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写天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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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写天书的人

徐冰本人

编辑：杨明媚

上世纪70年代末，徐冰还是一名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学生，住在一栋宿舍楼的618寝室。高名潞、周彦、舒群等人常在对面的616寝室开会；这些人是“85美术运动”的弄潮儿。和对门的同学相比，徐冰自称迂腐，“当星星画派在美术馆墙外做展览时，我还在画石膏呢”。徐冰清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在高名潞家见到舒群时，舒群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现代艺术不可能在学院里。”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徐冰弄懵了。那时，徐冰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艺术。如今，他已是西方世界中最有号召力、最受关注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80年代，徐冰创作的《乡村系列》。

他的目光越过人群，停留在那些闪烁的指示牌上，若有所思。他伸手去取免费机场指南，快速地翻动，上面画有各种图示、标志，从禁止扔垃圾到向左转。这些手册最后被他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这是一个神奇的登机客，一个奇特的旅人，52岁的他看起来像个韩国人，戴着哈利·波特式圆黑眼镜，笑起来还有两颗若隐若现的虎牙。

这个男人名叫徐冰，那些机场指南手册以及别的报刊剪报、印刷品，在5年时间内，纷纷落入他的手中，辗转被存放到纽约布鲁克林徐冰工作室的两个大箱子里——那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视觉符号的平面出版物。

上《天》入《地》

徐冰收集宣传册的习惯一直持续到2007年，彼时，他“正在写一本小说，”所以随身携带一个硬皮本，但上面没有一个字，“我想用视觉符号来写一本小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老人还是孩子，都能看得懂。”徐冰的女儿徐丝易喜欢翻阅这本书，上面讲的是一个人，要赶飞机，早上被闹钟闹醒，急急忙忙出门打车，但交通很堵，他好不容易打上车……这大概是一个人一天里发生的故事，其中还有传递信件或情书的细节，这本“小说”后来被徐冰命名为《地书》。

这跟他之前的完全无人能懂的《天书》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1988年，当中国艺术家都在仰望西方的时候，徐冰已经从中国元素中获得了巨大的灵感。那时还在中央美院做一名素描教师的徐冰决定闭门设计刻制一种新的汉字，他开始创造这些谁也不认识的“伪汉字”，竟然多达4000余字，然后还要将它们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印刷100套。

但在印刷过程中，徐冰碰到了一个具体的难题：手工木活字的技术已失传，在印刷的时候这些刻出来的字会因为跟纸张的角度不是直角而印得不平整。此时，徐冰的动手能力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精细技术的掌控能力就表现出来了，他更像是那个活版印刷的先驱毕昇。最后，当北京郊区大兴一个印刷厂的老师傅对试印出的第一页《天书》透露出惊讶和敬佩的表情时，徐冰的得意达到了顶点。

《天书》是用古代卷轴装裱的巨大作品，制作极为考究，当它作为“徐冰版画展”的一部分出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时，即刻引起国内外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形成被称为“徐冰现象”的讨论。这些铺天盖地的装置是那么让人敬畏，然而上面的汉字却是在人们现有的知识认知范围之外的，在这些精美的“经典”里读不出任何内容。这似乎有些禅学的意味，就像徐冰喜欢的禅宗里面的那句话“在没有任何概念可参照的条件下佛才出现”，意思就是在完全没有知识概念的状态下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价值，而这样的《天书》让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感到是“对传统文化的侮辱”。

“文字本来是用来交流、传递的，但我的文字是一个不好用的系统。它们通过给人找麻烦、切断人正常的思维和声东击西这种方式起作用。这对开启人的思维是有作用的，就像电脑，死机之后，重新启动它，就会获得新的运行空间。”话虽如此，《天书》毕竟对当时的艺术观念形成了强烈冲击，一时间褒贬不一，一些老先生认为这个很有功底和潜力的青年艺术家走上了一条“令人惋惜”的“不归之路”。

处境尴尬的徐冰到了2007年，突然有了新的变化，他几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借助电脑软件完成了连文盲都能看懂的“新象形文字”——《地书》。这是徐冰运用几年来搜集整理出的一套“标识语言”写成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世界语的乌托邦。可以说，《地书》是在用国际通用的形象符号讲述一个故事，读者不管是哪种文化背景，只要他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就可以读懂这本书。徐冰坦言：《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我知道这个理想有点太大了，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按照徐冰《新英文书法》规则书写的《百家姓》。

毛泽东教出来的

声名远播的《天书》虽然为年轻的艺术家迎来了声誉，但同时也受到保守的艺评家的批评，称此作品为“鬼打墙艺术”，意为“艺术家思维及作品有严重问题而深陷此中不能自拔。”但这却恰好为徐冰另一个作品提供了灵感。1990年，徐冰拓印了一段长城烽火台的石头，并将其称为《鬼打墙》。这件巨大的作品（大约高15m，宽15m，长32m）是基于“实物的痕迹转印”这一概念，是把方寸当中的版画刻痕扩展到任何实物品上的痕迹。这种与实物真实接触的拓印方式不仅给作品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让人感受到徐冰身上一股隐隐的鬼气。

