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别人不写当代乡村，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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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别人不写当代乡村，我写

去年8月，旧作《一句顶一万句》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刘震云关了手机，任由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们排山倒海般地采访电话袭来，一概不理。事后有人请他谈获奖感言，他只对答说：当时正在买菜，听说得奖，且奖金不菲，便放心地买了西红柿，而不是茄子，因为西红柿比茄子贵，他晚上吃了顿西红柿鸡蛋面，以示庆祝……对于获奖，即使是茅盾文学奖，在刘震云那里，也不过是一顿西红柿鸡蛋面的事儿。 　　今年8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全国各地媒体记者对刘震云的热情依旧不减，刘震云也不再像一年前那么低调，轮番接受采访，聊新书、聊故乡、聊电影……只要和创作相关，仿佛什么话题，他都感兴趣，愿侃侃而谈。和获奖比起来，刘震云更感兴趣的，还是写作本身。 　　就着《一句顶一万句》得茅盾文学奖的热乎劲儿，出版社把《我不是潘金莲》宣传成前者的姊妹篇。可刘震云认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兄妹篇”，因为两部著作虽然都讲的是一个人想说明白一句话，但《一句顶一万句》的主角是个男的，《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角是个女的。 　　为什么总揪着“一句话”不放？为什么转换为女性视角？新作会不会也被拍成电视剧？近日，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刘震云。 　　谈新书——我对生活深层逻辑的思考 　　《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角名叫李雪莲，是名村妇，因为超生，便和丈夫假离婚，本打算借此躲过责罚后，俩人再复婚，没想到丈夫假戏真做，和李雪莲离婚后，速与他人结婚，还诬李雪莲是潘金莲，先背叛了自己。李雪莲决定和他打官司，没想到这官司打了20年，还多次为此进京上访，也没把前夫告倒，反把从县到市的一群官员拉下马……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题材，李雪莲有原型吗？ 　　刘震云：现实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长为艺术形象。用原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种声音、一个气味，包括一个眼神，这些启发都能够让人写出一部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不是生活表面对你的启发，而是生活内部的漩涡里面，深藏的生活逻辑，给你带来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经历带来的小说，更好。 　　记者：如果李雪莲是你生活中的朋友，你会支持她像小说里这样，只为了纠正一句话，20年如一日地打官司，以至于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吗？ 　　刘震云：李雪莲这个人物我挺喜欢的，她轴，我喜欢轴的人，中国缺这种人。比如我坐火车回河南时，走西客站。西客站北广场北边有个滚梯，总是关闭的。为什么分明有滚梯，还关着不让用，让大家那么狼狈地走步梯？这么热的天，旅客们背着大包小包，有的妇女还怀孕了……这滚梯是谁建的？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建的，我们是滚梯的主人，为什么不让我们用呢？比这个更荒谬的是，所有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竟然都老老实实地走步梯去了！如果所有西客站北广场上的人，都盯着这个滚梯，而不上火车的话，滚梯一定会开。可没有一个人这么干，关了就关了…… 　　记者：第一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作，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 　　刘震云：无论是用男性视角，还是用女性视角来创作一个作品，都肯定会有偏颇。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性别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觉得人性在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包括不同的时代、年龄和民族之间，差异也很小。从先秦到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可能前进了1000公里，但是人性前进了多少？顶多0.5毫米。 　　记者：书名的选取，有什么特别用意？ 　　刘震云：写作和起题目是两个脑袋。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当年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等，都有些另类，起初大家都不是特别习惯，不过慢慢也就叫开来了。我想大家听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起码有两点，第一个是眼前一亮，第二个是“扑哧”乐了。有这一亮、一乐，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还算好。也起过别的名字，比如说《严肃》，可觉得太严肃了，不好卖，出版社不干。 　　谈故乡——我用故乡丈量世界 　　新作的故事背景地，再次被刘震云选定为老家河南。尽管已经在京定居34年，但那里仍是他近些年来创作取材的源泉地。提起故乡，刘震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记者：在都市生活这么多年，再回过头看河南，对故乡的情感有变化吗？ 　　刘震云：我一年会分几段时间，回到河南，回到新乡，回到延津，回到我们村里面，那里有我的父母、有我的表哥表弟。一回到家乡，我突然就好像一条鱼，跳到了大海里面。在那里，我感到非常地自在，非常地自由！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海里面长大的，从这个海出发，顺着河流，到了另一个地方。接着，我从另一个地方，顺着河流，又回到这个海里。这时，我可能对这个海的情感，跟出发的时候不一样，会更浓烈一些。 　　记者：这种情感如何影响你的创作？ 　　刘震云：河南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具体的，在我的创作里面，不止体现在频繁使用当地地名上。比如，好多人都问我，我作品的幽默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是从河南来。河南的幽默，不只是语言，更是生活态度。除了题材和人物上，有对河南直接的关注和映衬，更重要的体现在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会对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直到现在，有人跟我说从哪儿到哪儿去，有20公里，我马上想到的，是我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包括你在巴黎跟我说从哪儿到哪儿20公里，我也会想到河南延津的一个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我们就以这个距离，来丈量全世界的距离，包括宽度、大小、多少，都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光代表河南或者延津，它代表整个民族的思考习惯。 　　记者：目前的乡村，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中国其他省份里，形态和构成都在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空心化、与城市同质化等问题，对于这些，您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予以反映？ 　　刘震云：确实，目前乡村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没有人反映，许多中国作家还停留在对乡村的童年回忆里。不过，就算别人不写，我写，我会把这一块补起来的。《我不是潘金莲》写的就是发生在当代乡村里的事。还有，三十年前，我写过的作品《塔铺》里，有一个特别淳朴善良的乡村少女李爱莲，我对这个人物很有感情。转眼三四十年过去了，李爱莲应该已经变成一个四五十岁的村妇，这三四十年来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都会体现在李爱莲的身上，她走过了怎样的路？有着什么样的情感经历？我特别想写一写，我觉得我一定能写得如泣如诉。 　　谈电影——我编剧的建树等于0.1 　　从《一地鸡毛》开始，到《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刘震云的小说似乎总具备改编成影视剧作品的潜质，可二三十年来，和刘震云合作的导演，却几乎只有冯小刚一人。 　　记者：会不会把《一句顶一万句》和新作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刘震云：这还要看今后有没有适当的契机。我觉得这两部作品都有特别好的，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段落，也非常具有普及性，但是能不能变成影视作品，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除了我，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导演。 　　记者：选择合作导演的标准是什么？ 　　刘震云：这个导演一定要跟我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特别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总是在跟相同的人合作，比如我跟冯小刚导演一起合作了《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见识非常一致。中国的导演有远见的真的不多。有的电影我们真的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电影我们好像以前看过，比原来看过的还差。那些导演没远见去创作一个新的电影，从中挖掘出新的感动，老套，你根本弄不清他为什么拍电影。冯小刚不一样，比如一般的电影导演看中的是故事情节，但你们看一看《温故1942》，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冯小刚为什么还要把它改变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比情节、比人物、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 　　记者：把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后，觉得写小说和编剧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没做过编剧。编剧是一个职业，受影视公司或导演的委托，创作一个剧本。我没有单独创作过任何剧本，只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当于把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棵枣树做成了板凳。编剧是一个比作家还要困难的职业，因为作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编剧要很多人说了算，比如导演、演员、制片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我在编剧的建树上，成绩等于0.1，不足为论。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 来源日期：2012年0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