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

管季超0712

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

罗岗

一

　　"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是一项尚待展开的研究计划。它力图重新讨论一个人们熟知却未必重视的问题，即现代中国文学是如何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知识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创制"出来的。正如题目中的"文学"特意打上双引号一样，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仅仅限于观念的领域。通过对中西方文学历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显豁的历史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一个名叫"现代"的幽灵的神秘介入，各种力量（传统的与现代的，社会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观念的与制度的……）开始簇拥着"文学"，并透过不同的途径和手段塑造了"文学"。因此，将"文学"作为"现代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检视、分析它的历史构成与现实构造，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自觉承担的任务。一个人或一篇论文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个宏大的任务，但我希望这个研究计划能够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正面触及到这个任务。就像副标题"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所显示的，我没有把问题的讨论局限在"文本"（理论的和创作的）层面，也要求自己突破"传统／现代"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论述框架，更多地关注制度层面的因素。为了有力地回答"文学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来理解文学？"和"文学透过何种渠道来完成自我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在生产的过程中如何维持自我的同一性？"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我把知识分化、学科形成和课程结构这些知识与教育的制度演变作为了讨论的重点。在这篇论文中，"现代'文学'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作为现代知识的'文学'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简化，相反，这样的讨论更可能把问题引向深入和复杂。即使认定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更多的时候是以"知识"形态现身，那么也需要挖掘"知识"背后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权力的"痕迹"，突显"知识"最终可以落实、储存和传授的制度性保护，寻绎"知识"在使用者和思想者的内心世界里的细微变化，并且指出"知识"在跨文化和跨语际传播中产生的误解、差异与创造性的挪用。很显然，作为"知识"的文学并非一定是凝固的和形而上学的，关键是如何发现制度中潜藏的个人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揭示出的制度与生活世界的辩证关系。

　　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既是知识社会学的，恰如曼海姆（Karl·Mannheim）指出的："我们将从这一事实出发，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页245）这段话说明了探索一个术语或概念的丰富的语义史应该遵循的路向：对任何一个术语或概念的不同策略性使用，同时呈现出这个术语或概念建构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它在现代中国的"语义"变化和差异同样需要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向度上得到解释，而且这个概念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诸多分歧，又容纳了由"西方"途经"日本"辗转传译来的跨语际涵义，就更增加了解释的困难。何况梳理概念意义的变化，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某种对概念的"本质化"理解，以避免交流之间产生太大的"误解"，而是希望藉此对概念形成、流通和建构过程的审视，达到对整个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样的工作假设已经超出了"知识社会学"的范围，我真正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文学"观念和这一观念得以确立的"外在"条件，"文学"既然是现代合理性分化的产物，并且内在地成为了现代知识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文学建制"，即"文学"是如何参与到对"现代社会"——在现代中国常常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诉求——的想象性缔造的？在方法上则需要把文学史、思想史和制度史，以及文本解读、话语分析和历史阐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制度时，曾经批评过简单地以思想史或观念史来驾驭制度史的做法："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于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复更多所误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提醒我们要注意思想和制度之间的错综关系：思想的落实必定需要依赖制度性的保护；而制度的沿革变化，若不从思想上加以说明，则往往流于史实的铺陈，无法呈现内在的理路。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依存关系下两者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思想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被体制收编；另一方面思想又在反抗制度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活力。这就涉及到"现代性"无法克服的悖论，必须放在更宏阔的语境中才能加以理解。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将两者融会贯通，正是这项计划期望达到的目标。

二

　　自从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极具解释力的文学史范畴提出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词的使用频率大为下降。因为，如果"现代"只是一个以"1949"为标记的时间概念，那么从"文学史时间"上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显然多少削弱了一些人为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文学在20世纪前后100多年里的变化的考察，其整体性和有效性也大大增强，理所当然地受到更多的青睐；而"中国现代文学"免不了地沦为一个"过气"的说法。可是人们同时又不难注意到，在学科分类与学科建制上，中国"现代文学"我自岿然不动。我以为，也许现在是时候了：要么干脆放弃"现代文学"一说，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名正言顺地进入学科之中；要么保留学科统一的名号，并为"中国现代文学"重新灌注"生气"。

