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衡方碑》书法艺术风格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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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衡方碑》书法艺术风格赏析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是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九月（168年）。碑原在东汉汶上县郭家楼，现存山东泰安岱庙，凡高275厘米，宽108厘米，碑阴23行，行36字，末行最后有朱登题名两行，计12字，有阴文碑额“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10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碑刻，其风格古朴、厚重，是隶书鼎盛时期的代表，最早的拓本为明拓本，首行“方”字不损。
说《衡方碑》是极其有分量的作品并非是夸大之辞，纵观此碑，其字势方整而不呆板，笔势于沉厚中寓灵动，气势磅礴，点画厚重沉着，然而这又绝非与《张迁》、《封龙山》同。在豪放一路的风格中，亦为罕见之作，世人多有论述。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是碑书体宽绰而润，密处不甚留陈地，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势在《景君铭》、《郑固》之间。”清人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记》谓：“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另方朔在《枕金堂金石书画题跋》中亦有独到的赞誉，其言“字体方正深朴，与《张迁碑》可以伯仲。”中肯的讲，对此碑风格的把握主要要抓住拙与厚两个字，而且还要正确看待它的自然漫漶与剥落。
在汉代碑刻作品中，除简牍与摩崖书外，纯正的碑书中受侵噬的作品非常多，而《衡方碑》则应该是首当其冲，较为严重的一类，这种侵噬主要表现在自然的风吹雨打和人为的损坏两个方面，这是一种历史存在的现象，有人把它看成是文化与历史长期积淀的力作，这种精确之后的模糊已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对其产生兴趣，似乎模糊才精到（而不是精确）。可以说，这与是碑建立时的初衷与形式构成是迥异的，而这种性格的转变，却正是在以流动方式丰富和增强着原碑的审美感受。
从整体布局上看，《衡方碑》讲究规范和整饬的体式，如果说《曹全碑》在汉碑中是规范整饬而包含灵动秀雅的话，那么《衡方碑》则是在规范整饬中寓含着雄壮和古拙。“蚕头雁尾”是汉隶的重要笔法，而在此碑中，似乎一切都出于自然无为，这种被淡化的审美技巧，我们并没有强烈的感知，而正是在这种淡化中我们感悟到了另一种气势的博大和韵味的古厚，这种力量是令人震慑的。同时，我们说正因为这样的审美感受，体现了是碑的艺术开放性格，这是在《礼器》、《曹全》、《乙瑛》诸碑中无法感知到的。
前人在赏析《衡方碑》时都会认为此碑不仅有强烈的个性，而且它是汉代时代气势的证明，在《衡方碑》中，我们可以用古拙与力量来阐释。的确，它的字例中，大部分的比画都少常理而多意外，这种常理与意外的矛盾构成正是其古拙与力量的内在张力之彰显。古拙的结字之法与强烈的线条对比，也就是我们具体赏析、临习和取法时的线索。有时我们甚至觉得此碑朴拙得有些“笨”，但尽管如此，着并不意味着其呆板粗俗，对于该碑细节的赏析，我认为最要把握好的是结字与用笔之法。
首先，挪移错位的布字方法。此碑中有许多字使用了挪移错位的方法，例如“字”字的上部与下部，就有明显的错位之势，此字的下半部分在处理时，写得较小，而且重心左移，上部宽而大，其重量下压之张力在平衡的线条中稍显不稳定之态势。又如“君”字上部与下部，也有类似的感觉，上部第一横写得稍短，用以突出第二、第三横，一该常态，而掠笔欲纵却收，“口”字稍向右下安排，两相调和，复归稳健，十分生动，若无仔细观察与临摹之体验，便决然不能深悟。总之，这种以挪移造成错位而又能在矛盾的调和中把握大局的构字方法，在《衡方碑》中比比皆是，所以，我们说此碑古朴而不刻板，而是在细微的构字布行中寓生动、奇趣与静穆，在变化中求平稳、沉着。
至于用笔之法，主要可以从线条的变化、质感中抽绎出一些特征与规律。我认为主要

有用笔以点成线和留行求涩等特点。以点成线是指点画在运行时的变化，尽管其它碑刻也有这一特点，但是此碑尤为独特。因为它将这一运行的变化之法施之于构字当中，即是说在以构字行为和字形布置之整体上的穿插以这样的技巧，其动作是积点成线的，但其目的是为字势服务。《衡方碑》就线条来讲，是饱满日粗重的，丰腴而质朴，有极强的篆籀气息。表现在用笔上，则主要是留行求涩。所谓留行求涩实际上是讲在点画行进的过程中以留蓄为主，力量内敛蓄积而无使生发。然而，这种用笔过程中的动作要求与线条外形看似平和，却张力四射，充满了生命活力，尽管被留住，但力量不减，以顿挫之笔，将方圆、曲直、轻重、转折等对比掺和，变化横生，意蕴无穷。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堰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