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朱维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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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谈话，永难忘怀——追忆朱维铮先生陈佩钰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14日   07 版） 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2012年3月第2版     接受编辑出版《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的任务时，我刚入职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名刚入出版行业的年轻编辑，想到即将与一位闻名已久的大学者交流，内心的期盼与激动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我与朱先生开始了近一年半时间的联系。     2010年8月27日，我第一次赴上海拜访朱先生，地点是复旦旁边的肺科医院，之前朱先生已查出肺部不适。当时来看望朱先生的人很多，我进去时先生略有疲态，但还是从病床上下来，坐在我的对面，细细嘱咐我要在修订版中恢复当初的附注。原来，《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于1995年3月，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为统一体例，辽教社将诸文附注尽行删除（仅保留《孔子与教育传统》一文注释），因而朱先生希望此次增订能够恢复附注。但当初手写的原稿已寄给辽教社，朱先生也并未留底稿，怎么办？《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收录的是朱先生1984年至1994年间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大多公开发表过，那么只要找到当时的刊物、书籍就可找到原文附注。朱先生对附注有着独到的看法：“述史或立论需附注释，是中外学界通行的规则。自年逾不惑，忘性日增，于是引文常注出处，首为备忘。年轻时通读《资本论》，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注解极为详尽，不仅注明引语出处，更重要的是涵泳解说性的和批判性的两类注解。我从其中获得的教益，不亚于那些精炼的正文。以后我整理文献时看重校注，撰写论文时尽量使正文简约可读，而以附加注释体现己见，应说是受此启迪的结果。”熟悉朱先生著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走出中世纪》，还是《壶里春秋：晚清学术史论》等，朱先生的文章中，内文重在描述历史事件，而附注则不乏精彩观点，这当中虽然有着历史学家“尊重历史”的学术习惯，但这种独特的附注更表明了作者一种严谨的态度，即立足事实，先弄清楚事实，再推理出结论，而这种方法也可有效地避免陷入“先立论、后求证”的弊病。     考虑到朱先生不可长时间劳累，谈话只进行了半个小时，但这半小时却让我感受到了学者的一种严谨，更对经学、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却因未受专业训练而一直未能登堂入室，于是决定回去通读朱先生所有著作。仍记得2010年的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我坐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的五楼样书保存室，桌上放着那些复印好的附注，以及朱老师的《走出中世纪》初集、《走出中世纪》二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国经学史十讲》、《壶里春秋》、《孔子思想体系》、《维新旧梦录》、《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本、《周予同经学史论》等。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本本书读来，内心不断为那些文字而震撼，其中《孔子思想体系》可以说颠覆我既往的一些观念。通读后便是整理总结，想起以往念管理学时常用的思维导图（一种用于知识管理的可视化软件），我开始梳理朱先生庞大的学术脉络。在日记中，我当时写道：“朱先生以中国经学为核心，有乾嘉学派重证据而少空言的严谨治学之风。论述上至经学、儒学与孔学的源头辨析，下至晚清民初经学研究的范式转化，并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体系；且研究成果从中国经学史向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扩展，多有新颖的、符合历史实相的结论……朱先生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的中世纪’，该命题可以分解为：什么是中国的中世纪？这个中世纪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     2011年4月29日，我第二次拜访朱先生，地点是朱先生家里，我给他送去清样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朱先生坐在沙发上，背后书柜几乎占满了一面墙。那时朱先生已被确认身患肺癌。阳光照过他的脸庞，我却分明地感受到了那目光依旧坚定，并未因恶疾而有丝毫退却。或许是之前休息充分，朱先生谈兴很浓，聊当前的国学热、聊他曾经到杭州开会的趣事、聊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最后，朱先生似有沉默，末了，他说，最欣赏的还是庄子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令朱先生如此激赏庄子，返回杭州后便打开了《庄子》。