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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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力量 贺绍俊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5年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力量

　　　　现实主义一直是我们强调的理论，尽管人 们对它还有不少的误解，尽管一些作家很想摆脱它的约束，但不可否认，现实主义已经与中国的当代文学形影相随。事实上，当代作家的文学观早已越出了传统现实 主义的疆界，就以2015年的长篇小说为例，不少作品都有非现实或超现实的元素。但即使是这类作品，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作家把握世界的影 响。

　　回顾一年来读到的长篇小说，发现从小说里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弥补了现实的不足。这个丰富 多彩的小说世界也向人们展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现实主义一直是我们强调的理论，尽管人们对它还有不少的误解，尽管一些作家很想摆脱它的约束，但不可否认， 现实主义已经与中国的当代文学形影相随。事实上，当代作家的文学观早已越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就以2015年的长篇小说为例，不少作品都有非现实或超 现实的元素。但即使是这类作品，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作家把握世界的影响。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性作家罗布·格里耶宣称“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 为现实主义者”，“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布·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 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精神。

　　书写小人物，揭示大精神

　　在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普通百姓和小人物逐渐成为了主角，这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趋势。

　　即使是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作家的视角和重点也各不相同，因而作品带有不同的色彩和温度。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和东西的《篡改的命》不期然地构 成了对比色，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群山之巅》是东北山村的景色，迟子建把龙盏镇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她着重写了屠夫辛七杂一家人的倒霉 境遇，几乎说得上是家破人亡。但迟子建的用意并不是要把读者带上愤怒和仇恨的情绪中，她的笔饱含情义，她体悟笔下人物的生存选择，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她 要让人们明白，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物，也有生命的尊严。正如迟子建自己所说的“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 上也有巍峨”。东西在《篡改的命》中写一个来自乡村的小人物汪长尺，写他一家人的故事。汪长尺的父亲参加招工考试，没想到被人冒名顶替。汪长尺高考超分却 不被录取。后来他们进城打工，但一次次似乎抓住了机会，却一次次机会丧失，始终也改变不了小人物的倒霉命运。倒霉，可以说是《群山之巅》和《篡改的命》这 两部小说共同的主题词，所不同的是，东西死死盯着倒霉，他以精致语言表现倒霉中的丑陋，从而构成了一种混搭的叙述风格，他更要追究倒霉带来的精神伤害。东 西和迟子建一样也是怀着情义在书写的，当然他是以冷峻的方式抒发情义。篡改，在东西的小说里具有一种反讽和绝望的意味。东西揭露出，在现实生活中“篡改” 无处不在，而“篡改”背后是权力的较量。小人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权力的支撑微乎其微，因此他们的“篡改”最终只是“篡改”了自己。可 贵的是，东西看似绝望，但他仍要以文学的力量对现实进行一次“篡改”。

　　由此也可看出，书写小人物，揭示大精神，是那些写小人物的成功之作的共同特点。陈彦的《装台》同样也是写小人物的。小说所写的装台人是从事一项 特殊职业的群体，他们为剧团和社会的各种表演活动装台，这是一种苦力活。剧团出身的陈彦深谙中国戏曲，他把这部小说写成了一部中国戏曲的“苦情戏”，陈彦 借此对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他所写的主人公刁顺子并不因此而对人生失去希望，不会因此而悲观消沉。即使生活多艰苦，他遇到了心仪的女 子，该娶回家照样娶回家。于是，苦情戏不再是对于不幸的哀怨和宣泄，也不仅仅是对于世俗不公的控诉，而是对于生命坚毅性的探询和感叹。陈彦意识到，这样的 生活“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陈彦从苦情戏进入，却以现代意识升华了苦情戏的意蕴。它虽然仍然缺少西方悲剧的崇高感，却有一种脚踏大地的凝重 感。

　　厚积薄发的现实感

　　长篇小说之“长”，不仅在于篇幅的长，而且还应该包括作家的构思和积累的“长”。浏览2015年的一些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就能发现这是长篇小说写作的一条基本规律。

　　“70后”作家周瑄璞的《多湾》构思于8年之前，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在2015年面世。小说结构特别，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前面四分之三的篇幅是 在写一位中国乡村女性形象，她叫季瓷，她的一生伴随着20世纪中国的风风雨雨，她受制于传统伦理观念，又在这块制约的文化土壤上顽强地生长出坚韧、坚贞的 精神。这也是周瑄璞所体认的中国女性精神。周瑄璞在小说中设计了一只伴季瓷出阁的小钟表，其实就是季瓷的化身。哪怕颠沛流离，这只小钟表最终还回到了季瓷 后代的手上。下半部写季瓷代表的女性精神如何还流淌在后代人的血管里，就像那只小钟表，摆在西芳的书柜里，还能“听到它有力的脚步声”。

　　刘庆邦写《黑白男女》与10多年前的一次特大矿难有关。但他不想单纯写矿难，更思索着矿难给活着的人带来的影响。于是便有了时间的沉淀，沉淀下 来的则是大善和大爱。刘庆邦以他惯有的细腻，通过矿工日常生活细节，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作者希望自己的书写既让小说中的人物也让读者能“得到心灵的慰 藉”。

　　张者的《桃夭》同样得益于他的构思和积累之“长”。张者长期观察和思考当代知识分子问题，先后写出了反映这一问题的《桃李》《桃花》，刚刚完成 的《桃夭》与之共同构成了大学三部曲。难得的是，十几年间，张者并没有静止在历史的某个节点，而是让自己笔下的人物以及自己的思想跟随着现实的变化往前 走。张者写大学三部曲的过程，就是在审问当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为此，他在《桃夭》的结尾，安排了一场模拟法庭。这不失张者的戏谑风格，然而在戏谑中也包含 着张者自我审判的庄重。

