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书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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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书的样子
文/止庵

起先有书可读就行，不管书是什么样子。后来渐渐留心这码事了，乃至不无“讲究”。平时到书店一走，这本合意，那本不合意，多少也有一番道理。可是堂而皇之发议论，却觉得并非易事。首先，如同内容一样，书的样子好坏，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次，样子关乎书的成本，印制不佳，没准出版者是有心给你省几个钱呢。然而话说回来，前者并不妨碍表达一己之见，后者也不足以概括全部问题——尤其当今多数情形，恐怕与之恰恰相反：把书印得漂亮，打算让你多花点钱亦未可知。
       这里涉及图书出版之为一种商业行为，而我对此无意置喙；尽管书价高低势必影响读者的购买能力。想说的是，书的样子固然与成本有关，但是二者并非一事。讲得具体一点，样子好，可能成本要高；成本高，样子却不一定好；成本不变，也可以把书做得更好一些。经济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审美问题。
       其实与其说书的样子要好，不如说要恰当，这包括开本、封面、版面、插图、用纸、装订形式诸项。看看现在的书，常常不是“过”，即是“不及”，又以“过”更其多见，殊不知“过犹不及”也。说来精装本未必比简装本强，异型开本未必比普通开本强，封面及版式设计繁复未必比简单强，有插图未必比没插图强。这些话实在“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书籍设计者往往想不到，至少做不到。撇开经济因素不谈，求繁容易，求简则难，可能亦为原因之一。
问题在于怎么才算“恰当”。从前知堂翁评论《王尔德童话》中译本说：“……使我最不满意的却是纸张和印工的太坏，在看惯了粗纸错字的中国本来也不足为奇，但看到王尔德的名字，联想起他的主张与文笔，比较摊在眼前的册子，禁不住发生奇异之感。我们并不敢奢望有什么插画或图案，只求在光洁的白纸上印着清楚的黑字便满足了，因为粗纸错字是对于著者和译者——即使不是对于读者——的一种损害与侮辱。”（《自己的园地》）读者对于图书装帧设计等的基本要求，无非如此；有关王尔德一节，则启示我们书的样子，要与内容相得益彰。王尔德所著，自以印得“唯美”为宜；书里书外，得以一并传达他的意思。
相比之下，周氏自己风格冲淡平和，设计也许反当求简了。我想起一位朋友对我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的批评：“这部书装帧设计之基调，似乎仍偏在‘闲适’的一面，洁净秀逸，清雅得可爱，不过，若开本能够从窄，并且省略掉每篇文章题头与篇尾的小装点，或者更觉简净，更觉大方。”鄙意颇以此言为是。
当然所批评的“每篇文章题头与篇尾的小装点”之类，须得一册在手，才能明白究竟。不如另举封面设计为例。有家出版社近年来印行不少翻译小说，选目都不错，装帧设计却颇不考究。说是精装，其实只是一个硬壳儿，反不如简装感觉舒服。封面时而借用电影画面，与小说内容毫不相干，像《人性的污秽》、《金色的耶路撒冷》、《治疗》、《一场美国梦》等，均是如此。读者如果看过那个电影，更会觉得莫名其妙。倒是采用绘画作品的几种，多少还能对得上号。譬如《纯真年代》封面用的马奈的《阳台》，伊迪丝·华顿笔下的埃伦·奥兰斯卡，与画中以贝尔特·莫里索为模特儿的那位，意蕴的确不无相通之处。
又如重印古籍的两家权威出版社，封面设计原本简洁大方，这几年却变得要么图案过繁，要么色彩过艳。这或许与意在招徕读者有关，但我不知道是否真能达到此种效果。就中有几本封面颜色根本不正。坊间有的书籍，说句不好听的，只要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总归就好一点。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必一概通行，此乃在同一水准说话，并不给低能者以可乘之机。
讲到书的样子，不能不提到插图。插不插图，插什么图，还是要看恰当与否。这也可以举个例子。前些时我写书评，讲过《印象派绘画史》不少好处；若以所配插图——并非原书所有——而论，不能不说这个印本有些毛病。其中不是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所占比例不小；西斯莱、巴齐依、莫里索、卡萨特这些印象派的重要角色，反倒一幅没有。显然配图者资料不全，另找一些来凑数的。然而用处可要大打折扣了。
这里所说，都与一本书的成本无关，至少与直接成本无关。至于为保证质量而需要提高成本的，无须一味节省。偷工减料，不如不干。以黑白插图为例，纸张如果太差，乃至背面字迹透过，也就没法看了。套用前引知堂翁的话，该说：“太差的纸张是对于画家的一种损害与侮辱。”又如封面没有勒口，纸就应该硬些，否则很容易折了角儿。于此等处节省成本，即便旨在降低书价，也是徒劳无益，盖所省有限，所失太多也。
末了强调一句，我发这番议论，乃是基于以下共识：书不止是印了字的一叠纸而已，须得讲究它的样子。否则什么都是白说。记得有朋友告诉我，当初买得一套《神曲》，正是因为印得很好。我自己买书也有类似情况。一本书好，除了内容之外，装帧设计也应该令人满意。蒲宁说：“要知道，上帝是喜欢一切都‘好’的。他看到他的创造物‘非常之好’就会感到高兴。”（《贝尔纳》）借用过来形容书，倒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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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序跋》的序和跋