印象中，庄子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是反对人为束缚的，是最贴合人内心深处隐微的，那么对于生死，庄子怎么看？翻开《庄子》，有这么几句话：“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察其而来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行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人生无常，庄子视生死如春秋冬夏四时变迁，不可抗拒、无以逃避，“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死亡即回归于大自然。庄子的文章洋溢着不羁之风，感觉那风从远处吹来，大鹏鸟正展翅翱翔于九天之上。庄子于朱先生而言，如果说青年时代象征着对思想、精神与灵魂自由的追求，那么待历经人世沧桑之后，是否已化为某日午后一份出尘的通透与洒脱呢？     2012年1月8日，我再次拜访朱先生，地点是上海新华医院，三天前朱先生自病房收到《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样书。我记得那天杭州、上海都是阴雨天，一如我那时的心情。在杭州到上海的高铁上，我的脑中不断浮现出近半年以来的画面：2011年7月，收到朱先生审定后的清样稿，顿见多处错讹用红笔标出，大到排版格式，小至标点符号，附加的“另说五篇”附于其中，序言、附注及附释性说明添加在诸文中，目录也被重作分类；2011年8月，收到朱先生再经审定后的清样稿，还是有十几处错误被红笔标出；2011年10月，接到朱先生的电话，询问出版进度，希望能尽快出版以作为学生的参考资料；2011年11月，收到朱先生对于封面的反馈意见，希望封面雅致、大气；2012年1月初，接到朱先生的电话，看到最终样书，他对于书中目录顺序调整未经他的最后首肯而表示不解……于是我想，朱先生是在病床上修改清样稿的吗？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呢？他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呢？他还在给学生上课吗？站在讲台上会不会累呢？遇到我这样初涉出版缺乏经验的编辑，他又承担了多少原本该是编辑做的事呢？……怀着愧疚推开病房的门，此刻的朱先生因几次化疗而需要人搀扶，但他仍坚持下床，与我面对而谈。谈话围绕的是目录顺序，原定的顺序是先通论、后述史，而出版时顺序却被临时换成了先述史、后通论，朱先生认为打乱了全书的学术体系。先生虽经受着病魔的无情折磨，但仍一如之前，如春风化雨般……原本是去探望与致歉的我，却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受到这样一位被国际汉学界誉为“低调的大师”的学术智慧与思想氤氲，也更加深刻认识了书中的一些观点、全书的架构等等，以及这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大学者的风范。     重新审视《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版）》，可清晰看到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学术界关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等论题的讨论的反映；而80年代“文化热”与本世纪初期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关于“什么是国学”等论题的讨论，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成为《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的现实意义。如书中朱先生提出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的区分，为不少学者所引用；又如提出“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等观点，至今仍令人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而书中严格建立在证据之上的述史，与通论部分彼此呼应，从而奠定朱先生严密的学术体系。在此种意义上，先通论，辨析概念；再述史，引证事实，就显示出其清晰的架构。     回想与朱先生的三次谈话，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理解”二字。编辑作为杂家，自不能局限于某一门学科，而需要不断地去深入各个学科，面对不同的学科体系进行自我体悟，进而与作者沟通、合作。唯有深入理解作者的性格特征、学术历程以及作者在该学科领域的位置，才能更好地与作者沟通，也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选题的特征，将之传达给社会大众。回头看，历史学科零起点的自己，正是在朱先生不断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才有了业务上的点滴进步和学识上的巨大收获。如果说作者每一本书的背后蕴含了编辑的劳动，那么，每一位编辑成长的背后，同样有着作者的宽容、理解与帮助。     然而正当我重新调整好目录顺序，并经朱先生同意改正一版中的几处错误，而准备将二版清样交付印厂，盼着可以给朱先生一个交代的时候，却突传噩耗，2012年3月10日3点56分，朱先生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悲惋之际，心头更是深深的内疚，终未能让先生看到二版的样书，如果可以重头再来……思及此处，停笔凝噎，已难成行。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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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不是“被政治”，学术成就会更大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9 版）

