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恩林：从《张舜徽集》看张舜徽先生的读书与著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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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恩林：从《张舜徽集》看张舜徽先生的读书与著述之道
时间:2012年4月27日 作者：董恩林 来源:中华读书报

碧空如洗铺陈天之广阔，百川汇集融铸海之深厚。摆在我面前的《张舜徽集》，它湛蓝的封面、浩瀚的内涵使我不禁联想起天的广阔，海的深厚。

《张舜徽集》全套4辑20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分辑推出，总字数逾千万，内容博涉经、史、子、集四部，照今天的学科来看，则涵盖文、史、哲三大科类。

我常常想，先师舜徽先生为什么一生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仅仅因为其视野如天空一样广阔、学识如大海一样深厚吗？仅仅因为其焚膏继晷、笔耕不辍，淡泊名利、心无旁骛吗？恐怕不这么简单。自古以来辛勤耕耘、淡泊名利者大有人在，博涉四部、满腹经纶者也不在少数，而能够在三科四部范围内写出如此巨著者，并不多见。那么，奥妙何在？直到我粗略披览《张舜徽集》一过，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一生读书与治学，绝非泛滥无边，随性所至；而是深信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指示的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治学路径，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恒有次第先后；以为专才易、通才难，立志迎难而上，走博学通才之路，自始至终，矢志不移。故其著述也绝非短平快捷，漫无核心，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一番，就可看出，《张舜徽集》中每一种著述，都是其读书与治学次第的一个里程、一块砖瓦，不是应时而变、利禄所系之作。

《张舜徽集》清晰地向我们揭示出先生的治学轨迹：先生四十岁以前广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成《广文字蒙求》《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字义反训集证》《汉语语源声系》《说文解字导读》等著述，这些成果成为近四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的基础。建基于此，先生又遍治经、子，先后撰成治经之作《郑学丛著》《两戴礼记札疏》《异语疏证》《周书小笺》《尔雅释亲答问》，研子之作《周秦道论发微》《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墨子小笺》，以及经子合并之编《经传诸子语选》。先生又以为，治学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源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都应洞达其理；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故于传统校雠学（今谓之文献学）特加关注，先后撰成《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世说新语注释例》《广校雠略》《四库提要叙讲疏》《初学求书简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等书，以为后生揭示读书治学门径。先生更以为《汉书·艺文志》是“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遂有《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的问世。史学则是先生读书与治学的依归，上述经、子、文献学成果，都可以说是为此打基础的，因为先生深信“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故一国之史关系民族成败兴衰，事关重大。先生治史，服膺司马迁、郑樵两大家，欲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全面改造旧史，编出一部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适于工人、农民、干部阅览的《中华通史》。但他以为二十六史中，《清史稿》不足依，遂遍读清人著述，遍研清代史料，欲以一人之力先改修清史，先后撰成《乾嘉三通儒诂训传》《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等；同时，他还为编写通史做了许多其他的研究工作，先后撰有《中国史论文集》《史学三书平议》等书。最后用三年时间编成简明易懂的百余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

先生读书治学不仅有次第之道，也有著述之方。试看其著述，大约有四种方式，简言之，即读书之得、摹仿之作、教学之需、研究之果。先看其读书所得而成的著述。所谓读书之得，即读书过程中对所观所感所悟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提炼成书。《张舜徽集》中，这类著述有两种性质，一是编著，如《清人文集别录》是读清人一千余种文集的结晶，《清人笔记条辨》是读清人三百余种笔记的心得，《周秦道论发微》是读周秦诸子的体会，《清儒学记》是读清代乾嘉道咸诸儒文集的记载，《两戴礼记札疏》是读《礼记》《大戴礼记》的笔札，《史学三书平议》是读唐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章学诚《文史通议》三书的结果。二是钞纂，即读书时摘钞的精语名言、论议要点，如《经传诸子语选》《声论集要》《周秦诸子政论类要》《文献学论著辑要》等。通过读书，勤做笔记，进而整理成著，约占先生著述一半以上。

再看其摹仿之作。先生《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七》有“万事成于摹仿”一文，谓：今人以为文贵创新，而以摹仿为病。不悟天下万事无一不是出于摹仿。子生三年，而后免于父母之怀，自此学言语，学饮食，学行走，凡百营为，莫不摹仿他人动作，以成为己之本能。稍长，见事多，遇人广，则摹仿的范围愈大，而智慧愈增。人之成才，非可与世绝缘，屏除一切摹仿，而可独自树立者也。大至治国，引进他邦先进经验，非摹仿乎？小至个人，学习他人模范事迹，非摹仿乎？所谓摹仿，犹言继承。继承前人之优长，而加以发展变化，始有创新之可言。推之万事，莫不如此。为文亦然，学为文辞，初无所谓法也，要在熟读而熟复之而已。这番话正是先生自己治学的写照。先生读书，发现精华之作，往往喜其例而惜其简，便欣然仿其例而广其辞。最典型的是《广校雠略》，其自序说他自幼泛览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东汉郑玄经术、南宋郑樵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于是仿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校雠略》体例，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例，复厘析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深浅之故，旁及文献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校正讹谬之术，以及搜辑遗书、审定赝品等等论题，都为五卷百篇，名为《广校雠略》。《广文字蒙求》则是读清代学者王筠《文字蒙求》，认为其书有待充实推广，使之成为比较适用的古文字学入门之书，于是补列文字，推求字原，兼及六书义例与流别。又如其《汉书艺文志释例》，是因为读清末民初学者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病其杂沓繁冗，规规于史家笔法及修志义例，而于昔人造书目时甄审著录之际转多疏漏，非所以辨章学术”，遂“从事改作”。还有《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等都是仿前人体例而精益求精之作。

再看其教学之需。先生不仅潜心读书，对教学也绝不马虎，每门课的讲授，都会认真编写讲义，也成就了他学术著作中因教学之需而撰的一类。如《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兰州大学为学生讲《国学概论》时编的讲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文献学论著辑要》则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因历史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需要而编写的作品。《广文字蒙求》也是以其40年代任教各大学文史两系文字学课程讲义为基础的。《尔雅释亲答问》则是教学时师生问答的产物。

先生的研究之作，即其一生治学的终极目标所在，数量并不多，严格说来，只有《说文解字约注》和《中华人民通史》两种。其《说文解字约注》自序说，五十后，“忽慨然动念，欲重理旧业，自造新注”。其《中华人民通史》序谓，很早的时候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务求简明易懂。怀此有年，无暇握笔。“七十三时，忽下决心挤出时间偿此夙愿。”并一再声明，该书不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写给民众看的，而且以衰老之身、一人之力，缺点、遗漏、谬误一定很多。可见，这两部书是先生融汇一生读书与研究心得的特撰之作，可谓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综观先生一生读书治学，有读书路径、有撰述次第，今日青年学子不妨细数其文集，探其路而步其后，必有所成。正如工具在手、方法得当，则天空任我飞，大海任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