序

起念编这集子时，我还不无兴致；待到汇总一看，原来稍有分量的，不过两三篇罢了，其他说实话写不写两可。——因想起来，惜乎书名为体例所限，必得是“某某序跋”；不然另起题目，就叫《两可集》好了。盖当初写不写两可，如今出不出亦是两可也。

至于把这些东西归在一起，我也不敢断言就有多大意思。十几年来无非读书作文，未必有所进步；要想由此看出“生命轨迹”之类，恐怕也是徒劳。譬如对散文的意见，现在想的与从前在《樗下随笔》后记中所谈，说来并无区别。虽然后来写的文章，较之从前也许反倒由“淡”趋“浓”，由“疏”转“密”了。这似乎更坐实了“眼高手低”一说。其实径将《樗下随笔》后记移作此集之序，亦无不可。回过头去看为几本随笔集写的序跋，除解题的话外，其余议论均可互相调换。
这么说话未免有点儿泄气；但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讲。文章变化不大，自然并非虚言；假若真有进境，乃在写作之前。我想这对读者，对自己，都是负责任之举。前些时读尤瑟纳尔著《哈德良回忆录》，卷末所附创作笔记有云：“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所论甚得我心。尽管自己写的玩意儿不能与她的巨著相比，“年过四十”的时限因而不妨稍稍前移；然而未曾在特别幼稚时动笔，至今仍引为幸事。
此集所收序跋，限于自家著述，编校的书则不在此列。我写的书，大致可以分为“集”与“书”两类。相对而言，以后一类较为著力，就中《樗下读庄》、《老子演义》二种，尤其如此。此外想写的题目还有几个，譬如关于《论语》、唐诗，都想做些研究工作。来日方长，足堪消磨。——这里提到“研究”，或有自夸之嫌；不外乎读书笔记，只是自成片段而已。以上无论是“集”是“书”，一总皆为读书之作。我是一个普通读者，读什么书纯粹出乎自愿；偶尔发点议论，也是因为确有心得。虽然著之于文，未必有甚价值；然而我自忖也干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事儿了。
话说至此，想起陶渊明《五 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无奈自己读书经年，尚且不能达此境界。然则他说“会意”，显然不是不“解”；“会意”与“甚解”界限何在，或许惟有此老才能省得。我辈才疏学浅，还是用功要紧。不然不是自找借口，就是为陶公所骗了。