    编辑同志：
    很高兴读到贵报3月14日刊发的两篇纪念朱维铮的文章，《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一文尤其不同凡响。标题就极有气魄，正文富于学术性。这类文章写到这个水准，而且客观，不为尊者讳，不为刚逝者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尤为可贵的是，文章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朱维铮性格上治学上的某些缺点弱点，以及他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渊源。也许正因为他“自负和盛气凌人”，使他除短时期外政治上一直不得志，所以才只“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而没成为“中头目”或“大头目”。否则中国可能会多了一个准政治犯，少了一个学术大家。也正因为他过于强调“斗争、冲突意识”，学术上未能突破某些旧的藩篱。
    朱维铮是个极富个性的人，难得地保留着一些传统文人的毛病——好的和不好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实际上取消了教师政治学习，十年后复旦居然还有。可以瞎聊，但不能缺席。朱维铮就是长期不参加！于是他被停发奖金，后来又被停发工资。朱维铮笑对我说：“我就不参加！”我们的学术生态环境适合御用文人和平庸者成长，很难造就大家，更难容忍有棱角者。朱维铮能走到今天简直是奇迹。
    文章说，“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不屑一顾”，非常准确。这里固然有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有而后来越来越重的毛病，不过更宝贵的是他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追求真理的执着和钻研学问的刻苦，为许多人不及。实际上有些“高人”确实不值得那么尊敬，他们享受的礼遇远高于成就。
    文章配发的那张照片选得很好，那姿势就是典型的朱式。过大的烟瘾害了他。
    现在七十几岁的人基本上都是1949年之后才小学毕业的，最好的年华都在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以及体力劳动和大饥荒中消耗了，真正能够做学问时已经四十岁上下，能做成什么样！几乎没人没病，现在一个个都在走。又走了个朱维铮！他是这拨人中比较突出的。
    我和朱维铮是近六十年的朋友。当时他在无锡三中，我和杨天石在一中，都是文友。1955年杨进了北大中文系，朱进了复旦历史系。我受杨的影响1957年进了复旦中文系，这样与朱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我们都是被时代耽误的。杨天石1958年被打成白旗，我1962年差一点被作为反动学生送到崇明岛劳改。所以我们都被分配到中学。他教了17年语文，我教了整整20年。朱最幸运，却也被命运作弄误入歧途。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到严格审查，有关方面还派人到北京来找我和杨天石调查他1967年当文汇报驻京办代主任时的情况。他若不是这十几年“被政治”，学术上必有更大成就。所以我非常羡慕你们，因为在你们这个岁数，我们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从前不少编辑后来都成为学者、大家。希望你们也能这样。中国学术的传承以后就靠你们这代人了。
    顺祈
    文安

