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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浪迹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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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4 17:11:0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黄永玉:浪迹文学江湖
发布时间:2013-12-03
| 时代周报 | 260期

黄永玉
1924年生,湖南凤凰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创作水墨、水彩、油画、雕塑、木刻、版画,也写诗、散文、小说、剧本。出版多种画册,著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书。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八十岁时,黄永玉写:“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九十岁时,黄永玉写:“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稿费太低了。董桥也评价,黄永玉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对此,黄永玉老老实实地说:“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2013年10月起,“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巡展,展示的正是黄永玉的文学之长。


黄永玉为沈从文《边城》所做木刻
上海三剑客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永玉、汪曾祺、黄裳“三剑客”结成好友,这是三人成长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段。1946年,汪曾祺在致沈从文的信中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像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黄裳后来亦回忆:“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讯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作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曾祺在‘文革’后期,入样板团,以《沙家浜》一剧名世,还上了天安门。当时我在干校,为此还挨了一场批斗,思之惘然。”
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如兄弟到淡如水,也许是大时代风雨洗礼的产物。汪曾祺逝世后,黄永玉回忆:“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黄永玉回忆师友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没有写到汪曾祺。
香港忘年交
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里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黄永玉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廖冰兄根本没有发掘自己。后来黄永玉解释:“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在香港,黄永玉曾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查良镛(笔名金庸)、陈文统(笔名梁羽生)。也是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香港当年有一家叫“美利坚”的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黄永玉和朋友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他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交上画,叶灵凤预支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也常陪聂绀弩打发寂寞时光。有次两人走在街上,黄永玉告诉聂绀弩有个很好的故事。聂绀弩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黄永玉后来说:“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黄永玉和金庸同年,当年叫他“小查”。几十年后,黄永玉的画展在香港举办,金庸去捧场,吃饭时,黄永玉指着身旁的金庸对大家说:“他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黄永玉,请他谈金庸,黄永玉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从容对待”“文革”岁月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黄永玉只读过中学,后来都任教高校。黄永玉说:“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
黄永玉自述:“有幸沈从文是我表叔,他给了我文人良心。有幸认识聂绀弩先生,他给了我文学钥匙。我懂得人生险恶利害,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哑巴,肚子里清楚明白。也懂得为恶者读书更恶,书跟善恶两边都是朋友,出了事,谁也救不了谁!我一生读和写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兴趣。”
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黄永玉遭遇了著名的 “黑画”事件。事后,黄永玉说:“所谓的‘黑画’,那个猫头鹰事件,他为什么说我画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让他说为什么,他也是说不出来的。不要讲出意思来画画,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有坏。上海有个画家画一个笑眯眯的苏东坡,叫《中苏友好》,苏东坡和他爸爸比,小一点,和他弟弟比,大一点,就不是大苏,不是小苏,是中苏,笑眯眯就是友好。还有一个画家画一张《又红又专》,画一块砖,红砖,就是又红又专。现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不追究了。”
动荡岁月里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痛苦吗?黄永玉回忆:“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划奴隶船的人,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发言,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来批判我,说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啦。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文革”时,有次难得地,沈从文在街上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时间,沈从文只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
晚年置豪宅:“就是艺术创作”
黄永玉画风多变,晚年热衷于置办豪宅: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他说:“我那是发疯了,神经病嘛。我研究过我自己,怎么到处都有房子?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个艺术上的创作。借用素材来创作,每一个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对画画,黄永玉自有一套看法:“我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又说:“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贡献啦,全是扯淡的。人家问毕加索:‘你的画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很有意义。”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黄永玉和他的老朋友们从容且长寿。他说:“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要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的传记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黄永玉木刻代表作之一《鹅城》
记者手记
黄老大的英雄会
黄永玉八十岁时,我在广州专访过他。老先生出场时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之人均不由自主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相机从不同角度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说话时只好凑近了提高声调,顿时没了距离感。一会儿工夫,就知道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黄老大的英雄会变成了黄爷爷的故事会。
2005年8月13日,我到北京,参加了黄永玉在万荷堂举办的生日酒会,见识了各界名流。万荷堂中,黄永玉居住的地方名为“老子居”,那张其大无比的睡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子居”外的另一个院子是荷塘所在,数亩地大的池子栽满荷花,顿感“十万狂花入梦寐,一袭清馥逸荷塘”并非吹嘘。在万荷堂,我见过一张大合影,其中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丁聪和沈峻夫妇、王世襄、范用等,后来我都采访过他们—再回想万荷堂的盛会,心中竟有别样滋味。
2007年3月,我再去万荷堂,依然是黄永玉的英雄会,依然听他讲故事。当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还去了同住通州的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家,一天之中感受了兄弟俩的不同风范,煞是有趣。
在任何一个场合,黄永玉的口才和气场使他总是当第一男主角。晚餐时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乒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谈起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眯眯的黄永玉仿佛在讲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我也听过多次黄永玉笑谈“死”:“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嘛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骨灰不放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那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人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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