后记


今年对我好像不是什么好年头，不是这儿不合适，就是那儿不舒服，光景过去五分之一，稍稍像样儿的文章，才只写成一篇。虽然一向乐得给自己放假，可这回好像也闲得太久了。不过听说果树亦有大小年之分，树犹如此，何况人乎，不算荒年，斯为幸事矣。近日出版社寄校样来，并嘱补写跋文，以期“有头有尾”。我踌躇再三而不能动笔。回过头去把稿子重读一遍，觉得不无顾影自怜之嫌。这本是文人的坏毛病，但是比起洋洋自得，总归略强一点儿。话说至此，想起有朋友道，你总喜欢这么讲话，让人觉得“大傲若谦”。对此实在无言以对。或许大话不绝于耳，真话反而说不得了。平生读书不敢懈怠，作文不敢苟且；真有好处，也是止此而已。然而读书作文本该这样，形容起来只是个“零”罢了。夫有所贡献，方为正数；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则是负数。倘若止此便足以傲视他人，这码事儿怕是根本干不得了。不如焚弃笔砚，另觅事由好了。
       从前我写过几年小说，后来收手了；缘由之一，是读了卡夫卡题为《地洞》之作。我一直想写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岂知人家几十年前已经写过了。说来形容那不知名的小动物惶惶不可终日，进而把地洞营造得尽善尽美，这些我大概还能想得出来；看到卡夫卡写它在洞口另造一个藏身之所，守望着入侵之敌到来，我只好承认自己无论如何力所不及，因为做不到那么彻底，或者说那么残酷。而他的《变形记》、《在流放地》和《饥饿艺术家》，于此可谓一以贯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卡夫卡称为小说的终结者，——起码终结了我的小说之梦。那么我老老实实当个读者罢。
       我读好的文章，也有类似感想。譬如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换个人也许能讲那番道理，但就难以写得如此疏散自在。连他自己同类之作，如《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和《日本美之展现》等，似乎也比不上。我读本雅明的《弗郎兹·卡夫卡》、《讲故事的人》等，还有伍尔夫《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某些篇章，同样觉得不可企及。以上都是译文，好处未免打些折扣。再来看看原创作品，即以周作人为例，他的《乌蓬船》、《苍蝇》、《喝茶》和《故乡的野菜》，兴许还可模仿；若《鬼的生长》、《关于活埋》、《赋得猫》、《无生老母的消息》等，才真是学不来的。读罢深觉自家所作之无可夸耀，非但过去现在，将来还是这样。正如《庄子·秋水》里河伯所说：“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河伯的可笑之处，是先前曾经“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秋水》里另有陷井之蛙，同样讲过“吾乐与”之类傻话，末了也“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要是它们承认自己不无局限，也就不会落到此等地步。河伯无须听北海若一通教训，陷井之蛙则免遭东海之鳖耻笑。《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可见并非要把它们一笔抹杀，问题只是两位妄自尊大，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即使并非“井蛙”、“夏虫”和“曲士”，未必就不“拘于虚”、“笃于时”或“束于教”，假如自以为不得了的话。所以“大”如北海若，尚且要说：“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即此便是“以道观之”；比起“拘于虚”等，不啻天壤之别也。
    然而河伯也好，陷井之蛙也好，虽然自以为是，毕竟出于无知；而且一经点拨，随即醒悟。是以北海若对河伯说：“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世间或有虚张声势者，较之河伯辈，所差又不可以道里计也。而《秋水》未尝言及，是乃人心不古，出乎古人意料之外也。对此大约只能用“不可理喻”来形容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与文学打交道已超过三十年，写现在这路文章也有十五年了，如上所述，并无足以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此其一；对此了然于心，而且并不讳言，此其二；所写文章，大多是对世间的好作品——尤其是对心甘情愿承认写不出来的好作品——的礼赞，此其三。末了一项尤非易事，因为须得分辨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不致混淆是非，乃至以次充好，——这既关乎眼力，又关乎良心；反观自己，于前者不敢妄自菲薄，于后者却是问心无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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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读书略记