    周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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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朱维铮刘志琴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5 版）     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     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特立独行，遭受非议；也少有像他那样治学，备受称赞，连论敌也不乏褒奖之词。     非议的是他的坏脾气，他桀骜不驯，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拉下脸来开骂，不管不顾，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不敢请他参加，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台；称赞的是他的功力非凡。他师从经学大师周予同，专治经学史，这是一门头绪纷繁而又古奥艰深的学问，他凭借严密的思维，流畅的表达，条分缕析，把一团乱麻整理得井井有条，且多有独特的见解。经他编注的古人文选，准确精当，明白晓畅，广受好评。     学业成就了他的声名，也毁了他个人的幸福。他治学之勤奋，实属少见，白天教学，夜间工作，经年累月彻夜不寐，直至早晨才合上眼，休息半日。他自述做学问是自讨苦吃，每有兴会，又兴奋不已，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饮，甚至酗酒无度，贬之者视为酒鬼，褒之者誉为酒仙，日积月累伤害了身体。     他的前妻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是学业有成的数学家，可是强强联合，难免不会针尖对麦芒。在居家生活中，两人都忙于学业，不及他顾，总要吃饭吧？谁也不愿起身动手，结果呢，谁耐得住饥饿，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尽头？在大学时他们本是一对身材高佻，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是人见人羡的绝配，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女，那该多么美满！然而婚姻终于被岁月消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前妻出国深造，感情已有裂痕，他托我买一火腿请人捎给她，为了这火腿，一再嘱咐，什么品牌、规格、包装等等，叮咛复叮咛，大大咧咧的他，竟然也会这样婆婆妈妈！这使我意外，也由此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款款情意，如此佳偶又何以不能相守白头？难道沉醉于学问的人，是如此不通人事? 对此我只有叹息！后来他终于找到现在的妻子，在家庭生活上画了圆满的句号，这是他的幸运。     他的骂人有时是怪怪的，使人不可捉摸。一次他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这是指责吗？是，也不是。接着又说，一上任，便遭遇反对精神污染，连自己都差点成了反面教员，怎能再有建树？不过有一件事没做，没有主动整过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一次他和我一见面，劈头来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我一怔，才明白这是指我写了些散文，这句话是对我批评还是表扬？不明白。他就是这样，好话当作坏话说，坏话更要使劲向坏处说。     他的骂人，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不仅到处树敌，有人还扬言要控告他。这是因为他说孔子是私生子，孔子家系自东汉孔融之后就已混乱，孔子后世70多代，到底有多少孔子的真血缘？早就断档了！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满，50多人联名写信要告他侮辱先圣。对孔子血脉一说，虽不中听，可也没有什么不妥，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报道，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人已与其他民族融合，经现代生物学的检测，汉族已不再具备专有的DNA。连当今中国人已不再有纯汉族的血统，现代孔子后裔怎能拥有二千多年前孔子的纯血脉？要说是后人也只能是文化传承。当初他说这话并不知道后来这一结论，与孔子后裔也无怨无仇，为什么要甘犯众怒，出此言说，为的是坚持真知，这就是他治学的风骨。     当然，他的骂人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尤其对国学和国学院，用语之尖刻，出言之不逊，使人难以承受，国学不是“学”吗？既为之学，不妨多元多议，岂能以骂压人？有时他骂得太出格了，被骂的也就一笑置之，这才是高人之态，相比之下，他反而显得偏狭。     他这样的不近人情，有时也对着自己。他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佳作迭出，可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说明课题的主题、内容、价值、作用和意义等等，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以期获得通过。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这又怎么能通过？！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是他的信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民族的记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用于今天，这是专家学者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有几人能坚持这一学理？他又是这样不配合、不识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话会出于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士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幅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岂不知，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把学问当作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难以与人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势。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天地之间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除非是双胞胎，13亿人口就有13亿模样，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古往今来，凡是高才俊逸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僻，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罗筐，可都不妨碍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个性，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     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处，但为人还是有底线的。文革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被视为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他来我家，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宣告：“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我淡淡地回他一句：“这有关系吗?”他哈哈一笑：“当然，没关系。”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相谈一如既往。不久文革开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号角，在全国掀起批倒一切的风暴，北京的“二月提纲”被认为是包庇吴晗，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任凭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他更没有落井下石。在儿子打倒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人人发狂的年代，有这点操守，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他有独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学生都爱听他的课，拥有众多的粉丝。经他教诲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出了名的严厉，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他曾拟出100个文史试题，让学生任意挑选一个，写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不惜化费大量时间，对学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症晚期，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亲自为学生授课，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为学业而生，为学业而狂，为学业而死的人。学术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热闹，少了他却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离去给朋友留下不尽的思念。与他唇枪舌战对阵多年的王春瑜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底，在他病危时多次想与他通活，以表白对他的关切，又对我说：“他目空一切，骂了许多人，可对你一直是很好的。”是的，他对我不错，也只是没有被他骂而已。其实，他对女学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与他同行，同进一个门，他必定停顿一下让你先行，彬彬有礼。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进天国，阴阳两隔，再也回不来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中国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绅士的风貌，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结合一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另类，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朱维铮!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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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勇：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
作者：马 勇