　　我的看法不言而喻。理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像它的提出者所自觉的那样，不但是为了"打通"旧有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史研究格局，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视野："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如今则格外清楚，所谓"视野"，既意味着崭新、重大和深刻的发现，却也隐含着另一层的涵义：它自有其盲区，自有其"视野"之外的大片没有为它所发现的领地。易言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未曾——而且在它提出的当时，也不屑于——涵括所有在20世纪这一物理时段发生的文学实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整套建构文学史的观念和框架，它并不等于"20世纪中国文学"，即在20世纪中国发生的所有可以命名为"文学"的活动与实践（当然，如果进一步追究，那么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也是一个急待清理的问题）。这样问题就接踵而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凭什么把另外一些发生在这个世纪的文学实践排斥在外？实际上，这种追问就是有关"现代性"的追问。倘若我们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文学现象（这个工作自七十年代末以来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边界越扩越大，"加法"越做越多，或者劳神费力去重新界定、解释所谓中国的"二十世纪"性，结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拥有的革命性反倒可能流失。那么，还不如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历史性概念的本来面貌，重新拾起一个早已有之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看起来这像是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名号之争，但只要想想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学科发生的危机，以及学科中人已有的那些对危机的应对，就不至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化语境中，在"学术规范"的话语压力下，无论是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叫作"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都成为了"八十年代学术浮躁"的重灾区，成为了最空谈"思想"最没有"学问"的领域。所以，"反思"的结果正如一位八十年代被视为"新锐"的学者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一部著作的扉页上写道的："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解志熙：《美的偏至》）不约而同的几大举措是，或者自觉地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融入到"中国文学史"中去，使之成为中国千年文学史的一个不算太过光明的尾巴；或者一味地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经典化"，即根据某种先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标准，挑选一些似乎堪与"古文观止"或"唐诗三百首"媲美的名篇佳作加以封闭的艺术分析，以供后人品评鉴赏……在我看来，这一切无异于饮鸠止渴：也许作为大学文学系的一门科目，它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也许从业人员获得了"自救"，成为了这个科目的"专家"和"学者"，可这个学科却会消解得更快。因为，假如现代的某一名篇可以像唐诗宋词那样完全剥离了语境（唐诗宋词难道真的可以这样吗？）来作静态的赏析，那么它是写在唐朝、宋朝和民国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学史的天然的一部份，那么为什么还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学科呢？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学科甚至学术内部。之所以在千年中国文学史中独立地划分出一块所谓"现代文学"来做专门的研究，那是因为"现代性"问题深刻地介入其中的缘故。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反过来看，倘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漠视甚至无视了20世纪前后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实践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放松甚至放弃了研究者自身对于现代生活的鲜活的当下体验，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无须，也无法存在了。我们做的也许还叫"文学研究"，但很可能已不是"现代文学"研究了。固然，研究需要一定的规范，但规范是在研究的展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应该成为先在于研究的逻辑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对今天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仍然极具启发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将"二十世纪中国"与"文学"相勾联，自觉地将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相联系，从而不知不觉地把"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譬如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中，作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虽然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关系，依然是在"走向世界文学"的乐观基调下展开讨论，但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相当关键的所在，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和起点。不过问题在于，在八十年代，"现代"是一个不言自明、未经反省的普遍化概念，"现代性"是一副单一的面孔，并且在"现代化"话语的笼罩下，还晦暗不明。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20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实践的梳理，今天看来，颇多滞障难通之处。最明显的是，它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为何？"这一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一种未曾自觉的"现代性"来读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同时又以一种不加反思的"文学性"来读解"二十世纪中国"，这就造成了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和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双重窘境。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已经有论者指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这一论述正确地点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禀持的"现代观"（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数概念：这个世界有多种"现代性"存在，那么所谓"现代观"就是某种"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态。）的核心，并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关于"现代性"的追问，突破了纯粹文学及其批评研究的框限，打通了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真切关联，落实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密切联系，的确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空间。要讨论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当然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文本上，因为"民族国家文学同其它的社会的语言实践密切关联，相互渗透。除创作和批评外，它的实践范围还包括出版机构、文学社团、文学史的写作、经典的确立、统一评奖活动、大学研究部门有关学科和课程以及教材的规定等。"（出处同上）

