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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英:香港文学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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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9 09:52: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原文地址:刘春英:香港文学纪行作者:刘春英
   “香港是文化的沙漠",这是昔日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曾经盘踞我脑海多时的印象,只是,随着几次香港中文大学之行,这种印象逐渐依稀模糊,乃至完全变更。                                        (一)
    1997年,我第一次访港,在中文大学任教的老同学带我游览校园。山环水绕之间,看到山脚边爬了一排碧绿的青草,上面疏疏落落地结了几簇橘红色的花朵,不禁看一眼如她名字一样美丽的老同学,说:"这样的景致,在里面呆上一辈子也可以了!"当时,内地正处于脱贫致富的高峰期,大家忙着挖公路、拆房子、砍树林,举目黄尘滚滚,偶尔看到几棵在污浊中挣扎的树木,也寻不到一点绿意 -- 枝叶全都变成了焦黄色,与中文大学的葱茏苍翠有如天壤之别。
    第二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是在2004年参加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与新亚书院合作50周年的庆典,新亚的师尊,雅礼的宾客,济济聚于一堂。记得大家来到钱穆纪念碑前,一位白皮肤白头发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对碑文很感兴趣,上前细读,大家随之谈起"天人合一"的意思,用汉语也用英语,十分随意。我心中疑惑这位儒雅谦和的西方学者怎么懂得汉语,后来方知他是留美幼童、也即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李恩富的后裔李理查。李恩富当年因成绩优异而被耶鲁录取,26岁即在波士顿出版了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是华裔作者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他娶美国姑娘伊丽莎白小姐为妻,完全溶入了美国社会。当时,华人由于美国的排华法案而备受排挤,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李恩富挺身而出,愤怒谴责反华运动的支持者,此后为争取华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四处漂泊,一生奔波[1]。 
    巧的是,理查的儿子,Ben Lee 在1989年前后正是雅礼暑期项目的负责人,与太太Juliette同是我们当年在耶鲁进修时的指导兼朋友。记得我们在雅礼总部话别时,一名台湾学者弹起钢琴,我们七名中国学者伴唱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依依惜别之际,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Ben Lee也不时用手背擦眼睛,那股不舍之情,当时觉得有点讶异,现在想来,原来另有含义,这位碧蓝眼睛的西方人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液!
                                         (二)
    2006年,内地的学术圈已渐次被世俗的病菌侵蚀,学者们的心灵或躁动、或不安,已很难定下心来做纯粹的学问,我觉得有必要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便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联系访问交流事宜,得到时任院长的黄乃正教授的大力支持,又蒙时任翻译系主任的方梓勋教授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对香港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住入庆会楼的第一晚下了几滴细雨,秋凉夜静,正好读书。客厅里的书柜上整整齐齐摆了几列书,文科理学,校典院史,倒也周全。随手拿出一本来,是《诚明古道照颜色》,谈的是新亚院史,当年的新亚办学经费严重不足,亦无固定校舍,在创始人钱穆的带领下,栉风沐雨,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艰辛,方有了今日之骄人成就。而那股坚忍不拔、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也被喻为新亚精神。
    第二天安排了一个讲座,是与方梓勋教授的学生讨论文学翻译的境界。方教授开车来接我,顺路已搭载了两个他的研究生,全无一点师道尊严的架子。我们开始点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不同翻译,全场一时鸦雀无声(那是争论前的沉默),我瞥一眼方教授,只见这位在翻译界赫赫有名的前辈竟亦在凝神静听,低头若有所思,心中不觉感动,而方教授 ——  
    第三天晚上读方教授翻译的Snow in August(《八月雪》)。这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作品。方教授译文之洒脱自如,可用沁人心脾来形容,全书读之深刻而不做作,哲思而不卖弄。没想到这一读开去,便放不下来了  ——竟有一种久违了的莎士比亚风骨——索性忘了困倦,把它一气读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高行健著作。这原是一部中文剧本,却以英语作品的形式介入我的视野,未免有点感慨。而我初知高行健其人,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2000年,那一年我适逢在美国,当时海内外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把诺贝尔文学奖和政治原因牵扯在一起,我亦信以为真,对高行健其人便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众所周知,文人倘若卷入了政治旋窝,往往不能说出真话,久而久之恐怕连真伪都不能辨别了。如今读了《八月雪》的译本,对高行健才算有了新的认识,于是禁不住找来他的获奖作品《灵山》,细细读下去,方发觉一向自诩独立独行的我亦免不了被表象迷惑,一些话听得多了,便以为是真理,作者的书一字未读,却先对作者有了成见,差一点便和这位大师失之交臂。
    而在内地同行中,知道高行健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我接触到的同行学者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高是才华横溢、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对他迟迟未归感到非常遗憾,这类学者包括国内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士,他们大抵处于学术界的前沿,对高及其作品有直接而真实的接触;另一类则把高行健政治化,借此贬低国内已露端倪的高行健研究探索,这类学者一般并没有认真读过、甚至从来没有读过高的作品,难免人云亦云。当然,知其文而依然不以为然,这也是正常的现象,文学批评欢迎百家争鸣,而至于有个别学者出于某种心态或某种目的而挥拳相向,那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三)
