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陈旧与倾向的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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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陈旧与倾向的偏狭

——对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批评

昌　咏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部好看的中篇，但绝对不是一篇优秀的中篇。
　　说它好看，是小说以极致化艺术手法描述了大学特困生的生活之困和就业之难这一热门话题，较为巧妙地迎合了时下社会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心理和情绪，可乐式地满足了不少读者对底层生活猎奇式的想象和非理性情绪宣泄。但是，把它评为“2013年最佳中篇小说”（《中国作家》　杂志社和中国小说学会分别评为第一名和第三名）却是大有问题的。这种定位，如果不是表明2013年中篇小说整体创作水平欠佳，那就是再次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机制的根本性缺陷，抑或是泄露了评委们在审美和价值取向上的固执“偏见”。因为，这是一部写作经验陈旧和价值取向偏狭的作品，它导致的负面效果会远远大于其给读者们带来审美上的廉价“感动”，更为严重的是，它很可能让年轻的读者不经意陷入认知的错误和价值的迷失。

经验的陈旧掩藏不住作家对写作对象的隔膜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白烨以　《直面新现实，讲述新故事》为题总结2013年小说创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是讲述山里娃涂自强在武汉这个大都市里奋斗艰难与不幸的故事，大体也属于直面“新现实”的“新故事”，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我们不妨就用现实主义标准来考量。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恩格斯的观点，无疑是真实性和倾向性。无论历史如何进步，理论如何发展，但这两个基本范畴的理解是普遍的。即便是号称“现实主义不孝之子”的同代作家阎连科也认为：现实主义写作的两块根本的基石“就是经验与真实。经验是现实主义的土壤，是每个读者感同身受的必须，是作家与读者共同体验的默契。而真实则是土壤的结果，是作家的目的。是作家通过经验向读者可靠的传递，也是作家从读者那儿获得认同和尊敬的砝码。”（阎连科《发现小说》）这段洋溢着激情和充满隐喻风格的论述，较为准确地论述了经验与真实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石地位。那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作家经验和真实性如何呢，它经得住读者的考问吗？不妨从两个方面验证，一是笔者个人读大学和教大学的经验，其次是解读小说中提到的细节。我也来自贫困农村家庭，1993年上大学，曾经在湖北十堰市———小说中提到的贫困女生的家乡———有近十年的高校生活和工作经验，以及在上海的大学十多年生活与工作经历。因生活经历和工作关系，对大学生活和特困生有相当的了解乃至体验。读了涂自强的悲伤，我感到作家对特困生的经验是陈旧的，也是匮乏的。涂自强在乡村的生活故事，如果放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乃至中期，是真实的也是普遍的，我们读者大抵会相信。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特困生问题及其报道是1995年前后成为高校乃至教育界的热点问题）就不难理解，报告的细节更加真实和感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老故事放在21世纪（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作为“新故事”来讲，就有问题了。至少给人不真实感，因为今天特困生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已经大大不同了。今天特困生的最大问题是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有了大病没有钱治、跟不上时尚潮流的自卑感强等心理问题、英语底子差、毕业后留在城里缺少关系后台难得找到好工作、找对象难等等。作家对于特困生的经验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1990年代的记忆里，现在把这些过时的“经验”拿出来和21世纪的大学与城市穿越式嫁接，殊不知失去了现实这个“土壤”，自然就让我们感觉不真实。当然，我这里不是说不可以讲“旧故事”，而是说，你不能把“旧故事”当作“新经验”来玩弄，进而告诉读者，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现实”。读者真的像涂自强那样好糊弄吗？
　　其次，从创作来看，作家违背了现实主义创造的原则。涂自强是小说塑造的典型人物，对于这个人物，无论采用的是合成法，还是原型法，都是大可质疑的。作为原型人物（是不是真有原型，我们尚不得而知），他的性格和经历应该有很强的现实生活基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者把涂自强这个来自贫穷山区小孩，作为纯自然生态的山水和善良人情与民俗孕育出来的淳朴勤劳、吃苦节俭、乐天认命的象征，这种品格即便在都市多年也丝毫不受污染，纯得让同学们觉得他傻得可爱，可以对他肆无忌惮地开玩笑。我要问的是，在连原始的湖北神农架、云南香格里拉这样的化外之境也被商业文明严重侵染的今天，这种纯而又纯的“神人”在哪儿？典型性何在？当我们的作家把这种农业生态文明下的人格（比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废名笔下的三姑娘、老舍笔下进城前的祥子）放置在被商业文明严重侵染的今天，置换其生存的环境，其存在也失去合理性（在很多作家眼中，城市是恶的代名词，即使善良正直的人如祥子到城里也注定“被堕落”）。失去典型环境（土壤）熏陶的人，其人物的典型性也失去合法性和真实感。有人或许要反驳说，每当涂自强和现实世界发生抵牾或者不和谐，他不是也有过反省和自我解嘲吗？但是，这都不构成对他性格的改变，而是其化外性格的强化和突出。当然，我也不是说，涂自强身上的这些品格在商业社会语境下没有存在必要性，而是说，在涂自强身上还应该有一些商业社会应该有的品格，或者说，他应该是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混合儿，这才符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辩证法，才会有真实感。如果说，对于涂自强性格和形象的突出采用的是合成法，把生活中别的人和事，围绕其性格和命运逻辑有机组合起来。但是方方对涂自强的形象合成缺少有机性，有严重的拼凑痕迹，犯了鲁迅当年批评问题小说过于巧合的毛病。如果说涂自强离开村庄上大学戏剧性遇到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助，还仅仅是喜剧性巧合，那涂自强一连串的不幸（为了突出他的不幸，让一家五口人都承受厄运：哥哥外出挖煤死掉；姐姐外出打工从此下落不明；父亲突然意外死亡；　母亲被房屋倒塌掩埋；涂自强也染上肺癌晚期）就不是巧合能解释得了的。无论如何，这些非人力的意外（缺少必要的内在逻辑）集合在一个人，一个家庭身上是巧合不起来的，除非生拼硬凑。退一万步说，即使所有的巧合集合在涂自强身上，但涂自强的遭际和命运也没有典型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有权虚构，也需要虚构，但艺术虚构的权利不能超越读者理解的极限，这是作家和读者无声的契约，不可僭越。
　　方方在塑造涂自强“这一个”时，不仅经验陈旧，而且违背典型化塑造的原则，她欲求靠自己老练的写作技巧图解抽象化的理念，其结果是只能感动那些对于底层，对于当下社会缺少真实了解，而仅仅靠空洞理论和僵化概念生活的人。

