种“绘事后素”的美学效果。
潇潇（诗人）并不认可第三代诗人和“朦胧诗”之间存在“断裂”，作为一个“第三代诗人”，潇潇说他们这一代，很多人曾受过包括梁小斌在内的“朦胧诗”的影响。梁小斌的作品风格虽然发生了转变，但体现的个人对时代的承担，一直没有变过。潇潇把梁小斌近期的创作称为“诗的哲学的随笔”。申英利（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则追问了梁小斌的创作渊源，她考证了艾青、郭沫若、北岛、郎士顿·休士等诗人对梁小斌的影响，并分析了梁小斌如何在对前人的借鉴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呈现出“弦外之音”的特点。赵薇（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通过对梁小斌“断裂”之后诗作的考析，论述了他与第三代诗歌的异同。赵薇认为梁小斌往往将深层寓意融入平面化的表述中，日常凡俗叙事、自我意识的深层披露、口语化的即兴表达，以及指向个人化诗质的探求交织一体，呈现出复杂的文本形态。这和第三代诗歌中有意抹煞现象与本质，追求平面效果有很大不同。聂国艳（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认为梁小斌对世俗世界丑恶的呈现，对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的关注，体现了他深刻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使他区别于“第三代诗歌”以后的一些浮躁肤浅的日常写作。而李文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对梁小斌的“断裂”并不认同。李文钢把情感和想像视为诗歌“灵动”的两翼，认为梁小斌正是在用“真实”这把剪刀对自己双翼的“自裁”之中不断向下坠落，坠入了泛滥的“个人经验”海洋，使他再没有创作出可以超越“朦胧诗”时期的经典作品。

三：“诗”与“思”：梁小斌诗文互证的跨文体写作

梁小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主要以随笔为主，诗歌渐少，他的随笔呈现出“诗性”和“思想性”相映成辉的状态。与会者大多对梁小斌的随笔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独自成俑”之后的梁小斌，比之“雪白的墙”时期的梁小斌更有意义。张清华说“俑”并不是“蛹”，一个诗人要成“俑”，意味成为一种化石一样的东西，这体现了一个诗人的决心和勇气。而梁小斌就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见证和活化石，他表明了一个双向的文化关系：知识者的独立思想倾向，会因为其置身的文化格局的自然变动，而不由自主地倒向民间，同时也只有民间才会孕育着接近真实的思想，，但民间的原始与黑夜又必定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掩藏起这些思想的光芒，使之湮没于个体的心灵世界中。民间对知识分子而言，既是精神的流放地，也是人格与思想的保护所。梁小斌在诗歌热潮过去后，又失去了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他在世俗世界的“失败”成全了他，使得他始终保持民间精神。张清华把梁小斌看作是“朦胧诗”的迟到者，这决定了梁小斌是一个旁观者，而梁小斌对旁观者的角色的清醒的认识，使得他在朦胧诗之后继续独自前行。张清华认为梁小斌没有进入体制，没有进入知识，这也是他能继续前行的原因。梁小斌的随笔在张清华看来，密度要比分行的诗密得多，他的随笔有一种和存在的紧张关系，他从无数的生活细节和个人情景进入存在，对存在进行审视和辩驳。同时梁小斌也是一个和自我保持紧张关系的人，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了自省精神。张清华认为梁小斌对当下诗歌的启示意义在于：诗人应该保持怎么样的身份。
老巢（诗人）认为对梁小斌后来的创作普遍关注不够。在老巢看来，比之前期的诗歌，梁小斌后期的文字走得更远。老巢认为每个时代都在选择为自己代言的诗歌，1980年代初期选择了梁小斌，这是梁小斌的幸运。但梁小斌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一直往前走。老巢把梁小斌的随笔看作是诗的，它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心与时代沟通有多少？我们对时代承担了多少？
安琪（《诗歌月刊》编辑，诗人）也认为只有把梁小斌的随笔和诗歌联系起来看，他的形象才能被完整树立。安琪说每读一次《梁小斌如是说》，都会激起她创作的欲望。梁小斌在写诗时用的是很口语的语言，在写随笔的时候用的是很哲学的语言。安琪认为与北岛的宏大叙事和舒婷对生活的细致描写相比，梁小斌的写作是对生活的深化。龙扬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从梁小斌随笔和诗歌中存在的互文性出发，解读梁小斌的创作。龙杨志认为在梁小斌提供的这个由诗文交织的互文性语言世界中，我们不仅有必要从诗歌阐释学的角度去重新反思以往文本研究的思路，检讨文学史定位中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标题新闻式概括的方式，而且，在思想深度和广度上也要站到统一的平台上来，这样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对话。
北塔（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直称梁小斌是“思想家”，并把他称作一个“多思善感”的人。北塔同样认为梁小斌后期的随笔更有研究价值。他从梁小斌的思想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认为梁小斌的思考来自于强烈的对自身生存的感受。北塔还觉察到梁小斌的思想有种“监狱意识”，这种“监狱意识”，“被囚禁的意识”，正是来自于对自由的渴望。梁小斌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人，却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生活的困境。北塔从《梁小斌如是说》里感受到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影子，里面有尼采似的对自我的反思、否定。北塔认为随笔这种文体可能更适合梁小斌，他思想的不够条理，偏激，恰恰体现了诗人的思维。梁小斌的随笔依然是“诗”的，或许正是他的价值所在。王海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则认为深沉/简单、坚韧/脆弱、智慧/笨拙、表现/遮蔽等各种矛盾范畴纠缠在一起，彰显了梁小斌独特的文学经验，形成了其人其文的丰富性。王海生把梁小斌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守护神，同时又是我们民族思维惰性的牛氓。
与会者不仅从学术角度探讨了梁小斌的创作，也回忆了与他的交往，对他大巧若拙的人格魅力给予了赞赏。蓝野（诗人）就回忆了他作为梁小斌函授学生的经历，李小洛（诗人）也回忆了与梁小斌的结识，并对他的生活和创作给予了祝福。
梁小斌在发言中向与会人员表示了感谢，尤其是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在创作转折的苦闷时期曾得到吴思敬老师的大力帮助，向吴思敬表示了深切的谢意。梁小斌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对生活和创作的感悟，表示要将创作之路坚持下去。
吴思敬在总结致辞中称梁小斌是“真诗人”，身上没有虚饰矫作的成分；吴思敬认同顾工先生曾经说的：“梁小斌是先天的‘朦胧诗人’”，却又认为他不仅仅是朦胧诗人，梁小斌不断的探索和自我裂变使他和第三代诗人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诗人有着精神上的呼应。
“梁小斌诗歌创作研讨会”是对梁小斌个人创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当下某些诗歌话题的一次深入讨论，相信这次会议也将成为梁小斌今后创作的一个推动。
                                                                             （ 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