    此后不久,却见到了高行健本人。2008年,依然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近三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同聚祖尧堂,一起审视高行健与中国文化的独特艺术取态,探问民族文学与跨文化美学等命题。高行健亦全程出席。
    刘再复是在座的嘉宾之一,他的一些作品我多年前早已拜读,仰慕已久,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名字似乎淡出了内地的学术界,当然,也可能是我的目光逐渐淡出了熙熙攘攘的学术圈,没有注意到他的名字,岂料这回能够听他亲自论述“后诺贝尔时期高行健的新思索”。而听着杜特莱(Noel Dutrait)等外国学者用纯熟的汉语自由流畅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享受。
    高行健产生的丰富内存令学者们非常感兴趣,晚膳时,大家不觉又走进了《灵山》的人物特色“你”“我”“他”之中,相谈甚欢。众所周知,《灵山》95年由杜特莱及其夫人丽丽安译成法文出版,读者反响热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称此举“是很重要的贡献”[2]。席间田本相教授建议以此为题,赋诗一首,谈笑间,你一言,我一句,很快联成一首,大家拍手称好。巧的是,在座的杜特莱教授随身携着一本法文版《灵山》,田本相于是亲自执笔,把诗题在扉页上。第二天早上,我们乘车前往祖尧堂,途中杜特莱取出书,与高行健凑在一起,指着题诗轻声讨论,两人脸上均露出孩童般的纯真笑意。
    此后又读到了高行健的《论创作》,其中可圈可点之处,建议读者们亲自阅读。书中的一些章节,我拿到课堂上朗读,学生们亦非常感兴趣。前不久,方梓勋教授和高行健的合著《论戏剧》也已经出版,很是期待。
                                            (四)
    2010年4月,“英译中国文学”研讨会在祖尧堂举行,该会由中文大学翻译系和牛津大学中国研究院、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联合举办,旨在纪念著名汉学家及翻译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
    霍克思一生著译丰富,其中两项重要成就足以令他名垂青史:一是翻译《楚辞》,另外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当年辞去牛津大学系主任的职务,把《红楼梦》前八十回翻译成漂亮的英文(后四十回由他的女婿闵福德译成),其译文有神工鬼斧之妙,令人不可思议。
    记得一次在校园里偶遇刚接任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一职的黄国彬教授,来去匆忙,短短三言两语,却聊到了《红楼梦》译本的话题,说到“红楼梦”三字,黄教授眼睛里分明闪过一缕柔和而明亮的光彩,可知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这次在会上得知,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霍克思的女婿、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闵福德携助手出席了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谈到,当年霍克思翻译《红楼梦》,并没有拿到分毫科研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资助,但他坚持不懈,终获成功。
    闵福德教授向大家展示了一些霍克思生前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他在1948-51年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和一些留学生的合影,这些飘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年青学者,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中几乎无一例外遭到审查和拘留。历史也许开了个玩笑,多年以后,这班当年被我们疑为“间谍”的年青学者大多成为了纵横国际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把瑰丽的中华文化和文明介绍到海外。
    另外一幅是霍克思置身于大自然中的照片,阳光洒落在他前面的鲜花上,与他宁静的表情交融映衬,显得十分生动。这是霍克思生前最喜欢的照片之一。霍克思热爱大自然,常常在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和灵感。这使我想起“大自然使人高贵”[3]这句话。遥想当年庄子把众人视为无用的大树“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在树边悠闲徘徊,在树下逍遥寝卧,这一份浪漫的想象,莫说今天遍寻不着,就连抬头可见的星空,现代的斯文人也不屑一顾。我们舞动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跟在别人后面,一拥而上,向前冲刺,并不知道冲向何处,为何而冲,只知道冲在前面或能得到“好处”。而得到“好处”的人,一些大概是跑得比别人快,但相当一些恐怕是横冲直撞,甚至是射了暗箭过来的,而正是这种不明所以的收益令我们迷惑、令我们着迷,令我们身心俱疲!我们竟然忘记了最宝贵的财富其实就在身边,那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大自然。

    寥寥数次的学术活动,于我对香港文化的了解,未免如管中窥豹,不过略见一斑,然而足以见证香港乃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香港文学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特色,在文学趋于市场化、政治化及边缘化的现实环境中静静渗发出一股淡雅而浓郁的人文气息,它把来自世界各地、志趣大抵相投的学者们凝聚于一角,平心静气地交流自己对人类行为乃至人性的思考,使渺小的个人能够萌发一些美好的理想或梦想。

2010/10/26 定稿于法国艾克斯城
注:该文初稿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中西与新旧——香港文学的交会”研讨会发言稿


[1]钱钢、胡劲草,出类拔萃之辈――留美幼童的故事(下),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4-04/28/content_863562.htm

[2] Taiwan Panorama 台灣光華, “‘中國文學已經走進世界舞台!’──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馬悅然專访”,2001年3月

[3] “Nature was ennobling.” 美国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 的主旨之一,主要作家包括爱默生、梭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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