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在被病魔折磨一年之后，还是遗憾地走了。朱维铮不仅是历史的研判者，著述宏富，而且年轻时候也曾参与一段历史的创造。他或许带走了一段历史记忆，或许带走了一段学术。朱维铮逝去无疑是当代学术巨大损失，他所涉及的一些学术领域，可能不会很快有人填补。

学术机缘

许多人以为朱维铮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他的大胆、犀利、敏锐，使人觉得他与正统学术有很大差异。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朱维铮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史观，只是他所坚守和所信奉的，不是经过修正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他通过特殊机缘获取的。

朱维铮1960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后很快就被安排给陈守实教授当助教。此后数年，朱维铮追随陈守实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史，这些都是当年最时尚的课题，有几朵“金花”的雅号。

陈守实是清末经学大家孙诒让的小同乡，少年时代就读于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入门弟子。陈守实不仅熟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范围广泛，而且追踪新思想，自觉接近马克思主义，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往往不屑一顾，但他毕生仰慕陈守实，自以为从陈守实那里获益良多。陈守实不仅为他打下自先秦至明清古典中国研究的基础，而且指导朱维铮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入手，慢慢领悟马克思主义精髓，构建一套完整的思维框架，拥有独特的思维方法。这个框架就是唯物史观；这个方法，如果套用中国学术史经验，其实就是“六经注我”，用自己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历史。

陈守实给了朱维铮理论和方法，周予同则给了他一个学术范围和大致方向。周予同毕业于北高师，算是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的弟子。所以朱维铮的学术血统不仅可以追溯至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而且还是章太炎学术传人。

周予同1960年代初受命主持《中国历史文选》编写，朱维铮就在这个时候给周予同“帮工”，负责查找资料、撰写题解、注释初稿。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检索条件，有时为了一个细小问题，必须一遍又一遍翻检大量图书。至于撰写初稿，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充分消化史料，需要用最简约的语言表达。

《中国历史文选》选材上下两千年，涉及主题、人物、典籍、典故众多，朱维铮在这一工作中无形扩充了知识范围，提升了表达能力。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学术基本功训练，朱维铮在枯燥的训练中不知不觉增长了成为大师的潜质。

朱维铮成为一代学术名师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突如其来的文革打乱了这个步骤。过去有人说复旦历史系是文革重灾区，其实就是说复旦历史系精英差不多都卷入了这个以文化名义进行的大革命。

年轻的朱维铮博学善辩，文章写得也好。他很快在写作组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只是朱维铮的个性太不适宜于政治了，尽管他至死也不愿承认这一点。就像他所仰慕的章太炎一样，从来不喜欢以学术大师自居，而喜欢被视为大政治家，视为国师。

朱维铮政治上的悲剧无疑在于自负和盛气凌人，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风光并没有多久。短暂风光为朱维铮赢得了多年“牛棚”生活。不过他好像一直不后悔这段非常经历，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刻意掩盖，因为他觉得当年写作组确实高人云集，获益良多。他后来曾不无调侃表示自己毕业于“文痞训练班”，以为正是这段特殊经历提升了自己的学问段位。

文革晚期，朱维铮政治处境略有好转。在评法批儒时，他受命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段经历虽然显得有点荒唐，但对朱维铮后来的学术发展其实非常重要。

经学史

现在追念朱维铮的都喜欢说他是“最后一位经学史家”。确实，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朱维铮可能会以这样的定位进入。他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应该追溯到跟随周予同的时候，因为周予同是钱玄同的学生，钱玄同很早就有重评经今古文问题的专论。或许在钱玄同的影响下，周予同在大学毕业不久也有类似作品发表，用今文经学观点去解释经学史上的争论。他们师徒其实都是在祖述近代以来直至康有为所有今文经学家的看法。