倾向的偏狭导致作品价值浅薄与信仰迷失

　　倾向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基本原则。无论如何，不管真实与否，涂自强的命运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涂自强的不幸根源何在?按照涂自强的理解，这是命运悲剧，题目和文中不时强调“这只是我个人的悲伤”。但是，结尾通过赵同学的反问把答案推给读者和社会：“他想起他这个一直在闷头努力的同学。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显然，这又是提示我们不能再简单认为这是涂自强的个人悲剧。难道是社会悲剧，抑或性格悲剧？
　　我们认为涂自强确实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算不得悲剧，他的贫穷有社会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但他得肺癌晚期，确是偶然的，并不是社会历史外在因素导致，不要说一个大学毕业才两年的学生患上这病的概率不高，即使得了也是个人的不幸，绝不是社会导致的不幸。你可以说，涂自强不能在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是制度性缺失。你也可以说，她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的生活和生存危机也是目前社会制度和机制的缺位，有社会悲剧的意味，但整体上却不能把得癌症晚期这种不治之症作为社会悲剧的理由。
　　涂自强的不幸也不是性格悲剧。涂自强的性格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并没有格格不入，他对生活一直是感激和充满乐观的。性格悲剧是主人公的性格和环境强烈的对抗和冲突而导致其巨大的创伤和毁灭。涂自强一直在努力适应环境，改变自身命运和状态，只是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不能给他时间来实现梦想，是壮志未酬的遗憾和叹息。
　　那，涂自强的不幸真是命运悲剧吗？命运悲剧是一个人的命被上天注定，可他一定要像俄狄浦斯王那样去和命运抗争，改变命运，结果摆脱不了失败和被毁灭的结局（恰如主人公名字“涂自强”的隐喻）。这一点，似乎很契合涂自强的遭际。这既是作家的理解，也是社会上普遍的情绪，这也是小说获得好评，认为它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重要因素。但是，我要说，这是表面的真实，不是社会内在的真实，这恰恰是恩格斯和卢卡奇在倡导“现实主义伟大胜利”时要反对的对现实的肤浅理解。按照流行的理解，涂自强的自身短板（“不幸”）———出身贫穷（一贫如洗，“家里还蹲着个老娘，找你还不死定了”，没有社会关系（“在城里连半个关系都没有”），没有读成研究生，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等等，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最近网络上流传的博文《寒门再难出贵子》也持大抵类似观点和情绪）。但是，我要说的是，她过于看重客观现实对人的压抑和控制，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和总体性缺乏认知和信念。个人的后天努力是可以改变出身的，这符合主体性哲学，也符合中国近些年城市新移民的事实。在滚滚城市移民大潮中，在新的小康之家，在新中产的诞生群体中，有多少人曾经是“涂自强”？涂自强大学毕业也有过美好的梦想。应该说，这些梦想如穿西装、开小车、住楼房、拥有完整而幸福的小家等不过是小康之家的标准，既务实，也切实可行。何况，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三个十年的规划，也有足够的耐心。“属于未来”的涂自强对老板说：“给我十年时间，我也会成你今天这样。”工作之初的他肯努力、付出，加上节俭，这些小说都有交代和描绘。按照常识经验（有今天千百万小康和中产者的奋斗史可以证明），涂自强的成功只需假以时日。但残酷的作家不给涂自强时间，只安排他奋斗两年，让还在贫困和人生低谷中挣扎的他结束年轻的生命。这既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也不符合现实主义对人物成长考验的内在逻辑。因此，把涂自强的“不幸”归结为命运，进而试图将这种“不幸”典型化，是唯心主义的，违背了历史的整体真实。再退一步说，即便是没有那么多从底层走出的“涂自强们”的成功史做明证，但如果按照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看法，“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