文/止庵

从今年起眼睛有点花了，不能再在汽车上看书。对于自己来说，不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欧阳修《归田录》云：“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看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我辈读书，亦多在“三上”——今人乘车，犹如古人骑马也。欧公用意，乃在忙里偷闲；钱公虽然各种情形一概讲到，亦是强调抽空用功。假如将一己时间分为工作与业余两类，这就是业余之外又挤出来一点儿了。

顺便说说一本书与一个人。《奇特的一生》是描写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的“文献性小说”。作者格拉宁说：“他，我们同时代的人，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多思想，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最后几十年——他是八十二岁上死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维效率有增无减。关键不是在数量上，而在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从二十六岁起一直实行“时间统计法”，日一小结，月一大结，年一总结，记录支出的时间，核算工作的效率。书中引用古罗马哲人塞纳卡的话说：“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财产，造物交给我们，归我们所有的，只有这个不断流逝的、不稳定的东西。”这使人想起《论语·子罕》所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若柳氏者，可谓使逝川流得最值当的了。此所以是“奇特的一生”。我二十岁时读这书，受到很大影响。尽管素无建功立业之志，但无所事事、虚度时日，还是觉得难受。哪怕读上一行字，也会感到心安。可以说是患了“时间恐惧症”了。
回过去讲“三上读书”。就我个人而言，车上要占十之七八，其次在枕上，厕上仅为些许零头耳。车上读书，说来话长。小时候无书可读，也少有机会乘车；直到上大学后，才有这码事儿。那年春天，外国文学作品出版解禁；五一前后，新华书店来人发售。记得是在学校食堂门前，书用板车拉来，师生排着队买。我挑了五六种，包括《鲁滨孙漂流记》、《易卜生戏剧四种》、《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我买书生涯的开始，从此就比较系统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不过当时功课很忙，只是回家路上有些工夫。从出校门到乘车换车再步行回家，其间约一小时，正好用来看书。两年时间，足足看了几十部。就中篇幅最大的，要数四册《约翰·克里斯朵夫》。虽是断续读完，至今印象犹深。后来到医院实习，乘车时间稍短，仍旧可以看书。毕业后换过几次单位，总是保持这一习惯。
我说这些，医生、老师看了或许有所非议。其实不但车上，枕上、厕上读书，均非良好健康习惯。但是怎么办呢，人生苦短，此其一；读书成瘾，此其二。自家并不因有这点毛病而后悔也。
公交车上读书，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光线太暗，太亮，或忽暗忽亮，均不合适；第二，有座固佳，站着亦可，但须拿得住，翻得了，看着舒服，不致失手掉下；第三，不可过分专心，是否到站，有无扒窃，尚要时时留意；第四，又以春秋两季为宜，夏天书易为手汗所污，冬天伸不出手，天黑亦早。当然有时难免因陋就简，赶上车里拥挤不堪，也曾高举书本，贴在车顶，照看不误。至于读什么书好，大约首推小说、历史和传记，理论书籍则略有妨碍，随笔类不如留待枕上阅之。那种以图为主的书，总归不大禁看，即便乘车，也是这样。譬如有一次，我从朋友处得到两册幾米的书，没等到家已翻完了。
在火车和飞机上看书，情况有所不同。路途正长，很是踏实。说来这已近乎钱公所谓“坐读”。惟在家取舍随意，这本不愿看了，可以另换一本；路上则无此方便，是以选择携带哪本，十分要紧。我在公司上班时经常出差，行前每每为此花费心思。我曾经说过，旅途读书，有如与人偕行；倘若挑错了书，好比要跟不能相得的人打交道，乃是自找苦吃。当然亦不免有意外发生。譬如有次去东北，带了一本《哈维尔自传》。谁知天气不好，飞机晚飞，我在机场一等再等。于是一遍看完，从头再看二遍；二遍看完，再看三遍。直到第三遍读完还差几十页，终于听到起飞通知。回想起来，的确是本好书，禁得住如此看法。抵达之后，抽空去到书店，想着换本别的看罢。好不容易找到一本，总算可以打发回来的旅程了。
涉及车上读书的中外小说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米歇尔·布托的《变》。小说写一中年男子决意与妻子分居，由巴黎乘火车去罗马看望情妇，准备告诉她不久即能一起生活。开篇就说，“你”——这小说因为首次采用第二人称写法而轰动一时——“另一只手的手指还捏着你刚买的那本书。”继而又说，“你趁这剩下的几分钟不加选择地买了一本书，这本书从此没有离开你的左手。”以后不断提到该书，但是直到完了，心事重重、浮想连翩的“你”也没有看它。这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悬念。作者写道：“你知道书里面有些人物，它们和整个旅程中在这间车室里进出的人们有几分相似，你知道书里会有背景和事物，会有言语交谈和关键性时刻，而这一切构成一个故事……”小说结尾，“你”改变主意，不再去找情妇，也不带她回巴黎去；“你”把那本书拿在手上，想到自己应该写一本书。这提示我们，一切都循环不已：从“你”未曾看过的书，到“你”自己的生活，再到“你”准备写的书——所写的可能就是“你”带上火车的那本书。我一直觉得，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在这样几个维度上展开：生与死，我与他，人与自然，生活与书。假如有“上帝之眼”俯视末了一项，他的看法大概即如布托在《变》中所揭示的那样罢。
以上仅仅说到“三上”之一。关于枕上读书，曾经写过小文，不赘述。厕上读书，则知堂翁早有议论，不妨抄录一段：“但是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苦竹杂记·入厕读书》）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的厕所只是蹲坑，八道湾不知如何。我小时候，茅房也安在院里，每天有人来淘，然而当时尚不懂得读书。“文革”十年，人民生活习惯改变颇多，其中之一是取消了院内设置，改在胡同里修建公共厕所。一排数人挨着，外面往往尚有等候者，倘若拿本书读，岂不应了“占着毛坑不拉屎”的话了么。现在家里有卫生间，厕上读书成为可能，惟此事亦因人而异，在我则获益无多，只是对周氏文中境界更有理解而已。