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当然受到周予同的强烈影响，他为周予同的经学史论文结集就是一个重要契机。这部论文集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除了朱维铮精心编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维铮为这部集子写的长篇序言《经学史研究五十年》。这篇论文对近代以来经学史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提出应该将经学史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史进行研究，而不是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或古史辨派那样简单处理。

由于五四激进反传统，经学渐渐被打入冷宫。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即便读过《论语》、《孟子》，但基本没有读过五经，因此朱维铮通过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进入经学，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增进了他的博学和精深。

朱维铮进入经学史研究的第二个管道是章太炎。他在文革晚期参与章太炎作品注释，其实真是一个难得机会。朱维铮这些功夫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白费，相反，他在文革一结束，就和复旦另一才子姜义华合作推出《章太炎选集》。

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是乾嘉汉学殿军，是古文经学重要代表。但他毕竟生活在近代转轨时代，对于西学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因而在揉和中西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现代中国新学术发生起到先导作用，现代中国新学术很多分支都能追溯到章太炎那里。

然而在1949年之后，章太炎的作品渐渐成为古董，能够读懂章太炎就算很了不起。朱维铮、姜义华在1980年代初拿出令人服气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仅其简短题解、简要注释就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章太炎对经学史的表述与周予同传承的今文经学完全不同，于是朱维铮通过章太炎建立了一个与周予同完全不同的经学史解释体系。如果仔细阅读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再去回看周予同的作品，就能看出两人在经学史上见识的差异甚至高低。

朱维铮在研读章太炎文献的同时，又不能不用力研究章太炎学术的对立面康有为和梁启超。朱维铮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有康有为卷，对于康有为大量未刊散佚文稿，朱维铮也比较早地进行搜集整理，只是朱维铮受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不太认同康有为的人格，因而在对康有为的研究上，朱维铮实际上存在某种成见。

相对而言，朱维铮对梁启超的观感要好些，他不止一次对梁启超的著作进行整理或校注。他编校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经过二十多年时间考验，已经积淀为“新经典”，但凡研究清代学术，需要利用梁启超这两部著作的，无不以朱维铮的整理为善本。

通过康有为、梁启超，朱维铮对经学史、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观察，他不仅顾及到了从顾炎武以来汉学家的学术贡献，而且跟随康有为、梁启超的描述注意到了常州学派以来今文经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正如钱穆很早就注意到的，如果只看梁启超对清学史的解读，一定会得出一偏之见，很难看到清学史全貌，所以钱穆发奋著有同类著作以弥补。现在朱维铮不仅注意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而且精心研读过章太炎，所以他能很敏锐地看到康梁在学术上的问题。在谈到清学史建构时，朱维铮注意到章太炎发凡，梁启超起例，钱穆叙事更精当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在朱维铮的心目中，一个更合理的清学史、经学史，可能还有待于事实清理，有待于未来。

朱维铮对经学史的见识与归纳，确实不是偏听今文或古文所能达到的。朱维铮确实有超越今古重构经学史的构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他对经学史、清学史最完整的表达，没有看到他的经学史全本。

文化史和思想史

陈守实、周予同、章太炎都是学贯古今的大师，朱维铮通过他们不仅弄清了许多学术史的问题，也重新建构了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朱维铮本来就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独到研究，本来就不同意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因而他化用欧洲“中世纪”说法，将秦朝之后至明末这段一千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的中世纪”。