　　论者之所以将中国"现代文学"简单明了地称之为"民族国家文学"，她是为了把"民族国家文学"以外的文学实践，那些已经被打入"另册"的作家作品重新纳入研究的视野。譬如她对"纯文学"的解释："如果'纯'指的是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的立场，而不是独立与意识形态的文本，那么，这一说法足以表明命名的颠覆性"，就很具启发性。不过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化，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印刷资本主义"的说法，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有助于创造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共同体"既是有界限的，同时它又对一切能读懂它的语言的人们敞开，所以，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催生出的印刷语言与印刷文学，直接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幅度，在这个幅度之内，虽然大家都素未谋面，但"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文学"塑造出来。安德森说："小说无声地、不断地渗透到真实之中，默默地创造着一种非凡的共同体信念，这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之反思》）依据这样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想象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也是所有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境，"民族国家文学"如此，所谓"纯文学"以及其它"非民族国家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安德森在他的新作《比较的幽灵》中继续探讨小说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性联系，认为两者的关系不是永远紧密相连的，小说并非"总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再现民族的真实和真理"。从欧洲的小说传统来看，到20世纪中叶，小说的类型业已变得繁复多样，那种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直到托马斯·曼等把小说视为民族生活的代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重新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也丰富了我们重新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和言路。具体地说，"民族国家文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批评视野，却并不能内在规定某一类文学的性质。文学实践是开放的，既然没有纯之又纯的"纯文学"，那么，"民族国家文学"不妨以民族国家意识以外的视角来解读，而被打入"另册"的其它文学更不妨以"民族国家文学"来加以观照。譬如发生在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和"新文学"争夺文坛"领导权"的斗争，究竟是不是以一种"现代性"压抑另一种"现代性"而收场的？更何况透过争斗的表象，它们是否在背后还分享着某些共同的资源，譬如作为起源的"小说界革命"，以及日益成熟的流通市场，逐渐成形的职业观念和具体的写作手法与技巧……

　　如此拓展论述的空间，自然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是多向度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100多年以来至今仍在变化中的文学现实，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渴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抗"现代"的宝贵经验的艰难表达……它内在地包含了诸多无法被知识化和客观化的内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系并非是自明的，而是在现代知识分化和学科构造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研究对象的生长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将这一过程"历史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对研究者的思想力和想象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理论上说，"现代性"本身就是多样的、变动的，甚至是充满内在紧张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应该开放为一个多变的写作领域。对文学"想象、建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反省使得"民族国家文学"的视野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如果进一步追究，类似的研究视野肯定还有很多，只是需要以更大的思想关怀、更大的想象能力去发现、去开启。

三

　　我当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真的开启了什么研究的思路，不过，视野的拓展往往取决于对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基本问题的清理。"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之所以在今天成为了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恰恰是因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被当作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加以接受的。换句话说，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现代文学"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语境，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簇拥着"现代文学"的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简化了由多种力量共同铸就的"现代文学"的复杂涵义……就这样，"现代文学"被还原为词典中的一个辞条，凝固成史书里的一段叙述，显形为课堂上的一种知识，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却失去了和历史鲜活的联系；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对诸种文学现象进行分类、规划和评判的标准，却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在今天，"现代文学"就像一只钉在画框里的蝴蝶标本，色彩斑斓却不能展翅飞翔。