[附记]《论语·季氏》云：“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亦可用来形容读书。“戒之在色”，心不旁骛；“戒之在斗”，勿要逞强，我于此二者，可谓一得一失。及今眼睛花了，或当以“戒之在得”自慰，亦即顺其自然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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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书房

文/止庵

《我的书房》计有六十位作者，大多数我只知其名。读他们的文章，好比彼此见面；读他们写自己书房的文章，则有如去府上造访一番了。也是一种缘分。

       读毕全书，有些感想。概而言之，作者境遇略近，心境有别。先说第一条。虽然都写“我的书房”，别以为成就了一本“书房大全”；其中多数篇章，写的倒是自己压根儿没有专门的书房。只要看看那些篇名，譬如《有书无斋记》（周有光），《我的书房是分散性的》（张威廉），《我的多功能厅》（方成），《全功能厅》（庞朴），等等，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有两位作者，说法更不约而同：“书斋应该是专门读书写字的，不兼睡觉、会客等他用。这样的书斋，我至今还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舒芜）“我没有书房，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周退密）对此该说些什么呢，《论语》有云“君子固穷”，《庄子》有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话都讲得极好，在这儿都成了空话。还是作为一种真实记录来看罢。无论将来居住条件普遍好转，家家辟有专门书房；抑或读书不再成为需要，书房纯属多此一举，此种记录都不无价值。
       再说第二条。且来抄录两段作者的话：“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龚明德）“有人来坐，常常这样问，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只能笑笑，或随便搪塞一下。这固然是一个‘憨大’问题，一般读书人是不会这样问的，然而它却一直让我困惑，这些书你真的都看过吗？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书中含有的盛意呢？”（王稼句）所讲本是一码事，心境却是两样。自然不能强求一律。然而若要我表态，恐怕更倾向于后者。我也遇过类似问题，径答“不曾”就是了。
不妨多说几句。稼句兄的文章里另有一段话：“我不能忘记，搬家公司的一位外地民工对我说，他也喜欢书，家里也有一些书，但为了生活，不得不离开家乡，不得不离开那些书。我听了很感动，对他来说，家园和书就是那样紧密地联系着。”接下来说：“我比那位民工幸福多了，家园就是我的书房，我在那里起居坐卧，真是舒心极了。”我读了正是感同身受。之所以认同他对“这些书你都看过吗”的态度，有几分原因即在于此。读书是件好事，但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稼句兄讲到“幸福”，在我看来也许当作“幸运”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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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抄书
文/止庵