按照朱维铮的看法，古典的中国，或中世纪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的疆域在变化，传统在变化，只能在变动中去观察中国，理解中国，才能弄清古典中国的意义和真相。按照朱维铮的看法，中国传统不仅有历史时代前后不同，而且有空间上的多元。所以朱维铮有一本《音调未定的传统》，专说中国文明形成的复杂性。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热中，朱维铮是少数几个弄潮儿之一。他们有见于往昔数十年只谈政治不谈文化的事实，倡导对文化文明的研究，从而使学术界掀起一个文化史研究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朱维铮参与创办了影响巨大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参与主持了构思宏大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然而后来因种种原因，大约主要是朱维铮不善合作不善沟通的原因，都无疾而终，国内外学者对此深感惋惜。

从文化上研究中国，不能不重提孔子，重提儒家，重提中国传统。在这几个方面，朱维铮都有卓越贡献。据他说，那本以蔡尚思名义出版的《孔子思想体系》就是他的手笔，这部著作的思路及行文风格确实不是蔡尚思的。这部书是五四后对孔子生平经历及思想价值的重新评估，影响巨大，不仅开启重评孔子重评儒家的先河，即便在大众传媒上，也因讨论孔子父母的婚姻问题而成为热门话题。

朱维铮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格外熟悉，与国内外相关专家也有很好的互动，他个人对历代思想人物也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在1980年之后相关学术会议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也总能听到他独具一格的言说。思想史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但他不太认同传统思想史的表达方式，不论是过去的学案体，还是后来的章节体，在朱维铮看来，都有很多不足。但究竟应该怎样表达，《孔子思想体系》是否就是范式，相信朱维铮对此也并没有足够信心。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朱维铮有一篇探讨儒学独尊转折意义的论文，最早发表在一本非常专业的论文集中。这篇文章做得非常细致，不仅从政治上解读了西汉政治的发展，而且从思想史上评估了儒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带给中国的后果。这篇文章影响非常大，应该视为朱维铮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化用欧洲的说法，将秦汉之后的中国定性为“中世纪”。那么按照他的逻辑，中国在十七世纪与欧洲重新接触后所走的路，就是一个“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

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研究，按照朱维铮的说法，很早就开始了，1949年之后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是研究在中国生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途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触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注意到了社会内部出现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就是要脱离“中世纪”旧有轨道，有向近代迈进的冲动。

朱维铮分析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理论框架，确实没有超出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基本上是从生产力变动、生产关系变动这些视角观察问题，他所注入的新东西，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文化史的视角。他认为，从文化史视角观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可以获得若干新的发现。比如中国文化在十七世纪之后究竟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与西方文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都是过去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无法深入探究的，只有放在文化史背景下方才有这个机会。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在过去二十多年先后出过正续两大本，其中收录的文章确实长短不一，风格有差异，体例也不太一致，但这两本书始终如一获得读者欢迎，朱维铮本人也格外重视，以为最能代表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

从学术史视角观察，朱维铮是当今中国极少数深入研究章太炎《訄书》及《检论》的人，他有长篇名文探讨从《訄书》到《检论》结集过程所体现的章太炎思想变迁，揭示章太炎通过两次结集营造思想体系的努力。依据这个观点分析朱维铮两部《走出中世纪》，其实也能隐约觉察到作者营造思想体系的学术野心。作者通过这两本书探讨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变迁，探讨满清统治者与汉人与西方传教士的多层复杂关系，探讨十七世纪之后的中国与世界，探讨传统思想学术比如孔子、王阳明在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中的功能和意义。朱维铮在这一系列探讨中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源和学术基础，其充满哲理的文字表述也被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追捧。

根据朱维铮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起点绝对不在1840年鸦片战争，而是应该往前追溯至利玛窦和徐光启时期。在朱维铮看来，利玛窦与徐光启是中西文明交汇时期两大伟人，特别是徐光启对西方文明的通达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提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朱维铮稍后又致力于徐光启研究，不辞辛劳整理编辑徐光启作品集。

求索真文明

根据朱维铮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是一个复杂转型过程，是中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一个新兴国家逐渐崛起的过程。