　　然而，这不是"现代文学"应该具有的形象。这个计划就是希望通过对"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这一过程的"历史化"，特别是对以"文学教育"为核心的知识与学科的制度化生产和运作的分析，一方面力求破除"现代文学"是"自然之物"的迷思，揭示"知识与学科"背后的诸多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则试图重建"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的内在联系，发现"文学"在反抗"制度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活力。

　　在现代语境下，对于"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人们或许会很自然地依据"文学辞典"和"文学概论"中的有关定义给出肯定的答案，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毋庸置疑的事实陈述。本章所要反省的，正是这个"无需讨论、毋庸置疑的事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在东西方其实都是历史建构的产物。我们想问的是﹕现代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作为诠释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权威体制，是怎样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价值体系下滋养出对某种知识——这里特别指后来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文学"的知识——的独特分类和凝视研究客体——这里特别指人类一直存在着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实践——的特殊目光？怎样定夺规范与事实、逻辑与历史以及与此相关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线？（显著的例子是传统古文的诸多文类凭什么被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怎样选取了文字作品中的某些特定部位或特殊品质——抒情、叙事、虚构抑或审美——来作为文学分类的证据？（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显然不属于"文学文类"的《论语》和《史记》被理所当然地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蕴含的所谓"文学性"是怎样界定的？）当这些证据逐渐模糊、逾越了既定的分类界线，又怎样强力介入，维持分界，或干脆弃守这些证据，另寻"更自然"、更巩固的基地？更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身也随着时空移转而数度变动，不断被各类不同的论述加以重塑，但是关于"文学"的知识体制不是在差异面前露出破绽，而为何总能不断收编差异以持续自身权威，让"文学是什么？"简缩化约成一个不成问题的"自然事实"？本章主要运用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尤其是借鉴了福科关于"规训与学科"（Discipline）关系的论述，指出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的确依赖了现代社会"规训"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不能够完全从反面来理解。凡是熟悉"新文学"创建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在某些被视为"规训"的事物——譬如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学科的划分、出版和传播业的渐趋发达，以及日益成熟的流通市场和职业观念，等等——共同作用下，当然还要加上理论的倡导和创作的推动，"新文学"才可能最终获得文坛的领导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新文学"的创建为中国人现代"经验"的表达提供了宝贵的途径，特别是在言论控制的严酷环境里，"文学"甚至要发挥保护"民族记忆"的作用。不过，从"新文学"的创制和功能来理解"规训"，并不意味着祛除了"权力"的阴影。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无论是教育体制的变化，还是知识谱系的转型，最终都是在国家的制度性实践中完成的。文学的变革也是如此，且不说这场变革的动力从根本上源自"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需要，就其变革的标志——白话文而言，它的广泛使用和地位的确定都必须依靠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性实践。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制过程中，"观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翻开海内外任何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思潮、流派的判断，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歧异，甚至针锋相对。但是，透过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层的理路，却不难发现它们潜在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当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叙述历史的"元语言"。剖析这一前提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构造颇为精致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discursive apparatus）。这个"话语装置"就是酒井直树指出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organizing apparatus)之一。"（《现代性及其批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从"现代中国文学的确立"这个"微观历史"的角度进入并分解这个"装置"，正是我希望承担的任务。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撰，正是有了这种"观念"的力量，才使得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三十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譬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可以克服不同的意见，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到编撰"新文学大系"这项共同的事业上来；进而"新文学大系"也因为这些权威性作家的加入并撰写了详尽的"导言"，提供了想象历史的具体途径，获得了解释历史的优先权。尽管"新文学大系"本身就是现代出版业深刻地介入到"现代文学"体制之中的产物——如果不借助制度的力量，很难想象一个和"新文学"素无渊源的青年编辑怎么可能担任"大系"的主编——但是它重构的新文学历史图景，不仅没有突显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反而强化了"新文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新文学大系"透过对"时间"的有意识操控，把"现代文学确立"的历史"自然化"了——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也不需要历史，它经由各种方式把自己描述为"自然"的过程。为什么是"新文学十年"而不是别的时间段落譬如"从五四到五卅"成为了历史叙述的分期？为什么这种对时间的规划笼罩了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叙述？"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说法与这一"始源"式分期的关系是什么？它的依据在哪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观念"层面得到答案，因为它们敞开的领域恰恰是"观念"需要掩盖的地方。"时间"和"分期"的背后是"知识-权力"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带动的制度运作，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必须深入到"制度"层面，暴露出文学"制度"建构的"痕迹"同时也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拆解了那个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装置"。

