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生王蒙的凡生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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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先生王蒙的凡生琐记

身世不幸 　　和王蒙的相识，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蒙身世不幸，这或许更成就了他的才华。 　　幼年的王蒙，生活 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由于种种差异，使得父母的关系水火不容。外祖母、母亲和姨妈组成联盟，一致对抗单枪匹马的父亲。有一回，王蒙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刚走到院中，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兜头泼过来。直到今天，都无法抹去滚烫的绿豆汤烙在王蒙心中的印迹。 　　王蒙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那年，父母不知什么原因又闹了起来。妈妈哭着把王蒙藏起来。王蒙心里很恐慌，但他还是懂事地劝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一会儿，他又想起爸爸，便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却伸手捂住他的嘴，吓唬着说：“别出声，不许你见他。”王蒙的堂姐从小跟三叔(王蒙的父亲)好，见三叔可怜，偷偷跑过去，悄悄对他说：“他们都在家，藏起来了。”父亲手里拿着巧克力，却找不到孩子。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屋门被反扣上，推也推不开。父亲大声喊着：“快把门开开!”王蒙站在门外，扒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爸爸像愤怒的狮子，来回不停地走着；一会儿又坐回那张藤椅，点着烟，吸进去，吐出来，屋里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这种残酷的事实，使王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相识以来，他并不轻易提起这些。我能感觉到，他不愿触动这块伤痛，但是，他却常在说，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他的切肤感受。 　　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原来是一家烤肉店。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美味佳肴，真想美餐一顿。但是他没钱，也不可能向爸爸、妈妈要。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烤肉店，照直往前走。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 　　小时的王蒙打发这种无聊、寂寞生活的方式有两种，幻想和读书。冬季的中午，遇到好天气，太阳暖暖的，大人在午休，他就会陪着猫，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看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该多好!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童话世界里，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叹七个神秘的小矮人……他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 　　王蒙自幼爱看书。9岁时，他独自去离家最近的民众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看书，入了迷。直到天黑，整个馆里就剩下他一个人，管理员不断催促他才回家。他在那里看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式图解》、《十二金钱镖》、《小五义》，看了《悲惨世界》和沈从文、丁玲的书。他对文学的兴趣，或许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孕育。 　　直到有一天，王蒙不经意地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痛苦。我们的儿子山儿3岁那一年，我在花市书店为他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会在掀动中不断变换图形。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身子是拖拉机，脚部是汽车轮子；而翻过一页，脚会变成雪橇，身子成为机翼，头部成了旗杆。 　　王蒙看到后不住地问：“这是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书店呗!” 　　我很奇怪，为孩子买的一本小画册，怎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王蒙说：“我小时候，也曾有过这么一本，是父亲给我买的，羊角，鹿身，马腿，变来变去。那时，没有别的玩具，觉得很好玩儿。” 　　接下去他说：“这种扭曲，使我想起许多……” 　　这句话，让我感到震撼——多年来，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把这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80年代末，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他说，写起来有时候要发疯。别人说，这是王蒙唯一一部家族小说，身心和灵魂全部沉浸在小说中。而王蒙自己也说，这部小说付出了很多个人情感，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 难忘初恋 　　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1951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些甜，看上去很朴实。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 　　这时他已经走近。果然是王蒙。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 　　“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见王蒙打好饭，往前院走去，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呆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也是吗!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 　　“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 　　“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 　　“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 　　“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 　　“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 　　“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说：“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呆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杠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 　　（《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方蕤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