朱维铮在名为《求索真文明》一书中，重新探讨了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三百年学术史，以为晚清学术确实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所贩卖的西方古代、近代学说。所谓“西学”，早在利玛窦、徐光启时代，中国众多学者已相当熟悉。十八世纪清廷越来越频繁的“禁教”，将西学渐渐变为潜流，但没有使其消失。即便从来不说西方学问的乾嘉诸老，其实骨子里和学问深层，都包含着西学的大量因素。

朱维铮对清代政治及文化交流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他当然不愿认同通行的近代史讨论框架，不愿认同清帝国是在挨打之后方才觉醒的传统判断。根据朱维铮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前很久，思想界一直存在“自改革”的呼吁，但清廷沉湎于自己营造的虚幻繁荣之中，不愿觉醒，不敢正视现实，只是到了乾隆帝去世，中国政治方才出现转机，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政治理想纷纷出笼。其中有僵死的理学，有盛行南国的汉学，也有源于吴越的今文经学，当然还有蛰伏已久的西学。正是在这种思想觉醒的时刻，中国人开始探究哪些才是对未来有用的真文明，哪些问题才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真问题。

重读近代史

在朱维铮生命最后几年，其学术兴趣不知不觉转移至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上。朱维铮认真研究过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研究过近代一大批追求富强转身向西的中国人，主持编辑过“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合作有《维新旧梦录》，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与著作，朱维铮差不多都曾仔细阅读和研究，他当然有资格“重读”近代史，表达自己对这一百多年历史的看法。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的论文最初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等各种报刊专栏上，由于他侧重于“新意”表达，坚持没有“新意”绝对不写的原则，因而这些短论几乎篇篇叫好叫座，当然也几乎篇篇引起争议。这个效果，其实也是朱维铮所期待的，他就是想让自己的研究心得影响最大多数读者，进而渐渐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史的叙述。这些短论后来结集为《重读近代史》出版，受到读书界热忱欢迎。

在《重读近代史》中，朱维铮确实做到篇篇出新。比如他在第一篇讨论“落后”是否必然挨打问题时，就用大量事实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的GDP占世界总量百分之三十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相抗衡。根据这些数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判断当然缺少历史依据。在朱维铮看来，挨打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那时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着的世界，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终于使一个经济强劲增长的中国沦为了“东亚病夫”。

朱维铮的证据当然是可信的，新意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得不指出，朱维铮对近代史的重新解读缺少了两个要素。第一，或许因为年龄原因，朱维铮无法或没有足够时间阅读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因而他对一些问题的探究其实只是针对他们“那一代人”的近代史，而不是我们这一代正在研究着的近代史。朱维铮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范文澜、刘大年和胡绳，他们对近代史体系建构确实影响巨大，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一线学者继续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框架中叙事言说了。

第二，朱维铮对近代史的解读正如他对经学史、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一样，比较强调对立、对垒，其实就是始终蕴含着一种“斗争”、“冲突”意识，因而他在述说这一百多年故事时，更愿意接纳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政治对立面的批评，而不去辨析资料的可信度。举一个简单例子。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中多次提到慈禧皇太后，在他的叙述中，慈禧就是恶魔，就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这里显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朱维铮的叙述，其实就是中国正统史观中的男权主义立场，红颜祸水之类的意思，在书中不止一次流露。二是朱维铮所凭借的史料，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有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当年的政治批评，而没有能够超越当年现实政治冲突，没有研究清廷档案或相关文献，偏听偏信，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政治层面去分析近代中国政治进展，用事实而不是用传说去重新描绘晚清政治地图。

《重读近代史》确实是朱维铮那一代学者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确实体现了作者的史德、史识和史才。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到了晚年能够形成这样的看法，也确实是一种觉醒，一种自觉。作者反思历史，提出许多新颖别致的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这些解答不论存在怎样的不足，其实都在向着真实的历史逼近，由此也体现出作者的大家风范、学术底气和纵观古今的学术视野，代表了那一代历史学者的史识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