这里抄书也就是引文的意思。引文较多，有人看不惯，遂贬之曰抄书。这是个老话题，从前就有“文抄公”的说法，特指周作人。被批评者曾辩解道：“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苦竹杂记·后记》)多年后重提旧话，又说：“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大概不被看做缺点了，更有论家视之为独特的文体，认定在其毕生创作中成就最大。但是好像还是特例，引文多亦即抄书仍然时时遭受非议。 　　从前引知堂翁的话看，抄书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其中必然有所选择，进而又涉及引用者的眼光和倾向.这可以理解为是他所采用的一种间接的表述方式，即“不愿意直说”。引用者隐身于被引用者背后，借助别人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有赖于引用者与被引用者之间一种心心相印的契合，他在发现别人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周氏在谈到何以将译文收入自己文集时讲过一番话，可以拿过来说抄书：“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永日集·序》)然而引用者应该领先于至少大多数人知道被引用者的存在，通常所谓发现的意义即在于此；所以非博览群书者不能为之。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谈抄书有无眼光，乃至倾向如何。而如果没有眼光与倾向，则成了掉书袋了.这样抄书，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写法。不过含蓄未必真正合乎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结果引用者隐而不见，大家眼里只有被引用者，所以要提出质疑了。
　　正是上述“借用”说法招来了批评：你为什么不另外讲自己的话呢。这种批评有个前提，即讲自己的话非常容易。恐怕并非如此，“日光之下无新事”。往往我们以为讲的是自己的话，其实不过在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意思。抄书与之的区别，不过其一指明本主，其一有意无意地据为己有罢了。但是揭示这一点，可以用以否定对抄书的否定，却不能因此肯定抄书。问题很简单，既然别人都讲过了，我们难道不能不讲话么。所以抄书还应该有别的道理。
　　胡适曾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文存·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觉得关于白话散文的写作，迄今还没有比这更精辟的意见。这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把写文章与说话联系起来。的确我们写文章就像是说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话习惯，有人喜欢自言自语，有人喜欢与人交谈。区别在于前者自创语境，是主动式的；后者则沿用别人的语境，是被动式的，而这与是否能够说出真正的见解并无关系。抄书有一点儿像后者。可以把这路文章看做引用者与被引用者之间的一场交谈。关键在于抄了别人的话之后，自己究竟说些什么。如果仅仅是表示赞同，旨在做一介绍，那我们真可以称之为抄书了；如果加以引申，发挥，修正，乃至消解，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意见，所引用的话也就不能纯粹被看做引文，该说是不可或缺，融为一体了。这是对前引周氏说法的补充，而他的文章特色之一正在这里。真有见解的话，也就不拘引文之生熟，自可化腐朽为神奇，那么引用者未必非要领先于别人知道被引用者的存在，他找到一个由头足以发现自己就行了。
　　这也涉及文章的技巧问题。引文常常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作者自己的。与人交谈较之自言自语，总归要显得客气一点儿。文章之高下，衡量尺度之一在于作者的态度。而客气之于文章，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好的态度。如果见识不差，又何必急忙开口，不妨略为克制，听听别人的想法再说。此外还与节奏有关。文章中多几种声音，有所变化，读来似乎舒服一些。一个人从头说到底，文章容易过紧过密，板结凝滞；适当穿插一点引文，也就和缓疏散开来了，此之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然这只是有关技巧之一种，并不是什么模式，文章写法多了，不能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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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谈张中行