　　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集》的著名前言里，阐述了毕其整个学术生涯所探讨的"世界史问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认为欧洲的"现代性"是宗教与形而上学所表达的实质理性一分为三个自主的领域——科学、道德与艺术——的结果。哈贝玛斯深化和具体化了韦伯的理论，他进一步指出，十八世纪以来，宗教和形而上学一体的旧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方面：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和美。这些方面可以分别作为认识问题、道德问题和趣味问题加以处理，所以，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价值领域在现代发生了"分化"。在具体的文化行为体系中，科学论述、道德理论和法学研究，以及艺术生产和艺术批评都变得建制化了，从而成为专家的事情。（《未完成的现代性》）这种"合理性"的知识分化不仅为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自身建设与内部组织给予了理论支持，而且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构成提供了意识前提。具体到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如汪晖晚近的一系列研究所显示的，同样存在着一个文化现代性分化的过程，但是与韦伯和哈贝玛斯对欧洲历史的描述不同的是，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思潮首先以科学的公理世界观替代了传统的天理世界观，新的知识领域不是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中分化出来，而是从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中分化出知识、道德和审美等独立范畴。他认为这一分化是在"五四"以后，特别是从"东西方文化论战"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过程中展开的，这是一个始终没有完成的中国现代思想"主体性转向"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表现为独立的"文学"领域的出现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正是在这个复杂的进程中得以确立。从王国维的《汗德之哲学说》、《释理》依据康德学说对知、情、意（即知识、审美和道德）三大领域的划分，到他在《国学丛刊序》里将中外学问分作科学、史学和文学三门学科，和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把教育区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三大部分，再到《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直接讨论学制章程，具体拟定课程科目（和现代"文学"紧密相关的是"中国文学科科目"和"外国文学科科目"的设置）……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科举制度及其知识谱系逐渐瓦解的过程中，新式教育制度及其知识谱系的合法性得以建立。历史地看，科举制为"士"这个阶层提供了进入社会体制，进而影响和控制社会权力的途径，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则需要通过报刊等传播媒介来实现。就教育制度的改革而言，晚清报刊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其中自然包含文学知识，并且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刊物和报纸的文学副刊），与现代大学建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类"分科之学"的要求是一致的。以晚清以来的现代报刊为主要媒介的人文话语（"文学"是这一话语的重要表征）是在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我们承认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化规范，在知识层面上提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基础，那么，现代人文话语也可以说为中国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关系提供了规范。问题在于，作为"分科之学"的文学被镶嵌在现代国家规定的学术体制之内，它是如何来处理那些未必合乎"现代学术规范"的知识的？这些后来常常被表述为"传统文学观念"的知识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占有半壁以上的江山，桐城文派（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魏晋文派（章太炎的《文学说例》、《文学总略》）和文选文派（刘师培的《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始源》等）作为当时影响巨大，甚至直接进入大学课堂的三大文派，它们对"文"、"文章"和"文学"的相关界说有哪些部分属于"激活"的传统却被"现代文学"无情抛弃？又有哪些部分最终改头换面被"学术体制"吸纳，成为了"新学科"的某些组成部分？在这种语境下，"何种文学，怎样现代"的追问就显得异常必要和迫切。