　　除此之外，它还认识和刻画一种在刻画时仍处于萌芽的状态、其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掌握和刻画这样一些潜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锋们在文学方面所要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卢卡奇　《现实主义辩》）作为著名作家的方方有义务把这个历史必然趋势或倾向提前展示出来，给无以数计在底层煎熬和奋斗的“涂自强们”以希望和信念。很可惜，我们的作家与之失之交臂，偏执而狭隘地把涂自强的不幸归结为命运的不公这一似是而非的价值命题。
　　对现实的超越，实现历史总体性特质，提供精神的信仰，在更高层面实现对现实主义的回归，是包括《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在内的当前底层写作的阿喀琉斯之踵。很多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日常局部现实的荒谬和不合理性时，投入和显示了少有的犀利和热情，但在对整体现实的探索和对理想信念的彰显上却表现出无力和苍白。套用阎连科的话：“是无能力，更是不愿意。这才是今天现实主义写作向深层真实掘进停滞的根由之所在。”（阎连科《发现小说》）毋庸置疑，这是摆在当代作家和批评家面前极其严肃而迫切的问题。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我们的作家对于社会的内在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无法把握，对个体主体性投了不信任票，对社会总体性表示了冷漠或嘲笑，因而就不会把“涂自强们”的解放和希望寄托在社会历史进步上，寄托在制度的完善和机制的改进上。一旦在现存社会里找不到信仰的理由和可能，她就把信仰寄托在宗教上，于是，涂自强把母亲托付给莲溪寺，背着“一尊观音菩萨像”，“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平静地服从命运给他的最后安排。宗教给了涂自强命运，宗教也一并交给了他平静。我相信，很多人读到这个结局会唏嘘不已，也会认同作家的观点：这是涂自强的命，这种命运降落在谁的头上也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宗教神奇的效果在这些人身上就出现了，宗教也就此成为无历史无地域的所在了。我每每读到这里，内心非但不平静，反而不寒而栗。如果仅仅是涂自强一个人的选择倒无所谓，要是绝大多数在底层挣扎、失意与痛苦中的“涂自强们”都抱有如此信仰，靠如此信仰摆脱苦难的话，这个社会就要退回到中世纪了，这将是人类历史的大退步。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难道，现实主义的文学就是要人放弃对抗现实，屈从命运，从宗教中获得解脱与宁静吗？显然，这不符合基本的人性，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更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如果不对此价值观进行甄别和校正的话，这样的作品会贻害年轻的读者。信仰迷失成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又一致命败笔。

应该说，方方的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在真实性和倾向性上犯的常识性失误是今天很多现实主义创作的通病，该小说只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病例。其病根恐怕可从作家们近年来的创作惯性中寻找，也可从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打捞。当务之急，我们更需要正视，当前文学市场上大量充斥着这样的伪现实主义作品，它们作为文学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在快速形塑读者的胃口，以多种形式为大众输送可怕的思想和情感“营养”，悄无声息吞噬文学的健康躯体。剔除伪现实主义作品，让现实主义正本清源，是今日批评者义无反顾的使命。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