事实上，徐冰身上的鬼气自毛泽东时代就已开始酝酿。70年代初高中毕业时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小高潮，徐冰去了当时北京最穷的延庆县花盆公社收粮沟村插队，在那里出黑板报、编油印刊物《烂漫山花》、给老乡画极具王式廓风格的素描、读《毛选》，“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每逢有村民结婚，都喜欢请徐冰去布置洞房，“在收粮沟接触到的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1977年考入中央美院版画系后，徐冰是“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感觉”。当时的中央美院还在王府井，但徐冰“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老师在点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

在80年代西方文化潮流的涌进下，新潮艺术不断兴起，西方的各种流派和艺术样式令人眼花缭乱，在1989年中国第一次现代艺术大展后，中国文化界很沉默。次年７月，35岁的徐冰作为荣誉艺术家受邀到美国访问。在美国中部，有版画传统，在那里徐冰开始学了一段时间西方羊皮书制作，包括手工做纸、排字、西方艺术装订。1993年3月，徐冰去了纽约。当时，一个艺术家朋友正要回国，他把在东村租的一间地下室转给了徐冰。有半年时间，两人生活在一起。朋友还把徐冰爱去的地方，画在一张地图上，在上面标着某某餐馆怎么样，哪里有个酒吧，哪里有一个同性恋书店。

从此，徐冰开始参与西方当代艺术的活动。展览、交流、演讲的邀请充斥着赴美之后徐冰的生活，这种情形到1999年形成高峰，在那一年，徐冰因为他的《新英文书法》而被授予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新英文书法》其实是《天书》的后续，以方块字的架构书写英文单词，作品在本质上同《天书》一样，是徐冰对人类已有概念和思维的挑战。

《新英文书法》的获奖对在异国他乡，渴望进入西方主流艺术体系瞧个究竟的徐冰来说，是莫大的认可。在纽约有人问：“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坦然作答：“你们是波伊斯(德国现代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概念，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家最有影响力的人)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既凶又美

2001年，徐冰创作的《自由鸟》。

徐冰喜爱穿白衬衫——他称之为“最隆重的打扮”。无论是自己盛大的个展开幕式，还是在各种接受采访的场合，白衬衫成为徐冰的“指定专用服装”，也成为他形象的一部分，“白色没有特别倾向，没有内容，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正如他“变废为宝”的大型新作《凤凰》一样。

旅美18年，徐冰回国后第一次踏进北京CBD的工地时，就被建筑废料的原始粗陋的美感，被高楼大厦背后的真相深深吸引。他同意了委托方的邀请，决定用这些建筑废料制作艺术品，最终的形态将是中国人熟悉并喜爱的吉祥图腾——凤凰。

从此，徐冰迷上这些垃圾。于是，塑料安全帽、屡见不鲜的红蓝彩条布、铁锹、钢管等等统统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我希望它很浪漫，很美，同时又很凶猛，带有神性，怪异同时又非常现实。它用一种非常低廉的材料来打扮自己，让自己变得很有尊严，又带着伤痕累累的感觉，这就是《凤凰》的感人之处。”

按照计划，《凤凰》会被放置在北京CBD某栋新建的大厦之中，据“楼书”描述，这座建筑采用透明玻璃为主体，按照钻石的形状建造，而《凤凰》将被放在辉煌的大堂中。可以想像它那粗糙带有原始气息的样子，将与现代化建筑的精致科学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对比恰恰可以将人们的思考带入繁荣背后的现实之中。然而《凤凰》的诞生却历经磨难，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委托方资金的匮乏，几乎断绝了它出生的可能。

最终，《凤凰》经历两年多的曲折后，还是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亮相了，媒体很快将它与当前流行的“环保”、“低碳”这些概念扯上关系，这无非是《凤凰》给大家制造的话题或者说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凤凰》无法脱离它“破烂”的本质，用徐冰的话来描述，“它既凶又美，用这些破的材料弄出这么个大鸟来，感觉凤凰自己在制造一种伪装。好像凤凰为本身的生理做驱动，它就要梳理羽毛，让自己变得好看起来。就像穷人没有好的化妆品一样，最后用什么东西给自己乱抹一通，这也是民间艺术大红大绿的来源。”

2010年世博会开幕前，徐冰亲赴上海，完成了《凤凰》在世博园内最后的吊装。它出现在世博园“宝钢大舞台”室内——这里有原来废旧钢铁厂建筑的遗迹，充满了流水线以及钢架结构强硬又有张力的线条。与此同时，关于《凤凰》的争论也纷至沓来。根据调查，路过《凤凰》现场的老百姓，包括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对它都非常喜欢，但也有疑问。比如，有人认为它的造型太柔美，特别是晚上点燃灯光的时候。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觉得它看上去十分丑陋，还有批评的声音指出，这个作品太笨了，太“费劲”了——徐冰过去的作品都是四两拨千斤的，但现在这个变成“千斤拨四两”，因此太不“徐冰”了……

对于诸多争议，徐冰总是付诸一笑，“美或丑并不重要，我感到高兴和满意的是它的唯一性——它的这种感觉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获得，也不可能诞生。”意大利批评家Russo也说，《凤凰》是他“唯一看到的使用中国人的态度来制作的艺术”。或许，对徐冰的作品，西方人的理解更为独到，徐冰也给自己做了定位：“这个社会进入现代，我就是现代艺术家；进入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给我甩到国外，我就是国际艺术家；回到中国，中国是最具实用性的地方，我就应该是最具实用性的中国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