　　这种追问更加具体和微观地呈现在现代文学教育之中的。这里的"文学教育"不仅指大学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和学生来源，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它通过对文学经典的确认（由此可以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什么是"好文学"，什么是"坏文学"），规范着人们如何想象文学，为社会提供一整套认识、接受和欣赏文学的基本方法、途径和眼光。这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文学是被教授的东西"。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讨论文学系具体的课程安排和科目设置，而且必须关注现代人文教育理念——在欧洲是以德国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t）和英国的马修·阿诺德（Mattew Arnold）为代表的，而在中国则有多种变体，较著名的是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和"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文学"的规定是如何通过大学制度得以实现的；我们不仅需要描述"新文学"如何进入大学课堂并怎样处理与旧有文学科目的关系，而且必须分析"现代文学"是如何整理传统资源并怎样将其有效地转化为新的知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的；我们不仅需要讨论"新文学"诞生地的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旧冲突的情形，而且必须关注"新文学"的反对派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我们不仅需要讨论国立大学在"现代文学"确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必须关注具备其他社会资源的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是怎样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并激发了何种新的可能性……只有把这些"校园内外"和"课堂上下"的各种力量一起汇聚起来，才能完整地重建"现代文学"是如何被建构的历史图景。

　　现代文学体制和它所依附的现代知识体系一样，随着专业化的进程，必然要出现专家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分离，最终形成知识的科层化和官僚化。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要思考的是，随着新的文学体制的创制，是不是也在内部形成了新的"权力-知识关系"？这种"关系"如何主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向？更需要追问在权力的宰制下，"文学"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这种"反抗"会不会造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面向"？福科曾将"反抗"描述为一种"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但他仍然认为现代人永远无法摆脱"权力"的梦魇。我佩服福科的犀利和尖锐，却很难完全认同他的悲观与绝望。这或许也是由现实和历史的处境所决定的，因为在被"现代"诱惑，同时又倍感困惑的一百年里，中国人的经验可谓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所以，竹内好以"鲁迅文学"为出发点，来讨论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并将此"现代"界定为东方对西方的"抵抗"。（《何谓现代？》）他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价值很有启发。被竹内好称作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役作家"的鲁迅，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抵抗。关于"抵抗"一词，竹内好有自己的解释："挣扎这一中文，具有忍耐不屈、坚忍不拔、苦挣苦熬之意。我认为作为鲁迅精神的线索是重要的，故经常原封不动地借用原文。如果硬要把它译为日语的话，用今天的说法，它比较接近抵抗的意思"。在他那里，常常被理解为对外抗拒的"抵抗"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如"挣扎"一词所象征的，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身的否定性的固守和重建。这就是孙歌指出的："鲁迅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最真实的存在样态，它表现为指向内部的挣扎和抵抗。这种永远伴随着自我否定因而永远不会有成功和停顿的、过客的'不断革命'，构成了东方现代性对于世界史的回应"。鲁迅的怀疑、痛苦和抗争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出现重新书写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把文学这样一个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实体性领域的精神样式开放为一种主体的流动性自我否定和创造的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把文学变为一个不断释放又不断吸纳的终极性'黑洞'，它造就思想家、文学家，不断以各种形态实现自我，但是它本身不具有固定形态，不能被凝固化为一个对象；它是它自己，同时，它又总是拒绝成为它自己"。（《文学的位置——竹内好的"悖论"》）应该说，这种游移的、权宜的、甚至是"悖论"式的"文学"，相当触目地标识出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以及试图走出困境的努力。

　　2000年10月21日改定于上海

管季超0712

中国文学史的版本
1.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修订版（共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7-1
2.  韩兆琦等.《中国文学史》(全套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1
3.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9
4.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1
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下）.东方出版中心.2008-1-1
6.   钱念孙.《中国文学史演义》修订版（上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5-1
7.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8
8.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共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8
9.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
10.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
11. 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
12.孙静，周先慎.《简明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13.鲍鹏山.《中国文学史品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0
14.董乃斌，钱理群.《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6
15.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共四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