　　超现实也是一种现实

　　当代现实主义经过现代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洗礼，其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不少作家自如地处理超现实或非现实的材料，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告诉人们：超现实也是一种现实。

　　陈应松的《还魂记》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陈应松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但长年扎根于神农架，那里氤氲着的神奇诡秘，常常为他的小说叙述带来一种 超现实的想象。《还魂记》的构思完全建立在超现实的基础上，作者采用亡灵叙事，让死于非命的柴燃灯灵魂返乡，通过亡灵的眼睛，看到了现实世界种种不合理的 现象。作者尖锐地揭露出，现实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才是必须彻底否定的“超现实”。

　　艾伟的《南方》同样借用了亡灵叙事的表现手法，小说的形式感更加明显，展现出艾伟处理现实经验的艺术能力。超现实让作者避免了直接讲述现实故事 的拖累，从而专注于对人的精神境遇的探询，“你”“我”“他”三种叙述视角的交替，虽然带来阅读的障碍，但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现实中伦理道德的复杂性。

　　于怀岸的《巫师简史》中的巫气和匪气，显然就是作者对湘西历史和现实的真切体验，他由此出发，写出了一部湘西人的生存史。冉正万的《天眼》同样 从贵州的山水风情中汲取到了灵气，这种灵气贯注在他的叙述中，使他的文字有一种飞扬感，这种飞扬感很适合书写偏远山村的荒诞和诡异的现实。

　　现实主义意味着责任和勇气

　　2015年的长篇小说仍然让人们强烈感受到作家的批判精神和对历史真相的追问。这显然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关的，因为，现实主义意味着责任和勇气。

　　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和陶纯的《一座营盘》都缘于军队特大腐败案，两人都是部队作家，这恰恰体现出部队作家的正义感。周大新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 一位作家的政治忧思，其实他的小说往往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参与感。小说的构思比较特别：一位高官逝世后，准备为他写传记的作者去采访相关人员，人们因为不同 的身份对死者有不同的评价。小说揭示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和政治理念混乱的现实状况，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政治小说。陶纯的《一座营盘》直接写军队的腐败。难 得的是，作者不仅以此表达了义愤，更没有因此而感到失望，而是以理想主义精神去发现现实中的曙光。

　　何顿擅长写长沙市民的现实生活，偶然接触到长沙抗日期间的史料，被那段被埋没的历史所震惊，觉得作家有责任将人民在历史中的英勇壮举还原出来。 为此，他写了《来生再见》《黄埔四期》。《黄埔四期》的格局非常宏阔，从北伐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大多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重点写了一群黄埔学生在抗 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故事，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感和对英雄精神的虔诚。抗日战争应该是一份重要的文学资源，如何利用这份资源，写出真正体现中国精神的战 争文学作品，这应该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2015年的不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苗头，除《黄埔四期》以外，还有如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所体现的世 界反法西斯眼光，如曹文轩的《火印》以非暴力美学处理战争叙述的努力，以及王松以台湾摩达头目莫那·鲁道带领族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真实历史为原型所写的 《燃烧的月亮》、王霞以东北军为原型的《打回老家去》，都能感觉到作家对历史负责和对文学负责的追求。

　　弋舟在谈到他的《我们的踟蹰》时特意强调他在写作观念上作了一次调整，令自己的目光贴近“现实主义”一些。我以为，弋舟之所以强调他选择了现实 主义，就在于他有一种要勇于面对现实和揭露现实问题的责任，他觉得必须“以这种近乎‘现实主义’的方式描述我们生命中的溃疡面”，才能达到拯救爱情的目 的。小说写了几个“沧桑男女”相互依存、相互纠结的故事，他们在生活中都称得上是强者和勇者，但他们面对爱情的时候却踟蹰不前。最令弋舟伤感的是，踟蹰本 来是一种古典情调，但现代的人无法分享这种情调，只能让爱情止步于踟蹰。这是否也是一种现代都市的心理疾患？

　　宋欣少年时因为铁路事故导致四肢三残，一直是文学陪伴他，让他有了生活的勇气。他的《格尔尼卡的欢乐颂》可以说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将毕加索表 现战争残酷的《格尔尼卡》和贝多芬表现崇高精神的《欢乐颂》并置在一起作为小说标题，就可以想见一名残疾者内心的纠结和精神痛苦是多么的巨大，但作者则是 以一种轻松和谐趣的风格来书写残疾人参加社会工作的故事，反映出生命的达观。

　　李杭育搁笔20余年后写出了《公猪案》，他在谈到自己搁笔的原因时说是“因为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超越从前的自由愉快的表达方式”，这里所体现出的 同样是作家的责任。李杭育看到了当代小说在叙述上的模式化倾向，他力图在观察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上都作出新的尝试。《公猪案》的确带给人们一种新颖之 感。

　　康赫的《人类学》在语言上的冒险和对现有文学规则的公然挑战，体现出一种对文学精神的深刻理解；还有如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对底层立场的坚 守，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对于其具有野性的个人风格的发扬，余红的《琥珀城》将人性之剑击穿房地产的“心脏”，等等，作家们各自的努力都是因为文学责任对 他们的召唤。2015年的长篇小说，给我们的启示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