文/止庵


我还记得当初读到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时那种兴奋心情。此前多年不曾这样，此后也是如此——说老实话，包括读他后来各种著作在内。我过去把他的的书分作三类，一类是讲人或事的，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介绍知识的，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如果让我排一个队，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至于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为“选来选去”者则不在此列。现在还是这般看法。

张中行的文章属于五四之后中国散文的一路；讲得确切一点，张中行等人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兴了中国散文的某种传统。《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装帧欠佳，印数无多。大概无论出版者还是读者，一时都难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话，它们“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较之此前看惯了的东西，的确很是新鲜。其实这一传统早已存在，不过在大家眼里黯淡已久，几乎不知道了。
张中行所承继的散文传统，前人称为“言志”，与“载道”相对；两个词儿分别取自“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本有区别，“志”与“道”更待厘清，不免有些夹缠，所以后来干脆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换成“率性”和“听命”，或许更恰切些。前人提起这个话题，是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言志”这一“流”久矣夫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欬，以后多年却不事写作；但传统在他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而且这路文章本来讲究沉稳恬淡，老年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阅历与感受值得一写，于是乎名满天下。然而自始至终，他只是“率性”，不曾“听命”；或者说，他只“载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这点上，与许多同辈甚至晚辈的人判然有别。
上面提到，张中行等复兴了一个散文传统，但是他与别人又颇不一样。我想举出一位，即比张中行登场稍早，著有《干校六记》、《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的杨绛。之所以如此，因为杨绛的文章同样“率性”而不“听命”；就复兴这一传统而言，当年没有比他们两位影响更大的了。不论彼此高下，毕竟大相径庭。如果说杨绛属于这一传统中偏“洋”的一脉，张中行所承继的就是偏“土”的一脉；更确切地讲，其间有个“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区别不在见识，在于所处立场，以及行文风格。以后两方面而论，张中行更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虽然他可能比我们高明。
不妨回过头去考察一番。先说“洋”与“土”。曾有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带牛油味，无疑是“洋”了；还应该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纯粹。杨绛与他们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于叶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没想到有哪位可以如此形容。再说“贵族化”与“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实秋，废名，台静农，钱钟书，张爱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说来在这一传统之中，“洋”与“贵族化”倒是正宗，虽然诸家于“土”与“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点边儿。这样来看张中行，就知道他的贡献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与“平民化”发挥到了极致。
我这说法，有人或难以苟同。形容张中行比较稳妥的话，相对于“洋”，似乎应该说“中”；相对于“贵族化”，似乎应该说“士大夫气”；此外也许还要添上一个“老”字。但我还是觉得，假如说“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应运而生的“中”；假如说“士大夫气”，他是不离乡壤间的士大夫。至于说张中行不“洋”，不“贵族化”，有人也会持异议。因为第一，他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单就思想来说，其所获益于西方文明者，其实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谓“土”与这无关，我指的是他以什么气分儿来接受这一切，表述这一切。再者，张中行对许多事情的见解与大众并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宽容的。但我所谓“平民化”也与这无关，我是说他总保持着底层姿态，真能体会“食无求饱”、“伤哉贫也”。我曾举出《论语·雍也》的一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为张中行的气象，与此约略相仿。他执着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无意于现代文明的物质。
张中行的文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两方面：其一是他笔下旧日北京大学的生活，尤其是讲到的各位师尊；其一是他所描写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轻而已，绝不猥琐低俗；不过他也不把他们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况。